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68）
北京女孩被拐六年：被全村人盯着，黑洞般的绝望
编者按：徐州丰县八孩女子被拴铁链事件到现在依然热度不减，真相不明，是近年来持续时间最长，舆论关注度最高，大众质疑声最强的一起公共事件。滔天舆论之下，是大众对妇女拐卖的恐惧，对徐州当局关于事件敷衍塞责的愤怒。
今天分享一篇20多年前的新闻报道《被拐六年》。这是2001年《南方周末》的报道，受害人当时只有14岁，是北京的一名初中女生。记者陈韵秋的文字没有半点声泪俱下的控诉，但仅仅是朴实的描写，平静的叙述下令人不寒而栗，令人窒息。
女孩被强奸时只有１４岁半，而买她的“丈夫”田志宾已经30多岁了。女孩买回来不久便遭到强奸并被安排结婚，在田志宾的’老姨夫’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池的运作下，女孩有了新的户口本以及结婚证。15岁就怀孕了，孩子生下来后，长到4岁发现是个哑巴。女孩六年来一直试图逃跑，每次都被抓回并遭毒打。因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见她跑就会给田家通风报信。村外是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没法跑。”
成功逃脱后，女孩的生活尽毁，“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更让人担心的是她独自承受着的６年来受的苦难。最痛的事她连妈妈都不说。妈妈还是第一次在记者采访时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知道她也想孩子。毕竟那孩子伴她度过了最寂寞的四年。”
女孩的经历与电影《盲山》的情节很相似，恶劣程度比电影还触目惊心。
2022年，我们不能对这样的滔天罪恶继续沉默。
被拐六年
作者：陈韵秋
来源：南方周末
早晨起来妈妈顺手拿起衣服准备给女儿穿，张小丫说：“妈妈我都２０岁了，你还给我穿呀？”妈妈一惊，手停下来，眼泪奔涌而出。
失而复得的女儿已不是她１４岁的小丫丫了。女儿在被拐卖的６年里，已经变了。女儿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和妈妈记忆中的６年前的１４岁的女儿不一样了。
这６年是她一无所知的６年，是她的母爱无论怎样深厚怎样博大都无法触及的一个黑洞。
女儿的身体已不是６年前像蓓蕾一样的稚嫩了，手和脚还留在少女时代，很细小，但身体已是少妇的了，身上还有明显的生育的痕迹，少女和少妇不协调地组合在女儿身上，很刺眼。
拐卖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张小丫早晨起床有点发烧。她刚做阑尾手术刀口还没好利索。但期末考试在即，她要到学校去上早自习。爸爸说别去了，她说不行，并说晚上有晚自习，让爸爸去接她。
“那一天，小丫穿了一身红色的校服，外面穿着一件红色的牛仔大衣，边下楼边和我们说着话，早晨起来我怕她来不及，衣服都是我给她穿的。这就是她最后的样子，这样子老在我眼前晃，６年没变过。”小丫的妈妈说。
张小丫：“那是早晨６点多，天下着大雪，又冷又黑，马路边的小店铺都没有开门，路上也没什么人。前面停的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一个２０多岁的女孩子，挺时髦挺漂亮的，操着北京口音来问路，她问我到世界公园怎么走，我就告诉了她，可她好像怎么也听不懂，我给她说了好几遍，她说上车再说吧，我可以把你带到学校门口。上车后，她让我喝牛奶，我不喝，她突然灌起来，牛奶是热的，在一个保温瓶里，洒了我满身都是。我忽然困起来，车子过没过学校门口我就不知道了。”
张小丫那一天从家走出不过１００多米远就消失了。而她的学校————北京丰台区一中也就离她家３００多米远。这里在丰台火车站的背后，有一个铁路的岔口，小店铺把马路挤得很窄，路边堆着垃圾，操各种口音的人来来往往，小路的拐弯处就是学校。小丫的爸爸说，小丫丢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的店。中午的时候张小丫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姥姥家去吃饭，爸爸去学校找，老师说没来呀。
这一天，雪下了整整一天，刮着大风，爸爸和亲人们找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查看了来来往往的列车。这时正是民工回乡过年的日子，爸爸的心里早就慌了。
第二天学校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姓李的老人说，小丫是在一个弹棉花的小店门口被人弄上了车。相同的消息互相印证，一家人才知道孩子被拐了。张小丫７０岁的爷爷当即脑溢血，不久死去。
张小丫：“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发现我躺在一间屋子的沙发上，屋里点着灯，一些人在灯下吃饭。我说我要回家，哭起来，一个男人过来开始往外拉我，在屋外的雪地里，他扯着脱我的校服，撕下我的校徽，搜出了我的学生证，连我书包里的红领巾也拿走了，然后把我往一间小黑屋里推。我不进去，拼命挣扎，那个人就把我按在雪地里狠狠打了一顿，把我拖进小屋，门从外边锁上了。”
“我当时脑子还不是特别清醒，药力可能还没过去，也吓昏了，只知道哭叫、砸门，第二天才看清这是一间没窗、没电灯、没床、没桌椅的小屋子，我只能从门缝透进的光知道天亮了、天黑了。他们有时一天开一次门送进一点冷饭或凉水，然后就不理我，我尿尿、拉屎在屋里，晚上和屎尿睡在一起。”
张小丫的妈妈觉得女儿没被冻死是个奇迹，在她的印象中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她反复问女儿：发烧是怎么好的？阑尾的刀口是怎么长好的？发没发炎？晚上没被子盖怎么能睡？嗓子哭哑没有？有没有得感冒？张小丫都说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太害怕了，她身上的痛都不记得。她的右手受伤，留下抽筋的毛病，她不知道是被打的还是她拽着门框不走硬拉伤的。
但她记得她反复喊的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强奸
张氏夫妇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跑了全国十来个省的五六十个县市。他们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做广告，自印了三四万元的寻人启事到处张贴。
６年，他们都奔波在寻女的路上了。
６年中经他们找到线索解救出的张姓或北京的被拐女子就有三个。一次在湖南一个也姓张长得也极像小丫的女孩子已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只会哭不会说话了，张氏夫妇转身走时，有人说，看，多狠心，怕弄个病人回去，竟丢下不管了。张师傅说：“要是我女儿就是尸首我也要抬着回去。”说完已是满脸的泪水。张氏夫妇不知道，他们心爱的独生女就被卖在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顿豆夏村，离北京只有十元钱的车票钱。甚至后来有同村人看到了他们在电视上做的广告问小丫：你爸爸说有重谢给多少钱？
张小丫：“我也不知道在小屋里关了多长时间，感觉是一个星期吧！一天小屋的门开了，一伙人准备了一辆三轮小拖拉机，要把我弄上车，我说我要回家，他们不说话硬要把我往车上拉，我又哭又叫大喊救命，那天晚上打我的那个男人
又把我打了一顿。我上了车一个劲地要往下跳，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下把我按在车箱里，用屁股坐着我，就这么坐了一路，我的脸贴在车箱底下，喘不过来气，也哭不出来了。”
张小丫后来才渐渐知道，关她的小屋所在地叫“高二”（音），这家的主人，也就是常打她的男人叫田志样，是买她的男人田志宾的叔伯哥哥，拉她去的地方是顿豆夏村。
张小丫：“我关在一间屋里，屋里有一张土炕。那些人在另一间屋里吃饭喝酒，我冷极了，饿极了。晚上一个男人开了锁上了炕，我求他放了我送我回家，他不说话硬脱我的衣服……”
说到这，张小丫坐在沙发上的身子缩成了一团，头都要埋到腿里了。
张小丫：“我不是十分清楚他脱我的衣服干什么，我只知道他的样子很凶。我不记得痛不痛，不记得我是不是昏了过去，也不知道后来我是不是哭着睡着了，我只记得特别特别地害怕、特别特别地想妈妈。”“强奸”一词是公安部门拘押田志宾的理由，直到这时张小丫才开始用这个词描述那天晚上她的遭遇，每次说时都怯怯的难以出口。她被强奸时只有14岁半，而田志宾“已经30多岁了”。
一个星期后小丫被拉到一个地方和这个男人照相，小丫从照相馆里冲出来，边哭边叫“我要回家，我的家在北京”，田志宾从里追出来，“当街开始打起我来，围观的人很多，但没人管，他把我拉进去和他照相。照相时我穿的是一件旧西服，里面是我的红校服”。
不久田志宾的“老姨夫”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池送来了户口本、结婚证。户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记上写着：刘小红，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５出生，高碑店市肖官营乡人，身份证号码１３２４０４７４０５１５（原号码如此，编者注），与户主的关系：妻子。承办人：户籍民警张金良。上面盖有河北省公安厅高碑店市公安局的户口专用章。
就这样张小丫变成了刘小红，有了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生育指标和土地。后来小丫才知道，分土地的时候村里人起了争执，有人不愿给她分，村领导只好给她分了半个人的地。
国家公安部和全国妇联的调查人员到高碑店市了解小丫怎么有了户口和结婚证，得到的结论是：该地户籍管理混乱是遗留问题，全市一人有两个户口本的有２０００多人。而肖官营乡３万人的户口底卡１９９７年丢了一半，那个叫“刘小红”的人的户口底卡恰恰就在丢失之列。主管户籍民警张金良在１９９７年前还没调来呢，现在假户口本上的签章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谁为小丫办的假户口，无法查证。公安人员传唤了田的老姨夫，他拒绝说出办证的途径。而田志样和田志宾则说小丫是他们“捡的”。
一个被贩卖的１４岁的孩子的身份就这样“合法”化了，小丫于是每天都在被“合法”强奸。
张小丫：“有一天田家放起了鞭炮，来了很多人，我被锁在屋里。我从门缝看到了院子里摆了很多桌子，人们在喝酒划拳。晚上田志宾满身酒气地爬上了炕……”
过了很久小丫才知道，那天是办她和田志宾的“喜事”。
生育
张小丫刚过１５岁就怀了孕。
张小丫：“没人告诉我我是怎么了，我光知道自己很难受。没人和我说话，大部分时间我被锁在院子里，喂猪、做饭、搓玉米、剥花生。如果饭在他们回来时还没做好，他们就会打我，主要是田志宾和他妈打。他们一家六七口的饭，我又要烧柴看火，又要看着锅里。”
“我熬的玉米碴子粥常常是结成了块，他们只好捞了去喂猪。烙了半年的饼才知道烙饼要放油。”这个出生在城里的１４岁的独生女常被田志宾他妈骂————“光知道吃不能干”。
张小丫：“我肚子都已经挺出来了，怀孕大约有五六个月了，一天田志宾的大妹妹（我叫她小姐姐）才对我说，我肚子里有了孩子。我又惊又怕不知该怎么办好。”
“知道了我怀孕，田家的人对我看管松了点，秋忙的时候让我上大田里收玉米棒收花生。冬天和小姐姐一起去集市卖瓜子花生。平静（音）集特别难走，要走河堤。我推着半麻袋瓜子大着肚子不敢骑，上堤的时候怎么都推不上去。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在集上站一上午我的受伤的手老抽筋。”
差一个月１６岁的时候，张小丫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是农历三月初七的生日。
张小丫：“前一天我还在干活，肚子痛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了。早晨肚子痛，中午来了一个外村的接生的女人，一直到晚上天黑孩子才生下来。”
她说，“当时我特别特别想妈妈，真想她就在跟前，好让我一把抓住她，我就喊着妈妈不停地哭着。”
张小丫：“生下了孩子，我躺在铺了张席的炕上，他们给了我一碗棒子面粥。
没有人给我一句话。喝了一个星期棒子面粥后就开始下地干活了。怎么弄孩子一点都不懂，田志宾的妈妈整天到地里干活也不教我，都是小姐姐告诉我怎么喂奶怎么抱的，当时她刚出嫁还没孩子。”
孩子吃了她一年多的奶，有了孩子后她和田志宾搬到另一个院里去住，田每天早晨出门深夜回来，孩子和小丫锁在院子里，剥花生搓玉米的活拿进来，干完了由田带出去。孩子和她吃的菜用的东西也都是田带回来。
这样囚禁的生活有四年多。
张小丫：“院子的墙特别高，有一面是邻居猪圈的墙矮一点，但插了玻璃。
屋子的窗子都是开向院子的，根本没法出去。”
孩子长到四岁多的时候，人们发现是个哑巴。
不知是小丫太小生育，还是母女俩被囚禁时间太长的原因，这孩子能帮妈妈搓玉米、剥花生，会给妈妈擦眼泪，听得懂妈妈的指令。妈妈会做的饭就是烙饼、熬粥，活动的地方就是院子、屋里。田志宾从不回来吃饭，只回来睡觉，也从不抱她。
她至今也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不会说话。直到她逃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听到孩子叫她一声“妈妈”。
出逃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９日，张小丫终于逃回北京的家。
这一天离她被拐差１０天就整６年了。为了这次出逃她蓄谋了好几个月。
６年中逃过多少次小丫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逃一回，挨一次死打。小丫记得６年中最苦的就是逃跑给抓回去的时候，不光是皮肉受苦，最难受的就是绝望。
张小丫：“一次我从早晨开始逃，一直跑到天黑，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慌乱中一条河过了两次。到了一个村里遇到了一个老奶奶，才知道跑反了方向。老奶奶让我住她家，说她儿子在北京打工，她要到北京看儿子，第二天带我一起去。
“第二天中午她让我买点豆角，吃了饭就走，我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们饭还没吃完，田志宾就开着三辆拖拉机带着２０多个人来了。原来那个女人是顿豆夏村嫁到这里来的，给田家打了电话。
２０多个人下车虎狼般地扑上来，围着我拳打脚踢。衣服被撕破了，鞋也掉了一只。除了田志宾，那些打我的人没有一个姓田的。”
小丫得出一个结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见她跑就会给田家通风报信。村外是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没法跑。
这次跑的代价是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不能动，但她从未放弃过跑的机会。并且她是越逃越有主意、越逃越有经验了。
一次小姐姐带她到田志宾母亲的院里，她发现田家放钱的小柜子没有锁，她偷出了１００元钱和她的结婚证、户口本，回家缝在棉大衣里。
张小丫：“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我整天穿在身上。晚上睡觉也不敢放松，就盖在身上。”
怀揣着这个重大的秘密，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几个月。直到一天田家忘了锁门，而田志宾的小妹妹骑着上学的自行车就扔在门口！而这时天还没完全亮，村里人还都没有起来！
张小丫：“我抓起自行车就冲出了门。我记得小妹妹说过上学的地方在肖官营乡，顺着路一直往西，我就拼命地骑，一边不停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追上来。突然，我一头栽下了地，往沟底滚。路基下是人家养螃蟹的池子，拉着电网，挨上就完了。我爬起来顾不得痛抓起自行车再跑。原来我以为肖官营乡不远，没想到骑了那么长时间。
“肖官营乡是村里人赶集常去的地方，好在天早，店铺都没有开门。我扔了自行车，打了一辆面的，说我要去北京，让他拉我去有车的地方。车主要等拉满了人才走，我说给你三十块钱，快拉我去。车主就把我拉到了高碑店市。我看到一个有很多长途车的地方就叫停车。
“下了车就慌忙上了一辆。一会面包车又转了回来，说，你不是到北京吗，这不是上北京的车，我再拉你去北京的长途车站吧。
“我买了十块钱的车票。车子老不开，我怕上来认识我的人，心都要急得蹦出来了。开车后我晕车很厉害，一个劲地吐。在良乡司机停了车要我下去吐，我说你们千万要等我，可我一下车车子就开跑了。
“我又花了三块钱租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带我去良乡派出所。我撕开了棉衣拿出了户口本和结婚证。”
小丫这才知道她逃了６年的回家路只有43块钱这么长。
妈妈接到小丫从良乡打来的电话怎么都不相信电话的那头是自己的女儿：“口音全变了，和小时候说话的声音一点都不像，一口的河北腔。”
张氏夫妇看到女儿时惊呆了：女儿竟然还穿着６年前的红校服！只不过那红色已变成了紫黑色。头发脏乱得像草，又瘦又小的身体抖做一团。
“派出所的人找来电暖气开到最大，小丫还是不住地发抖。我一看这孩子腿上还是穿着６年前的一条毛裤。早都是大洞了。毛裤里面什么都没穿，连一条小裤衩都没有。你说她能不冷吗！”小丫的妈妈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劫后
张小丫：“我回到家，家里什么都没变，比我６年前走的时候更破了点，爸爸为找我把我的游戏机都卖了。”
其实这个家一切都变了，尤其是她。
回家检查身体，她患有乙型肝炎、胆囊炎，不但没长高，还从１·５４米降到了１·５２米。夜夜发烧，以打点滴度日。因为治病所吃的药有副作用，回家三个月体重一下子长了快三十斤。
更主要的是她的人生在６年前断裂了，没法再续上了。对门的同班同学已经上大学了，来看她，问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学校给她发了个初中肄业证，其实她初中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在北京这样的文化程度是没法就业的。”全国妇联权益部的李同志说。
一家人愁她的将来。爸爸为她报了个电脑学习班，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电脑，上面的２６个字母她背不下来。又报了一个少儿剑桥英语，两个小时的内容，她用了一个星期才全部把单词查出来。只好放弃了。
现在她整天去练打字，也是班上最慢的。还有官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下来，听说要发回高碑店市检察院，小丫已经哭了好几回了，再回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爸爸想告给她办了户口、结婚证、生育指标的机关，找了几个律师，人家都劝他别告官，就是告赢了也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而她家里欠着债，连看病的钱都成了问题。
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
一天晚上一家人去散步，遇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装做没有看见小丫径直走过去了，并且和她同行的男人在背后议论着小丫的事，这让小丫很伤心：“我们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一起骑车去买邮票，我们几乎整天在一起。她见了我竟不打招呼。”
她没有朋友，朋友们都一路向前走了，只有她陷在了泥潭里。她一个人在家里绣花，不敢出门，怕田家的人又来了。
更让人担心的是她独自承受着的６年来受的苦难。
最痛的事她连妈妈都不说。妈妈还是第一次在记者采访时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知道她也想孩子。毕竟那孩子伴她度过了最寂寞的四年。每当说起６年前被拐那天早晨上车的经过，她都会加上一句：要不是发烧难受，我也不会上那辆车的。好像有人在责备她犯了错似的。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张小丫为化名。）
图源：电影《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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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清华女学霸，被骗深山12年！被迫轮流为10个地痞生娃
来源: 泥塑大师傅
人贩子这一次名词估计很多人都是不陌生，尤其是在前些年人贩子横行，为了自己利益，让多少孩子女孩莫名失踪，拆散了多少个家庭，至今人们对人贩子依旧是咬牙切齿，如今还有一则真实的被拐卖故事，当中的女主角是清华的女学霸。
这位女学霸姓王，如今也是四十岁了，她从外表看起来和平常的妇女一样，满手老茧，面容衰老，但是从交谈中你会发现这位王女士谈吐不凡，目前王女士还没有结过婚，很多人都以为是王女士眼光高，其实大家不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多少悲惨的事情。
十几年前的王女士是清华的一位高材生，一心想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出来，于是就选择了去做支教，但是在去支教的路上，她和大部分走失了，而且她发现有人在跟踪她，本来想逃脱的她被四五个男人给围住了，随机就被敲晕过去。
后来她发现这四五个男人把自己带到小镇上面被贩卖了出去，交易的对象居然是十几名男子凑钱把她买下来的，这样情况王女士浑浑噩噩过了12年，生育了很多子女，就在十几名男子的放松的情况，她借口采购偷偷的溜了出来，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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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山》导演李杨：现实有时比电影更惨烈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无马社 Author 石破 李杨
无马社原创 “《盲山》拍摄15年后，年轻一代也长大了。今天会有这么激烈的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觉醒。”
2月5日，电影《盲山》的导演李杨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声明：“现在网上有许多人在转发电影《盲山》，这部电影是我全资投拍的。按道理我是应该打击盗版收取版权费的。但是为了解放中国被拐卖的妇女，打击买卖妇女的罪恶，我不收了。欢迎大家转发，观看！”
李杨，1959年出生于西安。1978年考入国家话剧院。1985年起攻读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导演专业。1988年起就读西柏林自由大学艺术史系，那时，柏林墙尚未倒塌。
1990年起，李杨就读于慕尼黑大学戏剧系。1991年，李杨为德国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妇女王国》，该片记录了摩梭族的走婚制。1995年，他从德国科隆电影电视传媒艺术学院硕士毕业。
李杨的电影作品，始终将目光聚焦在现实生活中，致力于还原社会真相。比如2007年历尽困难最终公映的《盲山》，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妇女被拐卖到贫穷山区的不幸遭遇创作的，曾震撼了很多人。电影讲述了一名女大学生被人贩子拐卖到山区，多年后才获解救的故事。
2018年，在一个视频节目中，李杨谈到，《盲山》的观众中，有一位广东的打工妹，曾通过网络给他留言，说她带领家乡的一些小姐妹到广州打工，首先就组织她们看电影《盲山》，让她们学会保护自己。而这一点，让身为导演的李杨，从内心里觉得自豪。“觉得自己掏腰包拍这部电影，值了。”
2月11日，无马社对李杨导演进行了专访。
| 《盲山》导演李杨。
“买一个女人判三年以下，那是个大活人呐！”
无马社：是怎么想到要发这样一则声明的？
李杨：很简单。我希望自己能帮助到被拐卖的妇女，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力量，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在打击拐卖妇女问题上，不能说我们没有法律，但是，相关的处罚规定是有漏洞的。
《刑法》的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把付钱给人贩子、受让和控制被拐妇女的行为，说成是“收买”，而在《公安部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适用法律和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又称“收买”被拐妇女的人是“买主”。买一只鹦鹉要判五年以下，买一个女人只判三年以下，那是一个大活人呐！
我们都爱国，都希望这个国家更好。我愿意用我的电影来推动被拐卖、受屈辱的妇女解放，也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让这些妇女们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是我的初衷。
电影还有一个社会影响，那就是我们看到之后，可能更深刻地了解拐卖妇女的一个全过程，甚至买人当老婆的人的心理。《盲山》里有两个被拐妇女，一个“安分”了，也就是屈服了。一个始终不屈服，这都是真实的。
无马社：拍摄《盲山》之前，你在四川做了大量的采访调查。听说电影拍摄完成后，还做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这个传闻是真实的吗？
李杨：也不能算心理治疗吧。我给自己做了心理调整。每次拍完这种反映底层生活的电影，我都很难走出去。拍完《盲井》以后，我老走不出来这个“盲井”。拍完《盲山》以后，我老走不出这个“盲山”。
做电影是个漫长的过程。2006年我从采访开始，然后再创作剧本。采访过程是特别痛苦的，我要采访当事人，像记者一样让她们去说当时的悲惨遭遇。对我来说那完全是耸人听闻，原来我就没接触到这些事情，就觉得人怎么可以这么残忍，这么坏！
我采访了二十多位被拐卖的妇女，也采访过解救妇女的警察，还有刑满释放的人贩子等。我每天都要这么做。这种事情要不知道来龙去脉，我就没法写剧本。但是，每天都会听到、接触到这种悲惨的事情，你就很难走出去。
| 《盲山》剧照
无马社：那最后是怎么走出去的呢？
李杨：我自己做了一些调整，坚持把剧本写完，把电影拍完。拍完了，这些负面的、人性恶的东西还没倒出去，我心里还老想着这些事情。我就做自己的心理干预，出去旅游，看看大海、高山。当你站到大海边，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变得渺小了。当你站到山上，感觉那个自然隆起的东西，比我们人类强太多了。山上的树被雷劈了，树枝劈断了，又长出了新的枝丫。看到这些，你一下子就释怀了。
我也喜欢逛博物馆。博物馆记载的是历史。我们在历史中是很渺小的一粒沙子。历史上所有的辉煌后面都有悲惨的东西，比如长城、青铜鼎，现在看来都是很伟大的东西。但是，修长城的背后有“孟姜女哭长城”这样底层百姓悲惨的故事；商朝那么发达，做的鼎很漂亮，但是商纣王是很恶的，他的统治那么凶残，美丽的商鼎背后也有很多悲惨的故事。
我就用这个方法慢慢地做调整，随着时间走出来了。
“恶就是恶，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无马社：以前你拍摄过电影《盲井》，也是反映人性之恶。拍摄《盲山》之前并没有想到人性的恶会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吧？
李杨：当然想到了。我在德国留学多年，去过集中营，看到过那段历史。虽然没有靠那么近，但是到了集中营以后，就深深感受到了那种极端的恶。
拍摄《盲山》调研采访时我离得太近了。人性的这种恶，如果不遏制住，它可以恶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无马社：《盲井》反映的人性恶和《盲山》反映的人性恶，有什么不同吗？
李杨：没有什么不同。《盲井》是杀人越货，靠杀人致富嘛。但是，他致富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能上学，能过得更好，他的理由很充分啊：你不杀他，你的儿子也可能会被别人杀了。《盲山》里买女子当老婆的人，他也冠冕堂皇地说：“我也是人。我也有生育的权利！也有性爱的权利！”他也要找老婆，也要传宗接代，他娶不上老婆，那就通过非法的手段去买啊。
这套理论不仅在民间有市场，有一些著名人士也发表过类似言论，说没有买卖妇女，有的村子就要消亡了，这令我吃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幸福、传宗接代去伤害别人、买卖别人，这是严重的犯罪。如果他的道理成立的话，人就会因为饿就去抢，因为穷就去抢，因为他要饿死了，他要穷死了！不能因为这些原因而减轻对他们的处罚。
人不是动物，也不是商品，怎么可以买卖？恶就是恶，本质上没有区别的。
无马社：买卖妇女的这些农民，他们本质上是恶的吗？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既没有愧疚，也没有反省呢？
李杨：他买了一个东西，你让他反什么省啊？如果你买了一个碗，打碎了，你会反省吗？他能反省的就是“我买的这个东西值不值”嘛，他花几千块钱买了个生育机器，他一共用了几次？想生儿子达没达到目的？
电影里，黄德贵一直叫白雪梅“*****的”。这是一个骂人的话，就跟“贱货”一样。他没有从根上把她当一个人。他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可能反省，还有当地的环境，大家都在买女人，他要反省他不是傻了吗？
他们的账是这么算的：正常的娶亲要花上万、几万元的彩礼，如果能花几千块钱买一个，哪个划算？最多警察把我抓住，但只要我不承认打她、虐待她，就不用判刑了，就可以释放了，当时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尤其女人已经生了孩子，他就会说，你要把我抓了，我的孩子谁来养？或者他会觉得，虽然你抓了我，但我也得到了一个孩子！对吧？
| 李杨导演在《盲山》拍摄现场给演员说戏。
无马社：在拐卖妇女这件事上，在当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受害者不但不被同情，反而一直受到伤害。对于这个问题，你觉得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李杨：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你对买家是怎么处罚的？对他们能不能处罚？受害人几乎没有不反抗的。但是为什么后来顺从了？有的人不但自己顺从了，反过来去做帮凶，再去加害别人。这是为什么？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如果处罚严厉，比如最近为什么汽车让行人了？不是司机素质高了，他还是那个素质，但是惩罚力度加大了对吧？你不让行人，我就要使劲罚你，这一来开车的全都老实了。他要不让行人，半个月工资给他罚没了，回家怎么跟老婆交待啊？德国没有交警，也没有人闯红灯，为什么？你闯红灯出了事故，你百分之百要自己负责任，因为那是你的错误导致的结果。
现代社会，每个人的文明程度，就在于限制恶的措施有多狠，对不对？我们老是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其实还要“把人性的恶关进笼子里”，法律惩罚的力度有多大、与之配套的措施做到什么程度，人类就有多文明。
无马社：以前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比《盲山》这部电影惨烈的故事有很多。有的被拐卖的妇女常年不给衣服穿，锁在窑洞里。有的激烈反抗，买家又把她再次卖给别人，甚至几次被转卖，等等。”各地被拐卖妇女的遭遇是不是相似？
李杨：是的。很多被拐卖的妇女都被人贩子性侵过。人贩子可能开始不会性侵，因为他要把她一路骗过去，比如说到了某个目的地，明天就要“成交"了，他可能就会产生强奸的恶意。
有的贩卖妇女的人，本身也是被拐卖的女人，她被拐卖，又被性侵、强奸以后，顺从了，觉得这是个办法，能赚钱，可以改善家里生活，她就又回到自己村里，骗其他的女人，她就也变成人贩子了。她看到的就是利益。这些都是人性中恶的一面。
无马社：拍完《盲山》，你说老是做恶梦，总梦见白雪梅逃不掉，被抓住。很长时间挥之不去。这也反映了内心的一种无力感吧？
李杨：对。我也梦见有别的。比如我们钱很少，我经常梦见哪个镜头没拍，电影完不成等等，然后从梦中惊醒。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梦，经常吃安眠药。
电影是有社会责任的
无马社：选择把这个题材拍摄成电影，本身是一种想要改变现状的尝试吗？
李杨：我希望通过电影的力量，使社会变得更好，或者使中国的一部分人变得更文明，这真是我的愿望。因为电影虽然是商品，但它是一个文化商品，是有内涵的商品。
拍电影不能光是为了赚钱，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我们的电影要屹立世界电影之林，不能靠“手撕日本鬼子”等来实现，要有基本的伦理和常识。
可能因为我的年龄和所受过的教育吧，我拍电影还有一份社会责任感。电影是我对社会问题发声的一个媒介。我不是作家，不会用笔来写。电影能表达我对这个社会、对人性的看法。
无马社：《盲山》里有一个细节，黄德贵为了防止白雪梅逃跑，在她的脚上拴了铁链子，这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吗？
李杨：在采访中，我听到过用铁链子拴到被拐卖妇女脖子上的例子。为什么电影里是用铁链子拴脚脖子呢？实际上，在电影中这是为了表演方便。这个所谓的丈夫，买她的人，没有说一上来就强奸，你不能把一个人写得十恶不赦。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黄德贵开始还不太坏，他希望能好好过日子。他强奸白雪梅是受到了别人的戏弄，人家说他“你把人买回来，放在那儿干嘛呀？”“你是不是不行啊？”他回来以后，就采取了“你不从，我就强*****”的行为。我没有把他一上来就变成恶魔。我还是讲人性，讲他的变化，他的挣扎。
我讲故事，不是说要揭黑，更多的是揭露、批判人性中的恶，而是让人反思，让人看了电影以后，会想到自己遇到这样情况应该怎么做？
无马社：为什么给女主角起“白雪梅”这个名字？“黄德贵”、“黄德诚”这些名字有什么寓意吗？
李杨：为什么叫白雪梅？就是梅花在白雪中怒放，不是蔫掉了。她一直在反抗自己的命运。“黄德贵”、“黄德诚”，多好的名字。但是他们做的事儿呢？
当然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善良的一面，包括黄德诚、黄德贵都有善的一面。但是每个人身上也都有恶的一面。我们自己也都做过恶，只是可能没有越过法律的底线。
没有人敢说自己没有做过恶。《圣经》上不是说了嘛，有人抓住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砸死她。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那些人听见这话，就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但是每个人其实也有善的一面。我想做的事，就是让每个人去思考。
黄德诚一开始也是善良的，他想帮助白雪梅，但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软弱性吧，他跟白雪梅产生了婚外情，在宗法社会没法儿混了，只好远离，自己逃脱了。
无马社：《盲山》有两个版本，国内这个版本结局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另外一个版本，白雪梅一直在反抗着命运，但最后的结局令人绝望。
李杨：是啊，她用失去某种自由换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另外，两个结尾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国内版本的结尾，她跑掉了，放弃了要孩子。这也是一个悲剧，因为孩子毕竟是她的骨肉，哪怕是强奸，也是她的孩子呀。
你要知道一个事实：大部分被解救回村的妇女，最后离开了村子。村子里很多人、甚至家里人都会觉得她被强奸了，强暴了，对她们造成二次伤害，她们觉得丢人，只好自己出去打工了，有的人甚至又选择回到了被拐卖的村子，起码那里还有自己的孩子。一般被解救的妇女，是带不走自己的孩子的。
无马社：“盲山”不光是山里面“盲”，山外面也“盲”；不光山里面“冷”，山外面也“冷”。白雪梅跑到镇上，还是被抓回去了。
李杨：冷漠的问题哪儿都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文化劣根性，一直有这种东西。“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农业社会、宗法社会，一直崇拜的是“难得糊涂”。你对别人糊涂，别人也会对你糊涂。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它有优秀的东西，但也有糟粕。社会进步就是不断地把好东西发扬光大，把糟粕的成分批判、剔除。就像鲁迅先生写的：身上有了肿毒，你说没有关系，还觉得“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最后你的胳膊可能保不住了。
无马社：你在电影里，安排了有几个失学的孩子，白雪梅在家里教他们读书。这个细节您在调研当中遇到过吗？还是说寄托了一种希望？
李杨：我没有遇到过，采访没有遇到过，因为大部分被拐卖的女子都是农民，初中生都很少。白雪梅本身是大学生，愿意教这些孩子学文化，我是杜撰的这么一个情节。我也是想有一个“因果报应”，她向孩子传递爱，最后得到了一个回报，因为知识是可以改变人的。
很多人从农村出来，不是就是靠的知识吗？李青山因为家贫辍学，如果不是白雪梅帮助他，他长大以后可能就会重复上辈人的命运。白雪梅教孩子学文化、学知识、学文明的东西，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李青山这个名字，意思就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我们希望不会污染下一代。他们可以建设更美好的家乡，对吧？
无马社：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很多被拐妇女已经生孩子了，如果她们被解救走，孩子不是没有妈就是没有爹了。如果再把这个爹判刑入狱，等于孩子也失去父亲了，这会造成家庭不稳定，然后又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您是怎么看呢？
李杨：这完全是扯淡的事情。哪个孩子愿意要一个强奸犯的爹、一个被拐卖、被折磨精神失常的妈？DNA的父母真有那么重要吗？还是你的人格、你的自由、你的尊严、你的生命的保障重要？在有些国家，只要你打孩子了，就要把孩子送走，不是说你是不是孩子父母的问题，因为他虽然是你的DNA 遗传，但是你虐待的是一个生命，它是建立在一个生命的基础上、一个“人”的基础上，而不是说他是动物，你生下来了，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在这里，我特别呼吁加重对买方的处罚，因为没有买就没有卖，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正是因为买方的市场大，犯罪成本低，才造成了拐卖妇女现象的猖獗。
同时，我也呼吁把拐卖妇女罪与绑架罪、非法拘禁罪、强奸罪、人身伤害罪等数罪并罚落实，还要处罚对协助非法买卖、强奸妇女的人。不管他们是买家、他们的邻居，还是村干部，也应该给予处罚，谁实施了绑架？谁参与了非法拘禁？如果当地的村长，村妇女主任等参与了，或者他们不举报、不去积极解救，当然也要受到处罚。
我相信，只要处罚严厉了，我们社会中大部分拐卖人口的罪行会消失，道理很简单：如果谁家买孩子，你干部不举报，你这个干部本身就是“犯罪”，那他愿意犯罪还是愿意举报呢？
现在马上要开全国“两会”了，我是觉得，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就会有望解决“拐卖人口”这个问题了。司法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改变，会促进这个事情的根本改变。
无马社：你是2007年拍的这个电影，你觉得这15年来，人们对“拐卖妇女”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李杨：当年我拍这个电影的意思，更多是想揭露人性的恶，让大家看见。可是很遗憾，可能大家觉得这太痛苦了，或者这些东西离我们太远了，不觉得它多么值得关注。有些孩子，不愿意面对自己周围的人比如她的婶婶、舅妈可能就是拐来的。
我很欣慰的是，15年后，这些人长大了，当了母亲，她们对这件事感同身受了，所以现在会有这么广泛的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觉醒。
本文系无马社特约采访稿件，文中观点仅代表受访者，不代表无马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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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石 破
编辑丨措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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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丨捕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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