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51）

大厂监控风云

Original 每人作者 每日人物 2022-01-25 09:00

 

 

 

数据的背后不仅只有商业博弈，当我们面临潜网的时候，我们不仅在面对监控，同时也被卷入一场人、技术与权力的关系。技术赋予了潜网更深的隐晦性，它蛰伏在技术的脉络下，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秩序，隐匿无踪，却无处不在。

 

 

 

 

文 | 钟艺璇

编辑 | 赵磊

运营 | Trixy

 

 

 

 

浮现

 

 

监控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试着去问一位大厂人，是否知道或察觉自己正在被监控，不出意外，你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但如果继续追问：“你是如何被监控的？”或许很少有人能和你说清楚其中门道，“就是一种感觉”。

 

这可以说是一个系统，也可以说是一种被有意构筑的、森严冷酷的秩序，但称呼为潜网也许更合适——它的规则、处罚、尺度，大部分都存在于猜测中，很多人都感觉潜网存在，但谁来放网、操控、收网，却鲜有人知。

 

王宁第一次明确感受到潜网存在，是被开除的那天。当时，她被HR单独带到一间办公室里，周围一共有4个人，后来还多了一位保安——他昨天还对着王宁说了句“早上好”。看到王宁情绪不太冷静，HR瞥了她一眼，“你知道的，怎么闹都没有用”。

 

她突然害怕了，想到之前被保安直接从办公室架走的同事，任何人都无法接受在同事面前被毫无尊严地带走，何况她还在哺乳期。交接时间不多，王宁被告知“赶紧离开”。

 

她说自己的手机还在工位上，“要拿回来”。HR和保安在不远处注视着她，从回到工位，到拿起手机，王宁不可以说话，也不可以有多余的动作，离开这栋楼前，她不能再和任何人有接触。走到桌前，身边的同事察觉到异样，微微侧头偷瞄她，王宁摇了摇头，沉默地走了。

 

保安和HR一前一后，一路将她送下楼，直到彻底走出这座大厦。楼下，王宁的丈夫在等着她，“你的东西呢？”她反应过来，自己除了手机什么都没拿，转头进去，却被告知禁止进入。她赶紧联系同事，对方说“有人一直在盯着呢”，趁领导没注意，同事只匆匆带走王宁的水杯，下楼后放在公司打卡机旁，迅速转头跑开。

 

 

▲ 图 / 《保持通话》剧照

 

无论王宁如何解释，她已经失去了进入的资格，尽管她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她一气之下选择报警，警察到了又离开，“他们也进不去，拿不到”。

 

一般情况下，潜网极少会这样主动出现，它更多时候是隐秘的。关于潜网，大厂员工之间流传着不少江湖传言——公司内网监控、社交媒体监控，甚至无意中吐露的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潜网捕获。

 

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陈柳依隐隐察觉到这种监控的存在，工作电脑会挂在内网上，用外部电脑也需要先安装一个VPN来登入工作后台，一旦出现问题，技术部门就能调取操作历史，为了避免风险，她在内网和别人交流时会尽量避开一些关键词，比如竞品公司、业务名称、领导名字等，怕触发报警，但她也不清楚这个机制是否存在、如何运作，“只是有同事会说这个事情”。

 

一些关于潜网的猜测正在被验证。面对一份内部技术文档，程序员李望偷偷按下了截屏键，不涉及商用，他想尝试分享给朋友做技术交流。不到一会，IT部门的同事私下找到他，“不要再截图了，这回先警告你一次”。

 

李望在另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他知道IT部门负责管控所有员工的内部交流，关键字触发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李望曾经试着用微信发出公司某内部APP的名称，并安装了一个可以监测电脑对外网络传输速度的软件，发现这条文本的发送速度明显变慢，“可能一条微信正常的发送速度是几毫秒，但是这条带关键字的文本速度会慢很多，应该是被监控到了”——而正常情况下，这种速度减弱很难被肉眼感知到。

 

这曾经这是一种保护。互联网发展二十余年，从中关村的几台电脑到庞大的大厂生态，环境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牵动着数据的战争、技术的战争乃至人性的战争。

 

▲ 图 / 视觉中国

 

 

一个互联网运营员工可能很难想象，自己手中的一条普通数据，在竞对公司眼里意义非凡。据36氪报道，一家互联网公司曾经抓到自家客服批量把客户线索卖给竞争对手，“保守估计，飞单损失能有上千万元”。一家百亿美金估值的公司，在关键融资阶段遭到竞争对手窃密并向投资方举报数据造假，差点毁掉融资，甚至断送公司的未来。大厂之间一边设置重重保护，另一边也通过咨询公司等各种途径打听对手的消息，并不惜为此付出高价。

 

剥开互联网公司的外壳，核心数据和代码实际极为脆弱，缓缓流动的潜网，每时每刻都保护着公司的信息安全。起初它的作用尚有边界，但如今这种监控正在扩大，成为控制员工的一种手段。

 

陈菲和王宁同属于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2019年前后，她隐隐察觉到，公司的弦突然收紧。有一天，陈菲收到了多条公司微信群解散的消息，群聊页面只留下一条格式化的通知，“要求即刻解散”——包括公司全员大群、团建群、健身群甚至奶茶拼单群。

 

很短的时间内，HR迅速肃清了所有可见的私人与工作关系，并且在两者之间设立了高大的屏障。尽管奶茶群里，从来没人说过任何有关工作的事，它起源于某次领导在组会后的犒劳，又亲手被领导终结，“群里平时只有简单的奶茶拼单记录和群收款”。后来，陈菲再也没看到有同事拎着一大袋奶茶上楼，“现在都是各喝各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失控又将是注定的。数据的背后不仅只有商业博弈，当我们面临潜网的时候，我们不仅在面对监控，同时也被卷入一场人、技术与权力的关系。技术赋予了潜网更深的隐晦性，它蛰伏在技术的脉络下，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秩序，隐匿无踪，却无处不在。 

 

 

 

延伸

 

 

潜网能主动识别风险，也能在风险变成事故后，及时把责任人揪出来，并保留所有的证据。

 

用内网登录公司任何后台，陈柳依的电脑屏幕上都漂浮着密密麻麻的水印——她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后4位，水印大大减小了员工随意截图的可能性，毕竟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名字和谈资产生直接联系。但陈柳依感觉有些不适，“它仿佛在告诉我，我的每一项行为都被记录在案”。

 

这些截图有的成了“罪证”。据彭博社去年8月30日消息，阿里巴巴将开除对外泄露“控诉前公司经理性侵”内网文章的10名员工。知情人士称，这些员工将内网控诉文章的截图除去个人水印后对外公开发布，此行为违反了公司政策。另外有三人因在公共论坛发表不正当评论而受到批评。

 

 

▲ 图 / 微博

 

一旦嗅到风险，潜网立刻会给出敏感的反馈。李望不久前向公司提交了辞职申请，在距离正式离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照常访问技术文档，系统却突然显示“不能访问，请联系对应部门申请解封”。这种情况在李望此前的工作中从未出现过，他向技术部门提出申请才得以继续访问，“不出意外，应该是和我马上要离职有关”。

 

即将离开公司的员工，的确会成为特殊关注的对象，这点也在另一位前大厂中层的口中得到印证，这位中层告诉每日人物，她的下属离职时，作为直属领导，她曾反复收到相关提醒，大意是“你的下属xxx即将离职，请查看其近期操作有无风险”。而在对话框下方，附有该下属近期登录的所有后台和操作记录。

 

陈柳依某天发现，公司内部办公软件的员工联系方式突然被隐藏起来，以前的内部办公软件像一个巨大的通讯录，只要点击员工主页，便可以清楚看到对方的联系方式。“还有一个加急功能，可以直接联动对方手机号码，选择发短信或者打电话。”

 

但现在，联系方式不再轻易公开。“你必须和这个人有过对话，而且是双向对话，才能看到对方的电话号码。”如果对方并未回复消息，可以通过单线加急，“但已经不能看到对方号码了”。

 

变动的原因也很简单，“听说是外部的一个猎头拿着公司员工的手机登录平台，得到了大批员工的联系方式”。无疑，这对公司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潜网的手越伸越长，对风险的判断也越来越谨慎，除了信息泄漏，如果一个行为被认为有损公司利益，立刻会被捕捉到。去年11月，国美内部发布的一份《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曾经引发热议，在通报中，员工的姓名、部门、所在楼层以及在工作时所有流量信息都公之于众，其中一位员工因为使用网易云音乐的流量达到22.5G而被处罚。

 

最后，潜网的手还会伸到公司外部。陈柳依的公司曾经有一个官方交友平台，但效率并不高，“主要作用是晒员工学历和财产”。一位同事在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大意是希望这个资源能真正活起来，并附上了一个微信群二维码。陈柳依也进了群，“后来这个群就发展为介绍对象的群”，伴随着群员越来越多，这位同事也拉了一些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同行入群。

 

直到有一天，这位同事在群里宣布自己已经离职的消息，同时他披露了一件事，在离职前不久，他收到了纪律道德委员会的警告，称“有人举报你通过微信群从事信息泄露活动”，这位同事极其生气，在群里语气激动，“我不知道是谁举报的我，但是大家都小心点”。

 

 

 

控制

 

 

潜网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对员工来说可能是一场噩梦。

 

陈菲的公司发生过一次“严重的风波”。起初是有同事私下交流调薪后的收入，被他人举报后，经过领导教育了一番，“后来发展成相互报复，举报对方虚假打卡”。彼时高层震怒，全公司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场对虚假打卡的严查。

 

先是自我检举。当时的陈菲收到HR通知，如果存在虚假打卡情况，需要向部门领导发送邮件主动说明情况，并且抄送HR。“邮件需要具体到伪造考勤的次数，哪一天，什么时间点，真实几点到，以及虚假打卡的时间是几点。”

 

这场自查几乎波及了整个公司。“实话说，公司的考勤制度是不合理的”，规定上班时间是上午11点，陈菲和同事们却少有在晚上11点前下班的时候。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免除迟到惩罚——加班过了12点，不过需要提供证明。但往往晚上11点半左右，领导开始催促大家回家，“说我们应该早点下班”。

 

公司楼下的打卡机设在大厦外，只有两台，临近上班时间的前10分钟，排队打卡的两队长龙能从打卡机排到沿街马路边上，一眼望不到头。时不时有人探头，口中嘟囔着“怎么还不快点”，要是时间太紧迫，陈菲有时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迟到，而迟到的代价又是巨大的。“迟到的话，如果12点前到，就得按照9点起步，扣除3个小时的薪水。迟到超过1小时，扣半天薪水。”王宁说。

 

 

▲ 图 / 视觉中国

 

在提交自查报告后，陈菲很快被部门大领导单独约谈。领导盯着她，两人一阵沉默，对方开始一连串的发问，“为什么你要迟到？”“为什么别人就不迟到？”“记住，这个工作如果你不想做，还有人排队来做。”陈菲低头不语，站在领导面前，她不敢反驳，对方的任何一个低评价，都极有可能让她失去这份工作。

 

但公司并没有打算轻易放过她。半个月后，除夕假期前的凌晨，陈菲接到了HR的电话，“公司需要对你之前提交的自查报告进行再次核对”。电话里，HR每报一条，陈菲需要回复一句“是的”，如果陈菲回答的语速略快，对方会立刻发问“你确定没有撒谎？”“保证真实吗？”半小时后，HR又来了一通电话。“你可以向我发誓，你没有说假话吗？”一瞬间，陈菲感觉自己“像个犯人”，被推入监狱前接受逼供。

 

“真实。”“没有。”她说。

 

凌晨3点，HR最后一通电话来了。对方最后一次提醒：“如果你作假，我们会调监控去查你。”在确认完毕后，HR告诉陈菲需要按照格式和要求发送一份确认邮件，收件人是执行CEO级别的高层，格式是“本人核对真实有效，确认无误”。

 

“我知道迟到是不好的事，也明白自己有错。”但数次重述这个并不算严重的错误，令陈菲无所适从。当晚，陈菲躺在床上，看着漆黑的天花板，回想HR的几通电话，“后来一想，HR根本没有资格在那么晚的时候打扰我”。她也对HR的话术产生质疑，“如果真的会查监控，为什么又要这样反复逼问我？”

 

但陈菲不知道，作为最后的手段，监控确实存在。由于追溯打卡时间较长，王宁已经基本不记得自己的打卡情况，HR有一天突然把她叫到办公室，“你隐瞒了虚假打卡，说实话吧”。见王宁否认，HR才告诉她“我们调了监控，你迟到了2分钟，而且我们还知道是谁帮你开电脑虚假打卡”。

 

“主动反馈吧，否则就开除。”王宁迅速理清了过往的打卡记录，她和同事最终都遭到了处罚，“那个月的绩效打到了最低”。

 

没有人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虚假打卡事件后，“公司开除了不少人”。王宁有一位同事当时在休婚假，加上临近春节，没有太在意公司的事，也没有及时反馈，“她回来就被开除了”。

 

一场肃清后，最直接的变化是——就算有员工12点后下班，申请第二天补卡，也需要提交邮件到CEO层面，“很多人就算真的需要补卡，想到这么繁琐的流程也就算了”——合理晚到也不行了。

 

在这家公司里，微信群被解散后，所有人开始使用官方内部办公软件沟通。在内部APP里，所有人使用花名，无序的名称背后，甚至没有对应的职级和部门，更别说联系方式——这意味着，除非挨个记住员工的花名，否则不可能检索到任何一个人。

 

公司甚至不再允许有文件和资料存档，跨部门之间的沟通开始变得困难。无序的组织架构和信息曾令陈菲感到一片混乱，“当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你要把所有的坑踩一遍，什么事都得张口问，可能跑了半天就做了一点小事情”。这点同样得到了王宁的证实，“遇到什么事，找什么人负责，要找哪个团队，这些信息我们都不知道”。

 

每隔一个月，陈菲所在的办公室全员需要更换一次位置，“区域没有变化，但是会打散身边的人，让你从东边到西边，或者从北边到南边去”。换位置的当天，领导会提前发布新的座位表，“通知大家今晚8点换位置”。

 

一到时间，所有人起身，工位很窄，“像个网吧一样”，电脑又需要跟着人走，移动的速度极慢。桌椅摩擦，人们边收拾边低声抱怨，各种声音交缠在一起。陈菲对面的一位女同事，每次换位置都要抢在最前头，熟练地搬运主机，插电，开机，然后埋头工作。每个人都是面无表情的，“因为大家太忙了”。

 

 

 

异化

 

 

究竟是谁在操纵潜网，这个问题并非无迹可循。许多互联网公司都存在内部的自查自纠部门。每隔一个月，陈柳依会收到一封来自纪律道德委员会发送的全员邮件，邮件上会通报近期公司内部出现的违规行为，“具体到犯事员工的部门、姓名、缘由以及处罚结果”。 

 

李望所在的公司有一个“阳光职场”行动，众多违规行为内，有不少员工因为信息泄露而遭到通报，比如一些员工发送了同事的联系方式给猎头或者竞对公司。

 

但这些公开的通报部门，更像一个机器，监控者隐身在潜网背后。陈菲和王宁都在猜测，到底是哪个部门在控制潜网——尤其在这样一个组织架构模糊的公司里，HR更像是一个执行者，“似乎还有个合规部门在调查”。

 

当潜网笼罩了整个公司，一种相互举报的风气开始滋生，原先被控制的人开始融入这张网络中，成为潜网的一部分。在虚假打卡调查中，公司曾经鼓励员工之间相互举报，“举报者将会减轻责任”。

 

 

▲ 图 / 《举报者》剧照

 

“公司发生了事情，会先调查周围的人，让别人去举报。”王宁说。在公司发布的通报里，知情不报的人将会被公开惩处，但如果有违规者愿意提前自我检举或检举他人，“这个叫做态度良好，可以减轻处罚，另外的人态度恶劣，将被开除”。

 

而到底什么是秘密，什么究竟该被举报，没有清晰的界限。直到有人从高楼跳下，有人被救护车带走，外界轩然大波，员工们却在社交网络上集体失声。一位同事在脉脉上发布了一张救护车带走公司员工的图片，后来被揪出来，作开除处理。后来在公开发声中，他猜测公司是根据爬虫技术定位到了他。

 

没有人再敢发声。“你能看到，无论是脉脉还是知乎，我们公司在职的人发言特别少，因为一旦发言公司很可能会知道。” 大家甚至开始默契地不在社交媒体上表露任何信息，包括与工作无关的内容。就算是日常分享，王宁也必须屏蔽自己的同事组，“这是一定要做的”。她开始养成习惯，尽量少发，“包括我的小孩照片，都不会发”。

 

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们越来越谨慎，他们经常会接到一些猎头、咨询公司乃至媒体的电话，有人想打听离职的前同事，有人愿意付费咨询一些业务情况，或了解公司最近的动态，大家都立马拒绝并挂掉电话，甚至连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愿提起公司相关的事情，生怕不小心说的哪句话给公司造成损失，成为自己被开除的罪证。

 

潜网像蚕食一样默默侵吞着公司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王宁休产假前，HR明言，需要退群才能批准产假，她主动退出了所有工作群，后来内部APP的账号也被没收了。“完全和公司脱离了一样。”

 

气氛越来越压抑，陈菲在公司变得沉默寡言。她开始不断迟到，明明9点起床，就坐在床边发呆，看着指针走过11点，才慢吞吞去上班。“我不想去上班，讨厌周围的环境，整个人都是愤怒与抗拒的。”她也失去了对很多事的兴趣，看电影、吃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又有什么好吃的？”陈菲最终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尽管领导曾经告诉她，“一毕业能来这里已经非常幸运”。

 

 

 

服从还是离开

 

  

古典互联网的精神是开放的，这种精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技术曾经致力于让人们在一个因连接而广袤的空间内，听到或微小、或孤独的声音。如今它又亲自为自己缔造了一扇门，将一些人关在其中，无法挣脱。直到离开，陈菲才后知后觉，自己的状态不对。“我都没觉得不对，更别说去反抗它。”

 

“只要不太过分”，绝大多数人已经习惯潜网的控制。实际上，包括李望在内的程序员们明白如何让潜网“失效”。“我们知道公司的整套软件是如何工作的，可以暂时性地把程序先‘杀死’。”就算IT部门定期对软件进行更新与升级，他们依旧有技术手段能够避开这些操作。

 

但这样太费劲，“似乎也没必要”，隐私成了妥协的牺牲品。李望选择当沉默的大多数，“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很巧妙地对抗这些事，这种对抗基本没有用”。

 

对抗的作用确实微乎其微。互联网公司的加班现象饱受诟病，曾有一份大厂作息表以共享文档的形式流传于网络，四个应届生建立了它，更多大厂员工在里面分享公司的加班程度、业务现状、是否有坑等“隐秘信息”。但该共享文档的创作团队告诉每日人物，文档在发布后的一段时间里，遭遇了频繁的举报、封禁和删除。

 

王宁的离开更像是一种无奈。休完产假回公司后，公司仍未向她开放原有的内部账号，她向公司申请休哺乳假（注：女方产假期满一年内，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日内安排不少于1小时的哺乳时间），隔日公司却突然告诉她，两年前她的一次打车报销出现问题，发票连号违规，公司决定与王宁解除劳动合同。“他们说如果要证明，需要提供当时的支付凭证，可是两年前的东西让我怎么去找”。

 

她被拉到一个办公室内，既然是谈判，条件一开始就被列出来：发两个月年终奖，再补一个月薪资。领导说：“建议你离职，和公司好聚好散。”接下来是反复的拉扯——违规情况、补偿条件以及一份竞业协议。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长达4个小时，随时有人监控着王宁，去洗手间也不例外。王宁甚至没有吃饭，“尽管我还是一个要哺乳的妈妈”。

 

第一场谈判以失败告终，王宁坚持要求公司提供2N+1的补偿，直到第二场谈判，对方问王宁：“究竟能不能降低诉求？”王宁不同意，“我觉得我的报销不存在问题”。对方突然给出狠话，毫无余地，“那就开除吧，你可以走了”。这意味着，王宁将不会得到任何补偿，包括去年一整年的年终奖。

 

 

▲ 图 / 《克拉恋人》剧照

 

在潜网的监控下，她无声地走出了大厦，手里还有一份特殊的离职协议。“像一个污点一样，因为被开除，我手上的离职证明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报警失败后，王宁没忍住哭了。她甚至想过，要向公司过去的维权者一样，自己抱着孩子在楼下拉横幅，刚和丈夫诉苦完，又被劝下了，“没有用的”。她何尝不知道没有用，过去上班时，她路过那些拉横幅的人，除了心生怜悯，其余什么都做不了，而现在该轮到她怜悯自己。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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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厂裸辞的年轻人

Original 劳骏晶 看天下实验室 2022-01-24 21:04

走的时候，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干脆。

 撰文 | 劳骏晶

编辑 | 张   恒

运营 | 屈昕雨

 

26岁的赵雨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决定离职。

 

这天上午，她从北京西二旗地铁站出来，阳光差点糊住了她的眼睛。这个最像中国硅谷的西二旗漂亮极了，空气新鲜，绿化也不错，树影在地上画出太阳的形状，大楼的玻璃幕墙映着瓦蓝的天。

 

这也是赵雨萌第一次发现这个地方竟如此吵闹，红绿灯路口全是人，穿羽绒服的肩膀摩擦出呲呲声，背着书包的人走路都极快，去抢共享单车或者赶班车，脚步声组成绵密的混响。堵在路口的一大片汽车长长短短地鸣笛，像是这场交响的重音符，只是混乱而缺乏节奏感。

 

这么好的天气，却是这样的景象，“很魔幻”。赵雨萌想着。她在这个瞬间做好了决定，从网易裸辞。

 

“世界这么大，我干什么不行？”赵雨萌对自己说。

 

2021年号称“告别996元年”。脉脉发布的调研显示，71%的受访职场人表示，相比年初，年末加班没有减少甚至更多了。尽管企业终于不再嘴硬把996称作福报，但一些年轻人也身体力行地用离职方式主动挥别“996”。

 

 

裸辞

 

网易是赵雨萌的第三份工作，刚毕业时，她进入36氪为蚂蚁金服工作的团队，随后来到搜狐，接着进入网易，两次跳槽几乎都是无缝衔接。

 

三年时间，她连轴转。节奏太快了。赵雨萌做内容和运营相关的工作。在为蚂蚁金服工作时，她常不得不在凌晨1点给好几个同事打电话，同事也一样对待她，钉钉特殊的电话铃声随时插进她的生活里。

 

在网易，她一个人承担统筹、策划、对外合作的工作。

 

即便是休息时间，工作也随时会来。和男朋友约会时，在朋友聚餐的餐桌上，旅行时的酒店大堂里，她都在工作。一次电影开场前，她也只能着急忙慌打车回家继续工作。

 

三次大厂工作经验之外，她还攒下厚厚一摞病例。过敏、湿疹、胃溃疡、鼻炎、感冒……免疫力低下，天气一变，她就生病。

 

连心似乎也病了。焦虑触发了抑郁的情绪，她不再健身，一回家就躺在沙发里不动弹，到了周日下午唯一的休息时间，她也哪儿都不想去，到晚上还需要大哭一场来迎接恐怖的周一。

 

二十出头的张琦在京东也是类似的生活节奏。她通过校招进入京东核心部门做产品运营。这是一个365天24小时在线的项目。问题可能在一天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出现。因此，张琦总是在大半夜被一个电话叫起来，然后花两小时去处理问题。

 

张琦与男友异国恋，男友在美国互联网公司工作，但两人几乎没有时差。男友睡觉时，她在公司上班，男友起床了，她还在家里处理工作。

 

最让张琦不能接受的是，男友下班后有权掌握自己的全部休息时间，领导发来的信息他可以不看不回。但在自己这里，这是绝不能发生的，项目出现问题必须要当下解决，否则就是自己“背锅”。

 

张琦忍不住和朋友抱怨工作压力，朋友总会劝她，你工资高、福利好。外界评价与她的真实感受形成了巨大落差。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张琦终于成功申请到了美国的学校，拿到奖学金。她立刻就辞职了。

 

走的时候，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干脆。

 

2016年11月10日，北京，京东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双11”，公司总部各层挂起横幅，员工都坚守在岗位上。（@视觉中国 图）

 

互联网大厂曾是年轻人的梦想之地。互联网大厂就是赵雨萌的明确目标。2018年留学回国后，她拒绝了欧莱雅公司的管培岗位，“毅然”进入互联网领域。

 

赵雨萌身边没有留学的朋友早于她进入互联网行业，在他们的描述中，她感受到互联网企业还在持续突进之中，员工同时拥有不错的薪资福利和充满前景的未来。

 

自己可不能落后。她一头扎进互联网公司去，并努力试图通过自己的效率赶上周围的朋友们。

 

现在，张琦正在美国学习计算机，留学生活比工作“开心一百倍”。我问她，毕业后还想不想回到中国的互联网大厂，张琦没有一丝犹豫：“绝对不要。”

 

当越来越多这样的故事见诸媒体，互联网大厂对年轻人的诱惑力也随之减弱。考研、考公、考事业单位的优先级，开始超越就职互联网公司了。

 

《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报考2022年研究生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457万人，同比增长21%。前程无忧的统计也表明，在六成有明确就业意愿的2022应届毕业生中，79.5%的毕业生选择国有企业，49.9%的受访者倾向政府机构。

 

在清华、北大发布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近七成毕业生选择了体制内的工作。

 

到底是大厂抛弃了清北精英，还是清北精英先抛弃了大厂？

 

 

没有私交

 

网易一间洗手间的小格窗正对着百度公司的空中长廊。

 

傍晚，站到格窗前，看夕阳像猪油一样抹过这条走廊，是赵雨萌偶尔的放松时刻。

 

但那条走廊除了夕阳和绿化，往往空空荡荡，偶尔有人，也都是独自站在某个角落打电话。这就是赵雨萌所见的大厂节奏。

 

毕业三年多，她仍难免带着一些学生气来看待工作和同事关系。在她想象中，同事们会像同学那样，在一个清闲的傍晚，谈谈人生，聊聊家长里短，团队该有种火热的集体感。但她几乎没有体验过这些。团队气氛并不活跃，大家忙着眼前的工作，聊的都是工作对接。没人有闲心和同事交朋友。

 

这几乎是多数大厂的常态。

 

竞争激烈程度取决于领导风格，一些部门对新人很不友好，蛋糕就这么大，互相争抢。几乎不会谈自己的未来规划，同事之间也几乎不聊私事。

 

李航33岁，一年半以前进入阿里巴巴工作，同事关系与他此前在互联网“中厂”完全不同。部门里几乎没有线下聚会，也从不为离职员工安排一顿散伙饭。

 

2017年8月17日，北京，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视觉中国 图）

 

同事之间也会闲聊，但从没人会聊自己的职业规划。

 

“向同事透露自己的职业打算是危险的，传出去可能被误解。”

 

李航解释道，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一个部门里利益蛋糕就这么大，共事的同时更是在竞争。倒是这样公事公办的同事关系，让效率更高。

 

同事感情有一套更有效的维护手段——“黑话”。入职第一天，李航在公司内网收到一个文档，里面有一百多个名词解释，是大厂人专用的词语。这是如今整个互联网行业行话的发源地。

 

李航印象最深的是“勾兑”，这个听起来像是为金酒、朗姆、伏特加等等进行组合的词语，其实指的是不同项目之间进行沟通、合作。内网总有帖子写明：“欢迎前来勾兑。”大家都看明白了。

 

祝一山刚进入蚂蚁金服时，也被黑话弄蒙了，前三个星期，他甚至听不太懂同事们在说什么。不过很快，他也学会了这套黑话。甚至跟老婆交流时，也会冒出“赋能”这样《现代汉语词典》都查不到的怪词。

 

黑话是个标签，狠狠贴到他身上。这套语言系统就是互联网大厂人和非大厂人的楚河汉界。

 

“其实没必要妖魔化这套话术，”祝一山说，“这样有凝聚力，沟通效率更高。”

 

还是效率。

 

祝一山从传统银行进入蚂蚁金服，第一次感受到了多线程工作的压力，但同时，他也终于有机会松快一下被传统银行束缚的拳脚，不会浪费精力去做表面功夫。

 

“举个例子，在这里你完成了‘从0到1’以后，工作就进入常态了，常态工作是不算绩效的，你只要维持就好，同时要去做新的‘从0到1’。”

 

 

“老实眯着”

 

黑话背后，是一个大厂相对封闭但稳妥的环境。大厂为李航这样结婚生子的准中年人提供了一份高薪且稳定的工作。他有十来年的互联网从业经验，进入阿里以后，李航也只花了一两个月便适应了这样的工作强度。

 

他给自己画了底线，周末、节假日是雷打不动陪家人的时间，除非是最紧急的情况，否则他不会出差。但这也没有折损他与同部门其他年轻人的竞争力。李航的优势不在精力支出上，而是多年工作积攒下来的综合能力。

 

“工作是项目制，结果导向。”

 

大厂有自己的方法论。赵雨萌也曾快速适应了这套工作方法，从第一份工作起，她就立马进入角色。直到压力爆表，她才停下来思考，这套方法论，是知识还是套路和技巧？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吗？

 

这是属于职场新人的困扰，不是祝一山和李航的。对赵雨萌来说优先级并不是最高的薪资福利，倒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因素。

 

“养个孩子多贵啊，不知不觉二十万就出去了。”大厂中年人说着类似的话。

 

腾讯总部

 

李航的朋友刘新一年前离开了阿里，去了一家创业公司。刘新先后在百度、阿里工作，他告诉我，身边在大厂岁数大的朋友，都是图稳定。他们有房贷压力，养娃压力，即使跳槽，也是在阿里大的体系里跳，除了老阿里比较抱团外，并没有太复杂的同事关系，这个业务不行，就跳其他业务了，只要不犯大错，和老板关系不错，就能活得很舒服。

 

大厂是个圈，迈进门槛后，从一个大厂跳到另一个大厂是容易的，跳出来反倒需要决心。

 

刘新比李航还大几岁，他之所以能下这个决心，主要还是因为他未婚。“如果有家庭，要养娃，还房贷的话，我也得老实眯着。”

 

“老实眯着”，规避风险，也成了如今大厂的普遍状态。

 

据媒体报道，爱奇艺几乎裁掉了游戏中心全部员工，字节跳动教育板块的几个业务线也大规模裁员。每个互联网巨头，都在避免快速花钱。

 

财经新媒体《晚点LatePost》报道称，阿里巴巴、拼多多、百度、美团、腾讯、字节跳动、快手这7家互联网公司今年发布的职位数量与薪资相比去年增速放缓，不到互联网行业整体增速的一半。他们在教育、社区团购、游戏等新增长领域，也变得愈加谨慎。

 

大厂当下需要的就是“降本增效”。

 

就像大厂里的那些中年人一样，压力越来越大，要先稳下来。

 

 

野心不再

 

辞职以后，赵雨萌开始早上健身，下午上网课，傍晚遛狗。她还有悠闲的心情去喝奶茶。刚入职网易时，她看到公司附近有一家喜茶。当时赵雨萌想着，下午可以去喝茶放松一下。结果工作了半年，她一杯下午茶都没来得及喝过。直到离职那天，同事给她买了一杯星巴克。

 

节奏慢下来，她终于能回答曾经问自己很多遍的问题：自己真的认可这份工作吗？真喜欢这个职业吗？把这么多时间精力投入在工作中，真的有必要吗？

 

在大厂工作的三年，她就在不停追逐，不停跳槽来证明自己，她的确很快赶上同龄人的脚步，甚至超过了他们。她拿到了高薪，拿到了别人理想中的工作，有领导的认可，也有了一个明晰的上升通道。“但是有什么意义呢？我只听到大家说，好厉害，好羡慕，真好，仅此而已。”

 

脉脉发布的《告别氪金时代•人才吸引力2021报告》显示，互联网人在“薪资福利”与“团队氛围”方面满意度高于整体职场平均值，但在“职业成就感”“整体工作幸福感”与“工作生活平衡”三个方面低于职场平均水平。

 

“一味地追求自己成长，去追求薪资的变化，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赵雨萌没法心甘情愿成为一颗螺丝钉。也许有一天，她会去开一家民宿，彻底远离互联网大厂。

 

各种各样的人都在离开大厂。

 

2021年12月25日，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南华大学考点。最近，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进入体制内，或者考研以延缓进入职场。（@视觉中国 图）

 

研究院，也是另一个正在从大厂消失的部门，它显然昂贵且缺少短期效益，科学家们正静悄悄离开大厂。

 

11月，蚂蚁集团副总裁、AI团队负责人漆远正式加入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浩清教授”及复旦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院长。京东技术委员会主席周伯文也从京东离职。字节跳动人工智能实验室总监李磊入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在业绩考核和KPI压力面前，高校的自由研究重新有了吸引力，科学家们回归学界。用一位网友的话说，是“这波AI热潮阶段性结束，神仙们归隐山林，普通炼丹师该考虑转型了”。

 

大厂不打算给AI这个基础研究更多耐心了，这也意味着，它们离创新越来越远。

 

这是从2020年到2021年持续发生的事，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出的2020年“十大颠覆性技术”中，没有一个出自中国互联网公司。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梁萌把现在的互联网行业概括为“平台经济时期”，技术创新让位于商业模式创新。“这个特征抛弃了原来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模式，变成扩大规模的（模式）。不是创造价值，而是要占领领域，要吞并价值。”

 

工程师文化在大厂中的衰弱，就是一个标志。在梁萌2010年调查之初，工程师在企业中最受重视，可以自下而上发起项目，也因为技术受到重视，可以做很多事情。

 

现在，这样的文化已近消失。对996的反抗也是一个例证。因为他们失去了对加班的掌控权和意义感，只是在被工具化地使用。

 

“工程师文化下是容忍失败的。现在的企业没办法容忍失败，难以承受长期规划。”梁萌说。

 

就像一个中年人在生活压力之下无法支付试错成本那样，大厂的中年终于到来了。

 

互联网行业似乎进入了白银时代，只留下黄金时代的余韵和记忆。

 

  实习生蒋思雨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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