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513）
应届毕业生悬停在一线城市
接到电话是5月11日下午3点，一格坐在电脑前做设计图。约定续签实习协议的日子过去了5天，一格催问过HR几次。这天，平时习惯文字沟通工作的HR，约她电话聊聊。
“公司目前活儿也比较少，人力饱和，确实也不需要（这么多岗位） 。工资给你结到今天。”她的语气温柔又抱歉。
一格脑袋一片空白。她想开口挽回这份工作，但Hr所说的每一句事实，她都无力反驳。
作为2022届应届毕业生的一格，就读于江西一所高校的计算机专业。去年11月，一格来到上海这家跨境电商公司实习，岗位是设计师助理，日薪200元，工作内容主要是给月度新产品做展示图。
3月，疫情未爆发时，leader鼓励一格，希望她可以在公司做到转正，她在心里拒绝。她早早规划好毕业后的道路：在上海实习到6月，毕业后，去房价相对更低、竞争压力更小的杭州发展。
突然爆发的疫情打乱了计划。3月末，上海市部分工厂关闭，交通停摆。3月22日起，一格所在的公司进入全线居家办公模式。
起初，一格以为，最多封控1个月，4月底，形势依旧不明朗，公司工厂线无法开发新产品，设计部门的日常工作变成：改良旧产品设计图后，更新到产品展示页，工作量少了许多。五六月份本是外贸公司的交易和招工旺季，但眼下公司业务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库存。
危机感一直都在。5月初，一格1次续签2个月的实习协议即将到期。封控在出租屋内，一格无法去杭州求职，她考虑回老家，参加1个月后的编制考试。当时，一格所在的小区实行“只进不出”，而离沪需要家乡居委开的接收函，一格询问老家村委会，他们表示无法接受来自上海的返乡人员。一格放弃了。
她寄希望于同这家公司续约，应对房租和上涨的物价。希望破灭，收入断了，这晚，一格失眠至凌晨两三点。第二天上午，到了往常钉钉打卡上班的时间，一格却无所事事，她感到心烦意乱。
决定做点儿什么缓解焦虑。一格在三家互联网招聘软件上，分别给上海、杭州的公司投递了十几封简历。坐标上海的招聘公司，显示“已读”后便没了下文。终于，她投递的一家杭州的新媒体公司的运营岗位有了回复，HR看完简历，和她谈起面试事宜，听闻她在上海，对方随即表示：等你到杭州，再看我们公司是否还在招聘吧。
图 | 一格的小房间，过道狭窄
1076万毕业生涌入就业季。拥有广阔就业市场、丰富就业机会的一线城市，吸引着一些应届毕业生前来实习、待岗。但他们发现，工作岗位变得稀缺了。当感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来袭，异地求职的他们则要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2月，来自西安一所高校的王遥到北京寻找实习机会，求职不顺，她开始广投简历，西安一家企业的HR邀请她面试。担心返回西安途经中高风险区，影响绿码出行，王遥试图与HR协商线上面试，但对方表示只考虑线下面试。王遥只能放弃。
王遥的一位同学拿到了北京一家公司的offer，准备坐高铁来京，抵达高铁站，却因为健康宝弹窗没能搭上车，同学担忧，如果无法如约入职，确定的offer也可能被收回。
去年12月底，结束考研初试的秦文开始寻找实习机会。她来自广州一所985院校，梦想着进入影视行业工作。大二时，秦文对影视编导萌生兴趣，她降了一级，从经贸专业转到新闻传播类专业，这是学校最接近编导的专业了。
自知专业所学并不匹配影视行业的岗位，但2021年秋招，她还是给光线传媒、网易等大厂的编剧、导演、策划岗位，投了20多份简历，颗粒无收。她开始备考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初试结束后，自觉上岸艰难，留学费用昂贵，她准备找个实习工作积累经验，投递10多份简历后，她收到深圳一家小型视频工作室助理的offer。
春节还没结束，2月10日，秦文来到深圳，租住在一位同乡家中，几天后正式入职。这家工作室只有4位正职，业务主要是接拍企业宣传片、MV。人手少，秦文跟在同事们身后，事无巨细地处理着订外卖、带电池、拿器械、给微信公众号排版等等杂活儿。但秦文鼓励自己：这行就是从杂活儿开始做起的。
入职不到半个月，2月底，深圳福田出现多例阳性病例，实习的工作室线下拍摄活动基本停工。秦文窝在出租屋，原本就宝贵的实习时间又缩短了，她担心自己无法积累足够的经验和作品，进一步影响毕业后的求职。
她在出租屋焦灼等待着复工。3月9日，她租的小区马路对面开始立起围挡，房东觉察不妙，离开了福田。秦文恐惧独自在出租屋遭遇封控，她将自己的忧虑告诉老板，工作室的地址暂时可以自由出入，同事们一起收拾出杂物间，她在此将就了一晚。
2021年，聚集最多就业机会和创造性人才的一线城市，人口增量总和仅12余万，不及过去10年年均增量的十分之一。2022年春天，这些勇于闯荡大城市的毕业生们迎面碰上经济困难期，他们随时可能“悬停”。
实习协议断签后，一格把QQ头像调成了灰色。尽管清楚“失业”有环境因素在，她忍不住反复复盘工作中各个细节：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这次断签，多少唤起一格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她来自江西一所双非院校的计算机技术专业。2020年，一格读大专三年级，在短视频公司实习时，看到新来的本科实习生起薪比她的高。她决定准备专升本考试，从5月起，一格边工作边备考，因疫情，专升本考试后来缓考了两个月，她抓住时机拼命自学，后来如愿通过考试。
过去5年，她几乎没中断过实习和兼职，写过线上短视频分镜脚本，做过销售……本科期间，她靠此独自负担大学两年的费用。三段实习和多段兼职经历中，这是她第一次遇到本来能转正却被辞退的情况。
“失业”、未定的解封和离沪日期，也让一格忧心自己的生存问题。
来到上海后，一格和男友租住在浦东一处回迁房小区。5户合租，他们租住其中2间，大的那间11平米，带独卫，小的那间7平米，由厨房改造，她精打细算，除房租外，一个月支出控制在1700元左右。
3月底，小区出现确诊病例，成为封控区。存款微薄，她需要200元实习日薪，帮助应付飙升的上海物价：30颗鸡蛋45元，橘子、苹果、梨子共10斤98元……
一格尽可能团购那些便宜爱吃的菜，做饭则靠来沪时、自己从宿舍带来的30元小电锅、亲戚支援的一键式旧电饭煲，砧板、菜刀找室友借，洗菜在洗手间的盥洗台，桌子没空放砧板，最初切菜时，砧板就放在地上。4月，她支出了3200多元花销。
投出的简历没有回应，一格重拾线上兼职自救。刚来上海时，她发现这有广阔的副业市场，实习之余，周末她还兼职做街拍，但现在兼职也少了。好在靠之前积累的人脉，一格找到一份体制应用文写作的零工，日薪50-80元，靠此度过这段等待offer的日子。
或许，所有一线城市漂泊客都为租房生活崩溃过。来到深圳，没找到房子时，秦文为省钱，在一间价格低廉的民宿落脚。连同她、老板娘共五六个女性同住的单间里，她小心把电脑、相机、iPad、无人机等贵重物品收好。但半夜，她还是被吓到了，一个男人闯进来，他是隔壁的男租客，深夜口渴，来找老板娘要水喝。
图 |秦文住的民宿天台
3月9日，秦文在工作室住了一晚，还是回到了出租屋。3月14日，小区开始了为期14天的封控，秦文在顶楼闲逛时，在堆着闲置家具、杂物的天台上，发现一只白色小猫住在笼子里，身上脏兮兮的，凑近后闻得到异味，这是房东养来抓老鼠的小猫。
那之后，秦文每天都要上楼，给小猫换水、添猫粮。这只小猫陪她度过被封控的日子，秦文说，它算是陌生城市里唯一陪伴自己的朋友。
在工作室，她感受到同事们的照顾，但在具体的实习工作中，她的心情愈发暗淡。大家一起讨论脚本，秦文没能提出好的创意，领导问她，“为什么没有多看些影视剧？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职业？”
秦文不知道怎么开口：她每天提早一小时上班，晚上和周六日也经常在公司加班，她要处理工作室的琐碎活计，还在坚持自学。秦文期待自己能在这里获得快速成长，却有心无力。
来深圳前，秦文对“毕业生一线城市就业”的想象，多源于网络上之前流传的、在大厂得到高薪优待的神话：月薪1万起，各类补贴，创造性的工作，良好的团队氛围……今年大厂裁员的新闻多了，她也在实习、参与线下招聘会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之前的天真：一线难留，多数求职的应届生，是要竞争国企、私企底薪6000-8000块的工作，最好能够保障五险一金。
另一位在深圳漂荡的应届生小珂，也来自广州一所高校。处在工作试用期的她意识到，在学历攀升、就业饱和的大城市，拥有一份体面光鲜的白领工作并不容易。
3月底，小珂考研上岸失败后开始求职，她的目标城市是广州、深圳。此时社招进入尾声，连续投了7、8天简历后，回复寥寥。一个行政岗位，月薪6千，主要负责接待、记录会议等，她以为自己绝对能胜任，HR告知她“简历不合适”。而招聘软件显示，和小珂投递同岗位的应聘者，10%左右为硕士，还有许多工作经验丰富的社会人士。
后来，小珂不断往规模更小的公司投递，岗位范畴也越投越宽：行政、外贸、文案策划、新媒体运营……投出四五十封简历后，她只拿下两个offer，她选择了这家位于深圳光明区的外贸企业。
小珂在广州韶关的农村长大，她渴望毕业后能在大城市发展。出发前，小珂在地图上搜了位于深圳光明区的公司地址，距离市中心约30公里。小珂提前一天抵达深圳，坐着出租车驶向目的地，车窗外店面窄小，街灯幽暗，电动车呼啸而过，她想起老家的模样。
公司为员工提供多人宿舍，房间和客厅里都摆着上下铺床，并配有沙发和冰箱。二楼住着男员工，其他楼层是女员工。房子隔音差，小珂属于早睡党，夜晚，她时常被晚睡晚归的室友关门、上厕所的声音吵醒，再努力在嘈杂声中睡去。
她一度觉得自己“该满足了”，在毕业前拿到一份拥有转正机会的工作。但上岗后，小珂发现这份工作只是不停重复。她在公司做业务员，底薪6000元，工作是在网上检索各类企业的联系邮箱，往邮箱中发邮件，介绍和推销产品，一周过去，小珂共给80多个潜在客户发送产品介绍信，只有两家回复。
其中一家留下联系方式，另外一则回复：Thank you。
在出租屋中靠兼职过渡的一格，还在等待转机。
5月22日，她所在的小区成为防范区，一格可以在小区内自由活动。上海部分线下交通恢复，原本外卖平台只有早上6点和8点半可以预约送货，已经全时段开放，群里的团购价格也低了些。但一格想到接下来找工作、租房还要花钱，她团购菜、水果的频次和数量都更低了，买来后，就分装放到冰箱，每次吃少一点，这样能多吃几天。
投出的简历杳无音讯，一格改为每2天上线招聘网站一次，投递简历，查看回复。太频繁地体会希望落空的感受，她担心自己失去信心。
一格听HR朋友说，招聘岗位缩减，比如新媒体公司原本可能招运营、编辑两个岗位，现在可能会“合二为一”。如果应聘者能“多条腿走路”，会在竞争里更具优势。
她试着多积淀些技能。她安排自己上午写兼职稿，浏览招聘网站。下午看纪录片，摘抄文案。晚上，剪辑短视频发到视频平台，她准备往短视频编剧行业发展，这些视频可以作为素材积累。
不时有好消息传来。5月16日，上海发布会公布了一条6月逐渐解封的通告，她也可以离沪了。一格和男友踏上了回乡的高铁，准备先回江西家乡隔离，摘星后，再去杭州寻找工作机会。不过想到两人此次返乡，人均500多元车费，每日160元、累计14天的隔离费用，她有点肉疼。
在深圳初步稳定下来的小珂，想过换掉这份充斥着无意义感的工作，但临近毕业，她希望能够自立，分担家庭的责任。春节期间，小珂的外婆生病住院，在医院陪床时，小珂想到父母：两人已经50岁了，分别在五金厂和食品包装厂做工人，还要供养弟弟至大专毕业。如果父母生病，她和弟弟都无法赚钱，谁来承担这些花销？
她想先争取转正，至少这份底薪能让她活着。“找不到合适的活，就先稳定下来吧。”
5月4日，秦文提前结束深圳的实习。返回学校，投入到毕业设计中。她想过二战考研，深入学习专业知识，父母也支持她。但坐在宿舍里，对比舍友们保研、出国、留学各有出路，秦文心绪杂乱，返校后的几天，她一直足不出宿舍楼，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了”。
她仍希望再找份影视行业的工作。学校举办线下招聘会，秦文换上正装，戴紧口罩，走入了会场。在和面试官交流的过程中，她简历上的视频比赛省奖，引起了一些面试官的夸赞，这让秦文对自己恢复了些信心，但招聘会上最终没有出现她心仪的目标岗位，她打算再去附近其他学校的招聘会上试试运气。
图 | 秦文在双选会现场
5月28日，在另一场招聘会会场。秦文留意到，这场招聘也面向2023届的学生。她还注意到一位同专业的硕士学姐，面对面试官，她讲述了3次在全国性的比赛中获奖、做见习导演的丰富经历，秦文自叹不如，听得想溜走。不过，面试官听完后，问这位学姐：这是个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岗位。你可以设计一个运营推广方案，吸引粉丝和流量吗？
秦文意识到，她们所追求和看重的，和大多数企业的需求并不匹配。她想，自己或许要看一些文秘、行政、公关类的岗位了。晚上，她告诉我，她通过了广州一家公关公司的复试，她会将此作为工作备选。
这是半个月前，那场招聘会上，她收到的为数不多的邀请。当时我问她，那还逐梦影视圈吗？
她说，“我挺想有个岸上了。”
- END -
编辑 | 崔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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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我与家人感染后
全家感染
今天，朋友圈里传来“上海6月1日恢复正常秩序”的消息，一些获得了“限时解封权”的朋友晒出了外出的照片：空荡荡的街道，被拍得很美，看起来跟常日一样。
而我从居家办公到今天，已经过去了67天。我们这个片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
一直以来，我从未觉得上海是“我的城市”，认为自己只是寄居于此。但现在，我终于觉得它是“我的城市”了——它的血，最终会流淌在我身上。
从哪开始说起呢？就从我们一家都感染新冠以后吧。
居家的第一个月，全家人安然无恙，我乐得不用上班见人，对象居家无法工作，但他也乐于居家生活，只是购买物资比较麻烦，主要靠小区团购。正当我们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到解封时，意外降临了。
4月13日，对象和婆婆出现混检异常——这个月的第二次。婆婆有些感冒，孩子正在低烧，这天晚上，大白上门做了单管。
半夜，风雨大作，小孩体温升至39度。家里没有退烧药，我去敲邻居家的门求助，但邻居好像睡着了。打电话给居委会，居委会给了我社区医院的电话，但社区医院当时无法接诊，接电话的医生表示自己也感染了。于是居委会开了放行条，让我们出去找医院。
我试着在团购群里问了一句：谁家有小孩退烧药？没想到很快有人回应。这位好心的邻居把退烧药放在了隔壁楼门口，我们顶着暴雨出门，药拿到手里，是一个小小的橙色的盒子，盒身已经湿软。
我们赶往附近的医院，一路上非常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水坑里，一直打滑。走到半路，我们找了一个路边的屋檐，把退烧药喂给小孩。好不容易走到医院，裤子鞋子全湿了。
到了以后，有五个家庭正在儿童发热门诊排队，听着不多，但是苦等一小时，队伍纹丝不动，因为需要现做核酸，结果出来才能进去。排在我们前面的大哥，他女儿烧到40度，喝了美林也压不住，烧到抽搐了，叫救护车送来的。后来我小孩有点退烧了，我担心挤占医疗资源，身上又湿又冷几乎站不住，于是决定回家。
第二天早上，小孩的体温又升至39度，我们第二次去了医院。这一次我们在医院门口排到了第二位，但队伍仍然纹丝不动。等到中午，额温枪测出小孩体温37度多，我们又决定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买了感冒药和止咳糖浆。下午，小孩彻底退烧，此后体温无异常。
4月15日一大早，婆婆确诊，被接去方舱，我急急忙忙地收拾了生活用品给婆婆带走。幸运的是，方舱就在我家附近，男女分区，有饮水机，环境整洁。我们苦中作乐地想，这是盲盒开到中上签了。
图 ｜ 政府发放的物资
后来想想，婆婆是怎么感染的呢？老人家从3月31日起，除了下楼做核酸，就没出过家门。
婆婆被接走后，关于我、对象、孩子三位密接，并没有留下什么“指示”。对象表示，如果要去方舱，他肯定要陪小孩一块去，无论自己是阴是阳。我说，那你到了方舱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可爱的小女孩，和人家父母搞好关系，没准还收获一段娃娃亲呢。
这样的玩笑，让我们的神经得以稍微地松弛。
等待确诊
楼里出现阳性患者，这一天，大白24小时在楼下站岗，晚上席地而睡，身上什么也没有盖——当天夜里气温只有7度。
婆婆去方舱以后的第二天夜里，我开始发热、辗转难眠，对象身体也有点不舒服。早上起来量体温：37.7度，外加头疼、嗓子干痛——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小孩也明显地、一阵阵地咳嗽，我心想“还是赶紧做个核酸吧”——这个时候，只有确诊变阳，才是最快的就医方式。
那几天，我们一直陷入恐惧之中：害怕进方舱、害怕小孩和家人分离、害怕连累全楼被封导致邻居们挨饿、害怕小孩生病严重时无法进入医院……最后才想起感染的恐惧。
看了一眼健康码，还是绿的。我想，等我的码红了，病可能都好了。
但生活还得继续。由于病症不重，我们日常做饭、带孩子几乎没受影响，唯一的变化是每天开始吃连花清瘟、喝盐水。
有一两天，对象带娃带得心烦意乱，有次我把敞口塑料盒的鸡蛋放进冰箱，结果他勃然大怒：“你就这么放进去？那个盒子之前放在地上，很脏的！而且鸡蛋上还有鸡屎，放进去会污染蔬菜！”然后他倒在小孩的爬爬垫上，痛苦地捂着头：“烦死了！让我死了吧！”我挖苦道：“你可能是疫情期间唯一因为鸡屎而死的上海市民。”
图 ｜ 自己种的小葱
小孩的腹泻和咳嗽持续了几天，那几天总是闹着黏在爸爸身上。对象由于发烧乏力，特别不耐烦，于是父子俩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大战——小孩哭闹、老公嘶吼、安静；再闹、再嘶吼、再安静.....从早到晚，循环往复。
我本来想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直到孩子把一颗之前掉在被子里的连花清瘟胶囊塞进嘴吃了，我也忍不住生起气来。药只咬了半颗，撒出的药粉弄脏了被子，加上他之前尿脏了另一床被子，而我们因为不知道哪天会转运方舱，一直不敢洗被子。
生活如常，但这些微小的事情，还是会令人不经意间崩溃。
默许居家
第二天，疾控中心打电话通知我和对象确诊。我告诉对方，家里有一岁小孩，未知“阴阳”，不好去方舱。对方回，会向上反映。
第三天，我们几乎没有症状了，疾控中心又打来电话，对象如实告知，并再次强调1岁小孩不便去方舱。对方又说，会向上反映。
4月24日，等到再有人联系我们，是让我们在家做抗原检测。虽然对方没有明说，但我意识到，这是打算放我们在家自行转阴。
抗原结果是：对象阴性，我阳性，但我的第二道杠已不明显。我打电话告知疾控中心，对方表示，原则上还是应转尽转。我说最好过两天安排人上门做核酸，如果大家都阴了，就不用去，这对我们双方的折腾都是最小的。对方再次表示，会向上反映。
4月26日，抗原自测全部转阴，疾控中心说会安排两次上门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才能恢复正常身份。“什么时候来测呢？”我问。对方回“人太多了，不好说。”我想，那可有得等了。
与此同时，小区里还有十几个“阳性待转运人员”，这个人数一直没有明显减少——我私下揣测，像我们这样不方便转运的人员，或许是被“默许”居家转阴了。
自行转阴
此后生活平静，那段时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和邻居家的垃圾，无法及时清运。
到了4月28日，很高兴终于有人上门消杀了——我倒不是希望有人来喷消毒水，而是消杀人员可以把垃圾带走。我请求他帮我拎走了四五袋垃圾，垃圾挺重的，他背上的消毒水也很沉。我实在不好意思，但也没有其他办法了。离开的时候，消杀人员说：“你们这还算好的，我遇到过有的女孩子，一个人住，都快没饭吃了！”
我们家的情况，的确还算幸运。想起一位住在浦东的朋友，因为所在区域的种种状况，她开始以两个月为预期囤菜，情绪非常焦虑。朋友都纷纷安慰她，说解封后请她去广东吃早茶，去苏州吃朱鸿兴汤面......生活总是要有些盼头才过得下去。
图 ｜ 买不到奶茶就自己做
那些天，我无数次想到封控前随手买的两罐午餐肉，一直没舍得吃。我想着，要等上海解封的那天，开一个午餐肉罐头，油锅烧热，煎至两面微焦，再煮一包泡面，把午餐肉加进去，认认真真吃下每一口的酥脆咸香。我希望，午餐肉是作为一种美食被吃掉，而不是作为最后的存粮被吃掉。
婆婆后来又接连转运了两次方舱，身边的病友陆续出院，但是发放的食物额度不变，她便攒下了不少的余粮。
我们从4月19日一直等到5月2日，终于有人再次上门做核酸，但48小时后都没有出结果——邻居催、居委会催，但又能怎样？接着等呗。5月4日，婆婆都转阴了，但因为我们一家的核酸结果没出来，她仍不被允许回家。
5月8日，我们总算“阴了”，还需要继续居家观察7天。两天后，我睡到中午才起，起床时，婆婆已经回来了，正在整理从方舱带回来的东西。我赶紧让她把东西先拿进屋里，不要开门太久——家里有刚从方舱回来的人，邻居也会担心。生活就这样恢复了“和以往一样”的节奏。
图 ｜ 婆婆从方舱带回的余粮
过去两个月里，就像走完一个漫长的流程：等待确诊、等待转阴、等待绿码……昨晚，在我已经不太关注健康码的时候，对象突然告诉我：我们的码，变绿了。
*本文转载自真故研究室:zhengu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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