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40)

来源: 2022-01-09 09:47:00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俺和邓丽君的歌

 
 

俺71年进厂当了名装卸工。既然当了,就当个好工人吧。

可是没多久,俺混成了一个全厂最大、又是回城知青最多的车间的“团总支书记”(别误会,只是“以工代干”),似乎又有了点“前程”。

这车间是全厂最乱的。在“拘留所”有近十个“常驻席位”,由本“官”部下轮流“进驻”……

这车间是全厂青工最多的。996个定员,有780多位“知青战友”们……另外,还有近百名69留城生。你想想,这里简直就是青年人的天堂!

这种环境下,邓小姐的歌能不流行吗?

那年,总厂团委开会,要搞个“决议”号召全厂团员青年儿“大唱革命曲”,收缴靡靡之音的歌带,首当其冲的就是邓小姐的带。

俺是歌盲,平时不听,也不会唱。别说,一次在“青年点儿”过年杀猪,俺吃到高兴处,信口哼了几句……居然有人要用一年才可吃到一次的“猪肉炖粉条子”换俺闭嘴,说听俺唱怕晚上睡不着觉!

反正俺对邓小姐的歌也并不了解,就回来传达,执行……

没想到反响强烈,来找俺“反映情况”的络绎不绝,居然还有人扛着个“四喇叭”来俺的办公室播放“普及音乐知识”……一来二去,俺的办公室成了“文艺爱好者”的“俱乐部”互通有无的,转录转借的……

好不热闹!

没多久,俺被叫到团委。

那个不男不女的团委书记,阴阳怪气地说俺和“后进青年”“同流合污”“提供舞台”,后来上纲上线儿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气得俺拍案而起和“他”论争。

话赶话的也记不得净说了些啥,但是叫俺后来“吃不了,兜着走”的一句话是:“一个小娘们儿唱首《甜蜜蜜》就能动摇无产阶级政权?那它就是豆腐渣掺屁做的!”

原话我也记不准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啦。

后来批“奇谈怪论”的时候俺为它写过无数检查,虽然那个团委书记当时已经因为和团委的一个女干事胡搞被撤了职。俺虽然没受什么处分,却从“团总”变成了车间工会的一个……

一个什么呢?

就是那种画画板报、制作那个年代层出不穷的“报捷板”的那么一个没什么正事儿可干的“干事”,虽然还是“以工代干”可就没什么“前程”了。

再后来俺也有了一台“四喇叭”,它是俺那在福州的舅妈送俺的。随机带来的一些个磁带里就有邓丽君的歌,俺也时不时地“听邓丽君的歌儿”。

再再后来,邓丽君的歌传遍了神州大地,许多歌曲成为经典,邓丽君也成为“永远的邓丽君”了。

要问我喜欢邓丽君的哪首歌?认真想一想,还是那首《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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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高考

 
 

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抓科技、教育。在他的影响之下,这一年的大学入学制度发生了变化。在1971年开始的推荐、选拔、突出政治的原则之上,增加了极为重要的“文化考试”的内容。

但与现在高考不同的是,这次高考有参考人数的限制,考试名额是由上向下逐级分配的。当年6月,已下乡四年多,经历过无数次招工招生推荐而政审屡屡不过关的我,凭着自己的突出表现,通过了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层层推荐,取得了考试资格,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

由于事先已通知只考语文和数学两科,而且是开卷考试,因此我心里并不紧张,只是写信给父母报了个信,请他们寄几本数学书来。其余一切皆如常,照常劳动,照常搞大队团支部工作。

考试的前一天下午收工后吃完饭,我才用夹背(双层小背篓)背了数学书去十五里外的县城旅馆住宿。当晚在旅馆里,久未谋面的知青考生们兴奋地吹了半夜牛。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怀揣一支钢笔空着手走进了考场。发卷前,我还在嘲笑用夹背背着语文书进考场的人,因为我历来认为,语文知识全靠平时积累,临时抱佛脚是没用的。

语文试卷发下来了,只有一道试题:以“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为题目,写一篇作文。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当然也有人在唉声叹气,怕写文章。尤其是听到监考老师提醒说,试卷纸不够就举手示意,可以添加时,考室内更是发出一阵夸张的惊叹声。抓紧时间!我赶快集中精力思考: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哪里少得了“阶级教育课”?但重要的是要突出“生动”二字,写出其生动性。于是我将参观展览、听取报告、吃忆苦饭之类的常规形式先行排除,再另辟蹊径。突然,我想起不久前回成都看过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它不仅反映了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而且十分生动感人,男女老少观后无不涕泪交加。就写它了!于是我精神振奋,奋笔疾书,每当一张纸快写完时,就举起左手示意添卷纸。在规定时间内,我完成了作文。心情轻松地走出考场时,见有人垂头丧气地说没写完。

下午,我用夹背背了数学书进考场,本想万一公式定理记不清时可以翻一翻,但上午我就发现椅子有些矮,于是就将数学书垫在椅子上坐着。有熟识的考生问:“你需要翻书时怎么办?”也有人说:“你糟蹋圣贤,有辱斯文!”关心也好,调侃也罢,我都一笑置之。数学题也不难,都做得起,根本不用翻书,尽管考场内也有人将书翻得“哗哗”响。究其原因,用今天的话来说,我当年读的是重点学校重点班,基础打得比较好,所以考得还算顺利。

回旅馆退房时,见考生们议论纷纷,说有个考生才能写哟,作文写了八张纸!吙哟,写些啥子哟!我也惊叹道。走出县城东门,追上了一群知青同行,大家又在感叹这件事,我仍然随声附和。这时,一位熟识的知青对我说:“说的就是你,你添卷子的时候我数了的。”这下该我懵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记得自己写了八张纸,虽然只是十六开的纸,在我的感觉中,最多只有五张。我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辟谣,但抵不住众人围攻,只好像窦娥一样被“冤死”了。

考完回队,继续劳动。不久,听说有招生消息了,便上县城去打听。找到所填志愿学校的招生老师,他说我考试成绩不错,政审也过关了,录取到数学系。我又是高兴,又是遗憾。高兴的是要上大学了,遗憾的是未能录取到第一志愿中文系。招生老师说,本打算录取我到中文系,但中文系只有一个名额,被县上开后门的占掉了,而数学系有三个名额,就只好按照我的第二志愿录取到数学系了。离开时他一再叮嘱我,第二天记着去公社拿体检通知,体检合格后上大学的事就完全定了。

第二天到了公社,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招生停止了!起初我以为是在开玩笑,但很快就被证实了——是真的!皆因辽宁知青张铁生,因做不起理化试题,在卷子背面写了一封信,认为上大学不应该凭成绩,而应该凭手上的老茧。这事被有的人利用,将其树为“反潮流的英雄”。这样一来,考试成绩就没用了。过了一段时间,重新调整招生,减少了知青的录取名额,增加了贫下中农出生的农村青年的录取名额。我因不是工农出生,就被调整掉了。

说实话,我真的不服气!难道学习成绩好的劳动就一定不好吗?反之,劳动好的就应该学习成绩不好吗?那么,党对青年人“又红又专”的要求又从何体现呢?要比老茧,我手上的老茧不会比他少。在劳动中,我不仅流汗,而且流血。因劳动而受伤,腿上的伤口有小孩的嘴那么大,我都坚持出工,没去医院缝针。后来听说本县这次录取的考生最低分仅8分(满分为200分),真不知他以后怎么学大学的课程。难怪知青们都咬牙切齿地骂:“张铁生,你害了多少青年人!”

这事以后,一切如常,因为在那个年代,只好认命。过了一些时候,同队的知青才告诉我,公社干部曾布置他们暗中监视我,叫把菜刀绳索藏起来,不要让我去河边,晚上轮流睡觉守夜,别让我出门。害怕我自杀?我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糊涂的念头。再说,命运已对我不公,何苦自己还为难自己?听了此事,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心里还是充满了感激,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接下来的几年中,公社又先后推荐我去读眉山师范、成都师范、成都卫校,特别是有一年将公社仅有的一个成都知青上大学的推荐名额都给了我,但结果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从此,我绝了上学读书的望。

201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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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文革自杀之谜

 
 

1958年,翦伯赞夫妇在青岛

1968年12月19日深夜,北风呼啸、寒冷刺骨,曾经被中共认为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翦伯赞,与妻子戴淑婉,穿戴整齐,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第二天,人们在翦的右上衣袋中,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杜师傅是负责“看管”翦夫妇的退休工人。在翦的左上衣袋中,有另一张纸条,上面连写三遍:“毛主席万岁!”

翦伯赞实在交代不出来什么?

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打倒的最重量级人物——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当“叛徒”的情节。

1968年10月下旬起,由周恩来任组长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成了翦伯赞家的常客。

第一次见面,巫中就给翦来了一个下马威,说:“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巫中讲了1935年刘少奇当“叛徒”的有关情节,并说翦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翦站着,愣在那里,惊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巫中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我等着。”

3天过后,巫中又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火冒三丈,指着翦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吼叫两三个小时后,才愤愤离去,并撂下话:“我还要来的。你不交代清楚,我决不放过你。”

之后,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每次审讯三四个小时,越逼越紧,甚至直接威胁说:“翦伯赞,我们早已掌握了你和他的关系的证据,这个问题你不揭发交代,我们马上可以把你抓起来,关进监狱,汽车就在外面停着。”有人在回忆文章中说,巫中说这话时,是拿着手枪顶着翦的脑门子说的。

这样的审讯持续了2个月,让翦身心交瘁,夫妻俩常相对无言,通宵无眠。联想到第二次“史学革命”、特别是文革以来遭受的无数次批斗、肉体折磨、人格凌辱,一辈子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翦,实在看不到任何出路和希望,只好一死了之。

翦伯赞也曾整过别人

翦伯赞1898年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一个维吾尔族人家庭。1916年,进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不久转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回国后,研究史学和历史哲学。

翦伯赞与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并称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共史学界的“马列五老”之一。

1952年,中国大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翦到北京大学,任一级教授,历史学系主任,长达16年,任北大副校长6年,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直到1963年前,在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翦一直紧跟毛泽东,批张东荪,批胡风,批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整过不少人。

比如,1952年,翦参与批判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当时,张东荪反对中共对苏联“一边倒”,认为也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翦批判说,张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翦还举例说,张东荪曾讲“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会饿死”;“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此外,翦还揭发张私下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

又比如,1957年反右,翦曾作过《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批判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带着旧史学所属的阶级利益和最恶毒的敌意,向马克主义史学进行了疯狂的公开的进攻”,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

翦伯赞“文革”中挨批斗

但是,毕竟,翦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留学过美国,在历史研究中,多少保留了一点中国传统文人的东西。中共老祖宗马克思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翦不主张把历史上的一切都说成阶级斗争。就是这点仅存的“正常人”的思想和言论,却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1959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赶英超美,结果导致3600多万饿死。1962年,中国还没有从大跃进的恶梦中缓过神来,毛又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狂热中,毛欣赏的年轻“笔杆子”关锋、戚本禹,分别写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不点名批判了翦的史学观,掀起所谓第二场“史学革命”。

从此,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的正统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性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为寇的,才是英雄好汉。然后,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挖祖坟”运动,将五千年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将文物古迹几乎全部毁坏。

许多大学取消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

对此,翦非常伤心、难过、愤怒。一次与好友私下交谈时,翦说:“学什么历史!考什么历史系!现在历史系的学生连句子都断不来。教育一塌糊涂,史学一塌糊涂,社会更是一塌糊涂。”

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再次对翦的历史观进行批判。12月21日,毛泽东发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同月,《红旗》杂志再发表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点名批判翦。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后,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年近70岁且身患多种疾病的翦,仅6、7、8三个月,被批斗100多次,经常被拳打脚踢。有一次,被从厕所中揪出来,有人将纸篓子扣在他头上。1967年举行的一次万人批斗翦大会上,卧床不起的翦,被用平板车拉到会场,因站立不稳,翦不得不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立,一斗几个小时。

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学保卫组《情况反映》记载:“(8月23日)有些红卫兵把翦拉出来批斗4次,有的揪头发,有的扳脖子。”“据翦的老婆说:‘翦的心脏病又厉害了,现已不能起床,两天没吃东西。学生经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长’。”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毛要让翦、冯给全国知识分子当“反面教材”用。此后,翦夫妇从被关押的小黑屋搬回北大燕南园64号。两个月后,翦夫妇自杀。

 

 

翦伯赞死亡之谜

翦与刘少奇“叛徒”案到底有什么关系?翦确实不知道。

中央专案组副组长巫中谈到的,是1935年国民党高层与中共高层秘密联系的事。

当时,翦不是中共党员,而是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

这件事,他确实是联系人之一,但是,国共双方的高层是谁,谈了些什么,怎么谈的,他一无所知。

翦死亡的深层原因是,刘少奇曾是中共地下党总头目。翦1937年秘密加入中共,长期从事统战工作。

直到1961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之日,外界才知道翦是中共党员。

中共当政后,对地下党员的政策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所有地下党员都挨整,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

 

翦伯赞死亡的最深层原因是,他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假、恶、斗”。他时常在党性与人性中挣扎。

最后,这个冲突大到实在无法化解,要党性,就必须泯灭人性;要人性,惟有一死。

2020-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