凡人往事（444）

我，90后，为爱跑到乌克兰，爱情没了，战争来了

Original 自PAI 自PAI 2022-05-30 22:39 Posted on 北京

 

这是《自拍》第298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是一个90后脱口秀喜剧演员，我的艺名叫好笑的林某某。四个月前，我为找回乌克兰恋人，跑到基辅。谁知道，战争比爱情来得更有震撼力，它马上让我变得荒腔走板。

2022年2月24号，我刚刚睡醒，世界就开始走样。这像不像一出荒诞剧：有一个可怜的家伙走错了地方，只为找回爱情，却自投罗网，一头扎进一场战争，而且无法掉头就走。做尽了傻事后，故事急转直下，进入惊魂时刻。基辅这座城在傻小子的冒险中扮演催化剂：你必须来，来了就走不了，走了又不得不回来，而且还得待下去。

我出生在温州瑞安，外公是朝鲜人，朝鲜战争前移居大陆，外婆是台湾人。改革开放后，外公去东北、上海做生意，在上海南京路有店面，在老家建二十多座别墅，算是当地比较有钱的人。

爷爷奶奶是体制内干部，父母也做生意。家里对我没要求，散养。我成绩还好，很讨老师喜欢。无衣食之忧，顺风顺水，从小到大我没遇到过什么难事。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这是我三岁时和妈妈的合影。

奶奶去苏联留过学，会讲俄语。爸爸讲得一口流利英语。爷爷留下大量藏书，我贪读，读我得到的一切书。我最爱的一页是地图，想长大后闯世界，自己写本书。看港台律政剧，又憧憬过当律师，觉得做律师也挺棒。后来不知为何，对波斯有了特别的兴趣，就去找专门的书看，结交中东朋友。

 

这是我中学时喜欢看的书。

我大学读国际贸易。跟父母借一万块钱开“格子铺”——别人的东西放我这寄售，我收租金。还倒卖过电脑，发过传单，奇奇怪怪的事情做很多。别人家里要给两千生活费，我自己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十七岁就经济独立了。

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去派出所实习，写简报，不喜欢。就拿了两万元开奶茶店，又去试了试各种工作，吃穿不愁，却活不出个大意思来。二十岁那年，我的梦想呼之欲出。我圈子里清一色是外国人，我英语好得像母语。看了一本漫画书《我在伊朗长大》，我便很向往，干脆去伊朗。父母反对：美国和伊拉克在打仗，美国和伊朗关系很紧张。

我不顾父母反对，说去就去了。玩一个月后不想走了，我就在当地找学校读书。同学全是大牌记者，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为了玩去学波斯语的，只有我。三个月我就能听会说波斯语了。爱聊、敢说，反正我对他们来说是外国人，有点口音挺可爱的。

 

这是2012年我在伊朗领事馆准备签证去别的国家。

学习期间，我去大马士革，跟着记者们采访叙利亚总统，我帮打灯光。还花十美元买通边境官，进了伊拉克。开车没走多远，前方一声巨响，空中升起蘑菇云，美国军车被炸了。

去了阿富汗，想看巴米扬大佛，可惜被塔利班炸没了。还去了巴基斯坦，想看古文明发祥地，可那里满目疮痍，老百姓眼睛里没光。对比强烈的是迪拜，那里纸醉金迷，全是买买买。这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己感觉对生活把控得很有一套。我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且会继续这样。

 

这是我2016年我在伦敦。

玩得差不多了。我被同学推荐去阿巴斯港口做英语翻译，包吃包住，每月一千八百美金，如何花得完？两年就存下三万多美金。两年后想家了，我决定回国，在宁波一家外贸公司工作。

 

这是2012年我和伊朗女朋友在伊朗。

年轻人的头等大事是谈恋爱。我之前谈过三个女朋友，土耳其的、伊朗的、俄罗斯的。每段都认真谈，每段都失败。我有点心大，每次过后我都对自己说：我还年轻，我有的是机会。

四年前，真正的奇遇来了。我在网上认识她，伊莲娜。那时她在宁波做外教，刚回乌克兰老家。起初，我真没太动心。三个月后，她说她要回上海读语言。我说我去接你，她说可以，我去了，第一眼就被她迷住：疲惫，素颜，但她真的很靓。

她那么得体，又出奇的文静。不像我见过的其他金发碧眼女孩，夸张得让人受不了。我喜欢眼前这个姑娘。我每周三次去上海看她，送鲜花、煲鸡汤，晚上再开车回宁波，睡服务区，醒了去上班。我有个摄影工作室，请她来宁波做模特，拍完再让“客户”转账给她，都是我自己掏钱，她不知道。我想帮她，更想多见她几面。

 

这是2018年伊莲娜在我的摄影工作室拍模特照。

2019年，我请她去香港澳门过元旦。在澳门酒店里，她突然亲我一下，我哭了。她一直若即若离，我追得太辛苦了。回国后，我请她来宁波，她来了，终于和我在一起。我们到处玩，去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她去香港拿签证，我就跑去香港接她。

热恋一年后，我带她回家过年。她懂礼貌，会说简单汉语，父母满心欢喜给她发大红包。初一那天，她跟我全家上山祭祖，俨然一个预备好媳妇儿。

 

这是2020年我和伊莲娜

追到姑娘时，我也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我从小就喜欢美国脱口秀，一直追着看路易•C•K、乔治卡林、大卫夏培尔、克里斯洛克。我大学做过辩手，爱发表观点。脱口秀要在几分钟内把握节奏，用戏剧化转折抖出包袱，让观众笑得措手不及，这太符合我性格，我想干这行。

在饭局上巧遇宁波脱口秀俱乐部老板，立马追过去参加脱口秀剧场练习。经历过被台下观众插话、停演，我还是不断揣摩、练习，大胆上台，最后冷场变笑场，正式签约成为脱口秀演员。

第一次接商家邀请，出场费八千元。一个月给俱乐部演十场，还能接十几场商演，一年能拿一百万。白天做外贸，晚上做脱口秀。伊莲娜给我提供不少灵感，我越做越好。有时一晚上要赶不同的场，飞过去就为上台讲五分钟。半年后，我辞去外贸工作，全职做脱口秀。

 

这是2021年10月我在黄西的宁波站专场脱口秀上做嘉宾。

2020年，该谈婚论嫁了。她希望她家人来中国，或我家人去乌克兰，婚礼必须全家人都在。碰上疫情，拖到2021年10月份，耐心被磨没，她说她要回乌克兰冷静，还说母亲生病，她要回去照顾。

我送她上飞机，权当一次小别。她说她愿意回来，但走不开。那我就去乌克兰找她吧。演完所有合约。我说我要去了，她没表态，随你便的意思。我想，我都去了，你不至于不见我吧。

 

这是我和伊莲娜的订婚戒指。

2022年1月7日晚上演出，8号飞乌克兰，待一星期就接她回家——我想的就这么简单。我怎么会知道，我在做一件后果极其严重，严重到差点没命的事？问题是我无法预知。银行卡没带——我一般出国只带手机，找到中国人就能换美金。行李照例很轻，—两件外套一双鞋。我当时还为自己的轻车熟路感到很得意。

她住在乌克兰南部小城秋鲁平斯克郊外，距赫尔松五公里。坐飞机十几个小时到基辅，坐火车十几个小时到赫尔松，坐大巴两个小时到乡下。该在哪下车？靠猜。打不到车，又步行一小时，到了，早上10点。到此刻为止，我的人生一直不错，我从来不孤单，即使离开家乡又远又久。然而，我在这方面的自信，就在2022年1月的那一天整个被吹散了。

快冻死了。敲门，她没开。窗帘拉开，她样子很像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没问我怎么来的，没问我为什么来，窗帘拉上。我以为我可以得到一句问候，但连这个都没有。她舅舅出来和我说了一堆，我像听不见。

我在院子里大哭一场。窗帘紧闭，落幕了。我的眼泪冻住了。头顶上的云层开的开，裂的裂。这算不算是一件悲伤的事。我不知道，我太年轻。

手套落在机场，手和耳朵快冻掉。路上没人没车，连杯热茶都喝不到。我从“国际人”秒变成一个无处可去的游魂。走一小时，一个乌克兰朋友帮我叫了辆车。找个民宿住下，老板娘用英语问我为什么来乌克兰，我说了，她特别生气：我们乌克兰女孩子不是这样的，等会开车带你去她家，找她评个理！我说没必要，那只会延长我的伤心时间。

如何找到下一个住处是第一要务。基辅华人群里有人伸出援手，他说这种事情他也听说过，不意外，他叫我先不要想太多，我在乌克兰，她在乌克兰，总有机会见面。他让我先到基辅落脚，再做打算。行，我去。

 

这是我在基辅住的小区河边。

我疲惫不堪，拼车回到基辅。本来我到乌克兰就申请了一年签证，这会儿回国还要隔离，不如先在乌克兰过个年。迷茫，不知做什么。室友很仗义地带我出去玩、散心。我因此认识很多新朋友，心情慢慢好转。

春节后没几天，新朋友中有个乌克兰女孩子对我告白。她是一个歌手，读过大学，模样姣好，住在离我二十公里的地方，周末过来和我约会。用新的恋情忘掉上一段，不赖。但我心情复杂：乌克兰会不会打仗？我能待多久？这次恋情会不会又像上次那样？

 

这是战争前我常去的夜店。

那几天，西方新闻一直在吹风，说俄罗斯要在2月16号攻打基辅。俄罗斯辟谣说，没有的事。普京说，在边境部署兵力是军事演习。泽连斯基说，我不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存在战争风险。

对，肯定是西方在炒作。俄罗斯在乌克兰有大量产业，乌克兰家庭几乎都有俄罗斯血统，兄弟怎么可能相残？可西方使团真的开始撤了。乌克兰最富的一百个人真的走了。泽林斯基说，你们回来吧，不会发生战争。

乌克兰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乌克兰人不怕打仗，我们乌克兰人习惯了战争。酒照喝，歌照唱，舞照跳，街上哪有一丝要打仗的迹象？

 

这是开战前的基辅独立广场。

2月22号凌晨，普京突然在电视里发表全国讲话，顿时引起乌克兰轰动。这个直播，基辅满大街酒吧都在放，所有乌克兰人都在看。有几句话让乌克兰人很不爽：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乌克兰这个国家，因为有苏联，才有乌克兰。结果乌克兰爱国情绪瞬间爆棚。

23号那天夜里，我失眠，盯着天花板。24号凌晨3点，突然听到轰隆隆，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异常清晰。我家这边平时很安静，不到早上10点，不会有车过。我去窗口看，发现马路上碾过一辆辆重型大卡车，军绿色的。

凌晨6点多，头顶上有飞机低空掠过，成批，呜呜地。我迷迷糊糊，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回去睡，早上8点钟醒。华人群炸锅了：啊！已经开战了！基辅已经投降了！基辅已经被俄军占领了！市中心已经爆发激烈战斗了！俄军特种兵已经空降了！泽林斯基已经跑了！惊悚的照片和视频，轮番上阵。呃，一觉醒来，仗已经打完了？这么快！有点庆幸。

上午看西方报道：俄乌正式开战了。原来真的开战了呀！可是我不想承认。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无处可去。从此刻起，我想，什么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下午，乌克兰官方新闻出来了：今天早上俄罗斯越过边境入侵乌克兰。泽林斯基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宵禁，晚8点到早8点，必须待家里，晚上非必要不出行。

战争是什么？我没什么概念，只在电影里看过。怎么做？不知道，没经验。跟着感觉走，不知道会走成什么样。大使馆让我们待家里，等通知。我爸妈问我，是不是真的打仗了？我说我在现场，消息还没国内消息灵通呢。他们说，不管怎样，赶紧离开乌克兰！

 

这是我家附近被炸的居民楼。

我家离军用机场直线距离只有三公里。乌克兰政府说，夜里必须熄灯。谁都不知道俄军会不会轰炸平民区。熄灯，躲到离窗最远的卫生间，坐地上，点蜡烛，吃剩饭。静默从四面八方围绕过来，我和我的室友们，死盯着黑暗。我听见鸟叫声，感觉好诡异。

眼前没有一样东西是熟悉的。广告牌、路灯都熄了。整条街黑的，天空黑得透明，很有舞台感，不时划过火箭弹拖曳的红光。炮声格外清晰，半个小时响一串，轰隆隆。睡不着，也不敢睡。有人提议写个遗书，现在死未免太早了吧，我才刚满30岁。应该有办法的，无论如何，我不要这样的死法。

第二天新闻说哪个地方交火了，一查，离我们很近。媒体开始和我连线，所有人在问，是不是真的打仗了？我去楼下小店买东西，发现邻居拉着行李，抱着小孩，牵着狗，纷纷往外走，脸色凝重。问：要去哪？答：去避难所，或逃离基辅。看到熟悉的邻居要离开，我心里更没底。

楼栋门口有两个大垃圾桶，扔垃圾时发现，垃圾桶是空的，第二天去，垃圾桶还是空的，我的垃圾袋还在。以前坐电梯时每次能遇到一个人，现在一个人遇不到。楼下大厅里，整排信箱都是满的，说明牛奶和报纸没人取了。我惊觉，楼里已经没人了，只剩下我们这一家。有种电影里闹僵尸的恐慌感。

夜里炮声依旧，夹杂着机枪扫射。我不敢开定位，看手机得躲被窝。几个室友意见不统一，到底留在这还是马上跑？最后统一了：等大使馆安排。于是继续焦虑。不敢出门，怕有地雷，怕武装人员，怕俄军，什么都怕。

 

这是开战第二天我和媒体连线讨论俄乌局势。

新闻说，那个二十层的大厦被导弹炸穿了，距离我家三公里，战争越来越近。最大的恐慌是，会不会在战争期间出现打砸抢。我不敢去看，连下楼开门的胆都没有了。政府开始给民众发枪，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嘛。从今往后，任何一个人，穿上迷彩服，端上枪，就可以随时要你命。

后来，突然宵禁延长到三十九小时。家里没什么吃的了。不买些米和肉囤着，熬不过去。我悲哀地想，历史长河中，人类真没进步多少，一打仗，立马给打回原形。活着就那点事，还是为三顿饭吃不吃得饱着急。

 

这是战前我家冰箱仅存的食物。

2月26日下午两点多，我们一致决定，去超市买东西。这要穿过一条马路，步行五百米。看楼下，整条马路没人。走！一开大门，拐角冒出两个武装人员！迷彩服、黑帽，端冲锋枪，死盯我们。当时有传言，俄罗斯特种兵已经渗透到基辅，不知道这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女室友说回去吧，我说回去没东西吃，还是得去。

偷瞥一眼，他们正四处搜索，和我们一样，高度紧张。寒风呼呼吹，硬着头皮走，快到马路了。突然听到后面大呼小叫。一辆车子直接闯红灯过去，路人撒腿就跑，女人推婴儿车飞奔。我们也开始没命跑。

持枪人喊着我们听不懂的话，向我们逼近。不知道哪得来的经验，我放低身子，跑出个S型。嘣！我头顶飞过一颗子弹。可笑，逃窜中的我竟然还能数出有五声枪响。

我回头找女室友，不幸被持枪人追上。四周突然很静，路人停下不动，树下一个乌克兰老头，若无其事。所有的眼睛盯着我们。所有的枪口对着我们——河对岸还有三个持枪人。我把两个女室友护在身后，听持枪人大声发话。说实话，我英语那么好，却听不出他在说什么。只听到一个词：russian（俄罗斯的）？问的是你们说俄语还是你们是俄罗斯人，我判断不出来。只能赶紧答китаиц（中国人）！我就会这一个词。

抢答成功！他一摆手，走吧。女生当场吓哭，另一个脸色苍白。这下不敢去超市了，只能直接回家。我拍个视频讲枪击，顺手发网上。温州市政府、华人商会、各种脱口秀俱乐部都来联系我。口径高度一致—：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家乡人民全力帮助你。我很感动。

 

这是我遭遇枪击那天的消息上了报纸。

也有喷子说，你为什么不回来？是不是要给祖国添麻烦？是不是要做网红？这些人抓住一切诋毁你，如果你反对他，这正符合他的利益，他就是靠这过活的。我懒得辩解。

俄罗斯让基辅平民尽快撤离，凭这一句话，足够吓死人。好几次噩梦中惊醒，梦到我这边被地毯式轰炸。有私家车的，直接带着家人就跑了。我们没车，也包不到车，撤不了。基辅的位置最尴尬，西部边境远，但只能去那。去利沃夫，再走五十公里，就能到波兰边境。听说火车免票，火车往西部开，随便挤上哪个，跟着走就行了。

3月1号，我打车去火车站，看看人多不多。站台上全是人，成千上万的人在哭。男人把女人和孩子塞进车厢。男人走不了，生离死别。他们的故乡在沦陷，我的故乡回不去。第一次感受到战争这么近。

3月2号，中国大使馆开始分批撤侨，收到表格，填好，等待。华人群都在商量，往波兰跑的，进这个群，往摩尔多瓦走的，进那个群，还有捷克群、罗马尼亚群。我们一致决定，按签证类别跟大使馆走，就各走各道。

很快，室友他们走了。仗哪天打完，见面会在哪里，不知道。有人留在基辅，没走。他们说，导弹不会炸到我们家，我们不走，不想去做难民。当时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对中国公民的签证政策是，只给半个月居留。

我的新女友住河对岸。没办法见面，一直商量要不要走。方案一：她不走，去乡下躲一下。我必须走，跟使馆撤侨。结论：我们的关系以后再说。过两天，使馆通知可以带外籍配偶走。

我想着本来就是优先撤离中国人的，带上她，就多占一个位置，想来想去，不妥当。方案二：我放弃撤侨，带她自行撤离。立马有种壮士断腕的感觉。撤离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坐火车去西部。

 

这是逃难时的基辅火车站。

很快，现实就不给面子。3月5号，我、女邻居在火车站和女朋友汇合。站台上遇到一张亚裔面孔，见到同胞立马倍感亲切，上去打招呼，他一张口却说乌克兰语，是蒙古人。挤上火车就花了两个多小时。人挨人，站十二个小时。

我这个新女友和蒙古人聊起来了。他们说同一种语言，我没多想。拿手机搜酒店，全满了。到那边怎么住，不知道，先跑出来再说。

到利沃夫，志愿者安排我们住难民营。男生住一个学校的室内篮球场，打地铺。女生住五公里外另一个学校的教室。

 

这是利沃夫难民营。

第二天，女友说，她们睡不好，被子薄，冷得不行。我去华人群找，看谁能提供住宿。有个美籍华人自告奋勇，让我去他别墅住两星期，因为他看过我的脱口秀。我乐疯了，马上去接她们。

我和女朋友商量，波兰边境有二百万难民在排队，一堵就是十几公里，通关要两天，干嘛非急着去？利沃夫不打仗，有别墅住，先待在这，静观其变。女朋友坚决不同意，她被战争吓怕了，她要马上去波兰。蒙古人也说，明天去波兰。他们聊很多，我一句听不懂。

逃难的压力太大，我先喝了个酒，庆祝一下劫后余生。结果喝断片了。早上起来傻了，女朋友不见了，蒙古人也不见了。女邻居说她看着女朋友和蒙古人一起走了。我马上联系女朋友，她说她去波兰了，让我待在乌克兰，不要走，今后不再见了。最后撂下一句，你还背着我找别人。

此话刺耳，指控对象直指我，令我错愕。末了她还说，就算你来波兰，也找不到我。的确，她从哪个口岸走？她坐那趟火车？她走两个多小时了，上哪找她去？她的决绝比上一位来得还彻底。

事后回想，女邻居可能跟女朋友说我是她男朋友。怪不得女朋友不爽了。我想宣称这是一场误会，等于又进入一个死胡同。因为我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我突然明白，爱与不爱，抵不上生与死。

女邻居说，你跟我留在利沃夫吧，我说我要去波兰。女邻居又说，要不我陪你回基辅吧。回去就回去。我因为失恋整个人麻木了，不管什么炮火不炮火了。

 

这是在利沃夫离我而去的乌克兰歌手女朋友。

战争把我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我再次滚回基辅。平时八小时车程，这次十六小时。检查关卡特别多，截停、查证件、查行李，万一车里有炸弹呢。进城，寒风瑟瑟，整座城市跟鬼城一样，整条街空的，没人，门全关着，诡异得很。能看到的人都是军人。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哨卡、防御沙袋、炮卫。

年轻人都跑了，要不当兵去了，要不躲地堡去了。超市里能看到零星几个老年人，他们倒是淡定。货架空了，买一桶水，要跑十几公里。在炮弹声中吃东西。对炮声能听习惯，不知道这是不是桩好事。

终于，4月1号，俄军宣布从基辅周边撤军。没炮声了，街上恢复到战前状态，许多中国人也回来了。基辅没死，我也活过来了。我恢复元气，到处走。

4月初，我和女邻居去西部赫梅利尼茨基待了十天，那也宵禁，但餐厅咖啡馆照样开。4月10号开车回基辅，路过布查，满眼都是被击毁的坦克、装甲车、被炸毁的超市、教堂……

 

这是布查的路上。

4月底，我自己去第聂伯，偶遇了少年时崇拜的明星，电视剧《我的娜塔莎》里的女主角，我欣喜地请她出来吃顿饭。

 

这是在第聂伯偶遇的那个乌克兰女明星。

回基辅，等待宵禁结束。全乌克兰境内空域关闭了，有飞机才能回国。从别国飞也要要待在那边一段时间，而且航班少，机票十万元一张，还可能随时被熔断。

也许支撑我留下来的是，幻想能不能重新见到伊莲娜？5月9号胜利日前，又慌了。西方媒体说，普京将有大动作，乌克兰将有大空袭，但什么都没发生。

东部仍在打仗。而基辅的路上见不到持枪人了，火车站和地铁仍有持枪武警盘查。他们见到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还有外国人留在这？

前两天，宵禁又缩短了，从晚上11点到早上5点。楼里热闹很多，我又去和邻居喝酒聊天了。

 

这是现在的基辅街头。

我从战争开始就没有伊莲娜的消息。她那边打得很激烈，发过邮件，她没回。问她朋友，也没回。她应该还在赫尔松，过得好不好，不清楚，很难说。听说我们离开后，利沃夫也被炸了。蒙古人去了匈牙利，新女友去荷兰当志愿者，过得挺好，我替她高兴。女邻居去保加利亚工作了。

我的男室友去了欧洲，女室友都回到了中国。现在回想，去波兰也不错。有个基辅的朋友从波兰去了德国，现在他在德国免费住四星级酒店，吃喝不要钱，还有补贴发，可以待到8月31号。这是后来才出的难民政策。怎么说呢，谁也不能站在上帝的视角，每个人只能彼时彼刻做决定。

 

这是我经常路过的小教堂，它没被炮弹袭击，现在又开放了。

基辅的咖啡店都开了。前两天，我才敢告诉父母自己还在基辅，我很安全。我莫名其妙来找女朋友，离开家人，年都没过，有点不孝。碰上战争，算我倒霉。他们又操心起我何时成家，没办法，一到三十岁，好青年就变成了问题青年。你真惨！别人是这么说的。自己想起来会笑，怎么会这么傻，爱情这般波折。

 

咖啡厅又开放了。

钱要挣，戏要演，名要有，爱情要圆满，什么都想要，前提是得有和平。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从5月25日5点30分起将战胜状态和总动员延长九十天。我根本不拿它当一回事，现在，我的冰箱食物充足，水龙头一开水就来，我要走多远都随自己高兴，我身体强壮，我有的是时间。

每天写写脱口秀稿子，对着镜子练练。心烦时，我就上床睡它个天昏地暗。醒来可能已是全新的一个世界，我要的就是这样。而这一切，就好像是我经常演出的脱口秀，已经排练得滚瓜烂熟。

我下定决心，明年一月前我都留在基辅——在场对我很重要，因为国内没人能讲战争的段子。说实话，一个脱口秀演员能在战争环境待一年，细细打磨这些经历，放在全世界也很少见。

 

这是从我家窗口看到的凌晨四点的基辅天空。

我来这里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那么多地方，最终非要在这里驻足，在这一个仍然称作是乌克兰的地方。爱情跑了，战争来了——我在这里遭遇了两出悲剧。活下来成为我最大的喜剧。

有句话，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喜剧能把悲剧化解掉。留在这，把我的悲和喜吃透弄懂，磨性子。就像蚌一样，沙子会把它磨成珍珠。没有炮弹的天空真蓝，这个国家真美，战争快点结束吧。到时候，我会做一个个人专场，一小时全程自己讲。从这点上看，基辅是我的伤心之地，也是我的希望之城。

 

*本文由好笑的林某某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好笑的林某某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好笑的林某某 |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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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98个真实故事

 

 

建筑工地上最后的老人

每人作者 人物 2022-05-11 03:29 Posted on 北京

 

 

在河南老家，适龄的男性比女性多，一个女孩可以跟十几个男孩相亲，男孩没房没车，几乎没办法结婚。父亲给儿子买房，是风俗，是传统，也是规矩。城里新开的楼盘都是一百多平，两个儿子都背上40多万的房贷，每攒够几千块钱，他就转给儿子们。他在北京做建筑工人赚的钱，又流入了老家的建筑行业，他说，自己是劳动力，也是购买力，水不过是从一条河流到了另一条河。

 

 

 

 

文｜徐晴 李清扬

编辑｜金匝

图｜徐晴（除特殊标注外）

 

 

藏起年龄

 

60岁这一年，建筑工人王兴华学会了让自己年轻10岁的方法。

 

两袋染发膏，15块；工具不用花钱，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塑料盒，一支用过的旧牙刷。

 

染的时候，两袋染发膏各挤出来一点儿，盛在塑料盒子里，用牙刷的尾部搅匀了，再用刷头蘸上，仔细地刷到头发上。说明书上写，高温有利于上色，那就找一个塑料袋，套在头上。等待的空隙，他会帮老伴染，也套上塑料袋，两人对视，像两个太空人。半小时后，摘掉塑料袋，他们「返老还童」了。

 

大概是从50岁开始，王兴华发觉自己的头发一点一点地白了，也少了，有一天他看镜子里，发际线悄悄移到了头顶，人似乎在短短几个月里苍老，出去找活儿，别人的称呼从「大哥」变成了「大爷」，又变成「老师傅」：老师傅，多大岁数了？这活儿还能干吗？

 

之后，王兴华就知道了要染发。下雨天，找不到活儿的日子，他是去村口的理发店，连染带剪，35块钱。一个月去两次理发店，要花70块，太贵，不是办法。住在北京顺义高丽营镇下边的村子里，他每个月的房租才500块，他想着，自己给自己染，就能省下一笔钱。

 

 高丽营镇的村子里，电线杆上贴着招租的告示 

 

想年轻，光染发还不够。早上起来，刷牙、洗脸，还得涂婴儿霜——北京天气干燥，涂了东西，脸才显得油润，皱纹也会看起来少些。买染发膏的时候，他会顺手买一瓶定型啫喱，对着头发左右各喷两下，用手掌往后捋捋，也会显得精神一些。

 

王兴华还发现，人老了，体重也下降得快。他身高167厘米，四五年前还有一百二三十斤，这两年只剩下110斤。他更喜欢稍微冷一些的天气，可以多穿几件衣服，鼓鼓囊囊的，能显得强壮——强壮就是年轻。

 

每天凌晨四点半，王兴华住的村子就热闹起来，村口的劳务市场会聚集起上千人，嘈杂的声音直到上午十点都难以散去——都是和他一样，找活儿的人。劳务市场没有名字，也不会出现在地图上，是约定俗成的，它们就藏在顺义的各个村子里，除了高丽营，还有南边的「河南村」，西边的「山西村」，东马各庄、西马各庄、马坡。

 

但每个市场承担的功能又是不一样的。住在东马各庄的工人，基本都是45岁以下，他们最后会流向工厂的流水线；在高丽营，60岁左右的建筑工人是多数，一眼看过去，他们模样相似：皮肤黝黑，戴黄色安全帽，挎军绿色的包，锤子、铲子、尺子露出一角，等伸出手来，干而瘦，像骨头上包了一层蜡纸。这些老年建筑工人，是劳务市场里更低廉的存在，招工中介、工长、包工头和小老板们会环视一圈，将高的、壮的、看起来更年轻的人带走。

 

 清晨的劳务市场，大量的工人站在道路的两边等待，不时有车辆驶进，然后满载工人驶出 

 

站在这一群老人里，王兴华更有竞争力。看起来年轻，是他生活的本钱，尽管他已经60岁，但还可以拍着胸脯跟人打包票，身体好着呢，没毛病。年轻就像他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里刻意露出一角的铲子，是专业的象征，是一种需要被明确展示出来的可售商品。

 

藏起年龄，并不是王兴华的本意。

 

一个月前，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苏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荆州等多地发文，对建筑企业招录和使用超龄农民工做出管理和限制。「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引发社会讨论。比如上海，明确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业。

 

实际上，根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总数是2.92亿左右，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7.3%。这意味着，每4个农民工里，就有1个超过了50岁。近3亿农民工中，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有5437万人。多位建筑行业从业者告诉《人物》，年轻人不愿意干，这一行的主力，恰恰都是50-60岁的人。

 

「清退令」一旦实施，将会影响和改变许多人的生活。这也意味着，60岁的王兴华，或许会是这个行业里最后的老人。

 

 一位老龄建筑工人提着「CHANEL」包，里面装着锤子等工具 

 

 

清退

 

「清退令」什么时候显露影响，王兴华已经记不清。他只记得，去年，是他最后一次在北京的大型工地上干活，当时他住在工地的宿舍里，参与高层住宅的施工，已经干了大半个月，有一天，工长突然通知大家，明天要带身份证来，超过60岁的，就不要来了。他离开那里，从此成为一名零工。

 

也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63岁的建筑工宋晓东发现，他在的工地装上了智能门禁系统，实名制考勤，能人脸识别，也能记录工地上的人员信息，包括工种、班次、时间，那些跟工地签了合同的正规工人，都可以刷身份证或刷脸进入。

 

正规工人，不包括像宋晓东这样60岁以上的，他遭到了智能系统的拦截。他也曾经「蹭」过其他人的身份信息，等别人刷了脸，紧跟在后头，「像做贼一样」溜进去，但今年，这个方法不起作用了。工长说，总有人来抽查，随便选几个人去门禁系统刷脸，有人刷不过，要重罚建筑公司。

 

今年3月，也是刚满60岁的湖北籍建筑工人彭勇为，被熟悉的包工头拒绝了——工地不要60岁以上的人。去年，他还跟随着这位包工头穿梭在四川大凉山一带，为高速公路扎钢筋，对方夸他不惹事，埋头干活，性价比高。他想再争取下这份工作，对方勉为其难地告诉他，可以来，但不能签合同，也没有保险，工资打到他家人的银行卡里——对方必须是60岁以下。

 

冯程来自河北邯郸，考过助理安全工程师的证书，以前在工地上主管安全。过去的工作轻松，在建筑工地走几圈，很多潜在的隐患就能发现。但一过60岁，他就像食物过了保质期，工地不要了，连证书也不再被承认，自动失效。他第一天去高丽营劳务市场找工作时，中介挑走了比他更年轻的，留下了他。他心里不平，「其他工作退休之后还可以返聘，我们建筑工人，到这个年龄了，咔地就刹车了」。

 

衰老除了是政策里的数字，也是事实。

 

王兴华是老花眼，需要戴眼镜，每次去找活儿，都会被中介打量一番，他要一次次许诺，你的活儿我能胜任，胜任不了，一分钱不要。但实际状况是，过了60岁，他的胆子越来越小，高处不敢去了，连二层、三层的架子都不再敢爬。他试过在外面做小工，给东北来的瓦匠师傅供砖，师傅年轻，干活儿利索，砖根本供不上，气得嗷嗷叫，直骂他。宋晓东的眼神也不太好了，砌墙时，已经看不清那根校正水平和垂直的细小线坠，砌着砌着，墙歪了，老板也是要来骂人的。

 

图源视觉中国

 

在工地上干活，到处是噪音。塔吊、铲车、搅拌机持续运转，锤子、铁锹叮叮咣咣，电钻、切割机隔一阵就发出刺耳的声响，时间长了，他们的听力都下降了，说话的嗓门也不知不觉地变大。

 

宋晓东说，人老了怕热。10年前，北京37度的高温不算什么，现在天一热，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容量两升的保温杯得随身带着，水里加一点点盐，干起活儿来出汗严重，得及时补水。

 

年轻时在建筑工地流下的汗水，带来了钱，也带来了一身伤病。胃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失眠，像白发一样，紧跟着步入老年的他们。因为吃饭常年不规律，王兴华的胃有些毛病，以前一顿能吞半斤米饭，现在只能吃吃面条，喝点面糊。他床头柜的抽屉里塞满了药，一大半是降压的，剩下是催眠的。

 

人上了年纪，睡眠质量也直线下降。觉少了，打呼噜，但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干不动活儿。在出租屋里，王兴华和老伴把床一分为二，睡觉时头对着脚，睡出一张太极图，防止相互影响。

 

力气就在衰老、伤病中一点点流失了。王兴华曾经是架子工，敢登高，力气大，6米长的实心架子，一根一百多斤，他能扛得动。宋晓东说，就在五六年前，60厘米长、30厘米宽、24厘米高的石砖，一块有六十斤，他可以连续搬一上午不休息，但现在，用力太久，手会不受控制地轻微发抖。

 

衰老不会放过任何人。劳务市场里的人，十个人里有八九个跟王兴华、宋晓东一样。他们把衰老、病痛藏在身后，有人问起，就说自己年轻，身体好，什么都能干。

 

但有些活儿，显然是干不了。

 

在劳务市场里，王兴华见过伸手比出2的男人，他招的是抹灰的工人，2是2毫米的意思，这是建筑工地上的施工标准，抹完墙面，干了的时候，把5尺长的尺子放上去，用红外线灯看尺子与墙面的缝隙，最大不能超过2毫米，超过了就没有工钱。在高丽营劳务市场，老年建筑工人们达不到这样的要求，男人开着空车来，又开着空车走了。

 

 

有人需要他们

 

距离高丽营劳务市场3公里的地方，一个不到8平米的房间，装着王兴华和妻子在北京的全部。

 

生活在这里，省钱是第一要义。村子深处房子的租金比村口的便宜，是个长条形的狭窄空间，厨房和卫生间在两端，人在里面转身都费劲，需要跟另外两家邻居，一个河南工人、一个安徽工人共用。大家错开时间，用三个不同的插座——各做各的饭，各出各的电费。

 

 王兴华出租屋里的厨房窄小，要和另外两家人公用 

 

妻子不在家。她出发的时间更早，凌晨三点。这一天，她找到了活儿，去一个社区做保洁，出发的时候太匆忙，床上的被子还是乱糟糟的。

 

在这个熟悉的空间里，王兴华难得地放松下来。他整理了一下房间，也顺带整理了自己的大半生。他是河南人，很年轻的时候结了婚，跟妻子生了两个儿子，抱养了一个女儿。这些年，他进厂打过工，也捡过破烂，干得最长的是建筑工，因为挣得多，50岁之前，还值壮年，一天工资300多元，不休息，一个月能挣1万。

 

他对赚钱有强烈的渴求。两个儿子都在城市里买了楼房，小儿子的首付里，有他给的10万，之后两个儿子的房贷一个月近1万，他隔三差五也得帮忙还。

 

宋晓东的际遇，和王兴华相似。他已经63岁，也是建筑工人。4月的一天，他像王兴华一样，辗转于好几个劳务市场，还是没有找到活儿。坐在路边的土地上，看着地上的蚂蚁搬家，他回忆起往事。18年前，他45岁，第一年来北京，住在北京西站的地下通道里，袋子垫在身下，一个晚上就这么挺过去了，后来有了点钱，才住进了一间地下室。

 

当时，他去六里桥劳务市场找活儿，同样是凌晨4点出去，瓦工、小工，什么活都干，一天干满12个小时。在北京打零工的18年，宋晓东走向衰老，这座城市逐渐壮大。2005年，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还没有建好，他去修过机场跑道，后来南边的亦庄、北边的天通苑，西边的西二旗、东边的通州，大大小小的楼盘一茬茬冒出来，他都参与过。

 

 上午九点，大量没有找到活儿的工人们还在等待着 

曾经的城市边缘被更多建筑工人建设成新的中心，他们退到中心之外。宋晓东从北四环的地下室，先搬到南法信的出租屋，又到了北法信的群租房，最终来到了顺义的村子里。

 

他现在的住所，租金已经是北京最便宜的，大约10个平方米，水、电、燃气都算上，600块出头，没有独立的洗手间，出门走100米，有一个公厕。

 

上了年纪，压力越大，赚钱是必要、必须的事。宋晓东也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在河南老家，适龄的男性比女性多，一个女孩可以跟十几个男孩相亲，男孩没房没车，几乎没办法结婚。父亲给儿子买房，是风俗，是传统，也是规矩。城里新开的楼盘都是一百多平，两个儿子都背上40多万的房贷，每攒够几千块钱，他就转给儿子们。他在北京做建筑工人赚的钱，又流入了老家的建筑行业，他说，自己是劳动力，也是购买力，水不过是从一条河流到了另一条河。

 

北京的劳务市场上，王兴华和宋晓东代表着多数老龄建筑工的样貌。他们大多来自性别比例失衡的地区，家里至少有一个儿子，身上肩负着支持下一代成家立业的重任。因此，他们也会坚持做临时工、日结工。

 

每个早晨，招工的人把他们一车拉走，输送到几十公里或上百公里外各个需要的地方，9小时的工作结束后，晚上再一车送回来。交易的规则是，老人们只打零工，干一天的活儿，拿一天的钱；中介管午饭和交通，晚上回来，下车才会结钱。

 

日结的好处在于自由。夏天回去收麦子，儿子的孩子出生了，要回老家帮忙带。家族里的婚丧嫁娶，随时有可能把他从北京抽回老家——还有人需要他们。

 

 

系统之外

 

最近几年，北京市治理建筑工地，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工地上有了集装箱一样的免费宿舍，还有夫妻房，有热水、电、厕所，还装了空调，每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工作不会超过8个小时。更重要的是，建筑工人都上了保险，出什么意外，有保险公司兜底。

 

但这些变化，不管是王兴华还是宋晓东，还有更多的老年建筑工人们，都很难感受到。在劳务市场，他们只能找些小工地上的零活儿，老板们追求效率，午休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大家吃饭的速度要快，王兴华说：「好像没有感觉，狼吞虎咽地咽下去。」

 

有时候一天干了10小时，老板还不让走。体力跟不上，没人说歇一会儿，喝口水，再催促着赶紧干。也有些老板，表面上说，累了就歇歇，真到那时候，还没歇，赶快、赶快、赶快，已经催促起来。

 

上当和被坑还是会碰上。王兴华一一数着：招工时说不用上高，去了要上高；说干9个小时，实际干10个小时；说中午管饭，其实要自己出钱买；说给200块劳务，最后只给了180块。还有一些中介，说是日结，但总要拖上一段时间，。劳务市场的晚上，隔三差五，会有一辆警车闪着灯停在村口，来处理常见的纠纷。

 

 工人一拥而上，冲着车里的雇主争相介绍自己的工作经验  图源视觉中国

 

有一次，王兴华去一个工地干杂活，干了一会儿，老板说，吊篮上缺一个人，让他也上去，把地面上的建材吊到几十层的楼上。站在吊篮里，他不敢往下看，一整天，战战兢兢地过。最后，他只拿到杂活的工钱，220块。一个同样干杂活的长期工告诉他，自己的日薪是280块，昨天来的那一批老年工人，因为同工不同酬跟老板吵了起来，今天又换了王兴华这一批新的。

 

还有一次，一个河南老乡带王兴华上工，谈好了是挖坑栽树的活儿，他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那里一看，是个建筑工地。干了，工钱亏了；不干，几十公里的路，得自己回来。北京那么大，他们不认路，最后，几个老乡咬咬牙，四处找人问，终于坐公交车摸了回来。

 

54岁的李树文，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4月的一个上午，他看着劳务市场里乌泱泱的、仍然没有找到活儿的人，叹了口气。活儿少是有理由的。最近几年，这个市场几乎饱和了，项目少，往年的4月，大工程都下来了，整个公司的人忙得脚不沾地，但今年全是小活儿、零活。小项目是赚不到钱的，想赚一点，得找包工，把最能干的工人聚到一起，连轴转，加班赶工，用最快的速度把项目干完。

 

速度决定着李树文能否赚到钱。以瓦工举例，砌一块砖，一毛五，一个35岁的瓦匠，一天能砌6000砖，一天赚900、1000块不是难事。要是换了岁数大的，他指了指市场上的人，「不说到了60岁的，50多岁的，一天顶多砌2000砖，一天300块钱」。年纪大的工人干活慢，自己赚不到钱，也会拖累工程赚不到钱。

 

不招老人，另一个原因是，老龄工不符合规定，没法签合同，单独买保险也不好买，价格太高，不划算，干脆不买。前一阵，李树文找了一个六十多岁的临时工搬东西，东西不重，也就二三十斤，但工人踩到一颗石子，人摔倒了，东西也摔坏了，他带人去医院，花了将近2000块医药费。

 

老龄工要求日结工资，也给了他很大压力，工程款有回款周期，每个月只发80%的工资，留下20%周转是经常的事。「怎么能做到每天都按时发呢？」

 

最近几年，建筑行业里流行用「突击队」，工人不愿一年或是半年才结一次工资，风险太大，也不愿意让包工头赚差价，就自己结成队伍，干短期、劳动强度大，但日薪更高的活儿，不签劳动合同，工钱日结。

 

建筑工地面临招工困难的问题，赶工程进度时，也会找「突击队」支援。突击队强度大，都是些更年轻的建筑工人，多是40-50岁，读过高中，习惯使用智能手机，掌握了有门槛的技术，他们的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更强，再不济，还能去开滴滴和送外卖，有退路，而老年的建筑工人，很难加入这样的队伍。

 

图源视觉中国

 

建筑工地上的老年人，就这么成为零工、临时工。

 

李树文最终得出结论，人过了60岁，就该退休，回家，帮儿子照顾孩子。这个结论在劳务市场里引发了一场小型争吵，旁边的一位工人质问他，回家，你给退休金？李树文回答：你有地。工人生气了，伸出手指着他：三分地，吃去吧！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出身农村，一直做农业相关研究，他的许多亲戚、同学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在他看来，中国有3.75亿流动人口，其中5000余万是建筑工人，这个群体的养老问题，是应该被高度关注的社会议题。

 

按照规定，一位60周岁、没有交过保险金的农民工，如果一次性补缴15年的费用4.5万元，可以每月领取438.74元养老金。这笔钱，对离开城市的建筑工人们而言，能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万广华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进入当地城市的社会保障系统，逐渐市民化，同时针对40岁以上的人提前进行技能培训，有一技之长，才能保证日后的生存。

 

 

尊严

 

建筑工人可以在城市流动，却很少在城市定居。

 

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兴华一抽屉的处方药，跟菜籽油一样，也是从老家带来的。他的医保只能在老家使用。他最终想了一个办法，每年冬天回河南老家，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开药。在老家不用干重活，开回来的药也不吃，他把药攒起来，攒够了，再带到北京。

 

 王兴华在老家攒起来的降压药、安神药 

 

对王兴华来说，做建筑工人的日子，跟身体的疼痛一样漫长。

 

凌晨4点起床，出门找活，站上一个多小时，找到活，再坐两个小时车去工地。坐车不好受，空间狭窄，坐20分钟，腿就麻了。你的腿碰了我的，我的胳膊碰了你的，工人之间总是吵闹不休。

 

早上8点，进了工地，外套往旁边一扔，开始砸墙、扛土、搬砖、递灰，一口气干到中午12点。

 

到傍晚6点，这一天还没结束，还要再坐两个小时车回家。他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一直在高速运动，一般人受不了，都是咬着牙坚持。

 

在北京这么多年，王兴华只去过一次长城，一次天安门。长城是跟妻子一起去的，两个人提前问好路线，坐上去八达岭的公交车，他穿着一身捡来的、洗干净的校服，在长城上照了一张照片，后来成了他的微信头像，回来后，昵称也改成「长城」。天安门是他和一个远房侄子一起去的，路途太远，他不知道怎么走，也不清楚升旗是几点，坐错了地铁，耽误了时间，没赶上，到现在还是觉得可惜。

 

翻开他的手机相册，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是老家的全家福，没有一张是在北京拍下的。他说，每一天都被工作填满，很难有真正的生活。

 

他也时常觉得没有尊严。上个月，他去顺义的一个别墅区打零工，一进去，三层的小楼，一亩地的庭院，让他忍不住惊呼。

 

但这样的别墅区，是没有公厕的，别墅的主人也不让工人们使用自家的卫生间，大家想上厕所，只能偷偷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像王兴华一样的男工还好说，有一位女工，憋了足足一天。

 

在这座城市，生活里总有一些突发的变故让他担忧。几天前，房东说以后用水要单独付钱，一吨一块，每个月的支出直接多出来几十块，他想着，再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这个房子也住不起了。半夜睡不着，他也会想，劳务市场每天聚集那么多人，会不会哪天也被没了？那时他再去哪里找活儿？

 

他有过很多次被查身份证的经历，对他而言，身份证是极其重要的东西，只有这张小小的卡片，能够证明他是谁。他用一块红布把身份证包起来，再用一根皮筋捆上三层，放在马甲靠近心脏位置的兜里。

 

我们在高丽营村同他告别时，他郑重地拿出了身份证，像是证明，也代表一种信任。一层层拆开后，他指着上面的字说：「你看，我是1962年生人，今年60岁整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兴华、宋晓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