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505）
上海互联网人，让1万条求助被看见
撰文｜傅一波 编辑｜李远目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4月12日清晨6点11分，服务器的报警声从台式电脑中传出。上海春日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照进屋内，刚睡了3个小时的老王顾不上按开屋内灯光，直接起身，一脚踏上了光秃的木地板，连拖鞋都没踩，坐在了电脑前。
1个多小时后，他和几位志愿者一起处理完网站服务器存在的问题，随后在几个置顶的群里一一知会，就投入到一天的志愿工作中。
在这一天前，老王已经高强度工作了六天，每天只睡几个小时。他在房间桌上的三台电脑间切换，处理着页面上的求助需求和代码串。自从4月6日，他上线了一个叫“我们来帮你”的上海抗疫互助平台，他的居家隔离生活就变得异常繁忙。和他一起忙碌的，还有12个上海互联网同行，以及百余名志愿者——他们中超过九成在上海生活。
截至4月19日，此次上海疫情累计报告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超过30万例。最早的一批上海居民已经连续居家隔离了48天。对于这座超级城市里的2500万人，往昔视为平常的生活变得遥不可及。
2022年4月6日上午7点左右，“平台”的第一版诞生。
■ 平台首页
老王按下鼠标键，一个域名为：139.198.183.93（现已更新为：www.helpothers.cn/help/）的网站上线了，界面简洁，唯一的点缀是左上角“I Love Shanghai”的英文图标和右边“我们来帮你 上海抗疫互助”的中文字样。页面上罗列着求助需求，被打上了“极紧急”“紧急”“较急”的不同标签。“极紧急”字号最大，用醒目的红色标示，对应着重病求医用药的需求。
头天晚上，老王和朋友们熬了一夜，“快速落地了这个产品”。4月5日下午，老王认识了一个志愿者朋友阿易。阿易所在的志愿者团队有30多个志愿者正在为上海做远程应急服务。老王也是志愿者，他从4月1日起就在小区里帮忙组织核酸、发菜分拣、运送团购物资。两人聊起，上海市民的求助需求指数级增加，但仅凭人力流转信息效率很低。
这就像突然出现的一个契机，老王和朋友们在家呆着憋闷，都想为上海做点什么。他提出了一个更高效的办法——开发一个网站，让求助信息加速流转，并匹配更高效更直接的应急救助。阿易的团队可以提供志愿服务，还能对接社会资源。一个“平台”的雏形初现了。
老王是出生在上海的90后。他的另一个社会标签，是“大厂员工”。4年前，他辞去Google的工作，从美国回到上海，开启另一段互联网工程师的职业生涯。他熟习具有撮合功能的互联网平台的搭建和运行机制。
4月5号晚上9点，老王已经召集了一支13人的开发团队。都是曾经和他在工作中搭档过的伙伴，老王一招呼，伙计们迅速集结、分工。
老王担任架构师，负责确定产品需求，把关每个技术站上下游怎么衔接。一个伙计是产品经理，他给几个工程师分工，执行写代码。运维的伙伴做安全保障工作，负责在几个云平台上寻找需要的服务。运营和市场人员则在各大社交媒体上搜集求助信息，以供网站上线时可以直接填充。
深夜十一点，临时组建的团队迅速启动作业。8个小时紧张忙碌后，清晨7点，第一版网站开发完成。列表页上设置了求助发布、求助分类和地址的筛选器，准备应对推广后的批量求助信息。
■ 平台求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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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里的上海老人，寂静地走过春天
文 | 周航 殷盛琳
编辑 | 王姗
灶头间
灶头间大概二十几个平方，八九户人家共用，西边阔，东边窄，靠窗放了一排煤气灶，没有油烟机，烧饭时一团团烟雾像逃兵似的，竞相挤出木窗，日积月累，墙壁都熏得乌漆麻黑。
这里是曹家街45号，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4月初辰光，弄堂里一个外地租户，核酸阳性了，照样用灶头间，四五户人家全传染开了。桂和藩听隔壁邻居说，楼下一个外地老太，平常下不了床，这回都阳性了。
桂和藩与丈夫一直没敢下楼，4月14日，他们有点感冒症状，就自己拿发的抗原检测，还是阳性了，她马上打电话通知隔壁邻居，叫他们当心点，自己也尽量少出来。
饭总归要烧的。既然隔不开，邻居跟她商量，戴个口罩，时间错错开，一户人家烧，另一户就等下，“最多拿药水喷一喷就了不起了”。
桂和藩住的老西门街道，许多人依旧生活在传统里弄，至今共用厨房甚至厕所。说起这场疫情，很多人都习惯从灶头间讲起。
有人感染了，家人照样出来做饭，邻居也不好说什么，只能错峰，有消毒水的，自己用喷壶洒一下，或者用电磁炉在自己屋里做饭。六七十岁的人还会用微信通知彼此做饭时间，年岁更大的，只能靠听动静。
年轻人难免担心，“这么窄的老房子，气溶胶什么的，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里遇到了。”90岁的桂和藩倒是不太晓得害怕的，老头胆子小，但被她带着，现在也马马虎虎了。生活跟往常区别不大，睡觉、看电视，但是烧饭次数尽量少了。
●上海老房子里，共用的厨房和洗手池。讲述者供图
石库门
桂和藩和丈夫已经老了，下半年都将迎来90岁生日，用她的话说，“活得已经开始遗忘了”。比他们更老的是房子，老到他们也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桂和藩是嫁到这的，如今大女儿都六十四岁了，丈夫在此地生活更久，10岁时，父母养不活，把他从江苏启东老家送到上海伯伯家。房间最早就是他伯伯住的，更早前的历史，桂和藩也不晓得了。
房子是木头结构，许多缝隙透风，台阶散发着霉味，走上去吱吱呀呀。外墙用清水砖，门框用花岗岩，门楣上有西洋风格的雕花，典型的石库门建筑。这些老房子诞生于19世纪东西方建筑文明的融合，如今已衰败不堪。
整条曹家街上，石库门一幢贴一幢，楼内同样用尽每一寸空间，只余一个天井采光，一条弄堂进出。在上海最市中心的黄浦区，曹家街只是老城厢风貌一角，这些繁华了上百年的古董般的街区，在疫情里成了城市软肋。
曹家街往北，隔了两条马路的黄家阙路88弄，一个名叫久安里的石库门片区，30岁的Eason形容疫情像洪水一样将他包围，“东南西北（楼栋）都出现了阳性”。为了减少接触，他们将公共晒台的竹竿取下，架在屋里两个柜子上，但最终，自己住的这幢三层房子也沦陷了，从一楼开始往上，三户人家陆续感染，包括Eason一家，还有他伯父一家。
Eason家面积算大了，40平米，父亲阳性，他们让他住在5厘米木板隔的里屋，母亲在外面睡沙发，Eason则住在阁楼。但父亲上厕所依旧要出房门，他们让他戴手套，穿围兜，每次出房间穿上，回房间消好毒，再挂上。直到4月23日，楼里发生阳性十天后，仍是阴性的住户集体坐车去浙江湖州异地隔离，阳性患者进入方舱，紧张才告一段落。
瑞金二路上的一位独居老太太则为倒垃圾发愁，她隔壁的住户确诊了3个，被拉去方舱隔离，但一位家人作为密接还住在那儿。两户人家的家门离得很近，对方的生活垃圾经常堆到老人家门口来。
老人的外孙女在网上发帖求助。据她讲，这栋楼原本有人专门负责收垃圾，现在里面有确诊病例，收垃圾的人也害怕，就不到里面来收了，让居民把垃圾放下去，他们喷点消毒水再收走。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两周。
老旧里弄物业本就薄弱，有的甚至干脆没有，居委会也显得力不从心。繁华的南京东路背后，一栋四层的老房子里，二楼一个住户测出阳性后，同住家属依旧进出，这让其他人不敢出门。专业消杀一直没能等来，一个住三楼的小伙主动站了出来，拿着喷壶从一楼喷到四楼。
桂和藩：
这栋房子，现在算阿拉两个人最大。大部分年纪都蛮大，阿拉隔壁邻居，夫妻俩60多岁，一个儿子30多岁。同个扶梯，楼下还有两家，一个爷（父亲）五十几岁，一个小姑娘只有十几岁，还有对老夫妻大概也六七十岁。
阿拉物业没的，连个居民小组长也选不出来，大概五年前老居民小组长死了以后，没人要做，全部老了呀，还有一半租的人家，流动性又特别高。
团购阿拉没有的，就有一回，邻居买了一袋荤素菜，问阿拉要伐，阿拉看蛮好，他们帮阿拉从居委买来，后来大概居委的人也（核酸）阳性了，就没有了。
阿拉自己（抗原）做出来阳性以后，我电话找居委要跟他们讲，寻来寻去寻不着，打了三只电话，还没人接，个么也算了，我就跟（社区老年食堂）送中饭的讲，叫他跟居委讲一声，也随便他传的到还是传不到。
倒垃圾么，阿拉老头总归每天还要下楼。没办法呀，又没人能帮阿拉倒。
●上海，老人与弄堂
屋里头的老鼠终于开始造反了。本来用老鼠纸，粘上一只，其他老鼠看见，就不敢来了。现在整个曹家街空空荡荡，老鼠纸是买不到了。夜里桂和藩看电视，一只老鼠直接从竹竿上溜过去，跑到她脚边，不怕人了。没办法，她只好把米装进米箱，牛奶藏进柜子。
刚退休时，桂和藩养过两只狸花猫。她欢喜猫，有时更甚于人。在弄堂里走一趟，能遇上几个人她不晓得，但旁边如果有只猫，一准儿能瞧见。
第一只养得贼胖，12斤多，一只爪搭在老头脚上，另一只能够到他嘴巴旁边抢鱼吃。桂和藩没给它取名字，就喊小猫，阿咪。只可惜，阿咪在曹家街待到八九年，有天自己跑下楼去，自此行踪不明。桂和藩认为它是被人家偷掉的。第二只阿咪倒没遇到过意外，平静生活了快10年，在衰老中死去。
两只阿咪先后离开曹家街后，桂和藩快要80岁，拿不准老两口和小猫哪个先走，不敢再养了。“万一养了，阿拉（我们）死掉了，两个囡儿（女儿）全不欢喜养的，叫它去做野猫，也很可怜的，索性不养了。”
老房子里不再有小猫的叫声，变得更安静。
曹家街往西大概两公里，瑞金二路，石库门老房子里的一位老太庆幸她的阿咪在身边。因为疫情管控，平时照料她生活的保姆过不来。三个女儿都在上海，离得最近的只有五六站公交距离，但也被各自封在家里。
一个月来，她独居在家，出门晒太阳的习惯暂时行不通。隔壁邻居确诊了阳性，她连阳台都不敢去。陪伴她度过这段时间的，除了偶尔打到老年机里的子女电话，只有一只猫咪，一只乌龟。
●静修路一处老房子的内部构造 讲述者供图
四月中旬，桂和藩有两天烧到38度多，吃了一个多礼拜的连花清瘟，胃受不了，停下来，又自己做了次抗原检测，转阴了。老头还是阳性。
她身体一直不好，一咳嗽就是两三个月，“一直是半条命拖着”。老头前年查出小肠气，主动脉有个血管乒乓球那么大，年纪太大医院不敢开刀，拖到了现在。
两个人每天常吃的药，将近20种。疫情第三年了，她说思想上总归有准备的，3月中旬就去医院开了两趟药，现在常用的药倒不缺的。
但在老人聚集的里弄，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幸运。
与曹家街接壤的静修路，一个60岁的尿道癌老人，需要频繁插导尿管，因为疫情整个4月都没更换。往东走三五百米，小桃园路上，一位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平常吃十多种药，现在因为配药困难，只好药量减半撑下去。
由于缺乏隔离条件，问题有时还显得更复杂。那位患尿道癌的老人，早在3月28日就检测出阳性，这发生在她去菜场买菜3天后，女儿跟疾控中心反映了情况，对方让暂时居家隔离，但家里并没有隔离条件，在小心翼翼中等到第12天，老人自己转阴了。
更紧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老西门地铁站旁边，一个患有肾衰竭的90岁老人，连着几天没做血透，一直没法喝水，身子也浮肿起来。因为是密接，老人没法自行前往医院，只能等待120来接。
老人的楼里住着三户人家，八九个人，几乎都阳性了，包括照料老人的儿子。没做血透的第六天，孙子上午打电话给120，被告知前面排队还有50多车，过了一个小时，只前进了两三位，急得他在能找到的渠道都发出求助。终于在晚上8点，120接走了老人，儿子没法陪同，一块去的是居委安排的志愿者。透析回来第二天，老人核酸也阳性了，和儿子一同住进了定点医院，这倒让其他家人放心不少，至少不用再担心做不上血透。
●3月31日，疫情防控下的上海老城厢
桂和藩和老头上一次参与核酸检测是4月5号。前段时间，天井底下又有人喊话，老头在窗户里面问，阿拉自测阳性，还要下去测么？人家说，你们年纪大了，家里待着，我们会上门的。
弄堂封掉以后，居委会送了四五趟小菜。开头他们是阴性，隔壁邻居帮他们去拿，现在不好再接触了，桂和藩也不知道发过没有，只收到过一次大礼包，现在蔬菜只剩下两个西红柿，几个洋芋艿。她耳朵不大灵光了，楼下天井里喇叭里喊的东西，送小菜也好，测核酸也好，她全听不清楚。
上海弄堂，密密匝匝的老旧房屋里居住着同样衰老的居民。封控后，他们熟悉的线下生活被切断。互联网上，年轻人的声音响亮，抢菜、团购、群聊，都被隔绝在里弄以外。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古早而单一：天井、窗口，还有电视。
许多现代住宅区组织起“自治”，业主们充当志愿者，搬物资、组织测核酸乃至消杀，但在老人为主的里弄，这些都显得太过奢侈。弄堂里的几个年轻人尝试发起团购，老年人牙口不行，团肉根本没人买，最成功的一次是团购鸡蛋——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需求。
小桃园街上，那位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奶奶，开始还能有片刻时间认识人，后来记忆和行动能力一起失去了。现在，她的表达仅限于生理需求：饿了、需要上厕所。封控期间，家里只有一个58岁的保姆陪着，也是半个老人了。保姆弄不清楚网上的东西，也没有加入社区、楼道微信群，每天除了照料老人起居，最紧要的事情就是盯着窗口看。看到有人来发物资，或者招呼测核酸，她就赶紧跑下楼。
桂和藩也经常来到西边窗前，从那里能看到部分曹家街。以前曹家街有一个小菜场，5点半开门，夜里送菜的车一部部开进弄堂，很热闹，后来菜场没了，街口摆了几只小摊。现在街上空空荡荡，倒是经常看见穿着隔离服的人走来走去。
黄昏时分，桂和藩和老伴习惯坐沙发上，一道看电视。除了往常的《今日亚洲》、《国家记忆》、《海峡两岸》，最近的收看清单上又加了一项很要紧的节目。白天10点钟，她要准时调到上海台的《新闻综合》。每天阳性人数多少，无症状人数多少，她都要仔细记下来。
不看电视机的时候就看看书。这两天夜里，闲来无事，她开始背起秦观的词：
昨天夜里没事情做，枕头旁边摆着，拿起来背秦观的词，背着白相相（玩）。我会背交关多（很多）诗词，从前年后半年开始，脑子不来塞（不行），全忘记掉了。
平常日子我是欢喜看书的，样样看的，中外古今。我看小说是哪能个看法呢？文学发展书拿过来看，上面有哪些名家那些名著，我就挨个看，我们两个孩子我也是这么给她们看。
家里书是蛮多的，老西门新华书店关掉以前，我基本上每个月钞票全用光的，主要是买书。后来女儿嫁出去以后，到养老院去的时候，我大部分书全分给她们了。现在要买书，倒是买不到了，好像没人看了。我也不舍得卖的。
《红楼梦》我小学里就看过了。我有好几部，小的时候，哥哥给我一部，被人借走没还给我也算了，后来大概买过两部，看过靠（近）10遍总有。我欢喜史湘云，她的性格我欢喜，林黛玉，（叹气），太苦恼了，至少应该寻点开心。我是身体上半条命，经常生病，但我尽量做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不做的。
今天想看书，我就看书，想织绒线了，就织织绒线，反正看自己高兴。
●静修路一栋老房子的木质楼梯 讲述者供图
电视看了三四个小时，过了晚上10点，哪怕睡不着，桂和藩也要关掉了，不然影响人家睡觉。老房子隔音不好，邻居都听得到。住在静修路的一个年轻人对此深有体会，只要楼上的居民在走路，她家的天花板都在震动。她去沟通过几次，最后发现没办法，再怎么提着脚走路，还是会发出声响。
老房子里免不了因此产生些争吵，疫情封控后，邻里关系变得更微妙。豆丁住在外滩后面的老房子里，4月初，豆丁家还正常在外面烧饭，他那时还不知道，左边第三家邻居已经有了阳性。对方没有告知大家，闷头待在家里。是信息更灵通的邻居提醒了豆丁——封控期间，邻居习惯通过猫眼往外观察情况，正好看到那家人在外面烧菜。
弄堂里的人小心翼翼地审视着邻居的生活。住在瑞金二路石库门的一位老人，每次都要通过猫眼，确认隔壁密接人员的门外没有垃圾，才会出门。天津路石库门的一位老人，则是通过摄像头，知道门口堆了好几天的垃圾终于被大白拿走了。
豆丁记得，在自己小时候，楼里有老人去世了，邻居们会一起坐大巴车去殡仪馆，参加集体葬礼。仪式结束，大家会一起找个饭店，吃“豆腐饭”。但这些年，老一代的人慢慢不再出门，第二代混出头的都搬了出去，再加上前几年旧改时，因为公共区域的占用问题，很多邻居的矛盾摆在了明面上。大家的关系变得冷淡许多。
一场疫情，让邻里之间添了防备，不过有时联系也更密切了。豆丁家的电闸突然坏掉了，他电话给电工，对方说，外面的商店都关着，买不到配件。他在群里抱怨了一下，说日子过不了了。邻居看到后，送来了自己的备用电闸。
●2022年4月26日，上海正处于社会面清零攻坚关键时刻。当天上午，在黄浦区老城厢，防疫人员进行消杀工作。
桂和藩听马路对面邻居说，他们本来6月底就要搬离，曹家街和这片区域的其他弄堂，都会作为“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留下来。她这侧，人们估计年底也要动起来了，但因为疫情，现在都不好说了。
里弄的人们普遍更期待旧改到来，桂和藩是个例外，她喜欢老西门这里的便当生活，“看病也便当，买东西也便当，样样全便当。脚一滑，样样东西都能买到了。”
两个囡儿早就买新房子，叫他们去住，桂和藩不高兴过去。2017年她和老头去养老院住过半年，开药不便当，而且不好带冰箱，不好带电热毯，“我要吃隔夜菜，吃不到的。”最后又搬了回来。
如今的老城厢正经历着疫情的席卷，一个女儿转述了居委书记的话，“隔壁那条弄堂，（确诊的人）几乎团灭的那种”。她的父亲作为密接，被集中转运到宁波隔离。但在4月中下旬，还有不少年轻人在网上呼救：“我爸妈70多岁有基础病，整个楼面其他人都阳了，希望尽快转运。”“有两位阳性患者需尽快转运，我家老人住在隔壁很危险！”
桂和藩也终于打算离开这片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弄堂，“便当是便当，但阿拉毕竟老了，这趟隔离，搞得阿拉两个囡儿急死人，两个囡儿讲，等隔离好之后，先把阿拉搬出去，跟她们住到一块去。否则阿拉两个老的，吊在外头，她们老担心，你讲对伐？”
在屋里头等了半个月，始终没有人上门，4月29日上午，桂和藩实在忍不住，下楼问了马路上一个穿隔离服的人，自己连续四次抗原阴性了，现在怎么办，对方说，她可以去做核酸，于是她就拎着塑料板凳，排到了曹家街做核酸的队伍里。
检测结果是阳性。老头自测也是阳性。
电话终于打来了。桂和藩告诉疾控中心，自己年纪大了，去不了方舱，希望能去医院隔离。对方说记下来了。挂掉电话，她开始收拾行李，吃的药，穿的衣服，自己抄的古诗词，还有肥皂毛巾牙刷……一只蛇皮袋，想到什么都往里扔，随时准备离开。
●上海老城厢示意图 图片来源网络
我讲给你听呀，我旧社会新社会全晓得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也待过。
我老家江苏吴江县震泽镇，个辰光日本人杀人全部杀在一个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去读书，学校里操场上，踢开一只死人骷，踢开一只死人骷。大部分死人骨头处理掉以后，有些死人头骨，就在草地里滚来滚去，没清理掉，所以到处都是的。
所以阿拉胆子老大的，死人头骨让我捧起来，我也敢捧的，因为我看惯了，无所谓的。
我是解放前考到上海师范学校，（19）50年毕业，解放了，我教工人夜校的，小学也教过，中学也教过，语文教过，数学也教过。后来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得话也说不出，就到江南造船厂，做化学分析。阿拉老头只读到小学毕业，老早呢，是在酱油店学生意的，解放以后，就读夜校，三年功夫，拿初中高中读掉后，考进交大的。他也不是说聪明，实在苦读书，拼命读书。
1965年辰光，我差点死掉的，后肢静脉发炎，血块堵住了，（炎症）跑到心脏、肺部，送到瑞金医院，医生跟阿拉老头说，好准备后事了，还好夜班碰上个心脏专家，拿我抢救过来了。
那时候我也无所谓的，跟医生说，你们救得活就救，救不活么死了算了。
我现在是这样的，感觉冷，马上穿衣服，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感冒了。老早要么不咳嗽，一咳嗽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我一直是半条命拖着，哪晓得一拖拖了五十几年了。
我讲给你听，我思想也蛮怪的，我娘是1975死的，她的骨灰还在我橱子上面，我不给她做坟的，我不相信的。阿拉囡儿是说呀，将来怎么办，我说等我死掉了，骨灰摆到一起，一块倒掉海里算了。
91岁了，已经多活几十年。（阳性）也无所谓。你想阿拉两个90岁，也只不过感冒症状，电视机上讲（死亡病例），主要年纪大的，有其他毛病的。阿拉倒也还好。
截止5月4日，桂和藩和丈夫还留在弄堂里，她说，医院没有空床位，居委会让他们先居家隔离一周，每天会派人送饭、上门倒垃圾。
文中人物涉及到的地点：
曹家街45号/天津路195弄/黄家阙路88弄/九江路210号/瑞金二路街道/小桃园街/静修路35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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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卡车司机，被高速困住的人生
文 | 谢婵 卢妍 李清扬
编辑 | 赵磊
运营 | 月弥
两天两夜了，货车司机刘改平在河南周口附近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来回徘徊着，曾经畅通无阻的高速出入口变成了盲盒，能顺利出去的高速口，是其中的隐藏款。
他的车里装着口罩机，是周口的一个医药公司定的。刚过完年不久，他想趁着司机少，多赚一点钱，于是频繁地跑这条线。从深圳出发的那天是2月19日，起初一切都还是顺利的，和往常一样从南往北走，感受着气温和道路两侧植被的变化。但2月20号，深圳疫情突然爆发，等到达周口的时候，他的行程码带了星，他被困在了高速上的服务区。
又等了一天，医药公司的对接人终于拿来了通行证明，一同到来的还有封条，工作人员告诉他，在服务区上完厕所、吃好东西，封条贴好之后，一直到卸完货离开河南境内，都不能再下车。
一些司机记录过被贴封条的场景：大白隔得远远的，手举着牌子，上面写着“不要开窗”“不要下车”，贴上封条前，大白会从车窗外面递进来一个塑料盒，给司机方便用。
高速公路变成了一张网，将行程码、健康码、核酸检测中任意一个不符合要求的司机网住。服务区、高速口、国道口停满了货车，有些高速口堵的车能有两公里长。
等待，是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司机们的常态。平时往返浙江—江苏两地的范泽名被困在了杭州市绕城高速下沙服务区。他原本去苏州拉货，交警在高速口扣下了他的驾驶证，司机们形容这个过程是“签字抵押”，这是为了让司机们拉完货尽早离开苏州。
眼下，他又被卡在了通行证这一环，只有注册资本在1000万以上的企业才能申请通行证，他只能等着公司法人代表拿着营业执照到高速关口申请通行证，再把他“领走”。等待的时间里，范泽名通常绕着卡车走上三圈，也经常会坐在树下发呆，有时候想着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像个傻瓜一样，两眼望青天”。
最让司机们愤恼的是，有的地方连车也不准停，他们想要多咨询一点信息，对方立马喝止：“要么掉头，要么隔离。”更麻烦的是直接劝返，行程码成了摆设，还没等收到验证短信，就让你掉头。
37岁的刘博在这行干了八年，视频里的他瘦削憔悴，说话时额头的两道皱纹会随着嘴角上下起伏。4月4日，他在河北省廊坊市卸完送给当地的物资，准备开始下一段旅程，在沧州北高速口，由于他的行程码下多出了天津市和一个星号，工作人员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要么集中隔离14天”。集中隔离意味着14天都没有收入，刘博想都没想，立马掉头。
为了省一些油钱，司机们喜欢下高速加油，一次刘改平路过湖南株洲，想下去加点油，但出口上赫然写着到过深圳的司机不能下高速，排在第二个的是上海。他拿出行程码说深圳已经摘星了，对方回应说，“政策是这样，摘星了也不行”。那些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大多数来自附近的城市和村庄，刘改平试图理解对方，“可能人太多了，每个车都要问一遍，为什么不让下，问多了就容易烦躁，他们也确实没有权力放我们下去”。他就急忙给对方赔个笑脸，“行行行，你不要凶”，然后掉头就走。
不能下高速，司机们往往聚集在还开着的服务区里，晚上十点以后，这些服务区都处于爆满的状态，司机们在这里休息睡觉。如果来晚了，只能再开50公里找下一个服务区。一些司机会体谅他人，如果自己睡醒了就把车开走，给后面的车让路。
找到一个开着的服务区并不容易。刘改平前几日从京港澳高速进入河南许昌，400公里的高速路上只有2个服务区，其他的都关了。关闭的服务区门口写着要升级改造，但却没有一点要动工的迹象。有一天夜里刘改平路过江西，那条路上原本有4个服务区，但现在只开了1个，司机们把车停在服务区进出口的匝道上挤着，更长一点的货车进不去匝道，只能停在应急车道上休息。
司机们聊起这些的时候总是表示理解，减少司机停留有利于疫情防控，但他们也不总是干等着，也会在群里交换消息，有时候不得不投机取巧，通常来说夜里会比白天管得松，他们就徘徊着等到夜里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下高速。
长期在高速上停留，也会有另一种隐患。范泽名在高速上看见走蛇形的大车，他知道一定是司机疲劳驾驶了。而被困在河北的那天，刘博跑了十几个高速口，一夜没睡，还亲眼目睹一辆拉煤的货车发生追尾事故，前胎的轮子被撞瘪。他猜想这位司机是不是也和他一样，找不到下高速的口，导致疲劳驾驶。他有些后怕，“一个家庭就这么破碎了”。
起初面临被困的状况，刘改平还按照网上的信息一个一个打电话，打给疫情防控部门和指挥中心，也打给发货方和收货方，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你可以掉头走，或者去别的地方，但只要卸货，就得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定”。
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困在高速上吃饭成了困难。
刘改平被困在周口时，他的车上只有6包干脆面和1瓶矿泉水，他安慰自己，“反正也不敢多喝水，万一要上厕所就糟了”。从那以后，他再出车，都会备上最少三天的干粮，将需要热水的方便面换成了自热饭。
刘博那天眼见着沧州市服务区餐厅都已关闭，他原本以为顶多两天就能下高速，找出了囤在车上的一箱泡面，有一顿没一顿地吃着。偶尔会有好心的卡友喊他一起吃饭，他用视频记录下这些发布在快手上，配乐是“明天会更好”。
范泽名被困在浙江附近时，只在服务区吃了一次饭，原本两荤两素的25元套餐涨到了35元，但打开后里面只有三个素菜：西红柿炒蛋、小白菜和番薯。他没舍得再买，饿了就喝之前囤在车上的瓶装八宝粥。卸货的时候，他找货主倒了一瓶开水，水温刚好能把面泡开，这是唯一的一顿热饭。许多司机习惯背着电饭煲和米上路了，但范泽名的车当时就是买的二手的，如今也开了15年了，电压带不动电饭煲。
河北的刘梅在一天早起出门做核酸时发现了那些停在路边的卡车，足足有十几辆车。她的家紧靠着国道，由于沧州疫情影响，县城已经封了很久，村里没有病例，但也要每天出门做核酸。
她原本以为那些司机只是短暂停留歇息，但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司机们还在，第三天出门的时候，司机们依然在，有的在车里坐着刷手机、睡觉，有的站在路边抽烟。她走上前去问，才知道是省道的两头都被封锁了，不管核酸，也不管行程码，为了完成清零的任务，各个行政区划间关上了自己的大门。
“怪可怜的”，刘梅想。那是3月下旬的一天，河北降了温，司机们有从山东来的，有从南方来的。她不忍心，决定给司机们做点热乎的饭菜。
在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做食品生意的孟祥东看到司机被困的新闻时，也决定做点什么，他的父亲就是卡车司机，也曾经遇到因为疫情“走哪儿卡哪儿”的情况。博野封城的时候，孟祥东刚刚把免费送盒饭的消息通过短视频发出去，一天能接到三四百个电话。
他在家里做了点猪头肉，烫了点素菜，烙了大饼。“最起码让司机师傅吃个热乎饭。确实出门在外能吃到热乎饭不容易，尤其这时候。”
和刘梅一样，孟祥东也是把食物送到就走了，他没有一次性饭盒，找了一次性塑料袋装饼，把袋子挂在卡车的门边上或者放在油箱上，司机们也懂他的意思，等他走了再下来取，这样就能互不接触。遗憾的是，好多地方处于封控之下去不了，当天他准备了四五十份饭，送出去的不过二十来份。
除了食物，春天天气不稳定，气温骤降，有的师傅发来了需要被子的求助。但是孟祥东周围出现了确诊病例，他也无能为力了。
刘梅给那些滞留的司机送了14天饭，直到疫情好转，有一边的道路被重新打开了。第一天送饭时，司机们就执意每人给她200块钱，她说什么也不要。有一个孟祥东给送过饭的司机师傅，第二天收到了县政府送来的盒饭，特意发微信跟他说：“哥们儿，我们现在吃喝基本上解决了，今天第一顿已经吃上了。”他听完心里边挺感动的，“毕竟人家已经没事了，还能再想到我，向我表达谢意，我感觉这活没白干。”
货车司机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从一个地方拉上货物，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卸货，周而复始，这样简单的工作，有一天也会变成层层通关、斗智斗勇的高难度游戏。
刘改平永远不知道意外会出现在哪个环节。有一次他正在卸货，所在的玉器厂突然成了确诊病例到过的地方，他和没卸完的货一起被封在了原地，必须要跟镇上的居民一起经历几轮全员核酸，才有可能离开。还有一次在广东惠州，他原先准备好的48小时核酸证明突然不作数了，卸货点要求当地的核酸，他跑了10公里，在一个镇上找到了核酸检测点，第二天核酸结果出来之后才卸了货。
上个月在湖南，他将车停在太子庙的服务区，准备去洗手间，但湖南健康码突然变黄了，他被拦在厕所门外。健康码变黄是件麻烦事，当地要求三天之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才能恢复绿码离开。刘改平自己的货车不能开进市区，但所有的交通方式都要求乘客有绿码才能出行。
他打电话给疾控中心说自己想做核酸，对方先是让他跟司机说“不能拒载”，但司机隔着车窗见到他的黄码，一溜烟就跑了。后来，疾控同意让他开着货车进市区，“我们跟交警部门说一下，不会给你算违章的”。做完核酸后，因为专门给黄码和红码人员开设的检测点位置很偏，他又开了很久的车，才找到了一处卖热饭的，但是他也担心自己核酸结果有问题，只敢买了饭到车上吃。
之后他就小心翼翼想避开湖南。停留四个小时的地方会出现在行程码上，一出广东，他就开始计算哪条线路能在四个小时之内跑出湖南。现在，他干脆放弃了，在不疲劳驾驶的基础上，4小时闯过湖南太勉强了，他改成了从江西进入湖北，直接把湖南绕过去。
无论到哪儿，刘改平下车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做核酸。最近两个月，刘改平做了30多次核酸，最多的时候，两天做了四次，因此知道了每个地方核酸价格都不一样，郑州和湖南都是40元，四川和广东稍微便宜一点，28元就能做，湖北的最便宜，可以免费做，但要付8块钱做一次抗原检测。
司机们在意核酸的价格，40元一次的核酸能换成刘博的两顿饭，他们更在意为了做核酸而额外付出的那些成本。刘博有一次被困时，每隔一天就要驱车20公里前往核酸检测点，做完了再回服务区，每次算上来回的油费和过路费，要花100多块钱。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各地的工厂几乎都要求24小时核酸才能进厂。陈明军是一位来自四川的卡车司机，常跑成都—广州线路，有一次他去给重庆的一个手机厂商送货，对方只要24小时核酸结果。但在当地做核酸，要等到第二天才能进厂卸货，司机们等不起，对货车司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陈明军选择了找代驾。这是最近两年出现的新职业。司机们并不清楚代驾师傅有没有驾驶证，但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在实施一刀切措施的工厂，都有代驾师傅出现，替那些行程码带星或者等不及做核酸的司机们将车开进厂里卸货。
在湖南的红星市场，刘改平也见到过代驾，两三百块一趟，有些代驾只负责开车进去，“人可以走进去，也可以自己把车开出来，但就是不能自己开车进去”。他还有朋友因为找了代驾，往蔬菜台上倒车卸货时磕坏了车，最后只能自己认栽。
类似的办法被广泛使用。前阵子深圳疫情时，惠州对东莞和深圳来的司机原路劝返，在惠州一家物流公司工作的杨晓峰，用私家车把惠州的司机们拉到东莞与惠州交界处，去替换掉那些进入不了惠州的司机，把货车开回来。
货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窘迫的日常，就像两年前接受核酸与行程码突然变得和驾驶证同样重要。现在，大家的期待越发低了，只要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日子就还能维持下去。
张炩明显感觉到，车和司机越来越少了。她每天在朋友圈里发一张海报，蓝色的背景只有两个黄色大字：“求车。”
她是武汉人，也因为这个身份，眼下她负责调度车辆运送公益物资去上海。四米二的货车平日里的单程价格是2000元到3000元，最近一个月越来越贵，先是涨到了3500元，这几天又变成了4000元。纯商业的运输费用更贵，她问了同行，得6000元往上才能找到司机。这里面包含了司机被隔离期间的补偿。
在这行干了20多年，范泽名觉得货运行业近几年越来越不好赚钱了，疫情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一边是不断上涨的油价——从原先的5块一升涨到8块多一升，一边是不断缩减的运费，原先一趟可以挣7000多元，现在最多只有5000元。
“运费便宜，就图多跑一趟多挣点钱。”陈明军说，往常从成都到广州单线挣的钱，现在一个来回也挣不了。疫情的这几年，他的消费也彻彻底底降级了，再也没有在目的地住过旅馆，服务区的饭也不舍得吃了，转而在车上备好了电饭煲和米饭，拆一包冷吃牛肉零食，焖在锅里就是一顿。
司机们嘴上说着除非有特别诱人的价格，都不会往中高风险地区跑了，但全国目前有225个中高风险地区，很难完全避开。他们转头又说，只需要加上几百、一千块钱就愿意去。刘改平算了算，只要一天能赚500块钱，他就愿意上路，而不是回到陕西老家打零工。
刘改平的微信名叫“拼命三郎”，为了多赚点钱，他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了。他很想念家人，但是得知回去要隔离14天后，他犹豫了：“隔离住酒店，14天至少要4000块钱，回去再耽搁半个月，等于你不仅没赚钱还倒贴了。”他咬咬牙，“再跑几趟吧”。
张炩最先派去上海的那一批司机返回时是在武汉的高速口被拦下的，绿码和核酸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高速口专门开辟了一片停车场，货车停下来，司机被带走强制隔离14天。最近的两天，她只找到三四个司机。
许多张炩原先有联系的司机在这两年离开了这个行业，有些回老家开了修理厂，有些去工厂上班了。也有许多人走不掉，卡车司机多数背着沉重的债务压力，房贷和卡车车贷是主要的两座大山，他们往往要把每月收入的一半用来偿还债务。刘博去年和妻子离婚了，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孩子全靠他一个人抚养，每个月需要还13000元的车贷，3000元的房贷。关于未来的出路，他说他没有什么技能，只会开车，再怎么难也只能干这一行。
每次看到哪里需要司机向中高风险地区运物资的消息，刘博都会积极响应。4月12日，刘博终于可以下高速了，他接了一笔为国企送环保设备的单子，向天津驶去，他心里很清楚，这次去了之后，被困在高速的经历又会噩梦般地循环，但是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现在你去哪里都一样，总不能不赚钱了”。
留下来的司机们要靠着更多耐心才能顺利走完送货的路。刘改平原来跑完一单只需要两三天，但现在，就算是一帆风顺——没有突然变色的健康码和不被承认的核酸检测——报备审批和等核酸结果也将运送时间拉长了一倍，一个月能跑完五六单已是万幸，正常跑完一单需要一星期。
刘改平渐渐不怎么愿意跑河南了，最近两个月跑了7次河南，河南喜欢贴封条，去一次贴一次，高速出口立着大牌子，凡是从广东、上海、江苏、吉林来的车辆，一律贴上封条。不只是高速出口贴封条，普通的工厂也会给你封上一条。“瞅着封条怎么看都不顺眼”，但只要在河南境内，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封条不能断，否则就要被隔离。
每次出来，他都要找一个地方把封条仔仔细细撕下来洗干净，上面的胶水沾到车上，耗费半个多小时，他也执意要洗干净。被贴了封条的车连同车主都变成了“过街老鼠”，没人敢靠近，刘改平能感受到他人异样的眼光，“我挂着宁夏的牌照，还贴着封条，人家一看，都比较害怕的”。
贴封条之前，工作人员会让司机们把车窗摇到合适的高度，封条将会从车门一直连结着车窗，在到达下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终点之前，再也不能动这扇门窗。怕刮风下雨，更怕封条在急速奔驰的高速公路上被吹断，大多数司机选择了把车窗摇上去，只留下一点点缝隙，用来交换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
摇下车窗和其他司机扯着嗓门聊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退回到了座位上，如今属于刘改平的，只有这个不到四平方米的驾驶室了，这是他仅剩的、能自己掌控的空间。
（文中杨晓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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