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锋：林彪集团”二代” :命运的折痕
“我们就是政治上的失败者，要认栽”
电话接通那一刻，刘伟钦的声音满溢着暧昧。嘘寒问暖之余，他忽然叹息一声，对电话那端的林豆豆说道，“太远了，思念也是白搭啊。我觉得我是你亲人，给你打电话我就想流眼泪。你保重吧！”
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41年前，在辽宁省文联从事美术创作的英俊小生刘伟钦，由于某种机缘成为副统帅林彪之女林豆豆选“驸马”的对象之一，最终又因为林豆豆对他的没有感觉而落选。这使他得以逃过后来那场举世震惊的灭顶之灾，倘若真以乘龙快婿的身份加入到林家，说不准他也有可能与林彪、叶群等人一道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仓惶出奔，落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即便如此，他仍不免要感慨一句，“咱们能生存下来，已经很幸运了”。躲过了大劫，风浪依旧，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失事，刘伟钦也被收审，背就背在他那时候又成了林彪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李作鹏的女婿——无缘于林豆豆之后，刘伟钦又被转介给了李的女儿。
那时局面，可谓空前紧张。据“四大金刚”成员吴法宪之子吴新潮说，他所见的材料显示，因九一三而受审查的人计在10万以上之数。可以说，和林彪沾亲带故的边边角角都被卷裹了进去，又何况核心主体的“四大金刚”的子女们呢？
命运之手瞬息的翻转，这些孩子应声落地。就这样，本有可能在领袖的号召下成长为接班人的一拔高干子弟，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年纪就早早终结了在主流圈子里的角色扮演，消解于权力架构之外的一片茫茫草野间。如今这些人均已进入垂暮之年，沧桑往复，他们也完成了存在位次的转换和确认。
“我们就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应该怎么样面对失败？不要烦恼，要认栽，要非常平和、坦然地面对现实。”坐在人声嘈杂的酒店大堂里，吴新潮尽量把声音压低，生怕被人听去似的，不时拿眼睛看看周遭，“我们退出历史舞台，又回到原点。本来我们父辈就是老百姓，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我们要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云端摇落，这些人需要在社会的土壤中重新生根发芽。正所谓鱼有鱼道、虾有虾道，当潮涌平复，他们却不曾随着浪头覆没，活得都还算不赖，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充分享受到了作为老百姓的快乐和幸福”。
刘伟钦夫妇如今称得上家资不菲了。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8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他太太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都是搁在最底层。从前的贵族子弟，生活完全掉了个个儿，一家四口人住在15平米的小平房，困窘到每月需要刘伟钦父母接济。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体制内是没有任何前程的，迫于生计，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儿卖起了对联。
“黄吴李邱这几个孩子就我有一技之长，我是个画家，福字啊，生肖啊，我写我画我卖，逢年过节，我推车上街，一开始卖几十块几百块钱。”刘伟钦说，“我岳父对我说‘愈挫愈奋’，起码得生存呐，我们一直很坚定走下去的，拿自己的毅力去争取。”
做小买卖当时尚属低贱营生，从事这行当的大多是刑满释放犯人或无业游民，不为人看重。一开始，李大征有点儿抹不开面子，没好意思跟着刘伟钦出去抛头露面，只有到外地赶大集，出了沈阳地界谁也不认识了，她才放得开手脚一块帮衬生意。以后私营经济蔚然风起，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发展为全国的卖对联大户，不几年就赚了个盆满钵满。90年代初，中国的万元户尚属稀有，他们在沈阳已经买了别墅。李作鹏彼时已重获自由，有钱了，他们就把老人接到沈阳住，让他也高兴高兴。
刘伟钦的宅子所在，是沈阳早期的富人区之一，赵本山的别墅即与他家毗邻。别墅太大，老两口住不下，就挪到同小区里面积相对小一些的自有单元房，把别墅租出去，当起了房东。灰头土脸几十年，不意成就今天的称心如意，宽敞亮洁的厅堂里，刘伟钦要么光脚着袜在地上走来走去，铺开摊子尽情倒腾他的书画艺术，要么就陷在条椅里“儿子、儿子”地把老猫咪招呼到膝头逗弄。艳阳高照的天气，李大征则躲在房里看她的小说。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坦了。
说起来倒是得益于逆境的成全。被历史的筛子筛出来的这些人，好像身上蕴贮着某些野蛮生长的力道，被掼下来的过程中，这些能量同时得到激发。
“为什么小草能从石头底下钻出来？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没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压之下想方设法找个空儿往外挤。”李大征说。当年父母遭难，一家人星散，在301医院上班的她被打发去了山西小山沟里的野战医院，际遇陡变，她的生存信念反而很明确，“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整个国家的气象为之焕然一新，环境逐渐发生改观，这是这一批人从头再来并最终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契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既使下海，可能也买不起房子，也就百十块钱工资”，“四大金刚”之一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说。1976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让他如鱼得水，很快就在社会里混开了，“应该是给了我一个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社会环境，我在‘海’里游得还可以吧，虽然不是冠军，但也不是最后嘛。”
黄春光把自己1976年进入社会后的全部历程概括为短短四个字，即“适者生存”。转业到工厂，不想叫人指着脊梁骨说不行，自我降格成“一年级学生”，从ABC学起，一天跟一个工位，把整条流水线跟下来，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生产、技术、新品研发、销售一直到计划生育工作，在厂里他都管过，在这么一整套实操中，打下一个扎实底子，也加强着他的决心，“你要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能做好，或做到最好才可以，要没有能力，在这个夹缝里很难生存。”
这位苍髯老者气定神闲地点上一根烟，谈吐慢条斯理。比之于其他人，他身上多了几分养尊处优的雍容况味，衣着光鲜，修长的手指略翘作兰花状，小指上蓄有一段长指甲。这仪态隐有些许公子哥儿的派头。但从他的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言辞平淡，没有一丁点儿戏剧性的激荡，眼神漠然，是典型的一种经风历雨之后转而看淡了风雨的情态。
1983年，为安置在青岛的父亲养老送终后，他寻求调回北京，按黄春光的意愿，当然首先是希望能进入体制内发展的，但那个体制不再可能给他机会，包括他同学邓朴方等人创办的康华公司等企业都不敢接纳他，眼看走投无路，最后是一个军地合办的贸易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他一条缝隙，才让他在北京立了足。这种处境极易对人形成一种本能上的驱动。
“从下海以后，我想的就是怎么能适应商场，怎么能生存下来，我不要最后变成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有同学就是这样的，惨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养孩子都不行。”
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包袱，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才得渐渐卸除。能不能为企业赚钱，这是商业社会取舍一个人的最基本和最现实的标准，从另一方面也就分散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注意力。这些人的转折如此顺理成章——在人人削尖脑袋想着发财的一个市场经济里，他们也是爱干嘛干嘛，天地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
在赚钱这个问题上，黄春光表现显着，1980年代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倒买倒卖，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别人上部委跑批文，半年也未必批得下来，他出马十天就搞定；别人上机关办事得送礼请托，他去了，机关里的同学朋友还要给他烟抽，“多数都给予一种同情，愿意给我一些帮助”。好风凭借力，最多的时候他名下有四台车子，同学请客吃饭全是他掏腰包，成天吃吃喝喝泡歌厅，生意场上虽然也挨过坑受过骗，但一年挣个百十来万不在话下。
“我算不上中国最早的一批富翁，只是有房有车。有一次我问柳传志，你的公司做到现在和90年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说那时候请人吃饭，看完菜名首先要看价格，现在是只看菜名不看价格”，比照这个标准，黄春光很谦虚，“我那时候只能做到请人吃饭时要看菜名还要看价格，我不能说我很成功。”
黄、刘等人现在都已经洗手上岸，退出江湖了，把孩子送到国外培养，自己则留在家里养老，过他们那“有产阶级”的生活，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坐观世事。历史事实的呈曲线走势，总能从个人身上找见刻度，有人上去有人下来，这是翻来覆去且经久不变的一种循环，而在其间进行着上与下交替的人们，都会有自己的书写和呈现，荣辱得失，在他们那里自有一番演算。
“如果我父亲当时还在位，可能301院长是我的了，卫生部长是我的了，或者我有资源，认识更多官儿，拿着一大堆白条去翻江倒海挣钱了。我也就失去这个，还能失去什么？这些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可惜。”李大征对本刊记者说，神情显得淡定。脱离原有轨辙，他们夫妇进入完全市井的活法，刘伟钦成天粗服乱头，穿得像个收破烂的，丝毫没有富翁模样，李大征的面颜沾染着苦涩涤荡过后的忧郁，亦找不到富婆风姿。颠来倒去的生活，似乎恰好还了他们身在亿兆庶民中间的本来面目，“全国人民都是老百姓，我凭什么就不能当老百姓啊？我凭什么非要是高干子弟啊？”
只是自从父亲划入另册，当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个体，在社会上行走，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有可能遭到诟病。他们中看得开的，不忘顺带着自嘲——“屎在那儿是不臭的，结果挑起来反而很臭”。看不大开的，忍不住也要计较上几句。
“那些贪官的后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你们去调查，1955年授衔的这些将军们的子女，有几个在利用改革开放去腐败的？我不能说没有，但绝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影响，家里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跟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特殊化。”黄春光坐直身子，不无激动，“我们可不认为我们是‘黑二代’啊，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基石，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母亲把几姐弟招呼到一起，告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许自杀……”
“四大金刚”的孩子，原来都在军队系统就职，然而913事变猝发，这些原有可能冉冉上升的二代们春风不再得意，一齐被扔进了阶下囚序列。
“8年的审查，正是干事的年纪，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损失了所有的时间和机会”，吴新潮说，“当然是郁闷了，但有什么办法？关着就关着吧，后来也习惯了，人的需求是不断改变的，有时候需要自由，没有自由的时候有吃有喝就行。”
1971年，吴新潮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当空军司令的父亲被“停职反省”之后，懵然不知事发的他亦以待罪之身关入地下室。隔离之初，不免高干子弟的桀骜不驯，不老实，仗恃着将来还有北京的林伯伯、叶妈妈为他撑腰而闹腾。当有关方面向他传达中央文件，宣告林彪集团罪行，文件上罗列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他所熟悉的，那当口，吴新潮简直就像迎头浇下一盆冷水，吓了个半死，“操，那种感觉，真完了，任何希望都没有了。”
在地下室久不见天日，有段时间吴新潮的双目失明了。就是那种环境里，他还为未来作打算，觉得以后出去就当个农民吧。未料这个想法在他没出去时提前得到满足，审查折腾一阵，他被发落到陕西省一个偏僻农场种菜喂猪干农活。与家人断了联系，孤零零的日子不好熬，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实在难受了就跑到野地里放猪，一个人呆上一天。但他还没有绝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度日。时处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回想起来，他也曾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尽，但从来也没有付诸实践，他一边将此自我打趣为“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一边把眼泪都笑了出来。当年的诸般辛酸，在今天说起来倒成了可以让他这当事人捧腹的开怀乐事。
与同时期不少人的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刚”的子女还挺顽强，竟没有一例寻短见的事情发生，这称得上是奇迹。
“文革那时候，你倒下来他倒下去的那种动荡我都看在眼里了，所以我家倒掉我不觉得很惊奇，虽然会悲哀，但没冲击到我内心，说哎呀我活不了了”。李大征说。她是李家长女，家快散的时候，他们母亲把几姐弟招呼到一起，告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许自杀，“活着都说不清楚，死了更说不清楚”。带着这叮嘱，李大征与当时在军事博物馆工作的刘伟钦一先一后被打发到山西。李大征落脚在野战医院，刘伟钦和吴新潮一样，在农场里养猪种地。
那所座落在山清水秀小山沟里的医院，哄传开她要去，大字报瞬间贴满，宣称坚决不许李作鹏的女儿与他们为伍，但这是总后勤部的安排，不接收不行，因此在她到达之前，大字报又都被稀里哗啦撕扯干净了。在那里她任劳任怨埋头做事，干哪样工作都不落后于人，也不调皮也不捣乱，很快就被基层群众和干部接纳了，凭着一手医疗技术，救死扶伤，越到后来越吃香，转业时连医院都不想放人，这让李大征颇觉豪迈。
“搁那儿就搁那儿了，你还能把我开除出地球去啊？我凭技术吃饭，我能干的活儿你不能干，那没办法，这是不讲阶级的。就是倒霉一辈子，你都得给我分配到医院里头，起码你不能让我扫大街掏锅炉，你还扔不掉我。”
她丈夫的处境，比她要悲催一点，当上李家女婿还没一年光景，这秀才就沦为有罪之人，从高阶上摔下来，没少被人算计。在农场里养猪，猪不产仔，人家责难他没尽到责任，说他是插在大粪上的一朵花，连让猪交配那点事儿都不懂；后来猪养死了，人家又责难他在搞阶级报复，“那时候北京在批判我岳母，农场这边就批我，说我一个砖头打死六只鸡，我哪有那本领啊？诬陷你，骂你，想害死你，都有。”
李作鹏在世的时候，对于子女心有歉疚，觉得对不起他们。但子女们也装作若无其事，即使在外头面对千人指万人骂，他们对于自己的父母还是相当维护的。忆及那段艰难历程，李大征声音哽咽，“我自己从来跟人这样说，我是李作鹏的女儿，他当副总长，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我跟着他享受了，所以他倒霉的时候我跟着他倒霉，我一点儿也不怨他，就算李作鹏上法场，我都愿意陪着他走，因为我是他女儿，没办法。”
已是入夜时分，微弱的灯光下，依稀可见李大征那双黯淡的眼睛里泪光莹莹，刘伟钦则默然无语地呆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像个老实的听众，夜色从阳台钻进来，包抄了大半个屋子，灯光不能匀称照亮客厅全部区域，这个一脸皱褶的老头实际上是坐在了一片阴影中。那段岁月，令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发生着缺损。黄吴李邱的孩子，因为立场与界限问题而离了婚的不无人在。李大征虽然要好一些，但她也有她所在意的东西。
反革命团伙的孩子，是黑得不能再黑的。遭人唾弃、天天被提溜着骂的情形，不鲜见。有特别要好的闺密，在父亲失势时翻脸就不认人，做得非常过分，这让李大征此生无法释怀，“原来你到我家我去你家，无话不说，刚出事的时候非常紧张，咣唧，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跟我划清界限，特别是头几年，天天骂你。特别要好的朋友突然一下这样，真受不了”。时过境迁，再到北京，这些人想请她吃饭，以便重修旧好，她一概不搭理。“过去我对人特别信任，和朋友无话不说，现在不是那样了，这也是那样一种岁月给我们留下的阴影。”
仿佛雨中飘萍，在那个特定年代，他们每个人也都失去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操控权。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索性安下心，横竖听任不可预知的拿捏。隔离后，黄春光便是如此。在里面24小时看守着，吃了倒头睡，醒了还是吃，再没其他事情，他也就心无挂碍地那么养着，结果看守瞧着奇怪，忍不住问，“人家到这儿来都是吃不下睡不着，我看你又能吃又能睡，你怎么一点儿没负担呢”？他答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我有什么负担？我最多负担就是我父亲是黄永胜，那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间只不过是个父子关系。”
早在父亲被审查之前，黄春光不知道后面究竟会出什么事情，心里老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及至隔离起来，除了照常吃喝拉撒，还有烟抽有报看工资照发，这倒让他踏实不少，“把我放学习班里，不是放在监狱里，就觉得悬着的心落地了。我说来了我就睡觉吧。”
审查与劳改之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此时他们想要有所抗争。以吴新潮为例，他本来是要转业到湖北一个农场继续当农民的，不想去，住在漏雨的防震棚里，没有收入来源，还到处找关系想留在北京，几番活动，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批示，才落实了政策。与他一样，包括林豆豆、黄春光等其他林彪集团子弟先后亦都通过胡耀邦、赵紫阳等当时中央领导的帮助得到安顿。胡耀邦的家，那时位于富强胡同，不管是谁，推门就可以进，上访信递上，不几天就有批示，仅吴新潮为了自己和妹妹的问题，就反复找了胡耀邦数次，次次有回应。
至此，这批人的命运才有了实质落定以及重启的可能。因而直到今天，他们对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吴新潮曾对胡德平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永远记住你父亲的恩情，我就是一老百姓，就这点朴素的感情。”
落架的凤凰并非不如鸡，黄吴李邱人虽下台，由于中央领导关照，生活、医疗等方面依旧享有特别待遇。吴法宪被安置在济南，住的是独门独院，和别的高级干部别无两样。吴法宪说自己是“臭名远扬”，声名在外，社会上尊他敬他礼遇他的人老不少，不难领略到老百姓的善良与宽容。到他过世，自发上门吊唁的人把花圈摆满门口，社会车辆去了七百多辆，弄得家里人都感到意外，“他们走后，看车的管我们要两千多块钱看车费，我说不对啊，家里有几台车子我们有数的。”说及此事，吴新潮和他太太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沦落识人心，炎凉侵加，对于人情冷暖他们也便格外敏感。患难过后，一切归于寂静。今年，一位同处沈阳的远房表亲得知李大征他们也在当地生活，几经辗转找到他们，相见甚欢。40年悬隔，情谊犹在。这让李大征从中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不曾丢失的一种纯粹牵系，她感叹，父亲在台上的时候，这些人没能跟着沾光，倒霉的时候，也跟着一块儿倒霉，却没有一个埋怨的，都是很朴实的人。
“林豆豆主动执杯向李讷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四大金刚”是捆绑在林彪集团这同一根历史绳索上的，在今天，他们的子女之间关系依然密切，在社会上走动，“黄吴李邱”是习惯性的排序，都是历经风霜的，他们管自己叫“难兄难弟”，这些人现时的往来，内容不外聊聊天散散心，“我们现在去政治化地生活，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不是搞串联。”
在这个群落中，核心人物当然是林豆豆，她依旧像个公主。聚会的时候，“还是林大姐坐在中间，她是我们老领导的女儿，我们对她非常尊重，”吴新潮说，“我们四野子弟当年虽然被批成那样，但说起林彪，他还是有崇高威望的。林豆豆到广州去，四野的老领导们围着她坐一大圈儿，在位领导亲自出面接待。一个是政治需要，一个是历史感情，后者比前者来得更长久。”
林豆豆也颇有一番遭遇。913事发，举报有功的她终究逃脱不了身为林彪子女的现实，被撂到郑州汽车厂，人们像躲麻风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害怕沾边儿，厂长也不敢找她，就一个妇女主任经常往她家跑，关照一点，没人管她，很孤独。”当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刘家驹说。80年代他曾尝试《林彪传》的写作，到郑州呆了几个月，与林豆豆相处过，“她住的房子，我看过，阴冷，厕所都没有，很糟糕。她在郑州不上街的，单位给她设个办公桌，她几乎没有在那上面坐过一个小时，就是一种封闭的状态。”
“你是一朵并不孤独的小花，仍在接受寒冷冰霜的考验”，“多年来，你在痛苦中呻吟”——1985年，刘伟钦去郑州卖对联时与林豆豆重逢，那时她病卧医院，刘伟钦用一台老式相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40来岁的林豆豆，宛如娴静少女，坐在床上，微笑凝视镜头，尽管面有风尘，但是没有一丝忧伤与慌忙。多年后刘伟钦将这幅照片放大装裱，并陆续写下上面引述的题识文字。这些句子很能反映林豆豆当时的状态。
1987年，林豆豆回到北京，刘家驹带她到社会上开阔眼界，去百货商店买东西，那时早不是计划经济，她问要多少布票，弄得售货员像看外星人一样拿眼睛瞪着她。生活也很成问题，刘家驹带她到家里玩儿，“她去做菜，把胡萝卜切成几截就完了。那时候她已经没有帅府千金大家闺秀那种味道，很平庸了。”
后来落实工作，林豆豆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组织上给她一个正处级待遇。在单位里，她也自由，高兴去就去不高兴就不去。刘家驹了解到，知道林彪的女儿在那里上班，办公室里看热闹的人太多，让人受不了，领导的意思，叫她干脆就别去办公室了。
林豆豆目前已经退休，多年以来，尽管与外界社会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联系，但还是有诸多的不便横亘在她与社会之间，找的人太多，她得躲避，连刘伟钦这样几十年的故交都不知道她当下在北京的住址，每次会面，几乎都安排在酒店里。
“很多人利用她照相，利用她的影响去搞商业，她都拒绝。”刘伟钦称林豆豆为“立衡妹”，以兄长居之，“她现在无所求，生活很简朴。我问过她需不需要钱，有什么困难。老没有，老好。”
林豆豆独身一人，没有后代。2008年，年届64岁，在北京，刘伟钦对她说，“4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我们都老了”。简单的一句慨叹，绾结着一生的波折，林豆豆闻之，泪湿眼眶，“她一般是不落泪的，我就看到这一次。”
在林的内心，有些部分是不可碰触的。刘伟钦曾将自己于1967年创作的一幅名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木刻版画送到北京请林豆豆题款，一见红旗招展领袖头像，林豆豆颇有不快，但没有驳他面子，最后还是在上面题了“历史一瞬”四字。自那以后，刘伟钦也识趣，避免再提过去的事情，“她不愿意说过去的事儿，唤起过去的回忆对她没什么好处。”
陷落在漩涡中的深浅程度不一，每个人对于那段历史表现出来的心态亦有所不同，不过总的来说，时移事易，情绪上会慢慢得到消解，至少在后代们之间，基于某种共识的作用，一定形式的和解是存在的。故而大家每每在一起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的场景不难见到，氛围热切而又自然。林豆豆也是在这圈子里走动的一份子。2009年国庆，二代们聚会，席间林豆豆就主动执杯向李讷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不要抱着过去那些东西不放，要跳出个人的恩怨情仇。父辈们斗来斗去，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综合因素的反应，既有个人恩怨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那一页已经彻底翻过去了。”吴新潮说，“父辈之间的争斗，我总觉得体现在我们身上要淡化很多，包括林豆豆和毛家后人，刘源和毛家后人，我们这些子女在一起，那些恩怨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怎么斗，我们毕竟是在共产党这一个战壕里嘛。”
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惊人的向心力，对于群体身份与父辈荣光的认同，必要时不难让他们把个人的身世沉浮搁在一边，为着与生俱来的共同血脉沿承而纷纷靠拢，其表现可谓一颗红心犹热。黄春光就试图身体力行这样做，两年前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建立，他努力争取成为其中一员，而右派人士想邀请他参加活动，他简直睬也不睬，口吻显得无比决绝，“我可以反对党的一些方针和政策，但你让我反对和推翻这个党，我是不会去的。这样不光是否定了自己，也是否定了父辈，否定了这个事业，所以我就是不会去参加这种反党的反毛的大合唱。”
白云苍狗，世事兴替，戏台上早已落幕，他们却搞得还很有那么一点忠义节烈的意思。2011年，913事发40周年，这帮难兄难弟专程飞到温都尔汗三叉戟坠落现场扫墓追思，在那个让他们倒霉了40多年的地点，对着一堆石头垒起来的坟墓，大家不免心绪起伏。
“觉得很悲凉，对共和国有那么大贡献的元帅客死异乡不能魂归故里，而且并不是年年时时有人去凭吊，真是，”黄春光说。他们这些孩子，多半在东北出生，后来又在林彪指挥的军旅中随父母由北向南一路打到两广地区，“我们从小都是唱着《林总的命令往下传》的歌一路走过来的。我们对林彪的感情是很深的。我当时说我们代表我们父辈来看他们，告诉林彪的在天之灵，我们没有忘记他，我们还在怀念他。”
早年罹祸，给每个人身上留下一道经久不能抚平的折痕，难免时时舔舐。祭拜之外，这些子女先后为他们的父亲整理出版了各自的回忆录或传记。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舆论上的反应是见仁见智，在他们来说这是出于一片孝道，是为了留存历史记忆，而在一些不以其为然的人来看，他们的行为似乎一本维护自我的光辉形象意图，在为老子翻案。迁臣逐客、功过是非，虽如云烟，却又余温未消。当此状况，他们中有人试图澄清自己的行为，“尘封已久的是历史，而不是政治。我们现在做的是史，不是案，我们不想翻这个案，我们只是想把最原始的东西呈现给大家，不造谣不造假，这是一种历史的复原。”
每个人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历史，所得到的成像会互有不同，但那一段历程给这些二代内心带来的振荡与猛省无从掩盖。在这些待人接物表现得精明与防备的二代身上，事实上也不失设身处地由己及人的自觉反观，对待现实社会中的事物，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和真实，“凡事我都要多想多看，都要打一个问号，我不会一根筋地听谁的话了”。这是当一切早年的狂热、天真、愚昧在坚硬现实面前逐一粉碎后，为期40多年深深触及灵魂的一种重构的完成。
“当年搞阶级斗争成分论，我也是红卫兵，也很冲动，也把红和黑看得很重。这么些年过来，真正去看那些阶级敌人，其实都是人呐。当年是很幼稚的，人类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简单界定的。”吴新潮两肘支在膝前，面容凝重，话语中透出饱经世事的深沉，“我们父辈跟着毛主席闹文革，这些事都是不对的。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希望在别人身上不要再重现。”
201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温都尔汗40周年的日子。林立衡丈夫张清林与黄吴李邱的儿子黄春光、吴新潮、李冰天、邱路光前往蒙古林彪专机坠落处祭拜。
原载《东西南北》2013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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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在金三角很多人的人生都一样，很多人的归宿也都相同，这些人一生就为了一件事：毒品。
春节时李老师要带我去他舅舅家吃饭。我不解地问他什么时候在这儿有个舅舅，李老师告诉我不是亲舅舅，但算得上是亲戚。
我笑着说咱中国人在哪儿都能拐弯抹角找得到亲戚，真是天下都一家。
李老师说他这个舅舅真的没出五服，没出五服的亲戚算是很近的一家人了。
他和这个舅舅的老家都在四川汶川。李老师打电话问过，他妈说这个舅舅是在家谱里，只是三十年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时不到二十岁的舅舅失踪了。
我绝对是个对不正常的事绝对好奇的人，凭感觉认为，三十年前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跑到缅甸来，绝对有故事。
我俩骑上摩托车跑了几十里来到一个镇子，给车加了油顺便买了两瓶酒和一些泰国的零食，我听李老师提到过，他舅舅已经有外孙女了。
一路七拐八拐来到一个像庄园的地方，李老师说，就是这里。
停下车我四下环顾，一座白色的三层楼两边各有一栋伸出去的平房，每栋平房都有十几间。楼房与平房被香蕉林包围在中间，楼房前是一块有半个足球场大的草地，草地修剪得十分平整，几辆越野车和皮卡车停在草地上。
庄园后边是有茂密树林的呈弓形的山峦，李老师告诉我，过了山向东五十里就是泰国，他说找时间去那边玩一圈。
庄园草地上有七八只巨型犬，它们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俩。我对此不以为意，这种人家的狗都经过严格训练，不像村子里的狗稍不注意就叼你一口。但我觉得这个庄园并不像呈现在眼前的这么简单，至少还会有一群狗潜伏在其它地方。
李老师的舅舅有五十多岁，我见到他时，他正在擦一挺轻机枪，桌子上有油壶及一些零件。看到来人，他把手里的机枪往桌上一放，高兴地让我俩坐下。之后，他推过来一辆三层不锈钢车，像酒店餐厅放食品的那种餐车。上面摆放着各种酒以及水果干果等，他看着我俩笑呵呵地说随便用。
李老师的舅舅不喝酒也不喝茶，他边说话边拿起矿泉水瓶子仰头灌几口，另一张桌子上放了十几瓶各种牌子的矿泉水。
李老师进来后即介绍了我，他舅舅热情地和我握手，笑眯眯的目光分出一半扫了眼我胳膊上的十几道伤痕。我看到他的脸刮得十分干净，左脸有一道刀伤后留下的疤。他握住我的手像是皮革，手掌还能感觉到几处凸起的老茧。
李老师舅舅姓刘，他问我是哪个省的人，我告诉他是山东人。他哈哈笑着说山东人都高大。我身高一米八多。
刘叔笑着说：“有时间你试试，比一发一发打更好玩儿。”
吃饭时我见到了刘叔的家人，有他的夫人，三个女儿及女婿，还有五个外孙女。
李老师告诉我，他舅舅还有两个未婚双胞胎女儿在英国，没回来过年。
回到学校后，李老师指着我摩托车上的一箱酒和吃的说是他舅舅送给我的，我说你舅舅是个神秘人。李老师说还行，你算是有两下子，但只感觉到十分之一。
李老师想说什么却言欲又止，他说舅妈有意思要让他当儿子。
我说你舅妈的意思就是你舅舅的意思，你爸妈能放了你？
我心想到底是中国人，不管穷人和富人，没有儿子就如房子少了根房梁。
因为一起去过他舅舅家，李老师和我的关系亲密了许多。以前我和他聊的都是国际大事，现在我俩常聊些私事。
李老师告诉我，他妈听亲戚们说过这个舅舅的事，他妈妈还在上小学时，这个舅舅就已经在工厂上班了。
据李老师的妈妈说，她爸爸，也就是李老师的外公那时还与这个舅舅家有来往。后来这个舅舅因年轻气盛与食堂的大师傅打了一架，把大师傅胳膊打断了。
他说他上大学时就与食堂管打饭的师傅吵过几次，也恨不得在打饭师傅头上抡一勺子。这点我俩有同感，如有可能，我至少应该向打饭人的头上抡了几十次勺子。
有个星期天，村民送来一只打来的野鸡，我和李老师边吃边喝边聊，我问他是怎么在缅甸找到这个舅舅的。
李老师说纯属巧合，有一天在县里，他骑的摩托车和一辆越野车撞在一起。其实并不严重，李老师认为是自己的摩托车打滑撞了越野车，就主动道了歉。
巧的是李老师与开越野车的人都说汶川口音的四川话，俩人越聊越近，一不小心就聊出一对舅舅和外甥来。“这就叫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李老师说。
当时他一阵激动，掏出手机就要给家里打电话，但他舅舅不让。
李老师指着停在宿舍前的摩托车，这个舅舅当时就让他把原来的摩托车扔了。其实也没撞坏，但舅舅执意花一万多给他买了这辆泰国车。
我说：“你那个舅舅挺神的，当初一个光棍跑到缅甸来，现在也算是个富人了，不简单。”李老师听舅妈讲过一些舅舅的往事，他是和另外几个人跑到缅甸来的，就在舅妈家开的矿上干活，就是刨翡翠石头。
听李老师这么一说，我想起那天和刘叔握手时，他手掌上老茧的触感。
有次塌方，半面山扑下来，他舅舅扛起老板就跑，老板就是舅妈她爹。事后老板让舅舅去管拉矿石的车队，过了几年又让他娶了自己的女儿，还给了他几辆车让他单独立户干。
我觉得李老师舅舅和老板的关系就像古代故事里写的，一个穷小子救了财主，然后财主出于感激，给了穷小子一块产业，还把女儿嫁给他，于是穷小子奋发图强终于也富裕起来成为了财主。这种故事挺寡然索味的，不新鲜也无奇。
李老师说，三十年前这种事在金三角也算正常，就是今天也还有人在干。
李老师说在那个年代也算不上大事，后来的富人都与那种事有关。
我没觉得太吃惊，三十年前金三角还没禁毒，种毒、制毒、贩毒是正常生意，可以说是金三角或整个缅北唯一的轰轰烈烈的全民生意。金三角种了一百多万亩罂粟，要多少人干活才能最终加工成海洛因，才能把出产的毒品运向全世界？可以说半个地球的人都参与了这件事。
李老师他舅舅不像是毒贩，他一说话就笑呵呵的，更像个庄园里子孙满堂在幸福生活中无比满足的那种人。但一想到他摆弄机枪，还说一发一发子弹地打猎没意思，我又觉得那半大老头端起枪机扫射时咬牙切齿的样子绝不一般。
李老师盯着我看了一会，说他舅舅在救了舅妈她爹后，就干上了贩毒。
“什么毒贩，在那个年代就是个生意，政府也不管，有头有脸的人包括军队警察都在做那种生意。毒贩是后来才有的称谓。”李老师说。
李老师说的对，要不是有那些人参与，金三角的毒品也遍布不了全世界。
我明白了，李老师舅妈能对他叨叨这些事，说明人家没把毒品当作什么，就像农民收玉米稻谷一样。这位舅妈是在讲舅舅奋发图强的发家史。
几乎每到周六李老师都要去他舅舅家，星期天晚上再回学校。虽然他几次邀我一块去玩，但我每个周末不是去乡政府帮忙，就是趴在宿舍里写东西。
一个周六，李老师告诉我，他舅舅两个在英国读书的双胞胎女儿回来了，舅舅要带着她们去打猎，问我去不去。一听要打猎，我连忙说要去。
到了庄园见几个工人正在往两辆皮卡车上搬东西，进了屋，李老师舅舅穿了身帆布猎装，戴着遮阳帽，脚上穿着靴子，桌上摆着挺轻机枪及十几个弹匣。
他像变了个人，目光犀利，身上透着杀气。我问好后说刘叔你真威风。
刘叔哈哈一笑说就等你俩了。他打开一个巨大的柜子，示意我和李老师拿枪。
柜子里竖着十几把枪，我仔细看全都是制式枪，但没有猎枪。我挑了把中国产81式，这种枪我以前用过，能打单发也能连射，而且有劲，准头也不错。
我拿了枪，见两个二十左右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走来，心想她俩肯定就是李老师舅舅在英国读书的双胞胎女儿了。打过招呼彼此聊了几分钟，两个姑娘也去挑了枪，是那种以色列产的短枪管无依托冲锋枪。我心想俩人挺内行的。
那种枪射击时枪口不太跳，后座力也不大，但射速较快。
刘叔拎着机枪扫了大家一眼，说从现在起无论发生任何事，枪都不能离手。
刘叔让我和李老师跟他上前边的黑色皮卡，让他两个女儿上后边的白色皮卡。刘叔夫人领着几个外孙女出来，刘叔冲她们挥挥手，把机枪伸出车窗向天空打了十几发，几个外孙女哈哈笑起来。刘叔把枪靠在车门上，发动车疾驶出去。
车进了山，我看山上全是差不多一抱粗的树，这种没伐过树的山里才有大东西。
下了车我们走进森林，来到一处沟形山坳，刘叔说就从这里开始。他让大家向东西拉开，呈半圆向凹地走。
我说去东边的意思，打猎的人都懂，就是赶架子，把动物惊扰起来向西边跑，就是说把动物赶进埋伏圈。
到了东边我从山上向下走，边走边用枪托敲树，立即听到一阵籁籁的声音，有东西被惊扰了。
过了一阵刘叔那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为了呼应我也端起枪向树林中不时打着点射，我看见有五六只野猪向凹地蹿去，还看见麂子飞快地逃窜，空中也有一群鸟飞掠而过。
我边走边开枪，封住凹地中动物的退路，忙了两个多小时累得浑身大汗。我坐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从背包中掏出水壶喝了几口，见一只野猪站在几棵树之间呆头呆脑地看着我。我端起枪瞄准，没扣扳机又把枪放下，我不想杀野猪这种低智力的动物。
到了下午我和刘叔他们会合，刘叔带着两个女儿正趴在树丛中。我蹲在一块大石头后边，刘叔让两个女儿趴在原地别动，他猫着腰拎着机枪向左边走去。
过了一会，我听到树丛中响起了机枪声，接着刘叔两个女儿的枪也响了，机枪和冲锋枪的响声听上去像是几十个人在打仗。一会儿枪声停了，我赶到刘叔身边，见他正在换弹匣。
刘叔说这次过了瘾。他站起身喊两个女儿过去，我们走到下坡，见四只硕大的野猪躺在草丛中。我过去一看，每只野猪身上都布满了弹孔，我心想这是打猎么，纯粹是杀戮。
一路打扫战场，刘叔只挑了五只麂子，打死的八九只野猪只要了一只，说拿回去喂狗，其它的就扔在了原地。
不过刘叔却用金钢锯把所有野猪的獠牙都锯了下来，说拿回去给外孙女们玩儿。
晚上我们一群人烤麂子肉，刘叔一个人坐在客厅擦机枪。墙上挂着一台巨大的电视机，一个女主持人正在用缅甸话播新闻。
我拿了一盘烤好的麂子肉，送到客厅让刘叔尝尝，在来缅甸当志愿者前我专门去学了做饭，还学了新疆烧烤。
刘叔拿起一块麂子肉吃了口连说好吃，他抬头注意力集中地看着电视，女主持人正在播冰毒及几种新型合成毒会对吸食人导致的危害。
我看着刘叔，他看着电视机，不满地说了句什么玩意儿。
我说毒品也在竞争，罂粟的提取物海洛因成本高，合成毒品成本低，普通人往往会选择后者。刘叔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能与海洛因比。
星期天回到学校，我对李老师说你舅舅有品味也讲原则，是少有的传统人物。
李老师说他这个舅舅与众不同，听舅妈讲他有两个原则，一是不把毒品卖往中国，二是不做合成毒品生意。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向中国卖毒品？”
李老师说是舅妈她爹定的规矩，舅妈她爹是当初国民党逃到缅甸的溃军，据说上过西南联大。反正就留下这么个规矩，一直没破。
李老师说他舅妈的爹宁肯费力又危险地刨石头挖翡翠，也守着不往中国卖毒品的老框框，不知少挣了多少钱。
我问这位舅舅现在做不做毒品生意，李老师说好像还在暗中做。他说舅舅和当地的武装民团关系很好，那些民团的主要生意都与赌场、贩毒有关。
又一个星期天，李老师从他舅舅家回来直接进了我的宿舍。
我没觉得奇怪，金三角的毒品买卖一直就没断过，前几年有报道说经卫星观察，金三角还种有二十万亩罂粟。电视新闻往常播出缴获毒品的报道，成吨成吨的毒品堆在地上。去年世界戒毒日，电视台报道某地销毁了二十吨毒品。
李老师说有个四川老乡向他舅舅买了一批海洛因要运往泰国，还交了七十万定金。因为去那个地方必须通过民团防地，所以那人就找到了他舅舅。
因为这批货价值三百万，李老师舅舅不但收了七十万定金，还要求买家留下人质。我心想这个刘叔挺多虑也挺有手段，看来以前吃过亏。
李老师说，舅妈又提出让他当儿子的事，而且他也答应了。
我笑着说，李老师凭空当上了富二代，还有一柜子机枪和冲锋机。
李老师说舅舅和舅妈已经把他当儿子对待了，他觉得比父母对他还好。他说这件事要是定下来，他就不能当老师了，得到庄园里去住。
其实我支持李老师给他舅舅当儿子，至少我能到庄园去玩枪。
我又问李老师，你舅舅那几个女婿对你什么态度。李老师说那几个女婿，两个在仰光，一个在泰国，都是政府职员，对他舅舅的事从不过问也不沾边。
我倒有些为他忧虑，毕竟他舅舅是沾毒的人，谁知道会碰上什么事。
又一个星期天，李老师邀请我去他舅舅家玩，说他舅舅多次提到我。
我们又来到庄园，刘叔穿了身崭新的西装，打着领带把脸刮得十分干净。
刘叔笑呵呵地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的外甥亲上加亲变儿子了。”
这天李老师的舅舅和舅妈都乐呵呵的，尽管几个女儿和女婿都没回来，但大家还是吃了顿丰盛的大宴。在饭桌上，我见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男人，李老师舅舅的一个手下陪着他。没人作介绍，但大家对那个男人还算客气。
我猛地想到，李老师提到过舅舅的买家放下一个人当人质，想来就是这个人。
吃完饭那个人没留下聊天，向李老师的舅舅客客气气打过招呼就走了出去，那位手下紧紧跟着他。当我和李老师道别要回学校时，刘叔一手拉着李老师，一手拉着我，让我以后经常跟李老师到家里来玩。
又一天，李老师从庄园回来后神情有些古怪，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那件事安排得挺周全，还放下了人质，怎么能出变故？”
李老师说他舅舅听了手下报告后没多说什么，也没责备手下，只是让人把那个人质关起来。我预感这事没那么简单，以刘叔的脾气及做事风格，似乎这笔生意损失多少钱不重要，遵守江湖规矩才是重要的。
泼水节前一周，李老师找我商量，说他舅舅到中国去了，约好和买家在四川见面，他舅妈问他能否请一段假回庄园住。
我思忖李老师如果请假一个星期，那我就要教三个年级。不过我累些忙些倒不打紧，他舅妈的心情为重。
我答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无所谓，重点是他舅舅不在家，要安慰好舅妈，人年纪大了担心的事多，要尽职做好儿子的事。
之后，李老师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我没有向上级汇报，主要是这件事不知该怎么说，按规定请这么长时间的假必须有极为特殊的理由。我不想编谎骗上级，只能不汇报，反正这是山里的乡村学校，领导也不会来检查。
这是我在缅甸当志愿者期间违规最严重的一件事，一旦让上级知道了，我绝对会被辞退。
一星期过去后是泼水节，放五天假。放假前一天我买了几箱方便面和一些棒棒糖，给每个学生各发了一样。
泼水节我去了庄园，李老师舅妈也没把我当外人，告诉我刘叔带了个女人去了中国。她说刘叔不是个为了钱死缠烂打的人，但有人破坏规矩他就不能容忍。
她说，在金三角因做毒品生意死了无数人，但原因都是违反了规矩。几十年来，她父亲以及刘叔之所以能相安无事，就是因为守规矩。
虽然我不完全相信做任何生意特别是毒品生意的人都能遵守规矩，但我知道在生意场中能活下来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江湖精神的人。
在庄园那几天我去看过被当人质关起来的男人，他被关在树林里的一栋砖房里，透过有拇指粗的铁栅栏往里看，屋里设施还不错，至少不比酒店差哪儿去。
过了一个月李老师告诉我，他舅舅一个人回来了。他说他舅舅是花钱雇的女人，就是陪男人游玩的妓女，在缅甸和泰国做这种职业的女人很多。
李老师舅舅到了四川后，先去老家汶川在酒店住了几天，也去了老家原来的住地，但08年大地震后老房子全没有了，到处是漂亮整齐的新楼。
他若有所思地在汶川转了几天，几乎走遍了大街小巷，然后才去找那个买家。
那人讲了一大番托辞就是不付钱。他舅舅看出买家另有打算，借口第二天在酒店吃饭再谈，留下女陪游在住处，立即打车前往昆明。在昆明换了车直奔边境才回到缅甸，其中的经历十分惊险。
我心想买家放下的人质危险了，按江湖规矩，卖家可以处理人质了。
又过了半年，已于两个月前辞去教师工作回到庄园的李老师打来电话。
李老师说他舅舅受了重伤并被警方抓捕，当前就知道这么多。
我告诉李老师今天是考试最后一天，明早我送试卷去区里，顺便到庄园。
第二天我骑着摩托车疾驰进庄园，见草坪上停了不少车，进进出出的人神情都很严肃。
客厅里坐着七八个人，其中还有穿军装的，像是在讨论刘叔的事。我向李老师舅妈问好，她倒没显得那么焦急，坐在椅子上仔细听在场的人讲话。
由于我听不懂当地语言，就把李老师拉到屋外，让他把已经知道的有关刘叔的事仔细讲一遍。
李老师说，一个星期前有人来找他舅舅，说那个买家真实姓名叫王家良，除了向泰国贩运毒品外，在缅北佤邦还开有一家大酒店。
来报告买家情况的人显然是舅舅自己安排的，那人说亲眼看见买家王家良在酒店里招待客人，他当时也是客人之一。
刘叔仔细询问了来人很多细节，一个人在屋里想了几个小时，然后换上装，带了两个手下要前往佤邦找王家良。
临走时刘叔叫来李老师，将一串钥匙交给他，吩咐他好好照顾舅妈。
李老师说，今天来的人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到了他舅舅的情况，总的来说状况不容乐观。
刘叔带了两个手下直接去了佤邦首府邦康，那里是缅北最大的城市，也是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与中国普洱市孟连县只隔着一条南卡江。
刘叔连夜出发，天亮抵达邦康后直奔王家良所在的酒店，直闯其办公室。两人显然发生了冲突，双方的人发生了交火，且均有死伤，刘叔带的两个手下也一死一伤。
交火中王家良逃出了酒店，一路跑向附近的商场，刘叔紧追不放。打完手枪子弹的刘叔在商场向王家良扔了一颗手雷，但王家良却只受了轻伤。
在警察局门口，只剩最后一颗手雷的刘叔追上去与王家良撕打在一起，缠斗中刘叔抱住王家良并拉响了手雷，致使王家良当场毙命，刘叔也受了重伤。
在各军事力量割据的缅北，金三角这边与佤邦在政治、军事上立场并不一致，帮刘叔的人基本起不到作用，结局难料。
虽然很多人在暗中帮刘叔，刘叔也不缺钱，但正如我预料的，佤邦和金三角这边没有交情，据说在过去双方还有过摩擦，最终刘叔被判处死刑。
开公判会的头一天，我和李老师带着几个人到了邦康。在酒店里李老师焦躁不安地唉声叹气，说庄园没有了舅舅，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我告诉李老师，天下的事总是瞬息万变，人有双喜临门，也有祸不单行。在当前及今后，你必须咬紧牙关，保持冷静挺起胸膛，这对你舅妈她们至关重要。
几个武装警察押着他，但他紧闭着嘴高昂着头目光冷冽。
我和李老师及几个庄园的人挤到围观人群的最前面，刘叔也看到了我们。
李老师面向刘叔，右手握拳举在左胸口，目光肃穆而坚定。
刘叔的尸体被送回到庄园，李老师的舅妈及上百人出来迎接。
几天后，刘叔被安葬在一处花园里，随葬的还有他打猎用的机枪。
我看着墓碑上镌刻的刚劲有力的“刘一道”三个大字，心想在金三角很多人的人生都一样，很多人的归宿也都相同，这些人一生就为了一件事：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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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坐到我的床上对我说，你谈个对象吧。又有时候，他们又会说，你别结婚了，我们养你。
小宇是一个24岁的女孩，16岁那年罹患永久性面瘫。8年里，口罩是她的贴身盔甲，但却从未能将她与外界的议论、歧视和排斥相隔离。我与她认识15年，见证了她的疾病、痛苦，和转瞬即逝的快乐。采访时，她说“过去的事都不是事”。但她的当下，却也不曾明朗。以下是她的自述：
右侧的嘴角比左侧向上倾斜30度左右、左右脸不对称、嘴巴难以完全合拢。永久性面瘫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像是捂在口鼻上的湿口罩，它不致命，却让人难以呼吸。
2013年11月底的一天，我的耳朵突发疼痛，并伴随着持续性高烧，但当时我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感冒。那时候，我的高中生活刚刚开始两个月。
对紧张的高中生活的不适应，与积蓄已久的病症一同爆发。那时，我还窃喜可以被接回家休息。
回家后，我在门诊输了两天液，但疼痛却越发剧烈，我整夜整夜睡不着，疼得在床上打滚。第三天一大早，家人带我去了医院检查。
经过一套繁琐的检查程序后，我被确诊为听神经瘤。这是一种颅内良性肿瘤，发病年龄多在30～60岁，会导致听力下降，肿瘤增大时可压迫面神经，导致面瘫，甚至危及生命。当时，我16岁。我从没想到这个小小的肉球足以让我的命运调转方向。
确诊时，我脑子里的听神经瘤已经发展为大型，直径超过30mm。医生告诉我，肿瘤已经明显压迫脑干和小脑，必须尽快手术，否则一个月内可能有生命危险。
一直到住院那天，我都是一如既往的放松，心想割掉这个肿瘤我就能重回学校。入院那天我提了一个大行李箱，把喜欢的衣服、书都带上了，像是要去旅行。
但我没有如愿顺利割掉这个小东西。家乡的医生说病情已经太严重，建议去北京治疗，还告诉我手术后可能会面瘫。
听到面瘫两个字时，我的心情陡然跌入了谷底，眼泪止不住地流满了整张脸，脑子里一片空白。爸爸妈妈也像犯了错的小孩，低着头无声地哭。
那天下午，我们订了最近的一班动车去北京天坛医院。在这家被称为“中国最好的肿瘤医院”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手里拿着CT片，脚步匆匆，乞求活着的希望。当时我想，割掉脑子里的这个“小东西”后，我一定能重新回到校园，继续往日平静的生活。
这些年来，小宇光是病例就累积了不知多少 | 作者供图
看完我的CT片后，医生只把爸爸妈妈留下了。出来时，他们两眼通红。见到我以后，爸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走，我带你去看天安门”。后来妈妈才跟我说，当时医生对他们说我活着下手术台的希望很小，就算是活下来也可能偏瘫，最好的结果是面瘫。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旅游、合照、买纪念品，我们一家和普通的游客看上去没什么两样。但后来，我才发现当时的合照里，爸妈的眼睛都是红肿的。
在北京天坛医院，做开颅手术需要排队三个月，但我的病情却不能再等了。当天晚上，我又回到了家乡的一家医院，准备一周后进行肿瘤切除手术。医生说，由于听神经与面神经相邻，手术的后果就是右耳失聪和面瘫。
等待手术的一周内，我拍了人生中第一套写真。我怕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笑了。在人生的前16年，我从来没见过面瘫患者，直到进手术室前，我对面瘫的想象仍然是模糊的。
手术之前，我留了多年的长发剃成了光头。妈妈一直在哭，但我一滴泪都没流。头发没了还可以再长出来，我那时还坚信做完手术，我的病就会好。
术后第一次照镜子，是在离开重症监护室后。透过镜子，我看到自己右侧的嘴角比左侧向上倾斜30度左右、左右脸不对称、嘴巴难以完全合拢。由于开颅手术，我剃掉了头发，光头加上歪歪扭扭的嘴巴，使得镜子里的脸看上去既怪异、又陌生，像个傻子一样。我大脑一片空白。
在医院时，我还不相信我的脸永远不会康复。从小到大，我一直很爱美，家里的衣橱里有我各式各样的新衣服。逢年过节，我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
出院后，奶奶陪我到处找医生、找偏方，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病急乱投医。那一年，我尝试了各种治疗面瘫的方式，针灸、膏药、按摩，日复一日地出入各种医院，脸上布满了针灸留下的针孔和膏药留下的污迹，但嘴巴的倾斜程度却丝毫没有好转。术后剃掉的头发还没长起来，镜子里的我像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我不敢相信镜子里的人是我。
第一次出家门去诊所时，我用围巾和帽子把自己紧紧地裹了起来。出门的次数多了，见到的异样目光也越来越多。我没有习惯，而是日益感到莫大的羞耻和自卑。
我的家人也都小心翼翼，害怕因为容貌问题碰到我的伤心之处。
那时候，偶尔会有朋友来家里看我。我很期待他们的到来，但又害怕看到他们惊恐、错愕的眼神。在朋友面前，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容貌，尽可能装作毫不在意。我用笑脸迎接我的朋友，然后在他们走后一个人在被窝流泪。
刚做完手术那阵，我浑身没有力气，拿不住笔。于是我每天在家里练习写字，翻看高中的课本，不想让自己和同学差距太大。回想自己曾经在学校活蹦乱跳的日子，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片灰暗，丝毫看不到前方的路。
因为频繁就医和身体虚弱，再加上我难以克服的自卑感，爸妈建议我不再回去读高中。他们说愿意养我一辈子。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口罩竟然会成为我的生活必需品。面瘫8年以来，我用过的一次性口罩大约有2000多个。除了跟家人待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去哪里我都会戴着口罩，即便是在39度的高温天气。在朋友圈里，我也再没有发过露脸的自拍。
术后一年，随着我身体逐渐恢复，我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不能只是“啃老”。那时候，家人不放心我去外面工作，于是我先到了妈妈开的小吃店工作。
在小吃店，一开始我并不戴口罩，努力让自己克服自卑情绪。但是，每天都不断有顾客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你的嘴怎么是歪的？”“你爸妈怎么不带你去治病？”甚至有顾客直接叫我“歪嘴”。
后来，问的人多了，我也就不再想回答了。几天后，我买了一大包一次性口罩，就挂在店门口，从此一戴就是八年。
但就算这样，依然有人不断问我为什么戴口罩，并且试图看清口罩下的脸。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大家都戴口罩，我甚至有点庆幸。我终于不是那个和大家不同的人了。
除了那些可怕的注视，职业上的挫败更是对我的折磨。在我曾经的人生规划里，我会去一个有海的城市读大学，然后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步入家庭。但一切都被这场疾病打断了。
在妈妈的小吃店，我炒菜、端菜、记账、刷盘子、打扫卫生、送外卖，18岁的我做着和自己曾经的规划截然不同的工作。有时我会觉得不甘心，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只能囿于一方厨房。但想想自己的身体条件和外貌状况，我又会劝自己认命。
不久后，小吃店因为经营不善转让了，我不得不走向社会寻找工作。尽管爸妈从没有催促，但我不想与社会完全脱节。
我面试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快递客服，但是由于右耳听不见，以及不能承受工作的高强度，我不久就离职了。此后，我面试过销售、发过传单、卖过衣服，但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都因为面瘫和身体原因而中断。
后来，我在网络上应聘各种兼职，接线员、商场促销、微商，只要不犯法的，我几乎都干过。很多单位面试时就会因为面瘫的原因把我否决掉。我知道正规公司都要求五官端正，而我不满足这个条件。
2020年，我还在县城的一个公园摆摊，卖过儿童玩具和水果。那段时间天天和城管玩捉迷藏，被追得大汗淋漓、狼狈不堪，但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因为我觉得我是活着的。但是，随着城管逐渐严格，我的这份“工作”仍旧没有长久持续下去。
我也曾经想过开店、做生意，但是手术和护理的费用已经让我的家庭不堪重负，我担心创业失败，给爸妈带来更大的负担。再说老板是面瘫，顾客会不会议论呢？我终归还是无法克服自卑的心理。
去年11月，我所在的县城派出所招聘疫情防控信息登记人员，相当于辅警，我去那边兼职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儿工作时，派出所的警官称赞我脑子灵活，学东西快，要让我当队长。我当时高兴坏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终于不是一个废人了。但一周后，随着疫情逐渐缓解，任务完成了，我也再次失业了。
其实我早已习惯了这种短期工作模式，习惯了工作很短时间就要离开。最初的几年还会失望，但现在连失望的情绪都很少了。
身边的朋友都在读书、或者踏实工作，都在努力地生活。我和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以前，我很爱组织同学聚会，喜欢朋友们热热闹闹地在一起；但在生病后，我越来越难融入朋友们的谈话，他们的学业、前途仿佛与我是另一个世界。我渐渐地脱节了，这种局外人的感觉让我难过。
2016年的一天，我和朋友在餐馆吃饭，我遇到了以前的一个男同学，男生看见我后叫了一声“歪嘴”。我当时僵在那里，想和他吵架，但又觉得他确实没说错，我有什么理由和他吵呢？我才发现，我从没有释怀。从那以后，再出去吃饭，我会坐在最角落的位置，只有吃东西时，我才会摘下口罩。
在婚恋市场上，面瘫者和残障者一样，都处于金字塔的最底端。我曾交往过几任男友，但最后都因为面瘫和身体原因草草告终。
2014年，我遇到了手术后第一个男朋友。他比我大三岁，像个拯救者一样，让我重拾自信，让我觉得我还可以有人爱。
遇见他时，我剃掉的头发还没有长起来，但他并没有嫌弃，而是满眼的心疼。出门时，他会鼓励我不戴口罩，告诉我不戴口罩也很可爱。他承诺以后挣到钱了，会带我去最好的医院治疗面瘫。那时候我以为我们会结婚生子，永远在一起。
但他的家人强烈反对我们在一起。一开始，他不顾家里反对，坚持和我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度过了三年甜蜜幸福的时光。但后来，还是抵不过流言蜚语，也抵不过家里的压力。他向我提出了我分手，并在三个月后和一个健康的女孩结婚了。
那段时间，我像疯了一样，醒来就是哭，哭累了就睡，醒来接着哭。我觉得我被抛弃、被嫌弃，没有任何价值。后来，我确诊重度抑郁。我不断看心理医生，大大小小的医院都去过，跟医生聊天，我觉得自己能获得短时间的安慰。
有一位医生对我说，我来人世间是来帮助他人的，我分担掉痛苦，我身边的人就不会痛苦。难过的时候，我经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
随后的四年，我又谈了几个男友，但都很快分手。在婚恋市场上，我像颗任人挑选的大白菜，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2018年，我又遇到了想共度终生的人。他是双鱼座，浪漫又细心。我们每天都见面，他发朋友圈介绍我，带我去见家人、朋友，让我觉得自己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
小宇住院期间打过的点滴 | 作者供图
2019年，我又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进行无菌治疗。我在天津血液病医院住院期间，他全程陪同，每天的早饭、晚饭、水果都会帮我准备好，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烦。出院后，我们一起看演唱会、旅游、逛街。身边的朋友说，和他在一起后，我变年轻了、也变漂亮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么好的感情，我因为自己的病而内疚，我害怕拖累他，也害怕将来没办法正常生育。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点好起来，快点找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但是后来，因为他父母的反对，我们的感情也在两年后草草告终。
在被分手的那天，我瘫倒在路边的垃圾桶旁。那天晚上我腿软到站不住，全身颤抖。我恨自己是面瘫，恨自己不是平常人。如果没有这一切，那该有多好啊。
我相信，我上辈子肯定做错了什么事，所以这辈子要被惩罚。
我仍然是个爱美的女孩子。我喜欢逛街买衣服，家里各种风格的衣服塞满了衣橱；我会精心打理自己的头发，让它们看起来又顺又亮。我也喜欢化妆，知道最新的口红色号。
在和朋友出去时，我都会精心化妆。即使只有眼睛和眉毛露在口罩外面，我也会觉得有自信。和朋友拍照时，我习惯露出面瘫程度较小的左脸，或者只露一个背影。
颜值是一个人一生的通行证，事业也好、爱情也好，好看的人好像总是更有优势。如果可以交换，我宁愿选择两只耳朵都听不见，也不愿意得上面瘫，遭受那些看得见的歧视。
面瘫之后，我一度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有段时间，我看到什么都无比烦躁，就连衣服撑子不小心掉了，都能引发我的情绪崩溃。没事做的时候，我就一直哭。后来，在心理医生和家人的帮助下，我才渐渐走出抑郁。
今年，我25岁了。看到以前的同学要么事业有成，要么学业顺遂，我深感自己虚度年华、碌碌无为。
父母也想让我找个固定工作，有个一辈子的饭碗，他们担心不能陪我一辈子，也担心我找不到另一半，后半生孤苦无依。但他们从不催促，而是一直默默保护。
有时候，妈妈坐到我的床上对我说，你谈个对象吧。又有时候，他们又会说，你别结婚了，我们养你。
前段时间，家里出现一些变故，爸妈把我叫到房间商量。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刚生病的孩子，而是一个理应强大的成年人了。我恨自己不是正常孩子，没有让他们为我骄傲，反而让他们麻烦缠身。
那天爸爸带我去算卦。那个阿姨只嘱咐爸爸照顾好我的情绪。她说人生就像八卦阵，一面阳一面阴 ，而我的世界全都是黑暗的。爸爸说，她白天在家都拉着窗帘。
参加完亲朋的葬礼后，我更加觉得命运无常。但我有时又会庆幸自己还活着，庆幸父母对自己的包容。我知道，比我不幸的人，还有很多。
我也爱笑。和朋友出去玩、看电影、刷搞笑视频，我都能哈哈大笑。但这些却都不会让我真正从内心感到快乐。它们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戳我一下我就会笑，但笑完就结束了。
直到今天，每次出去吃饭时，我都是坐在角落，人群看不到的地方。哪怕别人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一秒钟我都想闪躲。
我依旧向往校园生活，如果还能回到学校一天，我肯定会早早起床吃早饭，和同学们一起跑操、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去年，我曾经的同学们大学毕业，我的朋友圈里有各种毕业旅行的照片，我在其中一条下面评论了“我也好想毕业啊”。
但比起错失的校园生活，婚恋和就业的压力更像是压在我心口的石头。我对工作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一个愿意接纳我的单位，我就会做下去。我想找一个性格好的伴侣，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尽管也担心孩子因为有一个面瘫妈妈而被同学嘲笑。参加朋友的婚礼时，我会想象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期待有一天我自己会成为婚礼的主角。
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喜欢去看海。在大海面前，一切的烦恼都会显得渺小，自己也会像大海一样变得宽广起来。连大海都没有尽头，我的尽头在哪里呢？
去年年底，爸爸的朋友帮忙牵线，让我在县城的一家小银行做大堂经理，经过考察期后就能转为正式员工。
大堂经理的工作主要是在门口帮客户带路、回答客户咨询。第一天去时，我在门口笔直地站了8个小时，穿着高跟鞋的脚磨破了好几处，脚后跟又紫又红。但我没有任何怨言，而是有种梦境般的不真实感。
因为疫情原因，来银行的所有人都戴口罩，没有人注意到我的脸，我感到自己像个正常人一样，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有份比较体面的工作，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休息时，我对着卫生间的镜子拍下自己穿工作服的照片，欢欣雀跃地告诉朋友我有工作了。但这份工作仅仅维持了四天。四天后，我再度失业了，因为在考察面试中需要摘下口罩。
面试官告诉我，大堂经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银行的形象，所以他们要求候选人五官端正。
面试完的第二天，我买了一张高铁票，去了青岛。我害怕看到家人失望的眼神，即便他们会努力掩饰。我也害怕面对朋友的关心，因为我又要把同样的失业理由再重复一遍。
在海边，我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海面上飞翔，仿佛它们的世界无边无际，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而我却因为疾病，囿于自己狭小的世界。那时候，我对着天空许了个愿，希望下辈子我能做一只自由自在的鸟。
回家后，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往后的日子都是崭新的，谁也不许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