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425）
1
2000年，我赤身来到新纪元。家中的柜子里压着一本《独生子女光荣证》，从小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小学时的我从班长做起，初中也曾是个被寄予厚望的学生；但初中毕业后，出于对应试教育的厌恶和惨不忍睹的成绩，我选择进入中专深造技术。
2017年过完年，距离中专毕业还有一年时间，根据学校的学制要求，我和同学们开始了校外实习。
我所学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虽和“口腔医学”只有两字之差，但人家培养的是临床医生，在业内叫做“前台”；我们则是培养制作各种义齿修复体的技工，在业内称为“后台”。实习单位是深圳一家公司，是个大型义齿加工厂，由合作医院的医生将患者的口内模型邮寄过来，工厂加工制作完成后再发回。公司内采用流水线作业模式，将繁多的制作步骤打碎成一个个部门。
我们经过公司培训考核后便自行选择实习部门。我受不了枯燥的流水线加工工作，提出要进入业务部门。或许是我的动手能力只能算差强人意，公司在与学校沟通后同意了我的请求。
业务培训和生产培训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模式，除了背下必要的产品特点和价格表，更多是组织我们“模拟”与客户沟通，其中最重要的训练是要客户结清加工费。比起以往每天用粉笔雕刻各颗牙的形态，这种培训模式令我乐在其中，周末特意转了3次公交，跑到书城买了2本讲销售的书籍——虽然到现在它们连塑封膜都没有撕开。
销售总监偶尔会亲自来培训我们，除了“分享一些业务经验”，更多时候是在大谈他如何带领团队一步步打开全国市场。一次培训中，他要求我们总结刚才提到的知识点，叫我回答问题：“那个东北小伙，站起来打个样儿——你是东北的吧，我听你说话像。”我对此深感疑惑：“你怎么听出我是东北的，我说的不就是普通话吗？”他哈哈笑了起来：“因为就咱东北人普通话说得溜。”
于是，在选择销售区域时，他把我和另一个他中意的学生叫到办公室里，问到我们想去哪个分销区。那个学生一早就决定了去杭州，我心里惦记着西安同学对我讲过的三秦大地上的美食还有好猫（香烟），但我不好意思直白地说出地名。
销售总监见我没吭声，便替我做了决定——去北京，这样离家也近一些。我向来不懂得如何拒绝，便没提出异议。既然去北京工作，我对未来的想象就变成了：被早高峰的人群裹挟着向前走着，上午等上许久才和忙碌的医生客户说上两句话，中午在路边随便吃一份快餐后紧接着前往下一个客户的地点，下午继续给发火的客户赔笑，直到一天结束在晚高峰人流里再游回逼仄昏暗的小屋。
我在深圳还在咒骂着湿漉漉的回南天时，北京的区域经理就已经定好了我的到岗时间。他简单地发来一个定位，不咸不淡地留下一句“到楼下告诉我就可以了”，让我对北京的不安又多了几分。
4月5日，临行前一天，我四处找快递邮寄行李到北京，打包好的衣物电脑没问题，唯独吉他，好话说尽，快递小哥也不肯给我寄。我只好背着吉他往回走，路上遇见了一个关系较好的培训导师，看到我这副样子，说我“还真有北漂寻梦青年的样子”，又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从北方到南方，现在折腾一趟又回了北方，不过也好，北京的大夫，不打人。”
公司只给报销硬卧车票，我在车厢的晃动中，百般无聊地撕扯着胳膊上被太阳晒蜕的皮，想着到达北京的场景。
4月7日下午2点左右，我到达了北京西站。业务部实习群里的同学估摸着我下车的时间，纷纷发来问候——当时我年纪最小，大家都生怕我迷路或是被人拐走。我站在扶梯上对着人群拍了一张照片，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又飞快地收回了手机，看到四周没人注意我，才在手机上敲下字发了条朋友圈报了平安。
当天的朋友圈（作者供图）
跟着指示牌绕了半天，终于找到出站口，踏出去的一刹那，我又收脚站在原地片刻，突然意识到：我脚下所踩着的地面，就是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在课文中说的“北京”。尽管我没想象过这里的样子，不曾期待来到这里，但这一刻，脚下的实感，真切地向我传递着“我在北京”。
眼前像是蒙上一层薄薄的灰纱一样，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汹涌的人流在我面前翻腾着，不时有人急匆匆地划过，扎入翻腾的队伍中。他们脸上没有旅途的疲惫或是归家的喜悦，全都在焦急地低着头走来走去，举着电话不停地说着什么，“嗡嗡”的回声与远处车轮的喧嚣混在一起挤向我，将我按在那里。临行前母亲在电话那端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回荡：“在北京要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亲戚朋友虽然遍布全国，但刚好没有一个人在北京。”
那一刻，独自一人初次来到异地的不安涌了上来。
春末的北京已经很闷热，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即便掠过一阵风，也好像在死死地捂住我的口鼻不让我呼吸一样。公交车上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感混合着闷热，让我几近窒息。万幸的是，我没有遇到新闻上的北京堵车。车很快行驶到复兴门，人就少了许多。
我在白纸坊桥南下车时，那层灰纱已被斜阳刺破，闷热感也消失了。风柔和地划过耳畔，行李箱轮子与地面的摩擦声、偶有的鸣笛与街角棋摊的落子声飘进耳朵。我拖着行李箱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心里那份惶恐不安减轻了几分。
站在宿舍楼下等经理下来的时候，一只白色的小狗围着我嗅来嗅去。我突然想到，会不会这里的业务部门也养了一只狗？一进屋，竟真听到了犬吠。经理问我怕不怕狗，我说没关系的，我家里也养了，也是只泰迪。
公司给我们这些业务员租了一间三居室——房子原本是两居室，房东自行在客厅中间打了一堵墙，改成了三居室。两张桌子就占去了客厅一半的空间，成箱的资料凌乱地堆在墙边，头顶一盏昏暗的白炽灯，“逼仄出租屋”的感觉扑面而来。卧室里面摆放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小沙发，因为我的加入，床边又加了一个上下铺——即使这样，还是十分宽敞。
在经理和我讲业务情况时，门突然开了，一个同事看到我和经理坐在电脑前，愣了一下，忙说“回来取资料”，打过招呼，拿了几个册子就又出门了——后来跟他混熟了，才知道那天他是提前给自己下了班，只是没想着经理会在。
在经理讲完时，所有同事都回来了，经理走后，一个与我学长相识、提前打过招呼的业务员，张罗着大家晚上一起去吃了烤鱼。
我之前对北京美食的想象仅限于烤鸭。可在这段北漂之后，每次说到北京美食，我却总想起不属于京味特色的烤鱼——夹起一块鱼肉，浸满汤汁，齿间溜过滑嫩的感觉，焦香和鲜辣跃上舌尖。我们没有人能受得住辣味，每次却偏要点上一份辣口，仿佛没有烤鱼身上那层鲜红的辣椒，这菜便失去了灵魂。后来，我们常去吃的那家烤鱼店，穿围裙的服务员一路换装成了穿西装的经理，不知是我们常光顾的缘故，还是小店里的晋升太容易。
2
刚到北京工作的几天，我跟着同事去熟悉市场。
最早带我的业务员，负责朝阳一片的客户。早上我们先乘公交到方庄，再骑共享单车到达第一家门诊，如果大夫在忙，就简单地与前台沟通几句，取几个义齿模型后离开。等从第二家门诊出来后，他带着我四处转了转，吃了些小吃后，就到一个小区的凉亭坐下休息：“其实每天都不忙，大部分时间都是耗在路上的。等你摸清你的区域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时间就充实起来了。”
一连几天下来，我便摸清了“拜访客户”的规律——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园、餐厅，真正见到客户的次数寥寥无几。
合作的客户都是口腔门诊与口腔医院，平日我们去的时候，医师都在接诊，顶多能见到护士或者前台。我们与护士攀谈几句，留下新产品或者活动政策，麻烦她们转告医生；而医生们则会把需要取走的义齿模型提前放在固定的位置，每次取走模型后，“拜访”就算告一段落。其中三成的客户甚至不需要我们拜访，就会自己将义齿模型邮寄至公司，对他们，只需要我们定期去露个脸，留下一些资料即可。
处理加急患者是我们与大夫们最常进行的业务往来，大夫会嘱咐我们盯紧点。但只要我们在设计单上注明“加急”，客服部门就会催促生产和出货部门，不会让业务员过多操心。如果是产品的模型技术出现问题，大部分大夫会直接与生产部门对接，基本不会通过我们这些业务员。
由于公司的规模和名气较大，一些大型门诊和医院也都有独立报价，所以客户基本上都是合作多年的稳定状态。北京的市场已经接近饱和，我们的业绩又长期霸据着公司业务部的榜首，“每月开展新客户”的要求基本上可有可无，就算在结款日，我们也只需要送达账单，等医生核对、付完加工费后直接转给公司，不需要过多参与。
在我熟悉市场、分了自己负责的区域后，经理便只有每周二例会才出现。他住在昌平，除了开会，很少会特意来南城，就算需要什么资料，也会在自己要拜访客户的时候让其他业务员捎过去。在深圳的公司总部“天高皇帝远”，早上又不需要打卡，我彻底进入了悠闲的慢生活节奏。
每天早上9点钟我和业务的同事才会出发上班，美其名曰“避开早高峰，节省时间”。
我首站从南菜园坐83路到自新路，这里有一家大型医院，是每天固定要去的地方，出来后便开始计划这一天要如何打发时间：能坐公交尽量坐公交，不仅消磨时间，还能听歌看风景；哪个客户附近的小区有地方能坐着，可以去那儿，没准还能碰上个老大爷聊一会儿；好久没去哪家餐馆了，想吃那里的盖饭了……虽然偶尔会有些“突发情况”打乱计划，但是实习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这样悠哉悠哉地度过一整天。
因为没有太大的业绩压力，时间又充裕，平日的生活娱乐更是丰富，牙科大夫们都不算严肃刻板，经常在一起聊天吹牛。有时候碰上大夫不忙，我们就会在一起聊上一会儿，除了业务，啥都聊。培训时听说过某区域的医生将模型砸在业务员身上撒气，业务员也因为账目问题对医生心生不满，俩人在办公室里撕扯了起来，但在北京，我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按照当时身份证上的年纪，我周岁还不足17岁，大夫们最感兴趣我的年龄，经常会问我算不算童工。在拜访一家门诊时，一个大夫明明手里还有患者，听旁边的护士说了一嘴我来了，就忙叫我进诊室去，非要看看我长啥样。护士带我走到诊室门前，他打量我一眼说：“一看就是个小孩嘛，不忙的话就来我这里，有空调能凉快一会儿。”当时我有一颗乳牙滞留，正好请大夫帮我拔除，他一看还是乳牙，更加坚信了我属于“童工”。
一次，两名大夫就我究竟属不属于违法雇佣的童工产生了争论，一位大夫坚持“未满18岁”就属于童工，而另一名大夫却说现行规定是“未满16岁”，把我夹在中间十分尴尬。好在其中一人的患者来了，争论不了了之。
在没和我熟悉起来之前，这些大夫看我年纪小，又和公司里一些高层籍贯一样，都以为我是某高层亲戚家的孩子，纯是来体验生活的。后来知道我就是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都颇为惊奇。很多年轻大夫或者助理医师都喜欢问我一些后台技术方面的问题，一番接触下来，我才发现这些距离我们“后台”最近的“前台”，对于我们这个冷门专业的认知，也仅仅局限于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
我之前也觉得“假牙”不过是往一个模子里灌注点什么东西就成型了，其实“假牙”根据适应症会细分出很多不同类型——比如常说的“烤瓷牙”属于“固定义齿”（是修复牙列中一个或几个缺失牙的修复体，不能取戴）的一种，老年患者缺失牙齿过多的话，就得采用“活动义齿”，随着患者的审美需求，又衍生出了牙齿“美学修复”。传统的金属烤瓷牙真的是“烤”出来的，内部金属冠或是铸造或是激光打印铸成，外部的仿生瓷是通过高温凝结附着于金属冠的表面上。我刚实习那年，数字化加工技术已经逐渐成型，很多有实力的医院门诊都会招聘专业的技工、购买相应的数字化设备，更快捷准确地解决患者的问题。
因为有我这个“专业人员”在，一些大夫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时省了不少口舌。一次一个患者看到修复体质保卡上印有“二矽酸锂”的字样，怀疑是某种有害物质，医生向我询问，我告诉他那只是“玻璃陶瓷”的学名，去网上一搜就能查到。
但年纪小并不总是为我带来周围人的照顾，在和公司同事的相处中，我的年轻气盛导致过业务部和公司两个出货部之间的一场争论。
当时出货部发到北京的货箱内，误将A门诊和B门诊的两份产品用订书钉钉在了一起。A门诊由我负责，B门诊由另一个同事负责，那天我早上出门时，看到一份产品贴着A门诊的标签，也没多检查，就把两份产品都放进包里，一同送到了A门诊。大夫忙于应对出诊，对拿到手中的产品也没有第一时间打开验收。
B门诊的产品因为我的失误凭空“消失”了，明明按照记录出货，可到处都找不到东西，最后同事只得对大夫如实告知。大夫发了一通脾气后，只得又和患者沟通，重新取了模型加急制作。第二次制作期间，A门诊的大夫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有一个B门诊的产品在他们这里，我一听，就意识到这正是前一阵子让全公司一顿苦寻的东西，赶紧将情况上报。
在业务与出货对接的工作群内，高层询问事情原委，出货部咬定是我拿错了。我直接在群里回复：“我晚上就把那两个订书钉的大窟窿眼儿给你拍过去，我看你能不能看着。”这下可是把出货部的人气疯了，不停怼我，我就在群里一直阴阳怪气地回他。几个早就对出货部不满的同事也趁机在群里反映了一些出货部平时的问题，还有一个区域经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发了一堆“呲牙”的表情。
出货部只有两个对接人员在群里，无法招架我们这一堆业务员，最终总监发声让这事情就此打住，谁的责任也不追究。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们经理还乐呵呵地点评了一番昨天群里的争辩。
3
初入夏季，简直是完美地复刻了老舍笔下的北京夏天。烈日下一切都毫无生机，风也懒得吹动树丛。我和那些野花一样，耷拉着头，身上所有的力气都像是被蒸发了，头都不愿意多抬一下。
对于义齿行业，盛夏是淡季，去门诊时我经常碰到大夫们在休息，便会坐在一起玩一会儿。细数下来，我拜访客户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陪他们闲聊或是玩游戏。
那阵子我经常变着花样地折磨自己的头发，今天梳背头，明天就扎个辫子，每次见面，好几个大夫都会对我的发型评论一番，最后再表示一下羡慕，“如果哪天退休了也要蓄长发”。
这些大夫私下里都很活跃，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有的喜欢打牌，我好几次碰见他用候诊室的电视观看扑克比赛，还拉着我一起看，听他“指点江山”；有的刚对患者说完吸烟对牙齿不好，转身就和我在卫生间里一人叼着一根烟相遇，也不嫌尴尬，很自然地向我抱怨保洁总不让他在厕所吸烟，还嘱咐我不要被人发现；有的喜欢打游戏，我在的时候他如果突然来了患者，就会直接把手机扔给我，让我继续帮他玩。
在我的朋友圈里，他们从不关注我发的公司活动和新产品的内容，更喜欢看我各种琐碎的日常生活。朋友圈里弹吉他的视频他们都和我提起过：吉他弹得不错，但下次咱不要唱歌了。我偶尔做了顿美食晒在朋友圈，也会获得差不多的评论：做得不错，除了刀工。
朋友圈里也暴露过一些秘密：有两名大夫同在一家大型门诊供职（但我们公司并没有与这家门诊合作），他们在休息日时会被一些中小门诊请去做一些有难度的手术，用的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两人一直没对外提起过这些事情，却在我的朋友圈评论区相遇了。一个大夫留言，另一个大夫问了一句：“你怎么有小孙的微信？”情况尴尬，不言自明，我也知道酿成了错误，赶紧删了那条朋友圈。
经理后来提醒我：“公私分明，不然的话你再建一个工作号吧。”
北京分区又来了个很不合群的新人。以往，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生活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很默契地你买菜了那我做饭刷碗，你们弄吃的了那我就收拾房间，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全凭自觉。
可这个新来的却不一样。起初我们比较客气，吃饭也会直接喊他一起，但他每次都是撂下碗筷就走。一周后我们话里话外暗示了一下他应该买菜了，结果第二天他就买了几个土豆、几个鸡蛋和两根胡萝卜。慢慢地，吃饭我们也不再叫他了，任由他自己叫外卖。有一回下水道堵塞，不停冒水，所有人都在擦地通下水，只有他端坐在客厅玩手机，直到水漫到他脚下才不紧不慢地收了手机进了卧室。
公司拨款给我们在光明桥租了一间房子，几个负责朝阳区客户的业务员搬了过去。一天我和另一名留在白纸坊的同事去串门，晚上回宿舍时，我和同事开玩笑：“你说那新来的那么爱玩游戏，会不会趁你不在偷玩你电脑？”同事迟疑了一下，说：“应该不会，他怎么也要提前和我说一声。”但等我俩进屋的时候，那个新人正慌慌张张地关着同事的电脑。同事脸上露出不悦之情，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将电脑设置了密码。
不过，相比我们，那新人的工作态度却好得多，每日兢兢业业、朝九晚五。我们都十分羞愧，正准备痛改前非时，一天早上出门后突然内急的同事跑到附近网吧如厕，正巧碰到那新人端坐在电脑前准备“征程”。我们所有人的羞愧感顿时消散：原来他也只不过选择在不同的世界里度过悠闲的一天嘛！
一天下午我回到宿舍，看见经理在客厅坐着，打个招呼便回了卧室。一名同事正坐在卧室里，看我进来，小声问道：“经理走了没？”得到我否定的答复后，他叹了口气说：“他还不知道我在屋子里，还给我发微信让我早点回来。”我俩想了半天办法——但从阳台出去也不现实，毕竟住在18楼。最后只能让另外两名合住的同事赶紧一起回来，我去牵扯经理的注意力，他们合伙伪装出他刚回来的假象。
经理是否发现，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对于我们的“小伎俩”，他往往看破不说破，只是身体力行贯彻公司培训主管所说的：“你哪怕天天睡觉，但只要业绩好，我也不多说。”
之前公司为了加强管理，要求我们每次拜访客户后都拍一张照片发到群里，我们都会直接在地图上找到门店照片，去掉水印后发到群里。后来我们胆子更大了，最初还只敢闲逛到下午4、5点钟再回宿舍，后来基本2、3点钟就都回来了，有时干脆早上9点出门，中午12点就回来开火做饭，然后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
即使生活如此悠闲，我在面对客户时还要装作自己很忙的样子。
一次，一家门诊的前台护士好奇地问我：“你们平时空闲的时候可不可以找地方歇会儿？”我忙说：“不能的，很多客户要去拜访。”旁边正在喝茶的大夫却冷不丁突然冒出一句：“假的，我有好几次看到他在对面书店坐一下午才走。”此话一出，便引来一阵哄笑。我连忙红着脸说道：“只是去蹭空调。”
有的医院候诊区有很高大上的单人沙发，我中午的时候经常去那里找个角落睡一觉，醒了之后再取走模型回家。我一直以为没被人发现，直到有一次取完模型刚要走的时候，一个大夫把我叫住说道：“我还有个患者马上处理完，你一起拿走吧，不然你再去候诊区睡一会儿？”
4
不知不觉间，小一年就过去了，我在北京跨进了18岁。
临近年关前，迎来了久违的忙碌。年底是回款的高峰期，也需要去平时不经常拜访的客户那里访问一下，留一些小礼品。
很多大夫都因为患者探亲的行程安排，要求加急制作产品，好赶在除夕前完成治疗。他们跟生产同事对接完，生怕出现纰漏，又一遍遍地嘱咐我跟进生产。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人脉”的重要性——我那些留在生产部门实习的同学此时也都混得“风生水起”，我经常把患者信息交给他们，以便我的产品在能第一个制作，很多不太繁琐的方案，在我的协调下，生产基本都能缩短一小半的时间。
离春节还有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一个大夫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帮他个忙：他想跟医院请假提前回家，想把我微信的备注名改了，让我假扮成他的家人给他发信息，谎称老人需要护理，让他赶紧回家——实际情况是，他家里的老人脚崴了，静养几天就好了，这点心思不好让家里人和同事们知道，所以拜托我陪他演这出戏。我配合完之后，他跟我感叹了几句“请假不易”，隔天我去那家医院时，这大夫已经回家了。
除夕前几天，同事们纷纷买票，一个接一个回家。我因为实习生的身份，留在北京值班。我本来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毕竟公司里还有几百号实习生都不能回家。
大年三十儿当天上午，我想着给几个在深圳的同学打个视频聊天，接起来后，看到他们一大群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看着不像是在宿舍，问起来才知道，公司组织留在深圳的实习生一起去度假村过年——最可气的是他们还把游玩的照片发在群里。
看着照片上他们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样子，想到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这座空城当中，我突然十分不甘。我给同是业务员、应该也在“值班”的同学打电话寻找心理平衡，结果发现人家的经理都悄悄地取消了春节值班的规定，也放了假——敢情只有我一个人按照规定独自留守值班。
我带着一肚子气去楼下超市买了点菜，回来的时候碰到住在同一小区的一个认识的大夫，他看到我很惊讶：“你家在这里吗？没有回家过年？”我气鼓鼓地说：“让我留下来值班，有什么好值的，所有医院门诊都放假了。”那大夫笑了半天，跟我说：“那我争取接几个患者，别让你白值班！”
下午，一个在北京实习的同学知道我独留北京后，喊我去陕西他家里一起过年，年后再一起回北京。我本想一走了之，可看了眼返程的机票，早已售空，只能自己闷头做了一下午年夜饭草草收场。
2018年除夕说说（作者供图）
2018春节后没多久，公司在白纸坊鸭子桥租的房子到期了，要我们搬到菜户营。
搬家后，同事一直抱怨这个房子太老，装修带着老恐怖片的风格。但我却很喜欢这个房子，有种很质朴的感觉。因为西红门的火灾，我们原来的上下铺被丢掉了，拥有了一张单人床的我，每天头顶变成了窗户。小区里的老树与卧室的窗户齐肩，早起时斑驳的阳光煞是好看。我甚至打算在窗台外养一些爬山虎，却因容易招蚊子遭到了同事们的一致反对。
下雪的菜户营（作者供图）
菜户营和鸭子桥距离上只差一公里多，环境却大为不同：鸭子桥的小区密集，高大的楼宇遮天蔽日，地面总是尘土煽动，低矮的树丛一年到头也没见有几天绿色；菜户营的小区多是灰白色多层楼，挺秀的老树围绕着，工整错落，有的老树中间还包裹着一块圆形空地供人休闲。鸭子桥出了小区就是一条柏油路，早晚堵着的汽车噪音仿佛永无终止；而菜户营出了小区是宽阔的桥面，汽车和噪音飞快地掠过，从不停留，让人不觉得厌烦，反而多了一丝在古朴中掺杂现代感的惊奇。
穿过地下通道便是护城河边，回来得早的时候，我带着狗子一起去护城河边。初春的阳光让人十分惬意，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泛起的微风拂过我的手臂，我坐在木制凉亭里，听上片刻大爷大妈们的歌声，狗子则在一边吐着舌头四处张望，只感觉到“阳光刚好，微风不燥，那一刻我很苍老”。
那是一天之中，我与狗子都很惬意的时间。
遛狗（作者供图）
最让我享受的是菜户营附近大大小小的美食店。鸭子桥周边算来算去，不过只有几家面馆和菜馆，绝大部分都是网络订餐为主的小店面。而菜户营这里从火锅、烧烤再到各地特色菜系的风味馆子一应俱全。天气转暖后，巷子里的烧烤店老会在天擦黑后将碳火摆在店门外，摆上小桌小马扎，让顾客吹着晚风喝着小酒撸着小烧烤。
来北京这么久，我终于实现了在室外吃串喝酒的愿望。酒精使人微醺，我身处于喧闹惬意的烟火之中，点燃一根烟，回头去看桥面上仍不停掠过的车流。或是烟雾或是黯淡的光影，又或是我微醺的头脑，让这一切恍如两个世界，中间将其分割开的，是护栏上的一盏路灯。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同龄的同学正值高三，他们被繁重的学习任务压弯脊梁，没有多余的精力留意身边的事情。我却已经习惯了早上自然醒后再慢悠悠地出门，路上的风景看多少次也不会腻，工作无非就是露个面、闲聊，下班遛狗，游玩喝酒。
我本以为所有在业务部实习的同学们都像我一样，但实际上在外地的他们，经历的却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很多区域的市场开发比北京晚，当地一些加工厂早已占据市场，我们公司的业务员要每天奔波于新老客户之间，背负着业绩压力。他们看到我轻松地聊着天，业绩却能高居不下，话里都会流露出羡慕。
我以前从未感觉到所谓的“快节奏生活”，直到看到了北京城里那奔腾的、仿佛永不枯竭的人流，看到我自己的步伐很少与那些人同频，看到身边的人都是低着头急匆匆地闪过。每当这时，即便我知道错过这班地铁也不会耽误行程，但也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加快脚步挤进人流。
和一个大夫闲聊时，他问起我的薪资情况。除去实习期扣下的一部分业绩提成，我到手五六千左右。那大夫粗略算了一下，问：“你们没有住房压力，餐饮交通会有补助，基本都是自己做饭，你们公司还缺人不，我可不可以也去？”知道这就是个玩笑话，我只笑笑。大夫继续说：“你还小，过几年有女朋友了就会发现钱不够花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再去学习？”
离开学校太久，我一想到学校的氛围，心里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大夫或许是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说：“只是闲聊啊——不过我总认为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还没有我孩子大，总觉得这样可惜了。”
我后来和一个离职同事说起了这事，那时他正准备提升学历的他也很赞成那大夫的观点：“你看咱们之前的那些人，只要有机会，大部分都会离开这里去提升自己，没有几个会在这里死守的。”
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口口声声的“慢生活”，令人羡慕的惬意，何尝不是一种温水煮蛙？慢慢地磨灭自己的意志罢了。
我突然很想离开，却又挣扎。不过不久后，我却不得不离开了北京。
5
2018年4月，已在北京待满一年的我临近毕业，接到学校通知需要回校考试。我请好假，买了机票，在出发前两天，却发现自己不在返校名单内。询问公司本部后，我才知道因为他们的疏忽，将我和在深圳实习的同学们一并报告成在了公司里进行考试。
我说，既然是公司的疏漏，那机票钱有没有什么说法？没想到负责人怒气冲冲地说：“你要什么说法？我们可没有疏忽。”又指责我没有接到通知就擅自买票。
我说学校通知的截图还在我手里，公司也没有通知我有变动，还是我自己发现的。可负责人依旧咬死自己没有疏忽，完全是我自作主张。
我那股子“艮”劲儿犯了上来，一定要事情有个合理说法。没成想，实习队长为了推脱，面对询问时称一早就通知了我，公司本部以此为由下了结论。我要求公司拿出通知我的证据，他们却一直转移话题怪我多事，我一时怒火中烧，在电话里对公司本部同事出言不逊。
5月初，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多个部门牵扯进来，连学校也派了专人来对接此事。公司试图将我打发走——当时公司规定实习期内一部分提成工资要扣押，转正后才可以发下来，我想着把这笔钱拿回来就辞职，却发觉本应在自己手里的合同，在签署当天就以“盖章”的名义被收走了，此后再也没有见过。我询问学校留存的第三方合同时，老师却质问我为什么问及此事，第二天，一直偏袒我的学校，也督促我尽快办理离职。
一周之内，我手里所有的客户都由其他同事接管了，经理比较照顾我，同意我继续在宿舍住，等待公司商讨结果。我每天喊同事中午一起放下客户出去喝大酒，还经常写一些打油诗发在朋友圈。酒桌上，一个同事无意间的提醒，让我突然找到了未来的方向，那是一条对“后台”来说很常见的路——将简历上“口腔医学技术”的“技术”二字拿掉，成为一名临床口腔医生。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比如成为一名大夫、服务大众，也没想过口腔医生的高收入，虽然那真的高得让人眼红。我当时就是一种十分小心眼的想法：我要成为一名大夫，还接老东家的合作，我要疯狂找毛病让他们返工产品。
最后公司总经理出面与我进行电话联系。开始的时候，他一直轻蔑地让我赶快离职走人，声称合同在公司，我看不到。直到我说了几个公司存在的漏洞，小小地“要挟”了一下，他才严肃起来。其实很多不规范行为已经是业内心知肚明的“共识”——比如很多产品虽然质量达到标准，但按照规定需要补办相关证件，补办过程中本不该继续制作销售，但公司并未停止。恰好前不久刚有一家医院因为使用了一批存在此类问题的产品而被卫生部门查处，为了遏制这件事情的传播扩散，公司下了好大的力气。
总经理沉默了一会儿，同意将扣押我的绩效工资一并返还。这场电话谈话全程，经理就在我身边，开始的时候他听得一直皱眉，但听着我一点一点反击，直到“不经意”地说出了那些问题时，才笑了起来，冲我挑了一下大拇指——这些话也算是我早就准备好的，多亏了经理的帮助，那天他突然问我的“合同是否在手里”，我说没有，他看了我一眼，又不露声色地点点头，我才反应过来他是在“点我”。
5月9日签完离职协议后，我突然想起刚进公司时一个学长告诉过我：“无论什么协议，一定要拍照，不让拍你也要偷着拍。”此时惊觉已晚，离职合同我也没有拍到。
离职前，经理与我谈话，说起一开始因为觉得我年龄小就没有太重视，但几次谈话之后发现我有过人之处，可惜在离职的事情上业务部已经尽力了，碍于我的实习身份，公司的决策业务部也无法过多干涉。
次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宣告自己已经办理离职，一时间很多合作过的大夫都发来微信与我告别。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刚接触不到一个月的大夫，他一直向我表达感谢，说我是个尽职尽责的人，也是他从业以来合作过的最愉快的业务员。
这段记录还被我拿着向送我的同事炫耀——原来慢生活中的我也是个有用的人。
因为离职的不愉快，我一度对北京这座城市充满愤恨，但却又一次次在梦里回到这里，还是站在陶然亭的天桥上，一遍遍寻找我那张丢失的公交卡。
5月10日离开北京的那天，在车站，我和同事最后一起抽了根烟。升腾起的烟雾好像又给我眼前蒙上一层灰蒙蒙的纱，面前汹涌的人流仿佛从未休息过，接连拍击着这个城市的出入口。
现在这层纱随着时间被撕破，所有过往的时间又明亮了起来，我依稀看到，那天我与一个黝黑的少年擦肩而过，我顺着流向，他逆流而上。
我回到家乡，回归一个四线城市的生活，日子算不上慢，一切只是平淡的、反复的。我在当地一家大型口腔门诊从事策划及洽淡工作，不忙时，领导准许我站在医生旁边观摩学习。
我还是走上了无限期的备考、提升学历之路。或许未来某一天，我会拿下资格证，但不知道，到时的我还会不会纠结对老东家的小心眼。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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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7年7月的一个傍晚，大雨刚歇。父亲拖着行李箱，我背着黑色背包，一前一后，走进了武昌火车站的潮湿溽热中。
彼时的我刚毕业，恰逢广州某保险公司扩招，在我们学校签了十几个硕士。武汉到广州的高铁尚未开通，只有11个小时的火车可搭乘，我就购买了晚上8点多的卧铺。
寻到车厢，同行的两个男生冠东和老范已经到了。老范学的是中文专业，冠东学的是保险，我则学金融。在校的时候，我们彼此不相识，是应聘通过后才互留了电话。他们都是独身上路，我还有父亲送行，仍带着没长大的稚气，让我略感窘迫。
父亲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倒下箱子，往下铺底下塞，老范就弯腰把占地的箱子往里侧挪。塞好箱子，父亲又忧心忡忡地交代，说他在报纸上看到广州火车站鱼龙混杂，让我出站时注意行李，不要跟同学走散了。
这时，冠东右臂一挥，豪气地说：“我们这多人，哪个敢靠近？”冠东是湖南人，说自己是毛主席的老乡，敢想敢闯敢干。少有年轻人会用这些词，但他昂头挺胸、气场自信，倒显得合宜。
老范也搓了搓手，说：“广州刚禁了摩，飞车抢劫是不可能了。”
父亲看出我们不以为意，又念叨了两句，就告辞了。
火车开动后，车厢走廊上的大灯灭掉了，壁上镶嵌的昏黄小夜灯亮了。我们和衣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
冠东说：“大多人一提保险公司，只知道保险代理人，为什么？因为代理人团队就过百万计。咱们一去就是后台，还是省公司，以一对多，难道还不是精英？这公司硕博比率也不高，我们去的正是时候。”
老范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冠东激动地拍床板，毛茸茸的脑袋探出来，说：“对！”
我斜躺着，看着黑暗的窗格。其中快速掠过的灯火，被遥遥地牵引成断断续续的直线。火车的轰鸣、同学的话语、同行者的呼吸，一起在我脑中轰鸣。这一晚，我兴奋得阖不上眼，好像即将被卷入某种庞大的叙事。
到达广州，我的第一感觉是不遑多让的热。新人们被安置在公司旗下的招待所休息。这个招待所位于荔湾老城区，在新旧夹杂的路段上。覆盖青苔的巷陌中，间或有高楼拔地而起，我抬头只看到深一块浅一块的天空。天空向前延伸，被高楼的玻璃幕墙截断；往后延伸，被城中村里的水泥屋顶挂住。
稍事休整，我们来到单位报到。这是一所世界500强的老牌保险公司，省公司下还有18个地市级分公司，这次一共招聘了百来号新人。公司专门为新人开了培训班，宣讲公司文化和业务。晨起、午间、课前、课中，培训老师都要带着我们跳操，音箱放着“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可惜太匆匆”。一群人僵硬、局促地释放四肢，在桌椅间磕磕碰碰地踢脚扭臀。
培训老师嫌弃气氛不够热，说要练胆，要我们抛开羞羞答答的学生气，完成向职场人的身份转换。她让大家把桌椅都移到大厅的角落，再围成一圈，每个人单独站在中心舞一段。
轮到我时，热浪在我脸上涌动，我压抑往外逃的冲动，照抄前面人的动作，左右倒腾了两下脚。接着，老范试图以“闪现”的方式去中间走一圈，老师上前强压着他在中间多站了一会儿，臊得他满脸通红。冠东比我们强些，在中间打了一套军体拳，算小有特点。
当然，也有自在的人。有位女孩之前兼职过车展模特，她撩起衬衣，在胸下系了个结，露出小腰，轻盈地旋转。空气中荷尔蒙含量突然飙升，男生们使劲地鼓掌，老师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培训进行一周，同批来的一个女孩递交了辞呈。她是我们学校的法学硕士，人力资源想挽留这个人才，动员我去做工作。此前，我与女孩聊天没超过三句，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她，结果那女孩怏怏地挥手：“每天搁这儿可劲的躁，把我整烦了。”
两天后，她就消失在偌大的广州城里，像水融入海，不留一丝痕迹。
2
没多久，公司改变了培训方式，安排新人们分区块去“扫楼”——就是找陌生人填写关于保险和保险产品认知的问卷。
有外出的机会，我们一开始还很雀跃，沿着地铁一号线，寻找白领集中的写字楼群。在上下班高峰期，在西门口、中华广场、体育西路这些路段，我们穿着新添置的白衬衫、黑西裤或黑窄裙，跟着衣着得体的人潮快速行进。昂首阔步间，好像我们已经成为都市精英、业界大牛了。
到了写字楼，冠东要我打头阵。他说女生看着没啥威胁，陌生人的接收度更高，他和老范在左右两侧接应。
就这么过了几天，我们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比如：进写字楼时，要握住手机假装接听电话、行色匆匆地一晃而过，才可以避开门口保安的盘查；到达格子间密集的办公区域，要小心翼翼打量，尽量挑选看起来面善且四周没有同事的人询问；若被询问者直接拒绝，或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要立刻点头说“谢谢”。在我们之中，老范躬身的弧度尤其低，态度诚恳，绝不纠缠。
但意外就像避不开的狗屎，还是被我们踩着了。一次，我们仨正往办公室探头探脑，找寻合适的询问对象。突然，身后一阵骚动，有个高亢的女声喊道：“就他们。”
我扭头一看，一伙保安气势汹汹地跑过来。我们仨扭身就跑，来不及按电梯，就推开厚重的消防门，拼命往下冲。不知道在盘旋的楼梯间里冲了多久，终于跑出了写字楼。
见后面没人追来，我瘫坐在花坛边，双脚打颤，感觉心脏要蹦出胸腔。老范的眼镜上全是雾，他取下眼镜，一边喘气一边在衣角处擦拭。恐怕他刚才已看不清路了，全凭着直觉和眼底的余光在冲。冠东出门前用发蜡固定的刘海此时也被蒸腾的汗气弄塌了，白衬衫黏黏地贴在他的背上。他把刘海胡弄到两边，呈“八”字形耷拉在额头上，又粗鲁地扇着问卷调查表，仰头痛骂。
但我耳边还盘旋着楼梯间里“哒哒哒”的脚步声，根本听不清他在骂什么。
几次惊魂落魄的被驱逐，褪去了我们对体面工作的幻想，终于明白自己只是精致巍峨的写字楼群中的不速之客。好在广州是“便利店之都”，每当扫楼空当或天气骤变之时，我们就会钻进一家连锁便利店休息。
一日，我们又狼狈地进了一家便利店，打了3杯冻柠檬红茶。我知道此时的自己满面油光，妆肯定花了，但我懒得管，就趴在餐台上盯着饮料里的那些漂浮的冰块。
一旁的冠东说：“我们好歹也是名校硕士，公司招我们肯定不为了这几张破表吧！”他灵光一闪，提笔随机快速地勾选着问卷调查表。还说联络电话编几个，也可以留白，反正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也不是都会填电话，这样看着真实度更高。
舒适的冷气让人渐渐坐定，我也跟着填起来。老范慢慢地勾了两三张，就停了，他将一叠空白的问卷放回公文包，轻声地说：“我习惯动动。”
回程的地铁站里，冠东兴致勃勃地描画着地铁线路图，指着其中一点说：“知道吗？这就是大广州的CBD。”
我定睛瞅了瞅，是“珠江新城”。
冠东信誓旦旦地说：“我会在那里买一套房。”
当时，珠江新城2万元/平起跳的价格，对比我们的实习期每月3000多的收入，简直像是天文数字。老范不以为然，仰头说道：“人生处处好安家，命若江河我是沙。”
冠东摇摇头，手搭上了老范的肩：“不买房，哪能安家？”
后续的扫楼分组变得很随意。我有时和其他人出去逛几圈，问几张，到点问不完的，就自己填几张夹杂着。冠东逐渐脱离队伍，到点再来跟我们汇合——他又跑去看楼盘了。老范也会独行，甚至偶尔晚归，他坚称他上交的每一张表都是真实的。在大家懒洋洋的倦怠中，勤奋的老范就像人民内部滋生的叛徒，让人膈应。
其实早在公司面试时，老范在一众研究生当中就显得非常醒目了。首先他年纪最大，又有些少年白，显得成熟；其次，当时他抱着一摞报纸一样宽、5厘米厚的册子——这是他用发表的文章做的剪册，实在巨大，横过了他整个腿部，两侧搭在椅子扶手上；最后，他身旁还有个眉清目秀的少女陪着。
熟识后，老范告诉我们，那是他表妹，过来提前感受一下面试氛围。
3
培训进行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又有几个人离开了。一个女生在不断被人拒绝的过程中，怀疑自己是否做好了进入社会的准备，于是痛下决心去考博；一个在培训之初积极活跃，表现得像活动组织者的男生，居然悄无声息地找到了新工作。
领导没想到，一场培训竟然让那么多高材生跑路，于是这场旨在培养大家对公司和保险业热爱的培训提前结束了。那些调查问卷被收回去后，也不知道他们看了没有。
最后，人力资源部宣布新人们的岗位，基本与个人志愿一致——冠东去了团险业务部，老范是办公室的行政文秘岗，我去了业务管理部，倒是那个做过车模的女孩，她的专业是会计，但人力劝她去个险部做销售支持。
在动员会上，人力资源的老总以昂扬的姿态宣布：“5年内，你们就能看到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冠东大着嗓门插话：“能买房吗？”
老总神秘一笑，用手指点了点他，好像颇欣赏他的大胆。但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给我们举了几个身边的例子，说某同事买第二套房了，在进公司第三年。另外，老总强调：“有几个公司能解决你们的户口问题？不能落户的公司，怎么能帮你们在这里生根呢？”
这倒真是直击我的痛点。我此前也拿过一份央企的offer，还去北京实习了两个月，但带我的老师告诉我，去了也只能是编制外的，户口无法迁移。尽管我对那份工作很喜欢，但没有北京户口，也只是城市里的一叶浮萍罢了。权衡之下，我才来到广州。
正式入职后，我的生活变得规律且乏味。下了班，我就待在宿舍空调房里懒得外出，由于宿舍离办公区很近，周末也常被叫去加班。空闲的时候，只偶尔和熟识的同事在附近有团购价的小馆子聚餐。
整个广州，好像又从一号线周边缩回到微小的一隅。
冠东开始忧心忡忡，他告诫我们：“情势不容乐观，没发现吗？顶头上司都和我们差不多大。”
我们的主管经理大多是本科毕业，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国企飞速发展，大规模对外招聘。此前这所老牌保险公司人才断档、青黄不接，他们工作三四年后，就做到了主管经理的位置。我们硕士毕业，像老范，在读研之前还在报社工作了一年，确实年龄相当。突然间，我们也醒悟到，虽然眼下的工作尚能处理妥当，但想要快速升职、涨薪，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当大伙迷惘又苟且的时候，某天，部门同事对我说：“你们一批进来的一个人，给老板写了举报信。”
我吓了一跳，问谁把领导举报了？那同事说，其实不算举报，就是揭发办公室的丑恶行为。说完，他忍俊不禁，好像这是前所未有的滑稽。
办公室的新人只有老范。我解释说，老范是一个性情平和、不喜争执的人。但又一细想，其实从调查问卷那件事就能看出，他是执拗的。
据说，老范去办公室后，带着高度近视的圈圈眼镜趴在办公桌前，一声不吭地干着领导交办的工作。但在老黄牛的外表下，他默默收集着办公室的丑恶现象，比如：浪费打印纸张、上班时串门闲聊、偷摸跑去银行办私事、偷接USB上外网、把单位的计算器和本子捎回家……此外，他还痛批办公室里拉帮结派的行为，慷慨激昂地写道：“其劣迹有如党争，损人心智，令气氛萎靡。”
这封邮件他发给了办公室主任，还一并抄送了总经理室成员。
我在聊天软件上问老范，老范只说：“笔似刀锋，需慎用。”看来，他已有悔意。冠东嬉皮笑脸地去找老范打听，但办公室主任已经提前找老范私下谈了话，老范就对外噤声了。
没多久，老范迅速搬离了公司的宿舍区，出去租房住了。平时只在社交圈外围游离的他，这下彻底隐身了——老范结婚了，新娘竟是陪同他面试的“表妹”。我们十分吃惊，顿感平日里寡言少语的他，内心并不简单。
4
冠东个子高、声音洪亮，即使带点湖南口音，但在领导和同事眼里，似乎颇有趣味。于是，他们常邀请他去广州市分公司和珠三角地区主持产品宣讲会。
有时在大门口、电梯、过道中遇见冠东，他总夹在很拉风的一批人当中，我都来不及打招呼。有时他来我部门，部门经理还起身亲热地招呼他，让我去给他倒茶。
冠东风风火火地来，又风风火火地走，期间即使我递了茶，他也没用余光扫我一眼。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一起“扫街”的友谊好像早就瓦解了。
可没想到，冠东的大喇喇的性格也让他触了礁。某日，在电梯里，一个同事拍着他肩膀大声称呼他为“东总”，喜欢开玩笑的他也以“某某总”回应。他俩摇头晃脑地胡吹乱侃，却不知电梯里真有个面生、但应该被尊称为“总”的人。
年终会议时，某领导公开批评了我们这批新人，说我们目无尊长，还喜欢搞小团体。大家顿时噤若寒蝉，之后连性格开朗的冠东也不敢再呼朋引伴了。
年底考核公布，我得了“良好”，可以拿全奖；老范被评为“优秀”，年终奖可以上涨20%，全公司只有10%的员工有此殊荣；而一时风头无限的冠东却只得了“合格”，什么都没捞着。
大家在饭堂吃饭，三五成群地坐着。往常总和老员工混在一起的冠东，久违地端着盘子过来，小声说道：“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像之前那样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话，甚至懒得搭理他，他又自顾自地说：“交换条件！考核就是‘别再闹了’的奖励。”
年关将至，我们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公司说临时有个会议安排，联系了附近的一个经济型酒店，要我们在两天之内从宿舍搬过去。
来广州这么久，大家的家当早已不是刚来时的一个箱子，只好大包小包一趟趟地往酒店挪。
这时，老范居然带着媳妇出现了，尽管其实这不关他啥事了，他们还是来帮我们搬家。冠东消息灵通，说公司让我们搬去酒店，其实是动了收回宿舍的念头。公司招聘时，曾口头承诺我们包1年住宿，但没有书面协议。要是1年缩减成半年，以后每个月要多1000左右的房租开支，等于年薪少了6、7千元。
大家聚在酒店里，忐忑不安地议论。这消息目前只是风声和猜测，慌张地抗议好像不合适，若是反应激烈点，恐怕工作丢了、数万元的年终奖也会泡汤。
老范却坚定地说：“不能等。如果已经过了领导，形成书面的意见，或者干脆把宿舍另作安排，再收回是很难的。如果还是意向，反而有空间。”
说完，他拿起酒店的铅笔，在信笺纸上划了个123：“简单点，把工资福利摆一摆，再算算房租开销。大家团结一致，声明立场——当然，结尾一定要感谢公司。”
阳光透过玻璃，在老范那张没甚表情、万年不变的脸上晃出光斑。他媳妇就在旁边坐着，仅仅是多了个人而已，但老范的气场由以往的落寞孤冷陡然变为稳重靠谱。
我们夸老范“既有才华又有侠骨”，让他主笔。老范也没推辞，说这是君子大义。
5
这场没有掀起的风波平息了。后来新人们又搬回宿舍，住满1年，大家才各自租房。如此一来，我们私下的来往就更少了。
进了公司大楼，电梯门一开，新上的人左右点头一圈，大家都一股脑地小幅度点头数次，也不说话，彼此都很沉默。我看着反射如镜面的电梯门，照出自己标准的嘴角上扬幅度，越来越像公司海报里客服模特的表情——僵硬且无趣。
招聘时，公司说的“同行业有竞争优势的年薪”落实后，是10万多，在当时的广州还算体面，但也普通。工作第二年，父亲给了我10万元，让我在单位附近买了一个单间。
本以为冠东会肯定我，他却批评道：“女的买房就很难嫁人了啊，独居女性也是现代都市的社会问题了。”
我不想给自己贴标签，但当我从单位的集体户口中迁出来、拿到我做户主的户口本时，我也不免俗气地感到，我算是真正在广州住下了。
工作第三年，冠东的家里也给他资助了50万，让他在番禺祈福新村购置了个三房一厅。到了周末时，他还是去参观珠江新城的新盘，感叹自己的好眼光——我们入司时，珠江新城还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像个半成品。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珠江新城成为了商务资源集中的经济引擎，房价在两年内翻了两倍有余。
他眼光没错，但更买不起了。
工作第三年年底，公司调整了部分人的岗位。
冠东换了部门。他说，保险公司三大营销渠道：“个险”、“团险”、“银保”，他都立志要晃一圈。而老范变化最大，得从省公司办公室去东莞分公司办公室。
离别送行，我们找了个晚上开业的走鬼档烧烤摊，聚坐在折叠桌前。肉串在火上滋滋作响，一根电线牵扯的灯泡在头顶上摇摇欲坠，昏黄的灯光投射出一丈光明，喧嚣散去后广州显得格外安稳和悦。
冠东揽着老范的肩膀说：“好事！要想提拔，就得先去下面走一遭。没点基层经验不行。”
老范笑得很淡然：“世事难料，福祸相依。但广州生活成本过高，可能就在东莞安家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感叹：“这是准备买房了么？”
“难道在城市安居的标准最终都难逃买房么？”冠东敲着桌子再次强调，“不买房要户口干嘛？没有家留在广州干嘛？清高如老范也脱不了俗。”
老范举起啤酒瓶，摇晃着，白色气泡涌出，顺着他的手臂淌下。他恍然念道：“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老范就是有才！”我也没听太明白，就着大家一起起哄拍掌鼓噪着。事后，冠东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老范早就是领导心中的“刺头”了，所以也是这次基层锻炼的“重点动员”对象。
公司私下也动员过冠东去分公司，毕竟那里难得招到学历高点的人。可冠东很警醒，他觉得虽然提拔要基层经验，但自己在广州根基不稳，万一去了底下又腾挪不上来，就难办了。
于是，他拒绝了这个工作安排，一口咬定：“入司时签订的协议说了，工作地点是广州。”
6
在我们公司，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像候鸟一般。家安在广州，长期在不同的分公司之间进行职位的跳动、升迁。平日里，也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回家，可能等到小孩出生、读小学、初中也未必能回广州上班。在系统内谈选择城市很奢侈，个人只能被动地跟着公司的需求走。
我内心很为这种不由自主怅然，但女生好像在职场的初选环节中就已经被筛掉了，连下分公司的机会都少有。我们那批入司时，硕士还算小比例，本科占大头。自我们之后的招聘，已是非名校硕士不招的局面了。
我开始负责报表，几乎所有的假期都在加班，也没有补休。身边的人也大多如此，没什么可指责的。一天，财务和我对接报表的女生突然消失了。几日后，同事去她租的小房子敲门，发现她在，只是不想上班，也不想接电话。
后来，这个女生在医院诊断出“重度抑郁”，就辞了职。因为很突然，没有找下家，也没有太多存款，身为外地人的她很快就离开了广州。
她走后的某一天，在微信上联系我，说辞职以后她在老城区里乱晃，陆陆续续地退出了十几个工作群，才听到身边的鸟语花香、虫鸣风吼，仿佛整个天地都为她打开了。
说来也巧，老范离开广州之前也和媳妇去爬了白云山。从朋友圈的照片看到，小而连绵的山峰环绕着最高峰的魔星岭，下面是云雾缭绕的都市。山顶的风景开阔而壮美，等到阳光洒下，浸没万物，整个广州都金光闪闪、耀眼又平静。
广州很美，只是我还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体会。
这时候，冠东一边在销售部门间挪移，一边将空余时间投入相亲大业。除了单位工会联络的，连街道组织的联谊活动也去，他陆续见了银行、通讯、房地产等诸多行当的单身女青年，却始终没有成功。
保险公司是一个奇怪的存在，说起来是世界500强的金融机构，收入也不低于银行系统。但对方一听冠东是保险公司，就会想到四处求人的保险业务员，这使他在相亲市场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痛定思痛后，冠东得出结论：“大家都讲‘够晒威’，必须考公务员，还得赶在30岁之前。”
他确实是能调转过头就狠下功夫的人，连周末外出做培训宣讲都会偷偷溜回酒店房间，见缝插针地看书做题。两次尝试后，冠东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广州的一家金融监管机构，还和某三甲医院的女医生一见钟情，迅速领证结婚。
领导同事再说起冠东来，都赞不绝口，说他活成了同辈学习的典范。我感叹，原来在保险公司这种宣讲文化浮夸盛行的地方，也觉得公务员更好。
那时候，我的一篇赔付率分析报告在公司内部得了奖，也被总公司领导注意到了。经理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想过在公司的发展路线，还说我很适合管理岗位。我内心点燃了一丝升职的希望，冠东走后，我继续做着本职工作，被考核、被拣选，等待不知几时来到的升职。
可是在入司的第五年，就是当初培训时人力老总说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里，我生了场大病，成了失路之人。我不得不离开广州，被动地淡出了社交圈，回到湖北老家开始漫长又辗转的治疗。
但最离奇的还是老范。他到东莞后，只过了一年就突然离婚、辞职，接着便落发出家了。听旁人说，是因为分公司办公室人少、分工没那么细，总有些喝酒应酬的事，使老范疲于应对。
我猜这也不是全部原因，但即使老范在，他也不会多说自己的事，只会说：“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7
我治疗结束后回到广州，顶头上司已是比我晚一两年入司的人了。被陌生、年轻、有激情的同事环绕，被当成平庸且落伍的前辈，我再次陷入真实的扁平生活。
以前的同事和领导都劝我注意身体，有人是发自真心的关爱，有人是带着自上而下的怜悯。当然，也有人劝我凡事不要在意，好像我生病之后性格也会出问题。
某日，我在地铁上偶遇冠东。尽管我们的联络方式都没变，但早已没有了联系。他略胖了点，穿得比之前在保险公司里随意了许多，还是颇为热情。
他说，一次他出去旅游，在杭州某名刹好像看到了老范。他摇头晃脑地评价着：“如果是那个寺庙的话，去的难度恐怕不亚于考公了。”
体育西路到了，这里人潮汹涌，从东南西北汇集，又四散开去，多停留一会儿都是罪过。我跟冠东说“有空再聚”，就匆匆告别了。
出地铁站的扶梯又长又陡。有人深入地下，有人离开走远，不知道他们是否都走在自己的康庄大道上。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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