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京协和医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大、最著名的一项事业，于海内外享有盛名。
文革期间，我曾经与协和医院有过一次孽缘。
1968年北京江湖，我每天在大街上拍婆子，兼及观察社会百态。我使用一个简单易记的假名：黄伟伟。
有一天，我在大街上拍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婆子H；我得意地把这事告诉一个狐朋狗友；狐朋狗友大惊失色说：你知道H是谁吗？这个人你也敢拍啊，她是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儿子的婆子！你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我吓了一大跳；萧劲光大将，好家伙，四级高干！我怎么敢招惹他们家的婆子呢。就没再联系H了。
——北京平民百姓不明就里，囫囵地将13级以上的干部子弟统统尊为高干子弟；其实，在权贵子弟眼里，我们8级以下13级以上的干部子弟仍然是 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下等人；而那些13级以下的干部子弟,在他们眼里，恐怕连人都算不上了。至于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干脆就是泥猪疥狗。
——有一天，我去甘家口华侨补习学校游泳池游泳；远远看见一个非常苗条的女孩儿，便径直走了过去。
原来她是肖华最小的女儿。我没敢搭讪。
——文革结束后，我在海军大院游泳馆见到H，她已经是肖劲光的儿媳妇了。H笑着问：当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名啊？我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你是肖司令家的人呐，否则我一定会告诉你真名儿的。
那些年，我陆续在大街上认识了何长工、柴树藩、涂锡道、王伟、朱慕之等8级以上高干的女儿，一律报出真名实姓；而这仅限于党员高干，非党高干不在此例。有一回，我在大街上拍中王昆仑（北京市副市长，民主人士）的女儿，坦然地对她说：我叫黄伟伟。
过了一些天，我收到H的一封信：黄伟伟同学：我很高兴认识你，但是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了。我对你的印象很好，想把我的一个好朋友介绍给你。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好多男生拍过她，她都没答应。请你某月某日晚8时在王府井某路车站和她见面吧。
我高高兴兴地去了，见到了H的好朋友。她长的比H差一大截儿，但是也还凑合；那时候已经是12月，天气很凉了。当年一到晚上，王府井一条街就变得很冷清了。
我说咱们去协和医院吧，那儿挺暖和，说话方便。
我们进了协和医院，找了一个黑暗的角落，迫不及待地拥抱接吻；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有一帮人打着电筒过来了；为首的一个老者说你们干嘛呢；我说我们是来看住院病人的。老者冷笑道哪个病房啊哪个科呀；我见势不妙，压低声音对她说我不叫黄伟伟，我的真名叫毕汝谐；遗憾的是毕汝谐这个名字太复杂、太难记了。她一下子搞不清楚。
他们迅速把我俩分开了，带进协和医院保卫科分头审讯。处理我的两个保卫干部一老一少，老的那个还比较稳重，年轻的根本就是个痞子；刚一打照面，他就流流里流气地说：你会不会摔跤啊，会摔的话咱俩撂一盘。
这家伙纯粹是个痞子；他趁老者如厕的机会，猥亵地问：老实交代！刚才你都亲哪儿摸哪儿了？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我圆滑地回答说：刚才我实在太激动了，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老者是个有经验的保卫干部；他用阴沉的眼光盯视着我说：你们在一起说没说什么反动话啊，为刘少奇翻案的话。
那时，八届十二中全会刚刚开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了；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
我说：没说刘少奇的事儿，光说交朋友来着。
他突然拍着桌子说：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我吃了一惊：她是什么人？不就是一个婆子吗，难道还能是特务不成？
我从最初的慌乱中迅速镇定下来，心里盘算着应对之策。因为我听说过自己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的顺口溜，便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老者问我叫什么家住哪儿哪个学校的，我一律不回答。
老者生气了，竟然说出一句骇人听闻的话：你说不说实话？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马上把住院病号叫起来，开会批斗你！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虽然很花，心肠却是柔软而善良的。让那些老弱病残住院病号披衣而起，为我受罪，于心何忍？
于是，我老老实实交代了一切。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看这件事，究竟是毕汝谐之耻还是协和医院之耻？显然是后者。
医院本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地方，理应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住院病人；保卫干部却要把他们当成斗争工具派上用场。这就是文化革命特有的倒行逆施。
天亮时分，景山学校保卫组来人接我；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走出协和医院时，大喇叭播放歌唱家吕文科唱的文革歌曲海军战士见到了毛主席。
我回到景山学校，方知道什么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了。我的这一点花花事情，已经在众口相传之中变成毕汝谐带着婆子去协和医院打胎被抓起来了，耸人听闻！革命师生们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高兴，表现出比传达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更大的热情。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实际上是一种性压抑的表现。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大防十分严格，某人敢于越雷池吃禁果，人们对其既羡慕又憎恨。
一夜之间，毕汝谐就变成了死鱼烂虾，臭不可闻了。
我被关进了景山学校清理阶级队伍的牛棚。
当时，景山学校揪出来的人全都是上了年纪的教职员工，只有三个学生：我一个、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一个（因为殴打老师）、还有一个是中宣部新北楼的邻居林某（日后成为罗瑞卿的女婿），罪名是反军乱军。我和邓英淘从小就是死对头，三天两头打架；即使进了牛棚，我们俩也不说话。
我和林某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林某说：你吃饱了饭，不搞教育革命，整天在大街上拍婆子，这样很不好。
我说：有啥不好的？我骑着自行车满世界转悠，等于锻炼身体；通过拍婆子，还可以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真实情况，好得很。比待在象牙之塔里强。
林某说：中宣部院子里就你一个人爱拍婆子，大家都不这样。
我骄傲地说：我为什么要和大家一样？我崇拜尼采，我是超人。你瞧着吧，我将来肯定能做一件大家都做不了的事儿。
——20岁那年，我创作中篇小说九级浪，一举进入中国文学史；如此年轻，为五四以后所仅见。
林某怒目瞪着我说：毕汝谐，历史发展究竟是按照马克思说的发展呢，还是按照尼采说的发展？
当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毕汝谐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非议马克思呀，只好口服心不服地说：当然是按照马克思说的发展了。
那些找不着对象的单身男教师对我恨之入骨，他们规定我每天只能吃窝头就咸菜，不许吃荤菜素菜。
那时候，母亲每月给我20块零花钱，在毛泽东时代，这是很大的钱，比一个学徒工的月薪还多呢。
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让那些发小偷偷买各种好吃的送给我，然后我躲在厕所的隔间里狼吞虎咽。还有一次，我让林某用他的饭卡给我买了7个肉包子。
我在景山学校牛棚里没有挨打受骂，也不参加劳动，能吃能睡，悠哉悠哉；除了不能外出拍婆子，日子很滋润；以致我的班主任老师恨恨地说：毕汝谐，你把这儿当成安乐窝了。
——多年以后，我读到王蒙的一篇文章说，现在一提起文化革命，就是打打打杀杀杀；我在新疆经历的文化革命不是这样子的。
文革后，很多回忆录千篇一律地把牛棚说成了鬼门关，而景山学校的牛棚不是这样子的。
景山学校有个非党的女副校长，在牛棚里服安眠药自杀了。几天后，她的女儿来领取母亲的遗物。
我见她的身材很苗条，就主动帮助她把铺盖卷儿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
——多年以后，我读到季羡林的一篇文章，说他年轻时候喜欢看女生打篮球，其实是想看女生的大腿。
我非常欣赏这种光明磊落的人生态度。我痛恨假道学。
后来有一天，谢富治副总理发话了：现在北京清理阶级队伍关了一批中小学生，这不符合党的政策，马上把他们全都放出来。
我们仨就此解放了。但是还是要给我开一次批斗会。那天早晨，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向批斗会场，心里给自己鼓气道：汝谐呀，好好受着吧，你这辈子的磨难还多着呢。
我在打倒毕汝谐的口号声中进入批判会场，一眼扫过人头攒动的庸众，优越感油然而生：我长得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精神，我看不起你们！
我深深地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足尖，规规矩矩地站在指定地方；革命群众都坐着。
有个王八蛋率先提议要彻底清算毕汝谐拍婆子的罪行，全体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我甚至瞟见很多人眼里那种如饥似渴的盼望（我坚信他们都是手淫患者）；我由是臊得低下了头，两颊发烧；这时候，一个王姓工宣队员却出乎意料地说：生活作风的问题，我们不整；大家揭发批判毕汝谐的反动、落后的言行吧。
我如蒙大赦，松了口气。我简直不相信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宣队员竟然有这么高的政策水平；我觉得他的水平比倪志福还高呢，不进中央，太可惜了。
接下来是各种各样的批判发言，群情激愤；发言内容后来我都忘了，只记得一位中宣部院子里的发小说了这么一句：毕汝谐和社会上的流氓联动等等各种不法分子来往。
——很多年以后，我和这位发小在纽约又见面了；他已经是光明日报的资深记者。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没有上山下乡，而是直接进工厂到了工人，这里面还有我一份功劳呢。他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笑道怎么没关系呀，你发言批判我，你就成积极分子了；只有积极分子才能留在工厂里啊。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班长吴某某最后作总结发言，他说毕汝谐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如释重负。
——吴某某的父亲吴江，是胡耀邦赵紫阳的理论大将，受到左王王震的打击，至死未能晋升为副部级高干。
然而，吴某某仕途平顺，最后当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系副部级高干。子比父强！
我给他打越洋电话表示祝贺：好人自有好报啊。当年我的小命系在你的舌头上，你说我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如果你说我是敌我矛盾，我就成阶级敌人了!这不是舌尖上的中国，这是舌尖上的毕汝谐!
我们哈哈大笑。
这篇文章一路写下来，我忍不住想笑——
荒唐的毕汝谐，赶上荒唐的文革时代，荒而唐之，混为一体。不妨形诸笔墨，留给后世人评说吧。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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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庄稼 抓贼娃子
1971年9月，枣熟了。桃曲村下坪里有大片的枣树林，满树红当当的大枣，多汁甜脆。每日上工前、下工后，队长带领全体社员到枣树林里放开肚皮吃枣。村里规定，本村人不论男女老幼，枣树下随便吃，但不许往家拿，景文也每天跟着大家早晚两次到枣树林里里甩开腮帮子猛吃。陕北大枣甜如蜜，景文每日大吃特吃，殊不知鲜枣过食会伤胃，几日后肠胃就受不了。但陕北的大红枣实在太好吃，景文实在难忍美味诱惑，就把大红枣当甘蔗吃，把大红枣嚼一嚼，把枣子的甜水咂干以享受美味，然后吐掉枣肉以防伤胃，真是暴殄天物。
这时队长找到知青，说有些村里婆姨傍晚到枣树林里打枣，成布袋往家里扛，让知青“照枣”（照看、防盗的意思）。村里遇到得罪人的事都让知青出头已成惯例，如清理阶级队伍、看瓜果，照庄稼等。这些知青毛头小伙子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跟村里谁也攀不上亲，六亲不认，别的不行，得罪人是最不怕的。照枣只要在枣树林里转转，一天十分工分，颤忽的太太了（非常舒服的意思）。景文等几位知青快活上任。
几位知青照枣十几天，偷偷打枣的现象基本禁绝，这一年队里的枣的收成明显增加，原因竟然是没人偷了。
十月里，开始收秋了，到玉米地里，大家发现一大片玉米已经叫人把穗穗（玉米棒子）扳走了，到谷子地里也发现有成片的谷穗叫人剪走了。老乡们都义愤填膺地说，贼娃子偷人了！
收工后，队长贺新明将几位知青悄悄招到一起说，贼娃子太可恶，年年偷庄稼，我今年当了队长，一定要治了贼娃子。你们知青给咱们晚上照庄稼，抓贼娃子。知青们也义愤填膺地表示，一定要抓住贼娃子。
队长贺新明心思缜密，要求知青们白天照样出工，晚上悄悄到地里照庄稼，辛苦一下，一天给记20分工分。不要声张，一旦声张出去贼娃子就不出来了。
于是从当天晚上起，几位知青晚上10点多钟悄悄出村，到下坪里巡视。下坪里种了几百亩玉米，时近中秋，月明星稀，秋风吹的玉米叶子哗哗响，好像到处都有人在走动，景文几人心中紧张，瞪大眼睛四处巡视，一无所获，早上3、4点钟收兵回窑洞睡觉。为了不让贼娃子警觉，还得早早起来上工。连轴转两天下来精疲力竭，但是毫无所获。
第三天夜里大家巡视到夜里12点，几位知青个个满腔怒火，这贼娃子怎么就不出来啊？大家决定教训一下贼娃子。知青们悄悄走到一位人家的窑背上，村里的人曾向知青们暗示过，庄稼是这家人偷的，于是知青们就把他认为是贼。今天就要教训一下他。
窑背上堆了大堆的柴，知青们抱起一大捆柴，从10米高的窑背上扔了下去。轰一声巨响，柴捆落到院里。过了几秒钟，听到下方窑洞里传出一声“谁？”声音犹疑惊恐。良久，无人回答，窑洞里传出咒骂声音。轰又是一声巨响，又一柴捆落地。咒骂声音戛然而止，一片寂静。几位知青强忍爆笑悄然撤离，跑到远处无人处才放声大笑起来。这一夜，巡逻到夜里3点多，仍是一无所获。
第4天晚上，吃完饭后邻居老木匠贺振刚来知青窑洞里谝闲传，到10点钟景文和程为平一人拿起一把小镢头准备出门。贺振刚问这么晚出去干什么？老木匠贺振刚是一位性格耿直的好人，知青们很信任他，景文告诉他要去下坪里照庄稼，并告诉他已照了3夜了，一无所获。老木匠贺振刚听了以后笑了说，照你们这种照庄稼的办法，永远也抓不到贼娃子。
老木匠贺振刚告诉知青们，村里的贼娃子多半在两个时间段下手偷庄稼，一个时间段是刚收工，大家都回家，贼娃子留在地里趁无人时扳玉米，扳完玉米，天黑了就背回家，这时村里人正在家里吃饭，趁外面无人时悄悄进村回家；另一个时间段就是早上鸡叫后，即使有人照庄稼也熬不住回家了，贼娃子就出动下手了。
于是知青们决定立即睡觉，把闹钟定到3点半，晨起抓贼。早上3点半闹钟一响，景文和程为平一骨碌爬起，抓起小镢头，悄悄出窑门去抓贼。
从下坪里进村里只有一条路，景文和程为平埋伏在村口路边的畔畔上。趴在路边不久听到村里鸡叫了，鸡叫后不到十分钟隐约看到黑暗中一个身影走过来。景文和程为平屏住呼吸，趴在地上不敢动，听着畔畔下面脚步声走过又渐渐远去，二人心里狂喜，就等着贼娃子回来时逮住，来个人赃俱获。忽然想起，从下坪里上来接近村子时还分叉出一条小路。于是景文和程为平商量分头埋伏，景文埋伏在大路边的畔畔上，程为平埋伏在100米外的小路边的畔畔上。
大约过了20多分钟，景文看见贼娃子扛了一个大麻袋，撑得满满的，吃力地走过来。贼娃子走近时，景文从一人多高的畔畔上跳下来，正落在贼娃子面前，大吼一声：
“可抓住你了”！定睛一看是瞎五子。
瞎五子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下，嘴里念叨着：我不得活了！我不得活了……
这瞎五子也是个可怜人，上中农成分。当年他大（他爸）带着他们五兄弟一年可以收40担麦子，白面卷卷子吃不完。现在虽然成分仍然是上中农，但经过解放后二十多年的折腾，除了祖上留下来的大瓦房之外已是一贫如洗。快50岁的人了，孩子才2岁多，好不容易讨个老婆还是个聋子。这瞎五子平时老实的不得了，左怀疑、右怀疑，没想到抓住的是他。真是饥寒生盗心啊！
景文大声喊来程为平。解开麻袋一看，满麻袋的玉米穗穗。
这一年的秋天桃曲村再也没有发生盗窃庄稼的事情。有老乡悄悄地对知青们说，你们只抓住了小贼。大贼是谁呢？
202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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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了一次工
知青上山下乡后身份变了，从红卫兵革命小将，变成了要“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如果你又被调到当地的学校当教师，那就又从知青变成了知识分子成堆地方的“臭老九”了。
我1968年到黑龙江兵团农场，后来从农场调到兵团迎春机械厂当电镀工，不久调到工厂的子弟学校当老师。那时的学校刚在复课闹革命，秩序很乱，学生爱来不来，爱上不上，老师很不好当。但我们这些知青教师还是很热心，很尽心地想法子上好课，跟学生搞好关系。但有的学生基础差，不想学，你还真没办法。你批评他，他就记仇，想法找茬，跟你捣乱。
一位北京知青的女教师上课时批评了一个学生，这个捣蛋的学生突然竖起一支铅笔大声说：你这个坏笔！故意把“笔”念成第一声，连喊几声。教室里哄堂大笑，那女教师气得课也上不下去。那是个没有师道尊严的时代，是“老九”最臭的时代。正是我们这些红卫兵们自己首先动手把师道尊严砸碎在地的，等到我们自己当老师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李亮是来自北京师大附中的知青，教体育课。他们这批北京知青1967年冬天就在天安门举行庄严的告别仪式，自愿上山下乡奔赴北大荒。我曾对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真了不起，这么早就上山下乡了，我们那时还在大批判打派仗，还没有玩儿够呢。一天上体育课，李亮批评几个学生不守纪律，结果顶起牛来，那几个学生干脆围上去把李亮打个鼻青眼肿，捶翻在地。这老师没法当了，老师们都十分气愤。
但学校领导不批评学生，还说李亮也有错。我很生气，到宿舍去看望李亮。我对在场的一些老师说，这课没法上了，明天我罢一天课，对李亮以示声援，对学校领导以示抗议。
第二天班里学生来了，我这个老师却没到。学生们听说老师罢课都炸了窝了，满校园溜达。教导主任秦祝章老师急急地赶到宿舍找我，说：你怎么可以罢工？秦祝章老师是十万官兵下关东的那拨人，为人厚道，平时很关心我们青年教师，讲一口南通附近的启东话，很像上海的崇明话。我说就一天，明天就去上课。他说，不行！谁允许你罢工的？马上去上课，学生等着呢。我说，宪法规定公民有罢工的权利，必须让学校领导对打人的学生做出处理。我完全忘了当年把老师当牛鬼蛇神批斗时、我们这些红卫兵的蛮横劲儿，忘了现在文革还在进行呢，倒要求马上还教师的尊严，岂不缘木求鱼？岂不荒谬？
好在秦祝章老师是个灭火队员，哪里有事那里去堵漏洞，什么课都能教，初中高中的都行，我那几节罢掉的课，秦老师都给我上了。
但事情没完。屋漏偏逢连夜雨。过不了几天，全国报道红小兵黄帅日记摘抄，鼓励学生反潮流，反对师道尊严，即所谓“黄帅事件”。江青亲自接见小将黄帅，批判“师道尊严”，于是教师那“臭老九”的地位近乎与“地、富、反、坏、右分子”相提并论了。
这下舆论一边倒，学校军宣队领导在教师会上不指名批评说，有人过去参加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非法活动（暗指我曾参加过炮打张春桥），现在还要罢工，摆一副师道尊严。我哑口无言，灰溜溜的只有低头听的份儿。
事后，同一办公室的北京知青王章俊老师告诉我，那次会议后，教研组长纪增华老师私下说，这一手厉害呀，老账新账一起算，引而不发，让别人不知道你这个人的问题有多大，不敢接近你，这就把局面控制住了，就再也甭提那学生打老师的事了。学校领导还算手下留情，既稳住了教师的情绪，又不让事情再闹大，颇有点平衡术的手段。
工作了一辈子，也就罢了这么一天工，结果是不了了之，但也自由意志了一把。并且我还记住了，我国的宪法曾经规定过公民有罢工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