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82）
我，东北人，曾挣千万后又倒赔，一句外语也不会，51岁跑到亚美尼亚挣钱还债
这是《自拍》第275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栗乾晋，大家都爱叫我老栗，因为1968年出生的我，确实到了被叫老栗的年纪了。
五十余年的人生里，我进过体制内，管过乡镇企业，做过煤炭生意，北漂时苦头吃尽……赚了点钱之后，又开始跟风做互联网生意，这门生意不仅让我把之前挣的钱烧完了，还让我患上了抑郁症。
2019年，51岁的我决定出国创业。在俄罗斯待了40天之后，又转道去了亚美尼亚。没想到，一直待到了今天。
这是我几个月前在亚美尼亚的阿尼古城旅行时拍的照片。
我出生在哈尔滨阿城县的农村。父母在农忙之余，夏天卖煎饼，冬天编草帘子、编炕席。能干的父母，让我和妹妹从小就能吃饱穿暖，没饿过肚子。并且还让我们都上学，这在那个年代的农村，非常了不起了。
这是我2014年回东北农村老家时拍的家乡雪景。茫茫雪原，是我关于故乡最深的记忆。
我8岁开始上学，小学四年级之前，经常语数双百。可这一切在四年级发生了改变。一天课上，后排两个高个儿男同学调皮打闹，被老师一顿暴打。
当老师推搡着那两个高个儿男生从我身边过去时，我没忍住乐了，老师转过来一把拽得我双脚离地，棉袄扣子都给我扯掉了，照着我的后背猛抽两鞭子，再照肚子一拳，直接把我打吐了。从此，我就对上学这件事产生厌恶感。学习自然而然地下滑，再没考过满分。
初中三年，我留了两级，都是因为英语。英语老师经常揪着我耳朵说：“你现在不好好学英语，你将来出国去咋整？”我想：“我好好的，出国去干啥，我出得去吗？”压根儿想不到多少年后，我还真就出国了。但是他揪我耳朵也没用，我到现在会说的英语也不超过10句。
小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会生活在一个纯外语环境里，随便买个啥，包装上、小票上的单词我都看不懂。
从八九岁起，我就开始做生意了。我的第一单生意是做冰棍，家里买个冰棍模子。我把粘大米熬成稠稠的粥，放点面粉，放点白糖，再放很少的一点奶粉，一两滴香精，放模具里，一晚上就能冻个三四十根。一分钱一根，有小朋友来买，就一分五两根。一冬天下来，我挣的钱就可以给自己买双3块8毛钱的大头鞋了。
到了八十年代，我上高中，每年就能挣个三四千块钱。咋挣的？我们学校旁边有个印刷厂，他们老有废页子（废弃纸张），比报纸白亮。我就和一位女同学合伙，把这些废页子低价回收进来，放假时拉回老家，卖给村里人糊墙用。一攒几车，一车就能卖几百块钱。
讨价还价、认称、记账，都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这位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再后来，成了我前妻。
1989年，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这时候，我们阿城县改成县级市了，市里给我们每个毕业生都写了封推荐信。拿着这个推荐信，就能回自己户口所在的乡、镇政府，谋个公职，我被分到了土地所。
才工作八九个月，小组的其他人收了1万多块赃款，还被判了刑，小组就解散了。就没事干了，咋整？领导说，乡镇企业缺个出纳员，要不你上那去？我就去做几年出纳员，应收、应付、折损、损耗、代号材料啥的，一共三十多项，我能看懂了。
1990年，我当上了车间主任，工厂分厂要搞承包制。我凑了1万8，承包了个电镀分厂。我和媳妇儿一把伙儿整企业，到年末结算，承包15个月，亏损了7万，就只能破产了。
银行催债的时候来找我要，信贷员说，你不还我，我就收你家房子。可是靠我每个月97块钱的工资，养活全家5口人，再还那7万块钱，得还到猴年马月去啊？大家都觉得：欠七万块钱，这孩子完了，这辈子也干不起来了！
我妈说：“我把房子卖了，你们两口子拿着钱去城里。有人要债呢，我就说，人没跑，但情况很差。”1992年，把两岁的女儿往丈母娘家一放，我们两口子就带着卖房所得的两万块钱去了县城。我妈和妹妹，租住在农村的邻居家里。
女儿上学前是跟着她姥姥长大的，姥姥经常抱着她早上到县城来，晚上就回去了，一周也能跟我们待两三天。
到了县城，我俩也不知道做啥。心里没底儿，看啥做啥都怕亏损。意外发现卖煤能挣钱。运气好，差不多一年半，到1993年底的时候，欠的7万就还清了。
1994年，刚过完年，我就自己买了台货车，一天挣一两千很容易。外面欠我好多债，砖厂、水泥厂、学校买了煤，没钱给，都拿房子抵押。这一圈儿下来，连我自己住的房子，我手里一共有七套房，还有100多万。我一个农村孩子，真没想到自己能奋斗到这个样子。
苦日子过够了，也想过点像样的生活。我花一万多，手里拿台飞利浦手机，腰里还挂两个BP机，可有面子了，整天都意气风发。
到1999年，煤就卖不动了。后来又折腾了不少生意，运气没以前好，都赔了钱。比如去木材市场租了个摊位，做木材进口生意，投资很大但没做起来。没多久，“非典”又来了。这几年把之前挣的钱都赔得差不多了。在东北做不成生意，我只能另找出路。
我有个朋友在北京，是我的屯亲（同一个屯的乡亲），之前在老家特别特别困难，到北京待了十几年，食品生意做得很大。他母亲和我母亲关系特别好，在我做木材生意之前，我母亲就被他母亲劝动了，要去北京看看，上他家住了一两个月，实际就是替我考察环境、寻找后路。
母亲给我带回来的信息是：人家小学都没毕业，也能在北京扎下根把生意干得很红火，你的基础比人家好，人家能干的你肯定也能干。
2003年八九月份，“非典”刚结束，我就到北京找机会。到了之后，我先住在朋友家，帮他送货。帮朋友送了一个多月“天津麻花”之后，我去新发地租了个15平方米的房子。月租200块钱，然后花350块钱买了个人力三轮车。再买个废旧高压锅，上面绷个铁盖子，还不会骑三轮，就连推带蹬地开始沿街串巷卖爆米花、削菠萝、削哈密瓜。好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块，不好就二三十块，一个月能赚个1500块。
这些散活儿干了快三个月，攒的钱就够我去租个摊位了。摊位月租金700块，一交交仨月，合同一签一年。每天早上两点多骑到新发地批发菜，四点多到菜市场。早上卖完菜，下午就开始爆米花、削瓜。也帮人发传单、卖发票，帮人吆喝顾客住宾馆。这样，一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
我也得以认识了很多一年挣一两百万的小老板，他们的生意触角遍布北京。他们也没多少文化，胆子大、江湖气浓、有匪气、有痞气，这样的气息正好跟我合得来。
摊位签了一年，但我才卖了三个多月，就不干了。理由是卖菜太累，我也逐渐失去兴趣了。最重要的是，我一下从百万富翁到穷光蛋，落差太大，整天就急着翻盘，攒点钱就寻思着换个地方干点别的，老想快点赚大钱。帮人盖房子、办点事、跑个腿、蹭个饭，就这样来回倒腾，啥都干。
我也跟风卖过服装尾货，卖过运动鞋。还经常去展销会上卖德化瓷残次品，卖收藏品、卖假玉、卖树脂摆件……做过的买卖自己都快数不清了。
钱一倒腾不过来，我就把当年卖煤收的房子卖一套，我媳妇儿在家钱不够用了，也卖房。2005年底，我决定不回家过年了，媳妇儿也没来看我，再加上这几年两地分居，我就感觉我的婚姻出问题了。2007年，女儿一考上大学，我和她妈妈就离了。我把手上挣的万把块钱留给前妻，自己又回北京了。
我和另一个以前的女同学成了很好的生意拍档。她很有能力，我俩合伙做起了品牌服装生意。
做服装生意时，我经常四处跑去参加服博会。全国和服装相关的产业基地，我都跑遍了。
靠着之前的人脉和生意积累，这次回北京后，几年折腾下来，我挣了近两千万。
到2012年，我突然对互联网产生了浓厚兴趣，老琢磨能不能开个互联网公司。在参加服装行业的活动时，也老跟人聊自己的一些想法，恭维的人占多数，一下把我捧飘了。
这是2014年春节，我给母亲买了件新衣服，她开心地试着新衣服。
2014年，全国新起了一股创业热潮，而互联网又是其中最热的行业。在这种背景下，我，一个在当时只会发短信、玩微信的人，满是憧憬地开了家互联网公司，进入了完全不熟悉的领域。
2014年冬至，我给员工们订了饺子。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团队组建起来了，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劲头。
我做过网络商城、也做过游戏平台。但我不断犯错，最大的错误是：把钱和精力全部投在了pc端，而没做移动端。到2018年，我手里的钱就几乎花光了。
而且，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我就饱受抑郁症的折磨。闯入这么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领域，自己的能力老跟不上，还有那么多人跟着我吃饭，工作太忙、休息不好就老酗酒……
各方面的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最主要的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都没法突破困境。时不时，最令我懊悔最令我心痛的一个“如果”就会冒出来：如果当年在北京天通苑买了房，现在都值上亿了，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房租，比一般的上市公司都赚钱。
我没多少照片，也不常发朋友圈，但2016-2018年，我发的朋友圈里，很多都是这种明显情绪不好的状态。
我当时住13楼，33层是顶楼，我三天两头就要往那去一趟，每次在上面抽一阵闷烟，又下来了。直到2017年的一天，我打算从33楼楼顶跳下去的时候，脑海中突然闪过了这么句话：“你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失败？”想到这，内心就平静多了，安安静静地抽了阵烟，就下楼了。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上33楼，但确定是最后一次。
2018年8月，结清大部分员工的工资，处理完公司所有事情之后，我欠供货商、网商贷、几张信用卡，加朋友的钱，总共差不多100万。九月底，我就收拾着回东北了。
我妈在老家有个小旅馆，我和前妻分手时的那个房子也还在。我妈说，你都这年纪了，就老老实实守着小旅馆，慢慢还那100万吧。我人是在小旅馆待着了，可我看不上这个生意。每天都很郁闷，往床上一躺躺24小时，成天把自己喝醉、刷手机。躺了几个月，又开始琢磨接下来干啥了。
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在中国创业成功了。那么打工呢？我这个年纪、这么个竞争力，可能就能找到个保安的工作。这个100万，又得还到猴年马月了。在国内找不到什么好出路，那就出国吧。2019年4月，我就产生了出国的念头，趁自己还跑得动，趁手里还有几万块钱，赶紧出去转转，找到好的机会就在国外做生意。
这是母亲在我们老家县城开的小旅馆，我从山东回去后，整天就躺这里。
小旅馆有个常住客人跟我聊得很好，有天，一个28岁的小伙来看他，跟我也聊成了朋友。这小伙叫浩然，他说自己给父亲看病花了不少钱，目前也没啥合适的工作，一听我想出国，就打算跟我一起去看看。
最早我想上新西兰，但新西兰旅游签都困难。我又想，那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亚美尼亚、伊朗这样一条线转转吧，实在不行了再去东南亚。
最终，我打算先去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因为我有朋友在那儿。知道自己和浩然都不会一句俄语，俩人会的英语加起来也不超过20句。我就把出国后可能会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在翻译软件上翻译好了，英语和俄语各一份，然后存手机上了。这些问题包括“卫生间在哪？”“我的航班几点的？我在哪个登机口？”“请帮我找台出租车”“我要吃有肉的菜”“我想吃没有肉的菜”……
知道自己不会外语，出国前，我就把一些常用问题翻译好了。
2019年7月，我和浩然踏上了去俄罗斯的旅程。我俩先从哈尔滨坐火车到了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坐国际大巴到赤塔共和国，从赤塔再坐火车到伊尔库茨克。途经贝加尔湖时，火车突然停下来了，司机、列车长、列车员都一股脑儿跳进贝加尔湖游泳去了。乘客们纷纷走出车厢，游泳的游泳，聊天的聊天。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三张中国面孔：俩杭州来的小女孩，加一个北京大姐。她们三个都是去伊尔库茨克旅游的。
下车就晚上8点多了。听那俩女孩说她俩定了青旅，我这个从没住过青旅的人也想去体验一把，于是，就跟着去住青旅了。第二天，我才告诉朋友我们到了，他立马安排司机把我和浩然接走了。
这是2019年7月底，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宿醉后的清晨，我拍的安哥拉河畔的日出。
接下来，我就在伊尔库茨克过了40天车接车送，想去哪儿都马上有人陪同的生活。只是，我的朋友生意太忙了。我也不想留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中国人太多了，适合做的生意早都有人做了，我一点竞争优势也没有。差点动了回国的心思，最后又想，出都出来了，还是先看看吧。
朋友安排人带我们去伊尔库茨克的一个景点观光。
中国人少、环境好，根据这两点，我把下一站的目的地锁定在了亚美尼亚。
2019年8月中旬，我和浩然飞到了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出机场时，海关是个小女孩，问得贼认真。机场没有Wi-Fi，我也没法求助。
她找了好几个人来帮忙翻译，问我的问题，我就听懂了两个：为啥来亚美尼亚？我在手机上打个“旅游”；问我定的哪家旅馆？我写着“没定”。我把在国内备好的那一串问题也给她看了，她还是死活不放我出去。这样问了一个多小时后，小女孩的领导来了，他看了眼我手机上的东西，就让我过关了。这是我出国以来，因为语言遇到的最大一次障碍。
亚美尼亚的埃里温机场，刚下飞机时，我觉得这个机场看着还不如国内一个普通小县城的汽车客运站。
出去后，我提前联系的华人朋友已经开车等候多时了。在朋友那住了一宿，就决定接下来去住青旅。
住青旅的第二天，我和浩然在大街上吃饭。突然，一小伙问我：“好吃吗？”一听就是外国人说的东北话，我马上跟他聊上了，他叫提格兰，十年前在长春大学留过学。他身边的两个同伴，也都是长春大学的留学生。我们站在街边聊了十多分钟，分别时留了联系方式。下顿饭，我就约他们一起吃了。
一位亚美尼亚朋友养了很多狗，图中这只大型犬是他养的高加索犬，见到我很亲。
到埃里温刚五天，我就通过他们认识了十四五个亚美尼亚的中国通，甚至还有人在中国有自己的生意。认识他们七八天的时候，他们又给我介绍了在亚美尼亚的中国人。
很快，我就了解到总共也就有300来个中国人在亚美尼亚，大部分都在使馆和孔子学院，做生意的就二三十人。我很快就和他们都打上交道了。至此，我就彻底不为语言发愁了，因为我身边总有会汉语的亚美尼亚人，或者会说当地语言的中国人。
在埃里温才呆半个月，我就已经去当地人家里参加了两场生日聚会，都是留学生的家人过生日，他们邀请我去做客的。就这样，我决定留下来，因为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值得我继续了解。
2019年8月26日，我在一位亚美尼亚女孩的生日聚会上，用中文为她唱生日歌。
那时，正是亚美尼亚的旅游旺季，来埃里温旅游的中国人特别多。我看过一个旅行报告，说2018年总共有一万多中国来亚美尼亚。我想，我要是能服务1/10的人就行了。
综合分析，我打算开个旅游公司，接待到亚美尼亚旅游的华人。我先是花500美金的月租租了间办公室，然后花8千美金买了台阿尔法二手商务旅游车，到营业执照拿到手，总共花了七八天。
亚美尼亚无论是城市街头，还是荒郊野外，都有可以直接饮用的自来水，还很清甜。
我和浩然依旧住青旅。不过，这时，为了熟悉这边的旅游业，我们每两天就换一家青旅，看别人怎么装修，怎么经营。
这个浩然啊，有个特别大的优点：无论什么人，只要能交流，他都能迅速和人家打成一片。有一天，浩然领了个小伙回来，这小伙叫阿瑞，被一起来亚美尼亚推销太阳能充电宝的同伴扔下不管了。阿瑞到我这之后，也加入了我的公司。阿瑞会开车，所以那段时间，开车的任务就交给他了。
每天，我们三个的住宿费差不多要150元人民币，一个月4500元。我雇了两个翻译兼做导游，我每个月给他们开300美金的工资。再加上办公室的租金、车的油钱，我们三个吃饭，每个月得开支2000美金。公司刚开起来，还没啥业务，只能想办法节省成本。想来想去，唯一能压缩的成本就是我们的住宿了。
于是，我萌生了自己开个旅馆的想法。这样，我们三个的住宿问题就顺便解决了。2019年10月中旬，我在埃里温市中心租了个小二层的房子。一共能设置23个床铺，除去我们3个的床位，还剩下20张床位，每个月能挣个2000美金。
旅馆开业前，浩然边学边做木工，为旅馆做木床、搞装修。
还没等开业，就陆陆续续有中国人进来住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浩然拉来的。等装修完，人就住满了。
这期间，还有个上海的旅游批发商来考察。刚送走他们，国内就爆发疫情了。后来，全世界都开始闹疫情，浩然在2020年2月底，乘坐包机回国。他的选择，我也能理解，他已经成家有娃了，出来这么久也没赚到啥钱，是该早点回家。
我自己为啥要留下呢？因为旅游公司已经做起来了，一个老总还帮我投资了5000美金呢，我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另外，我已经这把年纪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创业机会，不能再轻易丢掉了。
青旅开到2020年4月1日，实在撑不下去，我就把它关了。这个青旅整体算下来亏了将近4万美金（约合25万人民币）。不过，这次我丝毫没有自责和懊悔，因为这不是我的判断失误或者经营不善导致的，我相信等疫情过去，我会很快就把这个钱赚回来的。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交往了很多人。还收获了一个外号：民间大使馆。青旅就是我这个“民间大使馆”的开端。我的旅馆和旅行社都是亚美尼亚第一家中国人独资开设的。大家口口相传，在亚美尼亚遇到问题就找我。只要是来亚美尼亚的华人，想住我那，我都会提前打听一下，只要不是什么坑蒙拐骗、别别扭扭不靠谱的人，我都会去接过来。有钱就给钱，不给我也不要。
一位亚美尼亚导演（胸前挂墨镜男子）拍了部电影，男主（右二）是中国人，十几个参演的中国人，全是我找的。
在异国他乡，大使馆是最可靠的地方，大使馆适合去咨询一些大事，因为它资料最全、信息最畅通也最权威。而我这个“民间大使馆”的存在，正好弥补了大使馆管不过来的那些琐碎空档，比如：钱丢了、背包丢了、迷路了、在酒吧喝醉了、穷游身上没有一分钱了，怎么换钱、怎么找翻译……
大家因为这些问题找到我，我都愿意帮忙，并不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也不光是因为我热心肠，而是我觉得帮助别人解决了一个问题，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我就很清楚该怎么处理了。
青旅关闭后，我住进了朋友的湖边别墅，每个月给他200美金房租，一住就住到了9月。这5个月时间，就有国内一个做图像识别的公司，找我给他们拍了上千张亚美尼亚的街景，5元人民币一张，其余啥也没做。钱不够花了，我就一会儿找朋友借点，一会儿找女儿给我汇点。
2020年9月，我又搬去和阿苏住在他租的一室一厅里了。阿苏也是中国人，他家在乌苏里江边，所以，我老叫他乌苏或者阿苏。这时，我还认识了一个江西女孩，我叫她阿薇。旅游做不成，我们三个合伙做起了国际贸易。阿苏曾在俄语区待过12年，而阿薇大学学的是商务英语，这几年被深圳一家公司派到亚美尼亚开展国际业务了。
亚美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产白兰地的国家，红酒也特别好。我们就把亚美尼亚的酒发往中国，然后把中国的自行车和电动车发往亚美尼亚。我主要负责给人订货，我能把价格帮忙谈到最低，然后赚取10%的佣金。比如，一货柜20万的红酒，我就赚2万。
这是埃里温的一个酒庄，我们去参观，老板从酒桶里打酒给我们品尝。
做着做着，找我订货的人越来越多。亚美尼亚人需要的货物很多，口罩、衣服、口红，气垫床、磁盘、玩偶公仔、过滤罐、挖掘机、挖比特币的矿机……除食品外，亚美尼亚百分之七八十的进口产品，都首选中国，其次土耳其，然后才是欧洲。他们觉得中国货保质保量，还便宜。一开始，我大小业务都接，逐渐的，只能挣500-1000美金的小业务就不接了。
发往国内的货柜，消毒之后准备封箱。
但我们的货柜到2021年年中就停了，因为疫情，从亚美尼亚发货到国内的货一到港，先要进行表面消杀，然后把货物隔离14天，再到海关进行消杀。更重要的原因是：货柜涨价了，以前租个货柜5千美金，现在要2万，交易成本随之翻倍，之前的大客户，都纷纷缩减了订货量。要是没有疫情，稍微努点力，靠国际贸易每年赚个四五十万没问题。
我帮一个亚美尼亚客户定的货柜到了，他们在从货柜上往下卸自行车。
而且，只要你注册了公司，不管你经营什么，都自带进出口和贸易权。就一点，别偷税漏税。有交易的时候，拿着发票去交税就是了。没有业务的时候，直接报停即可。所以，我老说，亚美尼亚就是创业的乐土。
但营商，特别是在国外，一举一动都更要注意，千万别做那些影响中国人形象的事。假如你在亚美尼亚随地吐了口痰，有些人就会以为所有中国人都这么不文明，因为他（她）这辈子可能就只见过你这么一个中国人。
贸易业务停掉后，阿苏一家去了黎巴嫩。阿薇也很快就搬走了。原本大家一起住的两层楼只剩下我了，我觉得有点住不起。不过，还是老有华人问我有没有房间住，我就干脆让他们跟我合租。我差不多又成了个二房东，每个月能赚点房租。有时候，也帮中国人办护照、国籍，从中赚点钱。还帮国内一些想留学的人，帮国内交换生做些咨询工作。
2021年正月，我和朋友们在埃里温的中餐馆聚餐。
亚美尼亚人学习中文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大学基本都设有中文。2021年9月，我一个朋友让我去他开的中文学校教口语和听力，每周去一次，一次上三小时课。我也很乐意就去了，因为这是我深入了解亚美尼亚的一个窗口。
我的学生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四十多，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公务员和高收入职员。朋友每个月给我500元人民币，算是工资。
我在朋友的中文培训学校，教学生们口语和听力，这是我的学生们。
从2019年出国到现在，我总共就挣了一万多美金，实算算完还亏损两万五千美金。出国前欠下的那100万，一有钱，我就会优先还供应商和朋友，然后才是银行和网商贷。朋友、供应商那儿，我都打了欠条，留了身份证复印件，就想让他们放心，我没想赖账。
供应商之前一年会打几次电话，我把情况说清了之后，他们就没再打了。银行信用卡，我每个月会还10块钱，是想告诉他们：我人没失联，也有还款意愿，但目前确实没有还款能力。
未来5年，我都打算待在亚美尼亚，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创业机会了。我现在最大的成本是时间，53岁了，没那么多时间再跑去从头了解别的国家和地方了。今年是我在亚美尼亚的第三年，我的新年愿望依然是期待疫情早点结束，我好推进挤压在手里的项目，早点赚钱早点还债，早点回家看看亲朋好友，陪陪老母亲。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75个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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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戴克刚：我家与“春发生”何家的传奇故事
(一)寄食“春发生”
“春发生葫芦头泡馍馆”原址在西安南广济 街南端，在街的东侧。出门转东是南院门，转西是五味什字。这一段的南院门是东西向，街北有“东风剧院”，对街是妻姓人家 开的“大芳照像馆”。五味什字街口北边是宋家开的“藻露堂”大药房，对面是“山西刀削面”饭店。皆是名声远播，招徕八方顾 客的名店。以这一带为中心向四方伸展， 大小店铺毗邻相连，各具特色，形成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西安最为繁华的商业区之 一。
其中我最熟悉的当是春发生泡馍馆， 缘于我在五十年代中小学时期，因为家中人口较 多，而且父母业务繁忙，有一段时间将我寄食于春发生泡馍馆，中午饭和晚饭到这家店就餐，月终由父母结账。这家店一年到头不打烊，所以能解决我的按时吃饭问题。 我并不是餐餐葫芦头，店里给我安排了一个简单的食谱，有时在附近的其他店叫一碗面或米饭炒菜，有时和店里的员工一起吃，当然吃葫芦头的机会还是不少。这样，我对这家泡馍馆就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店东姓何，五十年代初给我的印象是一个 五、六十岁的老人，平日不苟言笑，表情 深沉，走路步伐沉稳且有力，不怒而威。 传说何老先生年轻时是关中一带知名的拳 师。店里管事的是老板娘，二位老人就住 在店后面楼下的大房间里。我有时候会到 他们住的大房间里玩，老板娘把收到的钱随手压到床上的睡席下，所以她的睡席下 面常常压着一排现钞。二楼是职工宿舍。 从楼上窗户向外张望，是东风剧院的后院，后院有多间房屋，还有一大块空地，演员在那里练功吊嗓，我有时上楼在窗户旁观看。剧团有十多名男女小学员，年龄不等，大约是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样子，有时候排队练翻筋斗，两名女教头坐在末端，手执木板，看到谁做得不满意，就用板子敲打他或她的脚踝，被打的小孩蹲在地上哇哇大哭，哭一阵又去排队训练。这是我第一次?到打小孩的脚踝，以前只知道家长和老师会用戒尺打手掌和屁股，从来没有?到过打踝部，后来我找了一块板子敲打自己的脚踝，果然疼痛异常，比打手掌厉害多了。
(二)洗肠子的舅老爷
春发生泡馍馆最要紧的环节就是清洗肠子，这件工作交由老板娘的亲弟弟做，大家都称他为舅老爷，我们小孩就简称他为舅爷。舅爷每天都坐在厨房后的作坊里，身边几个大木盆，不停地把肠子翻来翻去地冲洗，不停地换水倒水，不假他人之手，直至他自己满意为止，所以春发生的大肠绝无异味。
舅爷有一个儿子叫陈发祥，平日衣着整洁，举止规矩。上世纪五十年代某日，父亲把我叫到他面前，说陈发祥被一所全国知名大学录取了，并说了 陈发祥的许多优点，是为我树立榜样。陈发祥应是小名，我不记得他的大名。何老 板的儿子叫何呈祥，大名何智辉，有一段时间去了外地，六十年代初返回西安举行婚礼，那时他的父母都已过世，于是舅老爷就到我家和我父亲商议举办何呈祥婚礼的细节。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新房，四处都 找不到空房子，那日我坐在旁边听他们讨 论，他们忽然把目光落到我身上，说是让我把我自己的住房空出来暂当新房，我去弟弟房间挤一挤，并提出以一个月为期。于是我的书房兼卧室便成为他们的新房，婚礼如期顺利举行。
(三)何老爷以命相护
我曾经问过父亲，我们家与何家不沾亲带故，为何你能放心地把我放在他们家呢?父亲长叹一声，说出了戴家历史上的一件惊天大事，而我曾目睹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只不过那时我还在童年，并不能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
那是解放前的西安，一队国民党兵突然把我们家包围起来，出示命令，称戴家窝藏共党宣传品，进院搜查。全家人被清场离开，只留我父亲一人在家。我当年还小，看到一队兵在门口排队喊口令，觉得很好玩，不愿离开，所以此时家中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大兵们把长枪靠在墙边排成一排，从后园的楼上抬出了许多红色木箱，翻看箱子里的书。我对大兵们的枪大感兴趣，把玩他们的长枪，但因为身短力小，扛不起来，长枪倒在地上，那个兵便赶过来扶起他的枪，我就跑到另外一端去玩另一个人的枪。总之，院子里来了那么多兵，人人翻看手上的一部线装书，墙边又排着那么多长枪，绝对是少?的热闹景象，我在大兵中间跑来跑去，兴奋异常。
我家堂屋后边有一个后园，后园有栋二层楼，那便是我家的藏书楼。从后院的楼梯上去，楼上左右各有一间房子，中间是通道，房子里有许多半人高的长方形木箱，一律漆成暗红色，两个叠在一起，大约有二、三十个。这些大兵们把藏书楼里的木箱全部搬到院子里，木箱里是线装 书，他们一本一本地翻看，据说是从中寻 找共党宣传品。这样折腾了大半天后一无所获。当官的便说一时检查不完，命令抬 回去仔细检查。于是，两个人用一根扁担，把书箱用绳子捆好抬起走。这一队兵 就这样排成长队抬着我们家的书箱扬长而去，我们家的人和街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说箱子里全部是线装古籍、古代的真迹书画和一些古物，如汉代的砚台等。
光天化日之下，一队大兵包围和搜查 我家，引起街坊的围观，但却发生了一件 出人意料的事情。一位绅士打扮的老者， 拨开人群，冲进院子，揪住那个当官儿的 厉声吼道:“这院子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 可以拿，但是唯独不能碰人，如果你胆敢伤人，我就和你拼命，让你血溅五步!”一 边吼着，一边挥舞着他手里的文明棍，这位老者就是“春发生”何家老太爷。
父亲讲 到这里，我记起来那天有一位老人坐在院子中间的石凳上，褪去长衫，把两条裤脚挽到膝盖上，手里拄着一根棍，但是当时他们说的事情我并不懂。父亲说何老太爷面对数十名大兵，大义凛然，以命相搏， 让他非常感动。父亲说他自己其实是相对安全的，那些当兵的对他还挺有礼貌。 那时我家大门外嵌着四个匾牌，都是题赠给我父亲戴希圣的，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一幅，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题赠的，上写“国医圣手”，镶嵌在大门的门楣上方。旁边还有一个硕大的匾，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熊斌书写题赠的，熊斌的题字是 “术精歧黃”。
“文革”初我们把这几个匾拆 卸下来，把熊斌这个匾上的字铲掉当做床板用，其余三块砸碎烧了。父亲说，何老太爷是以为他有危险而前来搭救的，看气 势是抱着同归于尽的决绝，这让他印象深 刻且感动莫名。我父亲说，他对何家并没 有特别的恩惠，上世纪三十年代某一天，何家 儿子何呈祥在玩耍时突然倒地，气绝而 亡，送医抢救无效，正当医院准备放弃， 双亲二老悲痛欲绝时，有人请到我父亲， 他判断那是一种“假死状态”，施以急救而起死回生。此后，两家关系比较密切，何老太爷逢人便说我父亲对他的爱子有救命之恩， 但我父亲却认为他做的事情只是他的日常工作。不过，经此次我家发生的大事件后，何戴两家遂成生死之交，延续数十年情义不 减。
(四)祸福相依
父亲说，他们早已知道当局对戴家心怀叵测，因为前些时日在河南起义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中有戴楷亭将军等戴氏家人。戴家与西北军素有渊源，缘于父亲的祖父戴铭丞老先生，戴铭丞是清朝人，青年时期以反清为志向，取得秀才功名后投笔从戎。辛亥革命时，戴铭丞率兵出川，汇于冯玉祥部，在冯玉祥北京政府身居中枢，担任要职，在中南海里与陕西乡党于右任先生毗邻而居，戴氏子弟随之入京，在囯子监原址上成立的中南海子弟学校读书。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时，于右任先生亲自安排戴氏子弟以及多名学生乘?西行返秦。
当时西安市城北区难民麇集，戴铭丞甫抵达，即在尚俭路开设粥场，自任场长，埋锅造饭，舍饭救人，直至财竭力罄。此后脱去戎装，居家养老，不问世事，但昔日的袍泽故旧，如赵寿山、孔从洲等大都有反蒋色彩。这次三十八军的起义给了他们借口，掠夺了他们觊觎已久的戴 氏家传古籍。
多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期 间，离我家不远的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被 批斗时，红卫兵把尚小云珍藏的戏服一件摞一件套在他的身上，让他站在太阳地里晒太阳，那是酷热八月天，我们穿汗衫短裤也热到汗流浃背，不禁感慨道，如果这些珍贵的戏服先前被小偷偷走，老先生反而可以少遭许多罪。相传画家林风眠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
后来我们家 人议论起四十年代经历的那次掠夺，说幸亏那些古籍被人抢走了，如果保留至今，不仅最终难逃付之一炬的命运，更不知还会为家人带来多大的灾难，唯一的悬念是不知那些古籍最终流落何处，是被运往台 湾，还是收藏在大陆哪个博物館，更或者 是毁于战火? 那幢小楼后来被拆了，大炼钢铁时拆了小楼把木头楼板和楼梯门窗拿去当作土高炉的燃料。
注：2021年是“春发生”创立100周年，西安市举办盛大纪念活动，此文是为这一活动撰写的征文，在西安市发表后引起关注，许多知情人士撰文唱和，投入到对当年历史的回顾中去。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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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晓霞：我的学生时代
（这是我母亲写的一篇回忆录。—— 吴西风）
左起：我的姨妈、二舅、大舅、小舅、舅公公，和中学时代的母亲。
我生于40年代末的南京，农历生日是腊月初一。因为生日小，我九虚岁时才上一年级（当时年满7周岁才能上学）。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两个弟弟生病夭折。三年级时由于母亲生病，家里小孩多无人照料，作为长女，我只好休学一年，因此1963年我才小学毕业，算虚岁的话已经十六了。
当时我家只有父亲工作，勉强维持温饱。父母认为我没有必要读完小学，想让我去一个街道民办厂工作。那时即使在省城南京，也没有多少家庭（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城市贫民家庭）重视子女的教育。我很不情愿，但觉得能挣钱替父母减轻负担，就答应了。其实我很爱读书，梦想着像我的舅舅那样考上一所名牌大学。
离开学校那天，我在家伤心地用削铅笔的小刀，在仅有的半截铅笔上，刻了四个字：“永留纪念”。我想今后再也没有学可上，也没有什么机会再用笔了。
这时正巧被父亲看到，“晓霞，你还想上学吗？”他问。
我连忙点头说：“当然想了。”
父亲心疼地说：“你还这么小，把小学念完再说吧。”
我这才有机会读完小学。我们的学校名叫“务本”小学，当时刚刚成立的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在我校选拔学生加入，我也有幸被选上了。我们欢迎过来南京访问的外宾。那天我们很早就到了中山陵音乐台，等待期间，老师一再叮嘱：如果有人问起你们的生活，一定要满脸幸福地笑着回答，吃得饱穿得暖。快到中午，迎面驶来几辆乌黑的高级轿车，我们见到了尼泊尔的南德拉亲王、王妃和王子，第二天在报纸上看见我们欢迎他们的大幅照片。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每人吃了一大碗盖浇饭，感觉从来没有品尝过如此美味，真希望带回家让全家人分享。我们经常参加演出，站在前排的可以穿上团里的白衬衫和天蓝色背带裙，站在后排的只有白衬衫，而背带连着腰带，从观众席上看起来她们好像也穿着蓝裙子。
小学毕业后，我对母亲说想上中学。母亲说：“要上中学的话，你就上五女中，考不上就去厂里上班吧。”小学升初中的考试结束之后，我并不很紧张，也没当一回事，而街坊的许多女生找瞎子算命、老道打卦，预测能否考上。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欣喜若狂：我又能继续上学了！母亲很开心，对我说：“我们家附近三四条街，五女中一共就录取了4个！好多人想去读都没有考上，你要不去太可惜了。”
南京市第五女子中学的地址在莫愁路，紧靠省中医院，以前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原名“明德女子中学”。后来我读过一本《落花生的女儿》，得知在民国时代，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的女儿就读过这所中学。我读书的时候，母校是南京重点中学，从初一到高三，一共36个班，每班50几名学生，规模相当大。
那年9月1日，在我踏进校门的一瞬间，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涌遍全身。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入学机会，害怕忽然有一天就不能再上学了。因为我家十分贫困，每学期8元学费被班主任老师减免6元，但我始终不肯交这两元钱，无论班主任怎么催债、叫我到办公室、让我在黑板前面罚站。最后老师无计可施，只好算了。我始终没有也不敢跟父母开口要学费，因为我家真的拿不出这两块钱；要是班主任非让我交这两元学费，我很可能只好辍学了。
我总是回忆起那难忘的中学三年。每天早晨，我沿着校园外面长长的围墙走来，头也不抬地匆匆经过校门口那面巨大的穿衣镜，偶尔也会放慢脚步，整理一下头发和衣服，然后走进葱郁的林荫大道，整齐洋气的初中教学大楼便印入眼帘。记得开学不久，我走错了教室，因为它们的外观很相似。教室地板全漆成荸荠色，打着一层蜡，明净敞亮的大玻璃窗户，木制窗框和地板一色，非常雅致。我弯下腰用手轻轻抚摸，感受地板的光滑和舒适。教室窗外的院墙上爬满蔷薇，每到花开时节，鲜艳的花朵镶嵌在绿叶丛中，是学校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穿过初中教学楼，眼前一片开阔的十字草坪，草坪四周环绕着灌木丛。灌木丛外的三面是同样风格的3到4层的教学楼，最北面是学校大礼堂，礼堂前面一个大操场。有时我漫步在教室外沿着围墙铺设的红砖小道，看见右边的灌木丛里稀疏间杂着几棵栀枝花树，满枝雪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的芳香，让我情不自禁地趁着无人的时候，偷偷摘下几朵藏在书包里，回家放在盛满清水的瓷碗里。校园里还有枇杷树和蟠桃树，扁圆的蟠桃中间凝结着一圈薄薄的黑褐色胶汁，口味甘美，传说是专门给王母娘娘祝寿用的，也许很久以前从天上掉下一颗桃核，从此蟠桃传入人间。蜿蜒的长廊上挂着一串串葡萄，有的青绿色，晶莹剔透，像串在一起的翡翠珠，有的深红，仿佛一颗颗玛瑙。我们时常坐在葡萄藤下的长凳上聊天谈心、复习功课。微风吹来，空气里弥漫着惬意的果香，十分诱人，但我们从来没有偷吃过校园的水果。
学校最东南的一幢两层楼房是图书馆，走上几层石阶就到了一个小露台，然后是门前走廊。一楼是阅览室，一排排书桌整齐明亮，我经常坐在长长的条凳上阅读书报杂志。室内静悄悄的，只听见翻书的声音，还能闻到油墨的香味。窗外绿树成荫阳光明媚，许多小鸟栖在枝头鸣叫，而后扑扇着翅膀飞走了。二楼藏书丰富，我最喜欢上劳动课去那里整理、修缮书籍，这样我可以尽情翻看感兴趣的图书。
三年中学期间，我有机会读了不少当时比较流行的长篇小说，比如国外的《简·爱》、《复活》、《巴黎圣母院》，国内的《青春之歌》、《暴风骤雨》、《林海雪原》，以及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等等。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当时被批判的柔石的《早春二月》和欧阳山的《三家巷》。我尤其爱读长达五卷的《三家巷》，里面三家的年轻人，我至今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之间的家族、恋爱关系。每次从图书馆借到喜爱的书籍，我恨不得连夜把它读完。中午回家吃完饭后，我在上学的路上只顾低头看书，被树撞痛了头。那时年轻精力旺盛，家庭作业很少，我在课堂上就能完成，因此有大量时间阅读。
我一直喜爱读书。九十年代初我的子女读大学，但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单靠乡村中学教师的丈夫一个人的收入很难维持生活。我便跑到南京，在街边收购劳保用品转卖，一次被城管抓住要没收我的东西。我跟他们说家境困难，求他们高抬贵手。城管的小头目见我收购的劳保用品里，还夹着一本《红与黑》——那是在南京读书的女儿从学校图书馆借给我看的，便让我带着东西走了，叫我今后要注意。
那时下午放学后，有的同学去五台山体育场游泳，有的在学校打篮球、乒乓球，家庭条件好的，她们租一毛钱一个小时的旧自行车骑。但我没有学过这些，至今这些一样也不会，真有点遗憾。每天放学后，我总是急匆匆赶回家帮母亲做家务。在漫长的暑假，我的同学们无论贫富，大多能在家里度过两个来月平静安逸的日子，而我到马路边摆个小摊子卖茶水小吃，每天挣点钱帮助贴补家庭费用，心里很高兴，没人光顾的时候，还可以读小说。但有时被同学撞见，或是长期在烈日下暴晒变得黝黑的皮肤，都让我有点自卑。
让我恢复自信的是开学后的考试。数学老师喜欢小测验，每次讲完新单元的例题后，立即发一张纸的试卷，我总能得到好成绩。语文、数学和外语是主科，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的成绩都能排进班级前十。我当过历史课代表，帮老师拿教材、送作业本。当时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讲社会发展史，说女人要享有和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首先一定要有足够的经济地位，要自尊、自力、自强，我非常认同。在生物课上我们解剖过麻醉的实验小白兔，看见它体内的器官组合精巧，小小的心脏还在微微跳动。我们观察过鸡蛋的三个星期孵化过程，老师从动物生殖讲到人类繁衍，带我们参观学校里浸在福尔马林液里的男女人体标本。
我们去阶梯教室学音乐，老师教我们识谱、唱歌，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我是一个黒孩子，我的祖国在黒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西方的老爷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强盗霸占了黒非洲……”，还有《三面红旗万岁》等。而我们女生私下聚在一起，喜欢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苏联歌曲，当时中苏对抗剑拔弩张，苏修是我们的第二号敌人（头号敌人是美帝），这些歌曲已经被禁了。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约好，晚上跑到学校看电视。学校只有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围着好多人，在看故事片《上甘岭》。那时电视没有广告，但节目少得可怜，老电影放完后，屏幕很快只剩雪花一片。我们从学校出来，明月升起，皎洁的月光让昏黄的街灯黯然失色，宽阔的马路上车辆和行人稀少，我们听得见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满地树影婆娑。
同学到家后，我过街左拐，走过朝天宫，我家便近在眼前。朝天宫重建于明朝，是朱元璋改的名字，意为“朝见天子的宫殿”。这个古建筑群有三面高高的里外都是深红色的宫墙，围成一个巨大的广场。东西两面墙上各开三扇门，两边稍小，供人步行，中间的大门又高又宽，通行机动车辆。秦淮河紧靠着朝天宫的南墙，河水清澈见底鱼虾浅戏，倒映着两岸垂柳，清明前后我们折下细长柔嫩的柳枝编成柳帽，戴在头上，仿佛电影里的解放军侦察兵。朝天宫的正殿坐北朝南气势雄伟，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在银色的月光中真切又朦胧，庄严又飘渺，宛若天外世界。儿时我带着弟弟妹妹常在这里玩耍，爬上十几层高高的台阶才到正门。那些又长又高的台阶，两边嵌着青石浮雕，是我们的滑梯，两个弟弟特别喜欢，开心地大声呼啸着爬上滑下。初中毕业两年后，我下放到江南农村（很快我的全家下放到苏北农村），之后虽然多次回宁，却再也没有进过一次朝天宫。
我们初中班上有五十几位同学，毕业后很少再次见到，尤其在我下放到祖父母的老家镇江东乡农村（石桥）之后。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一些同学的姓名和相貌，以及特征和绰号，不知她们毕业后，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八十年代初，有一次过年之后，我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从南京探亲回家，在火车上巧遇一位初中同班同学。她是列车乘务员，一见我面当时就认了出来，又惊又喜，带我们到值班室坐，端茶倒水，和我一路谈到镇江。
在我毕业前夕，全国的形势风云突变，让我非常困惑，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却无力改变任何事情。我和同学们互道珍重，互换一寸的黑白照片。我还和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合影。在那张无比珍贵却不知在何时何地失落的相片里，我扎着两根长长的辫子，睁着大大的眼睛，脸颊洋溢着青春灿烂的笑容，站在她俩的后排中间。岁月如刀，经历了数十年的坎坷之后，我被它的利刃砍得面目全非。
但后来很多同学把送给我的相片索要回去，因为我没有参加运动，既不去斗走资派，也不到上海、北京串联，而是大干“投机倒把”：贩卖玉米、鳝鱼、牙枣、赤豆糊糊，夏天卖西瓜，冬天炸萝卜丝饼。我多次遇见学校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赶紧躲避，有一次被班主任在苍巷撞见。老师劈头盖脸地批评我思想非常落后，辜负了如此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心想全国的革命形势再好，我家还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没有人管我毕业后的工作，只好心惊胆战地做点小生意糊口。
我在中学期间一直帮做小生意养家的奶奶接送货物。记得许多次冬天凌晨三点多种，我就从睡梦里爬起来，穿上衣服，送奶奶过江去乘到安徽全椒的长途汽车。奶奶贩卖的商品包括活鸡活鸭，但过江每次每人只能带三只，多带就会被没收，所以我要跟着她。我们祖孙二人肩背手提，沿着小巷朝大马路走。那些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冷，天还没有亮，人们都睡在热乎乎的被窝里，空荡荡的小巷大街阒然无声，只有我们俩单调而沉重的脚步。到了公交站，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掏出书本在路灯下看，或者背英语单词，直到看见远处连着电车的电线晃动，知道车要来了，才收起书本。售票员打开车灯、车门，我和奶奶拎着大包小包上了车。头班车几乎是空的。我们买完车票之后，售票员立刻关了车上的灯，只剩驾驶室有点光亮，车灯笔直地照向前方。我们到了又脏又乱的长途车站，我排队买到车票，送奶奶挤上车，然后便回城，在路上买一块烧饼，边啃边去学校上课。
晚上我去江边码头接奶奶回家。记得有一次奶奶没有买到车票，也没有办法和我联系。我一个人站在岸边发愁：我没有足够的回家路费，要等奶奶给我钱买票。这时走来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看上去像是码头工作人员，大声问我：“天这么晚了，你这丫头一个人站在江边干嘛？！”我如实相告，他便带着我进了闸口，让我坐船回城。我非常感激，朝他笑笑，连句感谢的话都忘记说了。进城之后我挤上一辆公交车顺利地回到家。
我的学生时代在文革来临之时结束，从此再也没有走进课堂。19年后我送女儿到大港中学读初中。走进校园，看见那么多年轻的面孔，我便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回忆起那异常艰苦而又非常充实愉快的三年。我知道，女儿比我幸运，她一定会实现我在学生时代的梦想。
2017年9月写于石桥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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