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52）
哈尔滨站台泪别：孙女来自北京，下车即遭劝返
过小年了，老赵和孙女们却不能团圆。
孩子们从北京回哈尔滨过年，没走出哈尔滨火车站，就被直接劝返回北京。
不接受劝返的代价是：只要出站，一律大巴拉走，集中隔离14天。
而此前，老赵没有查到任何关于“北京、海淀、低风险区”回哈尔滨受限的信息。
除了自己不能和孙女团圆，老赵还觉得对不起尿袋不离身的80多岁老岳母，“说难听点，见一面少一面。”
16岁当兵、50多年党龄、在某学院教书一辈子的老赵教授认为自己无能，为这事儿老泪纵横，“孙女们到眼前了我都接不回来，我一辈子都在保卫国家，为什么不能让我的小家春节团圆？”
作者-高旭
编辑-流落南方
内容总监-吴薇
老赵独子一家在北京生活，俩小孙女一个12岁，一个5岁。
去年春节就因为疫情没回来团聚。今年放寒假，儿子早早买了火车票，让姥姥带孩子们，仨老小先回哈尔滨。
虎年，刚好是大孙女的本命年，老赵夫妇俩给她买好了虎头鞋，家里也隆重置办了一番。大孙女淇淇喜欢运动，练了几年跆拳道，老赵还给她准备了沙包和射箭靶、微型蹦床；小孙女悠悠最喜欢的小鹿也洗干净了，她总是骑着满屋子转。
老赵觉得，这个春节，一定是热热闹闹的。
接站
从北京到哈尔滨的Z15直达列车开了10个小时，早上七点半到站。
23号一大清早，老赵就开车载着老伴儿迫不及待出发了。
以防万一，老赵出门前又给社区打了电话，想咨询外地返乡的防疫政策，但是无人接听。这个结果，他毫不意外——此前两天，他接连给社区的4个不同座机打了7次电话，都无人接听。
打不通电话，老赵不放心，22号这天，他开了很久车到南岗区鸿翔社区办事处，想当面问问清楚。到了门口才发现，没有人。附近居民告诉他，“周末不上班呢。”
北京那边，这一天晚上9点半，俩孙女和她们的姥姥在北京顺利上了火车。
老赵的心放下了一半，应该没问题的。儿子在北京的媒体做新闻工作，了解的政策当然比自己多，能让孩子们上火车，应该就能平安到达。
从1月17日起，北京市的新增确诊病例开始增多，21日当天有10例确诊病例。但海淀区仅在21日、22日分别确诊2例、1例。老赵儿子家所在街道仍然处于低风险地区。
自从19号买火车票那天起，老赵就每天都在跟踪查看哈尔滨的最新防疫政策，“都是说低风险地区来哈不用隔离。”
或许，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起码不应该是最坏的消息吧。
23号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上搭建了不少蓝帐篷，老赵问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北京海淀低风险地区来的人能回家吗，行程码不带星，核酸检测也没问题。”
工作人员告诉他，能从北京上火车那肯定没问题，就能出哈尔滨火车站，但是能不能进社区就不知道了，建议继续联系社区的人问问。
老赵给悠悠准备的小鹿
劝返
老赵从火车站防疫人员那儿拿到了社区防疫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是一位手机号139开头的女士。他给“139女士”打了两次电话。
电话中，“139女士”告诉老赵，从北京海淀来的必须得集中隔离14天。
老赵慌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回复，“大孙女的假期只有12天，要是拉去隔离，还得欠你们两天？”
好好的一个年，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们和姥姥去隔离酒店过。
接下来，老赵打了三个电话。
先告诉孩子姥姥，告诉她出站后可能要被隔离。
再打给在北京的孩子妈妈，告知她这边情况。孩子妈没犹豫，接到电话就买了哈尔滨返回北京的车票，Z158次列车，哈尔滨西站到北京，10点34分出发。
最后，老赵给“139女士”打了第二个电话，想再做一次努力：“我想问下从海淀区低风险地区来的人是不是非得隔离？”对方回答：不论中高低风险，只要是北京市海淀区的，出站了全部都要拉上大巴车送去隔离，“要么就是别出站直接回北京。”这句话，老赵记得无比清晰。
老赵说：“这好像不对吧？”对方回复：没什么不对的，你不要浪费我时间。
听完，老赵只说了一句：已经买完回北京的火车票了。之后，按下挂断键。
老赵在家里安装了秋千，等孙女们回来玩
哈尔滨火车站始建于1899年，蘑菇窗、弧面顶，呈现出浓烈的欧式复古风，这座平日里可同时容纳6000人候车的火车站，在23日早上，显得极为冷漠。
火车站的廊桥上，老赵和老伴儿趴在栏杆上，往下俯瞰着。
接下来出现在老赵眼前的画面是：在距离负二层出站口30米远处，孙女淇淇、悠悠和她们的姥姥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喜庆又惹眼，但正往回走……
姥姥背着黑色的大双肩包，斜挎一个咖色单肩包，大孙女淇淇拖着黄色拉杆箱，只有5岁的小孙女悠悠带着羽绒服的红帽子，摇摇摆摆走着。
老赵和老伴儿原本想着三人出站后就接上回家了，没提前做核酸检测，此刻，他们连进站都不可能。
老两口就趴在地面层连廊的栏杆处，看着下方，那里有不得不折返的祖孙三人。
忽然，老伴儿叫了声“淇淇”，边叫边把手里的一把零食扔下去，噼里啪啦散落一地，淇淇俯身去捡。
老伴儿抛下第二把零食，小孙女悠悠才刚反应过来，跪倒在地，挪动着捡零食。
扔下去的都是孙女们爱吃的巧克力糖，如今以这样的方式散落一地，孙女们俯身一一捡起，场面有些难堪。
老赵急了，“你（倒是）拿个袋儿啊！没有袋儿吗？”
“哪有袋儿？有袋儿不就好了嘛？”老伴儿声音也不小。
捡起巧克力，孙女们跟着姥姥，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去坐定点的出租车，的哥将送她们去哈尔滨西站。
亲人近在咫尺，却无法一起回家。慌乱中，老赵想拍下孙女们的样子，本想打开相机，却不太熟练的打开了微信对话框，开启了小视频拍摄，“（小视频进度条）转一圈就结束了，根本不够。”
老赵很想让她们停留久点，多拍一会儿，但工作人员在催促，老赵也担心着，多呆一会儿被拉上大巴去隔离咋办！
“那就赶紧回北京吧。”
目送着她们的红色背影，老赵又拍下了一条小视频。
北京，哈尔滨，各回各家
还想看看两个小孙女啊，也许还有碰面的机会？从哈尔滨站到哈尔滨西站的路上，有没有可能？
但老赵转念一想，火车站安排的定点的士都是老司机，自己开车水平不咋样，追上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那就回家吧。老赵和老伴儿上了车，两人没有再讲一句话，只剩下汽车行驶的声音。
老赵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岳母，尿袋不离身，还伴随着眩晕症，前阵子险些“过去”了。这个春节又见不到孩子，“太奶奶心里难过。”
听老赵讲了原委，老太太眼眶一红，哽咽着说不出话。
距离上一次见到这俩曾孙女，已经一年多了。小孩子长得快，几个月不见就变化许多，尤其是5岁的悠悠，上次见她脸上还是满满的婴儿肥。
家里就这三位老人，一时间，气氛凝重。
老赵没办法安慰老伴儿和岳母。
回北京的火车上，小孙女悠悠吐了好几次。
他们猜测，可能是情绪大起大落后引发的肠胃不适。出发的头天晚上，悠悠开心得不得了，一下火车还没和爷爷奶奶打个照面，也来不及反应，就被带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一坐又是十来个小时。
老赵心疼两个孙女，“很懂事，很讲规矩，说不让出站不让回家，也没在那哭闹。”
老赵在微信上给孩子姥姥转去500块钱，“给孩子们弄点好吃的。”
淇淇在视频里对爷爷说，火车上的饭还没学校食堂的好吃。
悠悠已经上幼儿园大班了，视频转到悠悠的时候，她问爷爷，“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家啊？”
老赵回答不出来，这也是他的疑惑。
老赵1970年入伍，随即入党，后来教书一辈子。“我讲了几十年的历史课、哲学课、马列主义课，但就是搞不懂‘防疫’这一课啊！”
老赵把采购的年货统统打包寄往北京，家里就剩三个老人过年了
这两天，老赵和老伴儿不停忙活，把前阵子花了几千块钱买的年货都装进快递箱，有笨猪肉、笨小鸡、粘豆包，淇淇的本命年衣服和礼物也都装进快递箱，连带着10个新鲜椰子，原本是要给孙女榨椰奶的，“这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就都寄去北京吧。”
一共10个箱子，花了300元快递费。老赵说，快递员还给优惠了20块钱。
1月25日，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小孩子期待这一天，老赵的灶糖早早准备好，但现在没人吃了。
过了小年就是大年。
这一家三口，65岁的老伴儿，70岁的老赵，80多岁的岳母，也要过年了。
这个春节，你能回得去家乡吗
留言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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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8岁下岗开酒店，41岁离婚净身出户，60岁满头白发当模特
这是《自拍》第263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是于书，今年62岁。我是模特也是老师，因为出现在T台上的时候满头白发，大家就叫我“白发模女”。
别看现在走在T台上的我容光焕发、自信满满，其实我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可以称得上是苦难的经历：两次脊椎伤病，两度卧床不起，还有过失败的婚姻。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以前的我没想过自己能变成今天这样。
今年夏天，我在直播间里直播时的照片。
1960年，我出生在辽宁瓦房店的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工人，爸爸是企业的领导干部，退休时是国家离休老干部。家里有兄弟姐妹六个，我排行老五。从懂事起，爸妈就教育我们做有责任心的人，年长哥姐的要照顾年幼的弟妹。
我从小没什么心眼，傻傻的，很善良。北方人管这叫憨厚，干什么都不争不抢。孩子多，东西是有数的。过年过节分着吃鸡蛋、吃粽子，不管是妹妹也好，姐姐也好，都以他们为先，我不挑不拣，从不计较。
这是我开酒店时，在酒店里拍的全家福，我们家总共兄弟姐妹六个人（我站在第二排最右）。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文艺活动，爱跳舞，但在我们那个年代，父辈对文艺活动特别反感，我能跑能跳，就参加了学校的体育校队。在校队里，我练跳高跳远、100米和1500米，我有冲劲，也有耐力，身体素质很好，经常拿全校冠军。
我的学习成绩也不错，考试经常拿双百分，偶尔考了90多分，眼泪就立马掉下来，觉得自己不该错的地方犯了错。但一次意外，让我不能顺利地继续学业，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我上学的年代讲求雷厉风行，铃声一响，大家就赶紧跑去操场集合做广播体操。当时正好有个学生在练铅球投掷，可能没看准，铅球正好打在我的后脑勺上，我当场晕倒，被送去医院。人是救回来了，但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每年都要犯几次头昏头疼的毛病，严重的时候都没办法去学校。
16岁，我去照相馆拍的照片，戴了一个小纱巾。
记忆力也跟着下降了，课堂上好多知识，这边学完，那边就忘。同班同学有很多最后考上了大学，如果没有这次意外，或许我也可以跟他们一样，有读大学的机会。直到现在，我的记性都不是很好，哪一年结婚，哪一年生孩子，我常常记不清晰，得从孩子的年纪，慢慢地推算。
1978年，轮到我上山下乡，学校运动队多留了我一年，才没有去。1979年初中毕业，从小学到初中，我念了十年。19岁，我参加工作，在制鞋厂做包装员。
19岁，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艺术照。
我姐姐和姐夫在瓦房店制鞋厂工作，我的户口上山下乡下到了农村，人没去，从学校毕业后，就留在了这个厂子里。我在制鞋厂干了五年，谈恋爱、结婚，我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留在了厂子里。所以现在我对鞋子的材料和做工特别熟悉。
21岁，我第一次谈恋爱。我对象26岁，是瓦房店曲艺团的一名演员，比我大五岁。他长得特别帅，我像崇拜明星一样崇拜他。
他姐姐和我在一个厂里工作，经常带我去看他演戏。有时候看戏看晚了，他就会送我回家。我从来没处过对象，心里觉着，人家送我回家，还请我去家里吃饭，都是特别了不得的事，好像就要嫁给人家似的了，想法特别单纯。
认识他之后，我家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电视上一有走模特步的节目，我就盯着看。有时候不知道调到什么台了，还能看到国外的模特，当时看了很稀奇，因为没怎么见过外国人。电影里出现模特的时候，我也崇拜的不得了。这应该是我模特梦萌发的时候。
21岁，我在制鞋厂工作，休息时去我家附近的公园游玩。
这份喜欢可能跟我之前对文艺的兴趣有关，也跟我练过体育有关。我十五六岁的时候，身高还不高，十七岁之后，一下子窜到了一米六八，身体素质又好，长高了之后，就特别喜欢模特。
第一次走上T台应该是20岁，厂里过年过节搞文艺活动，让职工唱唱歌、跳跳舞。我年轻的时候长得蛮漂亮，有些大型活动，局长一下来就选拔到我，还把我推荐到工业局去演出。工业局从大连请了一个模特老师，到瓦房店来指导我们。后来瓦房店还搞了一个模特大赛，我拿到了冠军。
瓦房店有一个服装厂，我们演出的服装都是他们提供的，我们也给他们做模特，拍了一些照片，照片还登在了大连民航班机表上，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懂得什么叫肖像权。
23岁，我和我的初恋对象结婚了。因为他是演员，家里人全都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爸劝我说，结婚不是儿戏，和买一件衣服可不一样，今天穿够了，可以扔掉再买一件。我说我不后悔。我爸说，好，以后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别来家里哭闹。
婚后，我丈夫转行做企业销售经理，我怀上了女儿。怀孕期间，我发现丈夫有点不对劲，出轨了。他是经理，人长得又帅，销售业务经常有酒局，整个人的气质好像都变了。
生完女儿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身体不好，时不时发烧、咳血，在普兰店结核病医院住了一年院，不能继续在制鞋厂干体力活。25岁时，我从制鞋厂调到了商业局的一个宾馆，开始做话务员。
28岁，我和前夫带女儿去沈阳玩，前夫给我和女儿拍的合照。
话务员的工作，排班通常一天连着一宿，好几次早上下班回家，我挂在墙上的衣服被卷到柜子里，烟头扔了一地，我就知道他把其他女人带回家了，因为平时他是不抽烟的。
有一次，他喝酒喝多了，亲口向我承认出轨这件事。听到话从他口中说出，我还是难以接受，坐在地上哭到抽搐。丢了钱，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我都没这么痛苦过。
那时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贤妻良母，照顾婆婆、照顾孩子、照顾家。受了这些委屈都往肚子里咽，难道还能离婚不成？只能自己偷着哭。
憋得太难受了，我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我们家住的楼就在火车道旁边，有一天大半夜，我一个人跑到火车道上。如果当时有火车来了，我可能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女儿听到我出门响声跑来找我，哭着抱住我，我丈夫就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我做话务员时，瓦房店要做形象画册，挑选我去拍照片。我坐在宾馆台阶上随意拍了一张。
我只要一跟他提起这件事，他就会动手，当着女儿的面。这给孩子留下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女儿长大之后，有一段时间很封闭自己，对和男生交友很恐惧，不希望男生注意到自己，还有抑郁症状。
我想不通，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外面那些女人还能在办公室当个主任，你能做什么？这句话打击了我，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开始在工作上下功夫。虽然小时候的脑震荡影响了我的记忆力，但整个瓦房店各个企业单位的电话号码，我全都能背下来，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
做话务员后，家里姐妹四个，去照相馆拍的照片，我把自己裁了出来。
女儿遗传了丈夫家的近视眼，度数挺高，还有点弱视，我带她做了一个残疾儿童体检，国家给了我一个二胎指标，32岁时，我生了儿子。
33岁，我参加了瓦房店轴承厂文工团，给唱歌的演员伴舞，走秀表演。我们瓦房店有个特别有名的景区叫仙浴湾，开业的时候请了毛阿敏、潘长江这些明星来表演，我们文工团也去参加开业演出了。
儿子过一岁生日时，家里姐妹和我的一个闺蜜，大家聚在一起拍了一张合照，我站在最中间。
在演出后台，我突发肠痉挛，疼得跪倒在地，满头大汗，气怎么也喘不上来，最终没能上台。自从我知道丈夫在外面有事之后，心情一直都不是很好，总感到郁闷，身上的毛病渐渐就多了。子宫长过肌瘤，流血流了半个月，脸都是蜡黄的。
1993年冬天，我回娘家拿大衣，刚准备披上大衣试试时，扭到了腰，整个腰当时就不能动了。去医院拍了片子后，大夫让我手术、住院，我没同意。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手术成功率特别低，要是不成功，可能就是终身瘫痪。
从医院出来，家里人带着我，去了家附近的私人诊所按摩，没想到这一按，更加糟糕，脊椎骨被按错位，整个腰椎瘫了。从拍的片子里看，后腰椎骨全是弯曲的。
我没办法继续工作了，还要让妈妈、姐姐和我闺蜜来照顾我，又专门请了一个保姆照顾两个孩子。每天躺在家里，放空、看窗外的天空、盼着丈夫下班；也常常感到惧怕，万一真的没办法再站起来了，该怎么办？
我的腰病有所好转时，和照顾我的闺蜜，还有她孩子的合照。这是我刚刚能站起来，但整个腰还直不起来。
情绪崩溃的时候，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哭，大喊。我不相信，我平时这么孝敬父母和公婆，在马路上捡到东西都等着失主来，这么善良的一个人，究竟哪里做得不好，上天要这么折磨我？每天都在掉眼泪。生活没有质量，那活着还能干嘛？我甚至想过，如果睡着觉就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件好事，反倒不遭这罪。
说起来挺玄乎，走投无路时，我听别人介绍，找了一些江湖上面的办法，内服药加按摩，大约七八个月后，我的腰开始恢复。快一年的时候，我能慢慢站起来了，但还是不能干重活，一累着，腰就有反应。
1998年我在的企业被买断，我下岗了。丈夫继续做企业公司经理，我们又开了个歌舞酒店，挣了不少钱，在瓦房店可以说是很富裕，住上了别墅。这样的家庭条件，加上还有一儿一女，好多人都羡慕我，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36岁时，我和丈夫合开了一家酒店，但只有我一个人在经营，这个酒店前后开了三年。
丈夫成天在外面出差，几乎没有关心过我，也不管家里的事。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动手的习惯屡教不改，喝醉回家，就当着孩子的面，对我动巴掌。虽然他事后总是后悔，还写过保证书，但都没用，我下定决心要离婚。
为了让他签下离婚协议书，我同意净身出户，不要任何财产，只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不是他抛弃我，是我主动选择离开了他。2001年，我和丈夫离婚，41岁的我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但我现在心里对他已没有责怪。他于去年去世，我想，人都走了，很多往事能不提就不提了。
离婚后不久，我把两个孩子留给我父母照看，一人跑去上海打拼。我们老家的人都很传统，我不想让身边的人知道我离婚这件事，对我说三道四，去上海除了要挣钱养活两个孩子，也是一种逃离。
第一次去上海，我到外滩游玩，拍下的游客照。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开老家。去上海后，我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每天都在招标。我领着几个20多岁的员工，住在公司给员工租的出租屋里，他们“阿姨、阿姨”地叫我，把我当成了妈妈。有一次我过生日回家一看，几个孩子给我准备了一个大蛋糕，说是等我回来给我个惊喜。
吃完了蛋糕，我一个人回房间后，就开始掉眼泪，特别想家。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听到的孩子声音，彻底绷不住了，哭得一塌糊涂。在上海两年多，跟我妈通过几次电话，她从来都报喜不报忧。
有一次我往家里打电话，赶巧碰上我爸突然昏倒，刚被送去医院，我妈一个人在家六神无主的，我这才知道我爸生病了。我立马跑到公司，跟老板说，我要辞职回家。
我在上海打工时，女儿已开始有抑郁的表现，我接她来上海玩了一个月，她才开朗起来，这是我们在上海城隍庙。
回到瓦房店后，我爸身体有好转的迹象，我也开始另寻工作。因为之前有开饭店的经验，瓦房店一个快要倒闭的大酒店找到我，想聘请我经营，我干了几个月后就自己把酒店盘下来，重新救活了它。从第二年开始，酒店的租金就上涨，第三年还是涨，我干了三年，就不干了。
这三年里，我挣了钱，买了房子，女儿也结婚了，一切似乎都在重新好起来。但也是因为这三年做生意太累，我的腰病再一次复发。2006年，家里装修新房子，好多活都是我自己干，爬高上低的一个动作，腰椎又不能动了，只能趴在床上。
刚从上海回瓦房店时，我盘下快要倒闭的大酒店，做总经理。
腰椎病复发的同时，肠痉挛也犯了。女儿因为童年的心理阴影，加之婚姻不幸福，抑郁症状越来越严重，多次有轻生念头，吃药被送进医院。她的病对我折磨是最大的，各种事交织在一起，我“一夜白头”。
刚开始头发不像现在白得这么均匀，是一块一块的斑白，长出来的头发有黑有白，还有发黄的。我看不下去，实在忍不了，就剃了个光头，成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儿子来求我，说妈妈你把头发留起来，染染头发吧。孩子都嫌我这样丑。
我和母亲、儿子的合影。
这次腰病复发，只有我母亲在床边照顾我。她年纪一大把，还要为我操劳，我心里愧疚得很，不但孝顺不了她，还要给她添麻烦。有时候对生活悲观了，话赶话说得比较消极，我妈一听，就立马打断我，让我不要胡思乱想，只要有她一口吃的，我肯定饿不着。原本想“一走了之”的念头被掐灭，狠不下心丢下两个孩子，更不能让妈妈再为我痛苦。
我也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能让我站起来，但我真的每一次都在配合生活，在自救。除了慢慢养着，就是去做牵引治疗。第二次复发比第一次好一些，大约三四个月就能轻微地活动了。但这个病不能去根，到现在有时我蹲下来，或者花力气拿什么东西，还是会腰疼。
腰病好了之后，我去北京鸟巢玩时拍的照片。因为吃药、卧床，我一下子发胖，整个人都肿了起来。
2008年，腰病好得差不多了，我偶然间听见有朋友跟我提起大连市开了一个模特学校。从年轻时候在厂里参加模特表演至今，我都没再走过模特步了，一听有这个学习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结果一走进这个队伍，就一发不可收拾。
上了第一堂课，我就知道，这种走在舞台上的感觉，就是我后半生想要的。音乐一响起来，我能完全忘了周围的人。很多看过我走T台的人都说，不认识台上那个我了，两个眼睛都发光。不管台上谁在表演，只要我一上场，观众的眼球都被我吸引过去了。
每周要从瓦房店到大连市上两次课，只能坐火车或者高速大巴，单程就要花四个小时，我风雨无阻。为了赶上下午一点半的课，我早上七点就准时起床，洗漱、吃饭、背上包去火车站，买九点多的车，车程一个半小时，路上的时间总共快四小时。上完课，又要立马赶到火车站，买票往回走。
刚到大连模特艺术团时，我和艺术团的姐妹们参加演出的后台照（右边是我），当时我52岁了。
这一坚持，就是七年。七年里，我从来没耽误过一节课。天气这么冷的时候，家里人劝我别去了，我说，不行，我肯定得去。有一次大连台风黄色预警，狂风暴雨的，但我不管啊，没接到停课通知，就买火车票去了。
路上伞都被风刮破了，等我赶到学校时，一个人也没有，人家都觉得，这种天气还用说吗，都默认不来了。后来再有这样的情况，校长第一个打电话通知我。
我姐姐生病去世，上午出殡，仪式结束后我擦擦眼泪，洗把脸，就立马去火车站买票，下午赶到大连上课，连中午饭都没吃。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是这么痴迷。
一次课是一个半小时，主要就是练形体，然后穿上高跟鞋，一个劲儿地走模特步。累的时候腰还是会疼，我就坐在教室的地板上歇一歇，再疼我也不会对别人说。
我在模特队里不占优势，因为身高不高，队里其他姐姐都是一米七五朝上走的，我只有一米六九。但刻苦训练一定有相应回报，不到五个月，我又从模特队被挑选到了表演班，我更加如痴如醉。
在泰国演出时，我和大连模特艺术团团长的合影。
我妈心疼我来回跑，故意问我，你干这个挣钱吗？我哪儿敢告诉她，还挣钱呢，我一个月退休工资全投进去都不够。模特班的学费一年几千块，来回的路费和午餐费加起来也有不少，更耗钱的是，三天两头就要定做演出的服装和鞋子，还要买化妆品，当时我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才几百块，这两年才涨到了两千块。这个行业的花销肯定大，但我也不细想，从来没在意过花了多少钱在这上面。
2013年初，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另一个人，他是我现在的丈夫，老遇。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在认识他之前，我原本不打算再结婚了，想后半生一直陪在妈妈身边。我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在我报名参加模特学校之前，还有过另一段失败的感情，这段经历我几乎从未提过。
当时的对象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之前是当兵的，看起来挺憨厚，我们就在一起了。第一段失败婚姻，让我觉得只要对方人品好，没有不良习惯就可以。那时候对爱情已经没什么想法了，只想踏踏实实过日子。但在一起生活后，我才发现，我们的三观根本不在一条线上，这确实是一个不可磨合的问题，最后只能分开。过日子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两次失败，让我不想再找了。这么多年，很少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好多人都觉得，我长得好看又能干，肯定不是单身，哪里需要别人介绍对象，其实我一直都一个人。
但老遇打动了我，他是我现在的老伴。我们刚认识时，他可以说是“身无分文”，他和我有相同的际遇，也是离婚后“净身出户”。但他是瓦房店率先富起来的人，自己创办美容美发学校30多年，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包括后来我开办自己的模特学校，他也帮了我很多。
认识老遇不久后，我们在瓦房店仙浴湾游玩时的合影。
坦诚说，第一次见面时，我真没看上他。他比我大9岁，走路有点偏膀子，腿走道的时候也有点撇，体态有问题，还特别瘦，他说这是长期给人理发的职业病。
他追求了我快两年，坚持每周上课开车接送我。以往我一个人坐车的时候，最多玩玩手机，没事做就一直看着窗外，坐他的车，我俩一路欢歌笑语的；我经常到大连演出，以前晚上来不及回家，只能独自在大连住一晚，有了他以后，演得多晚他都等我，开车把我送回瓦房店。
久而久之，我被他感动了，他心态年轻，性格特别活跃，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虽没有外貌上的优势，但他人生阅历丰富，能读懂我、理解我。既然他单身，我也单身，那我们从交朋友开始，慢慢处对象也挺好的。
他的出现，让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改变。我的包他从来不让我自己拿，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真心实意地对待我。他经常望着我就不自觉地笑，我问他笑什么，他说幸福的。当地所有人都知道，我俩形影不离。他跟身边人说，能找到我这个老伴，后半生别无他求。
今年我过生日时，老遇给我送花。
2015年，辽宁卫视邀请我们模特团去参加春晚，那时我的白头发又长出来了，我嫌不好看，平时戴帽子遮着掩着。模特队里鲜有留白头发的，团长跟我说，于书你留白头发特别洋气，要是你把白头发留下来，我就带你上辽视春晚。
我一听，动心思了，就去把尚不均匀的白发染成了全白，真就顶着一头白发走上了春晚。大家都说好看，给我起了“白发模女”的称号，电视上就数我镜头最多。
后来，我陆续接到了山东卫视、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还有央视的邀请。第一次上台，我除了激动，还很紧张，怕说错话，但一次比一次更有经验，更加熟练自然。我一直觉得自己挺普通的，从来没想过还能上电视。
因为我参加模特培训后，变化明显，就有人提议，让我在瓦房店成立一个班。最开始我不愿意，我可不想操那个心。后来我们瓦房店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成立了一个《优雅女子商学院》，请我去当形体老师。这个学院收费特别高，于是人走了一波又一波，最后只剩下三个学员。
我和我模特学校的学员们。
学校办不成了，但只要我还是老师，对学生的责任就还在。我在瓦房店到处找地方，最开始只租了一间小教室，带这三个学生。这就是我自己开的这所模特学校的雏形，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学生越来越多，课程从小教室换到了大教室，一度在瓦房店也有了知名度，风风火火的。
我的腰本身不太好，不会教一些复杂的动作，来我这里报班的也多是年龄大的学生，需要照顾到她们的身体状况，我做得比较多的就是形体气质培训，教她们用气息规范形体。
我也自编了一些身韵（身体随着音乐的韵律），将优美的肢体拉伸动作放进音乐里，动作幅度不大，很柔很舒缓，没有舞蹈基础的人也能做。学生们都很喜欢，越练越入迷。
我带着学生参加模特比赛，获奖的奖杯和绶带。
单纯的热爱，和将其做成事业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自己做学员上课时，什么心也不用操，一旦有了自己的学校，就需要我不断总结，扬长避短，让学生能看得到自己的进步，在最短的时间内能有最大的改变。
加之，许多学生都正处于女性的更年期，必须帮助面对情绪上的问题，这给了我很大挑战，除了要履行老师的职责，还要做好朋友的角色，在她们遇到烦恼时耐心地倾听和鼓励。
我的学员中，也有一些被腰病折磨的，又或者正经受着离异的痛苦的，我希望能用自己的经历和经验，给他们一些能量。现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接她们的电话，跟她们聊天，开玩笑地说，我都快成半个心理专家了。
2019年，我开了抖音账号，没事就发发自己的作品。没想到感染了很多人，至今，我的粉丝群已经有八个了。还有粉丝在病房里看我的直播，说我让她眼前一亮，能感受到我身上的温度。能温暖到别人，我很开心。
因为疫情，模特学校的学员相比前两年有所减少，但也有100多个学员，基本都是我在带，还有三个助教老师。我的学生很多在这里学成后，也出去自己带模特走秀队，我很支持他们，这也能让更多普通人感受到模特的魅力，一点点地把这个行业做起来。
等疫情过去，学校的新生应该能增加不少。我现在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之后有外地来我这上课的学生，也能有住的地方。
去年三八妇女节，我参加模特学校的联欢会。
我是个很健忘的人，很多东西过去了就会忘记。从头回想自己的人生，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也曾抱怨过老天爷对我不公平，让我吃了太多苦，但现在我感恩生命中的事事，是这些锻造了我今日的成熟、从容和淡定。
现在的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能静下心来去和他沟通，去了解他心里怎么想，愿意试着去读懂别人。
我没有那么幸运，不是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但当我坚强起来后，一切好像都会越来越好似的，就像花在被风雨淋打后，也会越开越旺盛。
于 书 | 口述
孔宁婧 | 撰文
呱 呱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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