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427）
1
2020年初冬一天中午下班时分，工作群里忽然发出紧急通知：医院封闭各个出口，在岗员工及就诊患者、陪护不准离院，原地待命。
坏了——我心里咯噔一声，没待走出办公室探问，办公室主任已经在走廊里喊：“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成员，速到小会议室！”
果然是发现疑似新冠肺炎病例。
自从年初武汉疫情，防控就成了重中之重，但小城“沦陷”的消息还是通过被拦在医院的职工和病患传递出去了，一时人心惶惶。会议室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很快变成了嗡嗡的振动。
具体什么情况，会上未及细说，应急预案迅速启动，各部门都在电话中领命。我带人去保卫科调取监控，排查患者就诊过程中的密接者。我边走边向隔离病区护士长要患者照片，片刻后，一段视频发来，一瘦弱的老年男子半坐半卧，输着液、吸着氧，面色晦暗、口唇青紫，喘得很是厉害。稍后，又有一个中年女人的视频传过来，说是他女儿，已被隔离在相邻的房间，她按护士长授意摘下口罩露出了眉清目秀的正脸给我看。
“什么病入院？”凭以前做内科护士的经验，我感觉老人病得不轻。
“病多了，慢阻肺、右心衰，还有糖尿病并发症。”
多个摄像头拼凑了他的就诊轨迹：刚进门诊大厅时还有个男人和他女儿一起用轮椅推着他，挂号之后经过20分钟的排队，进入内一科主任山歌的诊室；10分钟后被女儿推出来，在门诊大厅等待男子交款；之后，3人分别去了采血室、心电室、影像科，再回到山主任诊室已经是10点半了；他们办理入院手续，在进入住院楼的卡口时因为没有核酸检测报告被阻，卡口工作人员通过对讲机与医护人员沟通后，放他们进入隔离病区——按照流程，危重病人必须马上救治，来不及等待核酸检测结果，可以先行进入隔离病房，待核酸报告正常后再转入普通病房。
至此，老人已经在医院内活动2个多小时。诊室和病房内没有摄像头，只能看见他在走廊的情况。虽然扫码测温进入医院，在预检分诊台填写了流调表，但老人一离开医护人员视线就会把口罩拽至鼻孔以下，期间有经过他身边的医务人员提醒他戴好，戴好后他很快又偷偷拽下来。
保安边看边叹气：“这可真愁人呀，太危险了呀！”
“不能怪他不守规矩，慢阻肺，不戴口罩都有喘憋和呼吸困难，估计他实在憋不住了。”我说，“好在跟他接触过的人口罩捂得都很严。”
我抽空给山歌挂了个电话。我俩曾经同科室共事，关系亲密。在视频里看见老人进入她诊室的一刻，我就开始担心了。毕竟武汉疫情形势好转后，我们普通门诊的医务人员按要求只做一般防护——白大褂、工作帽、外科口罩，连手套都没要求戴。
“咋样？”我问，“听诊了没？离得近不近？”
“听诊了，还能远？”她嗓音沙哑，“你听，我都上火了，你咋刚想起来关心我？微信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
她已经被送进隔离宾馆，关心她的电话此起彼伏。她着急问我领导对她是啥态度，有没有什么说法。
我愣了：“没说你啊，院长急得三句并作两句说，连我这样的小喽啰都忙得没空儿看微信呢——能说你啥？”
“一看你就不知道情况。”她闷闷不乐。
“啥情况？”我云里雾里。
“唉，老丢脸了。你听着吧，听着啥告诉我一声，尤其领导说我啥，告诉我一声啊。你快忙去吧。”她挂了。
我急了，赶紧看她的微信。先发来的是：“会上说啥了？”隔一会儿又问：“老大咋说我的？”
我彻底懵了。
2
人人都忙得跟陀螺似的，我也分身乏术。但撂不下心中的疑问，边忙边打听，终于知道山歌为啥会惶惶然的了。
原来她接诊病人时，一边进行二次流调（询问病人活动轨迹、接触史）一边开检查单，叮嘱病人先去采集核酸标本做住院准备，再做其他检查。没想到老人慢阻肺多年，咳嗽气喘已是常态，这次症状加重，他觉得是冬天降温所致，但儿女硬是拖他来看病，他拗不过，只想做下检查，压根儿不肯住院。不住院自然不用查核酸，儿女不敢跟他使强，就没有第一时间采集标本。
3人拿着检查报告单回到诊室时，山歌苦口婆心地劝了老人半天，说你这不单是老病了，肺部也有了炎症，糖尿病肾病综合征也比以前严重，不住院哪成？山歌示意他女儿把老人推出诊室，悄悄“吓唬”他儿子：“你父亲不住院会有生命危险，你赶紧带他采核酸，陪护家属也采，采完就别等核酸报告了，跟卡口说一声就说我让你们先住隔离病房，赶紧吸氧、输液。”
爷仨刚走，影像科李主任就给山歌打来电话：“姐，你那病人CT片挺吓人呀，我看着是磨玻璃影儿，核酸咋样？”
“有啥吓人的？”山歌笑了，“流感病毒、腺病毒感染不都是磨玻璃影儿？老头儿76了，糖尿病还有慢阻肺，吼喽儿气喘的，整天圈在家里，上哪儿染上新冠去？我仔细问了，家里人也没离开过本市。”
“真没事儿呀？”李主任又问。
山歌自信满满：“就你这胆儿吧，做一个发热病人停一小时机器，你耽误我们多少事儿？我们听了患者多少牢骚？”
李主任尴尬地“嘿嘿”两声：“发热病人使用后总得按程序消毒呀，小心点好。”
两人闲扯一会儿，挂断电话。半小时后，李主任又来电话问老人的快速核酸出结果没，山歌再次嘲笑：“住院了，你问病房结果吧。你这个胆儿呀，我真是服了！”
“也就你吧，技高人胆儿大！”李主任恭维了一句，“看你这态度我也放心了，不问了。”
53岁的山歌是我们小城有口皆碑的名医。她名牌医科大学毕业，行医30年，内科主任都做了20多年，在心血管内科方面成就斐然，心脏介入手术本城无人匹敌，邻近市县的患者远路慕名相求的比比皆是，数不清她救活过多少濒死的心脏急症病人，可以说为医院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山歌每天在住院部查房、会诊、手术，忙得要命，医务科还安排她每周出两天专家门诊。提起她的医术，同事、患者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她为人谦虚随和，待人热情宽厚、有求必应，在同事中人缘极好。她这样一再保证没事儿，李主任自然打消了疑虑——李主任的“胆儿小”也是本院出名的，他过分的谨小慎微常招人背后笑话。
此次山歌马失前蹄的事传开来，大家议论纷纷，但没有一人是谴责的口吻，大致都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感慨——那样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老人，所居城市又没有疫情，肺CT的磨玻璃影又不单单是新冠肺炎所独有，谁能往那上面想呢？
唯一往那上面想的是病房里刚毕业的年轻医生洪蓝，上班还不到3个月呢。那天他是隔离病房的主班，刚拿到CT片就一声惊叫，赶紧给一位支援过湖北的主任医师打电话请求会诊，又给实验室打电话要求老人和家属的核酸标本立即脱离排序、提前检测。
穿戴好防护服进入隔离病区的会诊医生看完片子，再度对患者和陪护进行流调，这当儿口，实验室报告：老人核酸阳性，陪护的女儿也是阳性。
层层上报，疾控中心重新采样复核，医院被封，上上下下迅速“动”起来，公安部门也参与电话流调，老人惊恐万状的女儿这才承认她接触过外地来的朋友，而且朋友的来处正有散发病例。
我恨得牙根痒痒——但凡她在流调时实话实说，山歌也不至于忽略“磨玻璃影”、在李主任提醒时还不加警觉。她也真是太大意了，太信任患者了。
我抽空微信留言安慰山歌：没人怪你，大家都在怪那个女的撒谎，流调表都填了，她故意隐瞒，你能咋办？
山歌语音秒回：“咋办，质疑呗！人家老李都提醒我了，我还把人家的怀疑给打压下去了。我都开始相信民间鬼神附体之类的说法了，真的，思维也有‘鬼打墙’你信不信？当时真像是有啥东西附体了，我脑袋根本就不转轴儿，啥都听不进去，就那一个念头：普通病毒性肺炎，不是新冠！”
“哎呀你想多了，又没有违规，一切都符合流程，后面发现也及时，防控也得力，你还回忆个啥呢？好好关注自己有没有不适症状吧，千万多保重。”我劝。
“我也真是倒霉，那女的不说实话，赶上老人也不听话，明明让他先采集核酸再查别的，非嫌咱们管控太严不愿意住院。早点看见核酸报告，我也不至于漏诊。”
“谁说你漏诊了？你可别自己给自己定性啊。”为了让她放心，我把呈报上级的“情况说明”发给她看——那上面，领导小组经过慎重研究，让我略去了山歌的接诊的环节，只介绍了患者基本情况和来诊时间，说是内科医生洪蓝在接诊病人“应检尽检”时发现了核酸检测阳性和肺CT可疑病变。
其实研究这事儿的时候，院长也批评了一句：“山主任脑子里真是缺了防疫这根弦儿啊。”
但立即有两位副院长发声：“山主任可不缺这根弦儿，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一版一版接连更新，哪一版她都领着科室医护好好学习了。洪医生那么警觉，不也和科室三令五申地强调有关系？”“抗疫以来山主任功劳还小啊？哪一次全院视频学习不是她主讲？哪一项方案、预案和演练流程没有她参与制定？就算这次有点儿疏忽，不也是因为患方不配合流调？”
感控科主任也说：“每一次感控检查，内一科都是做得最到位的。山主任管理有方，所以才能在内一科堵住了疫情扩散。”
我把这些话都学给她，没提院长说的“缺根弦儿”。山歌依旧叹气：“唉，大家越是给我面子，我心里越难过。这病人就该在我手里扣下直接转送到定点医院的呀！在院里多走了那么一遭，还进到了病房，多接触多少人呀，咱院有一个兄弟姐妹被感染，前后左右的患者有一个被感染，我都是不可饶恕的罪人……”
“我的天啊！”我惊呼出声，“你这心思也太重了吧？哪有自己给自己扣帽子的？！”
她祥林嫂一般喃喃：怪我，都怪我。
3
好在，由于防控措施得力，院内没有一起感染发生。
两周内，全市先后确诊的病例连同无症状感染者十几人，都是一条链儿上的，没有造成社区传播，疫情很快也就控制住了。
山歌知道我每天跟着领导小组开会，被隔离那段时间，不停地“微”我：“多少例了？数字是准确的吧？”“咱院真的没有人感染吗？”
她食不甘味，寝难安眠。有同事说：山主任真是不听劝，一个劲儿自责，总说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院领导们闻讯都在微信里安慰她：“也没违反诊疗常规，也执行了防疫流程，自责什么呀？”“好好保重，只要你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胜利。”
但山歌常常陷入自我否定：“工作了30年，我一个快退休的老太太连刚上班3个月的小孩儿都不如……”
她还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得了新冠，被切开气管插上了呼吸机，从憋闷中惊醒；梦见一夜间遍地确诊患者，堵在医院门前住不上院，都围着她骂她是本城的罪人，惊醒后，又一身冷汗。
“太吓人了，不知不觉危险就降临了，你可别大意啊，好好防护啊。”她不止一次提醒我。
市区一共两家综合医院，一院做了定点医院，其他专科医院和个体诊所都停诊了，就剩我们彻底消杀后正常运转，虽然能不看病的轻症患者都不来看病了，但危重症还得救，透析不能停，生孩子不能停，急诊、发热门诊都是成倍增加工作量；每个患者都风险未知，必走防疫流程，来自中风险小区的患者还得特殊管理，人手极缺；全员核酸检测还抽走了一部分医护人员，中风险小区管控还把一些医生护士隔离在家了——我们坚守在医院的每个人都身兼多职。
我随时参加领导小组会议整理工作台账，写新闻报道和上报材料；管理调度预检分诊队伍和消杀队伍，早、中、晚还要给一线人员分餐；稍有空闲还开着私家车接送透析病人（交通管控，很少车能上路，救护车只转运疑似新冠病人和接送发热患者了）。常常忙得吃冷饭，在办公室支了张床，能躺下也得是深夜了。领导们更是很难安睡，因为手机不停地响，上级指示下级请示源源不断，人人都熬红了眼睛。
那些日子，我只言片语地回应过山歌，歇下来时又怕她睡了，就没太主动关心她。院领导们更是忙得把她扔在脑后了。
直到一切恢复正常，我们才渐渐发现，山歌不正常了。
解除隔离后，她按要求居家健康检测一周，之后又自我隔离一周，然后才来上班。谁也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她就跟洪蓝发了大脾气。
那天是周一，例行主任查房。轮到洪蓝负责的病房，他给病人听诊，还请山歌听了听，请她评判自己听出二尖瓣杂音听得准不准。汇报了病情和诊疗效果之后，山歌肯定了他的治疗方案，接着看下一个病人。她边走边做了手消毒，洪蓝却没理会她的动作，径直要掀第二个卧床病人的被子。
“等等！”山歌叫住他，“少一道程序呢！”
声音虽有怒意，却还算温和，洪蓝却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住了。有医生指指病历车上的手消液，他脑子还没转过弯儿来，抽出了病历夹，要打开来念。山歌勃然大怒：“查完一个病人做一次手消毒你不知道吗？别说现在还要防控疫情，就算没这回事儿，这也是日常惯例啊，怎么能这么大意？你摸了前一个病人，不做手消毒再摸下一个，不清楚后果的吗？”
以前山歌从来不当着患者的面批评下属，即便批评，态度也是和风细雨，这样声色俱厉，还是头一次。医生们面面相觑，有人直接递给洪蓝速干洗手凝胶，洪蓝这才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做了手消毒，他口罩上方眼睛周围，瞬间布满了红云。
山歌的脸色却是看不到的，她把自己裹在不露一丝肌肤的防护服里，面屏、手套、鞋套俱全，完全是高风险场所的三级防护装备，她站在一群按要求降为一级防护、只穿工作服、戴工作帽和一次性外科口罩的下属中间，犹如鹤立鸡群。洪蓝恭顺的态度，依然没能获得她的谅解，她依然毫不留情地说：“当一回‘优秀哨兵’也别骄傲自满啊，防控是持之以恒的工作知不知道？”
“优秀哨兵”是洪蓝刚刚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市疫情防控表彰大会”上获得的荣誉称号，市长亲手给他颁发了奖状和2万元奖金，褒奖他“以哨兵的警觉拯救了一座城市”。
众目睽睽下，年轻的洪蓝受不了如此尖锐的指责，梗着脖子嘟囔了一句“我没骄傲”，山歌立刻尖声质问：“你说什么？”
“我说……我知道了……”洪蓝终于诺诺连声，山歌这才示意他继续给病人查体。
山歌还不忘环视所有人，严肃地说：“都引以为戒啊。”
但她很快从下属的眼神里察觉到自己的失态，查完所有病房回办公室的路上，她在走廊里有意停下脚步等了等落落寡欢跟在最后的洪蓝，诚恳地说：“小洪对不起啊，我刚才态度不好请你原谅，也不该当着患者发脾气。我真是让这场疫情给吓怕了，我是真担心发生‘院感’呀！”
洪蓝嗫嚅着：“是我的错，主任您、您批评得对……”
前面好奇回头的医生们见主任恢复了以往的和颜悦色，纷纷插科打诨给洪蓝解围。走回办公室，以往轻松愉悦的氛围又回来了。有人说：“老大，现在防护都降级了。就算疫情当时，咱普通病房也只是二级防护呀，您这一身三级装备，都能把患者吓跑喽……”
“爱跑就跑呗。”山歌说，“你们按规定来，我没意见。但我怕以后中招儿，我老太太抵抗力低，得护好自己。若嫌我申领防护服增加科室支出，我自费购买好了。”
多嘴的人吐了吐舌头，大家立马噤若寒蝉。
4
有口皆碑的山歌渐渐有了不好的风评。
“她这是嫉妒洪蓝抢走了本该属于她的荣誉呢！”
“自己抓不住机会怨谁呀？若不是疏忽大意能把‘磨玻璃’放进住院部？还有脸批评别人大意！”
“山主任看着挺大气的人啊，咋能这么小肚鸡肠呢？”
风言风语传到我这儿时，我一个劲儿地替山歌申辩，怪别人误解。因为我知道洪蓝火线入党的材料还是兼任内科党支部书记的山歌申报的呢，洪蓝的积极分子考察纪实表，也是山歌作为入党介绍人抽空一页一页填全的——她会嫉妒一个年轻小辈儿的荣誉？
后来还是山歌打来电话，跟我学了冲洪蓝发脾气的来龙去脉：“你说我是不是疯了？前两年闹更年期我也只是爱出汗、爱心悸，也没这样控制不住脾气呀。再说冲谁发脾气也不能冲洪蓝发啊，我这不是自己落人口实吗？昏头了我简直！”
我赶紧安慰她：“更年期哪那么容易过去？咱俩同岁，我从3年前就开始闹腾，到现在还是爱莫名其妙地心烦、发火，估计你也是还没过劲儿呢。”
“真是沾火就着啊，一见他没消毒我就气血上涌，说话都不过脑子。估计肯定会有人说我故意找茬整他，你听没听别人说啥？”
别人说她啥了，领导说她啥了——那一次失误之后，山歌常问我这样的话，大半辈子被人赞誉的她，太在意自己的口碑了。
“管别人说什么干嘛，管理下属不是你的职责吗？他犯错了还不许批评？”我顾左右而言他，“咱都这个岁数了还不知道嘛，活在自己的心里就行了，莫活在别人的眼睛里！想咋就咋，管别人说啥！”
“唉！”她长叹，“混了大半辈子好名声好人缘，老了老了，晚节不保。”
我想请她下班后出来坐坐，聊聊天儿散散心，她却说：“你可拉倒吧，饭馆都刚刚解封，院里还号召员工尽量‘两点一线’不聚餐呢，你咋恁胆儿大？”
我说：“那去我家坐坐？我天天开窗通风，消毒净擦地。”
“哪儿也不去，咱俩微信唠唠就挺好。”
住院大楼设了门禁，她在病区时我进不去，赶上她出专家门诊时去看看，我被她的装束吓了一大跳。我这才知道自从解除隔离上班后，她就一直是三级防护，跟我们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一样。
“这得多热呀，密不透气，一身身出汗，口罩也太闷呀，你用不着这样穿，长期这样对身体不好。”我还特别提示，“实际上只要戴好外科口罩、随时做好手消毒就没有风险，你都跟确诊病例亲密接触过，只是一般防护，不也没事儿吗？”
“那是因为上次的毒株传播力不强。一次侥幸还能次次侥幸呀？现在病毒变异多快呀，各地散发病例就一直没断过，每一个来诊人员都可能是感染源。”她振振有词，没法劝。
医务科破天荒地接到了投诉山歌的电话，接二连三有患者或家属反映山歌“态度恶劣”。她一出诊，诊室门前就排长队。慕名求医的患者多，本来是份荣耀，现在却变成了她的烦恼。本来维持秩序不是山歌的职责，但她动不动就冲着门外嚷：“一米线啊一米线，不许聚集！”动不动就批评导诊护士：“看不见人聚堆儿了啊？能不能尽职尽责一点儿？”一旦有患者没等前一位看完就挤进诊室，她会立刻气势汹汹地喊：“你不识字啊？门上‘一医一患一诊室’你看不见？”要么就出言威胁：“出去，赶紧出去！不然我不给你看！”
这真的不是过去那个温文尔雅、任何时候都不急不躁的山歌了，院委会上领导们谈起应该拿她怎么办，主管内科系统的副院长说：“我感觉她好像心理出问题了。”
院长有点自责：“当时就该找心理医生给她做做疏导，咱们光顾忙活把她给忽略了，谁也没能设身处地想想她有多大的心理压力，隔离那20多天还不得天天胡思乱想啊？”
“岂止是隔离期？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她还是走不出来呢。”我插话，希望能引起领导们重视。
正七嘴八舌讨论，导管室护士长给院长打来电话：“山主任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晕倒了！好在已经给病人下完支架。现在她醒过来了，但还躺在术间的地上，我们不敢让她动……”
大惊失色的一班人马立即赶往导管室，同时通知内一科、内二科所有在班主任医师赶快过去。还好，没什么凶险，我们赶到时，山歌自己已经不顾同事劝阻挣扎着出了术间，头发汗涔涔贴在额头上，面色苍白，端个水杯靠坐在备品室的椅子上，有气无力地冲我们摆手：“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虚脱了，不用管我。”
大家都松了口气。围着她问长问短了一番。回到行政楼，院长叹气：“50多岁的人了，见天捂着防护服，上了手术台，防护服外面又加手术衣又加上30斤的防辐射铅衣，还有个不虚脱？”
5
山歌被领导们劝着去南方一处温泉胜地疗养了，同时去疗养的省精神病防治院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凑巧”跟她同住一个宾馆房间——这是领导们向市卫健委、省卫健委一级一级请示的结果。
3个月后，疗养归来的山歌恢复了正常。她不再穿防护服，和同事们一样在日常工作中实行一级防护，每天忙忙碌碌地查房、会诊、手术，每周出两次门诊。疫情防控“平战结合”的诊疗流程执行得依旧严密，对下属们要求依旧严格，但和风细雨似的批评，像以前一样容易被人接受。无论多生气的事情出现，她再没有暴跳如雷过。连洪蓝都在闲聊时跟同事说：“别看山主任从来没熊过别人就熊我，我还是打心眼儿里敬佩她，她那都是为我好，我知道。”
山歌出门诊的日子，我常在临下班患者少的时段去诊室找她聊两句。这是院长给我的任务，他知道我们关系好，希望我“密切观察”山歌的“动态”，适时帮她“减压”，避免出现从前那样的问题。
“刺探”了几次后，我跟院长汇报：“没事儿了，她失眠的毛病好多了，闲谈中也不再自责了。科室管理虽然比从前严格，大家也都能理解。”
2021年8月19日第四届中国医师节，政府表彰一批市级“十佳名医”，经过全院医护人员投票、院委会集中讨论等层层推选，山歌榜上有名。但她坚辞不受：“我不配，真的。硬要我上台接受表彰，等于让我在大庭广众下接受良心的审判。”
我这才知道，小城疫情过去了，她生命中的疫情远没过去。
8月底，医院发放年度体检卡，50岁以上职工充值1500元，体检项目自选。我跟山歌结伴去的体检科，信任她这个名医，我选的项目跟她都一样。64排128层肺CT扫描，我一切正常，她却查出了直径4毫米的肺小结节。
山歌明显有些紧张，我听她跟李主任一顿探讨，什么“实性”、“亚实性”、“磨玻璃”的，李主任告诉她：“你不担心就半年复查一次，担心就3个月复查一次。反正我觉得是低危，复查着看，没事儿。”
山歌说：“你可得考虑考虑我这一年是咋过来的啊，一年前体检我的肺叶可是干干净净的呢。”
我听懂了，山歌是担心自己心情不好影响身体健康，稍有医学常识的人谁都知道恶性肿瘤最青睐心理压力大、情绪抑郁的人群，何况是她。
但李主任这一次不受她的语言干扰，自信地打包票：“我还能在这大事儿上开玩笑吗？放心吧！不放心两个月后你就来查。”
山歌说：“抗疫那些日子，我的身体就是肿瘤培养基。”
失眠了一夜，在家人的怂恿下，山歌决定去天津肿瘤医院看病，那里有她的医学院同学。我毫不犹豫地支持她，毕竟专科医院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查明白了，也就放心了。
同学导医，山歌不仅做了增强肺CT，还做了全身PET-CT，证实了李主任的判断是对的。
山歌心情轻松地回来了，科室一帮医护给她接风，还特邀我参加，大家举杯相庆，祝贺她“有惊无险”，她也春风满面，笑眯眯听着大家在手机音乐伴奏中唱给她的《好人一生平安》。
没过两天，我再去门诊看她，发现她又开始郁郁寡欢。问她怎么了，她说：“无论肺CT还是PET-CT，都不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她又重复前些日子那句话：“真的，抗疫那段时间，我的身体真是肿瘤培养基。”
我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是班门弄斧。
山歌又被丈夫陪着去了趟上海瑞金医院，那里也有她的医学院同学，帮她实施了肺小结节穿刺，病理检查总是诊断“金标准”了，良性。她终于放心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海回来刚刚两个月，她又摸到了腋下有两三个肿大的淋巴结。惶惶然一顿检查，还是一切正常。院长见她依然忧心忡忡，建议她去普外科切一下淋巴结做病理。
结论是：反应性增生，跟恶性肿瘤转移丝毫不沾边儿的。
但是，山歌再一次开了转院单，决定再赴上海。亲爱的同事们诊查得再精心，毕竟技术条件有限，万一是误诊呢？
彼时，上海老夫妻旅游途中发现感染新冠肺炎，一条感染链已经波及多个省市，我劝：“不等一等吗？现在出门多危险？”
她却一天都不想等。
深秋的寒风中，我开车送她和丈夫抵达机场。目送她日渐单薄的身影隐入候机的人流，我只能暗暗祈祷：可恶的疫情快点过去吧，让我们重回昔日的岁月静好。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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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冬，母亲从超市带回了大量的食物，她往冰箱里塞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放在外面：“冰箱里的，晚上你饿了拿出来热热吃。外面这些不要动，我要拿着和你爸去排队。天这么冷，半夜多吃点挡挡寒。”
那时我大学毕业2年，正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母亲为了我的婚事，着急买房。开发商说次日上午8点开盘，先到先选。母亲听说买房的人都是头天晚上就开始排队，她和父亲商量，穿上棉袄，带上毯子、马扎和食物，也去连夜排队，为我选个好房。
我心疼他们太辛苦，母亲却说这不算什么：“你忘记当年你上大学，我为了省一晚上的住宿费，和那些家长在学校的操场上坐了一个晚上吗？一点都不累，人多，说说笑笑，一晚上一会儿就过去了。”
我知道自己拗不过母亲，她对城里的房子渴望太久了，甚至是有执念的。
我的母亲是一名乡村教师，本有机会进城教学，却被她拒绝了——那时候，我们家的条件太差，调令都下来了，她觉得在农村可以省下买粮买菜的钱，下班后还能去地里干活，一年下来也能卖点钱。
2001年我中考失利，母亲托了好几层关系，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送到县城复读，寄宿在亲戚家。那所学校很少有插班生，第一天进班上课，母亲特意给我换了一件新衣服，把我送到教室门口，对我说：“以后你要独立了，这是你迈出独立的第一步。”
我呆呆地在班级门口站了许久，不敢进去。母亲见状，突然转身冲过来，牵着我的手往教室里走。
因为下雨，我的新鞋子在农村的泥土中踩得很脏，我们在教室里留下了两串泥脚印。有人喊：“刚拖过的地，弄这么脏。”我羞红了脸，母亲却不理会，她在教室里寻找空位，每次拉我坐下，都会有人喊：“这里有人坐。”最后，变成了全班齐声喊：“这里也有人坐。”而后，是哄堂大笑。
最后，母亲气急败坏地搬了一张堆在角落里的桌子，放在最后一排，对着我喊：“坐这里。”然后便冲了出去。她撞见了正要进教室的老师，却没有打招呼，只是低着头匆匆离开——我知道她一定是哭了。
一周后我回到家，母亲问我课上得怎么样，在亲戚家过得怎么样。我说同学挺好的，老师讲得也好，只是晚上冷，吃不饱。母亲又哭了，父亲想安慰她，却被说了一顿：“如果我们在城里有一套房子，会受这个气？孩子能像城里孩子一样顺顺利利去上学，我也不用求爷爷告奶奶。我受点委屈不算啥，孩子受同学歧视，在亲戚家吃不饱睡不好，这在孩子心里会产生多大影响啊！”
哭诉完之后，母亲又捧起我的脸说：“一定要考上大学，去更大的城市，买大房子。”
此后，母亲再也没提在城里买房的事，但我看得出，她工作更加努力了。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母亲并不知道什么是金融危机，但亲戚朋友都在向她传递一个信息：“房价大跌，买房好时机来了。”
母亲压抑已久的买房念头又萌生了。她给正在念大三的我打电话，征询意见，还说了一堆理由：“你马上要大学毕业了，没有房子找不到好媳妇，总不能带女朋友回农村老家吧？现在是房子最便宜的时候，都说明年就要涨价了。”
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同，只撂下一句“我不在乎，你想买就买吧”，然后就挂了电话。
彼时，我们那个县城的商品房价格在1000元/平左右，母亲嫌贵，一直在看城中村村民自盖的小产权房，每平米在600元左右。
她看的第一处房子位于县城中心。房屋正在盖，据说总共6层，但主家说要等盖成了才卖。她和父亲又骑着电动车继续往前走，看见了一处刚刚盖成的楼房，一楼门面上留了卖房的电话，拨通后，对方很快赶来了。
那栋房子坐西北朝东南，倾斜而建，一梯两户，一大一小。上楼后，母亲发现屋后是一条臭水沟，水面上飘满了垃圾。主家却说这个房子位置好，西边是商场，东边不远处是汽车站，“自己的房子，价格好商量”。
母亲想要那套大的，4室2厅，她考虑我未来结婚生子，想给儿孙留个朝阳的房间。她在那套房子里转了好几圈，最后站在3楼的窗户旁，看见了西边的商场——那是她在县里最喜欢逛的地方，以前逢年过节，她都要乘坐1小时的公交车赶到这里买一些好货。
母亲动了心，可父亲不说话，就知道站在一旁抽烟。经历一番纠结之后，母亲终于下了狠心，掏了500元定金，定下了这套总价8万元的大房子。主家给她1周的时间去准备钱，钱到手后给钥匙，如果最后不买，500元也是不退的。
母亲兴冲冲地下了楼，仿佛这房子已经是自己的了。当时她手里有4万元积蓄，回家后又向亲友们借了4万元。母亲给主家打电话，双方约定了一个好日子，可就在这时，有人对母亲说小产权房不能落户，“将来你孙子上学，附近小学不认，还得托关系”。
母亲的心顿时就凉了，她思前想去，最终放弃了那套房子和500元定金。她给我打电话说不买了，“等你毕业了，我们在大城市买房子”。
2009年，我考入河南省某地级市的事业单位，父母也都退休了。他们把老家的地承包给别人，来到我工作的城市，一家人租住在一处老旧小区里。
当时，和母亲同龄的同事乎都在老家县城买了房，而我们家还是没有。买房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她身边的人都在说“房价只会越来越高，不会下跌，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这些话让她焦急万分，像着了魔一般又开始四处看房。她发誓，不买则已，要买就买最好的。
2
2011年，母亲终于选中了离我单位不远的一处高端楼盘。彼时房地产市场已经回暖，本市的商品房均价已达到了3500元/平，而她相中的那个楼盘，开盘前对外释放的价格是5000元/平。
母亲算了算手中的存款，觉得再借点钱，凑30%的首付应该够了。她嘟囔着“全款变首付”，然后严厉地对我说：“我只替你解决首付的事，贷款我不还，装修也不管，我和你爸都老了，没本事了。”
那天夜里10点左右，我的父母就赶到了售房部。工作人员正在里面热火朝天地布置现场，乱成一团，根本无暇顾及客户。
父母在沙盘前转了一圈，又看了看户型模型，更坚定了选择9楼92平米的东户。一个置业顾问抽空对他们说，河南老百姓对3楼、6楼、9楼很执着，“因为以前皇帝上朝都是初三、初六和初九，所以这3层楼很抢手，已经好几个客户在预选这个了，到时候不一定能抢的到，备选一个吧”。
那栋房子总共有32层，13到23楼价格高，母亲有些犹豫，不知道选哪层好。置业顾问建议他们往高处选，光线好，空气好，基本能看到市区的全貌。可母亲果断地拒绝了，她说自己老了，不敢住太高，心脏和血压都受不了。置业顾问摇了摇头，去忙了。
走出售房部的时候，外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了，母亲赶紧占了一个位置，往前数了数，10个人。她心里稍微安稳了些。
那一晚，天冷得很，售房部门口的广场上空荡荡的，四处来风。起初大家靠得很近，边说边聊，相互取暖。可是到了深夜，寒风愈发刺骨，靠近也没有用了。母亲有高血压和轻微的冠心病，十分难受，就让父亲坚守，说自己要去背风处歇一会儿。正要站起来的时候，有人提议用马扎排队，大家纷纷赞同。
第二天早晨7点多，母亲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到售房部选房。经过一夜的折腾，她和父亲的身体都有点吃不消，人太多，她脑袋嗡嗡的。
等我赶到时，选房已经开始了。售房部里人山人海，有人拿着喇叭在叫号，一次进5个人，每人有1分钟的选房时间，如果定不了就不允许再选了。
广场上人也很多，我找了好大一会儿才找到母亲，她说父亲已经进去了。很快，我们就看见父亲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母亲焦急地问他：“选到没？多少钱？”
“选到了，5200多。各种优惠下来，合4500左右吧。”
母亲高兴得手舞足蹈，一边说“太好了”，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以后就靠你了啊。”
这时，父亲突然插话：“选的是25楼。”
母亲拍我的手突然停下来了，质问父亲为啥选那么高的房子。父亲说他进去的时候，低楼层的房子已经没有了，置业顾问说高楼层好，价格还低，他脑袋一懵，就选了25楼。
母亲抢过父亲手中的资料，就要往售楼部里闯，却被保安拉住了。母亲嚷着要退房，工作人员说想退房也得等明天。母亲气恼又沮丧，回到家就开始骂父亲没本事，没脑子，然后就开始哭诉自己一辈子就这么一套房子，还买得不称心。
我只好给房管局的朋友打电话求助，到了下午，对方让我带着资料去售房部调房，说是开发商某领导买了11楼的房子，愿意和我进行调换。
母亲很高兴，兴冲冲地跟我去了售房部。我们到的时候，广场上垃圾成堆，宣传资料到处飞，还有被挤掉的棉拖鞋和旧衣服。因为有房管局的朋友帮助，调房顺利，我们交了12万多的首付，母亲的情绪终于平稳了下来。
此后几年，本地房价经历了波折性上的上涨，到2019年，那处楼盘的二手房单价已涨到了8000元/平米。母亲常为自己当年的“奋不顾身”感到自豪，对亲戚朋友说了无数遍买房的细节。
3
工作几年后，我的事业发展顺风顺水，升职加薪，结婚生子，日子越过越好。存了一定的积蓄后，我提前还清了首套房的贷款。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母亲有了换套大房子的念头。一开始，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对我说说，后来就变成了很正式的一次谈话。
“孙子和孙女越来越大，这套房子越来越住不下来了，没有独立的房间，写作业都是问题。我身体不好，睡觉浅，你爸晚上打呼，我总失眠，我想分开睡。我想好了，必须得买一套大房子。我已经相中了一处房子，150平，4室2厅，很敞亮。我算了算你手里的钱，如果不够，我手里还有几万，也给你凑凑，估计够首付了。”
我不想承受那么大的压力，而且我想攒钱去郑州买房。所以我以“现在地产形势变化莫测，房价不稳定”为由拒绝了。母亲却给我说了一堆理由，如：钱越来越不值钱，存银行赶不上通货膨胀，投资怕赔个血本无归，只能买房子；房子既能自己住，还能不断地涨价，等于变相存款了。
见母亲讲得头头是道，我又以“二套房贷款利率高”为由拒绝，母亲似乎已经提前想到了，说：“办个假离婚——置业顾问可以帮忙办的，手续200块钱，齐齐全全的，楼下你刘阿姨家的二套房就是这样。”
我无言以对，无奈去看了她相中的那套房子。这是一线品牌开发商进驻本市的第一个项目，听说品质做得很好，价格也不高，关键是离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较近，2021年10月1日能交房。
我略微有些心动，回到家，母亲干脆拿出10万现金放在餐桌上，劝道：“买吧，这是我给你们的钱。”
2019年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像8年前那样红火了，买房很顺利，置业顾问的态度也很好。回家后，母亲像小时候捧着我的脸一样，捧着我儿子的脸说：“你爸爸买了一个大房子，单独给你一间，你得好好学习。”
原以为我们的生活会平静地过下去，没想到刚过了半年，母亲又动了去郑州买房的念头。
本市有条河穿城而过，两侧修建了许多的公园，母亲常去河边散步。一天，一个从郑州过来的置业顾问在河边发传单，说航海路上有一处新楼盘位置极好，价格也合适，很多地市的人都在那里买房。
母亲对郑州不了解，只问了问价格，对方说一房一价，每平方米的均价在1万4左右：“我们有大巴车，每周二早上8点出发，我们先在郑州各大景点游玩，下午再去售房部参观。如果相中了可以买套，如果相不中，权当是免费旅游了。”
这些事，是母亲从郑州回来之后才告诉我的。在她眉飞色舞的描述中，我得知这套房子位于郑州向东向南发展的主线上，离郑州东站很近，目前周边还没发展起来，所以价格不高。
“最最关键的是，我徒步丈量了下，步行不到10分钟就是一所区级知名小学，正对面就是省级知名中学。将来我孙子要是在那里上学，我这辈子死都值得！”母亲说。
我忍不住抱怨，说如果要在郑州买房，那就不该在本地置换大房子。郑州的一套房随便都是百万元以上，就算我们卖掉现在的住房、老家的老宅，依然是杯水车薪。
“我的傻儿子啊，你还没我看得远啊。老家的房子你甭管了，只要儿孙越过越好那就是福。他们给我算过了，一套100平的房子总价140万，首付7万，再加上各种税费，10万块钱就够了。剩下的钱，每半年付5%。”
母亲买意已决，加上我也想在郑州买房，就和妻子商量，决定拼一把。我算了算手中的钱，是可以勉强维持的。
次日，我们一家便去郑州考察。那处楼盘的确离东站挺近，但周围全是工厂，连个配套的公园、商场都没有。置业顾问一个劲地说工厂迟早会搬，商场交房就有，我们还是犹豫了。
之后，置业顾问频繁给我打电话，他的朋友圈还不时放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大发展”、“马云前往郑州投资”、“郑州严查首付分期”、“房价马上要涨”等信息。加上母亲不断催促，我和妻子在那段时间都异常焦虑。
2019年12月12日，我终于被置业顾问说服，交了3万元定金，定下了一套92平米的小三室、一个车位和一间储藏室。我将此事告诉母亲，她高兴坏了，给所有至亲打电话报喜。
可是没两天，母亲的喜悦就变成了恼火：“你买储藏室和车位干啥？没用！房子已经够贵了，再花20万买车位储藏室？咱买房子是为了孩子上学，储藏室和车位要不要都行。”
我说那是绑定的，如果买住宅，必须买车位和储藏，否则他们不卖。与置业顾问再三周旋后，对方终于答应，3天后只用先把房子的首期款交了，而车位和储藏室的钱要在1个月之内补齐。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新冠疫情突然爆发了。谁也没料到，这场疫情会打乱所有人的生活。郑州的售房部关门了，我缴纳车位和储藏室尾款的事也被暂时搁置。
4
2020年4月，售房部重新开放。由于资金压力大，开发商急于卖房，就推出了一个新政策：从4月1日起，买房不再绑定车位和储藏室。
置业顾问仍旧给我打电话，让我补齐车位和储藏室的尾款，理由是我下定金的时候没有这项政策，并且他们已经给我延期几个月了。母亲得知此事又气又恼，不仅强制要求我不能补钱，还要求我把那2万元定金给要回来。
我觉得自己不占理，就没有和开发商交涉，没几天，那位置业顾问又离职了，这事就搁置了。可母亲每每想起那2万元钱，就夜不能寐。她偷偷找人做了一件外套，上面写了：“昧良心开发商，快还我血汗钱。”
我在业主群里看到有人发照片、视频，才知道母亲竟然穿着那件衣服去了郑州。她在售房部里来回走动，不停吆喝，希望有领导出面解决这件事。我给她打电话，让她赶紧回家，她却坚持要待在那儿。
晚上，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家，她说自己吆喝了一天，转悠了一天，却没人搭理她：“卖房子的还在卖房子，买房子的还在买房子，没出来一个人制止我。我就这样晃啊晃，喊啊喊，像个小丑。都在看我笑话。”
母亲退休前是个教师，在生活中也永远保持优雅的姿态。可如今为了房子，她拉下面皮，豁出去了。我心疼母亲，就把买房绑定车位和储藏室的事反映给了郑州市房管局，没多久开发商就回复说，如果我不要求他们退还那2万元定金，剩余的尾款可以不交。
我接受了，但我骗了母亲，说钱要回来了。
那段时间，到处都在传言房价要降。母亲毫不在乎，“降就降吧，买都买了，咱有契约精神”。
哪怕是疫情汹涌、水灾来袭，生活艰难，都没有改变母亲执意要买大房子和在郑州买房的判断。
直到两套房子全部延期交房，有可能影响孩子一年级入学时，她才开始慌了。
本市的那套大房子在临近交房的前1个月，我们收到了一封延期告知函，一页纸，写得很简单：受疫情和水灾的双重影响，在相关政策的允许下，延期3个月交房，且无违约金赔付。没过几天，郑州那套房子也收到了延期交付通知书。除此之外，两个项目都不同程度存在降价、降配的现象。
业主群里炸开了锅，大家都嚷嚷着要维权。母亲闷恹恹地坐在餐桌旁，说：“降价咱啥都不说，但是降低标准，这就是他们的不对了。再延期交房，影响我孙子上学，那就不应该了。”
母亲说了一堆的不满意，而后肯定地对我说：“有人召集着去维权，咱俩分分工，你去郑州那个，我在当地维权。不闹闹，他们还以为我们好欺负，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全打了水漂。”
我拒绝了，她气得直跺脚：“你不去，我去！我一个老太太，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从那天起，母亲就把看孩子的任务完全交给了父亲，自己加入了“维权大军”，并不定时地给我讲述他们维权的细节。
他们建了个群，核对每一个进群人的身份，要把购房合同中的房号和业主姓名拍照发给群主，以防开发商的人混进去；此外，把那些在群中不积极响应、拉后腿的人都踢出去，只留下一些“激进派”，大约200余人；每人交10块钱，用于制作条幅，打印资料和采购小喇叭——然后他们涌进售房部，楼上楼下到处吆喝，要求领导给他们一个说法，到底啥时候交房。
“你是不知道，大领导全跑了，留下一些说话不管用的小兵在那儿办公。后来终于出来了一个人，说虽然下发了延期告知函，但是一定会积极抢工，力争按照合同约定时间节点准时交房。”
有了这个承诺，大家才散去，临走前，他们约定维权群继续保留，待交房后看情况决定是否继续维权。
到了国庆节当天，开发商果然准时交房，但现场还有很多工程尚未完工：草皮凌乱且枯死，路面刚刚硬化，散发出刺鼻的沥青味，墙角堆满了建筑垃圾，墙壁上一层灰尘。当初说的“公共区域奢华精装”，现在变成了大白墙，连一片瓷砖都没有，完全是安置房标准。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小区大门变成了商铺，业主只能从旁边小门经过，连消防车都过不去。
业主的怒火再次被点燃，一两百号人拉着条幅，聚在售房部门口喊口号。警察匆匆赶来，以疫情期间不准聚众为由欲把人遣散，但很快就被群众质问得无言以对，只能远远地站着。
开发商派出代表发言，被业主们哄下台去。次日，业主们又叫来了省电视台的记者，母亲说不上话，跟着跑前跑后，一会儿跑到售房部大堂，一会儿坐在售房部大门口，一会又去交付现场爬楼。
现场乱糟糟的，采访时，业主提出的每个细节，开发商都能巧妙地一一化解。他们拿出了建筑规划图，说已经通过了政府的审批，手续合理。电视台的记者又带领业主去政府，希望讨个说法，但被一顿安抚后，就没了下文。
第三天，业主又叫另一拨记者。同样的流程，同样的操作，但同样没有结果。
业主无奈，再次来到售房部门前维权。突然一群人出现了，他们抢夺资料、条幅，双方发生了拉扯。有人喊：“开发商打人了！开发商打人了！”
那帮人却说他们是二期业主：“你们天天闹事，造成开发商经营困难，万一我们买的房子交不了房怎么办？”
维权的业主顿时傻眼，大家不知道说啥，最后不欢而散。
天气突然降温，母亲的心脏有点不舒服，就不再跟着闹了。可她在家总是一脸的哀愁。
我问她：“你跟着维权，想要什么呢？”
她不说话，半天憋出来几个字：“为啥？为了你们。”
我差点哭出来，站起来正要走，她又说：“咱赶紧把这套房子卖了吧，看形势，房价还会降。”
“卖了我们住哪儿？大房子装修之后还得放一段时间散散甲醛。”
“先挂出去吧，我怕市场不好，不好卖。”
我只好按母亲说的办，按照2020年本小区的成交均价，把房子挂了出去。然而看房者寥寥，哪怕有人看，也是一问价格就走，再没下文。
5
由于房地产政策频繁调控，房地产市场提前入冬，很多房企度日艰难。本市的一些工地大面积停工，索要工资的农民工和维权的业主交织在一起，令有关部门忙乱不堪。
后来，某城市有业主因维权被抓，留下了案底。慢慢地，母亲他们的维权队伍从最初的200多人减到只剩几个。可不管他们怎么闹，开发商就是不出面。
母亲终于死心，彻底退出了。自此，她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坏了。先是血糖、血压急剧上升，而后是心脏跳得厉害，连夜住院。
她一直躺在病床上闷闷不乐，问得最多的两个问题是：“还有钱吗？”“房子有买家了吗？”病情刚稳定，她就急着要回家：“现在哪有钱住院啊！两套房子，又是贷款又是首付款的，这日子必须抠紧了过。”
不管我怎么劝，母亲还是坚持出了院。
一个周末，我一天没见母亲，便到附近的河堤公园去找她。只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河堤附近的长凳上，悄悄抹泪。
我挨着她坐下，说：“不要多想，迟早会过去的。”
她说：“没关系，妈觉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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