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401)

来源: 2022-04-16 11:47:09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章剑锋:林彪集团”二代” :命运的折痕

“我们就是政治上的失败者,要认栽”

电话接通那一刻,刘伟钦的声音满溢着暧昧。嘘寒问暖之余,他忽然叹息一声,对电话那端的林豆豆说道,“太远了,思念也是白搭啊。我觉得我是你亲人,给你打电话我就想流眼泪。你保重吧!”

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41年前,在辽宁省文联从事美术创作的英俊小生刘伟钦,由于某种机缘成为副统帅林彪之女林豆豆选“驸马”的对象之一,最终又因为林豆豆对他的没有感觉而落选。这使他得以逃过后来那场举世震惊的灭顶之灾,倘若真以乘龙快婿的身份加入到林家,说不准他也有可能与林彪、叶群等人一道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仓惶出奔,落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即便如此,他仍不免要感慨一句,“咱们能生存下来,已经很幸运了”。躲过了大劫,风浪依旧,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失事,刘伟钦也被收审,背就背在他那时候又成了林彪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李作鹏的女婿——无缘于林豆豆之后,刘伟钦又被转介给了李的女儿。

那时局面,可谓空前紧张。据“四大金刚”成员吴法宪之子吴新潮说,他所见的材料显示,因九一三而受审查的人计在10万以上之数。可以说,和林彪沾亲带故的边边角角都被卷裹了进去,又何况核心主体的“四大金刚”的子女们呢?

命运之手瞬息的翻转,这些孩子应声落地。就这样,本有可能在领袖的号召下成长为接班人的一拔高干子弟,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年纪就早早终结了在主流圈子里的角色扮演,消解于权力架构之外的一片茫茫草野间。如今这些人均已进入垂暮之年,沧桑往复,他们也完成了存在位次的转换和确认。

“我们就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应该怎么样面对失败?不要烦恼,要认栽,要非常平和、坦然地面对现实。”坐在人声嘈杂的酒店大堂里,吴新潮尽量把声音压低,生怕被人听去似的,不时拿眼睛看看周遭,“我们退出历史舞台,又回到原点。本来我们父辈就是老百姓,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我们要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云端摇落,这些人需要在社会的土壤中重新生根发芽。正所谓鱼有鱼道、虾有虾道,当潮涌平复,他们却不曾随着浪头覆没,活得都还算不赖,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充分享受到了作为老百姓的快乐和幸福”。

刘伟钦夫妇如今称得上家资不菲了。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8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他太太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都是搁在最底层。从前的贵族子弟,生活完全掉了个个儿,一家四口人住在15平米的小平房,困窘到每月需要刘伟钦父母接济。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体制内是没有任何前程的,迫于生计,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儿卖起了对联。

“黄吴李邱这几个孩子就我有一技之长,我是个画家,福字啊,生肖啊,我写我画我卖,逢年过节,我推车上街,一开始卖几十块几百块钱。”刘伟钦说,“我岳父对我说‘愈挫愈奋’,起码得生存呐,我们一直很坚定走下去的,拿自己的毅力去争取。”

做小买卖当时尚属低贱营生,从事这行当的大多是刑满释放犯人或无业游民,不为人看重。一开始,李大征有点儿抹不开面子,没好意思跟着刘伟钦出去抛头露面,只有到外地赶大集,出了沈阳地界谁也不认识了,她才放得开手脚一块帮衬生意。以后私营经济蔚然风起,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发展为全国的卖对联大户,不几年就赚了个盆满钵满。90年代初,中国的万元户尚属稀有,他们在沈阳已经买了别墅。李作鹏彼时已重获自由,有钱了,他们就把老人接到沈阳住,让他也高兴高兴。

刘伟钦的宅子所在,是沈阳早期的富人区之一,赵本山的别墅即与他家毗邻。别墅太大,老两口住不下,就挪到同小区里面积相对小一些的自有单元房,把别墅租出去,当起了房东。灰头土脸几十年,不意成就今天的称心如意,宽敞亮洁的厅堂里,刘伟钦要么光脚着袜在地上走来走去,铺开摊子尽情倒腾他的书画艺术,要么就陷在条椅里“儿子、儿子”地把老猫咪招呼到膝头逗弄。艳阳高照的天气,李大征则躲在房里看她的小说。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坦了。

说起来倒是得益于逆境的成全。被历史的筛子筛出来的这些人,好像身上蕴贮着某些野蛮生长的力道,被掼下来的过程中,这些能量同时得到激发。

“为什么小草能从石头底下钻出来?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没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压之下想方设法找个空儿往外挤。”李大征说。当年父母遭难,一家人星散,在301医院上班的她被打发去了山西小山沟里的野战医院,际遇陡变,她的生存信念反而很明确,“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整个国家的气象为之焕然一新,环境逐渐发生改观,这是这一批人从头再来并最终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契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既使下海,可能也买不起房子,也就百十块钱工资”,“四大金刚”之一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说。1976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让他如鱼得水,很快就在社会里混开了,“应该是给了我一个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社会环境,我在‘海’里游得还可以吧,虽然不是冠军,但也不是最后嘛。”

黄春光把自己1976年进入社会后的全部历程概括为短短四个字,即“适者生存”。转业到工厂,不想叫人指着脊梁骨说不行,自我降格成“一年级学生”,从ABC学起,一天跟一个工位,把整条流水线跟下来,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生产、技术、新品研发、销售一直到计划生育工作,在厂里他都管过,在这么一整套实操中,打下一个扎实底子,也加强着他的决心,“你要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能做好,或做到最好才可以,要没有能力,在这个夹缝里很难生存。”

这位苍髯老者气定神闲地点上一根烟,谈吐慢条斯理。比之于其他人,他身上多了几分养尊处优的雍容况味,衣着光鲜,修长的手指略翘作兰花状,小指上蓄有一段长指甲。这仪态隐有些许公子哥儿的派头。但从他的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言辞平淡,没有一丁点儿戏剧性的激荡,眼神漠然,是典型的一种经风历雨之后转而看淡了风雨的情态。

1983年,为安置在青岛的父亲养老送终后,他寻求调回北京,按黄春光的意愿,当然首先是希望能进入体制内发展的,但那个体制不再可能给他机会,包括他同学邓朴方等人创办的康华公司等企业都不敢接纳他,眼看走投无路,最后是一个军地合办的贸易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他一条缝隙,才让他在北京立了足。这种处境极易对人形成一种本能上的驱动。

“从下海以后,我想的就是怎么能适应商场,怎么能生存下来,我不要最后变成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有同学就是这样的,惨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养孩子都不行。”

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包袱,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才得渐渐卸除。能不能为企业赚钱,这是商业社会取舍一个人的最基本和最现实的标准,从另一方面也就分散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注意力。这些人的转折如此顺理成章——在人人削尖脑袋想着发财的一个市场经济里,他们也是爱干嘛干嘛,天地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

在赚钱这个问题上,黄春光表现显着,1980年代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倒买倒卖,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别人上部委跑批文,半年也未必批得下来,他出马十天就搞定;别人上机关办事得送礼请托,他去了,机关里的同学朋友还要给他烟抽,“多数都给予一种同情,愿意给我一些帮助”。好风凭借力,最多的时候他名下有四台车子,同学请客吃饭全是他掏腰包,成天吃吃喝喝泡歌厅,生意场上虽然也挨过坑受过骗,但一年挣个百十来万不在话下。

“我算不上中国最早的一批富翁,只是有房有车。有一次我问柳传志,你的公司做到现在和90年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说那时候请人吃饭,看完菜名首先要看价格,现在是只看菜名不看价格”,比照这个标准,黄春光很谦虚,“我那时候只能做到请人吃饭时要看菜名还要看价格,我不能说我很成功。”

黄、刘等人现在都已经洗手上岸,退出江湖了,把孩子送到国外培养,自己则留在家里养老,过他们那“有产阶级”的生活,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坐观世事。历史事实的呈曲线走势,总能从个人身上找见刻度,有人上去有人下来,这是翻来覆去且经久不变的一种循环,而在其间进行着上与下交替的人们,都会有自己的书写和呈现,荣辱得失,在他们那里自有一番演算。

“如果我父亲当时还在位,可能301院长是我的了,卫生部长是我的了,或者我有资源,认识更多官儿,拿着一大堆白条去翻江倒海挣钱了。我也就失去这个,还能失去什么?这些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可惜。”李大征对本刊记者说,神情显得淡定。脱离原有轨辙,他们夫妇进入完全市井的活法,刘伟钦成天粗服乱头,穿得像个收破烂的,丝毫没有富翁模样,李大征的面颜沾染着苦涩涤荡过后的忧郁,亦找不到富婆风姿。颠来倒去的生活,似乎恰好还了他们身在亿兆庶民中间的本来面目,“全国人民都是老百姓,我凭什么就不能当老百姓啊?我凭什么非要是高干子弟啊?”

只是自从父亲划入另册,当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个体,在社会上行走,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有可能遭到诟病。他们中看得开的,不忘顺带着自嘲——“屎在那儿是不臭的,结果挑起来反而很臭”。看不大开的,忍不住也要计较上几句。

“那些贪官的后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你们去调查,1955年授衔的这些将军们的子女,有几个在利用改革开放去腐败的?我不能说没有,但绝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影响,家里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跟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特殊化。”黄春光坐直身子,不无激动,“我们可不认为我们是‘黑二代’啊,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基石,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母亲把几姐弟招呼到一起,告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许自杀……”

“四大金刚”的孩子,原来都在军队系统就职,然而913事变猝发,这些原有可能冉冉上升的二代们春风不再得意,一齐被扔进了阶下囚序列。

“8年的审查,正是干事的年纪,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损失了所有的时间和机会”,吴新潮说,“当然是郁闷了,但有什么办法?关着就关着吧,后来也习惯了,人的需求是不断改变的,有时候需要自由,没有自由的时候有吃有喝就行。”

1971年,吴新潮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当空军司令的父亲被“停职反省”之后,懵然不知事发的他亦以待罪之身关入地下室。隔离之初,不免高干子弟的桀骜不驯,不老实,仗恃着将来还有北京的林伯伯、叶妈妈为他撑腰而闹腾。当有关方面向他传达中央文件,宣告林彪集团罪行,文件上罗列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他所熟悉的,那当口,吴新潮简直就像迎头浇下一盆冷水,吓了个半死,“操,那种感觉,真完了,任何希望都没有了。”

在地下室久不见天日,有段时间吴新潮的双目失明了。就是那种环境里,他还为未来作打算,觉得以后出去就当个农民吧。未料这个想法在他没出去时提前得到满足,审查折腾一阵,他被发落到陕西省一个偏僻农场种菜喂猪干农活。与家人断了联系,孤零零的日子不好熬,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实在难受了就跑到野地里放猪,一个人呆上一天。但他还没有绝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度日。时处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回想起来,他也曾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尽,但从来也没有付诸实践,他一边将此自我打趣为“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一边把眼泪都笑了出来。当年的诸般辛酸,在今天说起来倒成了可以让他这当事人捧腹的开怀乐事。

与同时期不少人的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刚”的子女还挺顽强,竟没有一例寻短见的事情发生,这称得上是奇迹。

“文革那时候,你倒下来他倒下去的那种动荡我都看在眼里了,所以我家倒掉我不觉得很惊奇,虽然会悲哀,但没冲击到我内心,说哎呀我活不了了”。李大征说。她是李家长女,家快散的时候,他们母亲把几姐弟招呼到一起,告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许自杀,“活着都说不清楚,死了更说不清楚”。带着这叮嘱,李大征与当时在军事博物馆工作的刘伟钦一先一后被打发到山西。李大征落脚在野战医院,刘伟钦和吴新潮一样,在农场里养猪种地。

那所座落在山清水秀小山沟里的医院,哄传开她要去,大字报瞬间贴满,宣称坚决不许李作鹏的女儿与他们为伍,但这是总后勤部的安排,不接收不行,因此在她到达之前,大字报又都被稀里哗啦撕扯干净了。在那里她任劳任怨埋头做事,干哪样工作都不落后于人,也不调皮也不捣乱,很快就被基层群众和干部接纳了,凭着一手医疗技术,救死扶伤,越到后来越吃香,转业时连医院都不想放人,这让李大征颇觉豪迈。

“搁那儿就搁那儿了,你还能把我开除出地球去啊?我凭技术吃饭,我能干的活儿你不能干,那没办法,这是不讲阶级的。就是倒霉一辈子,你都得给我分配到医院里头,起码你不能让我扫大街掏锅炉,你还扔不掉我。”

她丈夫的处境,比她要悲催一点,当上李家女婿还没一年光景,这秀才就沦为有罪之人,从高阶上摔下来,没少被人算计。在农场里养猪,猪不产仔,人家责难他没尽到责任,说他是插在大粪上的一朵花,连让猪交配那点事儿都不懂;后来猪养死了,人家又责难他在搞阶级报复,“那时候北京在批判我岳母,农场这边就批我,说我一个砖头打死六只鸡,我哪有那本领啊?诬陷你,骂你,想害死你,都有。”

李作鹏在世的时候,对于子女心有歉疚,觉得对不起他们。但子女们也装作若无其事,即使在外头面对千人指万人骂,他们对于自己的父母还是相当维护的。忆及那段艰难历程,李大征声音哽咽,“我自己从来跟人这样说,我是李作鹏的女儿,他当副总长,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我跟着他享受了,所以他倒霉的时候我跟着他倒霉,我一点儿也不怨他,就算李作鹏上法场,我都愿意陪着他走,因为我是他女儿,没办法。”

已是入夜时分,微弱的灯光下,依稀可见李大征那双黯淡的眼睛里泪光莹莹,刘伟钦则默然无语地呆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像个老实的听众,夜色从阳台钻进来,包抄了大半个屋子,灯光不能匀称照亮客厅全部区域,这个一脸皱褶的老头实际上是坐在了一片阴影中。那段岁月,令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发生着缺损。黄吴李邱的孩子,因为立场与界限问题而离了婚的不无人在。李大征虽然要好一些,但她也有她所在意的东西。

反革命团伙的孩子,是黑得不能再黑的。遭人唾弃、天天被提溜着骂的情形,不鲜见。有特别要好的闺密,在父亲失势时翻脸就不认人,做得非常过分,这让李大征此生无法释怀,“原来你到我家我去你家,无话不说,刚出事的时候非常紧张,咣唧,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跟我划清界限,特别是头几年,天天骂你。特别要好的朋友突然一下这样,真受不了”。时过境迁,再到北京,这些人想请她吃饭,以便重修旧好,她一概不搭理。“过去我对人特别信任,和朋友无话不说,现在不是那样了,这也是那样一种岁月给我们留下的阴影。”

仿佛雨中飘萍,在那个特定年代,他们每个人也都失去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操控权。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索性安下心,横竖听任不可预知的拿捏。隔离后,黄春光便是如此。在里面24小时看守着,吃了倒头睡,醒了还是吃,再没其他事情,他也就心无挂碍地那么养着,结果看守瞧着奇怪,忍不住问,“人家到这儿来都是吃不下睡不着,我看你又能吃又能睡,你怎么一点儿没负担呢”?他答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我有什么负担?我最多负担就是我父亲是黄永胜,那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间只不过是个父子关系。”

早在父亲被审查之前,黄春光不知道后面究竟会出什么事情,心里老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及至隔离起来,除了照常吃喝拉撒,还有烟抽有报看工资照发,这倒让他踏实不少,“把我放学习班里,不是放在监狱里,就觉得悬着的心落地了。我说来了我就睡觉吧。”

审查与劳改之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此时他们想要有所抗争。以吴新潮为例,他本来是要转业到湖北一个农场继续当农民的,不想去,住在漏雨的防震棚里,没有收入来源,还到处找关系想留在北京,几番活动,得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批示,才落实了政策。与他一样,包括林豆豆、黄春光等其他林彪集团子弟先后亦都通过胡耀邦、赵紫阳等当时中央领导的帮助得到安顿。胡耀邦的家,那时位于富强胡同,不管是谁,推门就可以进,上访信递上,不几天就有批示,仅吴新潮为了自己和妹妹的问题,就反复找了胡耀邦数次,次次有回应。

至此,这批人的命运才有了实质落定以及重启的可能。因而直到今天,他们对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吴新潮曾对胡德平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永远记住你父亲的恩情,我就是一老百姓,就这点朴素的感情。”

落架的凤凰并非不如鸡,黄吴李邱人虽下台,由于中央领导关照,生活、医疗等方面依旧享有特别待遇。吴法宪被安置在济南,住的是独门独院,和别的高级干部别无两样。吴法宪说自己是“臭名远扬”,声名在外,社会上尊他敬他礼遇他的人老不少,不难领略到老百姓的善良与宽容。到他过世,自发上门吊唁的人把花圈摆满门口,社会车辆去了七百多辆,弄得家里人都感到意外,“他们走后,看车的管我们要两千多块钱看车费,我说不对啊,家里有几台车子我们有数的。”说及此事,吴新潮和他太太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沦落识人心,炎凉侵加,对于人情冷暖他们也便格外敏感。患难过后,一切归于寂静。今年,一位同处沈阳的远房表亲得知李大征他们也在当地生活,几经辗转找到他们,相见甚欢。40年悬隔,情谊犹在。这让李大征从中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不曾丢失的一种纯粹牵系,她感叹,父亲在台上的时候,这些人没能跟着沾光,倒霉的时候,也跟着一块儿倒霉,却没有一个埋怨的,都是很朴实的人。

“林豆豆主动执杯向李讷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四大金刚”是捆绑在林彪集团这同一根历史绳索上的,在今天,他们的子女之间关系依然密切,在社会上走动,“黄吴李邱”是习惯性的排序,都是历经风霜的,他们管自己叫“难兄难弟”,这些人现时的往来,内容不外聊聊天散散心,“我们现在去政治化地生活,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不是搞串联。”

在这个群落中,核心人物当然是林豆豆,她依旧像个公主。聚会的时候,“还是林大姐坐在中间,她是我们老领导的女儿,我们对她非常尊重,”吴新潮说,“我们四野子弟当年虽然被批成那样,但说起林彪,他还是有崇高威望的。林豆豆到广州去,四野的老领导们围着她坐一大圈儿,在位领导亲自出面接待。一个是政治需要,一个是历史感情,后者比前者来得更长久。”

林豆豆也颇有一番遭遇。913事发,举报有功的她终究逃脱不了身为林彪子女的现实,被撂到郑州汽车厂,人们像躲麻风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害怕沾边儿,厂长也不敢找她,就一个妇女主任经常往她家跑,关照一点,没人管她,很孤独。”当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刘家驹说。80年代他曾尝试《林彪传》的写作,到郑州呆了几个月,与林豆豆相处过,“她住的房子,我看过,阴冷,厕所都没有,很糟糕。她在郑州不上街的,单位给她设个办公桌,她几乎没有在那上面坐过一个小时,就是一种封闭的状态。”

“你是一朵并不孤独的小花,仍在接受寒冷冰霜的考验”,“多年来,你在痛苦中呻吟”——1985年,刘伟钦去郑州卖对联时与林豆豆重逢,那时她病卧医院,刘伟钦用一台老式相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40来岁的林豆豆,宛如娴静少女,坐在床上,微笑凝视镜头,尽管面有风尘,但是没有一丝忧伤与慌忙。多年后刘伟钦将这幅照片放大装裱,并陆续写下上面引述的题识文字。这些句子很能反映林豆豆当时的状态。

1987年,林豆豆回到北京,刘家驹带她到社会上开阔眼界,去百货商店买东西,那时早不是计划经济,她问要多少布票,弄得售货员像看外星人一样拿眼睛瞪着她。生活也很成问题,刘家驹带她到家里玩儿,“她去做菜,把胡萝卜切成几截就完了。那时候她已经没有帅府千金大家闺秀那种味道,很平庸了。”

后来落实工作,林豆豆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组织上给她一个正处级待遇。在单位里,她也自由,高兴去就去不高兴就不去。刘家驹了解到,知道林彪的女儿在那里上班,办公室里看热闹的人太多,让人受不了,领导的意思,叫她干脆就别去办公室了。

林豆豆目前已经退休,多年以来,尽管与外界社会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联系,但还是有诸多的不便横亘在她与社会之间,找的人太多,她得躲避,连刘伟钦这样几十年的故交都不知道她当下在北京的住址,每次会面,几乎都安排在酒店里。

“很多人利用她照相,利用她的影响去搞商业,她都拒绝。”刘伟钦称林豆豆为“立衡妹”,以兄长居之,“她现在无所求,生活很简朴。我问过她需不需要钱,有什么困难。老没有,老好。”

林豆豆独身一人,没有后代。2008年,年届64岁,在北京,刘伟钦对她说,“4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我们都老了”。简单的一句慨叹,绾结着一生的波折,林豆豆闻之,泪湿眼眶,“她一般是不落泪的,我就看到这一次。”

在林的内心,有些部分是不可碰触的。刘伟钦曾将自己于1967年创作的一幅名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木刻版画送到北京请林豆豆题款,一见红旗招展领袖头像,林豆豆颇有不快,但没有驳他面子,最后还是在上面题了“历史一瞬”四字。自那以后,刘伟钦也识趣,避免再提过去的事情,“她不愿意说过去的事儿,唤起过去的回忆对她没什么好处。”

陷落在漩涡中的深浅程度不一,每个人对于那段历史表现出来的心态亦有所不同,不过总的来说,时移事易,情绪上会慢慢得到消解,至少在后代们之间,基于某种共识的作用,一定形式的和解是存在的。故而大家每每在一起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的场景不难见到,氛围热切而又自然。林豆豆也是在这圈子里走动的一份子。2009年国庆,二代们聚会,席间林豆豆就主动执杯向李讷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不要抱着过去那些东西不放,要跳出个人的恩怨情仇。父辈们斗来斗去,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综合因素的反应,既有个人恩怨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那一页已经彻底翻过去了。”吴新潮说,“父辈之间的争斗,我总觉得体现在我们身上要淡化很多,包括林豆豆和毛家后人,刘源和毛家后人,我们这些子女在一起,那些恩怨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怎么斗,我们毕竟是在共产党这一个战壕里嘛。”

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惊人的向心力,对于群体身份与父辈荣光的认同,必要时不难让他们把个人的身世沉浮搁在一边,为着与生俱来的共同血脉沿承而纷纷靠拢,其表现可谓一颗红心犹热。黄春光就试图身体力行这样做,两年前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建立,他努力争取成为其中一员,而右派人士想邀请他参加活动,他简直睬也不睬,口吻显得无比决绝,“我可以反对党的一些方针和政策,但你让我反对和推翻这个党,我是不会去的。这样不光是否定了自己,也是否定了父辈,否定了这个事业,所以我就是不会去参加这种反党的反毛的大合唱。”

白云苍狗,世事兴替,戏台上早已落幕,他们却搞得还很有那么一点忠义节烈的意思。2011年,913事发40周年,这帮难兄难弟专程飞到温都尔汗三叉戟坠落现场扫墓追思,在那个让他们倒霉了40多年的地点,对着一堆石头垒起来的坟墓,大家不免心绪起伏。

“觉得很悲凉,对共和国有那么大贡献的元帅客死异乡不能魂归故里,而且并不是年年时时有人去凭吊,真是,”黄春光说。他们这些孩子,多半在东北出生,后来又在林彪指挥的军旅中随父母由北向南一路打到两广地区,“我们从小都是唱着《林总的命令往下传》的歌一路走过来的。我们对林彪的感情是很深的。我当时说我们代表我们父辈来看他们,告诉林彪的在天之灵,我们没有忘记他,我们还在怀念他。”

早年罹祸,给每个人身上留下一道经久不能抚平的折痕,难免时时舔舐。祭拜之外,这些子女先后为他们的父亲整理出版了各自的回忆录或传记。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舆论上的反应是见仁见智,在他们来说这是出于一片孝道,是为了留存历史记忆,而在一些不以其为然的人来看,他们的行为似乎一本维护自我的光辉形象意图,在为老子翻案。迁臣逐客、功过是非,虽如云烟,却又余温未消。当此状况,他们中有人试图澄清自己的行为,“尘封已久的是历史,而不是政治。我们现在做的是史,不是案,我们不想翻这个案,我们只是想把最原始的东西呈现给大家,不造谣不造假,这是一种历史的复原。”

每个人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历史,所得到的成像会互有不同,但那一段历程给这些二代内心带来的振荡与猛省无从掩盖。在这些待人接物表现得精明与防备的二代身上,事实上也不失设身处地由己及人的自觉反观,对待现实社会中的事物,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和真实,“凡事我都要多想多看,都要打一个问号,我不会一根筋地听谁的话了”。这是当一切早年的狂热、天真、愚昧在坚硬现实面前逐一粉碎后,为期40多年深深触及灵魂的一种重构的完成。

“当年搞阶级斗争成分论,我也是红卫兵,也很冲动,也把红和黑看得很重。这么些年过来,真正去看那些阶级敌人,其实都是人呐。当年是很幼稚的,人类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简单界定的。”吴新潮两肘支在膝前,面容凝重,话语中透出饱经世事的深沉,“我们父辈跟着毛主席闹文革,这些事都是不对的。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希望在别人身上不要再重现。”

201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温都尔汗40周年的日子。林立衡丈夫张清林与黄吴李邱的儿子黄春光、吴新潮、李冰天、邱路光前往蒙古林彪专机坠落处祭拜。

原载《东西南北》2013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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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北,他认了一个毒贩做干爹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22-03-25 08:24
我心想在金三角很多人的人生都一样,很多人的归宿也都相同,这些人一生就为了一件事:毒品。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31个故事—

 

 一
 
我认识刘叔纯属偶然。
 
春节时李老师要带我去他舅舅家吃饭。我不解地问他什么时候在这儿有个舅舅,李老师告诉我不是亲舅舅,但算得上是亲戚。
 
我笑着说咱中国人在哪儿都能拐弯抹角找得到亲戚,真是天下都一家。
 
李老师说他这个舅舅真的没出五服,没出五服的亲戚算是很近的一家人了。
 
他和这个舅舅的老家都在四川汶川。李老师打电话问过,他妈说这个舅舅是在家谱里,只是三十年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时不到二十岁的舅舅失踪了。
 
我绝对是个对不正常的事绝对好奇的人,凭感觉认为,三十年前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跑到缅甸来,绝对有故事。
 
我俩骑上摩托车跑了几十里来到一个镇子,给车加了油顺便买了两瓶酒和一些泰国的零食,我听李老师提到过,他舅舅已经有外孙女了。
 
一路七拐八拐来到一个像庄园的地方,李老师说,就是这里。
 
停下车我四下环顾,一座白色的三层楼两边各有一栋伸出去的平房,每栋平房都有十几间。楼房与平房被香蕉林包围在中间,楼房前是一块有半个足球场大的草地,草地修剪得十分平整,几辆越野车和皮卡车停在草地上。
 
庄园后边是有茂密树林的呈弓形的山峦,李老师告诉我,过了山向东五十里就是泰国,他说找时间去那边玩一圈。
 
庄园草地上有七八只巨型犬,它们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俩。我对此不以为意,这种人家的狗都经过严格训练,不像村子里的狗稍不注意就叼你一口。但我觉得这个庄园并不像呈现在眼前的这么简单,至少还会有一群狗潜伏在其它地方。
 
那些没露面的狗才可怕。
 
李老师的舅舅有五十多岁,我见到他时,他正在擦一挺轻机枪,桌子上有油壶及一些零件。看到来人,他把手里的机枪往桌上一放,高兴地让我俩坐下。之后,他推过来一辆三层不锈钢车,像酒店餐厅放食品的那种餐车。上面摆放着各种酒以及水果干果等,他看着我俩笑呵呵地说随便用。
 
李老师的舅舅不喝酒也不喝茶,他边说话边拿起矿泉水瓶子仰头灌几口,另一张桌子上放了十几瓶各种牌子的矿泉水。
 
李老师进来后即介绍了我,他舅舅热情地握手,笑眯眯的目光分出一半扫了眼我胳膊上的十几道伤痕。我看到他的脸刮得十分干净,左脸有一道刀伤后留下的疤。他握住我的手像是皮革,手掌还能感觉到几处凸起的老茧。
 
我当时想这个人绝对不一般。
 
李老师舅舅姓刘,他问我是哪个省的人,我告诉他是山东人。他哈哈笑着说山东人都高大。我身高一米八多。
 
聊天中我问:“刘叔,机枪干什么用?”
 
他说:“打猎玩儿。”
 
我一愣,用机枪打猎没见过。
 
刘叔笑着说:“有时间你试试,比一发一发打更好玩儿。”
 
吃饭时我见到了刘叔的家人,有他的夫人,三个女儿及女婿,还有五个外孙女。
 
李老师告诉我,他舅舅还有两个未婚双胞胎女儿在英国,没回来过年。
 
我明白了,难怪刘叔对李老师像对儿子呢。
 
回到学校后,李老师指着我摩托车上的一箱酒和吃的说是他舅舅送给我的,我说你舅舅是个神秘人。李老师说还行,你算是有两下子,但只感觉到十分之一。
 
我说神秘的背后有一万个故事,慢慢来。
 
李老师想说什么却言欲又止,他说舅妈有意思要让他当儿子。
 
我说你舅妈的意思就是你舅舅的意思,你爸妈能放了你?
 
李老师说他家有四兄弟,少一个不算什么。
 
我心想到底是中国人,不管穷人和富人,没有儿子就如房子少了根房梁。
 
 
因为一起去过他舅舅家,李老师和我的关系亲密了许多。以前我和他聊的都是国际大事,现在我俩常聊些私事。
 
李老师告诉我,他妈听亲戚们说过这个舅舅的事,他妈妈还在上小学时,这个舅舅就已经在工厂上班了。
 
据李老师的妈妈说,她爸爸,也就是李老师的外公那时还与这个舅舅家有来往。后来这个舅舅因年轻气盛与食堂的大师傅打了一架,把大师傅胳膊打断了。
 
李老师猜可能是因为打饭的事引起的。
 
他说他上大学时就与食堂管打饭的师傅吵过几次,也恨不得在打饭师傅头上抡一勺子。这点我俩有同感,如有可能,我至少应该向打饭人的头上抡了几十次勺子。
 
发生那件事后,他这个舅舅就失踪了。
 
有个星期天,村民送来一只打来的野鸡,我和李老师边吃边喝边聊,我问他是怎么在缅甸找到这个舅舅的。
 
李老师说纯属巧合,有一天在县里,他骑的摩托车和一辆越野车撞在一起。其实并不严重,李老师认为是自己的摩托车打滑撞了越野车,就主动道了歉。
 
巧的是李老师与开越野车的人都说汶川口音的四川话,俩人越聊越近,一不小心就聊出一对舅舅和外甥来。“这就叫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李老师说。
 
当时他一阵激动,掏出手机就要给家里打电话,但他舅舅不让。
 
“他说再等等,我还挺纳闷的。”
 
李老师指着停在宿舍前的摩托车,这个舅舅当时就让他把原来的摩托车扔了。其实也没撞坏,但舅舅执意花一万多给他买了这辆泰国车。
 
“手机也是他给买的,前后还给了我几万块钱花。”
 
我说:“你那个舅舅挺神的,当初一个光棍跑到缅甸来,现在也算是个富人了,不简单。”李老师听舅妈讲过一些舅舅的往事,他是和另外几个人跑到缅甸来的,就在舅妈家开的矿上干活,就是刨翡翠石头。
 
听李老师这么一说,我想起那天和刘叔握手时,他手掌上老茧的触感。
 
有次塌方,半面山扑下来,他舅舅扛起老板就跑,老板就是舅妈她爹。事后老板让舅舅去管拉矿石的车队,过了几年又让他娶了自己的女儿,还给了他几辆车让他单独立户干。
 
我觉得李老师舅舅和老板的关系就像古代故事里写的,一个穷小子救了财主,然后财主出于感激,给了穷小子一块产业,还把女儿嫁给他,于是穷小子奋发图强终于也富裕起来成为了财主。这种故事挺寡然索味的,不新鲜也无奇。
 
但接着李老师说的话,令我像兔子一样竖起了耳朵。
 
李老师说,三十年前这种事在金三角也算正常,就是今天也还有人在干。
 
我问他:“什么事?”
 
李老师说在那个年代也算不上大事,后来的富人都与那种事有关。
 
我说你能不能把话一次讲透,跟拉屎一样。
 
李老师压低声音目光炯炯地说:“贩毒。”
 
我没觉得太吃惊,三十年前金三角还没禁毒,种毒、制毒、贩毒是正常生意,可以说是金三角或整个缅北唯一的轰轰烈烈的全民生意。金三角种了一百多万亩罂粟,要多少人干活才能最终加工成海洛因,才能把出产的毒品运向全世界?可以说半个地球的人都参与了这件事。
 
不过让我觉得吃惊的是另一件事。
 
李老师他舅舅不像是毒贩,他一说话就笑呵呵的,更像个庄园里子孙满堂在幸福生活中无比满足的那种人。但一想到他摆弄机枪,还说一发一发子弹地打猎没意思,我又觉得那半大老头端起枪机扫射时咬牙切齿的样子绝不一般。
 
我问李老师,“你还知道你舅舅什么事?”
 
李老师盯着我看了一会,说他舅舅在救了舅妈她爹后,就干上了贩毒。
 
我怀疑地问,“这么说你舅妈她爹也是个毒贩?”
 
“什么毒贩,在那个年代就是个生意,政府也不管,有头有脸的人包括军队警察都在做那种生意。毒贩是后来才有的称谓。”李老师说。
 
李老师说的对,要不是有那些人参与,金三角的毒品也遍布不了全世界。
 
我明白了,李老师舅妈能对他叨叨这些事,说明人家没把毒品当作什么,就像农民收玉米稻谷一样。这位舅妈是在讲舅舅奋发图强的发家史。
 
 
几乎每到周六李老师都要去他舅舅家,星期天晚上再回学校。虽然他几次邀我一块去玩,但我每个周末不是去乡政府帮忙,就是趴在宿舍里写东西。
 
一个周六,李老师告诉我,他舅舅两个在英国读书的双胞胎女儿回来了,舅舅要带着她们去打猎,问我去不去。一听要打猎,我连忙说要去。
 
到了庄园见几个工人正在往两辆皮卡车上搬东西,进了屋,李老师舅舅穿了身帆布猎装,戴着遮阳帽,脚上穿着靴子,桌上摆着挺轻机枪及十几个弹匣。
 
他像变了个人,目光犀利,身上透着杀气。我问好后说刘叔你真威风。
 
刘叔哈哈一笑说就等你俩了。他打开一个巨大的柜子,示意我和李老师拿枪。
 
柜子里竖着十几把枪,我仔细看全都是制式枪,但没有猎枪。我挑了把中国产81式,这种枪我以前用过,能打单发也能连射,而且有劲,准头也不错。
 
李老师拿了把美军的M15,他说M15声音好听。
 
我拿了枪,见两个二十左右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走来,心想她俩肯定就是李老师舅舅在英国读书的双胞胎女儿了。打过招呼彼此聊了几分钟,两个姑娘也去挑了枪,是那种以色列产的短枪管无依托冲锋枪。我心想俩人挺内行的。
 
那种枪射击时枪口不太跳,后座力也不大,但射速较快。
 
刘叔拎着机枪扫了大家一眼,说从现在起无论发生任何事,枪都不能离手。
 
李老师悄声告诉我,他舅舅每次都这样告诫。
 
刘叔让我和李老师跟他上前边的黑色皮卡,让他两个女儿上后边的白色皮卡。刘叔夫人领着几个外孙女出来,刘叔冲她们挥挥手,把机枪伸出车窗向天空打了十几发,几个外孙女哈哈笑起来。刘叔把枪靠在车门上,发动车疾驶出去。
 
车进了山,我看山上全是差不多一抱粗的树,这种没伐过树的山里才有大东西。
 
下了车我们走进森林,来到一处沟形山坳,刘叔说就从这里开始。他让大家向东西拉开,呈半圆向凹地走。
 
我主动说自己去东边,刘叔看我一眼点点头。
 
我说去东边的意思,打猎的人都懂,就是赶架子,把动物惊扰起来向西边跑,就是说把动物赶进埋伏圈。
 
到了东边我从山上向下走,边走边用枪托敲树,立即听到一阵籁籁的声音,有东西被惊扰了。
 
过了一阵刘叔那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为了呼应我也端起枪向树林中不时打着点射,我看见有五六只野猪向凹地蹿去,还看见麂子飞快地逃窜,空中也有一群鸟飞掠而过。
 
我边走边开枪,封住凹地中动物的退路,忙了两个多小时累得浑身大汗。我坐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从背包中掏出水壶喝了几口,见一只野猪站在几棵树之间呆头呆脑地看着我。我端起枪瞄准,没扣扳机又把枪放下,我不想杀野猪这种低智力的动物。
 
到了下午我和刘叔他们会合,刘叔带着两个女儿正趴在树丛中。我蹲在一块大石头后边,刘叔让两个女儿趴在原地别动,他猫着腰拎着机枪向左边走去。
 
过了一会,我听到树丛中响起了机枪声,接着刘叔两个女儿的枪也响了,机枪和冲锋枪的响声听上去像是几十个人在打仗。一会儿枪声停了,我赶到刘叔身边,见他正在换弹匣。
 
刘叔说这次过了瘾。他站起身喊两个女儿过去,我们走到下坡,见四只硕大的野猪躺在草丛中。我过去一看,每只野猪身上都布满了弹孔,我心想这是打猎么,纯粹是杀戮。
 
一路打扫战场,刘叔只挑了五只麂子,打死的八九只野猪只要了一只,说拿回去喂狗,其它的就扔在了原地。
 
不过刘叔却用金钢锯把所有野猪的獠牙都锯了下来,说拿回去给外孙女们玩儿。
 
晚上我们一群人烤麂子肉,刘叔一个人坐在客厅擦机枪。墙上挂着一台巨大的电视机,一个女主持人正在用缅甸话播新闻。
 
我拿了一盘烤好的麂子肉,送到客厅让刘叔尝尝,在来缅甸当志愿者前我专门去学了做饭,还学了新疆烧烤。
 
刘叔拿起一块麂子肉吃了口连说好吃,他抬头注意力集中地看着电视,女主持人正在播冰毒及几种新型合成毒会对吸食人导致的危害。
 
我看着刘叔,他看着电视机,不满地说了句什么玩意儿。
 
我说毒品也在竞争,罂粟的提取物海洛因成本高,合成毒品成本低,普通人往往会选择后者。刘叔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能与海洛因比。
 
星期天回到学校,我对李老师说你舅舅有品味也讲原则,是少有的传统人物。
 
李老师说他这个舅舅与众不同,听舅妈讲他有两个原则,一是不把毒品卖往中国,二是不做合成毒品生意。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向中国卖毒品?”
 
李老师说是舅妈她爹定的规矩,舅妈她爹是当初国民党逃到缅甸的溃军,据说上过西南联大。反正就留下这么个规矩,一直没破。
 
我笑着说,那代人挺有意思,只害外国人。
 
李老师说他舅妈的爹宁肯费力又危险地刨石头挖翡翠,也守着不往中国卖毒品的老框框,不知少挣了多少钱。
 
我问这位舅舅现在做不做毒品生意,李老师说好像还在暗中做。他说舅舅和当地的武装民团关系很好,那些民团的主要生意都与赌场、贩毒有关。
 
 
又一个星期天,李老师从他舅舅家回来直接进了我的宿舍。
 
他把两瓶酒扔我桌上,说他舅舅又要做一笔生意了。
 
我没觉得奇怪,金三角的毒品买卖一直就没断过,前几年有报道说经卫星观察,金三角还种有二十万亩罂粟。电视新闻往常播出缴获毒品的报道,成吨成吨的毒品堆在地上。去年世界戒毒日,电视台报道某地销毁了二十吨毒品。
 
李老师说有个四川老乡向他舅舅买了一批海洛因要运往泰国,还交了七十万定金。因为去那个地方必须通过民团防地,所以那人就找到了他舅舅。
 
因为这批货价值三百万,李老师舅舅不但收了七十万定金,还要求买家留下人质。我心想这个刘叔挺多虑也挺有手段,看来以前吃过亏。
 
李老师说,舅妈又提出让他当儿子的事,而且他也答应了。
 
我问李老师:“你父母什么态度?”
 
“我爸无所谓,我妈有点舍不得。”李老师说。
 
我笑着说,李老师凭空当上了富二代,还有一柜子机枪和冲锋机。
 
李老师说舅舅和舅妈已经把他当儿子对待了,他觉得比父母对他还好。他说这件事要是定下来,他就不能当老师了,得到庄园里去住。
 
其实我支持李老师给他舅舅当儿子,至少我能到庄园去玩枪。
 
虽然我这个念头挺不地道。
 
我又问李老师,你舅舅那几个女婿对你什么态度。李老师说那几个女婿,两个在仰光,一个在泰国,都是政府职员,对他舅舅的事从不过问也不沾边。
 
我倒有些为他忧虑,毕竟他舅舅是沾毒的人,谁知道会碰上什么事。
 
又一个星期天,李老师邀请我去他舅舅家玩,说他舅舅多次提到我。
 
我们又来到庄园,刘叔穿了身崭新的西装,打着领带把脸刮得十分干净。
 
我问:“刘叔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刘叔笑呵呵地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的外甥亲上加亲变儿子了。”
 
这天李老师的舅舅和舅妈都乐呵呵的,尽管几个女儿和女婿都没回来,但大家还是吃了顿丰盛的大宴。在饭桌上,我见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男人,李老师舅舅的一个手下陪着他。没人作介绍,但大家对那个男人还算客气。
 
我猛地想到,李老师提到过舅舅的买家放下一个人当人质,想来就是这个人。
 
吃完饭那个人没留下聊天,向李老师的舅舅客客气气打过招呼就走了出去,那位手下紧紧跟着他。当我和李老师道别要回学校时,刘叔一手拉着李老师,一手拉着我,让我以后经常跟李老师到家里来玩。
 
他说:“听我儿子讲过你的很多事,有意思。”
 
以后每到周六,李老师就骑上摩托车去庄园。
 
又一天,李老师从庄园回来后神情有些古怪,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舅舅让买家骗了。”
 
我说:“那件事安排得挺周全,还放下了人质,怎么能出变故?”
 
“货送到地方后,买家没付余款。”李老师说。
 
我又问:“你舅舅怎么说?”
 
李老师说他舅舅听了手下报告后没多说什么,也没责备手下,只是让人把那个人质关起来。我预感这事没那么简单,以刘叔的脾气及做事风格,似乎这笔生意损失多少钱不重要,遵守江湖规矩才是重要的。
 
泼水节前一周,李老师找我商量,说他舅舅到中国去了,约好和买家在四川见面,他舅妈问他能否请一段假回庄园住。
 
我思忖李老师如果请假一个星期,那我就要教三个年级。不过我累些忙些倒不打紧,他舅妈的心情为重。
 
我答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无所谓,重点是他舅舅不在家,要安慰好舅妈,人年纪大了担心的事多,要尽职做好儿子的事。
 
之后,李老师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我没有向上级汇报,主要是这件事不知该怎么说,按规定请这么长时间的假必须有极为特殊的理由。我不想编谎骗上级,只能不汇报,反正这是山里的乡村学校,领导也不会来检查。
 
这是我在缅甸当志愿者期间违规最严重的一件事,一旦让上级知道了,我绝对会被辞退。
 
一星期过去后是泼水节,放五天假。放假前一天我买了几箱方便面和一些棒棒糖,给每个学生各发了一样。
 
泼水节我去了庄园,李老师舅妈也没把我当外人,告诉我刘叔带了个女人去了中国。她说刘叔不是个为了钱死缠烂打的人,但有人破坏规矩他就不能容忍。
 
她说,在金三角因做毒品生意死了无数人,但原因都是违反了规矩。几十年来,她父亲以及刘叔之所以能相安无事,就是因为守规矩。
 
虽然我不完全相信做任何生意特别是毒品生意的人都能遵守规矩,但我知道在生意场中能活下来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江湖精神的人。
 
在庄园那几天我去看过被当人质关起来的男人,他被关在树林里的一栋砖房里,透过有拇指粗的铁栅栏往里看,屋里设施还不错,至少不比酒店差哪儿去。
 
过了一个月李老师告诉我,他舅舅一个人回来了。他说他舅舅是花钱雇的女人,就是陪男人游玩的妓女,在缅甸和泰国做这种职业的女人很多。
 
李老师舅舅到了四川后,先去老家汶川在酒店住了几天,也去了老家原来的住地,但08年大地震后老房子全没有了,到处是漂亮整齐的新楼。
 
他若有所思地在汶川转了几天,几乎走遍了大街小巷,然后才去找那个买家。
 
那人讲了一大番托辞就是不付钱。他舅舅看出买家另有打算,借口第二天在酒店吃饭再谈,留下女陪游在住处,立即打车前往昆明。在昆明换了车直奔边境才回到缅甸,其中的经历十分惊险。
 
我心想买家放下的人质危险了,按江湖规矩,卖家可以处理人质了。
 
人质不过是生意中的抵押物。
 
 
又过了半年,已于两个月前辞去教师工作回到庄园的李老师打来电话。
 
他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舅舅出事了。
 
我一惊,脑子里闪过一个问号,是买家派人来报仇了?
 
我让李老师放慢声音清晰地说。
 
李老师说他舅舅受了重伤并被警方抓捕,当前就知道这么多。
 
我告诉李老师今天是考试最后一天,明早我送试卷去区里,顺便到庄园。
 
第二天我骑着摩托车疾驰进庄园,见草坪上停了不少车,进进出出的人神情都很严肃。
 
客厅里坐着七八个人,其中还有穿军装的,像是在讨论刘叔的事。我向李老师舅妈问好,她倒没显得那么焦急,坐在椅子上仔细听在场的人讲话。
 
由于我听不懂当地语言,就把李老师拉到屋外,让他把已经知道的有关刘叔的事仔细讲一遍。
 
李老师说,一个星期前有人来找他舅舅,说那个买家真实姓名叫王家良,除了向泰国贩运毒品外,在缅北佤邦还开有一家大酒店。
 
来报告买家情况的人显然是舅舅自己安排的,那人说亲眼看见买家王家良在酒店里招待客人,他当时也是客人之一。
 
刘叔仔细询问了来人很多细节,一个人在屋里想了几个小时,然后换上装,带了两个手下要前往佤邦找王家良。
 
临走时刘叔叫来李老师,将一串钥匙交给他,吩咐他好好照顾舅妈。
 
李老师说,今天来的人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到了他舅舅的情况,总的来说状况不容乐观。
 
我说你把情况说一遍,别急。
 
刘叔带了两个手下直接去了佤邦首府邦康,那里是缅北最大的城市,也是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与中国普洱市孟连县只隔着一条南卡江。
 
刘叔连夜出发,天亮抵达邦康后直奔王家良所在的酒店,直闯其办公室。两人显然发生了冲突,双方的人发生了交火,且均有死伤,刘叔带的两个手下也一死一伤。
 
交火中王家良逃出了酒店,一路跑向附近的商场,刘叔紧追不放。打完手枪子弹的刘叔在商场向王家良扔了一颗手雷,但王家良却只受了轻伤。
 
王家良继续奔逃,一直跑到警察局。
 
在警察局门口,只剩最后一颗手雷的刘叔追上去与王家良撕打在一起,缠斗中刘叔抱住王家良并拉响了手雷,致使王家良当场毙命,刘叔也受了重伤。
 
我的反应是事闹大了,而且事发地不在刘叔的地盘。
 
在各军事力量割据的缅北,金三角这边与佤邦在政治、军事上立场并不一致,帮刘叔的人基本起不到作用,结局难料。
 
虽然很多人在暗中帮刘叔,刘叔也不缺钱,但正如我预料的,佤邦和金三角这边没有交情,据说在过去双方还有过摩擦,最终刘叔被判处死刑。
 
开公判会的头一天,我和李老师带着几个人到了邦康。在酒店里李老师焦躁不安地唉声叹气,说庄园没有了舅舅,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我告诉李老师,天下的事总是瞬息万变,人有双喜临门,也有祸不单行。在当前及今后,你必须咬紧牙关,保持冷静挺起胸膛,这对你舅妈她们至关重要。
 
在公判大会上,刘叔被五花大绑。
 
几个武装警察押着他,但他紧闭着嘴高昂着头目光冷冽。
 
我和李老师及几个庄园的人挤到围观人群的最前面,刘叔也看到了我们。
 
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看着我们微微点头。
 
李老师面向刘叔,右手握拳举在左胸口,目光肃穆而坚定。
 
刘叔的尸体被送回到庄园,李老师的舅妈及上百人出来迎接。
 
几天后,刘叔被安葬在一处花园里,随葬的还有他打猎用的机枪。
 
假期结束后,我要回学校,临走前我去刘叔墓前道别。
 
我看着墓碑上镌刻的刚劲有力的“刘一道”三个大字,心想在金三角很多人的人生都一样,很多人的归宿也都相同,这些人一生就为了一件事:毒品。
 
作者:黑叶,自由职业

编辑: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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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瘫8年,我用掉了2000个口罩

 小尹 全民故事计划 2022-03-21 08:21
妈妈坐到我的床上对我说,你谈个对象吧。又有时候,他们又会说,你别结婚了,我们养你。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30个故事—

 

前 言 

 

小宇是一个24岁的女孩,16岁那年罹患永久性面瘫。8年里,口罩是她的贴身盔甲,但却从未能将她与外界的议论、歧视和排斥相隔离。我与她认识15年,见证了她的疾病、痛苦,和转瞬即逝的快乐。采访时,她说“过去的事都不是事”。但她的当下,却也不曾明朗。以下是她的自述:
 
 

右侧的嘴角比左侧向上倾斜30度左右、左右脸不对称、嘴巴难以完全合拢。永久性面瘫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像是捂在口鼻上的湿口罩,它不致命,却让人难以呼吸。

 
2013年11月底的一天,我的耳朵突发疼痛,并伴随着持续性高烧,但当时我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感冒。那时候,我的高中生活刚刚开始两个月。
 
对紧张的高中生活的不适应,与积蓄已久的病症一同爆发。那时,我还窃喜可以被接回家休息。
 
回家后,我在门诊输了两天液,但疼痛却越发剧烈,我整夜整夜睡不着,疼得在床上打滚。第三天一大早,家人带我去了医院检查。
 
经过一套繁琐的检查程序后,我被确诊为听神经瘤。这是一种颅内良性肿瘤,发病年龄多在30~60岁,会导致听力下降,肿瘤增大时可压迫面神经,导致面瘫,甚至危及生命。当时,我16岁。我从没想到这个小小的肉球足以让我的命运调转方向。
 
确诊时,我脑子里的听神经瘤已经发展为大型,直径超过30mm。医生告诉我,肿瘤已经明显压迫脑干和小脑,必须尽快手术,否则一个月内可能有生命危险。
 
一直到住院那天,我都是一如既往的放松,心想割掉这个肿瘤我就能重回学校。入院那天我提了一个大行李箱,把喜欢的衣服、书都带上了,像是要去旅行。
 
但我没有如愿顺利割掉这个小东西。家乡的医生说病情已经太严重,建议去北京治疗,还告诉我手术后可能会面瘫。
 
听到面瘫两个字时,我的心情陡然跌入了谷底,眼泪止不住地流满了整张脸,脑子里一片空白。爸爸妈妈也像犯了错的小孩,低着头无声地哭。
 
那天下午,我们订了最近的一班动车去北京天坛医院。在这家被称为“中国最好的肿瘤医院”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手里拿着CT片,脚步匆匆,乞求活着的希望。当时我想,割掉脑子里的这个“小东西”后,我一定能重新回到校园,继续往日平静的生活。
 
这些年来,小宇光是病例就累积了不知多少 | 作者供图 
 
看完我的CT片后,医生只把爸爸妈妈留下了。出来时,他们两眼通红。见到我以后,爸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走,我带你去看天安门”。后来妈妈才跟我说,当时医生对他们说我活着下手术台的希望很小,就算是活下来也可能偏瘫,最好的结果是面瘫。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旅游、合照、买纪念品,我们一家和普通的游客看上去没什么两样。但后来,我才发现当时的合照里,爸妈的眼睛都是红肿的。
 
在北京天坛医院,做开颅手术需要排队三个月,但我的病情却不能再等了。当天晚上,我又回到了家乡的一家医院,准备一周后进行肿瘤切除手术。医生说,由于听神经与面神经相邻,手术的后果就是右耳失聪和面瘫。
 
等待手术的一周内,我拍了人生中第一套写真。我怕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笑了。在人生的前16年,我从来没见过面瘫患者,直到进手术室前,我对面瘫的想象仍然是模糊的。
 
手术之前,我留了多年的长发剃成了光头。妈妈一直在哭,但我一滴泪都没流。头发没了还可以再长出来,我那时还坚信做完手术,我的病就会好。
 
12小时的无意识之后,我被推出了手术室。
 
术后第一次照镜子,是在离开重症监护室后。透过镜子,我看到自己右侧的嘴角比左侧向上倾斜30度左右、左右脸不对称、嘴巴难以完全合拢。由于开颅手术,我剃掉了头发,光头加上歪歪扭扭的嘴巴,使得镜子里的脸看上去既怪异、又陌生,像个傻子一样。我大脑一片空白。
 
从一个爱美的女孩变成了“小男孩” | 作者供图  
 
在医院时,我还不相信我的脸永远不会康复。从小到大,我一直很爱美,家里的衣橱里有我各式各样的新衣服。逢年过节,我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
 
出院后,奶奶陪我到处找医生、找偏方,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病急乱投医。那一年,我尝试了各种治疗面瘫的方式,针灸、膏药、按摩,日复一日地出入各种医院,脸上布满了针灸留下的针孔和膏药留下的污迹,但嘴巴的倾斜程度却丝毫没有好转。术后剃掉的头发还没长起来,镜子里的我像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我不敢相信镜子里的人是我。
 
第一次出家门去诊所时,我用围巾和帽子把自己紧紧地裹了起来。出门的次数多了,见到的异样目光也越来越多。我没有习惯,而是日益感到莫大的羞耻和自卑。
 
我的家人也都小心翼翼,害怕因为容貌问题碰到我的伤心之处。
 
那时候,偶尔会有朋友来家里看我。我很期待他们的到来,但又害怕看到他们惊恐、错愕的眼神。在朋友面前,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容貌,尽可能装作毫不在意。我用笑脸迎接我的朋友,然后在他们走后一个人在被窝流泪。
 
刚做完手术那阵,我浑身没有力气,拿不住笔。于是我每天在家里练习写字,翻看高中的课本,不想让自己和同学差距太大。回想自己曾经在学校活蹦乱跳的日子,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片灰暗,丝毫看不到前方的路。
 
因为频繁就医和身体虚弱,再加上我难以克服的自卑感,爸妈建议我不再回去读高中。他们说愿意养我一辈子。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口罩竟然会成为我的生活必需品。面瘫8年以来,我用过的一次性口罩大约有2000多个。除了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去哪里我都会戴着口罩,即便是在39度的高温天气。在朋友圈里,我也再没有发过露脸的自拍。
 
但我不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戴口罩。
 
术后一年,随着我身体逐渐恢复,我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不能只是“啃老”。那时候,家人不放心我去外面工作,于是我先到了妈妈开的小吃店工作。
 
在小吃店,一开始我并不戴口罩,努力让自己克服自卑情绪。但是,每天都不断有顾客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你的嘴怎么是歪的?”“你爸妈怎么不带你去治病?”甚至有顾客直接叫我“歪嘴”。
 
后来,问的人多了,我也就不再想回答了。几天后,我买了一大包一次性口罩,就挂在店门口,从此一戴就是八年。
 
但就算这样,依然有人不断问我为什么戴口罩,并且试图看清口罩下的脸。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大家都戴口罩,我甚至有点庆幸。我终于不是那个和大家不同的人了。
 
小宇吃过的药 | 作者供图
 
除了那些可怕的注视,职业上的挫败更是对我的折磨。在我曾经的人生规划里,我会去一个有海的城市读大学,然后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步入家庭。但一切都被这场疾病打断了。
 
在妈妈的小吃店,我炒菜、端菜、记账、刷盘子、打扫卫生、送外卖,18岁的我做着和自己曾经的规划截然不同的工作。有时我会觉得不甘心,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只能囿于一方厨房。但想想自己的身体条件和外貌状况,我又会劝自己认命。
 
不久后,小吃店因为经营不善转让了,我不得不走向社会寻找工作。尽管爸妈从没有催促,但我不想与社会完全脱节。
 
我面试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快递客服,但是由于右耳听不见,以及不能承受工作的高强度,我不久就离职了。此后,我面试过销售、发过传单、卖过衣服,但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都因为面瘫和身体原因而中断。
 
后来,我在网络上应聘各种兼职,接线员、商场促销、微商,只要不犯法的,我几乎都干过。很多单位面试时就会因为面瘫的原因把我否决掉。我知道正规公司都要求五官端正,而我不满足这个条件。
 
2020年,我还在县城的一个公园摆摊,卖过儿童玩具和水果。那段时间天天和城管玩捉迷藏,被追得大汗淋漓、狼狈不堪,但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因为我觉得我是活着的。但是,随着城管逐渐严格,我的这份“工作”仍旧没有长久持续下去。
 
我也曾经想过开店、做生意,但是手术和护理的费用已经让我的家庭不堪重负,我担心创业失败,给爸妈带来更大的负担。再说老板是面瘫,顾客会不会议论呢?我终归还是无法克服自卑的心理。
 
去年11月,我所在的县城派出所招聘疫情防控信息登记人员,相当于辅警,我去那边兼职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儿工作时,派出所的警官称赞我脑子灵活,学东西快,要让我当队长。我当时高兴坏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终于不是一个废人了。但一周后,随着疫情逐渐缓解,任务完成了,我也再次失业了。
 
其实我早已习惯了这种短期工作模式,习惯了工作很短时间就要离开。最初的几年还会失望,但现在连失望的情绪都很少了。
 
身边的朋友都在读书、或者踏实工作,都在努力地生活。我和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以前,我很爱组织同学聚会,喜欢朋友们热热闹闹地在一起;但在生病后,我越来越难融入朋友们的谈话,他们的学业、前途仿佛与我是另一个世界。我渐渐地脱节了,这种局外人的感觉让我难过。
 
2016年的一天,我和朋友在餐馆吃饭,我遇到了以前的一个男同学,男生看见我后叫了一声“歪嘴”。我当时僵在那里,想和他吵架,但又觉得他确实没说错,我有什么理由和他吵呢?我才发现,我从没有释怀。从那以后,再出去吃饭,我会坐在最角落的位置,只有吃东西时,我才会摘下口罩。
 
 
在婚恋市场上,面瘫者和残障者一样,都处于金字塔的最底端。我曾交往过几任男友,但最后都因为面瘫和身体原因草草告终。
 
2014年,我遇到了手术后第一个男朋友。他比我大三岁,像个拯救者一样,让我重拾自信,让我觉得我还可以有人爱。
 
遇见他时,我剃掉的头发还没有长起来,但他并没有嫌弃,而是满眼的心疼。出门时,他会鼓励我不戴口罩,告诉我不戴口罩也很可爱。他承诺以后挣到钱了,会带我去最好的医院治疗面瘫。那时候我以为我们会结婚生子,永远在一起。
 
但他的家人强烈反对我们在一起。一开始,他不顾家里反对,坚持和我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度过了三年甜蜜幸福的时光。但后来,还是抵不过流言蜚语,也抵不过家里的压力。他向我提出了我分手,并在三个月后和一个健康的女孩结婚了。
 
那段时间,我像疯了一样,醒来就是哭,哭累了就睡,醒来接着哭。我觉得我被抛弃、被嫌弃,没有任何价值。后来,我确诊重度抑郁。我不断看心理医生,大大小小的医院都去过,跟医生聊天,我觉得自己能获得短时间的安慰。
 
有一位医生对我说,我来人世间是来帮助他人的,我分担掉痛苦,我身边的人就不会痛苦。难过的时候,我经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
 
随后的四年,我又谈了几个男友,但都很快分手。在婚恋市场上,我像颗任人挑选的大白菜,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2018年,我又遇到了想共度终生的人。他是双鱼座,浪漫又细心。我们每天都见面,他发朋友圈介绍我,带我去见家人、朋友,让我觉得自己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
 

 

小宇住院期间打过的点滴 | 作者供图 

 
2019年,我又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进行无菌治疗。我在天津血液病医院住院期间,他全程陪同,每天的早饭、晚饭、水果都会帮我准备好,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烦。出院后,我们一起看演唱会、旅游、逛街。身边的朋友说,和他在一起后,我变年轻了、也变漂亮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么好的感情,我因为自己的病而内疚,我害怕拖累他,也害怕将来没办法正常生育。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点好起来,快点找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但是后来,因为他父母的反对,我们的感情也在两年后草草告终。
 
在被分手的那天,我瘫倒在路边的垃圾桶旁。那天晚上我腿软到站不住,全身颤抖。我恨自己是面瘫,恨自己不是平常人。如果没有这一切,那该有多好啊。
 
 
我相信,我上辈子肯定做错了什么事,所以这辈子要被惩罚。
 
我仍然是个爱美的女孩子。我喜欢逛街买衣服,家里各种风格的衣服塞满了衣橱;我会精心打理自己的头发,让它们看起来又顺又亮。我也喜欢化妆,知道最新的口红色号。
 
在和朋友出去时,我都会精心化妆。即使只有眼睛和眉毛露在口罩外面,我也会觉得有自信。和朋友拍照时,我习惯露出面瘫程度较小的左脸,或者只露一个背影。
 
颜值是一个人一生的通行证,事业也好、爱情也好,好看的人好像总是更有优势。如果可以交换,我宁愿选择两只耳朵都听不见,也不愿意得上面瘫,遭受那些看得见的歧视。
 
面瘫之后,我一度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有段时间,我看到什么都无比烦躁,就连衣服撑子不小心掉了,都能引发我的情绪崩溃。没事做的时候,我就一直哭。后来,在心理医生和家人的帮助下,我才渐渐走出抑郁。
 
今年,我25岁了。看到以前的同学要么事业有成,要么学业顺遂,我深感自己虚度年华、碌碌无为。
 
父母也想让我找个固定工作,有个一辈子的饭碗,他们担心不能陪我一辈子,也担心我找不到另一半,后半生孤苦无依。但他们从不催促,而是一直默默保护。
 
有时候,妈妈坐到我的床上对我说,你谈个对象吧。又有时候,他们又会说,你别结婚了,我们养你。
 
前段时间,家里出现一些变故,爸妈把我叫到房间商量。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刚生病的孩子,而是一个理应强大的成年人了。我恨自己不是正常孩子,没有让他们为我骄傲,反而让他们麻烦缠身。
 
那天爸爸带我去算卦。那个阿姨只嘱咐爸爸照顾好我的情绪。她说人生就像八卦阵,一面阳一面阴 ,而我的世界全都是黑暗的。爸爸说,她白天在家都拉着窗帘。
 
参加完亲朋的葬礼后,我更加觉得命运无常。但我有时又会庆幸自己还活着,庆幸父母对自己的包容。我知道,比我不幸的人,还有很多。
 
我也爱笑。和朋友出去玩、看电影、刷搞笑视频,我都能哈哈大笑。但这些却都不会让我真正从内心感到快乐。它们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戳我一下我就会笑,但笑完就结束了。
 
直到今天,每次出去吃饭时,我都是坐在角落,人群看不到的地方。哪怕别人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一秒钟我都想闪躲。
 
我依旧向往校园生活,如果还能回到学校一天,我肯定会早早起床吃早饭,和同学们一起跑操、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去年,我曾经的同学们大学毕业,我的朋友圈里有各种毕业旅行的照片,我在其中一条下面评论了“我也好想毕业啊”。
 
但比起错失的校园生活,婚恋和就业的压力更像是压在我心口的石头。我对工作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一个愿意接纳我的单位,我就会做下去。我想找一个性格好的伴侣,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尽管也担心孩子因为有一个面瘫妈妈而被同学嘲笑。参加朋友的婚礼时,我会想象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期待有一天我自己会成为婚礼的主角。
 
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喜欢去看海。在大海面前,一切的烦恼都会显得渺小,自己也会像大海一样变得宽广起来。连大海都没有尽头,我的尽头在哪里呢?
 
 
去年年底,爸爸的朋友帮忙牵线,让我在县城的一家小银行做大堂经理,经过考察期后就能转为正式员工。
 
大堂经理的工作主要是在门口帮客户带路、回答客户咨询。第一天去时,我在门口笔直地站了8个小时,穿着高跟鞋的脚磨破了好几处,脚后跟又紫又红。但我没有任何怨言,而是有种梦境般的不真实感。
 
小宇在银行工作时留下的照片 | 作者供图 
 
因为疫情原因,来银行的所有人都戴口罩,没有人注意到我的脸,我感到自己像个正常人一样,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有份比较体面的工作,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休息时,我对着卫生间的镜子拍下自己穿工作服的照片,欢欣雀跃地告诉朋友我有工作了。但这份工作仅仅维持了四天。四天后,我再度失业了,因为在考察面试中需要摘下口罩。
 
面试官告诉我,大堂经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银行的形象,所以他们要求候选人五官端正。
 
面试完的第二天,我买了一张高铁票,去了青岛。我害怕看到家人失望的眼神,即便他们会努力掩饰。我也害怕面对朋友的关心,因为我又要把同样的失业理由再重复一遍。
 
在海边,我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海面上飞翔,仿佛它们的世界无边无际,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而我却因为疾病,囿于自己狭小的世界。那时候,我对着天空许了个愿,希望下辈子我能做一只自由自在的鸟。
 
回家后,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往后的日子都是崭新的,谁也不许回头看。”
 
口述:小宇
撰文:小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