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439）

两个傻儿子一个养子，都不是她要的孝子 | 

 

Original 秦二三 人间theLivings 2022-05-19 08:05 Posted on 北京

 

 

12月份的时候，西安疫情突然严重，22号下午宣布封城。这一次封城持续了1个多月，解封时，吴红梅已经被埋进了黄土。

 

配图 |《麦香》剧照

 

 

 

 

 

 

 

腊月十六的中午，我正在家中劈柴，吴红梅侄孙女来了，掩在门缝里探头探脑地对我说：“你奶奶在家吗？我三奶奶找她。”

我半猜半问：“剪头发？”

她点了点头，跑走了。

下午4点多，奶奶给吴红梅剪完头发回来，念叨着说：“吴红梅头发也不长，却非要剪一下……”

爷爷说：“可能是躺着心急，想找你说话呢。”

“我看刘耀祖（吴红梅丈夫）现在是瓜实了（傻了），天没亮就跑出去拾破烂，石头瓦片人家当宝呢！拾回来就堆在炕角藏起来，吴红梅躺在炕上脚都伸不直么。”

我说：“吴红梅不会扔掉？”

“谁敢扔？人家有数呢！你别看瓜呢，算数比谁都精。吴红梅说她偷着扔了一次，结果刘耀祖发现不对，把她摁在炕上捶了一顿，那个力气大的哟……”

这一点我倒清楚，刘耀祖虽然80多岁了，但身体非常硬朗，大冬天只穿一件单衣在外面转悠，从来没有感冒过。他年轻时也是个精明人，只是近几年得了老年痴呆，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在此前半年时间里，吴红梅一直都在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大家都以为她还能撑一段时间，至少过了这个年。可3天后，她就去世了。

吴红梅家就在我家斜对面，奶奶说远亲不如近邻，让我和父亲都去帮忙。帮忙的人很少，不像其他人家。我看着戴着孝帽的稀疏人群，想起了秋季阴风天时柴禾堆上斑驳惨淡的白霜。恍惚间，念经的阴阳站在灵堂前喊道：“孝子呢？我要念经了，孝子来烧纸！”

父亲忙走过去，低声说道：“孝子没回来，你看侄孙女行不行？”

阴阳听后有些犹豫，父亲给他指了指坐在门口傻笑的刘家兴，说：“家里就这一个了。”

阴阳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那就随便找一个吧。”

吴红梅的灵前也不比旁人，很是凄惶。她的心愿终究没达成——她一辈子操劳，就是为了百年之后能有人给她送终。

 

 

1

 

吴红梅和刘耀祖一共生了2个儿子，第一个叫刘家庆，第二个叫刘家兴。刘家兴出生的时候，刘家庆已经15岁了。之所以这么多年后又要一个小儿子，是因为大儿子的问题是在10岁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我奶奶说，吴红梅其实早就察觉出刘家庆有点不正常，只是不能确定，也不愿相信。听说刘家庆5岁还没有断奶，不是不给断，是断不了。要是不给他吃奶，他就在家里撒泼、砸东西，用手掐自己脖子，抠嗓子眼，把嗓子抠出血也不停手。

每当这个时候吴红梅就心疼，然后心也就软了。刘耀祖只能宽慰她，说等孩子长大一点或许就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家庆的心智确实有所成熟，可力气也在成长，直到最后连刘耀祖自己也管不住了。

刘家庆10来岁的时候，吴红梅对我奶奶说：“嫂子，我愁啊，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家庆这个样子，我和他爸以后老了可咋办呀！”她抹着眼泪说：“嫂子，我想再生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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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记事时，刘家庆已经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了，他在我的记忆里只停留了5、6年。他的一生并不长，概括起来也很简短——无恶不作。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放火和翻墙偷东西。我们村每一个社里都有一个共用的麦场，冬季时麦场里堆放着各家的麦草和秸秆。刘家庆在的那几年，没有一家的麦草能放到来年的春天。

刘家庆就像一个小霸王，没有人敢去招惹，生怕他报复。我4岁的时候曾得罪过他一次，一天，我在家门口的大路上捉到一只肥胖的老母鸡，碰巧过来一个收兔子的人，骑着老式的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横绑着一个扁担，扁担两头各有一个装兔子的笼子。他看到我屁股下的母鸡后，停住，一只脚撑在地上，问我卖不卖？我说卖，他又问我多少钱？我当时没见过钱，就伸出一个手指头对他说：“1块钱。”

第二天我正在睡觉，鸡的主人找来了，问我是不是偷了他家的鸡，我慌张否认。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是谁偷的？我急忙说是刘家庆偷的。说完后他就走了，我以为他不会去考证一个臭名昭著的人会不会偷鸡，所以又放下心睡着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刘家庆的脸，他离我非常近，低着头对我说：“娃娃，你说是谁偷的鸡？”我赶忙坐起来说是我偷的，他咧嘴一笑，对身旁的鸡主人说：“这不是把贼找到了么。”然后就转身走了。

当时我怕极了，事后好几天都没有出门。可后来我发现刘家庆好像并不在意——也是，他要是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不会光明正大地把自家的麦子扛出去卖钱了。

他个子很高，只是有点驼背，在扛了一袋麦子后，驼背就更加严重了。我们村的人时常看见他扛着一袋麦子，站在大门口吼骂自己的母亲吴红梅，吴红梅忍受着儿子的吼骂，想要从他肩上拽下袋子，可袋子纹丝不动。

吴红梅抬头看一眼路边的人群，尴尬地张一张嘴，再次低下头去，只把手臂伸高拽着袋角。刘耀祖怒气冲天地从门后拎起顶门棒，跃跃欲试着要打刘家庆，而刘家庆则攥紧拳头，直起自己本来驼着的背，死盯着父亲。

刘耀祖和刘家庆对峙时，我能看到他因为发怒而变得通红的侧脸和脖子。直到爷俩剑拔弩张地开始对视，那红色慢慢从他的脖子上褪到脸上，又从脸上褪进眼窝里，最后，刘耀祖扔掉顶门棒，红着眼睛把吴红梅拽进了屋子。看父母走进了屋子，刘家庆便将脚边的顶门棒踢进院里，扛着麦子嘿嘿笑着走了。

这场景后来出现过很多次，直到刘家庆搬空了他家的存粮。当他扛着家里最后一袋麦子走出门时，吴红梅又一次拽住了袋角。此时的吴红梅仿佛变矮了许多，需要把胳膊伸得高高的才能攥住袋角。刘家庆不耐烦地往前猛拽了一下，吴红梅被拽倒在地。她不再看路边的人群，也不再尴尬地笑了，躺在路上号啕大哭，眼泪滑进耳鬓的乱发，又从头发中掉落进黄土里。

刘耀祖从屋里冲出来，刘家庆还没来得及挺直脊背，顶门棒就砸在了他的腿上。麻袋摔落，麦子洒了一地，刘家庆摔倒在金色的麦粒与黄土之中。刘耀祖一棒接着一棒打在刘家庆的身上和腿上，刘家庆一边挣扎着要爬起来，一边咒骂道：“刘耀祖我*****妈，刘耀祖你把老子打死啦……”

当刘耀祖被人群拉开时，刘家庆已经没了声音，只痛苦地在地上蠕动着身体，他的衣服和头发上沾满了土，变成了灰白色。

 

 

2

 

刘家庆虽然成了瘸子，但却老实了很多，他时常坐在家门口和刘家兴玩耍，教弟弟抽烟。

刘家兴比我大5岁，奶奶说她记得很清楚，当我已经1岁半能够说话时，6岁的刘家兴还只能“咿呀咿呀”地叫。刘家兴到了10多岁仍然不会说话，其行为举止也说明了他和哥哥一样，大概患有某种先天性精神类疾病。唯一不同的是，刘家兴很善良，旁人与他说话，他就会害羞地歪着头傻笑。

我时常看见刘家兴用架子车拉着吴红梅和刘耀祖去麦田里干农活，去市场赶集。他唯一的恶习就是抽烟，受哥哥的传教，刘家兴的烟瘾非常大。他时常朝路人伸出食指和中指，比划着夹烟的姿势，嘴里胡乱嘟囔着要烟抽。他连要烟的时候也很害羞，低着头咧着嘴笑，只用眼睛一撇一撇地看你。

我刚上一年级时，有天刚放学回家，刘耀祖就火急火燎地冲进我家叫我爷爷，边跑边大喊着：“老哥呀，不得了啦！家庆这个*****往电壶里下老鼠药啦！把他妈快毒死了，老哥啊，你快过来看一下啊，家庆这个*****……”

爷爷到他家的时候，吴红梅正捂着肚子在炕上左右翻滚，同时嘶哑地呻吟着：“疼啊，肚子疼死啦……”

爷爷怕她滚下炕，赶忙让刘耀祖把她抱在地上，又让奶奶熬了些甘草和仙人掌汁，用筷子撬开吴红梅的嘴灌了下去。多亏电壶里的水烫，吴红梅喝得不多，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总算保住了性命。

事后才知道，刘家庆是趁着家里人都去了麦田锄草，把老鼠药放进了电壶。刘耀祖和刘家兴因为太渴，都喝的是凉水，所以才没有中毒。

吴红梅休息了10来天才彻底恢复。在她还躺在炕上的一个下午，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正在家门口打沙包，刘家兄弟俩坐在他家门口看我们玩耍。我听见刘家庆对弟弟说：“躺下，家兴，哥给你掏耳朵。”然后刘家兴就蹲在刘家庆的腿边，将上半身慢慢匐在哥哥的腿上。

刘家庆在身旁拔了一根青草杆，轻轻地伸进弟弟的耳朵里，刘家兴痒得缩着脖子咯咯地笑。

之后，刘家庆慢慢低下头去，看似是要更认真地掏，却突然一口咬住刘家兴的耳朵，刘家兴痛得大叫，我们都被吓得愣在了原地。我清楚地看到，因为牙齿过于用力，刘家庆每一缕头发都在抖动。后来，他把弟弟的半只耳朵吐在了地上，同时松开了摁住弟弟脑袋的手。刘家兴大叫着跑进了家门，半边脸都被血染成了红色。

路边棋摊上的大人们也都在此时回过了神，一把拨开傻笑的刘家庆，冲进了刘耀祖家。社长王存义对我喊道：“把你前几天折的毛蜡烛（香蒲果实，形状像香肠但不能吃）拿来，快！”

我赶忙拿来已经晾干的毛蜡烛，王存义撸下一大把，捂在刘家兴的耳朵上，血慢慢止住了。刘家兴的半边脸都沾满了毛茸茸的花絮，盖住了血，盖住了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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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之后，刘家庆就失踪了，没有人再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

半个月后，我们邻村举办庙会，戏台上戏子唱得热火朝天，戏台两边的大喇叭将声音无限放大，粗犷豪放的秦腔声如滚雷一般贴着黄土地刮向四方，刮过戏台最前方认真看戏的老年人，刮过无缝不钻乱跑乱嚷的小孩，刮进麻辣烫和烤肉的帐篷里，压倒了划拳声、哭闹声和醉汉的吵架声。同时也压倒了不远处高速公路上的车祸声——那是刘家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火化刘家庆的都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这种年纪轻轻就横死的人，在农村有很大的避讳。不管其生前是正直善良，还是无恶不作，其死后的待遇却都是相同的——不攒坟土，不入祖坟。

 

 

3

 

刘家庆的死对刘耀祖和刘家兴并没有造成多少影响，他们父子俩仍旧一个拉着一个去赶集，去务农，但却给吴红梅留下了细水长流般的伤痛。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放学回家时总会看见吴红梅坐在我奶奶身边的炕沿上揉眼睛。当她放下手时，皱巴巴的手背上没有一丝水痕，只有红肿的眼眶证明她应该是哭过。奶奶说，吴红梅已经流干了眼泪，再哭下去就只能流血了，流完血就瞎了。自此以后，每次她哭，我更注意她揉完眼睛后的手背了。

我和小伙伴们一致感觉吴红梅并不喜欢刘家兴，她只是把小儿子当成一个苦力，为此我还曾写过一篇作文“控诉”她——内容我已经忘了，只记得自己写过，并和伙伴在黑夜时塞进了刘家的门下。然而这篇东西仿佛石沉大海，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可能和那几年在村里横行的邪教有关吧，教徒们会在夜幕降临后往每家每户的大门下塞宣传册，有时是一本很厚的书，有时很薄。我们农村人大多都会用它们去生火，没人会仔细看上面写的什么。所以我的那篇作文很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就已经葬身火炉了。

刘耀祖和吴红梅仍想再要一个孩子，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只要一个和正常人一样的孩子。刘家庆和刘家兴兄弟俩的情况却已经让他们不敢有再生一个的想法了，于是夫妇俩开始四处托人打听，看谁能帮他们“抱”一个孩子，最好是男孩。传承血脉已然不能指望了，只求在两人百年之后能有一个抱灵位的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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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喜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季正午，被高老头抱进刘耀祖家的。他来自离我们村不远的一个地方，上面有3个哥哥，出生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养不起他了。

他本名叫朱宝山，这个名字他只使用了5个月，之后，刘耀祖给他起了新名字。一开始吴红梅并不喜欢刘家喜，或者说，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女人并不喜欢婴儿。婴儿的身上充满了变数，而她已经体会过2次顶糟糕的了。

3个月后的正午，小家喜从午睡中醒来，躺在宽敞的炕上，枕着和自己身体一样长的枕头，双腿和双臂在空中胡乱摇晃着，小嘴里发出小羊羔一样的“咩咩”声。吴红梅在炕旁的高低柜上冲着奶粉，孩子的声音使她有些心烦，导致她把暖水壶的木塞错盖在奶瓶上，木塞刚好比瓶口小一圈，掉了进去。溅在柜盖上的奶使吴红梅心疼不已。她把手指伸进奶瓶，想掐出木塞，可木塞太深够不着，她改用筷子夹，瓶口卡住又夹不出来。终于，吴红梅崩溃了，她大叫一声，将奶瓶狠狠摔碎在地上。

巨大的声响把小家喜吓得浑身一哆嗦，脱口而出一句清晰无比的：“妈妈——”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就像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火光。吴红梅大喜过望，立刻抱着小家喜来给我奶奶讲刚才发生的事情，一边说一边笑。说一句，就狠狠地亲一下孩子肉嘟嘟的脸蛋，我奶奶就赶忙制止她一次：“哎呀！不能这么用劲，把涎水包包挤烂啦！”

吴红梅终于恢复了往日的耐心，开始第三次走上这条让她遍体鳞伤的路，教小家喜说话、数数、认钟表、看三星……

刘家喜非常聪明，学什么都特别快。吴红梅常常在人前自豪地说：“我们家喜聪明地哟，那聪明地哟……”翻来覆去就这一句话——可能因为这是她年过半百后，第一次在人前夸耀自己的孩子，所以有些生疏，有些不得夸耀的要领，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需要佐证的，是需要描述具体的某个行为，作用在某个具体的事物上的。

无论如何，后来刘家喜就有了一个“刘地哟”的外号，一直伴随他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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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喜比我小3岁，和我弟弟一样年纪。他俩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同班，加上又是邻居，关系非常要好。他放学后总会抱着作业本来找我弟弟写作业。

那个时候我已经读初中了，正是喜欢惹是生非的年纪。一天，我正在看电视，一扭头发现刘家喜坐在我身后的小板凳上，我弟弟却正趴在炕沿上，对着另一本作业本奋笔疾书。我走过去一把扯来弟弟抱在臂弯里的作业本，扔回给刘家喜：“滚回去，以后不准来我家了！我家不欢迎抱疙瘩。”

刘家喜走后，我紧接着就恨铁不成钢地把弟弟捶了一顿。爷爷听到弟弟的哭声，赶忙进屋看。我先下手为强地说：“他抄刘地哟的作业，我让他长记性。”

爷爷听了我的话后，作罢要教训我的架势，转身指着弟弟的脑门说：“打得美！”

正说话间，吴红梅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爷爷刚想上前招呼，她一把攉开爷爷就朝我扑过来，嘴里喊道：“我把你个坏种嘴撕烂呢！”

我跳到一旁撒腿就跑，听见她在身后对爷爷骂道：“是谁给教的！谁给教的说我家家喜是抱疙瘩！哪个*****再敢胡说，我就把谁家的灶爷板掀了……”

爷爷还是打了我一顿，是他有史以来打我最重的一次。我当时恨透了爷爷，恨他软弱，不敢和吴红梅叫板，只敢把气撒在我的头上。我也恨吴红梅，恨她小题大做，恨她对我撒泼却连及我的家人。

多年后，我非常后悔自己说的那句话，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宽慰自己，或许我并不是第一个当面揭露刘家喜身世的人。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明白，14岁的我，犯了一个将要让我后悔一生的错。

 

 

4

 

刘家喜升到初中之后的事情，都是我从弟弟那里零零散散得知的。

老家唯一的初中在镇上，好几个村的学生将汇聚在一起。刘家喜就是在这个时候与朱元山相遇了，开始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同学们度过了最初的生疏期，渐渐熟络了起来，就有人开玩笑说刘家喜与朱元山长得很像，像亲兄弟。起先只是一个人说，说话者担心自己一个人说了不算，于是找来更多的人来验证自己的话，最后大家就都这么说了。

刘家喜本来就听到过流言蜚语，如此一来，他几乎已经能够确定自己的身世了。他当时应该非常排斥自己的真实身份，甚至是厌恶，所以选择了逃学，远离那些玩笑似的流言蜚语。村里有人告诉刘耀祖，说在山上放羊时看到了刘家喜。刘耀祖坐在贴满了刘家喜奖状的屋子里哈哈大笑，还笑对方老眼昏花，认错了人。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刘耀祖发现刘家喜把一条床单偷偷塞进了书包，觉得蹊跷，就悄悄跟了上去。出村以后，刘家喜果然拐进了一条小路，径直朝山上走去，最后他钻进半山腰的一个旧窑洞里，轻车熟路地将床单铺在已经塌了一半的土炕上。至此，刘家喜逃课的事情才被刘耀祖发现。

当吴红梅得知刘家喜这几天一直睡在旧窑洞里时，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山上到处都是坟墓，就算是大人，一个人在山上也会害怕，更别提迷信说法里，古旧的窑洞都是孤魂野鬼的栖息地。她当天就带着刘家喜拜访了我们邻村有名的神婆，神婆没说什么，只说小孩逃课是正常的事情。回到家后，刘耀祖好几次举起了巴掌要打刘家喜，可都被吴红梅挡住了。吴红梅焦急地询问刘家喜为什么不去念书，是不是有人欺负他？刘家喜不说话。吴红梅又问他是不是欠同学钱了？欠了多少？刘家喜还是不说话。

刚开学不久就逃课，并且一逃就是半个多月。这不仅严重违反了校规，还让刘家喜的班主任把他当成了一个难管教的刺头学生。当吴红梅带着他去班级里的时候，班主任对吴红梅没好气地说：“你去找校长，给他重新分个班。”说罢夹起教案上课去了。吴红梅就又去找校长，校长拍着桌子说：“你是咋当妈的，自家的娃娃逃了半个月的课才发现。领回去！我们学校不要！当妈的都不管，我们怎么管？领回去！”

这些是吴红梅给我奶奶说的，她笑着说那些老师都凶得要命，她一个大人看见了都发怵，站着都不敢动，不由自己，怪不得能管住那么多娃娃呢。

学校自然不会真的开除刘家喜，他还是回到了原来的班级，只是他的座位上已经有了别人，所以他只能坐在最后一排。如此一来，身材矮小的他仿佛钻进了一个高大繁密的树林，这些大树成了他睡觉和做小动作的天然屏障。

一个学期后，班主任见他得不到管教，成绩下滑严重，就把他的座位调在了班长朱元山的前排，和我弟弟同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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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喜再次来到学校后，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学习成绩一滑再滑，甚至在一次数学考试中抄袭被监考老师当场抓住。后面他就更加沉默了，连放学回家也是一个人静悄悄地贴着墙根快速前行。我弟弟刚开始还会追上去和他同行，可时间一长，也懒得追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初二的第二学期。

这一学期，他们班换了物理老师，新老师正是当初抓住刘家喜抄袭的冯老师。从此物理课刘家喜都不好好听了，甚至有时候当着老师的面在课桌下偷看课外小说。冯老师自然对刘家喜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

第一次月考后的物理课上，冯老师在公布成绩之前，把刘家喜叫上了讲台。他用一个木制三角板指着刘家喜，一脸嘲笑地对全班学生说：“这个人，这个人的胆子是我见过最大的！抄袭也就算了，还抄了个满分！”说完，就朝刘家喜的后脖颈上使劲扇了一三角板，声音清脆响亮，全班学生都吓了一跳。

冯老师朝刘家喜吼道：“你爬这么高，是怕别人看不见你吗？”

刘家喜盯着冯老师说：“我没抄，是我自己做的。”

冯老师鄙夷地用三角板的锐角戳着刘家喜的胸口，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为什么要抄个满分，刘家喜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没有抄。

第二天的物理课上，冯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非常有难度的题，然后叫起看小说的刘家喜，让他说出答案。刘家喜说自己眼睛近视，看不清黑板。冯老师先是一愣，然后笑出了声，他让刘家喜上讲台来看题目。刘家喜去到黑板前看题目的时候，冯老师溜达到了教室的后面，从门后抽出一把笤帚，倒提着朝刘家喜走去。冯老师挑选笤帚的时候，刘家喜弯腰在地上捡起了半根粉笔，等冯老师来到他的身后时，他已经把答案写了出来。

下课后全班同学都涌到刘家喜的课桌前，说他从讲台下来的时候真是太帅了，宛如一个凯旋的英雄。从此以后，刘家喜的课桌前总是围着一两个请教课题的同学，朱元山也在其中。

慢慢地，刘家喜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初三时已经和全班同学打成一片，俨然成了班级里的明星。

 

 

5

 

刘家喜跟我弟弟还有朱元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们初中毕业开始，朱元山和刘家喜每年过年都会来我家做客，3个人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喝不醉的酒量。

我看着朱元山和刘家喜那非常相像的样貌，曾偷偷问我弟弟：“朱元山有没有去过刘家喜家？”

弟弟说：“家喜说他妈身体不好，不喜欢被打搅，所以不让我们去。”

我又问：“你们有没有去过朱元山家？”

弟弟说：“没去过。元山叫过我们几次，可家喜说元山家有点远，他妈不放心。家喜不去，我一个人也没意思。”

有一次晚上，朱元山喝醉后拉着刘家喜和我弟弟要插香结拜，还把我也拽起来，要我做个见证。说实话，我当时很羡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朱元山应该还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已经送人的弟弟，所以才没有其他的心思，如此的坦然。

刘家喜刚上高中的时候，吴红梅来我家对奶奶自嘲说，自己没见过世面，以为高中学费还像往常一样是七八十块钱，没想到直接多了一个零。紧接着她欢欢喜喜地说：“我家家喜聪明地哟，那聪明地，一下就考上高中了……”

临走时，她问奶奶给我弟一周多少钱生活费，我奶奶说90块钱，她没有说话，笑着走了。自此以后，每周礼拜五的下午，吴红梅都会站在院里的台阶上将一袋麦子搊上刘耀祖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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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刘家喜高中毕业，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吴红梅端着一盘油饼子送到我家，乐得嘴都合不上，刚一进门就大声说：“考上啦嫂子，考上啦！家喜考上啦……”

那天下午，吴红梅在我家待了很久，一直坐在炕沿上和奶奶说话。她一会儿高兴家喜考上了大学，一会儿又暗自落泪，说可惜家喜不是她亲生，光的不是刘家的宗，耀的也不是刘家的祖。最后又转而重新夸家喜聪明，体谅她，还学着刘家喜的声调说：“妈！我知道咱家条件不好，咱家穷，我上大学后就勤工俭学，不让你和我爸出一分钱！”

刘家喜果然说到做到，录取通知书下来后的第3天就外出打工了，往后大学4年、包括毕业后，也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听弟弟说，刘家喜上大学时吃了不少苦，又要上课又要打工，时常没钱吃饭。他和朱元山都会帮刘家喜，不过与其说是两人一起帮扶，倒不如说是朱元山一个人——因为这个时候的朱家大哥朱金山已经开始干包工了，成了一个小老板，朱元山也没有读大学，投奔了哥哥，做起了二把手。他们兄弟二人确实能干，生意越做越大，一直发展到了西安，承包了很多大工程。没几年时间就在市里买了房子安了家。

2018年年底，刘家喜和我弟弟从各自所在的城市回家，约好在西安火车站与朱元山会合。此时的刘家喜已经工作半年，手中有了一点积蓄，他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当面还清自己读书时欠朱元山和弟弟的债。朱元山把他俩带去了自己新买的房子，刘家喜也就是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朱金山。朱金山是否认出了刘家喜我不得而知，但我猜测他多半是认出来了。

过年的时候，朱元山如约而至，刘家喜当然也在。席间，朱元山说，他的大哥已经给自己的这两个兄弟安排好了工作，虽然和大学专业不对口，但是工资高待遇好。

刘家喜和我弟弟听了都非常高兴，正打算进一步了解工作情况的时候，来我家串门的吴红梅却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她刚一进门，就一脸嗔怪地对刘家喜说：“少喝点酒！娃娃家喝酒伤脑子。”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客厅进了我奶奶的套间。我正好坐在沙发的最左边，斜对着套间的房门，余光里看到吴红梅一边和奶奶说话，一边频繁地探头朝客厅张望。我心里一紧，赶忙说要开着朱元山的车去买菜，顺势拉起朱元山出去了。

正月十六的中午，弟弟接到了朱元山的电话，他确定一切安排妥当后，就去找刘家喜商量启程。弟弟刚一进屋，就看见吴红梅坐在炕上阴沉着脸，刘家喜坐在炕旁的火炉后边，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就继续低下头去，用手指拨弄着火钳。屋子里除了火钳的“吧嗒”声，再没有其他声音。

弟弟预感不好，悄悄退了出来，关了门才听见吴红梅在里面说：“你想要我的命了你就去！”刘家喜小声嘀咕着说：“我在杭州上学的时候你都没嫌远……”吴红梅打断了他的话，厉声叫道：“反正就是不许去西安！去我就一头碰死在山墙上！”

刘家喜最终还是在离家不远的小县城里找了一份工作，虽然工资不是很高，但也够用。况且没什么压力，每逢节假日还能回家，在“工资高”和“离家近”中，他好歹也算占了一样。

 

 

6

 

2019年年底，刘家喜带回来个女朋友，个子不是很高，但五官生得非常精致，可可爱爱，与刘家喜很般配。吴红梅高兴坏了，小跑着去请人帮忙做菜。在厨房里忙活了半天，做了一大桌饭菜。

吃完饭后，吴红梅又套上架子车，让刘家兴拉着她去了趟信用社，取出了自己和刘耀祖刚发下来的低保——4张崭新的100元，她回家后分出2张，悄悄塞给了刘耀祖——这是给刘家喜女朋友的见面钱，是我们老家的习俗。

没多久，疫情就爆发了，刘家喜被封在家中，如坐针毡。此前他刚去女朋友家提过亲，女方家人指明要一套县城里的房子和15万的彩礼。

2020年4月，刚刚解封，刘家喜就瞒着家人辞职去了西安——他现在需要钱，他要照顾自己原来的家，同时也要搭起自己未来的家。

刘家喜五一没有回家，清明节也没有，国庆节也没有。吴红梅隐约觉察到了什么，多次来我家让我奶奶在弟弟跟前打听一下家喜的情况，但弟弟嘴严，什么也没说，只说家喜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上班，可能是因为疫情刚过，工作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回家。

吴红梅听后稍稍放心了些，可仍旧每天晚上都要给刘家喜打电话，问长问短，说东道西。这是自刘家喜上大学时就保持的习惯。刘家喜在原先工作的地方从来没有加过晚班，可到了西安之后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所以每次接电话时，他都要躲躲藏藏。

堪堪熬到了年底，刘家喜不但还清了所有的债，还攒了一点小积蓄，更令他轻松的是，看到他的工作和前景，女朋友家人也同意了先结婚后买房。

春节前夕，我弟弟想趁着过年带点礼品去感谢一下老板朱金山。他叫刘家喜同去，刘家喜拦住了他，说等假期结束，大家都返回西安之后再去也行。弟弟想到了他和朱家的关系，同意了。

可谁想到春节期间疫情又严重了起来，又是封城封村，一直到2021年3月，疫情才渐渐得到了控制。刚刚解封的时候客运限流，一票难求。我弟弟和刘家喜天天在网上抢票，可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抢到。焦头烂额之际，朱元山打来电话，说工地也要复工了，他和大哥朱金山准备马上回西安去，车上正好有两个空位，让他俩第二天早晨到村口等他。

我不知道刘家喜是怎么对吴红梅说的，我只知道他可能不太擅长撒谎，所以才有了第二天那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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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问弟弟，他也不对我细说，只告诉我吴红梅当时闹得很凶，好多人都出来看热闹，她把朱元山兄弟二人狠骂了一顿，说他们拐带自己的儿子，当然也骂了他，最后还是刘家喜把吴红梅硬拉回了家。

到了中午，刘家喜就失踪了，吴红梅满村子打听，可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下午时她来到我家给我奶奶诉苦，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家喜和她顶嘴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她说家喜可能早就知道了自己是抱来的，已经“变心”了，说不定他早就和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了，现在他就是找他们去了。

其实当时刘家喜能去哪里呢？朱家兄弟已经走了，又是疫情防控期间。现在想来，可能还是那个让他躲避过流言蜚语的窑洞吧。

奶奶安慰吴红梅，可她根本不听，只自顾自地哭着，说自己养了一个白眼狼。她这样说着，后来全村人也都这样说了，说吴红梅命苦，到头来是在给别人拉扯娃娃。

总之，刘家喜没再回来。

直到两个月后，吴红梅病重。得知消息的刘家喜连夜赶回了家，又连夜把吴红梅送进了市里的大医院。吴红梅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刘家喜跟着照顾了半个多月。我不知道在这期间，他们母子二人有没有解开彼此的心结，只知道后来吴红梅再也没有说过自己命苦之类的话。

吴红梅康复后，刘家喜就又匆忙赶回了西安。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吴红梅的身体每况愈下，短短一年里就住了4次医院，每次也都是刘家喜匆忙赶回家照顾。最后一次住院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刘家喜临走时又给她和刘耀祖续买了200斤奶票，两个人每天1斤，也就是100天的量——这是自刘家喜开始工作后一直持续至今的事情。

那天清晨，我正好在修剪门口的洋槐树，我看到刘家喜在门口向送奶工购买奶票，吴红梅拄着顶门棒跟了出来，抬起虚弱的胳膊去拉刘家喜的袖口，让刘家喜少买一点，说怕自己喝不了那么久，她说她能感觉到自己已经“活不过一百天了”。刘家喜红着眼睛，对送奶工坚定地说，就要200斤。吴红梅再次抬高手臂，颤颤巍巍地伸向刘家喜的袖口。

送奶工打趣道：“你这个老婆子咋这么心眼小，你活不长了，留下让你老汉喝嘛！”吴红梅被逗得呵呵笑，慢慢放下了手。

12月份的时候，西安疫情突然严重，22号下午宣布封城。这一次封城持续了1个多月，解封时，吴红梅已经被埋进了黄土。

 

 

尾声

 

吴红梅下葬的那天，我和父亲凌晨5点多就过去帮忙，回来时已是中午，我回家后倒头就睡，晚饭前醒了，晚上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半夜12点多我去上厕所，农村的夜晚非常安静，我玩着手机，听见吴红梅家的大门“哐啷”一声打开了，一个“刺啦刺啦”的脚步走了出来，在大路上停留了一会儿，最后路过旱厕外，停留在我家西侧的路口处，那条路直通山上。

我当时被吓得不敢动，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可怕的传说。随后我听到了低声的呜咽，我听了良久，确定了那是刘家兴的声音。我不再那么怕了，身上也慢慢暖和了起来，但还是心虚。我在心里责骂道：“这个傻子半夜跑出来转悠什么，现在又没人让他讨烟抽。”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走出厕所，朝房间快步走去。突然，我听到他的呜咽声中夹杂了一声轻轻的“么”（妈），紧接着又是一声，朝着山的方向——“么！”

我顿时不怕了。缓步踱回房间，我笑自己荒唐，这让我逃离的恐惧，却是另一个人泣血而不得的思念。我躺在床上，关于刘家人这几十年的回忆，如浪潮一般扑打而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龙情

 

 

 

 

 

秦 二 三

一个凭力气讨生活的90后，

一个生命本质的见习窥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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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的海淀黄庄，我是第一代鸡娃

Original 看客 看客inSight 2022-05-22 23:50 Posted on 北京

 

 

奥数是最大的噩梦，五岁起跑已经晚了

 

 

奥数班的教室被一分为三，讲台上的老师，高出课桌一头的小学生，和强打着精神记笔记的家长们。鸡兔同笼、火车追及、水池注水，亘古不变的数学难题构成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而奥数班只是其中一环，灌满孩子们的童年的，还有少儿英语、演讲比赛、满分作文培训班。

 

在北京海淀黄庄，培训机构分布在写字楼的各个角落，刚需的，冷门的，合规的，偷摸摸的。被迫浸泡其中的孩子们，用今天更潮流的说法，叫做鸡娃。

 

本文的主人公刘晓寺，便是最早在海淀黄庄长大的那批孩子之一。从他五岁起，人生便要面对无数的考试、面试与比较，才能顺利进入下个阶段。

 

今年他23岁，当他回望过往的成长经历，海淀黄庄的教育神话，别人家的孩子，没有尽头的卷子和补习班。那些有形或无形的比较，似乎仍旧在长久的时间里围绕着他，而他从未走远。

 

以下是他的讲述。

 

 

一

 

天之骄子

 

2004年，五岁的我牵着妈妈的手，跟着她去找老师。小学位于海淀区中关村的核心区，寸土寸金，兵家必争。因此教学楼的走廊也出奇窄小，教师办公室门口的走廊更是常年不见天日。只有头顶微弱的白光，隐隐照亮前面的路。走廊尽头的门开了，老师推门而出，我在妈妈的指引下远远地和老师打招呼：“老师好！”

 

“不许拉着妈妈的手！”

 

五岁的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指令，因此惊慌。妈妈倒是听话，迅速把手抽了出去。于是，失去了手的我，如同断了奶的婴儿，站在楼廊里哇哇地哭，更严厉的训斥从走廊的另一侧呼啸而来。我已忘了这一天如何收场，但我会记得，作为中关村某小的一年级学生，我不再享有抓着妈妈的手的权利，当然，更不享有哭泣的权利。

 

这就是我的“开学第一课”。

 

进入这个学校，并不容易。印象里还需要一个象征性的笔试。一群几十公分高的小生物，还没有上学，就已经上了考场。老师在前面坐着，每个人做二十道数学口算题，大概是加减法或比大小。然后上交，老师现场判卷，得胜者就可以拿着一张二十分的试卷，出校门，换取今天的冰棍。

 

没人知道，为什么还没有上过学的孩子，应该会这些题目。但一批孩子，已经因此被拒之门外。

 

2019年12月，一位小学生晚上放学回家后写作业 / 视觉中国

 

几乎所有北京人都知道这所学校的名字——在2021年的毕业典礼上，郎平、康辉、莫言、雷军先后为这些，也许对他们的成就毫无概念的小学生们寄语。同样的，在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隔壁班的同学曾在祖国60周年庆典的花车上对着胡锦涛主席微笑；学校的管乐团、合唱团也曾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

 

我三年级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场少数民族手拉手的活动，邀请少数民族的学生进京——所有路费由对接的班级自筹。于是，全校的小朋友们集体行动：卖废品，爱心义卖——这当然凑不齐一趟往返的飞机票。因此，学校又举办了“爱心捐款”，只要父母献出一点爱，小朋友的梦想就可以因此实现。

 

家长们献了爱心，小朋友们达成了愿望，学校的宣传语当然是——某小的孩子自筹路费，送小伙伴进京——于是所有人都为小朋友的机智喝彩。

 

当时，我们班“牵手”的民族是德昂族。大概是在同学家长的帮助下，我们真的联系到了一位云南山区的德昂族女孩——曹春香——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我们筹集了她来北京的一切费用，带她逛北京，看升旗，吃烤鸭，甚至还去了北京大学。

 

在北大的未名湖畔，四个北京人和一个云南人，共同许愿要在北大相见，小小的眼睛闪着比未名湖水还清澈真诚的光——毕竟，我们可是这所小学的天之骄子。

 

当然，我们最后也没能相见。

 

 

二

 

初代鸡娃

 

我总是和朋友吹嘘，我小学做的试卷比很多人中考做的还要多。毕竟，我们可是“鸡娃”的老祖宗。

 

学校没有期中考试，但一学期有两次验收，外加期末考试。一个学期被分为三段——不是在准备验收，就是在准备期末考试。

 

数学的口算验收是我的噩梦。在模拟验收时，我五分钟只能做40道口算题，离60道的规定数目相去甚远。老师一个电话打给了家长——“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做完60道，怎么就你们家的孩子就只能做40道！不合格！”聪明的老师，巧妙地隐去了“别人家孩子”的数量——50人的班上，可能只有五个人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但家长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做出来，家长只知道，自己的孩子不能被落下。于是心急如焚，揪着我挑灯夜战。抓来计时器，设定五分钟。11点的夜晚，计时器唰唰地转动，身高刚过一米的我趴在窗前高高的桌子上奋笔疾书，一边写一边祈祷着叮铃铃的声音慢点响起。但那声音总归会来，一次次艰苦努力宣告失败，准备迎接从背后袭来的毒打——我后来想，这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为了泄愤？

 

一顿并不严厉的打骂后，我擦干眼泪，把计时器又拧到五分钟——偷偷多拧一小个刻度，为自己争取十秒钟的喘息，而后继续奋笔，继续失败，被责骂，而后一切继续。就在这样的苦战后，我终于在两天的时间内速成为计算高手，验收时，60道题顺利完成。老师家长一片欢呼。第二年难度加大，这样的痛苦又如数重演。

 

2018年7月11日，天津，教室桌椅 / 视觉中国

 

而很快我就知道，验收并不是最大的苦难。

 

平静是被我姑姑打破的。那天的闲谈里，她偶然询问我的母亲，我有没有什么课外班，母亲细数了我的围棋课，书法课。

 

“没有奥数课？”我的姑姑惊讶万分。

 

奥数——这个所有海淀黄庄人的梦魇，在这一刻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但我和我的妈妈知道得已经太晚了。我三年级的弟弟已经学了两年。

 

于是，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午后，我被塞进了一间装了40人的教室，老师是姑姑推荐的。据说这个机构和某重点中学有合作，如果表现优秀，就可以获得入学名额。

 

但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教材的前几页，印着机构的老师介绍。我在老师的简历中一次次看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字样，也有些是我那时根本瞧不上的学校，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节课下来，走在楼道里，我已经可以清晰认出走廊里路过的每一位老师，并叫出他们母校的名字。

 

而后，我发现我并不孤独。在这个全北京最知名的奥数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几乎没有几个人可以听懂老师上课的内容。当然，他们也不一定会关注那些老师的简介，他们也许会在课上看书，作画，练书法，画素描——这是全北京小艺术家们的殿堂。

 

但是，这节课上，也一定有那么一两个讨厌的小孩子，不但可以听懂，还可以上台演示，还可以期末考满分，并在家长会上和自己的家长一起收获所有人艳羡的目光。

 

于是，我们这些小艺术家们，为了成为这些大数学家，在一个个午后走进这间海淀黄庄的教室。

 

2014年07月21日，某暑期补习班的黑板 / 视觉中国

 

可是到了后面，家长们发现了我们想在奥数课上成为艺术家的梦想，并决定采取行动。某个周末，就像商量好一样，教室的过道里突然间坐满了家长。每一个学生身边，几乎都坐着一位家长，所有人坐得比学生还要笔直，聆听老师在上面口若悬河的教诲。

 

前半节课，家长们认真地摘抄着老师的板书，准备回家给自己的孩子们辅导。后半节课，家长们逐渐败下阵来。我印象很深，我妈妈去听我的第一节课，是我提醒她——“妈妈，醒醒，下课了”。后来，家长们越来越少，但我的妈妈一直坚持在一线，成为了教室里的“钉子户”。

 

可是，我的妈妈最终也无法听懂。在一个深夜，我们面对着一道数学题束手无策时，拨通了我远在美国的表姨的电话——她本科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硕士毕业于MIT数学系，留在美国工作。半小时后，表姨也在一道火柴棍问题上败北。印象里，这道题老师只用了五分钟就讲完了——这是一道“送分题”。

 

但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很快发现，高手就在我身边——小我一岁的表弟，我姑姑的孩子，成为了我的数学老师。那道火柴棍的题目，他十分钟就做出来了。我们上同一个小学，他也是学校里有名的数学天才。

 

后来，我每周末都在我们学校知名数学天才的家里小住。那时我才意识到，天才出自勤奋的真谛。在我的印象中，三年级的表弟几乎没有在两点以前爬上过床。每天十二点多，我已经困到不行，我的姑姑就放我一马，让我去里屋休息。而我的姑姑，和我的姑父，还陪着我表弟在客厅挑灯夜战。

 

而且，我周末来我姑姑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学奥数。但我的表弟却不然——练小提琴，学英语，写作文，十全大补。但是，除了奥数，我的表弟显然并不精于其他，于是打骂的家法又一次派上用场。

 

时常，我躺在房间床上，可以听到我的姑父挥动皮带追着我表弟打的声音，然后传来我表弟的哭嚎，逃跑和我姑父追赶的声音，以及我姑姑在旁边的加油助威——“打他！作文写这么慢！该打！”。于是传来我表弟更大的哭嚎声，和桌椅碰倒的稀里哗啦的声音。

 

但是，这样的责打并非全无好处。我的表弟在全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因为奥数成绩优秀而被北大附中录取——那是一所以素质教育闻名的学校。但他们家后来举家移民加拿大，似乎上北大附中还是普通学校，也并不是非常重要了。

 

 

三

 

升学之路

 

至于我的升学之路，则要坎坷地多。

 

当时，每个重点中学都开设了“坑班”——如果你想来这所学校读初中，就要报名这所坑班，占着这个坑位。我报的某西城区初中，周末的坑班有18个班级，可是，只有前三个班，才有机会进入这所学校，而其他的人，每周末只是来这里陪跑。

 

当然，前三个班的名额并不固定，这个坑班每半学期一考，考试以后，班级调整，风水轮流转。因此，理论上人人都有机会。

 

坑班的价格记不清了，可能一万块一学期。我当时报了四个，因此周末的四个上下午，被四个坑班精准划分。老师们讲授的内容不重要——甚至有两个坑班，因为用的是同一套教材，讲授的内容一摸一样。但这并无大碍，因为所有人看重的并不是教学，而是“机会”和“位置”。我在四个坑班，花着毫无概念的四万块钱，在课上心无旁骛地练习我的绘画技巧，并且在考试时，希望我能进入前三个班。尽管从未成功。

 

2005年10月9日，北京地坛书市上的教辅书 / 视觉中国

 

因为坑班盛行，升学压力巨大，学校的课业难度也陡然提升。除了语文课，我们几乎每节课都开始用“自编教材”，试题的构成基本是一些重点中学升学题。而那些升学题，很多都是中考，甚至高考的原题——在小学五年级时，我第一次接触了高考英语的“完形填空”。

 

没有人会问你是不是听懂，是不是认识那些单词。因为班上总有那么两三个会做的。于是我们拿到试卷，交了白卷，便理所当然地等待着老师表扬那些满分或者接近满分的学生。

 

再之后，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有同学可以成为满分，那么没有成为满分的同学，也要“努力”成为满分。自然，音体美改成语数英，科学老师永远请假，自然老师一直缺席。再之后，主科老师可以公然宣称，只有改完错题的同学，才可以去上体育课——这成为某种特权和荣誉。

 

浑浑噩噩，我等到了毕业。四个坑班，没有一个坑班是成功的。

 

最后，我凭借跆拳道特长，进入了重点中学。这没什么可丢人的，我们班，只有八个人是因为考试进来的，剩下的都是特长生，推优，或者随机分配。

 

 

四

 

 走不出的海淀黄庄

 

可是，海淀黄庄，别人家的孩子，却似乎成为了我头上永恒的诅咒——别人家孩子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有形或无形的比较，时刻成为我噩梦的源泉，被抛下被淘汰的压力，则成为我失败后继续努力，而后继续失败，继续努力的唯一动力。

 

初三毕业时，我保送了自己学校的高中。可是高中第一天，老师却在班里说——“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自己考不上人大附中？”——人大附中，别人家的学校。

 

高三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一所外地的985大学。在亲戚朋友的聚会上，大家听说我学校的名字后，总会问——“为什么不留在北京呢？”

 

后来出国读书，上了一所常春藤学校，但并不是哈佛耶鲁。于是，那些质疑再一次理所当然地纷至沓来。

 

我读研究生时，学校窗外的风景

 

无论中考，高考，还是出国，我都拼尽全力。可是我终于还是无法成为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于是在某一刻，回望过去，却发现自己始终在为另一座山而奔跑，跑上了一座山，看另一座山更高，于是继续奔跑。没有人保证另一座山头可以许诺你快乐和幸福。甚至，我可能就在别人正在仰望的那座山头，可这样的安慰无济于事，因为你知道，远方有更高的山。

 

于是你必须奔跑，成为那座山的阴影，几乎是你的宿命。

 

我当然很理解我的父母。如果你不成为山尖上的人，就只好成为山脚下的芸芸众生。而当你跟他们抱怨所有的不快乐的时候，他们只会说，别着急，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到山顶——可其实连他们自己，都未曾见过山顶的模样。

 

我们，就活在山尖的神话里。

 

前些日子和朋友打电话大哭，说感觉未来无望。现在想想，无望的理由也很好笑——作为一个北京人，竟然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于是想见自己未来在就业市场、婚姻市场可能遇到的种种不如意。朋友安慰我——很多人都在北京没有房呀。我反驳——可是有人有房子啊。

 

在那一刻，我又想到了海淀黄庄的古老神话。哪怕有房子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哪怕做对奥数题的概率是百分之一，我们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九也要为此而努力。因为赛道是如此的单一，标准是如此的恒定，成王败寇的思路是如此深入人心。而在神话下的我们，毫无喘息之机，必须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神话”，或成为“神话”话语中的众生。

 

也许，至少，我们曾经参与了某一个神话的书写——海淀黄庄的“教育神话”。

 

 

作者  刘晓寺  |  内容编辑  何晓山  |  微信编辑  Jess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