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485）
一个中国母亲的口述：我刚出生的孩子还在乌克兰
口述 | 王晨 撰文 | 刘雀 编辑 | 马可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我天天凌晨三四点都睡不着，无能为力，焦虑。这么多年才有这一个孩子啊，就这么放在战区，家长怎么能睡得着？战争时间还在无限期延长，谁能帮帮这些孩子和我们这些家长？”
王晨的孩子在乌克兰代孕出生，刚刚不到两个月。她和丈夫原本计划2月25日去接孩子回国，没想到前一天俄乌战争爆发，航班取消；孩子在基辅只有保姆照顾，中介临时索要高价，本以为从基辅转移到利沃夫孩子能安全了，没想到利沃夫也被轰炸；孩子办理出生证也遇上各种难题，没有出生证，就无法出境到邻国，只能留在乌克兰。“家长去不了，孩子出不来”，这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困境。
以下是王晨口述：
我的孩子是在乌克兰代孕出生的。在乌克兰，代孕是合法的。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几天就要提前飞去乌克兰，办好出生证明，就能把孩子接回来。有了那边的出生证，国内是可以上户口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多年来都是如此。
2月24号我在手机上看到乌克兰开战的新闻，急得要死，第一时间联系中介，他告诉我基辅已经开打了。我们订的机票是2月25日，那天都已经到广州准备要走了，中午12点，航班取消了，所有去乌克兰的航班都停售。
在乌克兰那头，我们的中介负责人很快就撤离到别的国家了，把他手头负责的孩子们留在基辅，由当地保姆照顾。整个乌克兰陆陆续续每个月都有很多孩子出生，开战以后大家都忙着逃命，照顾孩子的保姆很少。我们这批几个孩子只有一个保姆照顾，没有任何管理人员留下。
因为婴儿每天要喝奶照料，住地下室也不方便，孩子们都在基辅的一个公寓里。每个客户和保姆都有单独的微信群，保姆每天会在群里发孩子的照片或视频，但一张照片、一小段视频你能看得出什么？我们问孩子具体的情况，有没有发烧？吃了多少奶？保姆回复很少，她是用乌克兰语发的，我们用微信翻译了看，她每天只是说孩子很好，在群里加她微信，她也不会通过。
开战大概十天后，中介就跟我们提出照顾孩子要交钱，一万五千人民币一个月。其实乌克兰消费水平是很低的，请一个保姆也就三五千人民币一个月，家长都交了钱，但很多人是敢怒不敢言。其实我们很多人家庭条件都是很一般的，之前为了要孩子已经花了很多钱了。但孩子还在那里，你人又过不去，有啥办法？中介就是利用家长这种心理漫天要价。
一开始他跟我们说，孩子放在基辅很安全，没问题。他说他们每天都看当地新闻，不像我们在外头看到的消息说得那么恐怖，而且把孩子转移出去也要费用，另找房子也是要钱的，路上也不安全。可是我们看新闻基辅几乎每天都有轰炸。三月初俄乌谈判要建立人道主义撤离通道，我们家长就强烈要求，一定要把孩子转移出基辅。中介提出那要把照顾孩子的费用提到两万人民币一个月，这才找了一辆车，把孩子们转移到西部城市利沃夫。
结果前几天西部也开始轰炸了，原本以为安全的地方也危险了。
谁能保障孩子的安全呢？出现了突然的战争情况，我们跟中介的合同里也没有任何条款能保证他们对孩子们负责。中介已经明确说了，如果孩子因为战争发生意外的话，他们不负责，因为这是不可抗力。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家长能不着急吗？一方面是战争环境难以预测，另一方面出任何意外他都可以说是战争，要是孩子感冒发烧出事呢？摔着了出事呢？孩子们到现在也没有打疫苗，目前乌克兰物资紧缺，疫苗也断了。
遇到同样情况的家庭还有很多。我们原先有几个代孕和试管的群，群里很多家长的孩子滞留乌克兰。大家就又拉了个接孩子的群。原先群里有六十多个孩子的家长，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人加入。通过群里的情况判断，我估计至少有70个中国孩子还滞留在乌克兰。
我们每天在群里讨论目前的困境。有些人的中介现在还把孩子们留在炮火连天的基辅，有的孩子由医院照顾，就住在地下室。很多中介开战后都坐地起价，收取一个月两万人民币左右的费用。
我觉得孩子们在乌克兰哪个地方都不会安全的。战争没法预测，你不知道哪里会打仗，炮弹是不长眼的。前几天乌克兰总统又宣布战时状态延长30天，我们根本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我们还听说有抢钱抢孩子的情况，非常担心会遇到极端分子。孩子们那边都没有保安，怎么能保证安全呢？
我跟丈夫是2014年结婚的，一直努力想像正常家庭那样有个小孩。婚后我很快怀孕了，但才两个多月就流产。第二年怀孕，我们还特地去保胎，又没保住。后来我们又去做试管，几年来跑各大医院，保胎一直不能成功，最后一次我大出血。
那时感觉希望很渺茫了。我要40岁了，年纪也大了。就是在做试管住院的时候，听到同病房病友介绍可以代孕，我们就通过病友的朋友介绍了中介机构，了解了相关知识，知道了在有些国家代孕是合法的。在美国代孕要100多万，乌克兰价格低很多。我们只是一般家庭，只能选择乌克兰。中介机构给了两套方案，不包成功的是20万一次，包成功的是35万。我们前面已经经历过一次次的失败了，就选了包成功的，想着就算借钱也要成功。那时我们是抱着哪怕被骗也要最后一试的想法。
这些年为了要孩子，做试管陆陆续续花了得有25万，代孕又是35万，还不包括机票之类的费用。这些事情我们不敢告诉双方父母，怕老人焦虑，所有经济压力都是夫妻俩自己扛。付代孕最后一期的十万块时，我们还借了一部分钱，到现在各种贷款记录上还欠着十多万。
为了做试管，一直打黄体酮，激素不平衡，我的身体也不好了。身边也有人说，不要孩子算了，女人为什么折腾自己？但你作为一个平常人，一对平常夫妻，想要孩子就是一个正常的愿望，你也想得到一个完整的家庭。有的人很轻松就能生两个三个，但有的人怀孕这一关就是过不了。人家不能理解你为了要孩子经历了多少艰辛。而且在我们中国的环境，你没有孩子，人家会用不同的眼光看你，我就听说过朋友背后的议论。
我们的家长群里，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多年想尽办法想要孩子。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去做促排，总是一直互相鼓励着：孩子会有的。
1月底，我的孩子出生了，比预产期提前了二十多天。因为疫情航班很容易熔断，我们提前一两个月就按预产期订了2月25号的机票。知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两口子很高兴，一心就想着赶紧过去。一切都准备好了，手机开通了国际漫游，欧洲插座的转换接头都买了，就等着飞乌克兰接孩子。谁能想到战争突然爆发。
我的孩子因为早产有先天疾病，出生时医院医生说需要在三个月内找专科大夫治疗。孩子出生后就转交到中介手里了，医院不负责救治。到现在孩子出生快两个月了，还没有得到治疗。
我每天都很着急，手足无措，担心孩子的安危，时不时就查去乌克兰、去欧洲的机票，从白天到晚上一直盯着手机看乌克兰的战争新闻，哪个区域又爆炸了，又有儿童伤亡什么的，根本没法转移注意力。国外有一些乌克兰代孕孩子的照片报道，都是三四个医护人员或者保姆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下要照顾十几二十个婴儿。她们也很疲惫，也想家长赶紧能接走小孩。3月18号那天，我看到新闻，人们在利沃夫广场上放了109辆童车，纪念开战以来去世的109个儿童。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天天凌晨三四点都睡不着，无能为力，焦虑。这么多年才有这一个孩子啊，就这么放在战区，家长怎么能睡得着？
■ 当地时间2022年3月18日，乌克兰利沃夫，当地广场上放置109辆空婴儿车，旨在呼吁和平，引起民众关注在冲突战争中遇难的儿童。来源：澎湃影像
■ 广场上的妇女与孩子。来源：澎湃影像
群里的家长每天多担心，现在疫情那么严重，孩子们还在战争的危险中。我们每天都在讨论怎么去接孩子，但是毫无办法。
一方面我们家长过不去。原先，家长有乌克兰医院开的邀请函就能办理电子的医疗签证，但现在乌克兰去不了，周边国家的申根签又办不下来，更不要说根本没有航班了。
另一方面问题是，孩子们没有出生证，无法从乌克兰出境。原来办理出生证，只要父母到场，一天时间就办下来了。现在父母过不去，出生证就办不下来。有些父母正好赶在开战前到了乌克兰，还没来得及办出生证，但跟着使馆撤侨的队伍也带着孩子顺利撤离回国了，听说可以后续补办。但我们这种家长过不去的就没办法。之前有家长自己托留学生帮忙把小孩带出境，就因为没有出生证没法过境，被扣下了。
我们天天追着中介问怎么办出生证，紧急催问的情况下，中介和医院告诉我们政府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可以由医院的律师代为远程办理。办理出生证的费用原来就是包含在代孕合同里的，但这种情况下有的医院和中介肯定又是跟你要钱对吧？群里家长遇到的情况都不同，有很多医院根本没说要额外收钱，而有的医院或者中介一个孩子收两万块钱人民币甚至更多。一部分家长交钱了，另一部分家长在观望，看到底能不能办下来。
我咨询了群里很多人。有的中介收了钱又没消息了，没有跟家长要过任何文件信息，中介根本不着急，多拖一个月他就能多赚一个月照看孩子的费用。催他没用，你问他，他就说现在答复不了你。家长处境太被动了，在那边又没有认识的人，只能被中介牵着鼻子走。还有的家长找医院律师，律师打仗去了，根本没法给你办理。有的比较负责、也不额外收钱的医院，也没有进展。半个多月过去了，群里没有一个孩子办下来，没有人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能办下来。
我感觉出生证一时半会很难办下来，没有给医院交钱。我托一个在乌克兰的朋友帮忙去政府部门咨询如何远程办理，他去的时候人家根本没上班。乌克兰现在三天两头宵禁，我不知道政府部门是否还运转。另外我们孩子办证所需的医疗文件等等材料都在医院，医院不让我们取出来。除了目前在医院的文件，我们家长自己也要准备一部分材料，需要做一个国际委托下的海牙认证，乌克兰政府规定必须去香港做，但现在香港疫情严重，也做不了。并且远程办理需要将所有材料原件寄往乌克兰，战争情况下航运受阻，耗时可能非常长。可以说方方面面都是阻碍，孩子怎么都接不出来。
从三月初开始，群里的家长就联名写了请求信，向大使馆求助，向浙江商会、乌克兰商会求助，商会的人又帮我们把求助信传达给红十字会。
使馆的回复是，当前情况下，孩子由代母负责照看更稳妥。但这不现实，代妈是由医院找的，我们根本没办法接触到代妈，也不能跟她联系。孩子出生后由医院交给中介，医院就履行完合同上的工作了，后面的事情跟他们无关了。红十字会的反馈是，要尊重乌克兰政府的法律规定，必须有出生证才能让孩子出境。
可以说能联系、能求助的人我们都找了，没有任何结果，没人给出解决方案。我们天天在焦虑中等待。
我们请求各个相关部门的领导能够帮助协调。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国家能像组织撤侨包机那样，帮助我们家长解决签证和航班问题，到边境邻国去接孩子。同时希望能简化远程办理出生证的手续，加速这个流程，早点让孩子们撤出乌克兰。孩子的安危是第一位的，不要让他们处于一个那么危险的境地。
撤侨已经完成了，但还有一些中国婴儿留在乌克兰。虽然孩子是代孕出生的，但我认为也是中国的儿童。战争时间还在无限期延长，希望有人能来帮帮我们。
封面图为当地时间2022年3月20日，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住宅区一处地下室内的临时诊所里，代孕妈妈生下的新生婴儿，由志愿者护士照顾。来源：Marcus Yam/人民视觉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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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孩留学以色列：炮弹距离我只有几百米 | 一次远行
生活在和平年代，总觉得战争无比遥远。如今疫情与战火并行，世界没有想象中平静，人类面临着新的考验。那些经历过炮弹袭击与地缘纷争的人们，在冲突的背后，又是一种怎样的处世心态？
系列纪录片《一次远行》通过16个月跨国拍摄，记录了5位中国留学青年的留学生活，他们身处美国蒙大拿、以色列特拉维夫、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德国莱比锡......当孤身一人置身海外，直面疫情和战争时，他们将如何应对？
第四集的主人公，是一名在以色列学习冲突解决的中国人，他叫朱效民。
每个人小时候，都曾有过“我要守卫世界和平”的想法，可如今朱效民还是这样想的，他觉得自己有点理想主义，“我就是抱着‘世界和平’这种伟大的理想来到以色列的。”
2020年，朱效民来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冲突解决与调解”专业。这学科名字很酷，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主人公出席跨国会议或奔走于国际战场，纵横捭阖，挥斥方遒，一言一行都牵动着千万人的安危。
但用朱效民自己的话来说，这个专业并不是教人怎么去“解决冲突”，而是学习一种精神。“它给你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和更多看问题角度，还有综合分析的能力和意识，让你认识到冲突的复杂性。”
而历史背景和经纬复杂的以色列，就是学习“冲突与解决”的最好样本。
2021年夏天，即将毕业的朱效民决定抓住留在中东的最后一段时间，在巴以地区开启一段特殊的旅程。戈兰高地、加沙地带及耶路撒冷，这些常常出现在新闻里、与战争相连的地名，都在朱效民的计划探访清单里。
他要去亲眼看看这个浸泡在历史的苦难与血泪里，又被无休止卷进纷争的地区，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里是不是很像美国西部，有一种粗粝的自由感”，阿龙说。这位与朱效民同行的以色列人，是他的好友，也是此次旅行的向导、司机及摄影师。
两人的第一站是戈兰高地。在1967年之前，这里曾是叙利亚实控的土地，也是第一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主战场。如今这里焦痕遍野，满是战火留下的疮痍，已无居民居住，只有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两国的边境。朱效民三步两步攀上一辆废弃的坦克，望着这片荒芜辽阔的土地，有些出神。
周遭的建筑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涂鸦，密集的弹洞、残破的墙体、裸露的钢筋正无声地叙述着过往的冲突与伤痛。
两人走上屋顶，从这里就能看到叙利亚。阿龙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村落，“那是库奈特拉，它属于叙利亚，但已经废弃了，完全毁了，无人居住。”“是因为战争吗？”朱效民问，阿龙点点头，答案显而易见。
边界建筑的墙上，满是子弹留下的痕迹。
离开边界后，阿龙和朱效民驱车来到一座叫奥塔的集体社区。三十六年前，年仅二十岁的阿龙退役归来，留在了奥塔从事农业生产。他对这里轻车熟路，走进社区餐厅，发现还是熟悉的装潢，“这个食堂没有变，食客却变了”。人们正享受着午后的时光，大人们轻声漫谈，孩子们绕着桌边欢快地奔跑。
阳光洒在奥塔遍布葡萄藤的农田上，洒在人们惬意的脸上，和不远处边境线上的荒无人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效民在自己的旅行日记里写下，“昔日的战火还若隐若现，但阿龙的农场岁月又是那么恬静怡然，这就是生活的两面”。
告别戈兰高地，朱效民和阿龙来到了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混居区。
刚到谢赫贾拉，他们就目击了一场纷争：几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当街起了冲突，在推搡和争吵的过程中，一位巴勒斯坦老人倾诉他的遭遇，“之前警察来我家里，还把我的腿打断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把我抓进了监狱”。还没等朱效民向他询问更多，警察就围过来将他带走了。
阿龙向朱效民简述了原委：“这间房子以前是属于刚才那位和警察起争执的巴勒斯坦老人的，昨晚他朝这里扔了石块和燃烧瓶，摄像头拍下了他的样子，今天警察才来抓他的。”
朱效民一时语塞，悲伤的情绪堵在了心头。
任何一场冲突都不是独立事件。
2021年，以色列警察驱赶谢赫贾拉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并引起了强烈不满，城市内部爆发大规模抗议，进而催生了武装冲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多个以色列城市展开攻击。
官方报道称，这场持续了11天的冲突，共造成双方244人死亡，其中包括67名儿童。
战争对非亲历者而言，更多只是一个虚无的概念。但朱效民却在学校宿舍亲眼目睹了巴以交战，“一个火箭弹被铁穹系统给拦截爆炸了，离我们宿舍大概就几百米远，我在窗口就能感受到冲击波”。在那个当下，被好奇心驱使着，效民没有去防空洞，他留在宿舍并拍下了那一幕。
朱效民向我们展示着录像，以一个讲述者的身份重新回顾那一天的场景。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是切身的体会，谁能如此明确地感受到两个民族间的冲突？数百人的死亡，导火索只是一栋栋房屋，也没人知道，他们会在何时重新燃起战火。”
第三站，是位于巴勒斯坦辖内的伯利恒。
由于巴勒斯坦政府禁止以色列人入内，阿龙便委托了自己多年的好友汉纳，一位巴勒斯坦人陪伴朱效民。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边境上有一面高8米，长约700公里的高墙，朱效民却在这面满是涂鸦的墙上，看到了人们绘制的和平鸽，并找到了“smile first then negotiation，和平始于互相微笑”这样的文字。
几个巴勒斯坦孩子路过，扑闪着好奇的眼睛，看向这个东方面孔。效民主动打招呼，孩子们羞涩又兴奋地回应着，留下一张张天真的笑脸，和一个个弱小的身躯。
从伯利恒回来后，朱效民这样写他的日记：“这座高8米、长约700公里的墙，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彻底隔离。它如此坚硬，阻挡了彼此的交往，又是否能阻挡高墙两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
短暂的停火之后，巴以冲突再次升级，旅程被迫中断。
回到以色列后，阿龙邀请朱效民去到了自己的家乡，贝特谢梅什。
以色列是个全民皆兵的国家。男生义务参军三年，女生义务参军两年，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使命。在与阿龙一家人吃饭畅聊时，朱效民听到了不同的答案：“不是所有人都想当兵，虽然在以色列，不完成兵役就会遭受其他人的流言蜚语，但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逃避兵役。”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兵，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面对战场上的死伤与子弹。很多人不愿意因为战争放弃自己原本的生活，这是人性，也是事实。
在贝特谢梅什的第二天，两人去拜访了一位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
她指着墙上儿子的照片说，“这就是我的儿子，旁边的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也因为战争去世了。”顺着这位母亲的声音看过去，照片上是两张年轻的脸。“在加沙地区军营执勤时，有人闯进来杀了他。”
依照以色列政府的规定，如果有孩子死于战争，那家庭中其他的孩子则无需去往前线部队打仗，除非得到父母的准许，并签订协议。但这位母亲说，她签署了其他所有孩子的文件，以便在需要时上战场打仗。“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参军的话，谁来保护我们呢？很多人不想参军，我们都渴望和平，但和平需要我们无私地付出。”
这位母亲的眼神中有悲伤，但更多的是坚定，“每个人都要参军，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
一边是自由生活的权力，一边是保家卫国的使命，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必须作出的选择。
作为一位外来者和旁观者，朱效民时常感到了解得越多，就越难开口。接连不断的残酷现实下，语言是苍白的。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无休止的敌对、仇恨与牺牲，似乎是个死循环，但现实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冲突中的复杂性。
他想起自己在以色列“口径3”反恐与安全学院参加军事训练时，教官对他说的话：“ 75年前，我们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军人来保护自己的同胞。但我现在愿意冲上去保护一个都不算是同胞的陌生人，因为这就是一个以色列军人的信念。”
朱效民回忆起最初来到以色列，选择自己专业时的想法：“我来之前确实会有憧憬，有一种傲慢，有一种无知。那时觉得自己可以实际地参与到一些国际谈判中去，真正地解决一些现实的冲突。但是等见证了这么多之后，这种想法会变得淡然。因为战乱带来的苦难，最终是落在那些受苦受难的民众身上的。”
告别了阿龙一家，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是巴以冲突中最具争议的地区之一，曾经发生过无数的流血与牺牲，却也最为虔诚和圣洁。
哭墙前，有的人正头抵哭墙低声祈祷，有的人大声地诵读着经文。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身着不同的服饰，手捧不同宗教的教义，心无旁骛地祈祷。
天渐渐黑了，爬上天台，夕阳下的耶路撒冷，远方突然又传来了炮火声。
朱效民问阿龙，“这是什么声音”
阿龙说，“是焰火声。可能谁家婚礼放的烟花，也可能是又发生了战乱。”
说到这里，两个人都没再讲话。
“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看了太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有些是真，有些是假，有些是有偏见，有些是在掩盖一些东西，突出另一些东西。所以最关键的就是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亲身去体会，去观察这个世界。”这是朱效民本次旅行的最大收获。
夜色中的效民与阿龙。
很快，朱效民也将告别以色列和阿龙，回到中国。
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写下了最后一段话：
“我知道，这不过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旅程，复杂的边境，失控的街头，不同的选择，真实世界才展开一角，答案还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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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北京人，卖掉北京学区房，带着孩子到泰国定居
这是《自拍》第282个真实口述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杨。2015年，我从国企辞职，2018年，我卖掉了北京西城的学区房，和妻子两个人带着孩子来到泰国定居，过起了“大隐于世”的生活。
我到泰国开了两家公司，一年下来大概有30万左右的净收入，加上卖掉学区房的钱，我让孩子在芭提雅上了顶级的国际学校。
有人质疑我，也有人替我惋惜，可我一点都不后悔，还有什么比陪伴孩子成长更值得更快乐的事呢？
泰国随处可见沙滩大海，女儿两岁多，我就带着她在浅海玩冲浪了。
我是北京人，1986年出生在一个双职工家庭，一家子都是电力系统的。小时候我爸妈工作忙，从出生一直到6岁，我都在姥姥姥爷家长大。后来要上小学了，我妈才把我接回去。
我妈很爱我，但对我的管教也很简单直接，不听话就揍我。我记得有一回晚上，我妈来姥姥家接我，我不想走，我妈就说，你必须走，我绑也得给你绑回去。第一回上幼儿园，我也不愿意，各种哭闹，我妈就真的给我绑在婴儿车上，送我去幼儿园，我生生哭了一路。
关于我爸，可能因为他都忙于工作，到处跑，做工程，很久才见一次，我童年对他的印象比较模糊。而且他这人比较严肃，不太会表达感情，哪怕是现在，见了面经常说不了十分钟的话，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看育儿专家都说，孩子前三岁是最需要父母的陪伴的，但那会儿我没有这个意识，只是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都差不多，爸妈忙就老人带，父母的管教方式就是打。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原生家庭是幸福的，父母给了我足够的爱，我成年后的三观也挺正，只是他们的教育方式受了时代影响，跟现在的肯定不一样。
这是大学时候的样子。我小时候照片特别少，我也不怎么爱照相。
女儿刚出生时，我爸妈想帮忙看孩子，但我给拒了。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我父母辈的育儿理念，已经跟不上现在年轻父母的需求了。
拿尿不湿说吧，我妈不爱用尿不湿，说老捂着对孩子不好，她爱用尿布，觉得是棉的亲肤。可尿布你老得洗啊，洗不干净怄着，反而不卫生了。饮食方面也是，我小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炒土豆丝就米饭，那不都是碳水吗？到了冬天就是大白菜、萝卜，肉就是那种一半淀粉一半肉的熏肉。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对营养搭配、合理安排膳食没概念。
而且人都有惰性，一旦有人帮你看孩子了，你肯定就会想着自己能清闲点，也会变得不想管孩子，而我搬到泰国这件事儿，为的就是能多陪孩子。因为我不想孩子有跟我一样的成长经历。
我什么样呢？这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我爸喜欢拳击和格斗，想让我也练，突发奇想，把上小学5年级的我转到一家武术学校练拳击。那地方老远，好像是在北京的北五环吧，是寄宿的。我不想去，但我那会儿的性格就是挺闷的，反正父母怎么安排，我就怎么顺着来呗。
你知道，那时候能把孩子送到武术学校的，一般都是家庭条件不好，平时不好好上学，或者外地的居多。当时学校95%都是外地孩子，我住的那个宿舍，就我一个北京孩子，他们都说家乡话，我一句听不懂，感觉就被孤立了。很孤独，几乎要疯了。
上了一个月，我妈觉得学校不靠谱，因为那学校不怎么教文化课，全是武术练习，他俩不放心，怕我文化课受影响，又把我转回到之前的学校上学。
这大概是2007年，已经快大学毕业了，现在看那会儿真是青涩。
后来1998年，我该上初中了，我爸妈又把我送到海淀一家寄宿学校。就是在那几年里，我开始不服管了，抽烟喝酒这些个习惯都养成了，而且花钱的欲望越来越大。因为你身处的环境就是这样，身边都是一些高干子弟富二代，也会无形中开始攀比，那会儿就比宿舍谁床底下的球鞋多，谁的球鞋好。
有时候我爸妈也说我，我应该是在叛逆期了，也不听他们的。
2008年，我大学毕业，我爸让我进电力局。一开始我不想去的，因为全家都在那，你就觉得吧，这么去了显得自己特没本事。可没办法，拗不过，还是去了。
可能我确实不太适合体制内的工作吧，2015年我就辞职不干了。我爸妈挺不乐意的，他们觉得体制内福利好，他们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有自己的想法。2013还是2014年的时候，我一个特好的哥们跟我说，他们家投了美国的别墅项目，在国内建公司进行销售，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海外房产。我俩就聊，说一起干这个。
那段时间在泰国和国内两边跑，看房子，买房子，重新盖然后再卖出去。
我辞职后，就做泰国房产这块，老往泰国跑，带人看房子，这才算是真正接触到了泰国，包括它的环境啊、气候、教育什么的。我特别喜欢泰国的国际学校，它和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
首先，它都是英国和美国的名校在泰国开的分校，老师都来自北美或者欧洲国家，学校硬实力这块是有保障的，学生能享受和北美学校相同的教学环境，而且小孩可以接触更为多元的文化，更加国际化。学校整体来说非常人性化，比方说，国内的幼儿园中午都要午睡，睡不着你也得躺在那。这边不是，想睡的孩子就睡觉，不想睡的孩子由老师带着玩。
泰国现在有180多所国际学校，国际教育这方面在东亚国家可以说是位于领先行列。相对于国内的国际学校，它对外国人不仅没限制，还有一些优惠政策。再有就是，国内的国际学校，幼儿园一年就得十几万，泰国学费减少了一半，几年下来也省下不小一笔钱。
孩子在泰国上学，你几乎不需要认识孩子家长，也不需要和老师搞好关系。因为大家的家庭条件其实都差不多，上个几年就走了，不存在什么关系网啊，攀比啊，内卷啊啥的。
泰国的房子，你眼光够准，然后自己再设计改造，卖了就能挣到钱。
我呢，从小就是个不太会拒绝别人要求的人，原本也习惯了按照父母安排的轨迹去走。但我发现，这样的人生总是差点意思。2018年12月19日，我女儿出生了。我不想我女儿也重蹈我的覆辙，她应该有不一样的童年，她应该有比我更好的人生。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国内的孩子，个个都特别累，不停地辗转于各个补习班，学校内卷严重，孩子身心疲惫，家长更是心力交瘁。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去香港给我买了一块Gshock的电子表，800多港币，当时全年级都炸了。但现在的孩子，可就不光比鞋，比表，比手机了，还会比父母的背景，比家里开的车，住的房……你当家长的，怎么忍心孩子在学校让人瞧不起呢？怎么办，往死里卷呗。
这些情况都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北京作为超一线大都市，竞争确实激烈，我们从小到大活得都够累了，干嘛还继续折腾孩子？
我生命中的小天使降临了。
差不多到了2018年，我在泰国的房产业务做得已经不错了，后来呢，又和朋友搞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两块业务加起来，一年下来有个30万人民币的净收入，也够一家人在泰国的生活了。我就想着，带着孩子来泰国生活上学。
开始的设想是，把位于北京西城区右安门的那套学区房租出去，租金差不多每月一万块，收入在泰国也能满足基本生活。不过思来想去，我还是做了个更大胆的决定：把房子卖掉，带着太太和刚出生的女儿，定居泰国芭提雅。
这是当时西城区的房子，不算老破小，有个100平米。
曼谷人太多，堵车很严重，感觉和北京没什么区别，我既然都换地方生活了，干嘛还找个跟北京差不多的？我比较喜欢芭提雅，气候好，又是海滨度假城市，随处都是阳光沙滩。
这事我差不多提前半年就和我妈沟通了，第一次她没同意，觉得学区房卖了可惜。第二次就答应了，还算开明，可能也是了解了国内学区房的一些改革政策吧，多校划片之后，确实学区房的意义就真没那么大了。
我爸没同意，就是单纯的不同意，或许是我走的路和他设想的不一样吧，但他也没阻拦我，只是不支持。
2019年，我把卖学区房的1000万存进了银行，带着太太和女儿来到泰国芭提雅，异国他乡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带着女儿在海洋馆。
第一件事，就是给女儿看学校。早在2018年的时候，我在泰国出差，就了解到，Rugby School Thailand（泰国橄榄球学校）是泰国即将建立的最新的国际学校，是英国橄榄球学校在亚洲的第一个分校 ,以全面教育和学术成功而闻名。
所以呢，其他学校我都没看，早早提交了Rugby School Thailand的各项申请报了名，等孩子过去了，到了年龄直接上学。
其次是减肥。我在泰国没什么社交，不到一年就顺利地从210斤减到140斤。在国内，我酒局和应酬很多，今天和这个同事吃饭，明天老同学又要聚一下，你总感觉明明没什么事，但社交就是断不了。
最胖的时候，我173cm的个子，体重达到了210斤。血压最高能到180或190，然后高血脂、脂肪肝、哮喘，还经常感冒。我说要减肥，但很难，我特别明白，只要你饭局酒局不断，就甭想瘦下来。
大概2017年吧，我体重严重超标，我的身体也开始了预警，三天两头跑医院，这就是在医院病房拍的。
到泰国之后，陪女儿去学校，我发现孩子同学的家长都很健壮，一看就是那种有健身习惯的。为了不给女儿丢人，我拼命健身。也开始研究营养学，饮食怎么搭配，不到一年就瘦了下来，现在一直稳定在140斤。
为了女儿，我还戒了烟。孩子出生后老咳嗽，医生说，因为我抽烟，身上有附着物，抱孩子就会让孩子咳嗽，我就把烟给戒了。
减肥成功，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了，我感觉像换了个人。
泰国的生活节奏很慢，公司里也有员工打理琐事。疫情前，我每天早上十点去公司工作，下午四点没什么事就回家了。
后来赶上疫情，公司业务停摆了，女儿又正好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我就早上7点起床，8点送孩子上学，然后就开车出去喝个咖啡，上集市里转转，或者打个高尔夫。泰国打高尔夫很便宜，那种很棒的场地，你打一天也就500人民币。
泰国有疫情之后，酒店受冲击很大，之前一些星级酒店现在降价很多。我心想，这不正是薅高级酒店羊毛的时候吗？就经常带着太太和女儿开车自驾游。
打卡泰国鲜有人知道的度假地塞卡海滩。
后来每天闲得发慌，我就有了把我在泰国的见闻拍成短视频的想法。主要就是记录我们一家三口在泰国生活的点滴，做一些知识传递，也想认识更多朋友。至于什么带货啊商业化啊，我都没想那么多，就当是为以后疫情结束后再想干点什么铺个路。
我把经历在抖音上发出来后，有很多人私信我，问的比较多的是，卖掉一套北京的学区房，在泰国能不能躺平？答案是，不能。
这是去逛泰国的菜市场，买了一份当地最有特色的凉拌沙拉，就跟国内超市里的凉拌菜一样。
疫情原因，我的房产业务停了，汽车租赁公司也解散了，合伙人也回国了。直到去年前半年，我一分钱收入没有。刚开始觉得还行，心想，闲下来还能休息休息。
不过时间长了就不行了。说实话，卖学区房的钱，我要是省着点，也能扛个三五年没问题。但你有了孩子，光花钱不进钱，不焦虑是不可能的。
有一阵我天天睡不着，甚至想着去找个工作。可能是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焦虑吧，无论手中可支配的金钱数量如何，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种害怕被时代抛弃，害怕各种变故突然降临的恐惧。
还有人咨询我，说手里有个几十万，能不能也搬到泰国来陪孩子上学？我的建议是，来泰国要慎重，我见了太多人来了又走，待了四五个月就回国了。
带着女儿看鹦鹉，培养她和大自然和小动物的接触能力。
在我看来，换个赛道的前提，是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泰国更适合一二线城市的人来，它的消费水准是低于一线城市、持平二线城市的。很多人以为泰国生活很便宜，其实不然，衣食住行每一样都要花钱。
你比方说上学，北京的国际学校学费要比泰国贵一倍。我有个朋友是安徽的，他女儿上的本地最贵的国际学校，但当我把泰国的国际学校费用做成一览表给他后发现，还要比他当地的贵出两万块。
也有人问我，在泰国干啥能挣钱？想赚钱就不该来泰国，应该去欧美国家。
我来泰国，一是为了孩子。泰国的国际学校，和欧美的大学都是接轨的。如果最终是要让孩子去国外上学的，那泰国是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中转站。
我身边有很多孩子中小学原本在澳洲、美国、加拿大上学的，因为疫情关系，家长的收入缩水严重，有些家庭几乎都不能支撑孩子在欧美上学的费用，纷纷开始把孩子往泰国转。
2021年9月1号，女儿第一天上学，学校很人性化，刚入学的孩子家长可以陪着，直到孩子适应了为止。
第二，我想让自己的生活轻松些。我身边很多来泰国做生意的华人都回国了，确实挣不到什么钱。但我也不会考虑回国，我已经适应了这边的生活，慢悠悠的，不堵车，十几公里的路就十几分钟，在这里我住300平方米的房子，回北京呢？300平方米的房子我得挣多少钱才买得起啊？
这是我泰国的房子，300多平方米连带装修加起来才260多万人民币。
第三，我不年轻了，也不想把自己逼得那么紧。那会儿没来泰国之前，几个哥们聚的时候，大家热闹地谈论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我几乎能感受到一种中年人特有的倦怠感。小房子要换了大房子，孩子要上好学校，每月背着车贷房贷的司空见惯，不敢辞职不敢移居不敢任性。
之前我有个同学，一年挣30多万，工作特别忙。好像是2015年吧，有一次我们聚会，他那天刚好开会，说赶不过来了。后来才知道，他那天一直开到凌晨3点，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还要继续上班。
直到上幼儿园，孩子从小没离开过我的视线。
来泰国后，偶尔我和要好的几个朋友也会聊天，也打电话。我会跟他们聊聊这边的生活，他们有时开玩笑地说，哎呀真羡慕你。
慢慢地我意识到，对于某些物质享受的欲求，其实也是成年人的痛苦之一。我不想要这样的痛苦，更不想要我女儿也这样。我希望她从小能活得自由些，长大了能独立思考，不要被一些世俗的东西裹挟。
孩子不到三岁，就能在水里扑腾了。
我33岁带着一家人来到了泰国，用一句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我这属于人到中年转换赛道，调整了对人生的预期。
或者说，在自己被过度工具化以后，试着通过换一种生活方式来找回自然属性。如果总是活在既定的轨道或社会框架内，会缩窄人生的可能性和想象力。
我太太和女儿在一起。
也有人不理解我的选择，说这样不值，以后肯定会后悔。我觉得吧，人生不是仪仗队，未必要和别人走出一样的步伐。来泰国后，生活虽安逸，我也没有躺平，也在动脑子琢磨干点什么，我得让我女儿知道，钱就是得通过努力赚来的，但我也希望她明白，赚钱不是最终目的。
来泰国三年，每天不用看雾霾数据就能随时出门，每天都能抽出很多时间陪孩子。这种陪伴的浓度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国内有的家长说是陪孩子，其实就是让孩子一个人玩，自己在一旁抱个手机。但在泰国，孩子游泳，我陪着游，陪她一起接触阳光海滩和大自然。
陪着女儿的时候我没玩过手机。
女儿上幼儿园之前，从没离开过我的视线。现在她大了点，吃完饭就拉着我和小区的孩子一块玩。大部分时间，晚饭后，我带着太太和女儿在沙滩上，在深蓝色的星空下散步，我觉得我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不过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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