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2年参加工作的，在安庆师范学院（2016年更名为安庆师范大学）任职，工作的第二年，我开始拍摄考研。
在这18年里，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从79.7万，增长到457万。
考研是一个枯燥也很艰辛的过程。它的某些场景和高考相仿，但高考有班级统一步调和规划，也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物理空间。考研更关乎于个人选择和自我管理。出于个人喜好和学习习惯，备战考研的学子往往散落在校园各个角落，并自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散点分布的态势弥散在校园内。
■ 2021年12月20日，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的考研自习室，一名考研学子用伞遮挡清晨的阳光。
■ 2021年12月4日，滁州学院会峰校区图书馆，考研学子在一楼自习室复习。这里可以同时容纳880人学习。
■ 2014年11月4日清晨，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一名考研女生在图书馆的存储柜取放资料。图书馆里有数百个存储柜，上面被历年来的考研学子写满了“考研已占”等字样。
教室需要占座，图书馆需要排队，有的学生或喜欢背出声，或喜欢更安静的环境，则选择了教室和图书馆外，更广阔的天地。
■ 2014年10月23日，清晨，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考研自习室附近，几名学生在教学楼的过道两边背书。
■ 2015年12月9日晚，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考研学子在教学楼走廊复习。
■ 2015年12月16日，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几名考研学子在教学楼的阳光里复习。
考研学子大都想在大学校园的集体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私人空间，沉浸其中。实在没有，就充分利用环境和动手能力，自己造/找出一个。
■ 2015年12月18日晚，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一名考生在图书馆复习。为了有一个封闭的自我空间，她用纸盒在桌上搭建了一道“围墙”。
■ 2021年12月20日，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图书馆的楼梯下，两名考研学子用隔板隔出两个复习用的“小单间”。
■ 2015年11月11日，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考研学子在教学楼下大厅里背书，一名学生为防干扰坐到宣传牌后面。
■ 2015年11月13日，由于连日阴雨，室外无法背书，学校许多角落被考研学生占领。在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一名女生坐在图书馆的楼梯下复习，她周边停放着许多自行车。
■ 2020年11月27日，河南中医药大学，一名考研学子在教学楼的地下车库背书。
■ 2021年11月6日，安庆师范大学菱湖校区，一名考研学子将椅子和考研材料放在一个暂停使用的男厕所内，厕所门上白色粉笔写着“冲水故障另寻它处”。
■ 2021年11月4日，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的教学楼楼顶，一名考研学子打着小台灯正在复习。
■ 2015年11月13日，小雨，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内，两名考研学生躲在楼道下复习。
■ 2015年11月16日，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一名考研学子在银杏树下背书。
■ 2015年12月9日，安庆师范学院，几名学生在图书馆楼梯上复习。
■ 2015年12月7日晚，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考研学子在教学楼楼道上复习。
■ 2021年11月4日，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一名考研学子在教学楼楼道复习。
■ 2017年11月16日，安庆师范大学菱湖校区教学楼的楼道上，几名考研学生打着台灯在复习。
■ 2018年12月10日，安庆师范大学教学楼楼道上，一名考研女生打着哈欠背书。
2017年11月，安庆气温突降到零下，在安庆师范大学菱湖校区室外，很多学生裹着毛毯、打着台灯在楼道上背书。
我清楚地记得，在大降温的那次拍摄中，有一个裹着毛毯的女生是2014级文秘专业的。我给他们上过新闻采写课，她认出了我。我问她，这么冷的天，为啥不给自己休息一天，她说，“在这里复习，可以读出来，效果会好一点。如果休息，我会感到很愧疚。”
2016年的11月，因为电路故障，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突然停电，我赶到考研自习室，发现很多学生并未回去。他们打开手机电筒坚持复习，教室中星星点点，四墙上拉出了长长的、变形的黑影。
今年11月，我出差安徽六安，顺便去了一趟皖西学院。这个学校备考集中的地方是图书馆。那个现场很震撼。
图书馆闭馆后，夜渐深了，考研学子们在路灯下来回走动着背书，有人看到了凌晨……
2021年11月10日，夜晚11点，皖西学院，考研学子仍在图书馆前的路灯下背书。
而第二天凌晨5点，又有人陆续来到图书馆，用书本、小马扎或者干脆就是一支笔，摆放在图书馆的门前排队，然后继续去附近背书。临近8点图书馆开馆时，他们再回来按照占座物品摆放顺序，有序排队进馆。
■ 2021年11月11日，皖西学院图书馆前，考研学子用书、笔和小马扎等代替自己在图书馆前排队。
■ 2021年11月11日，皖西学院图书馆前，临近8点，在周围背书的考研学子回归队伍准备进馆。
■ 2013年12月24日，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临近考研，学子们在排队打开水的空隙也争分夺秒地复习。
2015年，我在拍摄中发现，在临近考研笔试的最后两个月，安庆师范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学生倪明亮，每天晚上都学到凌晨2点，第二天早上5点半起床，中午午休1个小时，一天睡眠仅4个半小时。
■ 2014年7月16日，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一名女生躺在考研自习室座位上准备午休。
■ 2003年，安庆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同一宿舍7名女生同时考取研究生。
2003年，安庆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一个寝室7名女生同时考取了研究生——当时这个新闻在全国都“炸”了。国内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当时用了这样的表述：“该校512寝室7名女生全部考上研究生，创造了全国罕见的‘七朵金花’现象。”
彼时，本科生就业还是很容易的，包括安庆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去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中学就业，也是不难的。而考研意味着更好的就业，更多可能性的未来……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三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于2002年从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年开始从大众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
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874万人，比2019年增加40万人。教育部开展了“升学扩招吸纳行动”——硕士研究生扩招18.9万、专升本扩招32.2万。以安庆师范大学为例，去年在本校报考研究生人数2560人，占毕业生比55.4%；今年报考研究生人数3700人，占毕业生比64.8%。报考人数大幅提升。
■ 2021年11月19日，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一名考研学子在大雾中复习。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从2003年的79.7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377万人。
就业严峻，是国家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个人考研的原因可以说是混杂的，也是变化的。
从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新冠疫情以来的就业压力，出国不安全性增加，名校情结，还有继续深造的梦想……或主动或被动的因素，使更多学子挤进了同一条名为“考研”的赛道。
我认识一位“二战”考研的学生。第一次考研失利后，他去了一家教育辅导机构，每天干着产品营销与推广的工作，晋升困难。他说父母同事家的同龄人基本上都考研成功了，“父母在同事面前也没面子”。工作和家庭都让他倍感压力，于是向单位递交了辞职信，回到学校附近租房子，全力准备“二战”。
还有一位2018级毕业的考生出于对科研的兴趣，今年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动物学硕士，希望通过考研投身科研事业。
法学专业2018级的龙坤（化名）是想通过考研完成自己高考没能完成的梦想……
2019年中国青年报联合问卷网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过一项调查中，有71.4%的人承认，自己考研或多或少都有“逃避”不理想就业的倾向。
就业严峻不是无法就业，而是希望能有更好的就业，更高质量的就业。这在学生的考研原因中占比很大。还是以安庆师范大学来说，本校研究生的就业比例明显要高于本科生。而且目前很多单位的招聘门槛已经提高为研究生，这迫使大学生想得到一个更理想和满意的工作，就要选择考研。
从大趋势看，高学历者的长期收入还是增长更快，同一份工作尤其高精尖岗位对文凭的要求越来越高。
■ 2021年12月20日，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一名考研女生在图书馆的楼道上背书，清晨温暖的阳光将她的身影投射在外墙上。
想要特别提醒的是，如专家强调的：对个人而言，研究生教育带来的不仅是薪资待遇、社会地位等显性回报，也会带来视野提升、精神愉悦和自我实现等隐性回报。
■ 2014年11月8日，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2015年考研学子正在进行现场拍照确认。
最近几年，我出差所到之处，只要时间允许，都会抽空到当地高校转转，拍点考研画面。从我所见来说，所有学校对学生考研都是非常支持的。因为学生努力地提升自己，以获得将来更好的发展、更高的能力服务社会，本身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目的。
我去过的几个高校都建有集中考研复习的自习室。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滁州学院的考研自习室，会峰校区图书馆的一楼有880个座位，机械楼的一楼有1200个座位，满满的全都是考研学生，可谓“巨型自习室”！
■ 2021年12月4日，滁州学院会峰校区，这里可以容纳1200人同时学习。
就业摆在“六保六稳”的首位，就业压力不仅仅是学生的压力，也是各高校乃至各二级学院的压力。教育部会关注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各省教育厅则会对本省各高校的就业进展情况定期通报。学生考取研究生也是就业的一种形式，如此，大学生多一些考取研究生，则另一面的就业压力就会有所减轻。
各高校为学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考研服务。打开各高校的网站，考研经验交流会、考前慰问、考研动员会、考研指导讲座、复试指导讲座……
每年初试成绩和国家线出来后，学院领导和老师们都会积极地帮学生联系学校，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在复试中取得好成绩。当然，不遗余力帮助学生不仅仅是因为工作原因，老师关心学生更多是出自一种本能，一种非功利的自觉行为。
安庆师范大学为学生开展了免费考研辅导班。辅导班课程安排在周末及寒暑假，涵盖考研英语、数学和政治课，采用现场授课的教学形式，分为基础班、强化班、冲刺班，每门公共课又分为两个大班授课。学生免费听课，免费领取教材。
■ 2020年12月26日，考研日，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考点，考生在排队准备进场。
■ 2020年12月26日，考研日，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考点，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保安人员正在为考生测量体温。
■ 2020年12月26日，考研日，安庆师范大学龙山校区考点，监考老师正在使用探测仪防止考生夹带无线通讯工具。
■ 2014年12月27日，考研首日晚，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考生仍在自习室准备第二天的考试。门上贴着考生们对来年考研学子的“温馨提示”。
■ 2015年11月9日，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一名考研学子身边的墙壁上贴着许多便利贴，上面写满知识点和自我激励的话。
在拍摄考研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到桌面上写满励志话语的便利贴。那里面有支撑考生日复一日枯燥学习的信念：
“迎着晨光，想一想今天该怎样努力；踏着夕阳，问一问今天有多少长进。”
“纠结烦躁之后就好好看书，珍惜接下来的日子不去想结果。和时间赛跑！！！”
“你要忍，忍到春暖花开；你要走，走到灯火通明；你要看过世界辽阔，再评判是好是坏；你要铆足劲变好，再旗鼓相当站在不敢想象的人身边；你要变成想象中的样子，这件事，一步都不能让，这是我的倔强，亦是你的倔强。”
“你不太聪明，还没别人起得早；你起得晚还睡午觉；你睡午觉还就睡不起，睡着你还惦记着今天好好玩，明天开始努力。有时候最怕的，不是你在路上慢别人几拍，而是连奋起直追的心都没有。既然你知道路远，那从今天开始就早点出发。”
■ 2014年10月22日，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附近外一家考研自习室，学生们将自习室WIFI密码设为“51ks985211（翻译：我要考上985211）”。
■ 2013年12月31日，安庆师范学院龙山校区的一群考研学子。3天之后，他们将踏入2014年的研究生笔试考场。
后天，全国各地将有400多万学子踏上征途。祝福所有考生都放松心情，特别祝福我带的学生，沉着答题，顺利上岸，一“研”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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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软软的沙发上面，听别人讲那过去的事情。
讲述者：一位消息灵通人士
讲述时间：1982年
1957年，中共发动了一场“反右运动”,将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毛泽东定义右派分子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但获罪的右派分子中，没有任何人符合这个定义。
文革后，在胡耀邦等人的推动下，中共对右派分子进行了复查，承认99.99%为错划。
多数“右派”因言获罪。说过些戳领导心窝子的话，诸如：“领导，您的衣服脏了，该洗洗了”。
部分“右派”一言未发，被怀疑在肚里骂过领导。还有少数“右派”，虽然言行一贯马列毛，
也未能幸免，更凸显出运动式定罪的随意与荒诞，如下例。
划右前，错划右派B任西藏军区副政委。
1958年初，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进京汇报工作。返藏前忽然被康生召见。
一见面，康生劈头就问：“你们军区挖出多少右派？”
张国华回答：“我们军区都是左派，没有右派。”
康生很不满意，说：“主席说，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你们军区有人没有？
有人，为什么没有右派？同志哥，小心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哦！”
作为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张国华知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厉害。
于是连忙请示：“右派是什么人？怎么鉴别？”
康生说：“右派都是知识分子。文化水平越高的越右。到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去找，比如军区文宣部门，一定找得到。”
张国华回到拉萨后，左思右想，想不出西藏军区谁是右派。只好把军区分管文宣工作的副政委找来商量。
张国华说，我这次进京，见了中央首长。首长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但也指出我们反右斗争开展不力。
中央十分重视反右运动，我们不挖出几个右派是过不了关的。
首长指示，知识分子中找右派，文宣部门找右派，学问越大越右派。
全军区数你最有学问，又主管文宣工作，最符合右派条件。
为了革命事业，你就带个头，认个右派（名额）吧。
副政委回答，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听从党安排。
其实，张国华和副政委当时都没弄明白右派分子是什么，以及成为右派分子后的严重后果。
等到反右运动深入开展起来，副政委真的被安排成了右派分子，想叫屈，已经晚了。
笔者对这个故事的可信度进行过考证。认为基本可信，但部分细节值得推敲：
1、故事中康生的角色不合理。没有听说康生在反右运动中起过什么重要作用。
也没听说康生干预过军队或西藏事务。根据张国华与邓小平曾经的上下级关系，
以及邓小平在西藏事务与反右运动中的领导作用，邓小平指示张国华反右更合理。
讲述者在讲这个故事时，正是邓小平权势最盛的时候。
讲述者可能为尊者违，搞了个张冠李戴。
2、故事中张国华和错划右派B之间的对话有些戏谑的味道，但道出了事物的本质：
反右运动就是为某些人量身打造的陷阱，不管这些人怎么说怎么做，预先设计好的厄运根本躲不掉。
错划右派B应当是时任西藏军区第一副政委的范明，大学毕业文化程度，学历高，学问也大，
有“军中翰林”之称，正是反右运动的好靶子。
范明于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2年被投入监狱，直至1980年才重获自由。
西藏的反右运动实际上是派系斗争。详情可见笔者的拙作“第三次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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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闲客：错划右派C
我们坐在软软的沙发上面，听别人讲那过去的事情。
讲述者：一位落实政策办公室成员。
讲述时间：1980年
1957年，中共发动了一场“反右运动”,将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毛泽东定义右派分子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但获罪的右派分子中，没有任何人符合这个定义。
文革后，在胡耀邦等人的推动下，中共对右派分子进行了复查，承认99.99%为错划。
多数“右派”因言获罪。说过些戳领导心窝子的话，诸如：“领导，您的衣服脏了，该洗洗了”。
部分“右派”一言未发，被怀疑在肚里骂过领导。还有少数“右派”，虽然言行一贯马列毛，
也未能幸免，更凸显出运动式定罪的随意与荒诞，如下例。
错划右派C的右派当得最莫名其妙。直到反右运动结束，他还是个响当当的左派。
错划右派C所在单位也是知识分子成堆。单位领导反右颇为积极，光是送劳改农场的右派分子就够装一车。
单位领导为表达对反右工作的重视，特派遣错划右派C作为单位押送人员，
配合专政机关押送本单位右派分子去劳改农场。谁知到了农场后，场方却不放错划右派C走。
说劳改农场只知道接收劳改犯，不知道什么单位派遣的押送人员。
错划右派C要求与本单位联系，场方不让。错划右派C又要求场方与他的单位联系，以证明他的身份。
场方却给错划右派C的单位发了一个函，要求补齐右派分子X X X的档案材料。
错划右派C的单位也混帐，说既然专政机关认定错划右派C是右派分子，
他一定背着单位干了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宁左勿右，干脆，把他补划为右派吧。
错划右派C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分子。因为不认罪，还企图逃跑，错划右派C被反复加刑。
刑满后又被强制留场。眼见被他送来的右派分子一个个走了，错划右派C却始终不能离场。
直到右派改正工作开始后，场方接到命令：释放所有因反右运动获罪的人员，错划右派C才获得自由。
他兴冲冲找到原单位，要求给予平反。纠错办却找不到错划右派C的材料。
在本单位右派分子名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
猜测当年有关办事人员不负责任，只按劳改农场要求，将错划右派C的档案送往劳改农场，
并未给错划右派C办理划右手续。
更糟糕的是，错划右派C与单位失联20多年，其中又经历十年文革，单位档案大量流失。
当错划右派C找上门时，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只有劳改农场提供的档案。
连他与原单位的关系都无法确认，更谈不上为他平反。
因此，纠错办需要做许多额外工作，才能开始谈为他落实政策。
讲述者自称见过错划右派C。当时他夫妻俩住在原单位招待所，等待单位答复。
错划右派C的妻子也是个劳释人员。两人在劳改农场相识。
因错划右派C被强制留场，他的妻子刑满后选择留场。直到错划右派C获准离开农场，
两人才一起办理了离场手续。当讲述者见到这对夫妇时，除了身上穿的，他们所有的财产只有一顶蚊帐。
错划右派C还算乐观，说不少人，包括当年被他送去劳改农场的右派分子，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自己活着，算幸运的了。只是得知其翻案难度时，有些沮丧，自嘲他比真右派还不如，是没人管的编外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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