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98）
1
7月的一个早上，天还没亮，我和十几个同学上了一台大巴车从学校出发。到了下午，大巴车停在了衡水二中的校门外。
不久之前，我自作主张地参加了一场选拔考试，结果得到了一个去衡水名校借读的机会。当时的我无知且无畏，甚至分不清衡水一中和衡水二中，只是在电话里和父母言明状况，就直接收拾行李出发了。
对于这所陌生的学校，我仅有的一点信息是从学长和老师那里听来的。每年暑假到来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二学生会涌入衡水这座小城，目的都是来名校借读。这更像是参加一场短期集训，外地学生会在这里度过高三的大部分时间。
等了一会儿，不断有学生从教学楼里小跑着出来，从我们这一行人当中带走某一个。负责接我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短发女生，直爽干练，帮我搬被褥时说：“我叫何子涵，‘老班’让我来接你，我先带你去宿舍把东西放下，收拾好再带你去教室。”
二中的宿舍楼布局和我之前的高中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走进去就会发现，这里要整齐得多。所有人的铺面没有一丝褶皱，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块豆腐。床下也没有塞满杂物，只能见到水盆和几双鞋。我乱糟糟的行李堆在宿舍的地面上，显得格外违和。快速收拾好，何子涵就带我去教室。教学楼内的走廊很宽，两侧都是教室，却没有窗户，大白天都得开灯。
据说我是这个班的第一个“外地生”。我从后门走进去，所有人都在低头学习，没人关注我的到来。何子涵搬来一张桌子摆在教室最后排，我轻手轻脚地拉动椅子，发出了刺耳的声音。我吓了一跳，可依旧没有人抬头看我。
没一会儿，班上开始播放英语听力，我刚来，没有听力书，只能继续在自己带来的卷子上勾画。听力结束，班里突然爆出巨大的拉动桌椅的声音，接着，外面的走廊上出现了一阵杂乱、沉重的脚步声，仿佛是许多人在一起狂奔。
大概1分钟过后，噪声散尽，教室里只剩下一半的学生，何子涵也不见了。我完全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况。没一会儿，我的桌上出现了一个纸碗，里头装了面条。我抬头看到何子涵，她向我解释说自己刚刚忘记交代了：“我们是两人一组，轮流打饭。一般只打早饭和晚饭，中饭自己解决。我和林曼一组，今天轮到我打饭，你以后就和我们一组。”
何子涵打饭速度快，同学们吃饭速度也快，我的面刚吃了一半，他们的桌面都收拾干净了。课代表开始发放晚自习要用到的试卷，班主任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环顾四周，似乎一眼就看到了我凌乱的桌面和没吃完的晚餐。
“快点儿吃快点儿吃，你看大家都吃完做了几道物理题了。”班主任说话语速不快，语气也不严厉，可第一次见面，我还是有些胆怯。来不及咽下嘴里的食物，我就学着其他同学那样把碗放在桌脚，开始整理卷子了。
班主任把我叫出去，问我是否适应新学校的环境。我站在他的对面，双手背在身后，左手抓着右手手指，说还行，就是有很多事情还不了解。
“咱们这边都是‘跑饭’，外地生刚来，可以提前5分钟去打饭。你到点吃不完可以收起来等下课再吃，一定要吃饱，因为每天要跑操，做那么多题、上那么多课，吃饱了才行……”
自从来到这所学校，我的身边就再也没有了熟悉的老师和同学，一起来的朋友也没见过，我甚至连他们在哪个班都不知道。这次简单的交谈，让我感觉自己像一条脱水的鱼被人捧回了小水洼中，还活着，还要向前走。
2
第二天早上4点多我就醒了。何子涵告诉过我，在这里5点半起床铃响才可以起床，“在此之前穿衣服都算违纪”。
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盯了一个多小时的天花板，终于，一阵急促刺耳的电铃声响起，我几乎是从床上跳起来的。下铺的何子涵已经开始叠被子了，我也手忙脚乱地叠被子、抚平床单、穿鞋……
等我们跑出宿舍，走廊里早已挤满了急躁的学生，还有从各个宿舍里推出垃圾的值日生。楼梯口被人群堵住，后面的同学推我，我在重叠的人影中试探着找下脚的台阶。好不容易走出宿舍楼，来自不同方向的同学们又开始迈着大步往前跑。我加入了人群，成功地在10分钟之内来到了集合地。
在这所学校，每天早上都要跑操。但不是在操场上跑，而是就近在宿舍楼、教学楼和食堂之间的空地上跑。每个班有一个方阵，大家分成两排，中间留出一段距离。
第一次参加跑操，方阵内没有我的位置。我站在队伍边，学着周围同学的样子，从口袋里翻出昨晚发的晨读内容，双手举起纸条，手臂打直，仰角45度，开始大声朗读。
体育委员是个男生，他走过来帮我安排位置时，眼睛似乎还没有睁开，头发也乱糟糟的，仿佛刚被人从床上揪起来。等人基本到齐，有老师喊“一二一、一二一”带我们踏步，那声音充满了力量和节奏感。
来之前，曾有一位学长向我们描述过这种踏步的场景，和我眼前所见一模一样——大腿抬到和地面平行，手臂向前摆到和身体呈90度，向后摆到60度。“一”要落在左脚上，“二”落在右脚。
老师的口令越喊越快，我渐渐跟不上节奏，踩错了拍。校服裤子长，每次我的脚踩下去，鞋后跟就会被裤脚包住，再抬脚就受牵绊。何子涵教我的口号“二中加油，二中必胜；二中第一，我们第一”，也被我喊得乱七八糟。
体育委员站在我旁边，一遍遍地提醒脚要再抬高一点，不要踩错拍子。“我知道，可我已经跟不上了。”我的语气充满了焦急和无奈。我心想，自己刚来，他总不能拿我怎样，就索性按错误的拍子踏了下去。
偶然抬起头，我看到对面班级里有一个熟悉的同学，我们刚刚一起来到衡水。但她并没有看到我，那一刻，我感觉有些孤独。
踏完步，我的腿已经酸了，接着是跑操，同样的狼狈。由于场地很小，方阵内前后两排之间的距离大约只有两拳，在每个拐角处，跑外圈的我都跟不上。追上队伍得十分小心，要注意自己的脚步、节奏，否则很容易踩掉前排同学的鞋子——在二中，学生跑操期间掉了鞋子，是要被惩罚的。一般是停课，在走廊上罚站，从一天到几天不等。期间除了站着，什么也不许做。所以，即使在运动，我的大脑也不敢有丝毫放松。
一周后，我基本了解了二中的学习和生活安排。
跑操结束后，班主任偶尔会开会，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贬低、称赞和鼓励。那些声音一次又一次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能从他的语气联想到他的表情，胸口就堵着一口气。
学生们回到教室，接着早读，6点半一到，负责打饭的学生就拿着提前准备好的保鲜袋冲向食堂，不需要打饭的就去卫生间洗漱。吃早饭时，大家要顺带整理自习课要用的试题。
上午的课程结束后，我一般不去食堂打午饭，而是回宿舍吃囤的零食，这样才有时间用凉水快速洗头——晚上洗来不及。在午休铃声响起之前，学生们要在床上坐好，会有阿姨透过窗户检查纪律。午休结束，大家回到教室唱“班歌”，接着上课。
在二中，我基本没有睡过午觉，每天中午做完带回宿舍的“自助餐”（英语或者语文的试题）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偶尔午睡，学校的叫醒的铃声急促刺耳，我从睡梦中惊醒时，会感到全身的每一条神经都瞬间绷紧，紧得像是要马上断掉。
晚饭前，是英语听力的时间，晚饭后，是各科的自习时间。直到晚上10点10分，一天的学习才算结束，第二天醒来，又周而复始。
渐渐地，我早晚“跑饭”的速度变快了，被子也越叠越方正，床铺越来越整齐。可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自己是一条脱离了水的鱼。
3
很快，我迎来了进班后的第一场考试，是每周都会有的“小考”。
小考并不会严格仿照高考的标准，题型很随意，但题量和平时的练习一样大。所以，几乎每一科的题目我都做不完。二中的老师改卷效率很高，周日的晚上我就看到了自己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二。
我感到自己脑中绷着的最后一根弦断了，“回去”的念头立即冒了出来。何子涵打来的饭还放在桌上，我却希望班主任快点出现。他终于来了，我跑出教室站在他面前，还没有说话眼泪就掉了下来，断断续续地说要借手机给原来的老师打电话。
班主任问打电话找老师干什么？
“我想回去了，我考得太差了……”
“这才第一次考试就要走了？你先别哭，冷静下来我再把手机借给你行吗？你现在说话都说不清楚，去洗把脸，冷静冷静。”
我抽泣着走到水房洗脸，总算止住了哭。回到教室门口，班主任又让我把凳子搬出来，先把饭吃了。
没多久，化学老师把我带到打印室聊天。他个子不高，稍微有点胖，笑起来和和气气的。他跟我说了一些家长里短，又讲了往年外地学生的成功例子，最后让我不要在开头就被吓倒，“过几天就到暑假了，你就可以回家了”。
那通电话我终究没有拨出去，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毫无色彩，但每一步都踩到了地上。放暑假的前几天，我才往家里打了第一通电话——这是我来到二中后第一次和父母联系。
期末考试那天，老师告诉我们外地生当天就可以走，原学校没有派车来接，我和另外6名同学就临时决定一起乘车回去。当我们收拾好东西到达车站，最近的车次已经开始检票了，我们飞奔到检票口，匆忙登上列车，就像一场逃亡。
到家已是凌晨2点多了，我从冰箱里翻出一些东西填饱肚子，简单收拾后躺到自己的床上，却丝毫没有睡意。想到足够填满整个假期的作业，想到不久之后即将到来的高三，焦虑感瞬间席卷而来，我的眼泪流下来，冰冰凉凉的。
“既然已经回来了，要不就不去了。”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转，可第二天醒来，我跟谁也没有说。
暑假结束后，我还是回了衡水。进入高三，我发现班里的外地生逐渐多了起来，我不再是那个醒目的“唯一”。
学习生活依旧紧张、平稳且枯燥。就这样日复一日，我发现自己要走的每一步都被人提前安排好了，只要我去执行就可以。渐渐地，我失去了感知能力，也失去了感知的欲望，像一个提线木偶。
二中的老师们都很负责，但更多的精力都放在班级前20名的学生身上。在所有的老师当中，我的班主任显得有些特殊，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开班会的时候还喜欢讲故事，放一些和学习无关的视频。看自习的时候，他在讲台的试卷上画画，还把平衡车骑到教室里来。
尽管如此，他也逃不了提线木偶的命运。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穹顶之下，在同一个舞台上，在同一个木偶师的手中。
4
每个月二中会放一次假，从某个周日的中午到下周一的早上。我和几个熟识的朋友约好一同离校，还没有走出校门，仅仅是从教学楼里走出来，我都感觉自己不一样了，整个人轻得像一朵云。
大家说着笑着走进附近的商场，每人提着两大袋零食出来——这是未来一个月我们的午饭。买好东西，我们就去提前订好的酒店休息。
衡水本地的学生很少，月假期间，无处可去的外地学生如果不想留校，就只能住酒店。我想，如果给外地学生做上荧光标记，那放假的时候，这些荧光点可能会遍布整个衡水。
一下午的时间逛逛街，很快就过去了，晚上我们在酒店里看电影，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几乎每一次，我都是同伴中第一个醒来的。独自看着天花板，焦虑不安的感觉迅速会袭来。我想到假期结束了，不一会儿又要回到“正轨”上了，昨天下午的欢声笑语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直至今日我都害怕住酒店，也害怕那种狂欢结束陷入宁静的感觉。
时间过得很快，10月中旬高考报名时，原学校的老师来接我们了。那天早上6点，大巴车从衡水二中出发，下午4点终于到了我原本的学校。
大巴车驶入校门，我看到教学楼下的空地上，一群家长提着大包小包在等待着。我们下了车，还来不及和父母说话，就被直接带上楼拍照、进行网上报名。
一切结束，我下楼找到爸妈。他们给我带了冬天的衣物和鞋子，问我在衡水的生活如何，又叮嘱我要好好吃饭，注意身体。学校并没有给我们留很多时间闲谈，等所有学生报名结束，就要我们立刻返程。
下午5点多出发，我们到达衡水已是凌晨，女生宿舍楼锁了，找不到宿管阿姨，我们几个女生就在一间空教室里过夜。10月的夜晚已经冷了，我坐在教室后面的地上，靠着墙勉强入睡。半梦半醒中，我听到一个女同学给家长打电话，是很明显的哭腔。后来，有个姑娘发烧了，我们实在冷得不能睡，就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
第二天上午，我们没有参加考试，而是去学校礼堂补了觉。之后的一周，我感觉自己整个人仿佛一个游魂。
我始终想不清连夜赶回来的意义，想不清楚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自己始终相信的一些东西崩塌了。
5
二中“一周一小考，一月一大考”。我的成绩稳步提高，倒数第二的名次再也没有出现。
奇怪的是，我每次小考的成绩都马马虎虎，可一到大考就发挥超常。二中会把外地生的大考成绩反馈给相应的学校，这就给原学校的老师们留下我在二中成绩很好的印象。
寒假结束再开学，高考就近在眼前了。班上的气氛逐渐紧张，到了复习的后期阶段，我们每天都在大量、快速地刷题。虽然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都被老师们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我却发现自己没有余力挤出时间针对自己的不足进行复习，只是被拖着往前走。
4月，我第一次认真地想，二中的学习模式究竟适不适合我？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再也无法从脑海中剔除。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跟不上这里的节奏，到了第三轮复习，一个月15次考试对我来说不仅是煎熬，而且无效。
那天，我拨通了原学校老师的电话，说我想提前回去准备高考，并且条理清晰地说出了理由。可是，他一句“你现在头脑发热”就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之后又打了好多次电话给他，可他总给我模糊的许诺，让我“等一等，再等一等”。
我也给爸妈打过电话，他们表示支持我的选择，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并不“支持”，仅仅是“不反对”罢了。参照过去的那些借读成功的外地学生，所有人都觉得我留在二中复习会更好。
高考越来越近，我在一次次的希望和失望中沉浮。我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后来发展到一上自习就开始掉眼泪——但手头做题的笔并没有停。我开始绝食，企图通过肉体上的自我折磨来换取精神的解脱。
这天傍晚，英语听力已经开始播放了，有些恍惚的我才反应过来要把数学试题收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英语老师走了过来斥责我：“你怎么还在做数学呢？这是什么时间你不知道吗？”
平日里，英语老师最讨厌学生在她说话时不抬头，在该做英语题的时间做其他事。我站起来道歉，说自己没有听到铃声。
“其他人怎么听到的？去，出去站着。这一周的英语课你不要上了，听力也不要听了。”然后，她的声音变得更大了，“我给你们说，以后外地生的听力都不要听了，就是因为她！”
我根本不在乎停不停课，甚至想，如果因为这件事，二中把我赶回去都算是因祸得福。可我在意的是所有外地生因为我，不能听听力，这种连坐式的惩罚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老师，我能给您说句话吗？”我很气愤，但眼泪又不争气地掉下来。
“你说什么呀？快出去，面对墙站着。”
我抹了把眼泪从后门走出去，在靠近门的地方面壁站着。我旁边是个因跑操掉鞋而被停课的女生，她平日里温柔安静，说话也是柔声细语的。
她好心问我怎么了，我抽泣着说自己刚刚没有及时把听力书取出来。这时英语老师走出来，听到我们两个在小声说话，她命令那个女生：“你离她远一点，不要跟她说话。”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怪物，一个要谨慎靠近，甚至要被隔离的人。
回去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5月要来了，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轮复习了，我觉得为自己准备高考的时间越来越少，好像没有机会了。
那天中午，我再次拨通了原学校老师的电话，收获了一顿礼貌的臭骂：“你根本就是不负责任，是自私！你只想着自己，不想着你的老师、父母、同学。你们十几个人一起过去，现在你要提前回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扰乱军心，其他人都会受到你的影响。这么多天，你有没有把想回来的事情跟其他人说啊？！”
我的确跟一个同去的女生吐露过，但对方觉得我徘徊犹豫，就是嘴上说说，下不了狠心。
第一次被原来的班主任骂得这么厉害，我震惊之余，感到气愤，说话的声音都是颤抖的：“老师对不起，这是我最后一次给您打电话，我再也不会回去了，您也不要再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或者为什么不可以回去，不要再给我留后路了。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挂了电话，我将电话卡丢了，内心变得轻松起来。我接受了现实，每天给自己洗脑：“过去的我已经死了，我可以继续走下去，我可以实现梦想。”
6
几天之后，我妈突然来到衡水。她说是原学校的老师让她过来看我，说如果我还想回去，这次她就直接把我接回去。
苦苦请求了一个月的机会突然递到面前，我竟然不敢伸手去接。我和妈妈在校外的街上慢慢地走，她还是原来的态度，表示无论我选择什么，她都愿意支持我。
我再次拨通了以前班主任的电话，他一眼看穿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担心回去后会受到太多关注，产生更大的压力：“这也是必然的结果，选择回来还是留下是一场博弈，选择的权利已经交给你了。”
最终，我回到二中迅速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又来了一场逃离。坐在火车上，我感觉像做梦一样——明明白天还在给自己洗脑，到了夜晚，我竟然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回到原学校，班主任不在，同学们帮我加了张桌子才安置下来。果然，回来的第一天，原来不认识我的人都认识我了，走到哪里仿佛都能听到议论：“这人是从衡水回来的吧？”
朋友也问我是否后悔去衡水二中，我说不，“现在的我，离不开那个从二中走过的我”——我在那里学到了应对高考的知识和技巧，也长大了许多。
没几天，一场模拟考试来了，我觉得在等待这次考试结果的不止我一人，还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它。带着这种压力我进入考场，考完数学就知道结果不会好，但内心反而坦然起来。几天后考试成绩出来，我看了一眼，比预料中的高。
一切都像一个环，我怀着希望离开，又怀着希望回来。回来后，我的学习生活完全不需要适应，比在二中起得更早，睡得更晚，但丝毫不觉疲惫。我如愿获得了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来为自己的高考做准备。
最后一个月考试很多，但我却不记得任何一次的成绩。在这期间，我收到过很多同学的关心和帮助，让我觉得自己从未离开过。那种快乐、轻松而充实的感觉，直至今日我都再也没有体会过。
高考结束后，我的高三画上了句号。和衡水、和二中有关的一切似乎都从记忆中抹去了，我没有联系过那里的同学，不知道他们都考去了哪里，那里的苦与乐再怎么回忆，也都品不出味道。
只偶尔会想起放月假时，我和朋友们一起逛的那条街。街上人群拥挤，很多都穿着二中的校服。商户们卖甜得发腻的红豆饼、冒着热气的烤红薯，还有关在笼子里的兔子和仓鼠……
我想再回去一次，想知道再次走过那条街，是否还能感受到当时的快乐。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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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30日上午，普外科医生陈天赐走完了36年的生命历程，从他们科室的病房抬出去的。夺走他生命的是肝癌。疫情正严峻，进不去普外病区，除了几个关系特别好的被允许等在院门口，同事们只好站在能看见灵车的窗前，流着泪目送他最后一程。
殡仪馆也只允许5个人随行。陈天赐的前妻和女儿自然在列，院长带领普外科主任、护士长也去了。没有追悼会，就像36年前他被悄悄放在我们医院的长椅上一样，36年后他又被悄悄化成了一缕烟。陈天赐的养母，我们医院退休护士长陈美娟，已经76岁了，因为脑出血后遗症正躺在养老院里，没人敢告诉她这个消息。
那一天，医院被悲伤的情绪笼罩着，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陈天赐。有人叹气：“一出生就被抛弃的孩子，命苦啊！”有人感慨：“屋漏偏遭连夜雨，要不是一桩接一桩地摊上糟心事儿，心情抑郁，他也不至于英年早逝……”
1
1985年的一个冬夜，急诊区域值班的医护人员隐约听见门诊方向有猫叫一样的动静，可隔着一道折叠推拉铁门，见外面黑漆漆的，也就没多注意了。待早起巡逻的大夫抱着脐带还未脱落的男婴奔过来时，大家才后悔没循声找“猫”。
包着一层薄毯的男婴被放在门外的长椅上，已冻得浑身青紫，护士们将他放进了妇产科保温箱。半个月内，全院女同志都充当过他的临时妈妈，轮流给他喂奶粉、换尿布，把他禽兽不如的父母骂了千遍万遍。
小城太小，医院捡了个孩子的消息不胫而走，拎着奶粉前来探望的热心市民络绎不绝。一听说是个健全健康的婴儿，想抱养的人也不少。
近水楼台先得月，小婴儿被妇产科护士长陈美娟抱走了，说是要抱给乡下亲戚。那年月，收养孩子不像现在手续繁杂，社会上没孩子的家庭人托人在医院里挂个“号”，说不定啥时候就能抱养个孩子（还真没听说拐卖之类的事儿发生）。
陈美娟那年40岁，结婚10多年了还没有孩子，但她一直坚信自己能生，本来对这小男婴也没起心动念。偏巧，她的一个乡下亲戚想要收养这男婴，因为有事耽搁了小半个月，结果这段时间里，陈美娟“代养”就养出了感情，加上我们这些“临时妈妈”都不愿意弃婴成为农村人，天天劝她把孩子留下来，最后等亲戚来接孩子时，陈美娟就舍不得给了。
陈美娟丈夫也姓陈，是某银行的副行长，夫妻俩感情甚笃，于是给孩子取名“陈天赐”。两口子对陈天赐视如己出，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自从留下孩子，陈美娟由一个不苟言笑的护士长变成了婆婆妈妈的俗人，没事儿就跟人探讨儿子的吃穿，炫耀儿子的一颦一笑。陈天赐稍大些后，节假日值班，同事郊游、聚餐，陈美娟都要带着宝贝儿子。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感慨命运的玄妙——这孩子生下来就被弃，不是啥好命，本来要被抱到农村，忽然就在人的转念间改了运，输在起跑线上的人又赢在了起跑线上。
要好的同事都劝陈美娟夫妻俩调动工作，最好调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城市去，免得人多嘴杂走漏风声，让陈天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白养一场。陈美娟却看得通透：“亲生的未必不白养，抱养的未必都是白眼狼。我和老陈商量好了，等他懂事儿就告诉他身世，找不找亲生父母随他的意愿。当初来看他的人那么多，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他的亲人？将来亲生父母会找过来也未可知呢，一切都随缘。”
陈天赐5岁那年，烦恼来了。他因为肺炎住院，采血化验时竟然查出来乙肝“大三阳”，消息从儿科传出来，大家议论纷纷：“肯定他妈是乙肝患者，母婴传播来的。”“当初光顾着心疼孩子了，心电、透视都做了，有创检查却不做。要是舍得采一管血做做化验，不就知道了？”“唉！命啊！”
陈美娟神色黯然——能不后悔吗？自己生的没得选择，可抱养孩子谁愿意抱养一个不健康的？大家私下议论：“这可真闹心，养这么大了，舍不得丢不下的。”“这么点儿就‘大三阳’，将来能好吗？”
传染科、内科的专家都安慰陈美娟：“没事儿的，肝功能不是正常的吗？维持好了，不影响寿命。”“你看咱院反复住院的肝炎患者，七八十岁的都有，也有出生就携带病毒的，平时注意一点，久病延年不成问题，何况你就是孩子最好的保健医。”
陈美娟并没有难过很久，很快开始给孩子使用价格昂贵的干扰素，照顾孩子更加无微不至。陈天赐一直与别的孩子并无二致，健康、活泼，每年还在医院春节联欢会上表演节目，唱歌、朗诵、弹钢琴、武术表演，每一次都掌声雷动，看得出陈美娟两口子花了不少心血培养他。
长期抗病毒、护肝，小小年纪就注意养生，陈天赐由“大三阳”变成了“小三阳”，肝功能也从来没出现过异常。这孩子在学业上不咋用大人操心，年年都拿回一堆奖状。2003年9月，他考上了省内一所著名医科大学。
陈美娟夫妻俩在儿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当天坦陈了他的身世，陈天赐难以置信，震惊、难过，但也只郁郁了几天就恢复常态，说他想开了，既然亲生父母已经抛弃了他，他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什么不要他，大学毕业后他要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回报养育之恩，回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医院。
2
陈天赐2010年研究生毕业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陈美娟夫妻俩已经退休10年了。陈天赐上班不久，70岁的养父就因为急性心梗病逝，我们去送别的时候，听到了陈天赐的哽咽致辞：“都说父母恩深似海，于我而言更比海深……子欲养亲不待，这是我今生永远的痛。”
我们都看到了这孩子的感恩之心，不在言辞，更在他研究生毕业还回到这座小城。那时但凡学医读到硕士的，再不济也会留在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陈天赐就读的那所医学院名气大，连本科毕业的都不稀得来我们这所二甲医院，普通院校的研究生也不会选择我们这儿。陈美娟夫妻俩对他上大学前的一番誓言并没当真，等到他真往回奔的时候，拼命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固执地说：“你俩都已经老了，故土难离，以后我就要守在你们身边尽孝。”
陈天赐作为我们医院唯一一个研究生，又是著名医学院毕业，自然很受重视，更何况院领导中不乏与他养母交好的人，老一辈儿同事大都守护过、心疼过他，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连分配科室都是由着他的意愿挑选。他选择了一般男生都会青睐的普外科，很快就以出色的专业素养和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大家的赞佩。他情商极高，为人处世方面也无可挑剔，我们这些当年照顾过他的老员工，一律被他称呼为叔叔阿姨，工作有交集的，他视若师长，尊敬爱戴虚心求教，不打交道的，也能在相遇的招呼寒暄中体会到他的热情和尊重。同辈儿人里，他跟谁都能打成一片，又相貌堂堂，气质文雅，来医院不久就成为众多单身女医护的“男神”，追求者众多。
除了初临人世遭过的大难，陈天赐在33岁之前可谓是顺风顺水。33岁这一年，在医院里他已经是副主任医师，任普外科副主任，只等着老主任退休便能转“正”；在外面，他的名气如日中天，是小城百姓口耳相传的普外“一把刀”，每天都有慕名求医的患者找来；他的妻子王琳也是我们医院护士，貌美如花，原本她和陈天赐一个科室，婚后因为“夫妻不能同科”的院规，就调去了骨外科；女儿3岁了，智商、情商和容貌上都继承了父母的优点；73岁的陈美娟身体健朗，与儿子同住一栋楼的两个单元，一碗汤距离，享受着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能搭把手看小孙女，这一家人的幸福令人艳羡。
但2018年成了陈天赐的人生分水岭。
这一年夏天，陈天赐一反常态，变得郁郁寡欢，同事问他怎么了也不说。等到从骨外科传出王琳离职的消息，好事儿的人再问陈天赐他老婆去哪里了，他才闷闷地说：“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
全院哗然，就像当年他们结婚一样让人震惊。
王琳是中专毕业的合同制护士，还是那种初中毕业就去读的“小中专”。如今这种中专护校早已经落魄到没什么门槛了，有招生任务的护校老师都恨不得去大街上拦人。这样的学历，又没有编制，如何配得上全院最高的那颗“高草”呢？两人除了身高颜值是绝配，其他各方面的差距简直不是一般的大。陈天赐在医院里追求者甚众，并未见他待王琳有什么特别，本来众人心目中公认配得上陈天赐的，是心内科一位本科毕业才貌双全的在编女医生，后来忽然听到他和王琳的婚讯，喜欢八卦的人着实喧腾了一阵子——被大众认同的说法就是：两人一起值夜班的时候，陈天赐被王琳“拿下”了，女追男隔层纸嘛，正当青春的男人，谁能扛得住心机女的进攻？
有看着陈天赐长大的老同事，甚至给陈美娟打电话责难：“你儿子找那么个逊色的对象，你咋不管管？”陈美娟也不知道咋就那么佛系，还是那句话：“一切随缘。”
不管咋说，两人婚后的日子看起来十分幸福。那5年王琳没少在朋友圈秀恩爱，两人在同事们眼皮底下出双入对的画面也无比和谐。这突如其来的离婚，自然又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关系好的当面问，陈天赐也只说是“性格不合”。想问王琳的同事，忽然发现这个美小护的手机已经成了空号，微信也拉黑了院里众人。
从震惊中回过神的骨外科护士们，共同忆起了3个月前入住的一位病人——那是个从南方来的高富帅，自驾游途中遭遇车祸小腿骨折，躺在高间的病床上时，责任护士王琳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常见两人谈笑风生的画面——“该不是跟人私奔了吧？”
但陈天赐依然咬定是“性格不合”，再不肯多说一个字。女儿跟了他，房子车子都是他婚前财产，明眼人都看得见王琳是净身出户。有年长的同事去问陈美娟，老人也未说儿媳妇半个不字，只道：“缘分尽了，有啥好说的？”
但儿子离婚显然也给陈美娟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不久后的一天，她去接孙女，没走出幼儿园大门，孙女哭闹着跟她说：“我要妈妈！我妈妈怎么还不回家呀？”她弯腰想抱起孙女，忽然就一个前扑跌倒在地上。一众接孩子的家长上前查看，她已经意识不清了。脑出血。
闻讯赶到急诊抢救室的陈天赐失去了一贯的沉着冷静，居然在急诊主任交代病情时嚎啕大哭，老主任同情地拍着他的肩膀：“哭吧，哭一哭比啥都憋在心里强……”
3
陈天赐衣不解带地守护了9天，陈美娟终于从昏迷中睁开双眼，嗫嚅半天，只吐出一串含混不清的话语，我们围上前去，谁也听不懂她说的啥。陈天赐却仿佛听懂了，回应说：“妈，不怕，有我呢。”
陈天赐请了3个月长假，把女儿在幼儿园改成“长托”，自己在医院一心一意护理死里逃生的养母。他怕护工敷衍塞责，一切都亲力亲为，把卧床的养母伺候得没生一点儿褥疮，没有一丝异味儿。陈美娟语言功能恢复了七七八八，半身不遂的状况并无多少起色。
院长找陈天赐长谈，劝他接受现实：73岁的老人了，身体机能本就衰退，如此大量的脑出血，保住性命都仰仗于儿子的不抛弃不放弃，恢复如初等于痴心妄想。院长希望他赶紧上班，让养母出院，无论是回家雇请护工，还是送进失能老人养老院，医院都会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解决护理费，毕竟陈美娟也是寡居的本院老职工嘛。院长只希望陈天赐能像从前一样心无旁骛地承担起科室副主任的职责——老主任即将退休，还有更重的担子等着他呢。
陈天赐却提出去急诊科轮岗。急诊科在我们医院一向不招人待见，没人愿意当急诊医生，但没有两把刷子的医生也无法胜任急诊工作，无奈之下，医院出台了“各科室主治医师职称以上的医生，必须到急诊轮岗，为期一年”的规定。这规定是针对普通医生的，陈天赐作为副主任，根本用不着轮岗，他看中的是急诊医生值1次夜班能休息3天的“福利”。他说，即使家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也不放心把妈妈完全托付给护工，先尽可能多多陪护一年。他在家的时间多，也能让女儿由全托变日托，让老妈享一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除了替陈美娟感到欣慰，院长还能说什么呢？他看得出这个年轻人铁了心，说什么也没用。只好由着陈天赐再一次轮岗，条件是不能扔了手术刀，普外科的会诊抢救、高难手术，还得由他来主持。陈天赐也答应了。
谁也没有想到，2018年年末，陈天赐到了急诊科的第一个夜班，就发生了医疗纠纷。
急诊室正对着医院大门，里面套间是医生值班室，夜间没有病人可以休息。那夜陈天赐刚刚睡下，就听见大门响，又有脚步声奔向挂号室方向，没待诊室门被敲响，他便应声而起出门探看。
挂号兼收款的窗口却没有人。静悄悄的走廊里，只有一个老汉佝偻着身子坐在候诊椅上，颜面晦暗，口唇青紫，喘得胸腔里像拉着风箱一样。陈天赐问他：“您自己来的吗？”老汉摇摇头，手捂胸口，已经说不出话，还从椅子上往下出溜。
陈天赐急忙托住他，将他拦腰抱起直奔抢救室。两名护士此时也应声而出，吸氧、上监护，急救药输注，3人忙活的过程中，一个中年男人奔进来问：“咋进这儿来了？赶紧让我们住院啊！心内科医生都认识我爸，老病号了，他们知道咋抢救！”
“持续哮喘状态、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来不及进住院部了。你来得正好，气管插管才能救命，需要家属签字。”
男人愣住了：“不用吧？”
“那你签字放弃抢救，我就不插管。”陈天赐说。
没想到男人竟然问：“插管多、多少钱？”
“多少钱也得救啊！”陈天赐怒了，几乎是咆哮，“你不是他儿子吗？”
仿佛被吓住了，男人哆哆嗦嗦签字同意气管插管。
危情解除后，陈天赐开单子，所有费用加在一起820元：“你把费用结清后，我们给老人带着简易呼吸器，护送他住院。”
但男人拒交，还指责陈天赐多事儿：“谁让你抢救的？我爸不止一次夜间犯病，都是从急诊开个住院单直接进病房，住院费能报销80%。现在没办住院手续，急诊费用一分钱都报不了。我上个厕所，你就把病人截了？不就为挣钱吗？屁大的功夫干进去820？”
陈天赐直接报警。警察强制之下，男人骂骂咧咧结清费用，老人被护送住院了。
谁也没想到，次日男人就拿着收据来急诊大吵大闹，要求陈天赐报销抢救费。陈天赐休息，在班医护人员费尽口舌讲道理未果，大家商议一番，由护士长出面交涉：“我们请示一下院领导，这些费用给你从急诊退掉，记到心内科住院费里，好吧？”对方却不同意，说记到住院费里也不能百分百报销，陈天赐私自截留患者，就该他出抢救费。
陈天赐听说后气得要命，说他要敢来缠我，我就揍他。结果好几个白班被男人堵在办公室，给骂得狗血喷头，也没敢动手。保安拖走那男人，他下次还来，警察要拘留他，病房里的老汉就没人管。
后来陈天赐乖乖掏钱，说认倒霉，花钱买消停。院里要给他核销那笔钱，他赌气不让，说要给自己买个教训。
4
陈天赐那次花钱消灾并没有远离灾祸，反倒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1个多月后，陈天赐夜班时来了个鱼刺卡喉的醉汉。小医院的急诊没有精细分科，处置抢救全凭医生基本功，需要时专科医生随时过来会诊帮忙，偏偏耳鼻喉这种小科室夜间没人值班。陈天赐在灯下看了看患者喉咙，却压根没瞧见鱼刺。他跟醉汉解释：“可能鱼刺下行时划伤喉咙，感觉上像在那卡着实际没有。也可能位置过深，得用喉镜看。我给你找耳鼻喉科医生吧，从家里打车过来大概需要15分钟。”
话音刚落，陈天赐就挨了一记耳光，醉汉大骂：“你他妈不会看在这儿装啥装？”
又一次，一个患者左手小指割伤，来时正赶上陈天赐在抢救病人，恰巧120医生出诊去了，陈天赐就让护士给了伤者一块无菌纱方，让他先按住伤口等一会儿。等了有10分钟，陈天赐从抢救室出来，那患者一脚就踢在他小腿上：“X你妈他是病人，我不是病人啊？”
挨过揍的陈天赐自然怒火中烧，但他没有还手。急诊到处都是摄像头，还手就成“互殴”，这都是前辈急诊医生的血泪教训。恶人自有警察收拾，但那取证、调查的过程真是能把人折磨死，怒气萦心，好容易你把它咽到肚里了，一扯皮等于又提起那口气折磨自己。
陈天赐被折磨过两回，再有小来小去的受气挨打干脆自己咽了，压根不让同事报警。黄鼠狼净咬病鸭子，他真不知道自己为啥会如此的“流年不利”，净碰上些烂人。
同事聚会的场合，陈天赐也开始跟着抽烟喝酒。女同事都劝：“你不是挺注意养生的吗？学这个干嘛？好习惯养成难，你可别学坏啊。”男同事却怂恿：“喝酒算啥学坏？喝吧，一醉解千愁。”
年轻同事们都知道陈天赐被“倒霉催的”心情不好，可他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随着与陈美娟相熟的老人们一批批退休，倒是没几个人知道了。知道的也不以为意，反正和健康人也没啥区别，气氛一到，大家都拼酒。
微醺的陈天赐倒是比滴酒不沾时更可爱。离婚后又有了追求者，聚会时大家调侃他“有女人缘儿”、“命犯桃花”，有好事者直截了当地问他：“离了婚你都是个香饽饽，干嘛还让自己单着？”陈天赐说：“不喜欢的我肯定不能娶，我喜欢的，咋忍心把人家拽进我家这个泥潭里，上侍候老下侍候小的，哪有好日子过？”
其实，他对自己的日子挺犯愁的，虽然从不吐槽，但紧锁的眉头和不由自主的唉声叹气，常常暴露了心里的苦闷。他从来不跟人说自己是怎么伺候陈美娟的，但同事听见过他跟患者家属问哪个品牌的成人纸尿裤好，也看见过他在手机淘宝上下单给老妈买睡衣——一套桑蚕丝睡衣裤上千块，同事说卧床的人真用不着穿这么好，他说卧床才该穿呢，透气，舒服。
急诊夜班的忙碌通常集中在前半夜，一忙一夜不合眼的情况也有，但再怎么忙，两天休息过后也就满血复活了。陈天赐却总是睡眠不足的样子，常端着咖啡提神。有天夜里处置完病人，他瘫坐在诊室，护士过去给他送点吃的，看见他正冲着手机喊：“王姨你醒醒，我妈一只手挥半天了，是不是要喝水呀？”转头又嘟囔：“这保姆，五六天才用她替我一次夜班，这么不负责任。”
同事们都可怜他太累了，劝他把陈美娟送去养老院。他说老妈太依赖他了，每天他一上班眼睛就不离大门，门一响就兴高采烈地喊他，咋忍心送走？
陈天赐到急诊的第八个月，意想不到的灾祸又来了。那天夜里，他给一个外伤醉汉缝合头部伤口，伤者叫丁宁，陪他来的也是个酒气熏天的年轻男子，帮忙按着丁宁的脑袋。一共两针的小伤口，原则上不打麻药，因为打麻药也是伤口两边各一针要疼两下。陈天赐缝一针，丁宁就哀嚎一声，还破口大骂，陈天赐不理他（不跟酒鬼一般见识是急诊医生基本功）。以为他嚎两声骂两声也就完事了，没想到刚包扎完，丁宁便站起来一把搂住了旁边端着器械盘帮忙的小护士，上嘴就亲，陪护的男子非但不制止，还嬉皮笑脸:“老妹儿，你好好安慰安慰我这哥们儿……”
听见护士失声惊叫，陈天赐急忙把她从丁宁怀里拽出来，拦在了两人之间。丁宁一拳打在他脸上，立时流出了鼻血。陈天赐忍不了了，飞起一脚把丁宁踹倒在地。陪护也过来打他，他顺势抓起丁宁刚才坐的凳子砸了下去。
保安闻声赶到时，两个醉鬼都倒在地上了。丁宁捂着肚子，陪护脑袋上一道伤口正汩汩流血，被他自己抹了满脸。俩人叫嚣：“你小子等着，等我手脚听使唤了，弄死你！”“行，你小子有章程！我他妈不给你弄监狱去，誓不为人！”
都以为这是“败阵”后找补面子的叫嚣，没想到，丁宁被拘留半个月后，这两人又一次出现在陈天赐面前，假装彬彬有礼：“大哥，你把我们打残了，我现在天天肚子疼，我哥们天天脑袋疼，你却没事儿人一样，你良心过得去吗？晚上睡得着吗？”
两人各要10万元的“治疗费”，少一分都不行，还威胁说：“你老妈躺在家里不出门了，你女儿得出门吧？你走夜路也容易撞鬼吧？”
两个泼皮无赖，从此隔三差五地来，不再提钱，只说谈谈，谈的都是自己被打得有多惨，因为伤痛不能工作，没有收入，实在不行就去陈天赐家吃饭。
5
陈天赐被提前调回了普外科。急诊太容易进，住院部非探视时间好歹还有门岗，院领导叮嘱所有保安，一旦发现丁宁和他同伙，立即驱离医院。但又来了各种各样的人来找陈天赐“谈”，生面孔混熟了，再换一批，非探视时间长驱直入，不吵不闹不扰乱秩序，报警都没用。
陈天赐一听来人提起丁宁的名字就浑身哆嗦，开始他还据理力争，讲不出理也破口大骂，结果他失态的样子又被人录下来发到网上，给剪辑得听不出原委，配文总是说医生辱骂患者什么的，引来不明真相的人一波波网暴。
陈天赐都快给折磨疯了，尽管每一次来纠缠的人都会在短时间内被同事们以各种方法驱离，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面对突如其来的责难，惶惶然如惊弓之鸟，深深担忧女儿的安危，连幼儿园也不敢送了，给保姆加钱，老的小的一起照顾，自己也随身带着防狼喷雾和电棍，独自走路，总觉得有人跟踪。
院领导想了许多办法斡旋，提出走法律程序，丁宁根本不理；托人说和，中间人捎回的话是，对方不达目的决不会罢休，至于什么目的，说是陈医生清楚——要钱的事丁宁他俩只说过一次，陈天赐根本没想到录音，以敲诈勒索报警都无凭无据。
一拨拨的人不停地来骚扰，有时隔上三五天，有时十天半月，来的人不停变换面孔，防不胜防，陈天赐都不知道前一刻还礼貌地向他问好的人，会不会突然说出“你把人都打残了，怎么还装得那么无辜”的话来。
陈天赐想到了逃离。以他的资历和技术水平，又有遍布全国各地的同学引荐，换一个单位不成问题。院领导起初不想放他，后来无计可施，爱莫能助，不忍他受折磨，也不得不忍痛割爱，答应他联系到接收单位就协助办理调动手续。向陈天赐伸出橄榄枝的不止一家医院，都在南方。自己过去十分简单，但带着卧床的老妈和年幼的女儿，他不得不从长计议。
一个周日，科室就他和另外两名护士值班儿，病区安静，没有重患，护士们推着治疗车挨病房给患者常规输液，他正坐在办公室写病历，接到了老同学游说他去自己医院的电话。
陈天赐下意识地走进里间值班室，关上了门。调动的事，他对同事讳莫如深。毕竟是迫不得已的出逃，去向必须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和同学聊得聚精会神，隔了两道门，居然没有听见办公室的敲门声。
结果就又出事了：一个胃癌晚期极度衰竭的女患，突然呕吐，陪护家属慌慌张张来找大夫，没找到，护士站也没有人，再跑回单间病房，病人已经憋得脸色铁青。护士听见喊叫，跑过去时，抢救都来不及了。
尽管这位病人住院就是准备在医院里迎接死亡，但死前找不到医生，家属自然是不能善罢甘休，先后赶来的亲人一听原委，当即对陈天赐拳打脚踢，他默默忍受着，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同事们把他“救”出来，纷纷安慰他：“就算是及时赶到，其实也救不过来……”“癌晚，脏器衰竭，本来也没有两天了嘛……”
“救不回来是一回事，没人去救又是一回事儿。”陈天赐流泪了，“我对不起她，临死前一个人撑着，多恐惧……”
以陈天赐的临床经验，很容易判断死因是呕吐物呛入气管引起窒息，心中的自责无以复加，他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好在那一家人并没有没完没了地纠缠，而是理智地去走法律程序，起诉，索赔。可越是这样陈天赐越难过，听说尸体被解剖，气管里塞满了呕吐物，他又哭得不能自已：“若不是我失责，哪能让她死后还挨刀，哪能让咱院声誉受损……”
尽管错误明显，但没有人忍心责备他，院里只发出了一则“待医疗事故处理结束，按院规由当事医生承担10%赔偿金，晋升职称延期一年，希望全体医护人员引以为戒”的通报。
陈天赐却在出事1个月后病倒了。高热不退，腹痛，腹泻。同事拖着他去检查，竟然是肝癌。全院哗然。好多同事都哭了，都说，陈天赐，他怎么这么倒霉，这么可怜呀。
医院派两名与陈天赐关系好的医生护士陪他去天津肿瘤医院做了手术。王琳接走了女儿——医院里有她要好的闺蜜做“眼线”，啥事她都知道。果真像大家猜测的一样，她是被那个富翁“拐”走的，两年来她多次想接走女儿，陈天赐一直不同意。如今，他自顾不暇，只好任由前妻接走女儿，让医院安排陈美娟去了条件最好的养老院。
丁宁一伙人自动销声匿迹，仿佛知道那个年轻的医生走到了绝路。
陈天赐治了一年多。孤单单的他得到了全院同事的无尽关怀，像当年那个冬夜一样。住院的时候有人轮流陪护，回家休养期间，能自理的时日他都是安静休养，不能自理的时日，同事都排好班，男同事轮流陪伴，女同事轮流做饭。能走动的那些日子，他也常去养老院陪伴陈美娟。
陈美娟知道儿子病了，她说她从第一次拿到他的化验单就提心吊胆，生怕他短命，怕他四五十岁会肝硬化或者六七十岁得肝癌。却没想到三十出头就这样了，她一见到陈天赐就拉着他的手流泪。幸亏她不知道陈天赐这两年都经历过什么，否则泪水会更多。
陈天赐最后的两个月，是在他们科室的病房里度过的，每天陪伴他的人更多些。弥留之际，王琳也带着女儿飞回来了。
陈天赐留给大家最后的话是：“因为你们，我很幸福。今生没法报答，只能说谢谢了……”
听到的人都泪流满面，都说，一个出生就被抛弃的人，终究命苦啊，他怎么也算不上是幸福的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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