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识

来源: 2022-01-30 08:03:31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你有没有觉得,刘学州的这场自杀似曾相识

海边的西塞罗 海边的西塞罗 2022-01-25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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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似曾相识的悲剧。但,为什么它一再发生?

 

各位好,应一些读者的要求,今天说说刘学州自杀事件。

 

1

 
124, 寻亲男孩刘学州微博发长文,后自杀经抢救无效死亡。在长达一万多字的那封遗书里,他控诉自己悲惨的遭遇,说自己出生时就被父母卖掉做彩礼、四岁养父母双亡、校园欺凌受害者、男老师猥亵、被“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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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后,我看到很多网友对刘悲惨的遭遇表达了同情,而我在看他的这封遗书时,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多层的似曾相识感。
首先,我觉得抛开两个人其实并不相同的人生遭遇不谈,刘学州之死的与几个月前同样选择自杀的鹿道森,实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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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选择了用长篇遗书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告别,而且遗书的叙述风格、表达情绪都非常相似,行文整体结构也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刘学州还用了一个与鹿道森几乎一样的“贴标签”式的开头:
刘学州写的是:“来描述一下我自己:坚强男孩,出生被父母卖掉做彩礼、四岁养父母双亡、校园欺凌受害者、被亲生父母二次遗弃、被添油加醋斯倒黑白被网暴、假笑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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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几个月前鹿道森写的是:“我该怎么向你介绍我自己呢:农村、留守儿童、山区孩子、校园霸凌经历者、摄影创作人、独居青年、追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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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对自己身后的财产安排、选择的死亡地点、死亡方式等等也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仅仅这些,我们几乎就可以断定,后者几乎是一起深受前者影响的“模仿自杀”。
而翻看刘学州的微博,你会发现他唯一关注的就是“鹿道森”,并且还曾点赞过“鹿道森”的遗书。
这些事情,让我感觉非常难过。
早在鹿道森自杀案引爆舆论的时候,在网上很多公号一片对鹿道森的同情甚至“赞颂”(我不得不使用这个在这里看来很别扭的词汇)当中,我就曾冒险写了两篇文章:
鹿道森那种遗书,我也写过,但我仍要说……
请不要过分“理解”自杀的鹿道森,这只会害更多的人
在这些文章里,我说过,我不是不同情鹿道森的遭遇,甚至我在青年时代的也曾有过与他非常类似的想法,但我不赞同他用自己的死来作为对问题进行总解决的方式,我更反对有些人骄纵网络上的一些情绪将他的死描绘的过于伟大。因为我担心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引来《少年维特之烦恼》式的跟风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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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那样说,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鹿道森的遭遇是很值得同情,但从他微博遗书叙述的经历来看,当今的中国,有没有比他活的更艰难,遭遇更多不公待遇的青少年?肯定是有的。如果鹿道森用一死换来了那么多的关注,那么多的同情,那么多对他的正面评价和逼死他的人的愤怒。那么会不会有觉得比他遭受更不公待遇的少年选择走相同的路呢?
很不幸,这些问题当时没有获得回答,但现在有了。
刘学州是一个比鹿道森年级更小、遭遇更不幸的少年。鹿道森在自己的遗书中曾表达过对自己的父母没有满足他一些愿望、童年时打骂自己的不满。可是这些遭遇与把襁褓中的刘学州卖了换彩礼、儿子来寻亲后又再度将其抛弃的刘学州一比,他的父母又好像足够称得上“感动中国”的好父母了——至少鹿道森的那对父母却是含辛茹苦将儿子养大,还借钱供孩子读了大学。
那么我想问,此时此刻的中国,在互联网的彼端,还有没有遭遇或者觉得自己的遭遇比鹿道森、比刘学州还要悲惨的青少年?他们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在悲剧再次发生后,我们的舆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阻止下一场“模仿自杀”再度发生?难道还是靠与鹿道森案发生后高度相似的同情甚至“赞颂”吗?
我把这个疑问,留给所有关注、并在此事上发声的读者和自媒体同行。
我只想对有与鹿道森、刘学州相似想法的青少年们说一句:请站直了,别趴下。不管你认为世道人心有多么不公,或者它真的就是那么不公,它都不值得你去死!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正义的人,那么你的责任,就是活下去,与这些不公战斗。并用你的坚强,去鼓舞、扶助更多良善之人勇敢的活下去。
这是我们生而为人,对世界的一份责任,背负这职责很辛苦,但人活着就是这样。
我把这些话,写在本文的最前面,也是我希望最多的人可以看完的:救救孩子,不要给他们灌输一种错误的自杀“悲壮感”,不要让青少年的自杀成为一种风潮。否则我们将要对更多鹿道森、刘学州的死负有责任。
 

2

 
若说刘学州与鹿道森自杀最大的不同,除了他的身世更加可悯,就是他的死其实带有更强的目的性。
与鹿道森说他不想指责任何人不同,刘学州在遗书结尾直接提出要求:“希望人贩子和我所谓的’父母’,还有那些在网络上丧尽天良的人,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希望警察叔叔在最后也可以替我为我的一生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刘学州对他的死会造成什么样的舆论风波,恐怕是有估计的。
谈到自杀,涂尔干曾经在《自杀论》当中曾经将自杀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以及宿命型几种,并指出不同文化中,人们试图通过自杀达成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古希腊罗马人将自杀更多看做一种自身宿命的终结,中世纪基督教会则将自杀视为一种对上帝的罪,而近世以后的日本文化则将自杀视为对自己行为、过错负责的最高赎罪方式……
但我觉得,中国文化中的自杀,与上述这些都不太一样,美国人类学者卢蕙馨(玛格丽·沃尔夫,Margery Wolf)曾对中国农村妇女普遍存在的自杀现象做了研究,然后她一针见血的指出:典型的中国式自杀,其实是带有道德谴责性,因为“西方人对自杀事件的追问通常“他为什么而死”?而中国人可能更关注的是“谁逼死了她?””(《台湾农村的妇女和家庭》)
换而言之,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死获得社会的同情,并暂时处于道德高位,将舆论愤怒的矛头转向逼死他的人。自杀成为了一个人身上所能具有的最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个传统,从中国古代推崇“文死谏”“寡妇死节”可能就开始了。
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自杀在我国乡村社会,尤其是乡村妇女中曾是那么普遍的一种现象。甚至连“农药之王”百草枯,都硬生生被人给喝到被禁产了。“百草枯之父”李德军曾说: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人把明明被标明为剧毒,还特意添加了警示染色剂和臭味剂的农药喝掉。
但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想象一下,生活在一个中国传统村庄的妇女来说,在遭遇夫妻吵架、妯娌拌嘴、婆媳矛盾、甚至因为什么事情遭遇全村上下嚼舌头根的时候,她能怎么办呢?
理论上存在解决的方式可能有打官司诉侵权、索赔,或者干脆依靠最原始的蛮力、暴力取胜。但对于这些乡村中的弱势群体来说,这些方式都太遥远,太无力达成了,最通俗的解决方式,依然是买瓶农药喝了“死给你看”。自杀,或者哪怕只是作出一个要自杀的样子,也会促使舆论的矛头迅速转向,惩罚与她的对立者。
所以中国农村遭遇不公或单纯的纠纷时自杀的现象一直是畸高的。且越是缺乏其他救济手段的弱势群体(妇女、儿童、老人),就越容易选择这种方式完成最后的“自力救济”——“死给你看”这四个字,真的最形象的总结了这种逻辑。
而如果我们参考总结鹿道森案与刘学州案,我们会发现他们和受众依然在使用着相似的自杀逻辑,只不过平台从过去的乡村换到了网上,受众更多了(两人自杀前都算是“网红”,有一定的关注量),意味着自杀能够引起的舆论效果更大。
在刘学州人生的最后,他一定做过这样的权衡:在先后遭遇了亲生父母的抛弃和一些人的网暴后,他感觉自己已经处于的舆论的绝境,而这种绝境又与他用一死所能引爆的舆论反转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化的既有经验和鹿道森的前事又让他感觉到自己可以用一死完成一场“绝地反击”,对伤害过他的人完成复仇。对于一个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少年来说,这种诱惑是难以抵挡的。
从这一点上说,刘学州确实非常值得同情。因为他身陷到了一种我们的即有文化与互联网时代共同制造的陷阱当中。
而这个陷阱,对于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来说,是无解的。
想拯救刘学州们,我们需要改变的,是这种弱势群体平素求告无门,必须以死交换“舆论反转力”的乡愿。
 

3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刘学州的父母,他们对亲生儿子刘学州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森村诚一的那本著名的小说《人性的证明》。
这本小说曾因为被翻拍成电影《人证》而在中国家喻户晓,讲的是功成名就的时装设计师兼家庭问题评论家八杉恭子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地位,不惜将千里迢迢从美国投奔而来、只为寻求母爱的黑人混血儿子乔尼杀人灭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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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视亲生儿子为累赘,小说中的母亲,以现实的尖刀刺进了儿子的胸膛,现实中的这对父母,却用语言的利刃伤透了儿子的内心。作为一本社会派推理小说,森村诚一给读者设计的最大的离奇之处,是谁也想不到一个母亲居然会为了自己现在的生活“不受打扰”而对自己的亲生骨肉痛下杀手。
可是,刘学州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小说中最离奇的构思,却反而最无比真实——真的有父母会这样做,居然!
不得不想起另一位日本推理作家伊坂幸太郎的那句话:一想到为人父母竟然不需要通过考试,我就后脊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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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的证明》原著中,森村诚一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构思,那就是栋居刑警查到最后,其实也没有掌握八杉恭子谋杀儿子的直接证据,栋居刑警最后是用感化的方式,让八杉恭子恢复了人性,想起自己是乔尼的母亲,主动承认了她的罪恶。由此完成了“人性的证明”。
所以小说的最后,作者写道:
她最终还是丧失了一切,但在丧失了一切之后,仍保留下了一件最珍贵的东西,而只有一位刑警明白,那就是人性。……栋居的这种做法,正说明他心底里还是愿意相信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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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该把这段话,送给刘学州的父母——自己的亲生儿子死后,面对网络的一片热议,这对父母迄今为止,似乎是沉默的。我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说两句话。刘学州到底有没有跟他们“要房子”,他们与自己亲生儿子的翻脸,到底过错在谁?是因为他们之前指责的儿子想炒作、诉求太多?还是他们把这个卖掉的儿子当累赘?
现在,儿子已经死了,我希望他们能像恢复人性后的八杉恭子一样,以父母之心扪心自问,做澄清、辩驳,或者忏悔——因为我们,也愿意相信人性。
父母们,所有成年人们,请让我们来完成这份人性的证明。而不要再让孩子去完成,因为他们的证明,也许会付出他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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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对这件事,本来还有些话,今天时间不够了,也写的太痛苦了,言尽于此吧。有机会再说。
但我希望这样的“机会”永远不再有,这样似曾相识的悲剧永远别再发生。

本文4200字,感谢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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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逼死”刘学州的网暴,不可能被禁绝

海边的西塞罗 海边的西塞罗 2022-01-26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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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暴究竟是什么?

 

各位好,接着昨天那篇《你有没有觉得,刘学州的这场自杀似曾相识》,我们说说网暴的事情,因为很多人说,它是刘学州的另一个死因。 
 

我所经历的网暴

 
 
 
先说我自己切身经历的一件事,最早关注我的一批老读者可能知道,我写公众号最开始是没开打赏的,但在写火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就改变了主意。
改主意的原因是我发现,在网上被人关注这件事是有“工伤”的,我必须通过打赏来给自己挣一份“劳保”,要不然就实在太亏了。
是的,我说的这个“工伤”,就是遭遇网暴。
我相信,没经历过的人肯定没有办法想象,当你的文章有一百万人读了以后,产生的连带效果是什么——大多数人可能都一划而过了,少部分人会被你的文章说服,留言赞同或者转发,但也一定会有极少部分人看完后莫名其妙对你的文章感到来气,负面评价你甚至攻击谩骂你。
可是这一百万人,即便对你怀有恶意的人是百分之一,留言谩骂你的人是千分之一,每个人恶评一句,也会迅速摧毁一个普通人的心理防线。
而我的公号当时还是直接大大咧咧把私人微信放在后台里的,然后就真的有人扫码加了我,只为了用最恶毒的语言骂我一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加的一个只有15岁左右的男生——很巧,说来也是跟刘学州相似的年纪。
他加了我以后先像很多友善读者一样,夸我文章写得怎么好,他怎么崇拜我。
然后他说:“小西老师,我特别想跟你说一句……”等我出于礼貌回复了一句:“谢谢”,他就突然凶相毕露,连发了数条:“NMSL!”“臭傻x!”“死公知!”之类的脏话,还有某种据说是在00后里流行的恶心人表情包。再然后就把我拉黑了。
翻脸、喷人、拉黑一气呵成,是喷子中的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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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没经历这件事前,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年龄只有我一半的孩子,居然能把网暴做到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至少对当时刚刚写火了的我,那是一次惊悚效果和伤害效果都拉满了的暴击。
而这样的伤害,在那几天里,重复发生了几十上百次,可以想象我那段时间有多么郁闷。我如果光看这样的留言,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毕竟我已经成年了,挺过最初的那段“心理危险期”,这些网暴最终让我做了三个决定:
第一,善用拉黑,那些在我留言中骂脏话的、攻击我取乐的人,不好意思,只要有一次这种留言,我统统拉黑没商量。因为一句话,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时说了个爽,但积累到我这里可能就是一千句,足以击垮我的心理防线。
第二,我关了后台直接加好友的链接,用另一种方式甄别和添加真正的善意读者,因为我实在不想再遇到那种堪比川剧变脸的喷子了。
第三,我开了打赏,本来微信写作对于我,仅仅是一种交流,但网暴让我意识到,在我有了一定的关注度之后,这种交流是会给我带来“工伤”的,我必须接受一些友善读者的善意,以在我的内心中“填平”那些网暴者带来的恶意,要不然我真的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它让我见识到了网暴到底有多厉害。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自杀少年刘学州所遭遇的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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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能戒了“网暴”吗?

 
 
 
刘学州自杀之后,我看到有很多人站出来呼吁“杜绝网络暴力”。这种呼吁听上去确实很美好。
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网暴的人,我的判断是:除非你把互联网取消掉,让大家都不说话了。否则网暴这件事,根本没办法杜绝。
为什么?因为网暴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某个特定人(像我那位“黑粉中的英豪”一样)对你的特别中伤。那种骂人界的“奇才”,是不世出、稀少的、你可以躲着走的。网暴真正的威力,来源于千百个普通人、每人一句话的“众口铄金”。每一句看似都没什么,但加在一起就能压垮一个人。
你去看对刘学州的那些网暴,你会发现大多数话,其实就是单纯的道德指责,甚至很多可能连个脏字都没有。就是去问“你怎么可以跟你父母要房子?”“没钱你怎么还去三亚旅游?”“你可真够心机的!”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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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严格说,其实就是一种人物褒贬、一种道德判断。它们可能很莽撞,但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真的能将其彻底戒掉吗?
最近我在看《人类道德自然史》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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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提出了一个判断:掌握语言之后进而产生的对同类的道德判断,是人类一种至关重要的独特本能,也恰恰是我们人类能够借以维护族群的秩序与凝聚,并借此战胜那些比我们强壮甚至比我们聪明的进化学上的“表亲”,成为万物灵长的原因所在。
简单地说:人类就是一种不断议论他人是非的动物,道德评判和是非讨论不仅充斥了我们的历史,也是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存在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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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刘学州案发生后,很多人想到了最近同样闹得沸沸扬扬的江歌母亲诉刘鑫案。
有些人“举一反三”反思说,网上这几年对刘鑫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是不是太过了?是不是也是一种网暴呢?幸亏刘鑫是成年人,心理承受能力强,万一她要是寻了短见,那些“网暴”刘鑫的人,你们不会自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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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敢肯定,如果刘鑫不堪网络公议对她的压力自杀,肯定会有声音指责大众要为刘鑫的死负责——毕竟很多人现在对她说的话,确实比对刘学州狠多了。
可是我们能怎么办呢?对刘鑫的行为,社会舆论难道不应该指责吗?难道不应该追讨吗?
试想一下,假如江歌案发生后,所有人都因为惧怕被扣上“网暴刘鑫”的帽子保持得体的沉默,那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很可能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江歌母亲的诉求不会有人支持,甚至当年刘鑫也不会在压力下去跟这位母亲见一面,道歉什么的就更别想了。“你闺女死了是她命短”会成为这件事刘鑫一家给江歌妈妈的最终说法。
那么我们要问,难道这样的结局就是公正的吗?这就是“不网暴”的结果吗?假如江歌妈妈见到此情此景,悲愤之下也选择去寻短见,说:我要用一死控诉这个社会对我女儿生命的冷漠!到那个时候这些评论家又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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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肯定又说:哎呀呀,这个社会实在太冷漠了,连江歌妈妈这样的冤屈,刘鑫这样令人发指的卖友行为,居然都没有人出来仗义执言一下!
瞧见没?这就是传说中的“评论家的轻易”。
更要命的是,这个事情如果按这种规则发展,就会变成一场比拼当事人双方谁更“舍得死”的闹剧。
就像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到的,自杀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是一枚“道德自爆核弹”,弱势群体通过引爆它可以完成社会舆论对自己有利的瞬间翻转。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经常会有这样的戏码。很多妯娌、婆媳、夫妇等吵架吵急了眼,双方都争着跑回自己房里去悬梁自尽、喝农药。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在用一死完成对对方的终极指责。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了,这种“死给你看”的文化是不应被鼓励的。一个良性社会应该论的是法律,是道德,而不是“谁死谁有理”。社会公议是必要的、道德评判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少年因网暴而死亡,就放弃了对今后一切公共事件的道德评判,更不能把一切评判都扣上“网暴”的帽子。
因为如果说评论可能产生暴力的话,那么沉默就一定产生暴力——而且是更大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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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暴,一种“心理糖尿病”

 
 
 
那么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模型,为这种两难的困局提供一种解释:为什么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一直存在,并能够被大多数人容忍的道德评判冲动,会在这个时代发展成为来势汹汹、让所有人都深恶痛绝、并且间接导致刘学州死亡的网暴之潮?
我的解释是,因为我们那颗“原始”的大脑与“神兵天降”的互联网出现了不适配。
人类发展文明只有几千年的时间,而在此之前数十上百万年的日子里,我们的祖先是生活在一种名叫“部落”的族群里的。这种部落的人口数量是高度受限的,我们人脑的社交能力也是为了适配这样的社会而演化出来的。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一个现象。无论种族,全球所有人类智力允许每个人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也就是说你能有直观印象的“他人”最多只有148个,超过这个数量的他人对你只是标签或者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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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邓巴数”呢?人类学家发现,这个数字刚好与旧石器时代一个部落所能拥有的人口上限大体吻合。
所以请想象一下我们那些祖先的社交生活——他们终其一生可能也只认识一百来个人,而这一百来个人的关系,将决定他们在部落中活得好不好,甚至能不能活下去。
如果一个原始人收到了一百多个来自不同他人对他的负面评价,这就是一个原始人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他的大脑就会报警,大脑会警告他这样下去在部落里就生存不下去了,必须赶紧做点什么来挣脱这种困境,要么改变、要么逃离、要么“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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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演化当中,我们的大脑进化出了这种社交机制。
但,几乎是在演化上的一瞬间,互联网这种东西突然来了。我们认识的人,不再是不到一百个,而是很轻易就能数百,甚至上千,尤其是对那些在互联网上有一定关注量的人来说。
在互联网上,想凑足一个“邓巴数”的人对你有负面评价甚至怀有恶意,那简直太容易了。大量负面评价在短时间内涌来,很容易让你那颗“原始”的大脑产生错觉并启动原始本能,让你认为社交末日已经降临。
什么是“网络暴力”,这就是“网络暴力”。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本能对网络的不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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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被大量负评的人,不幸又是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那就更加悲剧了——可能是因为原始时代这一时期个体要被族群承认为一份子的原因,人类青春期的最大特点,就是会特别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观感,很多成年人想来“理他作屁”的负面评价,在一个青春期孩子看来那就是如山的重压。
而在刘学州的身上,我们鲜明地看到了这一点。因为那篇对他生母的片面报道,大量负面评价的短时间内涌来,让他感到天塌地陷、生不如死。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少年,在遭遇这种心理困境时至少会有父母亲人提供疏导,但刘学州的不幸在于,这场对他攻击的原点,恰恰来自他生理学上的至亲。于是他无可奈何,只能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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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听过一位医生精彩的论断,他说,现代人最主要的几种死因,都是我们的原始本能与现代生活的不适应造成的
比如肥胖导致高血压、糖尿病,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肥胖的风险,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一有机会就猛吃高热量食品,还不运动?因为原始社会里,食物是稀缺的,祖先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看到高热食品后赶紧吃进肚子,作为脂肪囤积起来。而运动是消耗能量的,原始本能告诉你没必要就少折腾。
再比如车祸,为什么那么多血腥案例,都挡不住有司机闯红灯、违规驾驶,行人乱穿马路?因为汽车这种高速交通工具只发明了一百来年,而人类在有文明以前漫长的原始时代,是连马都不会骑的,大脑压根没有进化出对这种活动的警惕、适应本能。我们要纯粹依靠后天意志力提醒自己注意安全。
而网络暴力,本质上讲其实也是这样一种“现代病”:表面上看,另一个人随便说你两句,甚至恶意骂你两句,本来都对你造不成什么伤害。但当成百上千个人一起发难,你的大脑就会感受到危机,因为原始的它压根没见过这种阵仗,它会觉得大难临头。
所以社交网络对人类其实是危险的,它就像甜食与马路一样,在给你甜蜜和便利的同时,暗藏着杀死你的风险。
 

“成人游戏”请让未成年远离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我要重申:只要互联网的立足点还是允许人自由发言,我们就无法禁绝网暴。这就像只要烧烤还是肉做的,多吃就会让你长胖,马路上只要还让跑汽车,就一定会有出车祸的风险一样。社交网络的性质,决定了它一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道德评价,正确的或者错误的,温和的或者偏激的。
对于网暴,只能反击,而无法禁绝。我们能做到的,仅仅是树立一些规则,就像遵医嘱饮食,遵交规开车一样,把网暴的伤害降到最低。
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成年人和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这套规则应当有所区分
对于成年的我们来说,我们应当对别人给我们评价有一定耐受力,你骂我,我回怼过去就是了,把你拉黑就完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只要你对我的攻击还没有触犯到法律的底线,你的那些低级嘴炮就伤害不到已经“皮实”了的我,因为我已经足够看得开,我知道你在这里胡喷的同时,这个世界上是有更多的善意之人赞同我、支持我的。
但对于那些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孩子们来说,我们不能这样要求他们。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与社交网络,尤其是与直接成为网络焦点、成为“网红”保持一定距离。
让未成年人远离危险品,本来是个常识。如今家长会管着孩子少吃糖,不让孩子上马路玩耍,但很多人却对未成年人成为网络焦点毫无警惕——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件很奇葩的事情。
其实梳理刘学州事件的发展历程,你很容易看出互联网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有多么“凶猛”:
2021126日,刘学州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寻亲视频,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微博和抖音涨粉数万开始,刘学州真正站到全网焦点上,其实也只有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给他人生带来的变化是近乎翻天覆地的。
一方面,网络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力量。依靠网络的力量,他非常迅速地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并获得了大量网友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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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说,刘学州也一度非常迷恋和依赖这种力量,寻亲路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都全程“直播”给了网友,并从网友那里获得同情和支持。
2022116日,刘学州在被亲生母亲拉黑之后,很迅速地就做了直播,并在网上发文,称亲生父母受不了网上对他们的谴责,已将自己的微信拉黑,还称两人拿卖他的钱当结婚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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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他宣布自己将寻求法律援助。
18日,他又宣布暂时放弃这一诉求,等待父母的表态。
他的这些行为,当时曾被人解读为利用网络赋能向其父母施压。
但我愿意作更善意的解读,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孤独的未成年人对一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强力的依赖——对于年少失孤、备受欺凌的刘学州来说,他太渴求一个强大的人或者一种力量,能够完全站在他的一边,帮他讨还父母亏欠他的东西。
但这是一种轻信,网络舆论从来就是来回摇摆的。对它的过度信赖就像与狮子亲昵一样危险。
119日,当那篇只反应他亲生母亲说辞的片面报道一发布,舆论场立刻出现了翻转,大量的人开始指责他时,他发现自己根本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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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突变发生前,真的有人提醒过他:未成年不要做直播,小心被舆论反噬。
如果单纯以第三方的角度去看,刘学州在那几天的经历,符合一切“网络互撕”的规律:一方发言后舆论一边倒,但反噬的力量也在积累,等到另一方发声反驳,这种势能就趁势呈现。
但这一次,这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争辩双方当中有一个是未成年人,他的心智还承受不起这种残酷游戏哪怕最轻量级的伤害。
所以这就好比是一场决斗,一个经验老到的成人和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一起拿着致命的武器登场,少年人连挥三剑,打的皮糙肉厚的成人连连后退,但是成人瞅准时机后的一个反击,就一剑封喉,让这个未经世事的孩子死于剑下。
普通的看客们可能会指责这个成人太不讲武德,怎么可以偷袭一个孩子呢?
但真正的明眼人会指出,这场决斗本身就是不义的,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放那个少年人自己站上擂台,因为他压根不知道这场游戏会有多残酷。
所以今天回看刘学州当初自己发的那些微博、那些抖音,我觉得哪怕是舆论最站在他一边,他情绪最高涨的时候,也暗藏着一丝危险——就好像你看着一个孩子在马路中央踢足球,你会感觉到,要他命的危险或早或晚,随时可能发生。
所以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们该怎样避免这场悲剧?
也许,这事儿从一开始就该由警方或当地政府出面,或者至少有公益组织、新闻媒体能充当一下刘学州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可以以一个成年人的成熟去听取、筛选刘学州的诉求和想法,衡量是否合理而又对他有利之后再在网上公布,与其亲生父母谈判。
而不是像现实中发生的那样,让刘自己发微博、发抖音、回留言、成为“焦点”,与父母撕扯、对骂,接受网络的支持或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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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很遗憾,在本案中,这个代理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我们希望下一次类似的事件,能有一个这样的承担者。
当然,这不是刘学州的错,这是我们社会今后应该追问的事。
互联网时刻充斥着网络暴力,而只要人性如此,我们就无从改变这个让人无奈的事实。
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让善良的人守望相助。如果你是个成年人,请把自己练得皮糙肉厚。如果你身边有孩子,请让他们尽量远离这场残酷的“成人游戏”。
他们毕竟还太年轻,并不知道网络赠送给他们的一切,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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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本文6000余字,感谢读完,花了这么长篇幅总算把这个事儿厘清了,不知您读后是否有所得。讨论欢迎,谢绝网暴——当然若您非要暴,我其实也欢迎。因为您验证了我的观点,网暴这东西,是不可禁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