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在裁员这件事上,总部动真格了。我不裁别人,被裁的就是我。

在此之前,公司也存在单方面强制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但那个时候,为了公司的品牌形象,把裁员说得很隐晦,叫“优化”,并且明令禁止,全集团不允许提任何有关“裁员”的字眼。
而到了2021年的下半年,从优化到裁员的升级就像涨潮一样,一波又一波地袭来,声势愈来愈猛。
人员优化,意味着有出有进,不设置具体的指标,只需要将调优人员名单报备至总部,以便让总部知道分公司有主动调优人员架构的意识、有促进公司人才良性循环的动作即可。
2021年6月,总部第一次下达了人员调优的指标:一进一出。如果想招聘1人,那么必须从现有的人员中优化1人,保持总人数不能增加。7月,变成了“一进二出”,到8月份,某大暴雷后,为了卡住招聘端,调整为“只出不进”。
为了严控分公司的招聘端,总部取消了分公司的招聘职能,关停了分公司人才招聘网站的账号,取消了分公司办理员工入职系统录入的权限,将全集团分公司的招聘人员统一收归总部管理。原则上,停止一切招聘,仅针对特殊岗位的招聘,在经分公司总经理申请,总部人力总监、副总裁、董事长审批后,方可办理入职手续。
但,对招聘人员的硬性条件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拔高了一到两个档次(从原来的80后,调整为85后;从原来的统招本,调整为全日制研究生。从原来的全国地产三十强,调整为必须有地产十强工作经验),而薪资,全面降一到两个档次,甚至更低。
10月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房地产市场形势依然不见好转,且国家严控地产的宏观政策一个接一个地出台,先是三道红线,卡住了房企的融资端。再是银行的贷款政策调整卡住了放款的速度,再加上各式各样的地方性政策和不断出现的区域性疫情爆发,让本就萧条的房地产市场,更加雪上加霜。
房企缺钱成了明面上的事。陆陆续续各大房地产企业相继暴雷,要么是美元债无力偿还,要么是基金暴雷,要么是工资发不下来,员工维权,要么是因资金短缺,工地停工,延期交付或者降配交付导致的农民工维权和业主维权,全国房地产市场一夜之间步入寒冬。
10月底,总部下了新的裁员指标,2021年12月31日之前,必须裁员10%—20%不等。没多久,又修改了指标,要求各分公司,不管现状如何,统一在现有基础上裁员30%(个别公司,甚至要求40%),强行一刀切。
工程系统人员最为臃肿,在行情好的时候,按照每8万方一个土建工程师,每20万方一个安装工程师进行工程人员配置。我所在的项目,总建筑面积64万方,一直按照8个土建,3个安装的标准在招聘。
2020年,疫情爆发后,房地产市场行情逐渐下滑,总部将土建工程师的指标调整为每10万方可配置一人。有人离职后,我未再补招。
而现在行情差,加上项目接近尾声,总部要求每15万方配置一个土建工程师,每30万方配置一个安装工程师。这就意味着要从现有的6名土建工程师中裁员2人,从现有的3名安装工程师中裁员1人。
秦鹏,土建工程师,2018年入职,系项目初创团队中的一员,本地人,个子很高,一身的肌肉,走起路来架着膀子,很少笑,脸上的横肉一条一条地堆着。青少年时期练过跆拳道,至今未丢下。当初学历不符,特招入职的。
而此刻的他,跷着二郎腿,坐在我的对面,把脸仰着侧到一边,看着窗外。
我从他的入职开始讲起。“总经理一直夸你有勇有谋,有胆识,是工程部的靠山。”
“眼下,整个行业步入艰难期,公司也很困难。团队要进行调整。”
我缓了缓,语气从犹豫变得坚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开始找工作吧。这个月可以不用来上班,工资照发。”
“去年的年度考核成绩,你是最后一名。近期连续两个月你都不及格。”
他突然暴躁起来,“我就知道是那个家伙捣的鬼,他看我不顺眼,嫌我不好管,又不敢得罪我,把我弄走了,工程部他就一手遮天了。”
他说的“他”是工程部负责人。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年度考核成绩和月度考核成绩均由部门负责人打分。80分为及格分,工程负责人是外地人,管不了他,但又不敢得罪他。在一起共事的三年时间里,他俩摩擦不断。
一个觉得自己比负责人有能力、有资源、有气势。一个觉得自己有学历、有经验、有权力。
之前,工程负责人曾多次找我要求裁掉秦鹏,在行情尚好的情况下,我考虑到裁员必定有纠纷,且秦鹏除学历不符外,情商尚可,本地资源丰富,工程部很多红线外围(主要是政府协调)的事情都是他在处理。
因此,尽管工程负责人多次抱怨,我依旧偷偷保着秦鹏一直干下去。哪怕在去年年底秦鹏年终考核最后一名的情况下,我也只是给秦鹏做了降薪10%的处罚,并未辞退。而现在,裁员箭在弦上,秦鹏首当其冲。
我曾在一个分公司中高层会议中,有意无意地透露过裁掉一个人的方法:连续两个月绩效成绩低于80分。这句话一定是深深地印在了工程负责人的脑海中。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秦鹏的月度绩效成绩都是79.9。
差0.1及格,扣罚10%绩效工资。这个成绩让秦鹏很恼火,但因差距不大,又让他无话可说。可这个成绩成了人力辞退他的把柄。
我抛开他与工程负责人的个人恩怨不说,改口叫他哥,“鹏哥,连续两个月绩效不及格,辞退,这是制度硬性规定。另外,你还记得当初入职吗?你大专,按照公司规定,你无法入职。总经理见你是人才,我写了特殊情况说明……”
他说:“不,不光法律规定,还有这些。”他突然拿出来一摞子资料。“这是我收集的加班证据,每一页都有我下班的时间,我每天都在加班。我要加班费,我粗略算了一下,将近10万,我也不多要,给我八万就行了。”
我猛地一惊。我们不要求加班,但有时候抢工期赶进度的时候,偶尔会存在加班的情况。但我们手机钉钉打卡,只限定了上班打卡时间不能晚于上午八点,没有限制下午下班打卡时间不能晚于几点,导致他的打卡记录中大量出现晚上10点和11点。
我们都知道这些记录不真实,他家住在工地附近,吃过晚饭遛个弯就到工地,可以随时打卡。但我又无力反驳,以他暴躁的脾气,我如果无凭无据说出这样的话,他一定翻脸。如果这个要求我同意了,后面的裁员将一发不可收拾。如果不同意,他一定会把这事大闹特闹。
秦鹏是经人介绍入职的,介绍人和区委书记是直系亲属,为了秦鹏的入职,区委书记还曾特意给总经理打过电话。
下午,我给介绍秦鹏入职的人打了个电话,邀请介绍人和秦鹏晚上一起吃饭,约在当天晚上七点的一个信阳菜馆。
饭间,只字未提裁员的事,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喝了点酒,微醺,九点左右离席,各自回家。
介绍人和秦鹏一路同行。临分手时,介绍人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放心吧,交给我。”
我未开车,独自走在街上。这时,来了一条微信,是秦鹏发来的,内容很简短:看在大家都是哥们的面子上,加班事不提了。
加班费并不是秦鹏的真正目的。他自己也知道我们很少加班,索要加班费站不住脚,这点他心知肚明。但他江湖气很浓,讲哥们义气,却又是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的人。
他曾不止一次感谢我为他的入职写过保证书,说只要兄弟有需要的,两肋插刀。他本想借加班费,和工程负责人大闹特闹一番,把工程负责人也搞走。但他发现这事牵连到我,所以,就放弃了加班费的索赔。
因为有法定补偿金加持,大家本着好聚好散的态度,陆陆续续又走了几个人。
在完成了阶段性裁员任务后,我减缓了裁员的步伐。各区域公司人力相互交流中透露出一个信息:做做样子就可以了,别太认真。
在一次全集团人力总的视频会议中,我汇报近段时间的工作成果和下阶段的工作计划,每汇报一页都会被总部人力总监训斥,嫌我ppt做得粗糙、重点不突出、费用超标,人员优化不达标,工作推进毫无进展,一直在做表面功夫,不扎实,等等。
我被训得抬不起头。哆哆嗦嗦地讲完了我的ppt。人力总监在总结点评时又对我的裁员进度慢进行了点名批评,并说:“干不了就别干,收拾收拾回家看孩子去吧!”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在裁员这件事上,总部动真格了。我不裁别人,被裁的就是我。
工程部裁员推不动的时候,我开始着手营销部的裁员。营销部提成占大头,在如此差的行情下,销售业绩数月不佳,大家拿到手的钱越来越少,怨声载道。刚一提出来要裁员,有人把来访本一摔,“不用裁,我不干了,我把公司给裁了。走人。”
有人跟着也离开了。尽管心里有种受屈辱的感觉,但我还是庆幸。可王妍又让我碰了钉子。
原以为营销部的裁员会顺利很多,所以,我便把裁员的事交给了下属去处理。我无非是高姿态地说一些或伤感或感性的话,表达对辞退人员的不舍和对他们曾经做出贡献的感谢。而还处在试用期的置业顾问王妍,却把公司告了。
在通知她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她说她怀孕了,已经三个月。而她入职才两个月。
“公司不能开除孕期员工,否则我会告你们。”当下属把这句话转述给我的时候,我说:“开除她不是因为她怀孕,而是因为她不满足试用期工作要求。按照规定,试用期需要销售两套房源,而她试用期期间一套未售。”
下属说:“我说了,她不听。非要告,还说这个消息把她吓着了,导致她一下午心跳加快,孩子都不好了。还要求我们赔偿精神损失。除非赔偿她8个月的基本工资。”
“想钱想疯了。”我气得抱怨了一句。但抱怨归抱怨,还是得想办法处理。
次日,我给她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再打,关机。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去找她,找不见人。销售部经理指了指储藏室,“在里面睡觉呢!”
“上班期间睡觉?”本来想好言好语相劝的我,看到这一幕就发起火来了。
她慢悠悠地坐了起来,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如果还是劝我离开的话,不要谈了,除非补偿我8个月工资。否则我一定告到底。我要仲裁、要告到人社局、告到监察大队,告到总部,告到政府,我就不信没人管,我就不信这么大的企业这样子欺负一个孕妇。”
我看她情绪激动,怕她动了胎气,不敢继续谈下去。只能缓和语气,“你不要激动,这件事我们日后再谈。如果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吧,别在这睡觉,影响不好。”
临走时,我又提醒她,“不遵守公司纪律,按理说也是要开除的。”
我首先接到了人社局打来的电话,哪个部门,他没有说清楚,只是说有人把我们公司告了,要求我们妥善处理,否则,他们就来查我们的资料,最后,还补了一句,只要查一定能查出来你们不合规的地方。
很快,我又接到总部总裁办的电话,处理投诉事件的工作人员说裁员要有技巧,不是硬裁,要注重公司形象,不要把问题推到总部来,如果再接到关于此类事件的投诉电话,当全集团通报。
我被两通电话气得坐在工位上半天不想说话。被逼无奈。我让下属把王妍的档案拿出来。
她转身离开的时候说:“领导,王妍也挺可怜的。公公去世了,婆婆身体不好,老公刚刚也被辞,全家现在就她一个人在工作,要不然她也不会怀着孕还出来打工。我们要不赔偿她点吧。”
我想解释,但是又不想说太多,叹了口气,摆了摆手,让下属先离开了。
在翻档案时,我发现王妍的简历多处造假,体检报告为假,上家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为假,最严重的是学历也是假的。入职申请表上写的是大专学历(置业顾问限定最低学历大专),毕业院校却是中专。我给学校打去电话询问是否有大专专业,学校回答没有。我把王妍的身份证号和姓名告知学校,请对方查一下是否有这个人,不一会儿,学校回复:没有。
我让女下属再次去找王妍,告诉她我们查出来的结果,并且告诉她如果自动离职,会把她的工资发到月底,如果不同意,那就随便吧,明日会把考勤系统和其他一切与公司有关的信息删除。
下属沟通后,回复我,“王妍气得不行,摔摔打打,收拾了东西,走了。”
原以为此事到此为止,没想到,她的婆婆一个小时后闯进我的办公室,先是苦苦哀求,诉说了许多家庭的不容易,而后又哭又闹,最后开始对我人身攻击,说了许多辱骂的话。
这个时候,她的老公也赶来了,扬言要砸了售房部,要泼硫酸,要拉条幅,同事报了警。警察来后,她婆婆坐在地上一直哭,一度要昏厥过去。老公开始自扇耳光,一巴掌又一巴掌。因为一开始所遭受的辱骂,此刻的我面不改色,内心却疼痛无比。
警察问我,“她这种情况如果按照法律规定该怎么赔就怎么赔,不能赔的话,出于人道主义,多少给点也行。”
赔偿流程很复杂,需要很多领导签字,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我一旦脱了口,领导一定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赔偿的钱可能会从我的工资中扣,更有可能,让我失去这份工作。
那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恶人。可是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裁员还是要继续。
2021年的年底,我没有完成裁员30%的任务,12月份绩效工资为0。当年的年终奖取消,同时,评优评先资格取消。
同事间的负面情绪很重,我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如履薄冰。作为分公司人力第一负责人,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我,所有人员的辞退都会以为这是人力的决定。
总部不断压下来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我大多都无能为力。
比如,砍掉投资部,一人不剩。裁掉司机,让总经理自己开车。为了减少公司的费用支出,让人力行政部去协调中高层每人办一张20万的信用卡,交给人力行政部统一使用。同时,停止一切费用支出。员工工资、烟酒招待费用、办公用品支出全部停止。
本以为熬过了2021年,会迎来转机。不成想,进入2022年才是噩梦的开始。
按照惯例,春节假期过后,每年总部会组织一次全集团的中高层视频会议,说一些激励人心的话,展望未来,鼓舞干劲,而今年,却变成了颓废的“控费”任务指标压力会。
控费指的是控制费用支出,抛开营销费用和工程支出外,管理费最大的支出在人工,另外一部分在日常行政支出。控行政支出,无非是更加严格地控制纸张使用,必须双面。
更加严格地查下班关灯关电脑,查出未关电脑打印机和灯的办公室或个人,一次罚500。不允许申请笔及其他办公用品。有时候为了一块橡皮,跑好几个办公室才能找到一块。
可人工就无法掌控了。控人工,首先是控预算,总部将年度费用预算从去年的1500万元/年,降低为今年的650万元/年。一下子砍去了将近60%,在人员不变,薪资不变的情况下,这点钱发到五月份就全部用完了。总部规定,如果分公司无可支出的费用预算,缺口要么自筹,要么从总经理和人力总监工资中扣除,要么全员停发工资。
那段时间,我把一些数据翻来覆去地算,哪怕把全部可用的措施都用上,也无法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从业多年,我已经黔驴技穷。
我把650万分摊到了每个月,如果想满足全年所需,人员需要从现有的103人,裁到18人。这是一个恐怖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光分公司的高层加部门负责人就不止18人,意味着要么裁掉高层,要么把基层员工全部裁完。
控费方案拟完后,我迅速向分公司总经理汇报。他倒吸一口凉气,点上一支烟,看着窗外,默默地坐着。许久,他才说:“先降薪吧,从今天起,全员降薪10%,同时和各部门负责人商谈,尽快出具裁员名单,按月裁,每月至少4人。”
经过总经理同意后,和总部的人力总监及副总裁又开了视频会议,由我向两位领导汇报分公司的控费方案。
方案还未汇报完,我就被副总裁打断了。“不行,降薪10%根本不行,要降就一次降到底,直接降30%。每月裁员4人也不行,6月30日之前必须完成全年的裁员任务,别想着每个月平均裁,把任务都压到年底,到年底裁,有什么意义,现在公司都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还磨磨蹭蹭的。”
我想解释,刚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话,就被人力总监打断了,“你是听不懂人话吗,王总说得这么明确了,还解释什么,执行就行了。”
接下来的汇报我说了什么,已经完全忘记了,我懵懵懂懂地看着ppt读了一遍,领导又无休止地训了一通,关了视频。我一个30多岁的人,突然间特别想哭,但又哭不出来。
尽管总部有总部的指示,但如果按照总部的指示执行,分公司一定就乱了。
所以会议结束时,总经理说:“还是按照我们既定的方案走。”
第一次降薪,出乎意料地顺利,大家一致表现出对抗疫情和市场大环境的决心,自愿降薪,与公司共度难关。可一个月后,费用再次吃紧,不得不进行二次降薪。
这次有员工不同意在降薪协议书上签字,且提出了要上访的想法。
总经理竟也恼了,他拍着桌子说:“马上开除,取消他的门禁卡,考勤卡,oa账号,让他进不来,部门负责人不能分配工作。让他去告吧。”
总部的资金问题更加严峻,在一次会议中,总部下了明确规定,裁员不允许再给离职补偿,“留下的人都拿不到工资,离职的人凭什么拿几个月的工资,不能给!”
不给补偿金,又要强制裁员,压力又全堆在了分公司人力负责人的身上。
谁都不会想到,曾经写字楼穿着正装体面的区域人力总监,如今潦倒到如此地步。
我的失眠和抑郁愈发严重,还开始咳嗽,始终无法痊愈。
去医院检查,做了磁共振,没有发现异常,还是要如常上班。我晕倒的事,公司通知给了我爱人。爱人和孩子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因为疫情原因,我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
撰文 | 谈筱亦
编辑 | 沈佳音
运营 | 屈昕雨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疫情的脚步是逐渐越追越紧的。2月,复旦大学人文学者、作家梁永安奔赴外地开会、做调研,因为行程卡上带着星号,一路上遭遇很多阻拦,甚至干脆被拒之门外。3月,上海核酸检测为阳性的人数迅速上升。直到4月1日,上海封控。
封控前一天下午,梁永安家的小区铁门已经提前锁闭。他的一个学生在菜市场买了肉和蔬菜送到门外。隔着铁栅栏,师生俩说了半天话,谈及各自的生活、工作和其他师友,梁永安现在想来仍觉得“感动又美好”。
本以为封控只持续五六天,梁永安清理了冰箱,买了一些蔬菜和肉补充进来,便没做更多打算。米缸慢慢见底了,烧菜也精打细算起来。接着,小区团购成为了物资的主要来源,他已经参加了十几次团购。远在北京的朋友也帮他在APP上抢菜,解了燃眉之急。
不过,除了被小区的核酸检测和团购打断之外,梁永安的生活节奏照常,保持了高强度的读书和写作,也频频在线上发言。他从文艺经典当中提炼启迪大众的营养,回应时下的议题,也帮助人们在封控中提振心情。
自从2017年在“一席”分享《在单身的黄金年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后,梁永安走进大众青年的视野。他与网友分享自己关于文艺、婚恋、青年和工作主题的思考,“人间清醒”“宝藏老师”“年轻人的人生导师”等也成为他的称号。
在这个特殊时期,梁永安仍旧追踪网络资讯,保持对远方他人命运的关切,也时不时会放眼窗外。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思考社会和历史的黄金时期,把自己的命运放置在更庞大的历史坐标之中,会生成新的灵感和智慧。
在新书《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的“谈孤独”部分中,他说,我们已经脱离了群居的农业社会,人要有真正的价值思考,有思辨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孤独的。只有在虚静当中,一个人才真正了解自己,能够走出当下的价值观,走出固有的体系,升华到另外一层,达到一种反思性,也能为社会探索新价值。
每天早上醒来,梁永安先把微信、今日头条等各个平台上的文章复制粘贴在IPAD上浏览,门类涉及文化、电影、数码、国际和历史。直到九点半到十点左右,他起来按计划看书工作。
厨房里陈放着炒菜机、电饭煲、面包机和微波炉,烧饭方便快速。
晚饭之后,是一天工作的重头。他享受黑暗中安静的沉浸感。七八本书在书桌上摊开,从书中的知识,他会联想到一个人,从一本书上的观点和理念,会联系到另一本书,渐渐形成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这样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入睡。一天的节奏周而复始。
很多人习惯于参照人群来认识自己,而在疫情期间,这个小环境消失了,真正清醒认识自己的时刻到来了。正如他在4月的播客节目中所说:“从空间移动来说,我们是慢下来的,甚至是停止了。这个封闭状态下,熟悉的生活开始变得陌生化。但也难得有机会,让我们有一些思考的时间。古代哲学中说,一个人的一生中,一方面有非常积极的实践精神,在行动中不断认识世界,但另外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洞穴时期,把在生活中的复杂体会,好好沉淀一下。”
电影《幸福终点站》的主角纳沃斯基从东欧飞往纽约,希望集齐57个爵士乐手签名中的最后一个,以完成父亲的遗愿,但没想到,母国政变,护照顷刻间失效,他因此被困在机场9个月。
梁永安觉得这和当下很多人的境遇相似,纳沃斯基身上集中了21世纪后现代人碎片化的漂流状态,展现了人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居所、获得身份的困难。所以他在播客中推荐了这部电影。
在滞留机场的九个月当中,纳沃斯基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重建起来的周围小社会里,操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穿越巴别塔的隔阂,用自己的心灵和行动,获得他人的理解和尊敬。每个与他有过交集的人身上,都暗含一种隐喻。
纳沃斯基与技术官僚弗兰克之间的博弈是电影中最精彩的一对关系。技术官僚的特点就是把人当做工具,把执行视为天职,然而,在与纳沃斯基的相处中,弗兰克也在慢慢改变。
为了让纳沃斯基离开机场、被视为偷渡,弗兰克故意告诉他警察换班的时间,纳沃斯基却出于自尊没有走出那道门;纳沃斯基推车换得收入,弗兰克派人替代他的劳动,纳沃斯基则帮助装修候机厅,收入比弗兰克还高;在纳沃斯基的帮助下,一名旅客破例带违禁药回家,给父亲治病。
弗兰克坚硬的心慢慢被纳沃斯基的固执和淳朴所感动。
在播客中,梁永安说:“美国思想家贝尔在上世纪70年代写作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有两大力量,一个是宗教冲动,冲动中包含着对人的怜悯和同情等丰富的情感,即超越一切利益之上的人和人的问题。另一个是资本冲动,每个人放大自己的利益,处理生活的各种选择。二战以后,资本冲动越来越战胜了宗教冲动,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当中,人变成了概念人、单向度的人,很窄。我们要从中发现和维护人和人之间被赋予的人性的关系,这就从纳沃斯基和弗兰克这对关系中呈现出来。”
而影片中另外一段关系则是纳沃斯基和空姐艾米利亚的邂逅。二十年来服务头等舱、永远守候上流社会男人的空姐艾米利亚被纳沃斯基的真心所打动,两人共度了一些浪漫的片刻,但艾米利亚无法推翻原有的生活格局和信念,终究与纳沃斯基这个“幸福中转站”擦肩而过。
“我们渴望的生活永远没有终点站,凡是实现的都是中转站。在新的社会意义上,我们永远都是流浪者。我们可以实现传统生活的简单情感,但我们就是不甘心。这个电影中的爱情是副线,却表达得很深刻,能让我们体会到现代人生存的艰涩。”梁永安说。
纳沃斯基滞留在机场,延长了原本短暂而陌生的关系,重建了一个熟人小社会。梁永安住的小区里有很多复旦的老师,但邻居间原本都不太熟悉,直到这段时间被拉进一个微信群里,互通有无,互相照应。
他楼上的中文系老师和楼下的哲学系老师都曾送水果和蔬菜给他,他觉得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方舟上共济的幸存者。
有好几次核酸测试的时候,有医务人员扫码看到梁永安的名字,欣然提到也看他的书,没想到今天能碰到真人,感到很亲切。这些医疗队来自外地,一早到达,当天返回,奔波辛苦,梁永安也很感动。
2022年5月24日,疫情防控下的上海街道空旷。(@视觉中国 图)
“以往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情感淡薄,而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善良的本色就释放出来了,中国人几千年传统里仍然有人情的温暖。平时忙的时候体会不出来,一旦按下暂停键,大家都释放出关切。另外,社会发展了,人有了文化和知识,就有了体面和自尊。”梁永安说。
疫情期间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区居民自治的力量。他观察到,团长建立起买卖渠道,为大家服务,相比原价格,提价不多,很受居民欢迎。
此外,居民轮流当志愿者,承担生活系统中的不同功能。比如有人专门负责制作小区的状态图,标出有阳性的楼道,每天发布疫情通报和团购通报,一目了然。
梁永安由此想到了英国历史上强大的社会力量。不同于俄法的大政府模式,早在13世纪,英国的体制就注重保持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权力平衡。贵族的权力制约国王的权力,社会分层之后,不同层次之间有互动的空间。工业化之后,社会中间层就释放出社会的资源和创造力,人和人之间、资源之间连接起来。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当修理工,在民间力量的接力之下,他完成了蒸汽机的创造。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44年了,我国积累了大量民智。2011年,中国社会适龄青年的本科率才12%,到2019年,这个数字已达百分之二十几,如果包括专科,毛录取率已经达50%左右。”梁永安建议说,“所以,我国社会人才吸收的智慧、能力和经验已经大大发展了。这些人有他们的能量和发展需求,要看社会关系如何去适应这个需求,把创造性的积极力量组织起来。”
封控至今,梁永安只出过一次门。北京的朋友帮他抢购了菜食,外卖小哥把快递送到小区门口。不知为何志愿者没有帮忙送到家,他询问了楼组长,被告知可以试试自己去拿。
于是他走出楼,前往小区正门。一段500多米的路程,在居家多日的他眼中显得新鲜而多彩。路上开着各种小花,依着铁栏的藤本蔷薇、探出石缝的一年蓬、成团成行的绣线菊、真率无羁的树马齿苋……更多的是绿油油的酢浆草,有土的地方就有它,仿若图画的翠色背景,托起初夏的生命。
一路走着,时不时停下来深呼吸,他格外珍惜这段路,他觉得自己真正体会了四百多年前蒙田说的话:“我知道恺撒与亚历山大就在活动最繁忙的时候,仍然充分享受自然的、也就是必需的、正当的生活乐趣。我想指出,这不是要使精神松懈、而是使之增强,因为要让激烈的活动、艰苦的思索服从于一般生活常规,那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的。他们认为,享受生活乐趣是自己正常的活动,而其他则是非常规的活动。”
5月11日,他把这段文字记录发布在朋友圈,说自己在效仿古人,许多文学写作都在行走中完成,文字抓住的是那个当下的感受和想法,未来可以凭借文字回到那段过去,产生新的感觉,否则那段时间就消失了。
更多的时间里,梁永安透过七楼的窗户,感知户外的声息。有时坐在飘窗上,望着一路之隔的复旦校园北区,他有些感慨:“往日从五角场回住处,大约两公里多,觉得挺远,不是坐车就是骑车。现在想,若是能自由自在走一趟,多幸福!过去炒小青菜,从里到外全放进锅,现在很珍惜地把菜心留下,放在有水的小瓷盆,让它长大,又是一道菜。静静地把相机和镜头拿出来,吹吹灰,感觉它们每一个都在喊‘我要出门,我要看大山大河……’”
每每望向窗外,看到原本川流不息的街景停滞在一片静谧之中,每个人的生活被掩蔽在一道道楼墙之内,他觉得疫情是我们共同面对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处境却大为不同。他原本就不需要坐班,整日在书房里看书写作,生活方式不会受太大影响,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梁永安想起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故事中,意大利轻骑兵上校昂热洛·帕尔迪路过被霍乱席卷的法国南部,因为被指控在水源中下药毒害民众,他躲在屋顶上,逃避追捕。他也无意中获得了一种俯瞰的视角,悲悯地俯视着在病痛和恐惧中深受煎熬的芸芸众生。
梁永安相信,这静默的时间,正是我们阅读历史的时机,尤其是1500年以来的世界史。参照其中一个个事件和阶段,就是在扩大参照系,认识我们自己,视野豁然开朗。
他看到有统计,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多年历史当中,人类发生了1万5千次战争,没有战争发生的时间只有329年,战争中死去的人将近40亿。损失的物质财富,如果换成黄金的话可以绕地球铺一圈150公里宽、10米厚的路。灾难几乎是人类需要常态化面对的难题。
他一如既往地在播客中娓娓道来:“我们首先要有坚强从容的生活态度,既来之则安之,从中学习和体会,然后从中追寻人类宝贵的价值。我们宽恕,建立起人和人的温暖,从中检验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文化信念和生命观都有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在灾难之中就可以体会到人类社会为什么要追求人和人之间真挚的情感。我现在深深地体会到,这个追求不是在太平盛世形成的,在灾难中我们真正地体会它的珍贵。”
也在这一段时间,梁永安的另一本新书《梁永安的爱情课》出版了。他试图回答转型社会中青年一代的种种情感、职场、人生抉择的难题和困惑,启发读者打开具有另一种可能性的人生。
梁永安形容自己的生活态度是向日葵哲学,不太会心事重重。他联想到19世纪的美国,美国人正经历南北战争、废奴运动和西部大开发,历史正在酝酿翻天覆地的变局,然而在他们当中却出现了马克·吐温这样风趣幽默的作家。
置身于阳台,梁永安被文竹、大牡丹花和龙舌兰所包围,他感到与自然的亲近。但花花草草好比是要娇生惯养的宠物,他更向往大树绿油油的覆盖,打破人和自然的界限,孕育着旺盛的生命。
等解封以后,梁永安想买两棵大树,搬到阳台上。他喜欢插队时期在云南常见的松树和坚韧的铁树,期待自己如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悉达多一样享受自然的智慧。
他也准备好重新投入公共生活,正如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所说的,人应当是自然人和社会人,他们应当维系友谊、交流情感,进入公共空间辩论和创造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