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67）
我，15岁辍学进电子厂，16岁回校复读，上大学进名企，自己当老板
这是《自拍》第267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唐小君，是一个32岁的宝妈加创业者。在我们90后这代人里，我一直觉得自己属于拿到烂牌的那一类。小时候家里穷，加上父母重男轻女，导致我15岁就被迫辍学，被带去了深圳的电子厂打工。那时候的我以为，每个月800多块钱工资就是全部的生活意义。
打工一年我心有不甘，想回去上学，爸妈还是不同意，最后是当过兵的幺爸（小叔）站出来说服了他们。求学之路也很坎坷，我从差班考进尖子班，却经历了右耳失聪和高考失利，一路踉跄地从学校走向社会。迈过这些坡坡坎坎，如今我也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份做得还不错的事业。
我出生于1990年，家在重庆潼南塘坝镇的一个小山村，那时候，重庆还没被列为直辖市，潼南区还叫潼南县。我爸靠开摩的赚钱养家，我妈没有工作，总爱去外面打牌。在我出生两年后，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弟弟。可能是重男轻女的原因吧，我好像从来不是被宠爱的那一个。
从懂事起，我就开始分担家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这些经常是我来做。初中住校，周末一回到家，就有一堆衣服等着我洗。有时候饭做得不好吃还会挨骂，尤其是我妈打牌输了，或者我爸没接到活儿的时候。而弟弟什么都不用干，他只负责玩。
印象中，家里一直很缺钱。有次学校放假，我开开心心地背着包冲出校门，结果被一个人在校门口拦住，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冲我说：你爸欠我两百块钱，回去叫你爸赶紧把钱还我。那一刻我非常尴尬，脸刷地一下就红了，一句话都说不出。
直到上初中，我们家仍然没有像样的房子，只能借住在县城一个亲戚的筒子楼里。那房间大概十几平米，中间用四个衣柜隔开， 我爸我妈带着我弟睡外边，我睡里边。
里边没窗，床底下就是下水道，旁边酿酒厂的臭水脏水都从下面排出去。屋里又阴又潮，我的枕套常年长着霉点，一下雨就会散发出一股让人难受的味道。直到现在，那股霉味还弥漫在我的记忆中。
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和爸妈借住在亲戚家的房子里，直到2005年夏天。那年我15岁，初三还没毕业就被迫辍学了。爸妈都觉得女孩子读书没什么用，硬是把我带去了深圳，托人在电子厂找了个流水线的岗。拿着那张改过年龄的身份证，我打起了人生的第一份工。
厂里主要加工电子产品的板卡，还做渔船上的卫星导航仪。里面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密密麻麻地坐在流水线前面。大家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一坐就是一整天。进厂之后，我先是做焊接工，后来又做杂工，不是穿线就是拔线，非常无聊。
那年春节，我在工厂园区遇到两个姐姐。她们俩都是大学生，走在我前面一路抱怨，一个说年终奖只有4万，另一个说她才3万多。我心想，天呐，这么好的待遇还不满足？我每个月工资才800多块，一年也挣不了3万啊！
现实的差距让我瞬间清醒：像我这种农村孩子，也许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当时，我就萌生了要回家读书的想法。
下了班，我给爸妈打电话，拿起电话就忍不住了，哭着说想回去上学。爸妈听完没答应，他们觉得我想上学是假，不想工作才是真。我妈在电话里劝我：“你现在已经挣很多了，你那么笨，不用再读了，读完出来也要工作，不读还能早点存钱。”
这通电话让我很难受，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服爸妈。那几天，我躺在宿舍的铁架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想到了我幺爸。他退伍后在重庆的一家国企上班，在我们家比较有威信。听了我的情况，幺爸联系上我爸，说家里要是实在不想供我读书，就由他来供，算是给我一次机会，如果读得走大家就继续供下去.....
在幺爸的劝说下，16岁的我总算从电子厂回到校园，爸妈最终也没有让幺爸出钱。这次辍学打工，对我而言是一次特别的经历，让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转变。
不过，初返校园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难题就来了。由于我初三辍学没有成绩，没有高中可以读，只能再念一个初三，从头开始。
在学校很多老师看来，我只是个不好好读书以至于辍学的学生，他们见惯了这样半途而废的人，毕竟我原来的成绩真的不咋样。当我来到学校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班都不愿意收我。
我站在教师公用的办公室里手足无措，很担心自己又得回到电子厂。就在这时，一位老师缓缓抬起头看着我说：“你到我班上来吧。”我高兴坏了，感觉终于有书读了，结果去了以后才知道，那是全年级最差的班。这对我来说，已经是绝地求生唯一的机会。
为了多挤点时间学习，我买了个手电筒，每天晚上看书到一点钟，早上五点多起来继续。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刷题；别人洗漱的时候，我在楼道里背语文背英语。反正就是不停地看，不停地背，整个人跟打了鸡血一样。
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月考，出成绩之后语文老师来发卷子，从一百多分往下念，念一个上去领一个。最后都念到三十多分了，还没到我。我真想钻到桌子下面，感觉这么努力还考这么差，实在是丢人。
后来老师拿起一张卷子停住了，“下面这个人很特别，她考了语文全年级第一，是我带的这届学生里第一个年级第一，我要请她吃冰棍。”紧接着，老师念出了我的名字。在那个年代，冰棍已经是老师能给的最好的奖励。
在成绩垫底的班级读了一学期之后，我考进了特尖班，后来又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升到县城的高中。中考我考了630多分，满分是750分，虽然跟现在的学生比起来，这个成绩并没有到高不可及的程度，但这个分数在当时的小县城里很少有，教过我的几位老师们都以我为傲。
我的高中学校理科强，文科弱。一进高中，我就被统一分到理科特尖班，还被推选为班长。在这个班读了一个学期以后，我就发现理科学得有点吃力，自己更偏爱也更擅长文科。第二个学期，我申请转到了文科班，并且再次当上班长。
文科很多东西需要背，为了挤时间学习，我坚持走读。每天晚自习回到借住的二姑家，我都要把当天学的内容过一遍，晚上看书，早上背诵。可能也是自己比较努力，我的文科成绩一直很好，政、史、地成绩旗鼓相当，加上语数外，总分平均在550分以上，考过好几次年级第一。
高三的时候，老师问我想去哪儿读书，我说上海，因为那边有更广阔的天地。上海大学，是我给自己定的最低目标。
可当我觉得一切向好的时候，命运再次开了个玩笑。高三那年，我的男班主任在女生宿舍抱了班上一个女孩子。因为我是班长，那位女同学就找到我让我帮她想办法，于是我把她带去了校长办公室。后来，班主任遭到处分，那位女同学因为舆论压力短暂休学。
我也被卷入这场风波中。有人骂我，说班主任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却忘恩负义；也有人骂我的班主任。那时候我很难受，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我也不敢跟父母说。在学校待了没多久，我的心理就出现问题了，离高考只剩一两个月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严重没办法按时到校上课，经常要请假回家休息。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出现了耳鸣症状。一开始是一只耳朵听不见，后来慢慢变成两只耳朵，总有轰隆轰隆的声音，而且越来越严重。当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右耳已经没有听力了， 医生说是神经性失聪，没办法治愈。种种原因导致我高考发挥得很不好，最后只考上一所普通二本院校。
高考对我的打击很大，来到大学之后，我内心还是挺自卑的，一直找不到自信。真正让我释怀的，是2018年一次去国外旅游的经历。当时一个朋友在柬埔寨做义工，我去找她玩了几天。
朋友带我去了洞里萨湖旅游，当我们的小船靠近一个大船的时候，一对母女主动跟我们打招呼。那个小女孩可能只有三四岁，头上盘着一条蛇，她说：“姐姐你摸一下，你摸一下，只要一美金。”她的头发脏兮兮的，衣服也很旧。
朋友告诉我说，这些人是无国界难民，没有国籍，只能靠流浪乞讨生活下去，一年四季都在船上。那时候我才真正对以前的过往有一种释怀，我想，我再差，过的日子再难，也没有这些小孩惨，何况我那也不叫惨。
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我开始利用周末去兼职，发发传单什么的，挣些零花钱。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去打工。夏天人多，我就去重庆北城天街摆地摊，从朝天门码头进货，扛着两大袋首饰去九街或者解放碑卖。
特别是在九街，越晚东西越好卖，到凌晨的时候，那些出来玩的人都玩高兴了，花钱很大方。可能是太辛苦的原因，大学刚进校门我170多斤，等到我大学毕业，瘦得只剩下一百斤出头了。
生意好的情况下，我每年能挣一万来块钱，都用来补贴生活费。每年开学，我都给自己买好一个学期穿的衣服，还有要用到的大件，比如手机电脑什么的，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上课。
大学期间我也谈过一次恋爱，没多久就分手了。因为那时候还是有点自卑，不懂什么是爱，觉得有人喜欢自己就很满足，这种心态让我爱得太卑微。
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对爱情没有期待，直到2013年大三实习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他比我大一届，在成都上的大学，那时候也是刚出来到重庆工作。第一次见面我就说，我家里条件不好，如果我们要买房，家里没有能力帮我们，一切都得靠自己。
他听到我这么说都愣住了，我以为他要走，结果过了一会他开口说：我们家也是农村的，也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在一起，就一起奋斗。这句回答让我觉得他接纳了我，而且他也愿意奋斗，我们两个都渴望更好的生活。所以那次见面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们相处了两个月，到2013年国庆，他就带我见了他爸妈。我们两个提着行李箱，从重庆转车到成都，之后又搭了几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坐到眉山。越走我心里越犯嘀咕，我想这小伙子靠不靠谱啊，会不会是骗人的？
一下大巴车，我老远就看见他妈妈在远处站着，笑着走过来接我们。看到她的笑容，我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点。一回到家，她妈妈就拿出给我新买的拖鞋和睡衣，还给我准备了很多好吃的水果和零食，既没有问我家庭情况，也没有问我职业，只是听我说话。
因为大四实习，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当天晚上却睡得格外踏实。男朋友七点多起床后，和婆婆出门赶集去了，公公一个人在地里弄瓜果蔬菜。我十一点多起来，发现家里没有人，他们在锅里给我留了一碗稀饭，两个盐蛋。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家的温暖，特别想这样踏实地过日子。
2014年，我们俩就领证结婚了。那时候我们都刚工作，没有钱，没办婚礼，也没有拍婚纱照。我俩在沙坪坝看到一个情侣照项目，799块钱一套，我加了一百块，做了一个大的相框，给我婆婆他们寄了回去，让家里人当婚纱照看。
婆婆觉得过意不去，一直跟我说：我还是要给你钱，你拿去买点黄金。我说：我不要，我不戴，这些钱要存起来。老公事业刚起步，一个月工资两千多，房租生活费他都要负责，我觉得没有必要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我只想要一个家，一个安稳过日子的家。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沙坪坝路过一个商品橱窗，我看上一件毛衣，只要50块钱，觉得花钱浪费，到底还是没舍得买。结果我们走出来，都过了两个街口，老公又拉着我回去，硬是给我买了，说以后有钱了你想买什么就买，不要这样委屈自己。那一刻我觉得很温暖，我想虽然我们当下什么都没有，但可以一起奋斗，将来再去拥有。
老公是一个典型的耙耳朵，婚后都是他照顾我。大学暴瘦以后，我身体很差，经常半夜肚子痛头痛，他每次都很耐心地照顾我，陪我我去医院。那时候没钱去外面吃，他就去跟公司的一个伯伯学做菜，每次下班之后都给我煲汤做饭。从结婚到现在，我做饭的次数加起来也不到10次。
尽管老公很宠我，但结婚以后我一直憋着一股劲，看着身边的人买房买车，我也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我原本学的是师范专业，大学毕业实习的那段时间，我发现因为听力的原因，上课教书真的不太适合自己，所以毕业后我没当老师，最后找了一家建筑公司做文职工作，工资一个月3000块钱。
建筑公司主要是设计师主导，文职很清闲，我每天处理完一些文字工作就没事干了。别人都在忙着考证画图，我却无所事事，这样的状态让我很不安。工作了一年后，我看到了京东的一个招聘信息，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尤其是听说这个部门有调休，有寒暑假，大学的派送点都归他们管时，我十分心动，不过我也知道自己的简历并不漂亮。
面试那天，有好多名校毕业的学生来，我一个二本大学毕业的在里面很不起眼。轮到我进去的时候，我诚恳地说自己对快递业务不太熟悉，愿意努力学习，还讲了自己辍学又回家念书经历，说我有决心做好。
面试官听了以后很惊讶，说我的故事打动了他，还说这个岗位竞争非常激烈，愿意来的话可以等他消息。大概过了20天，我收到了回信，面试官说名额下来了，他力排众议要了我。
从收到邀约开始，我都沉浸在一种兴奋之中，觉得能签下这么有名的公司很难得。这样的心态持续了很多天，以至于HR问我对薪资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我都说没什么要求，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这也是我的心里话，人家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不能对不起这份信任。虽然工资只涨了一千多，但我入职后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刚开始部门只有我跟领导两个人，我什么事情都要做，和上面部门对接，和下面部门沟通，运营管理一把抓。数据表格不熟悉，我就请教我老公，下班回家自己学excel和ppt，学数据分析。业务忙不过来的时候，我自己上车卸货；头天生病，第二天还能翻起身去成都出差。
公司的人都说我是拼命三郎，那年，领导还给我申请了一个内部的感动人物奖。他说不鼓励我这样，以后要多休息。我觉得没什么，因为这些苦比起我小时候，比起我大学打工的时候，都算不了什么。
在京东工作满一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刚怀上孩子那阵子，也是我们的部门最忙的时候。经常要加班，我的身体又不太好，孕吐反应严重。在这个事业最重要的阶段，孩子来到了我的生命里，让我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纠结一个月之后，我拿定了主意，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从公司辞职之后，我在家整整休息了三个月，每天都睡，什么都不干。可能因为之前工作太累了，一直以来给自己心理压力太大，扛了很多东西。三个月以后，我萌生了一个想法，一个既能兼顾家庭，也能安心工作的大胆想法——自己开店卖首饰。
于是，还在孕期的我尝试开了一家网店，从朝天门批发，自己在家里发货。想看看自己能做多远，如果运营得好，以后就长久干下去。
我自己拍照，自己设计店铺，自己运营。刚开店的时候，生意也不好，三天才接了一单生意。后来我就去学其他店铺的风格和营销方法，通过线上线下各个圈子去推销，因为自己以前在公司有一些资源，这时候也都厚着脸皮用了起来，让朋友们帮我宣传。慢慢地，生意好了起来，从最开始接一两单到一天接了两百单，后来又开始做批发。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心愿，特别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文艺小店。2018年，恰逢网上首饰店竞争激烈，为了拓展销售渠道，我顺势关了网店，开始转型做实体首饰店。
第一家店开业的时候，一开始位置很偏僻，在二楼，店面很小，生意也不好。我每天都在店里想办法增加客源，比如送花送卡片，生意慢慢好起来以后，又招来了第一个员工，一步步扩大。
这个阶段也是我最忙的时候，事事亲自上手，一边当销售一边当后勤，上货卸货我都干。业余时间还要上首饰美学相关的课程，学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我每天九点到店里，有时候晚上十点才回家，忙起来连陪伴孩子和家人的时间都没有。
我老公和婆婆经常给我说：你有时间多陪陪我们，多陪陪孩子。但那时候我一心扑在事业上，根本听不进去。
工不枉人，过了一年，我就有足够的资金去重新租铺面，这次把店铺从二楼搬到了一楼。店铺的位置是在重庆文创产业的核心地段，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卖过三万多块钱。
也正是凭借第一个店攒下的积蓄，三年时间里，我陆续在重庆和成都开了6家首饰店铺，有快销首饰品，也有原创设计银饰品。全年销售额一度突破500万，生意上的回报，让我有能力在重庆买了房和车。
2020年，正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意外突然发生。那时候我在重庆看店，忽然接到老公电话，他说你快回来，爸爸没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见老公哭。我行李都没拿就赶紧往公婆家里赶。
等赶回家的时候，公公还是走了。他是个木工，那天干活的时候，不小心被预制板砸中，当场去世。婆婆哭得撕心裂肺，老公备受打击，我也特别难受，整个家沉浸在悲痛的情绪中。
从我和老公结婚以来，公婆一直对我很好，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包容我。我坐月子，他们帮我熬汤做饭；我创业，他们帮我带小孩。原本我还计划着等挣了钱买一栋大别墅，让公公和婆婆在一楼种菜，到重庆跟我们一起生活。但忽然之间，一个原本活生生的人就这么离开了，什么设想都成了空。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有些人，失去了，就是一辈子。公公永远不会再回来，我也永远无法再弥补。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照顾和陪伴好剩下的家人，珍惜老公、婆婆还有我的孩子。相比开更多店，赚更多钱，和家人过好当下的日子才更珍贵。
这6家首饰店，全是我一个人从无到有做起来的。去年，我做了个决定，把店铺的一部分股份分给店里的几个员工，让大家都成为我的合伙人。她们都是从2018年跟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好姐妹，有的原来当护士，有的是家庭主妇，虽然学历、专业背景各不相同，但都非常踏实肯干，和我一起打理着这6家店铺，没有一个人主动离开。
很多人觉得我是不是傻，自己辛辛苦苦做起来的公司给别人管？但我觉得我是赚到了，姐妹们有了股份，可以更好地帮我管理店铺，我就有了更多时间来照顾家人，也有时间去安心设计银器。
因为过去这些年我经历了太多不容易，日子就像过山车一样有起有落。所以我知道，放慢脚步对自己来说更重要，我想要的是生活本身，而不单单是财富。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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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每个断供者都有一个心酸故事
文 | 周航 实习生 黄格
视频剪辑 | 张歆玥
编辑 | 王一然
厨师的故事
入行八年，房产中介大楚第一次见识到郑州楼市如此萧条：整整一个月，主城区面积七八成大的郑州航空港区域，全平台仅仅卖出了个位数的房子——暴雨过后的下半年，就连他这位3000多个房产经纪人里的销冠，也不得不第一次用信用卡应付日常开支。“房子真的卖不动了。”大楚说，年轻的新同事甚至只能靠朋友送的饺子生活，他也开始自己做饭，接济他们。
凋敝的不止地产业，大楚身边，不少朋友陷入了苦苦支撑的地步。去年11月，大楚在自媒体上讲述了一对夫妻“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故事，在郑州得到了广泛传播。
那是一位来自平顶山的丈夫，是个三流厨师，一个月挣六千五，来自周口的妻子在培训班当老师，月薪四千五。打拼多年后，他们在郑州南四环买了一套89平米的小三居，110万，月供4800元。2019年交房后，又借了6万块装修入住，年底妻子怀孕，两口子的生活被幸福包围着。
疫情来临后，他们想着熬过封城几个月就好了，但解封后，南四环几个楼盘的工人都不被允许出去吃饭，强撑了几个月，丈夫所在的小饭馆倒闭了。只有南三环大一点的饭店还在招人，丈夫去刷盘子、削土豆，妻子挺着大肚子依然去上班。
2020年下半年，孩子出生，厨师所在的饭店再次倒闭，妻子的辅导班也没了，年底开始，两夫妻就只能刷信用卡度日，父母想帮忙，但是几亩地一年的收成不够还一个月的贷款。母亲来了郑州照顾孩子，妻子则去超市做了收银员，但在2021年7月20日的暴雨中，超市也被淹了，货架被冲，老板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终于，两口子没有钱再还房贷，断供几个月后，厨师收到了银行的告知书，再不还贷就要拍卖。在饭店做大盘鸡切掉左手小拇指，厨师没哭，炸丸子锅里油烫了一连排水泡时，厨师没哭，但收到函件时，厨师哭了。
●2019年，郑州金水区某烂尾楼楼盘被拆除爆破。
这个故事要素丰富，细节丰富，甚至有些过于丰富了，大楚讲述时的哽咽似乎进一步增加了它的可信度。最高赞的一条评论来自一个30多岁的男人，“我知道这不是杜撰，我把这个视频转给媳妇，我媳妇哇一声哭起来了！”他在这条评论里说，暴雨来临的7月20日，一个阿姨看着酒被冲走跪地痛哭，自己就在身边。
2021年12月，我在郑州见到了大楚，他30岁，穿着一身得体的休闲正装，换作一年前，他还没这么空闲，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坐在咖啡馆。
大楚回忆，厨师是他看盘时认识的朋友，他称对方觉得丢脸不愿露面，内容真实，自己只“加工”了一句话——“这个房子虽然在南四环，可能住在主城区的人甚至看不上这个地方，但确实是我远在平顶山的老父亲和村里人聊天唯一的骄傲。”
但他强调，这句话来自自己的亲身感受，他太清楚“一套郑州的房子意味着什么”，根据他统计，93%的购房者是河南本省人，“回老家，村里面的人第一句话就会问，在郑州买房了么，要是买了，全家人都很有面子。”
厨师的故事在短视频平台迅速引起共鸣，大楚收到了好些来自郑州的私信，各行各业的都有，他们讲述了各自类似的不幸——这两年都因为经济形势还不上贷款，“最多的是房产中介和教培（行业）的”。而这些故事另一个共同点则是，他们都是前几年购置的房产，那是郑州楼市的顶点，一个如今看来高不可攀的顶点，“像击鼓传花传到他们手里了”。
童婉就是在最高点仓促“上车”的。那是2018年，她大学毕业才两年，并没有积蓄。父母也帮不上忙，弟弟正念大学，他们顾不上她。但“（买房）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你明白吗？”这个现年28岁的单身女孩长相酷似明星赵丽颖，说话总带有一种哭腔，因为激动的语速，谈到房子时，这种哭腔变得更为明显。
十多年前，为了童婉上初中，一家人从平顶山来到郑州。最初，他们租在二环内的城中村，下雨天污水汇聚成河，漂浮着死老鼠，散发腐尸味；后来，搬进上世纪建造的老小区，阴暗湿冷，童婉晚上回去被子都是潮的。买房前一年，童婉还躺在病床上，等着手术费到账，可父母却将钱用来给弟弟交了出国参加足球夏令营的保证金，那时她相信“有自己的房子才有安全感。”
疫情来临不久前，她刚辞去工作，理由听起来很年轻人，“觉得自己干的工作不值这个钱。”她当时给楼市自媒体撰文，月薪一万五，她说，随便一篇楼市软文，买点阅读量，开发商就愿意给五万的广告费。
辞职后，她去一家专门在东北办农产品订货会的公司，不久后疫情来临，这份工作黄了；她又去了一家办选秀活动的自媒体，只能领4000元基本工资。去年初，她又踏入了新行业，销售钢材，好的月份能上万，差的时候只能拿个基本工资。
●12月一个周日，工人们正在一个楼盘施工。周航 摄
这两年，她能稳定依赖的仅仅是信用卡。负担自己和父母的房租之外，中间有两个月，她实在没能还上房贷，“应该留了黑记录。”如今，透支的7张信用卡已经欠下30多万，压得她踹不过气来，但还得每个月来回倒腾，继续还5850元月供。她需要征信来保住现在这份频繁出差的工作。
大楚身边不少同行也都在靠信用卡和“坚强意志”还房贷。行业不景气，有同事去跑外卖，还有一个同学也是同行，去了一个海上石油勘探平台搭架子，一出海就是半个多月，为了不交物业费，甚至不敢收房。
这个过程可以达到两三年之久，那个同学通过信用卡套现，用“不足额还款”来避免房子被收走，再还上信用卡的利息，来保住信用卡额度，“估计差不多也拖到了极限”。
一些郑州人则在斗争中败下阵来，已经彻底断供。断供一年多后，去年11月，个体老板王本源收到了银行的申请执行书，被申请偿还余下70多万房贷。房子在郑州郊外，2015年购入时7900元一平米，总价超过110万。但现在“六七千都不好卖”。他唯一的愿望是法院能在春节年后再拍卖，或许市场能回暖，他也有更多时间租房搬家。
买房时，王本源刚和家人来到郑州，准备在这里开启全新的酒生意，所有环节都搞定了，2020年的正月十五就要召开订货会，各地的经销商提前达成了数百万的订单意向。但疫情来临后，订货会没了，协议也没法往下走，餐饮业持续承压，投资全打了水漂，坚持几个月后，他解散了公司，开始进入事业的寒冬。
他还有一小部分财产陷入了“烂尾楼”，一个2018年在郑州购入的湖景房，首付一半120万，也已经断供一年多。交房日已经过去一年，依旧只是个水泥架子。
楼盘维权群里，王本源几乎不说话，没有精力。“生存”，他不断说这个词，只想“怎么活下去”。在郑州见面的12月一个上午，他不停接拨电话，试图帮朋友搭桥并从中赚取介绍费，说话时精神抖擞，眼珠不停转动，但一挂电话，陷入沙发上，状态又回归了一个疲惫的中年男人。
“一指没”往事
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在庆幸自己“上了车”，仿佛买到的不只是房子，更是通往下一个时代的车票——仅仅从大楚的眼神，你就能感受到郑州楼市曾经的疯狂，回忆当年交易盛况，他像在谈论一场经典战役，而他是那个得胜而归的将军。那是2016年，大房企的涌入彻底点燃了全城热情，新闻报道里，隔一段时间冒出一个“楼王”，开发商每周都换上新价目表，置业顾问拉着客人跑步抢房。作为地产中介，大楚迎来了地位最高的日子，忙到“没空主动打电话”，相反，客人不停询问是否买到合适房子，乃至提着水果来店里探望他。
“你猜二手房违约率多少？70%，像我这样能把房子压到低价的，违约率接近百分之百，就（疯狂）到这个程度。”大楚说，这些临时涨价导致的违约都很“和谐”，人们迅速达成赔偿协议，然后投入下一轮买卖。年内几个重点区均价上涨超过50%。大楚说，首付比例、贷款利率、契税，都降到历史低点。
彼时大规模棚改释放巨量资金，也被视作房价暴涨的催化剂。跟很多郑州人一样，大楚提到了前官员吴天君，更准确地说，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外号“一指没”：2012年，吴天君出任郑州市委书记，随后四年多主政期间，他以大胆敢拆的风格著称。有媒体梳理过，吴的讲话中，类似“大刀阔斧”、“势如破竹”等词汇，出现频率非常高。
那几年，郑州人广为流传一个比喻：从高空俯瞰，整座城市就像刚经历了“大地震”——以此来形容到处拆迁的图景。吴天君卸任之时，郑州四环内城中村已悉数拆除；他“落马”后，有郑州市民放了10万响鞭炮庆祝，对此央视新闻曾以《强拆与民心》为题报道。
●从郑州南三环往北看去都是新建楼盘。周航 摄
2016下半年，郑州楼市调控政策紧急出台，但接下来的两三年，好像继续有一种乐观、蓬勃的心态推动着整座城市前行，房价和成交量持续攀升，根据河南楼市网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到2018年，郑州二手房成交均价突破万元，几乎是2014年的两倍，三环内新房价格普遍“站”上2万，作为对比，郑州平均工资大概六千元，最有名的企业是以代工苹果手机闻名的富士康。
在当时的热潮中，连童婉这样没有什么积蓄的年轻人都在赶着入市，她记得，2018年的秋天自己买房时，为抑制楼市，贷款利率已经上浮30%之多，达到6.35%。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彼时童婉仅刷了一张信用卡，就买到了总价超过一百万的小两居。开发商慷慨提供了“0首付”，三年分期还上首付款，就能拿回购房合同。此举并不合规，可在楼市疯狂的年代，大楚说，将近一半郑州楼盘都这样做，违规的大多是本地开发商，有的来自河南其他地市，以激进的策略扩张到郑州。
然而房地产行业在不久后进入史上最严的监管时代，当疫情、洪水，一连串的黑天鹅事件来袭时，一切更变得难以挽回——暴雨过去半年后，一条关于法拍房激增的讯息传播时，很少有人会怀疑它的真实性，甚至当地媒体都在报道，“两个月内，河南增加5000套法拍房，以13万套总数位居全国第三，其中郑州3万套。”
但郭涛否认了这组数据真实性，他是郑州一家资产处理公司的法拍房业务负责人，“法院就那么多人，执行力度在那放着。”他拿出一叠订好的A4纸，上面整理了最近一个月上架的法拍房，住宅类大概两三百套，过去几年，每个月都差不多这个数字。
只有20%的房源来自按揭，几乎没有例外，都属于“零首付”、“分期首付”情况。不久前，郭涛经手了一笔交易，开发商曾说首付分期贷款已经还上，过户时才发现其实还没还。“房地产市场那几年发展过快了。”坐在18层的办公室，他望着窗外交错林立的北二环高架桥，感慨郑州的发展速度，“相当于把几十年发展，浓缩到了这几年。”
如今郑州不少楼盘正面临着“烂尾”，郭涛介绍，这两年，不良资产显著增加了，这又加剧了断供现象，郭涛估计法拍房数目未来三到五年会明显增加，“在全国都算比较严重。”不过，他相信，“人口还在增加，郑州房价未来肯定还是会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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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所有财产的个体老板王本源对未来依旧有期待，白日奔波后，这个50多岁的男人经常在夜里睡不着觉，感到一种“清醒的痛苦”，本就不多的头发越发稀疏。第二天醒来，继续在外人面前装作没事人一样，他卖掉了三台车，穷得连共享单车都舍不得骑，但碰到朋友，只会说“为了锻炼多走路”。
“做生意的大部分受都受影响。”王本源说，他的一个朋友已经吃了两个月泡面，但大家表面上仍要装作若无其事，生意场上，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窘迫是大忌。
王本源现在为家人活着。他的大儿子帮他背上了几十万债务，本来要结婚了，去年因此分了手；小儿子还在上初中，王本源把情况原原本本说了，告诉他自己暂时遇到了困难，但“肯定走出困境”。
这位年过半百仍在生意场上挣扎的父亲确实是这样想的，也许过不了一年，他就能“重新站起来”，但不时地，他也感到泄气，“关键现在没法赚钱，真的很难。”去年7月20日，暴雨来临时，王本源正在朋友的美容医院筹备营业，指望能从这里获得新的收入，但大水毁掉了一整层的新装修，原本8月营业，现在遥遥无期。
六年前，当他带着在河南鹤壁积攒的财富来到郑州时，梦想着在这里实现阶级的再次跃升，如今的结果，却是“把所有的财富弄得稀里哗啦。”“就不该来郑州。”他壮硕的身子瘫在沙发中，取下眼镜擦了把脸，叹口气说道。
过去十年，郑州人口增长了50%，大多数新移民来自河南其他城市，他们梦想着在这里过上比老家更好的生活，正是这种梦想在过去支撑起了郑州楼市乃至整座城市的发展。
至少目前，这座特大城市遇到了一些麻烦。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官网消息，2021年11月26日和12月9日，不足半个月的时间里，郑州市市长先后组织召开了两次问题楼盘化解工作专题会议，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
●童婉购买的房子已经延期交付两年。周航 摄
对普通人而言，烂尾楼已经带来切肤之痛。童婉的房子已经“迟到”两年，这让她额外承担着她和父母的房租压力；王本源的上百万资金同样砸在烂尾的湖景房，而他现在“穷得吃不起饭”。
去年12月的一个周日午后，童婉带我去看她的房子。目的地是南三环和东三环交界，除了高层楼盘，这里几乎看不到别的建筑。地铁尚在修建，马路崭新宽阔，鲜有车辆驶过。小区还是购房时的模样，建筑封顶，外立面没上涂料，只有四五个工人在贴瓷砖，可见的变化，仅仅是荒草长得更为旺盛。
但情况看起来确实在改善：曾经被砸的售楼处，如今已经整饬一新，售楼顾问说，她们也刚刚入场，准备重新卖房。
售楼顾问也带来了好消息，开发商已经正式倒闭，当地区政府牵头引入投资方，成立新的公司，通过定点向公务员销售房子获得一笔款项，重新启动这个项目，如果进展顺利，或许2022年底就能竣工。这位售楼顾问很是羡慕童婉，她自己买的那套改善型住房，出自更有名的本土开发商，已经烂尾多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决”。
回去路上，童婉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盘算着，等房子建好就转手，尽管肯定不如买价高，也能从房贷压力中解决出来。“我现在只想‘下车’。”她说。她现在觉得租房也不错，尽管没有暖气，回到家还是很温暖。
至于大楚提到的那个令人伤心的厨师的故事，也有一个不那么糟的结局。大楚说，他白天在饭店打零工，晚上跑代驾或者去做搬运工，“月供暂时还上了，虽然很辛苦。”
（童婉、王本源为化名。河南国银房产律师团队创始人李续杰律师对本文提供了重要帮助，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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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审核员，走进残酷数字游戏
这是一场数字追逐游戏。大厂们像一艘艘巨轮，追逐着更好看的用户数据、更海量的互动内容，而审核员们则像巨轮的每个齿轮，追逐着不断高升的任务量，每小时转动的次数要多点，多点，再多点。
文 | 曾诗雅
编辑 | 金匝
运营 | 绘萤
那条消息，在2月4日当天抵达李晋华的手机——前同事发来消息说，公司有位审核员疑似在家中突然晕倒，现在正在抢救。
很快，同事又发来消息，说那位审核员最后抢救无效，去世了。李晋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紧接着是难过和后怕。他也曾是B站武汉分公司的一名审核员，工作的一年多里，他习惯了眼前快速切换着视频画面，手指机械地点按着功能键，节假日的轮班、熬夜的疲倦、关节的酸痛，他都再熟悉不过。最疲惫的时候，他跟同事开过玩笑：“感觉自己快要猝死了，公司是不是得有人猝死了，才能够改好一点？”曾经的玩笑话，一语成谶。
2月8日，B站对外回应，称审核员“暮色木心”因突发脑出血去世，最后附上了一些新的改进措施：增加招聘1000名审核员，降低人均工作压力；加强关注审核员身体健康，组织体检，增设健康咨询室。
▲ B站关于审核员事件的回应声明。图 / 微博@哔哩哔哩弹幕网（可上下滑动）
然而，这些举措和李晋华已经没有关系了。过年前，他已经和主管领导提出了离职的想法，对方并没有太多挽留，“他也许习以为常”。多位B站受访者都曾表示，每一年年底，是大批审核员的离职时刻。
离职不只是发生在B站。半个月前，叶蕾从成都字节跳动的审核岗位离开了。她和李晋华一样，找不到审核员这份工作的意义。叶蕾回国前，在QS世界排名前100的一所英国院校拿到了传媒专业硕士学位，同为审核员的同事们知道她的学历后，总是一脸惊讶地问：“你一个留学生，为什么要来做这种工作？”
那时的叶蕾不知道“这种工作”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这里是字节跳动，一家头部大厂，她和房东说起来在成都的国际金融中心办公时，对方评价：“那一定是份好工作。”
入职培训时，叶蕾发现，和自己一起参加复审培训的新人，几乎都有留学背景。这几年来，大厂光环吸引着年轻人加入其中，学历内卷甚至蔓延到审核员身上。一位互联网公司负责人曾在去年接受投中网采访时提到：“2015年前后审核员的工作只需要专科学历，但是现年必须是本科起步，甚至得是一本。”叶蕾后来得知，自己是今日头条复审部门最后招进的一批留学生，一些高材生们会像叶蕾一样，短暂地感受一下大厂的光环，体会到螺丝钉的滋味，最后选择离开。
鲁达也是如此，入职前，他对这份工作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在大厂里刷视频是个不错的选择”。2019年，他从一所一本大学土木专业毕业后去工地实习，某一个夜晚，他躺在工地的钢板房里，看着不远处市区写字楼里灯火通明，决心一定要去那里上班。转专业找工作并不容易，看了一圈，鲁达发现，审核员没有专业门槛限制，而且正好缺人。
鲁达先去一家公司面试，没有通过。他总结起原因：“当时对方问我，你住得离公司近吗？我就老实地回答了不近。后来上网查了才知道，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可能是，很晚下班的话你方便回家吗？”
到了B站面试，同样的问题又被抛出：“你能接受轮班吗？”“你住得离公司近吗？”鲁达想着网上的标准答案，一一点头，他成为了B站武汉分公司的一名审核员，在格子间工作的心愿达成，但那些面试时隐藏的问题，之后也一一暴露出来。
起初，这只是一份单纯的审核工作。
毛侃帅曾在三家大厂做过审核员，2016年他加入B站，此时，审核部门像其他部门一样坐落在上海。
他的记忆中，当时整个B站的审核团队不过一二百人，一个人就能负责一个板块分区的稿件审核，被分到一些小众板块时，“审着审着就没稿了”。有时，用户会投稿来一些海外电影，两三个小时的时长，他能加速看完全片而不选择跳过，“生怕有什么不合适的画面出现”。
不过后来，这样的审核几乎不可能了。去年，李晋华审到过时长为9小时的投稿视频，他快速地滑动光标，点击切片（切片指每5秒左右的一帧画面），不到20分钟，审核完毕。
2016年的B站刚刚上线了大会员制度，媒体对它的报道还停留在“二次元社区”，而真实世界里，很多人是第一次在北京地铁、城市公交、京广高铁上看到代表B站的22 娘、33 娘和囧字形的小电视形象。一直到2016年年底，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火了，才让B站的名字开始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 B站总部大楼下的班车站点。图 / 视觉中国
两年后，毛侃帅所在的审核部门从上海搬去了武汉，主管领导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搬迁条件——升职为某一个审核小组的组长。
在外界看来，这是一条“整治”后的必经之路。2018年7月，先是央视新闻批评了 B 站含有内容低俗的动画作品，一周后，B站凌晨发布的一则公告里承认其被国家多部门约谈，要求缴纳罚款并整改，整改措施之一是“加强审核团队建设、扩编一倍以上审核人力”，毛侃帅搬入的武汉新审核中心，承诺将在那个7月投入运营。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互联网公司。为了能追上用户增长带来的内容膨胀，审核员像毛细血管一样密集地铺开来。2018年年初，《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里写道：“未来今日头条审核团队预计要破10000人。”紧接着的4月，快手也宣布紧急扩招3000名审核员。
审核员们都深知，目前的AI审核技术距离取代人工还有很遥远的距离。2020年4-6月，Youtube曾尝试用AI审核代替人工审核员，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审没有人参与的初审。但这项计划在9月份被叫停了，YouTube大批返聘了在年初解雇的人工审核团队。
量变再一次发生在2020年，李晋华和毛侃帅都明显地感受到，疫情之后，B站审核的稿件量变多了。“宅家”的人们带来了线上业务的增长，2020年第一季度，B站的月均活跃用户同比增长70%，达到了1.72亿，日均活跃用户同比增长69%，达到了5100万。
这年3月，几位UP主在知乎上分享自己稿件审核的进度，有人表示，投稿了1分30秒的视频，17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动静，有人附议说，自己4分钟的视频，24小时过去了还没审好。一位UP主说，以前投稿，顶多30分钟就过审，但现在一两天过去还不答复，“还以为我号有问题，辛辛苦苦答了一百题，重新开了个号上传，依然如此”。
增长带来的压力，最先传导到审核员这一端。那阵子，B站的审核工作量开始有了具体的要求：每位审核员每天的审核必须达到1250条。彼时，李晋华刚入职不久，最初的任务量是审核700条，后来逐渐增多变成800条、1000条，到第三个月，与老员工一致，1250条。
1250条意味着什么？
按当时12小时工作制计算，审1250条，意味着一位审核员不吃不喝不休息，每60分钟需要审核至少104条视频，一条视频的审核时间绝对不能超过2分钟。训练到后来，审核员们处理一条视频的时长能控制在20秒、30秒左右，也只有这样的速度，才能保证自己拥有一些喘息的空隙。
这是一场数字追逐游戏。大厂们像一艘艘巨轮，追逐着更好看的用户数据、更海量的互动内容，而审核员们则像巨轮的每个齿轮，追逐着不断高升的任务量，每小时转动的次数要多点，多点，再多点。
三个月后，李晋华发现，其实“1250”也不是终点。随着B站逐渐破圈，一个年轻人的二次元社区最终成为泛文化社区，变化延伸至审核员这头，某一天，李晋华的任务量变成了每小时审核量不得低于125条。再后来，随着时间推移，需要完成的每日审核总量不断攀升：1300、1350、1400，后来停在了1450条。
每一天，悬挂在显示屏幕上的审核数量都拉紧了审核员们的神经。为了完成每小时125条的审核量，李晋华觉得一天被切割成“量够了”的小时和“量不够”的小时。当“量不够”的小时到来前10分钟，他会赶紧上厕所、倒水，然后进入机械式操作键盘的状态。
闪动的电脑屏幕上，正中间的窗口自动播放着视频，“通过”“打回”“锁定”三个功能键决定这篇稿件的去向。遇到后两种情况时，审核员需要打字写下原因。李晋华的右手长时间弯在鼠标上，酸痛感袭来，抵达手腕、肩颈、腰部。
在数字追逐游戏中获胜的唯一方法是压缩时间。为了能多喝水，李晋华曾准备了一个550毫升的大容量水杯，可往往一天过去，喝不了几口，等下班时一看，杯子里的水几乎还满着。
虽然中午休息时间规定是1个小时，但李晋华发现，周围同事们吃饭只花半个小时，当那个“量不够”的小时到来时，吃饭可能被压缩到10分钟，或者直接一边吃饭，一边审稿子。因此，便利店的三角饭团，是他午餐最常见的选择，方便、快速。还有些时候，李晋华会选择直接熬过”量不够“的那个小时，不吃。他算不清，已经多少次，吃上午饭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就是经常，可能外卖到了，但我没时间下去拿”。
在爱奇艺，叶依婷经历着另一种形式的数字追逐游戏。她审核的是爱奇艺的信息流广告，与大厂们自动分发任务的机制不同，2020年上半年，爱奇艺的广告审核尚没有接入分发机制，还需要靠审核员们“拼手速”接单。
所有待审核的广告，都会被丢入一个群聊，审核员们自行抢单。经常是叶依婷还在打字回复，群聊中就有人发出了审核结果。为了在这场游戏里居于前位，有人特意买了有侧键的新鼠标，将鼠标设置为侧键刷新，可以一“点”到位，比普通鼠标能更快刷新群聊抢到单；还有人在浏览器安装自动刷新插件，点击一次，刷新三遍。
虽然公司每季度才算一次绩效进行排名，但事实上，每天、每周、每个人的审核数据都会被公布。明面上，爱奇艺没有其他大厂那样具体的数字要求，但叶依婷感觉到，自己像被蒙住眼睛的赛马，只能靠周围马匹的动静来确定目标，不知终点地往前奔跑。
▲ 图 / 电视剧《MIU404》剧照
抵达终点的代价是，审核员的个人时间像海绵里的水一样，被挤压，再挤压。
疫情后，连同每日任务量一起衍生出的，还有带班制度。B站审核员有两种班制，一种是每天工作8小时、做五休二的行政班，另一种是12小时工作时长、做一休一的三班倒轮班。如果是前一种班制，加班是难免的，如果做的是后一种，带班则是强制性的，意味着一个审核员每个月休息的那15天里，仍有4～5天，需要在家待命4个小时。
B站前员工鲁达的理解是：“似乎是疫情让叔叔（B站董事长兼CEO陈睿）发现了，我们在家也能办公，于是就开始了带班制度。”
“虽然我们一整天里才带班4个小时，但会很累，因为刚经历完前一天的12小时工作。而且带班时，只有加满两个小时才可以计入调休工时，如果是1个小时、1个半小时都相当于给公司白干。”李晋华说。
很多时候，所谓的“前一天工作”也可能不止于12小时。鲁达记得，自己有一次值通宵班，从前一天晚上9点半上到了第二天中午11点半。走出大厦，撞上明晃晃的日光，他有些恍惚，只听见胸腔里的心跳声不断地加快。
李晋华有时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心脏一抽一抽地疼，但他从没想过去医院，“哪有时间去检查，连门都不想出，你休息的那天只会想着睡觉”。去年夏天，他做了一整个月的噩梦，梦里也在不停地审稿，稿子里出现的，多是白天见过的血腥画面。
大厂的审核部门都会设置舆情会，会上主要讲的是审核当天需要格外注意拦截的视频样本。有时是高清的车祸画面，血溅当场，有时是跳楼视频，人体变成一滩肉泥，还可能是凶案现场，断头、断手。李晋华每次都让同事先看，再问“恐怖吗”，如果太过恐怖，他就选择不看，可午夜梦回，一些过往的画面就变成了梦魇。
审核员是触及世间恶意最末梢的神经，有时，投稿人的戏弄也会找上门来，李晋华就被UP主的视频吓过几次。第一次遇见时，是一段拍摄农村夜空的视频，无云的夜空里闪烁着星光，让人觉得沉静、安宁，李晋华正投入地盯着画面看，突然间，星空不见了，屏幕出现了一个扮成厉鬼的人，他吓得差点儿叫出了声。
这是几乎每个B站审核员都有的经历，鲁达被吓到时没什么反应，而办公室里另一个女生尖叫之后，当场哭了起来。至于那些被打回的稿件，等审核员们再收到时，在标题或是简介处，偶尔还会出现类似“审核员*****”的谩骂。
▲ 图 / 电视剧《生活大爆炸》剧照
除了恐惧，噩梦里还有另一种压力。就在几天前，李晋华还能梦见，自己不小心让一个问题严重的视频过审了，他到处问同事该怎么办，梦里等着处分下来的那种着急、慌张，让他喘不过气来。
叶蕾刚接触到审核工作的那阵也常做噩梦，也同样是血腥的画面重现，或者梦见自己犯了错、手足无措。今日头条的复审需要为视频稿件定级，初审通过的视频，根据主题会有相应的定级标准。在飞书文档里，这份标准长达几万字。与叶蕾一起参与复审培训的还有3名海龟应届生，但培训和他们在留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基本没什么关系。按部就班的规则执行让叶蕾极其不适应，错了太多次，主管着急地对她说：“都告诉过你多少遍，怎么还是错的？”
啪，叶蕾紧绷的弦断了。一个中午，她看着自己88%的准确率哭了起来，而新员工的定级准确率要求达到90%。“但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别人都可以，我为什么不能做好？”
审核员的工作设定是，一定要努力去完成任务，无论它是一路飙涨的1250条、1450条，还是90%的准确率。
在字节跳动，绩效和审核稿件的数量、质量直接挂钩，在被分为A、B、C、D四个绩效的等级中，拿到过两次D，员工就会被淘汰。
就像生产牛奶的工厂一样，每一天，审核员们审过的稿件都会由质监部门进行抽查。在今日头条，如果你的评判等级被相关质监部门发现错误会扣1-2分，如果是更高级的质监部门发现了这个错误则会扣掉4-8分。“这就意味着你冲A无望，只能保C。”叶蕾的准确率后来也不太不稳定，最终，她还是在某个月拿到了一个D。
来自准确率的压力、绩效的压力，让叶蕾每天走入大厦前，都会在楼下抽根烟，“得做好心理建设，才能去上楼上班”。
上楼后，8小时的工作因为重复而无限冗长，尽管成都字节跳动没有加班，但这8小时，在一周内会以“早、中、晚、通宵班”四种形式出现。这就意味着，如果晚班之后接了早班，你的生物钟刚调转到昼伏夜出的模式，又要面对第二天7点到到岗的早起。有几次，叶蕾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索性直接睁眼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洗漱、又去上班。
一年下来，到了体检时刻，叶蕾的同事们总是被查出各种问题，肾结石、肾炎、胃炎等等，尽管没有直接的依据，但大家总是忍不住地联想：可能是这份作息不规律的工作所引起。脱发、肥胖也不可避免。叶蕾在成为审核员的一年内，像皮球一样鼓起，胖了20斤。李晋华见过最严重的例子，是办公室里的一名同事，一年里胖了40多斤。而他自己，在经历过几个通宵班后，头上出现了斑秃。头发覆盖的表面下，一块硬币大小的头皮裸露出来，已经一根头发都不剩了。这是身体对李晋华发出的警告，但他没有办法，一直等到回归白班作息后，头发才重新长出。
▲ 图 / 电视剧《老友记》剧照
100多年前，在福特工厂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此后，流水线总是在告知人们应该站在哪里，做些什么，以及如何把劳动转换成最终的产品。玛丽·L·格雷在《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里写道：流水线不仅没有在人和机器之间引入新的劳动分工，反而使人们丢失了对自己工作节奏的掌控，以及相互协调和委托他人工作的能力。
审核员就像互联网时代里的流水线工人，站在传输内容的传送带前，等着一份份任务到来，做着机械、重复的劳动，一旦传送带的速度被调快，他们也只能跟着更快地劳动。
不是没有异议。与数字赛跑的游戏一度在B站内部引发过不满。一开始审核KPI加量时，有人坐在工位上还会直接说，“阿B总是想要我猝死了吧”“叔叔只认钱”。愤怒的情绪在工位上传递着，只是，始终没有人停下那只审核的手。
李晋华知道的唯一一次反抗是，有同事在家带班时，刻意减缓了审核速度，而反抗的最终结果是，这名同事的当月绩效直接被降到了最低档。
也许是因为愤怒的人太多，公司很快召开了一次大会，所有审核人员都参加了这场会议，主管在会上说明了“员工不能在工位摔键盘、发脾气”。愤怒的火焰被浇灭了，当李晋华和同事再次因为工作量上升而感到愤怒时，办公室里再也没有人说话了。整片工位陷入了一种默契的沉静，只留下一连串敲击键盘的声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生气再多，鲁达空闲下来时还是会刷B站，因为他所感兴趣的UP主们多是大V，他们的稿件有单独的审核部门，他在工作中不太能看到自己喜爱的视频。更多时候，他打开B站，一条条视频中会夹杂着审核员的招聘信息，打开后发现要求栏里写着“能接受夜班，能抗压”，他只能苦涩地笑笑。
2021年除夕前夜 ，年终奖入账的短信发送到鲁达的手机后，他立马向领导提了离职。心照不宣地，同组另外有三个同事也选择了要走。
鲁达还是喜欢B站的，走之前，他研究过是否有内部转岗的可能，但是土木专业毕业的他觉得自己没什么经验，最终放弃了。叶蕾也曾希望自己还能留在字节，可是部分转岗要求里有一条写着“半年内绩效没有D”。“大厂里的所有人都是螺丝钉，一个孔眼对一个钉，比如我想转运营，可是运营部门有自己的螺丝钉了。”
叶蕾想起自己最初来成都工作的理由：因为这里有好吃的东西，有慢节奏的生活。成都字节内容质量中心所在的写字楼就在最繁华的春熙路上，从叶蕾所在的工位望出去，整条街上，24小时营业的火锅店、烧烤店、奶茶店前聚集起了成群的年轻人，不远处，府南河边的老年人悠然散着步、茶馆里的中年人打着麻将，聊着天。叶蕾觉得，只有自己，在屏幕前为了不到几千元的月薪，消磨着人生。
大厂的光环甚至辐射不到审核员。叶蕾从不会和别人说自己是一名审核员，更多时候，她都说自己在字节做新媒体工作。一些明白的大厂人听到这里，就会说：“你怎么不去北京？成都那边不都是偏执行类的非核心工作嘛？”
的确，过去一年，叶蕾只是审着别人的稿件，“光做审核是不会有产出的，而我上学学的一切都是在教我如何创作视频。这份工作不适合我”。
鲁达选择早早抽身，他已经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当了一年的运营。“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像在当公务员一样，每天朝九晚六，做五休二，从不加班。”新工作任务不高，工资也比原先审核员的5千月薪更高，他格外满意。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选择权。毛侃帅做了三份审核员工作后，在30岁之前才告别了这个行业。在行业浸泡了八九年，他至今也不觉得这份工作有什么问题，“这就是工作，我是为了赚钱而工作的，我不做了，是因为挣得太少了，我有家庭要养”。
▲ 图 / 电视剧《Hush》剧照
低薪、疲倦、自我价值感丧志，是大家选择离开审核岗位的原因。
李晋华几乎是在离职那天第一次见到傍晚的光谷软件园，园区最中心景观湖的湖水在夕阳下熠熠闪光。没有任何留恋，像每次下班一样，李晋华头也不回地钻进人群，那栋玻璃幕墙筑起的写字楼终于被抛在身后。
在一个盛产内容、流水审核的时代里，即使不是李晋华，不是这里，也不是此刻，顺着网络涌来的海量信息，依然一刻不停地被AI筛选，被系统分发、被人工审核，被传递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流水线上的那条传送带，只会更快地转动起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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