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453）
我的奶奶余凤珍，1919年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是已经营三代的余家杂货的长女。
长大一些后，凤珍上学堂读书，能写会算，可以帮忙家里的生意。后来，余家杂货铺归她弟弟掌管，她就和丈夫离开了孙桥镇，辗转很多城市，最后在天门市定居。
他们一共生育子女9人。而我，就是老九的女儿。
1
我妈是荆州医院的护士，三班倒，时常得通宵上班。我爸又经常出差，顾不上我，他们就把我送去天门给奶奶带。
那时候，奶奶已经满头银发，鼻梁上架着高度数的黑框老花镜，看远看近都要用手扶着镜框盯上半响。她视力不大好，有时连近处的东西都看不清。一次，我妈去天门看我，进屋发现我抱着带屎的被角不停地啃——那床被子可能被我蹬掉过，奶奶帮我搭在脸旁，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据说奶奶的眼睛是累坏的。爷爷年轻时走南闯北经商，很少在家，她常等孩子们安睡后，再点着煤油灯，熬夜赶制衣物补贴家用。如此日复一日，最终视力受损。
爷爷曾为天门的一些商店老板们跑“汉脚子”（跑武汉进货），后来被怀疑有经济问题，在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学习班接受隔离审查。奶奶听说此事，立刻把孩子们安置妥当，只带着大女儿从天门城关去到汉口花楼街。
那是奶奶人生中第一次去汉口，也不知道她历经了多少周折才找对地方，还想方设法见到了爷爷。她有一些文化，能在组织面前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一再申诉，恳请组织查明真相。后来，爷爷的经济问题得到澄清，还被组织委以重任，创建了供销合作社管辖下的天门生产资料经理部，担任副经理。
等爷爷升到经理后，浩劫又来，他被打成“走资派”。他受不了冤屈，从楼上纵身一跃，把腿摔骨折了。
等到文革结束，爷爷恢复原职，没两年就退休了。自我记事起，他除了偶尔打麻将，就是看报纸或新闻联播，说话做事都十分小心谨慎。早年闯荡江湖的锐气，可能被那一跳给带走了。
奶奶是个能人。那时节，家家户户的鞋子都要自己做。鞋子要合脚,得依着脚的大小胖瘦剪鞋样。奶奶剪出的鞋样又舒服又好看,于是左邻右舍向她追讨，还把她请上门订制。
由于人气十足，奶奶被喜爱她的人们选举为天门建设街居民委员会第八组的小组长。小组长没有工资，是带头干活的：扶老抚孤助乞丐，碎石挑土铺马路，上街巡查保平安……但奶奶干得很开心，还常常把组员聚集在家里，发表“施政”演说。
我已完全不记得她们讲话的内容了，但一个一辈子没有单位的老太太，对着大多是家庭妇女的组员们，讲的话肯定是既家常又动人。
奶奶空闲时会教我用火柴棒数数，摆数字。从一摆到十，再算一下加减。有时爷爷凑过来移动火柴棒，加入考我的行列。如果我对了，奶奶就摸摸我的辫子说：“踏了我的态（像我）。”我就喜笑颜开的。
因为爷爷奶奶家的日子太舒坦，我完全没生出留守儿童的阴影。一天，妈妈来接我回荆州读书，我刚从后院玩回来，饥肠辘辘，大喇喇地凑在奶奶跟前问准备做啥好吃的。
妈妈坐在一旁偷摸观察我，看了好一阵，电视剧里母女一见面就扑到怀里哭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她感觉我和她生分了，于是又愧疚又难过地抹泪。
奶奶安慰她：“现在就跟小猫小狗似的，不太认人！”
妈妈一听，眼泪汪汪、狠狠地摸了摸我的头。
2
我到荆州过了几年，父母赶上了分福利房。那些房子都是灰白的立方体，兵营般整齐划一，无趣得很。当时的民谣是这样唱的：“一楼好喂鸡，二楼少爬梯，三楼四楼风光好，五楼好晒衣。”
我家分到了一楼，爸妈真用红砖隔出个院子养了6只鸡，再把土堆高一点，做了个简陋的小花坛，栽了几根绿葱和大蒜。它们是怎么共存的？难道鸡不喜辛辣？现在回想起来仍是个迷。
住的房子宽敞了，爸爸就想接天门的爷爷奶奶过来小住。奶奶很钟意那个小花坛，她在天门老宅的阳台上养了满满当当的月季迎春，走时正是春季，热闹缤纷。奶奶想到她的花草万分不舍，反复强调花坛以后就交给她打理：“要不是冲着这个花坛，我真是懒得跟你们过的。”
爸爸赶紧表态：“我晓得，好啦！”
奶奶住下以后，制作食物因时制宜，十分精湛。平日腌萝卜、黄瓜，偶尔做米酒，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到了初春时分，去江边采摘地米菜，包春卷清香可口；入秋，藕刚上市，趁还甜脆做藕夹；春节前夕，起油锅炸花馓、麻花，再捏个肉丸、鱼糕……
妈妈上夜班的晚上，我就和奶奶一起睡。一日，我躺在床上，看着她脱去一层层的衣服,已经很瘦的身躯变得更加干扁了。她再曲身把脚上的布料去除，我看到那如马蹄形的小脚，说：“这是旧社会的产物吧？”
奶奶笑着搂过我，讲起了陈年往事。
她说自己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得早起赶紧洗漱，再唤醒4岁的弟弟，为他搽脸漱口穿衣。等做完一家人的早餐，还要去街市上买菜。
一次，母亲带她去听演讲，认识了从省城回来准备办学堂的张国兰。张国兰摸了摸她的肩膀说：“看着就灵醒（方言：聪明）得很，让她来读书吧。”
当时，家境宽裕又舍得给女孩子花钱读书的家庭很少，所以回家后，母亲先跟父亲商量：“妇女协会讲的，以后世道要这样了。”
父亲很开明，掏出两枚银币，送她去了学堂。学堂在京山河旁边，是由私塾改过来的，以夜校的形式办学。老师发的国文书的第一篇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她摩挲着课本，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她眼前缓缓展开。
奶奶说那是1926年，张国兰在京山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后来她改名张文秋，算是我先生。我虽出生在旧社会，但是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啊”。
我懵懵懂懂地点点头，很快就睡着了。
又是一年处暑，连日的雨噼里啪啦地砸下来。花坛地势低，赤黄的水流卷着泥沙倒灌其中，把奶奶栽的白菜、香葱、韭菜一并淹了。湿气漫入骨髓，让人滋生出一种忧伤的情态，鸡也在鸡舍里凄惨地鸣叫。
那天，奶奶抢挖出几颗蔬菜，用报纸包裹好放在地上，感叹：“天门的花草没人顾，也不知回去还能活几株？”
爷爷盯着报纸、抿着铁观音，不以为意：“等回去再办嘛。”
奶奶更加烦躁了：“重新买的，还是一个东西吗？”
听到奶奶又惦记起了天门老宅，家里的人都下意识地保持沉默。我妈的工作性质使她很难规律地着家，我爸出差有时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留下一个我，该怎么办呢？
于是，爸妈接爷爷奶奶来时说的“小住”，一晃就是两年。
3
我家离马路就隔着一栋楼，奶奶无聊，就动起了做生意的念头——这原本也是她的老本行。她和我爸掰扯，说一桌一椅摆在马路边就行，上面码得整整齐齐的饮料、烟酒、小吃、零食，能赚多少是多少。
那时，奶奶已67岁了，我爸没想到她还有这么大的干劲，就问谁来管账。
“不要你们管，我算得清清白白的。”
“哪个来进货呢？”
“有你的父啊。”
爷爷是中立派，他摆摆手说：“我服从安排，我都行。”
爸爸只好打电话给自家姐妹，让她们打电话劝奶奶。经过子女们的反复劝说，奶奶的创业计划偃旗息鼓了。也许她心里已默认了现实，只是有藏不住的怅然。
奶奶一辈子，总是把家庭摆在第一位。这也导致她自己的事业、爱好不断退缩，最后缩得微乎其微。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单位不断出现，到处缺人手，特别缺有文化的女干部。当时，奶奶的父母已经去世，她只得邀请继母来天门帮忙照顾孩子，可对方答复：“只想在京山茶馆里度日月。”
于是，奶奶只好放下“参加革命工作，吃公家饭”的梦想，做起了零工。为了赚钱养家，她曾在天门石河镇餐馆打零工，也曾在白茅湖农场捡棉花，后来爷爷做了生资部的经理，她又成了“家属工”。
我爸说，从他记事起，奶奶就躬身背着他，去天门城西河街的土废仓库做工。她一手兜着我爸的屁股，一手提着罐子，最小的姑姑只能牵着她的衣服角。
每天，她进仓库的第一件事，就是往罐子里加水，再埋进熬浆糊的土灶膛里——其他家属工也这样解决中餐。午餐时，奶奶扒开灶灰，拖出罐子，里面是掺杂着玉米和红薯粒的白米饭。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如果条件允许，表层还有一个炖鸡蛋。我爸用勺子把热乎乎的米饭搅匀，一口一口地吃着，就长大了。
所以在奶奶的观念里，“每日一蛋”是顶顶有营养的配置，后来她也这么养我。我家在院子里养鸡，不缺鸡蛋。晨起，奶奶烧开水，在有鸡蛋、猪油和糖的碗中冲开，再放入炒米，便是一顿美味的早餐。
我小学三年级时，我们一家三口随爸爸工作调动到了武汉。妈妈在入职体检中被诊断为乳腺癌，手术后回到老家休养。爸爸只好给已经回了天门的爷爷奶奶做思想工作，请他们来武汉。
因为妈妈不在身边，奶奶会把我打理得格外干净整洁，尽量不让人小瞧我。有时在早餐空档，她打量我辫子歪了，还会拆开重新扎。橡皮筋贴着头皮，绑得紧紧的，奶奶又拿条红绳绑在我的发尾。
奶奶不知道，出了门，我会把红绳拆掉装进书包。那时，武汉的女孩子已经用上了有缎带蝴蝶结、各种小花、小蜜蜂的发夹了。我的红头绳，是天真又残忍的孩子们嘲笑的对象。他们会当面说我：“乡下人的乡里头。”
父亲换了新单位，仍旧忙碌。爷爷奶奶都已年迈，每每等我用完晚餐，他们都已经准备睡了。我无人述说自己的羞恼，想起还在病中的妈妈，想起来到武汉，仿佛所有的快乐都戛然而止了。我哭着在课本内页的白边上写“我恨武汉”，还力透纸背地画各种愤怒、哭泣的表情符号。
一次，奶奶帮我整理书包，翻到了我乱写乱画的东西。一向很护着我的她，少有地训斥我：“不要糟蹋书本啊，知识没有辜负你什么。”
奶奶告诉我，她到现在字都没认全，是因为在学堂只读了一年多就被迫中断了。那年，京山河上游常漂来大片竹排，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漂浮物，有时甚至是死尸。常有穿军服的兵油子到孙桥镇骚扰，打听张文秋的去向。一时间，镇上秩序混乱，曾经热闹非凡的商业街也显露出颓废落魄的气息。她的父亲顾不上买卖，靠在微微阖着的门边小声议论：“这天看来要变了。”
国民党军队在镇上最大的戏台子上摆了几杠枪，号召大家去“开会”。余家杂货铺斜对面的李家小子，那时已经十七八岁了，青头白面的很帅气，老是逗弄街坊四邻家的小姑娘，偶尔也买些零嘴给她们吃。结果在“镇反”会上，他被揭露是“潜伏特务”，要被当众枪毙。烈日炎炎，街坊们坐在下面一言不发，每个人的脸孔都被灼热的光线照得煞白，避无可避。母亲紧握着她的手，枪响后，有孩子的哭声。
她当时默默地想，那声枪响和故意残留不许擦去的血迹，比水上的浮尸可怕多了。她心颤，但又有种东西要冲出胸膛。
一天，街坊们奔走相告，说办学堂的张文秋因急病终了。她和几个女同学跑到张家想要拜祭，一位穿着灰色长衫的老人出来，冷淡地说：“不孝女命薄，理应如此。”他挥挥手，让她们回了。
后来，骚扰的兵油子不来了。某个学生说张文秋其实没死，她家订制了一口中间留缝的棺材，谎称她得疫病死了，把棺材抬出关卡，让她逃走了。
张文秋走后，她开办的学堂只支撑了半年就关闭了。9岁的凤珍没书读了，但心里已经装得下很多秘密。
我去武汉的那一年，恰好也是9岁。
4
休整一年后，妈妈回到武汉，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团结户”里，爷爷奶奶就搬出去租了五楼的一室一厅。
奶奶年纪愈长，之前满头银发竟有了反青，整个身子更加单薄瘦弱了。到了白内障晚期，她的一只眼睛基本失明，腿脚亦不便，下楼买菜、提物的重担都交给了爷爷。
他们把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吃得极朴素，做饭的手艺也渐渐搁置了。倘若我们周末过去吃饭，奶奶会兴奋地叫爷爷多备点荤菜，炒菜时顾虑到我们的口味，就把油盐放重一些。
那时候，我与院子里的邻居们渐渐熟识了。一门二楼的林奶奶会做麻辣鲜香的湖南菜，就着她炒的回锅肉，我可以吃下一大碗饭。对面三楼的王阿姨来自河北，擅长包饺子，我的味蕾被多样的菜式和丰富的口味打开了。
所以，当奶奶放盐的尺度把握过了头，我就把筷子一搁，撇嘴说太咸了。奶奶拿起筷子尝一口，可能是分辨不出，眉眼就顺着脸部的褶皱耷拉下去，显得极为沮丧。
爸爸用筷子敲打我的手，恶狠狠地骂：“谁惯得那么挑食？”
奶奶赶紧答道：“是我是我。”
弄得爸爸哭笑不得。
一个周末，我按惯例去奶奶家，饭后独自下楼。奶奶站在楼梯口使劲跺脚，一遍遍唤醒楼道里的感应灯，不让我有一刻置身黑暗中。
我站在一个拐角处，从中间方格的空间向上看去，奶奶的衣角从铁杆的缝隙中冒出来。我喊道：“回去吧！我快走啦。”
奶奶没有应答，她探出脖子，看到我的头仰起。我们对视一眼后，她突然掀开自己的黑色棉袄，从内口袋中掏出几张钱，顺着空档往下一抛。
那些纸币如电影慢镜头一般，在蜿蜒的楼梯间回旋漂浮。我盯着纸币追赶、拾起，是两张10元。再抬头望，奶奶好像已经被吞噬在螺旋的尽头了。
我读高中后，爷爷奶奶家开始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中药味。复杂，但不难闻。我每每进屋，就匆匆大跨步地走，扯着嗓门叫“奶奶”。
奶奶大多数时候在阳台上，在红红绿绿的盆栽花草的簇拥中坐着。然后慢慢回头、手扶藤椅把手起身，向我走来。
我会带一点菜过去，然后把奶奶的冰箱塞满。在这个过程中，我总能翻找出一些放坏的蔬果和冻得像砖块的肉类、海鲜。我学着爸妈的口气，边清理边批评：“不要舍不得吃。现在不是旧社会啦，总不缺吃的。别存着，得捡着新鲜吃。”
奶奶安静地笑：“知道啦，和个小大人似的。”
这时，我就会很高兴，感觉自己真的长大了。
在奶奶家，如果是我们三人吃饭，她会做得比较简单。比如下面条，面起锅前，把用淀粉和酱油腌过的瘦肉丝往沸水中一滚，再掏起来做面码。根据个人口味偏好，浇在面上。
第一碗给我，肉丝鲜嫩，面条劲道，我吃得很开心。第二碗给爷爷，最后一碗煮得最软，奶奶留给自己。
我高中时剪了一个短发，刘海却留过眉毛，耷拉在眼皮上。彼时的我想象自己是漫画中的美少女，忧郁的眼神在刘海的空隙中轻轻闪现。但现实却是，吃几口面，刘海尖儿都快埋进面汤里了。然后一仰头，侧甩，刘海短暂地在头顶停留一会儿，随着头越来越低，又再次滑落。
奶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忍不住从耳后拔下一个黑色钢丝夹，颤悠悠地走到我旁边，要把我的刘海夹上去。我使劲地缩头摆手：“好傻的哦，奶奶，现在不时兴你这个样子了。”
一直以来，奶奶都很注意自己的仪态仪表，说话做事也如大家闺秀般慢条斯理、温柔娴雅，从未有狼狈的时刻。她着装大多是黑色或深蓝的单色块，整理得平整妥帖。一头银发永远顺滑，碎发总是被发夹别在耳后。她反驳我：“你的额头很好看啊，得露出眉眼来，女孩子才有精气神。现在遮头盖脸的才不像话呢。”
可惜，那时尚处于青春期的我听不进去。后面当我发现自己确实更适合露出整块额头的时候，奶奶已经不在了。
5
2000年6月，我高考完毕。虽然我一直有去北京的想法，但考虑到母亲身体不好，爷爷奶奶都已年迈，填报志愿时就选择了家门口的学校。
9月，我进入武汉大学读书，为答谢亲友邻里，父母摆了两桌酒席。此时奶奶下楼已很费力，需要我爸背着，但她还是参加了这次宴请，和爷爷坐在主席位上。
别人总以为她老糊涂了，凑上前大声在她耳边说：“媳妇对你好不好？儿子还孝顺啊？”
她淡笑着点头，直视对方，轻声说：“都好，都好。”
10月底，奶奶突然昏迷，住进武警医院。11月5日去世，享年82岁。来葬礼的叔婶姑伯说，她去得很突然又没有受罪，算是喜丧。
2005年，爷爷在武汉去世，享年87岁，和奶奶合葬在武汉九峰山。坟地是爷爷生前亲自选定的。爸爸说，那里是丘陵地貌，和他们的故土京山一样。
随着我家搬迁，他俩离老家越来越远，最终日益衰老不能返回，武汉成了埋骨之地。
前两年，爸爸和姑妈们商议，要给爷爷奶奶重修墓碑，加刻家族新成员的名字。他们觉得姓名排得满满当当，才有家族昌盛、枝繁叶茂的样子。
那天，我用湿纸巾擦拭墓碑凹槽里的灰尘，用借来的调料在凹陷的字体里描金，突然想起一部电影里说“往生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墙后面。”
描着描着，我的鼻涕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下意识地抬手去撸，看见纸巾上都粘着灰尘，想必已经蹭到了脸上。想到奶奶喜欢干净的脸，我停下来先擦自己的脸。
爸爸站在一旁盯着墓碑，陷入了回忆。他说，奶奶曾经想参加新四军，但错过了部队，“不然就没有这后面的一堆名字了”。
6
1939年，余凤珍刚满20岁，父母把她的婚事提上了议程。因幼年读过一点书，凤珍与一般待嫁闺中的女子有些不同，她虽身处井隅，但心怀拏云之志。
一天，她听说张文秋随李先念带领的新四军回来了，就住在不远处的小花苑村，准备组织抗日武装。突然间，好像有股能量注入她的身体，想要奋力一搏。
她兴奋地跑去寻找女同学，她们得知消息后，也都兴奋地说：“凤珍姐，你去投奔张文秋先生，我们就去！”
于是，姐妹六人收拾好包裹，避开家人，天不亮就上了路。她们走了不出十多里的大洪山山路，回头瞅见一队日本鬼子正从后面快速上山。凤珍捂住嘴，示意大家噤声散开，6个女孩便敏捷地逃往山间藏身。
日本鬼子排成纵队匆匆走过，并不四处查看。约摸过了三盏茶的时间，前面传来阵阵枪响。直到日头偏西，枪声才平息。
光线渐暗，凤珍看看四周，女伴们都被冲散了，不知去向。她咬咬牙，在黄昏里独自赶路，漫山只有穿梭的风声和她沉重的喘息。
好不容易到了小花苑村，她只看到断壁残垣和死尸，墙上还留有黑色的子弹洞孔。原来是日本兵与新四军在这里接上了火，新四军已紧急撤离。
凤珍没有找到接纳她的引渡人，空跑了几十里的山路。空气中残留着刺鼻的火药和血腥气让她大脑炸裂、眼眶通红，无奈之下，她手足冰冷地返家。
后来，凤珍听从父母的安排，与一个无父无母的青年成亲，对方答应做上门女婿。而后，他们离开余家杂货铺，离开孙桥镇，辗转了很多城市，在艰难的岁月里生儿育女。
我享受过凤珍对晚辈的慈爱，见证过她对生活的热忱，对她那神采飞扬的少女时代，我一直在想象：
那天，她兴奋地去找同伴，想要参军。小脚底下的黑布鞋轻快地敲击着青石板地，长裙飘扬着，裙摆飘成一个好看的弧度，再贴在套着白袜子的脚踝上。她干爽得像一只鸟，似乎下一秒就飞到天上去……
倘若那天她真的找到了队伍，后面的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同。也许她的梦想会一一实现，我们这些后辈可能会消失、或者成另外的“他们”。但她还是余凤珍。这总不会变的。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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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0年8月，我大学一毕业就进了某银行的开发区支行，和我一同入职的还有7个人，我们5个大本生加3个大专生，按规定要先在支行实习1个月，然后再进行具体分配。
我、赵兴安、高晟，因为都是北京人，学历又相当，自然就比跟别人更亲近些。赵兴安比我们年长两三岁，做事又一板一眼的，所以我跟高晟都戏称他“老赵”。记得高晟曾对我说：“要不因为你是个丫头片子，咱仨就桃园三结义了。”
现在想想这话，真是恍若隔世。
20多年前的银行中基层员工，高学历的凤毛麟角，很多都是职高毕业后再到党校学习班混个大专或大本的文凭。我们这些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当中，赵兴安资质最高，北大毕业，财经和法律双学位。据说他是纯靠自己的本事考到银行的，不像我和高晟，多多少少家里都托了关系。高晟是农大毕业，学兽医的，专业跟银行风马牛不相及，但他爸是某公司的财务主管，典型的“关系户”，腰杆子反而更硬些。
当时“北京生”普遍散漫。拿着装来说吧，我跟高晟都跟老员工有样儿学样儿，行服牛仔裤混搭，再蹬双旅游鞋，这就齐活儿了。可赵兴安算是个另类，每天行服熨得齐齐整整，里面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小皮鞋擦得锃亮，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手里还拿了个不知什么牌子的公文包，看上去颇有华尔街的风范。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员工看见他，常常故意用一双油腻腻的手边摩挲他的雪白衬衫边揶揄着：“小赵人才呀，看这范儿，以后一定是当行长的料儿！”赵兴安皱着眉头躲闪着，脸憋得通红，只是不好意思发作罢了。我曾旁敲侧击地提醒过他：“咱初来乍到，别太扎眼了。”可他不听，依旧我行我素。那个时候的赵兴安，真是太心高气傲了。
实习期结束后，我们仨都幸运地留在了支行科室，赵兴安和高晟去了最吃香的信贷科，我则去了人事科。
刚到人事科没多久，支行就接到分行通知，准备开展行内“人才储备”工作——就是对本支行所有高学历或工作特别出色的员工进行统计评定，再将资料上报到分行，纳入全行的人才库，准备日后着重培养和优先提拔。这次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环节——家访。
因为我跟赵兴安和高晟比较熟，他俩的家访工作就交给了我。
高晟的父母都是公司财务，官不大，但手握实权。他们没怎么讲高晟，更多谈及的是自己所在公司给行里贡献了多少存款，办了多少笔贷款和国际业务，再有就是跟行里的哪个领导特别熟，又跟哪个领导是老同学等等。我认真地在“亲属情况”一栏写上高晟父母的工作单位和职务，末尾备注上了“优质客户”。最后，高晟一家还特地请我去金山城吃了顿火锅大餐。
而对赵兴安的家访工作却进行得不那么顺利，他总是找各种借口推三阻四，直到我说“如果这个环节缺失，你老赵的资料可就不能纳入人才库了”，他这才勉强答应，但千叮咛万嘱咐，只要我一个人去他家就可以。
赵兴安的家在门头沟，属于北京的远郊区。那个周末，他带着我坐了2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才到。那是个贫瘠的小山村，四周群山环绕，连房子都是石头垒的。赵兴安领着我爬了好几道坡才到他家，他一边推开吱呀作响的木板门，一边局促地把我往院子里让，嘴里喊着：“爸，我们行来人了。”
赵兴安的父亲满脸堆笑地从屋里小跑着过来，嘴里连连道：“贵客、贵客，快请进。”
赵兴安从屋里搬出几个凳子，放在院里的柿子树下：“屋里挺乱的，我妈还在生病，咱们就在这儿聊吧。”
好在那时正值金秋十月，天还不算冷。赵兴安的父亲比较健谈，他是老知青，1969年就去了黑龙江大兴安岭插队，赵兴安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后来他在那边娶妻生子，直到1988年才回京被分配到门头沟矿场，先是下井挖了几年煤，后来岁数大了，就改为地上作业，负责安全检修工作。
赵兴安父亲说完自己，又小心翼翼地瞥了眼屋里：“兴安的妈身体不好，也干不了啥活儿，有时会到单位食堂帮帮忙，兴安还有个妹妹，前几年去矿上捡煤渣把腿摔坏了，落了残疾。这个家啊，太拖累兴安了，要不是为了早点工作养家糊口，兴安完全可以接着读研究生哩。都是我这个当爸的太没本事。”
“爸，你说这个干嘛。”赵兴安一脸阴霾。
“唉，是、是。”他父亲尴尬地笑了笑，“我们兴安可是有出息，人也要强，当年为了考大学，把家里的电视机都砸了，嫌吵。他上大学的钱都是他自己到矿上打零工自己赚的，没让我们操一点儿心。工作也是他凭本事自己找的，我跟他妈曾经偷偷去你们银行看过，那楼修得可真气派，大堂里还摆了那么大一个铜鼎，是聚宝盆吧？兴安能到那儿上班，真是好福气。”
我看了看一边的赵兴安，那一刻，他在我眼里突然高大起来。
最后填表的时候，赵兴安小声对我说：“是不是大概写写就行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要知道，银行是个看人下菜碟的地方，学历高、工作好有时并不一定就受人尊崇。我想了想，因为门头沟矿场隶属北京矿务局，所以我在“亲属情况”一栏中写：父母均为北京矿务局职工，父亲是党员、先进模范，对子女教育严格。
赵兴安父亲很感激我的厚道，临走时送了我一大坛自家腌的咸菜，说是插队时跟当地老乡学的手艺，非让我尝尝。说实话，那咸菜真的特别好吃，我至今都念念不忘。
2
我把高晟、赵兴安的资料报上去之后，并没有人去深究，倒是高晟悄悄向我打听赵兴安的家境，我只含混地说：“普通家庭吧，父母人都挺好。”
可这事儿并没能瞒太久。
快临近年终了的一天下午，同办公室的张彤笑得前仰后合地跑进来，拍着大腿道：“哎呦，乐死我了，快去看看吧，信贷那儿唱大戏呢！”
等我跑去信贷科的时候，“戏”已经散场了，信贷科的科长老尹正搀着一个穿着花绿棉袄、两眼泛直的中年妇女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后面还跟着俩保安。
不远处，高晟冲我摆摆手，我连忙跑过去问：“出什么事了？”
高晟惊魂未定地说：“那是赵兴安他妈，跑来说找儿子，所以保安也没拦着。偏偏老赵这会儿出去催收贷款了，那我就替他招待吧——我让他妈坐在老赵的位子上等，还给她倒了杯水，刚开始还聊得好好的，谁知她突然站到椅子上唱起戏来，唱的啥我也不懂，就听见什么大姑娘小媳妇儿的，胡天利说那是东北二人转——妈呀，真是太吓人了。”
“你联系上老赵了吗？”我问。
“联系了，他正往回赶呢。老赵这回可丢人丢大发了。”
回到办公室，科长老杨劈头盖脸地把我数落了一顿：“你这家访工作怎么做的，赵兴安的妈是精神病，你没看出来？”
“没有啊。”我一脸委屈，“当时他妈病了在屋里躺着，我根本就没见着。”
“你这工作做得也太不细致了。”老杨铁青着脸，用笔一下一下地敲着桌子，“也不知道她这精神病遗传不遗传，要真遗传，赵兴安就得调离重要岗位。”
之后那段时间，我心里真是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好在信贷科的科长老尹帮了大忙，他找医院的熟人给赵兴安的妈妈做了检查，证明她的精神病是间歇性发作，而且因为是脑部外伤后天形成的，没有遗传性。如此，赵兴安的危机才算解除，我也跟着松了口气。
赵兴安事后特地找到我，为当初没有跟我说实情道歉。我看出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想想也是，让一个万分要强的人在众人面前出那么大丑，可能比要他的命还够呛。何况行里人多口杂，有多少人就等着看别人笑话呢。比如他们科的那个胡天利，就一贯看他不顺眼，那事儿出来以后，时不时地会在办公室里唱上两句二人转。为此，高晟差点儿没跟胡天利打起来。
我安慰着赵兴安：“别理那些小人，好歹我跟高晟是站在你这头的，还有老尹，对你多好呀。”
听我提到老尹，赵兴安的眼睛里才有了点光亮，说了句：“尹科长的大恩我一定得报。”
这个老尹，那可是我们行里的风云人物。他资历深、路子广，据说早年替行里担过事儿，在局子里待过好几个月，被行里誉为“功臣”，有时行长都得听他的。此人虽说精滑精滑的，但还有点儿流氓假仗义劲儿。
起先，我以为老尹会更喜欢高晟一些，因为高晟是关系户的子女，人又活泛会来事儿，时不常的会给老尹送些好烟好酒好茶。而赵兴安呢，只知道傻干活儿，在部室里既不奉承谁也从不得罪谁，老尹一直对赵兴安淡淡的，或许跟其他人一样，对高学历的人本能就有一种排斥。
但自从老尹替赵兴安化解危机之后，俩人对彼此的态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赵兴安是一刻不闲地跟在老尹屁股后面转，端茶倒水甚是殷勤。老尹则是把信贷部八成的重点客户都交给了赵兴安去打理维护，平时出差、见客户也都只带着赵兴安一个人，还把平时老欺负赵兴安的胡天利打发去了下面的分理处。如此一来，赵兴安的业绩最为突出，拿的奖金也最多，自然对老尹更是马首是瞻。
高晟眼红得不得了，曾跑来跟我抱怨：“老赵也不知道给老尹吃什么蜜了，老尹这么重用他。”
我笑着打趣他：“人家老赵业务好，人也踏实肯干，谁像你一天吊儿郎当，嘴上也没个把门儿的，换作我也不敢用你呀。”我想着赵兴安之前说的“报恩”的话，却没跟高晟讲。心想，老尹算是把赵兴安套牢了。
转眼就到了2003年，行里要扩充中层干部队伍，准备搞一次大规模的竞聘。信贷科的一位副科长离职了，他的位子正好空出来，赵兴安和高晟自然都在竞聘之列。
那时的竞聘不像现在这么严谨，需要笔试、面试还要群众和领导给竞聘者打分。当时只有两个环节，其中的水分大得很：一是面试，由竞聘者自述工作业绩和对未来工作的规划；二就是领导推荐。
一天，高晟气冲冲地跑过来找我：“你说老赵这人多孙子呀！”
我一惊——他俩关系可是一直都不错。
“怎么了？”我问。
“这不快到五一了吗？老尹让我跟他赶在节前去拜访客户。本来说好了今天去，结果怎么着，这小子昨天就跑完了，还把我的客户也拜访了个遍！你说他不是耍我呢吗？”
“是不是你马了马虎把时间搞错了？”
“狗屁！”高晟嗓门顿时提高了八度，“他就是想把着客户！你说他把着自己的客户就算了，干嘛抢我的呀？这不是拆台吗？他忘了当初谁帮他跟胡天利打的架，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看着骂骂咧咧的高晟，我也不好拱火，只能说：“可能是你误会了吧，老赵老实巴交的，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呢？”
“切！有什么不会的。”高晟压低声音，“我们俩一起竞聘，他不把我踩死，他能上去吗？我的客户跟我说，他昨天去拜访人家的时候，已经称自己是科长了。估计这次竞聘呀，我也就是个陪绑的。”
高晟站起来身来，无奈地叹了口气：“唉，穷苦出身的孩子呀，就是急功近利，咱俩还是太单纯了。”说完，他意味深长地拍拍我的肩膀，转身出了门。
我坐在位子上半天没回过神来，想想这2年多的时间，赵兴安确实变化很大，但要说他成心害人，还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也许任何交情在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也许正是因为我跟他没有利益纠葛，才能保留那么点交情吧。
竞聘那天，赵兴安意气风发，在台上慷慨陈词，高晟则有点心不在焉。在大家都认为赵兴安稳坐钓鱼台时，宣布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高晟竞聘成功，成了信贷科的副科长，而赵兴安却落选了。
这一下，高晟嘚瑟得要上天了，请这个吃饭请那个吃饭，唯独不请赵兴安。赵兴安却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走哪儿都是蔫头耷拉脑的。
一次见到他，我忍不住问：“老赵，这怎么回事呀？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不知道。”赵兴安一脸落寞，“老尹说这是上面的意思，他也没办法。唉，谁让我没个好爹呢。”
我安慰他：“没事儿，以后有的是机会，凭你老赵的本事，早晚能飞黄腾达。”
赵兴安抬头冲我苦笑了下：“嗯，老尹也这么说，可就怕这次赶不上趟儿，以后次次都赶不上趟儿了。”
好在老尹还是继续重用赵兴安，跟以前没什么变化。因为老赵掌握着丰厚的客户资源，所以拿的钱并不比高晟少多少，还被支行推荐，评为了分行先进，也算平衡了些。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跟科长老杨聊起此次竞聘的事，为赵兴安打抱不平，老杨却神秘地跟我说：“你知道老尹当初推荐的谁吗？”
“不是赵兴安吗？”
“是高晟！”老杨习惯性地用笔敲了敲桌子。
我再次被惊到了：“为什么呀，赵兴安那么给他卖命，他却推荐高晟？”
“这你就不懂了。”老杨继续给我上课，“提不提赵兴安，赵兴安都得老老实实干活，因为家境所迫嘛，可要是不提高晟，老尹得得罪多少人啊？老尹是谁啊，天下第一‘贼’，他能想不清楚这些？”
“那我看他平时挺重用赵兴安的，对高晟倒是一般般呀？”
“这叫‘领导艺术’——挑起两边争端，他俩掐得越凶，老尹的位子就越稳。”老杨笑着点点我，“小姑娘，好好体会吧，你们这些孩子呀，还是太嫩。”
听老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后我再见到赵兴安和高晟，看着他俩冷若冰霜的对峙，我真想跟他们说，其实咱们都是傻子。
3
2004年年初，我们支行的老行长被轮换走了，从分行又空降了一位新行长，姓张，40来岁，据说是位“海归”，经济学硕士。
一朝天子一朝臣，张行长一来就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上任不久就把下面分理处几位上了年岁的负责人给抹了下来，提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知识青年。
这无疑是一场地震，各部室的老科长们人人自危，只有我们科长老杨沾沾自喜。我一打听才知道，她跟这位新行长的姐姐曾经一起当过兵，是老战友。所以，那些跃跃欲试的人够不上行长，转头开始拍老杨的马屁了。
可话说回来，那些在银行干了多年的老科长们有哪一个是吃素的？你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也不得不给你来个下马威。当时关于张行（长）的流言不少，什么买文凭学历造假呀、什么年轻的时候行为不检点呀等等，但终究是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后来，那几个被撤职的分理处老主任集体到分行上访，闹得分行行长不得不亲自给张行打电话：“做人做事要留一线，什么事慢慢来，别太着急了。”
如此，张行的“大换血”计划只能暂时搁浅了，那些老主任们虽然不能复职，但也都给安排了不错的待遇。
这一轮较量似乎是老派赢了，但也给张行心里插了一把刀——如果不把这些老家伙们整服了，自己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呢？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可谁是这个“王”呢？张行一改之前的工作作风，开始跟行里的老人儿套近乎，请这个吃饭请那个谈心的，其间老杨沟通串联，没少忙活。
慢慢的，张行就打听出来了，原来大闹分行的幕后主使，就是老尹。
此后，老尹的日子就不那么滋润了，据说张行经常在行务会上借一点小事就把他批得灰头土脸的，还让他天天跟着业务员四处跑清收。既然如此，老尹也就彻底拉下脸来跟张行死磕了——行长让他带着下属去拜访大客户，他推脱身体不好请了病假，还鼓动大客户别搭理这位新上任的行长，为此张行吃了好几次大客户们的闭门羹。
这期间，赵兴安和高晟都来找我诉过苦，说夹在两个领导之间太难做人，不知道该听谁的好。高晟曾经问过我：“你说我该跟哪一头呢？”
我劝他：“你先别急着站队，看看再说吧。”
一天我下班时看见赵兴安一脸忧郁地从我们科长老杨的办公室走出来，我笑着问他：“怎么了你这是？失魂落魄的。”
他张了张嘴，最后却什么也没说。
又过了两天，因为加班，我晚上9点多才离开银行，坐在出租车上，一眼瞥见赵兴安。只见他垂着头呆呆地坐在公交车的站台上，车进站了也不见他起身。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心里莫名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而这种预感跟老尹有关——那天，老杨到底跟赵兴安都谈了些什么？
我的预感没错，果不其然，一个多月过后，老尹突然被分行纪检约谈，说他收受贿赂、违规放贷。
其实在那个年代，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只不过老尹点儿背——当时行里正开展反腐工作，加上有心之人有意为之，他就撞枪口上了。
没多久，老杨兴冲冲地交给我一份分行通报，叫我立即转发各科室和各分理处，我看了看内容，居然是给予老尹行政处分和免除其科长职务的通报。
真是世事无常，谁也没想到，曾经风光无限的老尹就这样一朝落马了，从科长降为普通的科员，居然还被安排在原科室工作。好多人都说，张行够损的，这不恶心人呢吗？老杨却不以为然，说：“念在老尹以往对行里的贡献，这已经算宽大处理了，换作别人没准儿早开除了。”
我问她：“收受贿赂那么隐蔽的事，分行是怎么查出来的？有真凭实据吗？”
“有人举报呀，证据确凿。”
“谁举报的？”
老杨笑答：“你等着看吧，日后谁受益就是谁举报的呗。”
没几天工夫，我又转发了一个通告——赵兴安被提为信贷科的副科长，并暂时代理科长职务。
老尹病了，住进了医院。最冤的是高晟，他因为是在老尹任上提的副科，被视为老尹一党，虽没被降职，却被调离信贷去了房贷科，虽说收入也还行，但论发展前途，就比信贷科差远了。
事后，高晟请我还有几个同事吃饭，那天他喝了好多酒，骂老尹，更骂赵兴安。
“老尹就是个傻缺！当初他要信任我，我至死也不会出卖他。现在他傻眼了吧，活该！还连累上老子，当初他提我当副科不过也就是顺水人情，现在经过赵兴安的嘴，搞得我成他死党了。这到哪儿说理去呀？”
“赵兴安这个王八蛋，我早说过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们还不信。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害老尹的吗？这孙子拿着录音笔跟了老尹小一个月，还拿手机偷偷拍了照。这人实在太可怕了，为了往上爬简直不择手段。”
那晚，我从高晟嘴里听到很多耸人听闻的内幕，脑子里一遍遍回想着当初赵兴安发誓要报答老尹时的一腔挚诚，还有那晚赵兴安呆坐在路边的寂寥身影。
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他呢？
又过一个多月，老尹上班了，人瘦了一大圈，但精神尚可。他整天就坐在赵兴安对面，端个大茶缸子，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就那么死死盯着赵兴安，弄得赵兴安浑身不自在，也不敢指使老尹干活儿。
长此以往总不是个事儿，最后张行做主，安排老尹去司机班，这等于把老尹踩成渣儿了。
老尹最终提出了辞职——其实他再熬个几年就可以退休了，一辞职等于这辈子就白干了——可老尹说他实在受不了这个窝囊气。临走时，他甩给赵兴安一句话：“小子，记住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别高兴得太早了！”
4
老尹的话真像个魔咒。
信贷科的任务指标虽说完成得还不错，可赵兴安的代理科长当了半年多也没转正。他异常焦虑，天天往行长办公室跑。
高晟幸灾乐祸地跟我说：“哼，他跑断腿也没用。”
“为什么呀？”
高晟做了个点钱的动作：“这小子太抠嗦，舍不得上供呗。”
“上供”是行内诸多潜规则之一。每逢年底，中层干部都有大额奖金，数目是普通员工的几倍不止。但这些钱有一部分是要返还到行长那儿的，即使不返钱，也总得买点儿像样的礼品，这是规矩。可赵兴安是给多少拿多少，一分不吐，这就好比一个人花大力气修了一条路，事后却不懂得维护，路可不就越走越烂嘛。也许赵兴安觉得这些钱都是他辛苦工作该得的，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理所应当？
果然，2005年6月，赵兴安突然被调离信贷科，去机构科继续任副职。机构科主要是负责吸收对公存款，是个求人的活儿。科室的夏科长是个女领导，当时已经临近退休，就把外出应酬的任务都交给了赵兴安。
为了拉存款，赵兴安几乎隔三岔五就要陪客户喝酒吃饭，有好几次我看见他大中午的就喝得醉醺醺的。好多人都笑话他：“这是看着老夏要退，就又开始惦记科长的位子啦。”
当时因为老尹的事，我跟他已经很疏远了，所以也懒得管他。
一天，我带着新分来的大学生去机构科报到，当时正赶上科里没人，我以为他们科在开会，就让新人们先在办公室里等，自己去推旁边会议室的门。哪知屋里只有赵兴安一个人，正慌忙地系着衣服扣子，旁边放了一个笔样的东西。
因为我父母都是医生，所以认得那玩意儿是胰岛素笔，于是问：“怎么？你得糖尿病了？”
赵兴安笑着说：“没事儿，初期。”
见他不愿意多说，我也不好意思多问，心想，都到了打胰岛素的地步，怎么会是初期呢？
“你千万别跟别人说我有这病啊，我知道你嘴严。”赵兴安小声嘱咐我。
我突然有点冒火儿，冷冷地甩了句：“你才30岁出头儿，别为了升官发财把命都丢了。”
“我知道你们都为老尹的事对我有看法。”赵兴安颓然地坐了下去，“可我没办法，当时不管得罪谁都是个死。再说，我比不了你跟高晟，我家的情况你也了解。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爸得了脑出血，手术费就得不少钱。而且，就算以后恢复得好估计也上不了班了。还有我妈、我妹，全家人都指望我出人头地呢，你说我不拼命往前奔还能怎么办呢？”
听他如此说，我心里也有些发酸，语气也不禁缓了下来：“放心，你的病我不会去乱说的，你自己多保重吧，就是拼也得先有个好身体呀。”
赵兴安感激地看了看我，说了声“多谢”。
几个月后，机构科科长的任命文件下来了，却还不是赵兴安，而是从分理处上来的一名年轻的外勤主任。这人跟我们同年入行，女生，大专毕业，后来自考了大本。自从张行上任后，她作为新培养的年轻干部一路高升，从普通的前台柜员被提为外勤主任（也是副科级），现在一跃又成为了机构科科长。有风言风语讲，她跟张行关系不一般，有人见过他俩曾在一起单独吃饭，行为举止极其暧昧。当然这是后话。
赵兴安再次沦为行里的一个笑话。说实话，我都替他着急，于是问科长老杨：“这赵兴安不是张行的人吗？怎么还是提不上去呀？是不是因为没送礼？”
“是，也不是——怎么说呢，‘卖主求荣’怎么说也是行里的大忌，这事儿没个三五年是消化不了的。” 老杨无奈地摇着头，掰着手指头细数，“再说，赵兴安除了干成这事儿之外，还有什么可值一提的？他没背景、没资源、没色相，人又死性，舍不得花钱，行长费不上为他下本儿嘛。”
听老杨说了这么多，我的心也随之掉进冰窟里。当年赵兴安给老尹挖坑，殊不知自己也掉进了别人的陷阱，土埋半截却还做着困兽，无谓挣扎。
高晟运气还不错，被提了房贷科科长，据说日后有望再回到信贷科。可是这次他没有像以往那般喜形于色，我笑说：“高大科长，装啥深沉呢，请客吃饭吧。”
高晟沉默半晌，突然来了句：“我爸过两年可能要退了，再不提前谋划，估计我做到科长这位置也就到头儿了。”
我在心里笑了笑，这个浪荡公子，如今也知道发愁了：“没事儿，条条大路通罗马，以后肯定有机会。”
说到机会，机会还真就来了。2006年年初，我们行完成改制，分行的领导班子也全换了，准备开展全行竞聘活动，所有大本学历、任职2年的中层干部都可以参加分行高管（也就是处级干部）的竞聘，这要是成功了，可以说是鲤鱼跃了龙门。高晟和赵兴安的条件都满足，也都报了名。
那次竞聘规格比较高，竞聘者要经历政审、笔试、面试和答辩好几个环节。赵兴安是天天抱着书本背，高晟则是四处跑关系。那时候我觉得这俩人一个学识高、一个路子广，可能都有戏。
谁知，分行竞聘搞到最后，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笔试成绩不予公布，面试答辩又都受考官主观因素影响难判好坏。最后我们开发区支行只有一人竞聘成功，是信贷管理科的一个老科长，40来岁，党校拿的大本文凭，据说是总行家属。
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绕来绕去还是走的老路。
高晟倒是想得开：“我就知道这次成不了，我那点关系在支行还混得开，再往上走，藏龙卧虎的人多了。”
可怜的是赵兴安，据说他面试答辩的时候被分行某个部室老总看上了，本打算把他借调到分行，谁知临了被分行主管人事的副行长否决了——为什么呢？这事儿最终还要回到老尹身上——老尹辞职后，就带着全家移民美国了，他跟分行的副行长是老相识，分行副行长的闺女又在美国留学，拜托老尹照顾，有这些关系在，还能有赵兴安好果子吃？
我现在还在想，老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话，其实用在赵兴安身上并不太贴切，他好像从来就没到过河东。
5
2006年下半年，由于老公被派往外地工作，我也就暂调到了外省行，一直到2015年父亲病重才回来。
那些年，我跟高晟还时常保持着联系。他结婚了，娶的是某国企领导的外甥女，所以从那以后，他不再提“我爸怎么着”了，而是一口一个“我媳妇儿如何如何”。
赵兴安的情况都是高晟告诉我的：他也成家了，媳妇儿在税务局做临时工，老丈人是地道的北京混混，不过是手里有俩糟钱儿罢了。反正高晟嘴里也说不出赵兴安什么好话来，他说，老赵成了入赘的了，房子是娘家买的，车也是捡的老丈人的二手货，所以老赵在家里特别受气，一次老赵请客户吃饭，他媳妇儿非得跟着去蹭吃蹭喝，闹得大家笑话他一家子都没出息。
不过，这9年里，他俩都还在原地踏步，行长换了几茬儿，他俩还是一个科长、一个副科长，谁也没提起来。
2015年回京后，我直接去了分行。那年，高晟也终于迎来了人生转折，因为他媳妇儿的舅舅又高升了，他也被调到分行集客部（信贷部新称）做副总。支行的告别酒宴，高晟也请了我，我在饭桌上也见到了赵兴安——真没想到高晟还请了他。
相比高晟的渐已发福，赵兴安却是明显的消瘦，我悄声问他：“你的糖尿病好些吗？”
“没事儿，控制得还可以。”赵兴安一如既往的小心翼翼。
那天大家轮着番儿地给高晟敬酒，我在人堆儿里也看到了胡天利，数他最热情，一边搂着高晟的肩膀，一边大喊着：“这杯我替高总干了！”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当年俩人差点没打起来，现在却好成亲兄弟了。
赵兴安就拘谨多了，大多时间就是坐在一边干笑。胡天利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突然一把拽起赵兴安：“老赵，你跟高总可是一个战壕里出来的战友，怎么，不去给咱高总敬一杯？”
“是、是。”赵兴安连忙站起来，举着杯子走到高晟面前，“高总，我敬您一杯。”
“不行啊，老赵，你也太没诚意了，以后你升官发财可都得指着高总呢。”胡天利指了指脚下的地板，“得跪！”
“对，得跪，快跪呀……”一大帮人开始跟着起哄，喧闹声快把天花板给掀翻了。
在赵兴安膝盖弯下去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转身走了。
2020年春节，高晟突然给我打电话，语气低沉：“知道吗？老赵出事儿了。”
“怎么了？”听他语气不对，我也跟着有点心慌。
“据说是脑梗，现在还在ICU呢。”
“是不是糖尿病引发的？”
“不知道。”高晟沉默了半晌，“你说，上次我是不是做得有点过分了？”
我苦笑了下：“算了，多少年前的事了，现在想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看看以后情况怎么样吧。”
挂了电话，我心里像堵了块巨石一样憋屈得慌。
后来听说赵兴安抢救过来了，只是落了个偏瘫，我曾想去医院看看他，可那时正值疫情期间，医院根本不让探视。
年底的一天，我去开发区支行办事，刚出电梯，就看见走廊尽头，有个人坐在轮椅上，耷拉着脑袋，四肢无力地瘫着。走上前一看，竟然是赵兴安。他哆了哆嗦地抬起头，一看是我，便咿咿呀呀地哭起来，我的眼泪也顿时如泉涌。
一打听才知道，赵兴安的脑梗当时是在节假日期间生的病，并不能按工伤处理，看病不过是走正常的报销手续罢了。可他的住院费医药费、还有康复费数目不小，单靠报销根本支撑不了多久。他的家属找到银行领导，希望单位能负担一部分，但支行以不符合规定给拒绝了。赵兴安的岳父果然是个狠人，就把女婿推到行长办公室门口，把人一撂，转身就走。这样的事儿干了不是一回两回了，每次支行为了息事宁人都得拿出个万八千，再叫辆救护车把人送回去。久而久之，支行也疲了，通常赵兴安在走廊坐半天也没人搭理。
我跟开发区支行的人力资源部建议，让他们提出申请报到分行，看看能不能给老赵申请下来行内的大病补助，毕竟是老员工，勤勤恳恳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已经兼任行长助理的高晟听说后，也积极帮忙运作，好歹他跟领导们都说得上话，终于在去年4月份，赵兴安的大病补助申请下来了，每年有2万元，还给他办妥了病退手续。
在美国的老尹也从朋友圈知道了赵兴安的事，特地让高晟替他给赵兴安5万元钱，还送了赵兴安一辆智能全自动轮椅和一套康复训练器材。又说，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合伙开个酱菜厂，把赵兴安父亲的手艺发扬光大。
时光如驹，转眼我们都已快到了知天命的时节，早已不再去纠结什么河东河西的事，大家不过都是在努力活着罢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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