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425）
1
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参加工作的第一天，教导员从公安局政治部把我领回派出所。
换好警服，同事们已经聚集在值班大厅里，教导员为我依次介绍：
“这是杨所、咱们所所长；这是马所，治安副所长；这是范所，刑侦副所长……”介绍完主官，
教导员又指着值班台后一位身着作训服的男子说：“这是杨大队。”
我跟他打招呼，他冲我笑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
所里一共有10位民警，后来我又和大家客套了一番，但一圈下来，依然记不住大多数人的名字，
唯独记住了“杨大队”——因为其他人都是“警官”，只有他是“大队”。
散会后，杨大队把我叫到跟前，用手揪了揪我的警服衬衣领子，笑着说：“小伙子，以前没穿过制服吧？”
我有些不好意思，点点头，说校服穿过不少，制服还是第一次穿。
杨大队说那难怪了，衣服穿错了，“冬常服配警服衬衣、领带和V领毛衣，脚上穿皮鞋。
你里面穿的是春秋长袖执勤服，高领毛衣，脚上穿运动鞋，前几年村里的警察才这么穿，赶紧换了去。”
他笑嘻嘻地说。
没想到穿个衣服还有这么多讲究，我赶紧回备勤室换。
等我再下来，杨大队就一边帮我绷直衣角，一边津津有味地感叹：“真好啊，现在这警服越来越漂亮了。”
那年，杨大队45岁，在派出所工作15年了。
他圆脸，留着极短的平头，不笑的时候一脸凶相，笑起来一团和气、憨厚。
起初我和他不在一个班，但经常和他一起去看守所和强戒所送人。
我只知道杨大队不是正式民警，因为他在所里带过“联防队”，后来又是辅警队的头，
大家就都喊他“杨大队”。能看得出，杨大队在所里颇受尊重，每次例会，他都是唯一参加的辅警。
后来交流多了，才知道他是本地人，当过兵，早年与妻子离异，现在一个人带儿子生活。那时，我只是有些疑惑，印象中市局其他派出所的辅警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把这当成一份过渡的工作，做一两年便走，不知杨大队这把年纪了，为何依旧在派出所当辅警。
“年纪大了没处找工作呗，不然早走了，这三千来块的工资哪够养家糊口的……”
一次，杨大队在巡逻车上跟我说。随后他又问我工资多少，我说还不到三千，
他听罢“哼”了一声，我没明白是啥意思。
2
2012年初，局里按惯例要给新人安排老民警当“师父”，人选暂时没定下来，领导让我先跟着杨大队学。
显然，杨大队早就得到消息了，但他似乎不太高兴，嘴上抱怨：
“这么多老民警闲着，为啥总逮着我不放？我又不是民警。”
我有些尴尬，只好恭维说：“甭管民警辅警，您是老前辈，啥都值得我跟着学。”
他又哼了一声，但脸色好看了许多。
杨大队先带我熟悉管区情况，我以为就是跑跑辖区内的主要单位，但杨大队说那些地方让所领导白天带我去，让我晚上下班之后再找他。那天下班后，他一身便装，让我也换掉警服，上了他的私家车。临开车前，杨大队说：“官面上的地方我带不合适，去了会让人笑话。摆不上台面的地方我带你去，你也做好心理准备，这些地方才是今后需要你费脑筋的。”
那晚，我跟他去了一些“特殊”的地方：在乌烟瘴气的棋牌室里，杨大队指着隐蔽位置的一张门帘说，帘子后面有两个箱子，搬开箱子里面还有一间屋，平时是店老板的杂物间，但以前在里面摆过“打鱼机”开赌；在喧闹混乱的迪厅里，杨大队悄悄指着两个路过的年轻人说，记住他俩的模样，这是两个吸毒人员，且有贩毒前科；在深夜营业的美发店外，杨大队指着隔壁一间早已打烊的杂货铺说，两个店面之间新开了暗门，他怀疑美发店老板是为了“捞偏门”躲检查……
路过一间公共厕所，杨大队把车停下来，招呼我也下车，我不明就里，下车跟着他走了进去。公厕里惯常的臭味里，竟然夹杂着一股香气，杨大队使劲吸吸鼻子，让我记住这个味道。我有些恶心，问他这是什么味道？杨大队说不久前有人在这里吸过麻果，让我以后看住这间公共厕所。
之后，他又带我转了几个居民小区——
“这栋楼301，户主曹XX，盗窃前科，目前在拘留所，3天后回来，盯住他。”
“这栋楼地下室有一个麻将馆，之前有过聚赌，最近几天一直没开门，留意一下。”
“这栋楼2单元的101被租了出去，上面怀疑是失足妇女承租后用来卖淫，抽空进去看看。”
……
凌晨时分，我们路过一个街口，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徘徊。杨大队开车路过，“嚯”地停了下来，降下玻璃，大声喝道：“你们搞么事！”
一个看似领头的年轻人走过来，见是杨大队，弯腰，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杨叔啊，没事儿，兄弟伙的喝醉了，醒酒呢！”
“放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啥，滚回家睡觉去！”杨大队声音不大，领头的青年却犹豫了一下，招呼自己的兄弟伙离开了。
杨大队开车一直跟着他们，几个人走几步便回头看一眼我们的车，杨大队用远光灯闪他。就这样走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群各自散去，领头的年轻人也进了小区，我们才停止跟踪。
杨大队告诉我，他们是一帮混子，大多没有正当职业，平时在街上惹是生非，没少跟派出所打交道。今天晚上聚在一起，应该不是为了啥好事儿，“以后常注意他们，见他们聚在一起就想办法驱散。”
返程路上，杨大队如数家珍一般，告诉我管区内有多少“重点人口”，有哪些“前科人员”，有哪些“隐患地带”，甚至连多少家五金行、修理厂、寄卖行、鞭炮铺，各自处于什么位置他都一清二楚。
我拿出本子准备记下来，他说不要记在本子上，要记在心里。我说那怎么记得住？他笑了笑说：“等你干久了，自然也就记住了。”
就这样，杨大队给我当了3个月“不挂名”的师父。
每次我喊他“师父”，他嘴上说着“不要在公开场合这么喊”，神情却很是受用。巡逻时，他经常跟我讲以前的故事，说早年公安局还未改制时，民警和辅警没啥区分，某位领导还给他做过徒弟，“但那家伙不像你，他笨得要死，俩月学不会治安笔录，抓狗被狗咬，找猫被猫挠，啥也不是……”但之后，杨大队却又自嘲一般地笑，继续说：“可是人家运气好啊，赶上了转制的末班车，先转成公务员，又当上领导。不像我，干了半辈子，倒是啥都会，但至今也没能当上‘正规军’……”
每当杨大队说到这个问题，我便不知该不该接他的话。
的确，公安局民警的身份转制工作早已于十年前就落下帷幕了，能转的都转了，转不了的都走了，而杨大队却是个特例——他的身份既有别于局里的正式民警，又不同于绝大多数合同制辅警——他算是公安局的“工勤”，即机关单位职工。
那时，很多人都觉得“工勤”这个身份已经相当不错了，相比于企业职工，机关单位“工勤人员”工作更加稳定，机关公务员的福利待遇都可以享受，却又不必接受相关公务员条例的限制。只是杨大队觉得不好，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始终算不上是一名真正的警察。
“就是没赶上好时候啊，《公务员法》晚出来一年，我就妥妥的是个正式警察了。谁知道呢，忙活了半天，空欢喜一场，警服和警衔都发给我了，结果最后就卡在那关键的一年上了……”杨大队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我再细问，他却推说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不想再提，不提也罢。
3
尽管如此，所里的同事们似乎从来没把杨大队当辅警看待，而他似乎也同样不认同自己的辅警身份。杨大队平时不穿辅警制服，爱穿一件作训外套，肩膀上扛着“两毛一”（两杠一星）的警督肩章——其实这是违反着装规定的做法。但他是派出所的老人，当年的纪律管理也不是太严格，所以领导们也都听之任之，只在一些必要的场合，才会提醒他注意着装。
按照公安局的相关管理规定，辅警只负责开车、打印材料，看守嫌疑人、维持现场秩序等工作，并不直接参与警方的抓捕和办案。绝大多数辅警也严格遵行着这一制度，只有杨大队例外——他参与所里的一切工作，只要工作上需要，他都不会拒绝。有时即便嘴上拒绝，后续的行动上也少不了他的身影。
这些年，他几乎没有缺席过所有相对危险的抓捕现场，而每次回到所里之后，教导员都会生气，说杨大队没有参与这种行动的义务，年龄又在那儿摆着，你们怎么好意思喊他。同事们只能说，杨大队经验丰富，有他在才安心。
虽然领导屡次要求民警在工作中“分清民警和辅警的工作范围”，不要动不动就拉着杨大队干民警的活，但遇到需要领导本人带班出警的任务，他也少不了要把杨大队叫上。
杨大队有时也会发牢骚，说自己拿着辅警的工资干着民警的活，下次这种事不要再喊自己，喊也不去了。但这些也就只停留在牢骚的层面上，遇到大案要案，他的身影还是穿梭在一线。
“他做这行确实是把好手，这么多年了，如果是正式民警的话，现在起码能做到支大队的副主官位置……”一次吃饭时，教导员感慨道。
“99年6·20杀人案，关键线索是他摸出来的；2001年7·14强奸案，他在茶市场一眼认出了强奸犯；2007年10·17抢劫案，他在驳船上按住了嫌疑人。这几年扫毒，10个强戒指标里8个是他完成的。就凭这些，给个刑警大队长干也不过分吧，可惜了啊……”
那时，我对杨大队的境遇也很好奇，但他自己却不肯说，便趁机问教导员。没想到教导员一下打开了话匣子，跟我足足聊了一个晚上——
杨大队的“工勤”身份，一直都是公安局的“历史遗留问题”。按照教导员的说法，杨大队曾经有3次机会正儿八经穿上警服。
第一次是1991年，杨大队从新疆某部转业，进公安局工作完全没问题，但安置结果出来，却是某国企的机关小车队。那个年代，国企机关小车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好单位，杨大队父亲与那家企业领导有些私交，便把自己儿子“安排”了进去。老爷子“帮了倒忙”，断送了杨大队第一次入警的机会。
第二次是1996年，全国“严打”，公安局缺司机，杨大队申请借调，严打结束后主动留了下来。
往后，他先在公安局机关工作，后来索性去了派出所，当了6年“杨警官”。
到2002年，公安体制改革，同事大多转为公务员，可杨大队却遇到了麻烦——当年，为了保障民警素质，上级文件要求“35岁以下转制民警必须具备高中（中专）以上学历”，杨大队那年刚好35岁，但他入伍前只有初中学历，在部队参加的培训未能被认定为“中专”，没有达到转正条件。
摆在杨大队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在公安局继续等待改制，二是回原单位工作。他选择了前者，因为那时他已是派出所的治安骨干，领导找他谈话，说改制阶段各项制度都有变数，杨大队觉得有道理，便继续等政策。
然而随着转制逐步完成，公安局也没有再下发新政策。原单位派人来找杨大队，劝他调回去。杨大队没走，他说因学历受限没转正的大有人在，公安局编制有限，不好说给谁不给谁，等走的人多了，留下的自然就转正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2年后，公安局终于决定再解决一批编制问题。杨大队位列人员名单之中。他已拿到中专文凭，也满足了转正的硬性条件，但那次他依旧失败了——因为同批转正同事中有一位烈士胞弟，上级部门要求公安局先解决烈士胞弟的编制问题。无奈，杨大队主动让出了名额。当时，杨大队的警衔和警号都发了，又只能原样交回。领导不忍心，把“两毛一”的肩章留给他做纪念。
那年杨大队已经38岁了，依旧在派出所干治安，身份不明。杨大队自己也有些气馁，说可能这辈子与警察无缘，但领导舍不得让他走，于是打下包票，说两年内无论如何都会给他解决正式编制问题。
不料2006年，新《公务员法》实施，公安机关招录新人民警察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而杨大队的年龄早已超过了省考上限，自此，彻底失去了转为正式警察的机会。
“老领导当时愧疚得不行，问杨大队想去什么单位，他来协调。但你杨大队说自己在派出所干了10年，哪儿也不想去了，最后领导没辙，给他转了‘工勤’，还是留在了派出所。”教导员说。
记忆中，局机关车队的小车司机老唐也同样是“工勤人员”，我问教导员他俩的情况是不是一样，教导员却笑了笑，说身份是一样，但别在杨大队跟前提老唐。我问为啥，他说老唐和杨大队彼此不对付，见面也从不打招呼。
杨大队说，老唐留在公安局是为了“占便宜”，但老唐却笑话杨大队，说他明明不是警察还装蒜，自己骗自己。
4
我从没有跟杨大队提过小车队的老唐，但杨大队自己却提过一次。
2013年8月，吸毒人员许某拉起一个团伙，专在辖区盗窃电动车和电瓶。一月之间，几个人在辖区偷了10多台电动车和20多个电瓶，一时搅得鸡犬不宁。所里成立了专门警组抓捕许某一伙，我和杨大队都名列其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布控抓捕，3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但主犯许某却始终不知去向。吸毒人员本就行踪诡秘，同伙落网后许某更成了惊弓之鸟，四下寻不到他的踪迹，大伙只好各自想办法。
9月初的一天傍晚，我正在所里值班，突然接到杨大队电话，让我赶紧开车去城东国道附近，许某出现了。我和另一位同事立刻开车赶了过去，到现场后却发现只有杨大队一人坐在马路边。我问他许某在哪里，他却气呼呼地说已经骑电动车跑了，我们开车沿许某逃跑的方向追了一程，没有结果，杨大队摆摆手说估计跑远了，先回派出所吧。
一路上，杨大队都是气呼呼的样子，我以为他还在气许某逃脱，劝他回去调监控看看。不料杨大队却说他气的是机关车队的老唐，回去非把情况反映给领导不可。
一回派出所，杨大队便直奔值班领导办公室，我和同事去监控室查视频。很久之后，才看到教导员和杨大队一同从办公室出来，教导员边走边安抚杨大队。
原来，杨大队的儿子读初三，学校加了晚自习，杨大队不值班时便去给儿子送晚饭，结果那天在学校门口，杨大队遇到了刚好骑车经过的许某。两人一照面便认出了彼此，许某立刻猛拧电门逃跑，杨大队则在后面跑着追。
眼看两人距离越拉越远，杨大队却在路边看到了同样来给孩子送饭的老唐。老唐是开车来的，人刚从车里出来。放在往常两人见面是不打招呼的，但这次情况不一样，杨大队一把拉住老唐，让他帮忙开车带他追许某的电动车。
杨大队满以为老唐会帮忙，不料却被拒绝了。老唐扯了个理由，说车钥匙被老婆拿走了，但杨大队分明看到老唐是从驾驶位下来的。他有点急，说：“老唐你还算不算个警察？”
老唐却笑了笑，回了他一句：“我不算，你应该也不算吧。这么拼干嘛？还想着你那‘两毛一’呢？”
我能想象出老唐说这话时戏谑的样子，也理解了杨大队为何会在路上生那么大的气。杨大队要求教导员把当天老唐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他说即便普通群众遇到这种情况也有配合工作的义务，更何况是老唐这样在公安机关工作的人员。但教导员考虑再三，却觉得这件事也不好这么做。
“老唐这家伙真是操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最后，教导员说。
后来，老唐的事情被教导员捅给了局领导，老唐挨了一顿臭骂。之后教导员又找杨大队谈过几次话，杨大队似乎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如既往地参与对许某的抓捕，没多久许某便落了网。
2014年2月，市局布控抓捕毒贩陈立军，我在案件专班又见到了杨大队。他和陈立军打了十几年交道，对陈立军比对自己的儿子还熟，因此又被局领导破例加进了专班，主要负责一些情报分析工作。
陈立军是本地的一个老毒虫，没有正当收入来源，这一次是借高利贷进了一些冰毒打算转手卖掉。对陈立军的抓捕行动很顺利，原本只负责情报分析工作的杨大队在抓捕时也去了现场，按倒陈立军的三个人里，就有杨大队一个。在押送陈立军进入办案区时，政治部宣传科的同事还给他拍了照片。
不久后，省媒就在官网上发布了我市有关这次行动的新闻报道，几张新闻配图中就有两张杨大队的照片。一张是他按倒陈立军时民警的执法仪截图，另一张就是他押送陈立军进入办案区时宣传科同事拍的照片。
那天下午，杨大队喜不自禁，坐在值班台后面抱着手机，一直看自己的照片，还把新闻链接不停地发给亲朋好友。有同事跟他开玩笑，“看照片上，老杨的气势起码得是个刑警队长啊。”
杨大队的脸笑成一朵花，说：“那还用说。”
只可惜，杨大队的开心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傍晚刚过，他就发现那篇新闻链接打不开了。刷新了好几次之后，却发现新闻还在，但照片却被换成了其他人。
很快，他便被教导员电话叫去了办公室，再出来时，一脸颓丧。他又一次气哼哼地把手机直接扔在值班台上，坐在一旁抽起了闷烟。
我问他怎么了，他瞥了我一眼，说还能怎么，教导员让他以后不要再戴那副“两毛一”的肩章了。
原来，市局领导也看到了新闻照片，乍一看没什么问题，但随即就有人“提醒”领导，说杨大队是辅警，却在照片上带着民警警衔，明显违法相关规定。而且照片是发在省级媒体上的，一旦上级公安机关较真，领导可能要担责任。
局领导认得杨大队，也确实觉得照片不妥，于是电话打到政治部宣传科，让他们马上联系媒体撤稿换照片，又给我们教导员打了电话，让他规范所里的辅警着装。
虽然上级的决定没有任何问题，但看到杨大队失落的样子，我还是在一旁感慨了一句：“是谁这么无聊，去跟局领导说这事。”
大家都没说话，杨大队却突然笑了起来，说：“管他呢，一张照片而已，多大点事儿？”
当天晚上夜巡，杨大队开车带着我，却没像往常那样健谈。他一路沉默，警车开到半程时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脚重刹把车停在路边，我正诧异，却见他猛地从肩膀上扯下那副“两毛一”，扔在了扶手箱里。
5
教导员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有人把当警察看作一份职业，有人把当警察看作一份事业；有人把当警察看作一个饭碗，而你杨大队把当警察看作一个梦想。”
的确，既然是梦想，就意味着十分美好，且不易实现。杨大队不认同教导员的观点，他也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屁梦想，就是份工作嘛，屁‘两毛一’，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但事实上，我能感觉出，他其实依旧心存“梦想”。
2014年底，我偶然从网上看到一条有关“优秀辅警可以转为正式人民警察”的新闻，随口给杨大队说了，他当时没有说话，但当天晚上很晚了，却又打电话给我，让我把那条新闻发给他，他说自己回家后上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那条新闻令杨大队激动了很久。的确，按照工作业绩，他早已满足了“优秀”的标准。他武警出身，在派出所工作了很多年，业务精熟，很多民警当年入警时都给他当过徒弟，至今有些重要案件局领导会批示让杨大队参与，他需要的只是一纸转正命令而已。
第二天，教导员也找我要去了那条新闻，上报给了局领导。
那天中午，杨大队没有像往常一样跟我们一起在二楼吃饭，而是一中午都抱着手机窝在值班室里，我去看他，发现他还在网上搜索着有关那篇新闻的后续报道。
然而，等到下午上班时教导员却把我拉到一旁，埋怨我不该给杨大队发这些有的没的，让他空欢喜一场。我被说得云里雾里，教导员跟我说他把消息报给局领导后，领导翻来覆去研究了很久却总觉得不太对劲，咨询过上级后，才发现那条新闻只是无良自媒体歪解政策之后的谣传。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杨大队对这事儿非常敏感，你可能只是随口告诉他这么个消息，但在他看来可能又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结果大家一起激动一场，最后发现是假的，你倒没什么，但对他来说，残忍不？”教导员一脸怨气，我赶紧低头认错。
之后，杨大队好几天不愿理我，事后我向他道歉，他还气呼呼地说以后不要再给他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但不久他又在网上看到了类似新闻，却依旧会找到我，让我帮忙看看这次的新闻是真是假。
2017年4月，听说我要离开派出所，杨大队请我吃饭。他问我以后怎么打算，我说没想那么远，先读书吧。杨大队叹了口气，说这事儿挺有趣，自己一辈子为个警察的身份求而不得，“你倒好，说走就走。”我也笑笑，说读书深造又不是不回来。我劝他悠着点，“人过50了，别再把自己当年轻人来用，注意身体。”杨大队点头让我放心。
我知道，编制还是他心里的一个坎，想劝他，但又不知该如何开口。不想杨大队似乎猜到了我要说啥，主动引起了话题，说自己不再纠结身份不身份的事情了。一过50岁就奔着退休去了，有些事得看开，毕竟自己还有个“工勤人员”身份不是？
“当不了警察，那就当警察他爹吧！”杨大队喝了口酒，点了支烟。他这话说得挺粗，搞得我不知道怎么接。可能看我有些尴尬，杨大队又笑了，说不是骂人，是他儿子杨霄去年考上警校了，侦查专业。
我恍然大悟，举杯向他祝贺。“打算让儿子当你最后一任徒弟？”
杨大队举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没说话，脸上挂满了一团笑意。
7月，我收拾行李离开派出所，发现给我送行的同事中多了一个新鲜的面孔。我向杨大队求证，他点头说是，今年暑假，儿子来派出所做暑期实习。
崭新的学警制服穿在小伙子身上，尤其精神。同事们在派出所值班大厅里列队，整理警容为我送行，杨大队整理完自己的衣服，转身帮儿子整理。他捋了捋儿子的衣领，正了正儿子的警帽，小声说：“常服裤和执勤裤看似一样，其实是有差别的，你穿错了，下次注意！”
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6年前刚到派出所报到时杨大队帮我整理新警服的样子。
2020年9月，杨大队的儿子通过招警考试，正式入职。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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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刚子比我小了一轮，却是我在这座城市里最好的兄弟之一。
与刚子结识，并不体面，甚至有些丢人。十几年前，刚回国的我，又被某间国际工程公司踢去海外担任南亚地区的区域经理。而那时20岁出头的刚子，已经凭借丰富的现场经验，成为了国内某间电梯公司在海外项目的施工队长。
那个现场号称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像个迷宫，环境杂乱无章，野蛮施工，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当地夏季室外40多度的高温，对于在闷热楼体内的施工人员来说，无异于一场人间炼狱。
我不懂技术，不常去现场，但在一次陪甲方老大考察时，却偏偏看到现场施工的中国工人乱作一团，他们手中对讲机里传来呼救声——一个电梯安装工在电梯井道顶部进行“放线”作业时中暑晕倒了，正被安全带吊在脚手架上摇摇欲坠。我面前那些稚嫩面孔上写满了慌张，——国内公司在海外扩张时使用更廉价的大学毕业生，这批初来乍到的“娃娃兵”，连现场地形都没摸清，更不可能在70多部直梯井道里立刻找到出事的井道。
100多米的高度，普通人爬楼梯至少得20分钟，我身边的工程监理是当地土著，熟悉现场情况，很快带我乘坐唯一一部“专用电梯”找到了事发地点。但作为西装革履的“上等人”，他自然不会屈尊钻进肮脏油腻的井道里施以援手，而森严的等级制度下，现场荷枪实弹的保安们是绝对不会允许工人们乘坐“专用电梯”的。
那个电梯井道外，还有张稚嫩的中国人面孔，只管对着对讲机大呼小叫，并不敢爬进空荡荡的电梯井道里的脚手架上进去施救，“师父”都在井道里“上吊”了，这家伙居然还跟我飙英语：“Sir, help him, please！”
尽管我自己也恐高，更没爬过脚手架，但赶鸭子上架我也得硬着头皮上，至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昏迷的工人仅仅靠着一条安全带维生。
脚下100多米高的脚手架在“云里雾里”左右晃动，那种恐惧，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根本体会不到的。凭着一股狠劲，我成功地爬过几部脚手架，把被安全带吊在半空的工人拽到“跳板”上，然后能做的，就是双手死死地抱住钢管，随着脚手架一起在高空中晃悠着，祈祷脚手架能够经得住我这200多斤的大体格子。
刚子是从一楼直接徒手爬脚手架上来施救的，中暑的工人已经失去意识，把他弄出井道没费什么事，但对于意识尚在、手脚已经瘫软、死活不肯松开手中钢管的我，已经精疲力尽的刚子只能解下自己身上的安全带套在我身上，然后坐在踏板上喘着粗气。
“你不要命了？这么高你连个安全带都不系就进来了？”刚子冲我吼，接着自己笑了，“穿成这样进井道爬脚手架，我干了这么多年电梯，还真没遇到过。没事，你别怕，这架子几百公斤的曳引机都能经得住，就是心理作用。”
“我他妈哪知道这钢管搭成的脚手架也会晃悠啊。”高温已经让我严重脱水，脚下皮鞋的打滑让我寸步难行，成群结队的蚊虫轰炸更让我心烦意乱。
接下来，在100多米的高空中，我们两个同坐在一根20几公分宽的钢制跳板上的男人，开启了一段莫逆之交。
刚子的文化程度不高，少年时就进城打拼，从摆地摊贩水果到折腾鞭炮、倒腾假药，吃了不少苦，也上过不少当。后来他跟了个师父学习安装电梯，凭借着自己的勤奋与聪颖，慢慢开始做小包工头，从师父手里接活，随后又经人介绍到这间电梯公司里打工。
“我说你自己干多好啊，干嘛跑这儿来遭这个洋罪？”安全带的束缚感，让我的紧张消退了不少，但两条腿还是不听使唤，始终没有勇气再站起来。
“哥，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没坐过飞机也没出过国，就想坐着大飞机出趟国……”
如此朴实的小哥们，让我心头一震。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刚子帮我更换了4次安全带的固定点，才把我成功地送到楼板上。那一刻，我和这位朴实的小兄弟是真正过命的交情了。这出让现场管理层开了半年玩笑的“洋相”，让刚子打心眼里认可了我这个“大哥”。
2
共同跟各路妖魔鬼怪斗争了大半年后，我和刚子成了无话不说的铁哥们。我直接跳槽到了他所在的电梯公司，因为那家公司的老板满足了我“不再出国”的要求。在堪称天堂的国内混日子的我们，三天两头一醉方休。
2014年的一天，刚子忽然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
“哥，我想买套房子，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你不有套房子吗？还折腾啥？”
作为一个农村进城打工的90后，刚子真的很棒，他不仅贷款买了套80多平的两室一厅，连同结婚、生孩子，一分钱都没从爹妈手里要。他是个自力更生的典范，电梯工本来就是个万能工种，这小子的学习和动手能力又实在太强，家里房子装修时，连木工、瓦工、电工、带刮大白、铺地热，都是他带着几个小哥们自己摸索着完成的。
“哥，这不儿子要上小学了吗，我想弄套实验小学的学区房。”
2014年，我们这座二线城市的房价均价也基本过万了，而刚子的目标是本市最好的实验小学的学区房，里面的小户型均价都3万以上了。以他那6千多的工资，这样的房子又如何负担得起？
“咋的，你家地里发现油田了？还是要成‘拆二代’了？”
“看你说的。”刚子的脸开始泛红了，犹豫半天，才又开了口，“我那套房子也涨了不少，我算了算，把那房子卖了，还完贷款再加上我俩手里的那点积蓄，够凑套学区房的首付了，咱大的买不了，买套三四十平的也差不多够了。”
“房子卖了，那你和兰兰住哪啊？”
“哥，连你也认为我疯了，是不？”刚子的态度转变，让我始料未及，他突然开始哽咽，“我这辈子没啥文化，更因为没文化吃了不少亏，现在儿子已经4岁了，我不想让他将来跟我一样没文化，我和他妈都没文化，将来也不能辅导他，所以必须让他进个好学校，这有错吗？”
好吧，刚子内心的痛楚，我可能真的理解不了。
多说无益，剩下的事，就是找朋友打听房源，再找银行的哥们在贷款额度上“放放水”。机缘巧合之下，我帮刚子以2万4的价格从一个哥们手里弄了套52平的“顶账房”，虽然破得实在没法看，但最重要的，它在实验小学的学区里。至于装修问题，对于“除了生孩子啥都会”刚子来说，压根就没有难度。
新房装修好的那天，刚子在自己的新房子里喝高了，举着白酒瓶子抱着我哭：“哥，城里人能做到的，我一个农村人也做到了！”
那一刻，我也流泪了，即使我从来不认可自己小兄弟那根深蒂固的“城里人”、“农村人”的泾渭之分，但眼见着他再次创造了个奇迹，我又如何能不为他开心呢？
在“小本生意”上经营多年的刚子，不是一般的能吃苦，而跟他来自同一个村里的妻子兰兰亦然。可受大环境的影响，买了学区房后那几年，刚子在的电梯公司和兰兰打工的服装店，效益都越来越差，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来气的他们，再次做出了个惊人的决定：把装修得焕然一新的学区房以每月4千的价格租给陪读的家长，他俩带着孩子又去租了一套8百块的陋室。
刚子说，他要的只是一个学区房的名额，至于他们住哪儿，根本不重要。他又兼职干起了代驾，逢年过节还带着兰兰一起倒腾些海鲜、河蟹、烟花爆竹等小生意。小两口为了儿子的付出让我钦佩。
磕磕绊绊的，小两口有惊无险地盼来了儿子上实验小学的那一天。那天，刚子非要拉着我穿正装陪着他去送儿子，因为他不想让老师知道儿子有这样一个没文化的爹。
送完儿子，站在学校门口，看着那些非富即贵的家长和各色豪车，我问刚子：“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过了啊？”
其实我想说的是，让孩子硬挤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未必就是好事。但话到嘴边，我还是没说出口，毕竟，我实在不想去刺激刚子脆弱又神经质的内心。再说，这时候来个“马后炮”，也没什么用。
“哥，我能为儿子做的，我必须做到！”刚子咬了咬牙。
也就在同一天，刚子又做出了个直接让我献出膝盖的决定：卖房！
3年时间，一套58平的房子，还完所有贷款，再刨出本钱，刚子狠狠赚了100多万，外加一个本市最著名的小学的学籍。
当然，这些只是过程，远不是终点。卖完房子，刚子又天天拉着我在一所著名的初中附近转悠。套路还是那个套路——贷款买，然后再租出去——他必须为了更好的初中开始提前布局了。
然而，那所全国都能排上号的初中，学区名额有限，其学区房的价格水涨船高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小户型的均价已经直逼6万了。
这一次刚子犹豫了，因为他们两口子玩命赚钱把儿子送去的各种天价“教育”，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了。好在，按照当时学区“落户3年”的规定，刚子至少还有3年的时间，去为了目标中的学区房而奋斗。
3
我自己创业的公司在经营战略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有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跟刚子见面次数也少了。直到半年后的一天深夜，兰兰哭哭啼啼地敲开了我家的门：“哥，你救救刚子吧，他现在走火入魔了……”
在兰兰的哭诉中，我才弄明白了发生了什么。
我有台顶账过来的路虎揽胜，因为我是外地户口，办理车辆过户的时候需要暂住证，我懒得去办理，便直接把车落到了刚子名下。我平时也不咋开那车，便由刚子一直开着玩。
我不知道的是，刚子因此参加了个“路虎车友会”，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朋友，当然也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混进去扩大自己“人脉”的家伙。其中就有个叫阿华的，是个曾在广西防城港那边搞过“1040阳光工程”的人，被打击跑回来后，换汤不换药地弄了个类似营销培训之类的项目，摇身一变成了“校长”，又从各地网罗了一堆乌烟瘴气的“老师”。
刚子带这个阿华来找我过几回，没跟我说此人的来历。但阿华跟我各种吹牛，三番五次提出要帮我公司“梳理商业模式”、对接各种“大咖”，甚至帮我融资。我三句两句就听出阿华那驴唇不对马嘴的扯皮，但碍于刚子的面子，也不便戳穿，只能私下里警告刚子几句。
我能感觉到刚子对我让他远离阿华的警告态度敷衍，但我那时实在没有时间、更没有耐心去一句句地戳破阿华精心设计的话术。毕竟，我始终无法坦言告诉刚子，说阿华在完全利用你文化程度低和知识匮乏。
事实上，刚子能听进去的，就是那些“空手套白狼”的商业奇迹，对于我的劝告，他已经在认为我“瞧不起”他——说实话，我都有些佩服阿华的洗脑能力，他甚至都能猜出我会对刚子说什么，能提前给他“打预防针”。
“不会的，我可以去学！人家能学会，我又差哪了？”刚子对我咆哮着。
“人家专业人士几十年的功力，你上个破培训班就能学出来？”我实在不愿意深说，更不想去触碰刚子心中最隐晦的疼痛。
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这已经成为了我俩半年前见面的常态。
兰兰这次来找我，也是想做离婚前的最后一次努力。
她说，可能是学区房赚来的100多万，也可能是“车友会”里各种“显贵人物”的影响，刚子有些迷失、甚至膨胀了。面对着阿华那完全摸清了他心理弱点的攻势，刚子很快就被洗脑了，不仅交了4万多的“培训费”，最近又在阿华的“引荐”下，花了8万多参加了个某所国外野鸡大学的“远程MBA培训”。
给一个小学文化的人颁发“研究生”学历，这要不是骗子才怪呢！这种低劣的骗局，连兰兰都看清楚了，但刚子却视而不见。我能理解，觉得自己没文化是刚子的心病，而阿华给他介绍的这个能“颁发研究生学历”的课程，是完美的麻醉剂。可能刚子并不清楚从“小学毕业”到“研究生学历”这中间需要多少时光、多少汗水与泪水和多少门槛，绝对不是区区几万块钱就能抹平的。
来不及多想，带着兰兰，我连夜去找刚子“兴师问罪”。
然而，在那间城乡接合部的陋室里，刚子却并没有耐心听我推心置腹，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哥，你的公司快破产了吧？人家阿华老师可是身家几千万的主儿，光参加他那商业领袖培训班的人就有好几百呢，那么多人都是瞎子，都不如你？”
好吧，我能做的，只有默默离开了，谁让我是个Loser呢？既然已经是Loser了，再有道理的话，也都是放屁。
4
后来有一阵子，我已经很少跟刚子见面，但身边不少朋友都跟他有些交集，所以总能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消息。
朋友们说，刚子总会借各种场合跟那帮生意场上的老油条大谈生意经，甚至开始用培训班上学来的套路忽悠他们给自己的“商业计划”投资。这帮在商战的真枪实弹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家伙，自然不会吃他那套东拼西凑的纸上谈兵，但多少会给他留点面子，事后也总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我这个走火入魔的兄弟。
刚子变了，他不再是那个勤奋努力的年轻人，终日混迹在各种“高大上”的圈子里追求着所谓的“平台”，朋友圈里充斥着励志鸡汤和与各种“名流大咖”的合影，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各种“绯闻”。
这些我并不意外，我也知道他卖学区房拿到的现金，已经基本爪干毛净了。毕竟，那些所谓“高大上”的社交圈，是需要足够的现金去支撑门面的。我不想见他，因为怕见面时控制不住揍他一顿。但我还是给他打了几回电话，结果也没什么意外，我已经成为他说的“负能量”，是他成功路上的拦路虎。
我也没想把我俩关系彻底搞僵，他没提把路虎还给我，我也就没提，抓紧时间收拾自己公司的烂摊子。
过了不到半年，刚子忽然带了60多万现金来公司找我。他直接把一兜子现金摆在了办公桌上：“哥，你那路虎让我卖了，这是车钱，正好你现在缺钱。”
“刚子，学会跟我玩套路了，是不？” 我强压着怒火——前几天我接过保险公司哥们的电话，自然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我不是车主，也改变不了什么。
刚子顿时语塞，挠着头发一言不发。
“还是阿华给你指的路，是不？”
刚子尴尬地点了点头：“有个朋友的水厂往外出租，一年20万，价格很便宜，我想兑下来，总这样给人打工也不是个营生，手头也没钱，阿华老师就用这招帮我弄了点钱。”说着话，刚子又跟上了一句：“我打听了，那台路虎现在就值50来万，咱也不亏。”
我把那袋钱直接推给了他：“都拿走，我一分不要。”
刚子愣了：“你不是正缺钱吗？”
我确实缺钱，但根本不是这几十万的事，如果融资谈判失败，这几十万也只是在继续填窟窿。我更知道，这钱只要碰了，肯定出事。
“刚子，你知道骗保是刑事犯罪不？”我已经怒不可遏，要说把路虎揽胜干报废、人却毫发无损，打死我都不信。
“哥，真是出事故了，车撞报废了，你看我手机里有事故照片……”刚子摸出手机，开始翻找着手机里的照片。
木已成舟多说无益，我阻止了刚子，转移话题：“带我去看看你要兑的那间水厂吧。”
“哥，没这个必要吧？隔行如隔山，水厂的事你也不懂啊？”刚子有些慌乱，“阿华老师已经带北京来的专家去实地考察了，水厂的水质和发展前景都很好，连商业模式都帮我梳理完了，这段时间我正忙着注册商标了，阿华老师说了，商标下来，他们就帮我融资，现在就有很多投资人感兴趣，几百几千万那都不是事……”
“你他妈傻啊，这他妈都是阿华忽悠你的，他就是在中间挣咨询费赚差价的，怎么他说什么你信什么？”盛怒的我终于爆了粗口。
“我妈没惹你，你有事说事，别侮辱我妈！”刚子也来了火——跳跃性的回避思维是被洗过脑的人最大的特点，因为他们受过的“教育”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整整一下午，我把我这辈子的耐心都耗尽了。我试图给刚子讲述阿华忽悠他的那套“空中楼阁”与实际经营之间的差距，更想让他明白，商标是任何人都可以注册的，根本不像阿华说的那么值钱，更不可能仅仅靠着个租来的水厂和一个注册商标就能融到几百万上千万。阿华帮他搞的那些策划、提供的平台，乃至后续的“融资对接”，都是收费昂贵的，到头来，一句“投资人不满意”，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
然而，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太差，也可能因为这些复杂的商业逻辑需要常识作为支撑，当然，可能性最大的，是已经被完全洗脑的刚子，根本听不进去我说的这些“负能量”了。
他问我：“哥，我没有学历，就想弄个学历，我做错了吗？我没有文化，现在努力学习，也不对吗？连阿华老师都说，只要努力，什么时候都来得及，他说的也错了吗？全世界都在支持我，凭什么就你泼我冷水？”
我无言以对。确实，这些说法理论上都没错，可是实际上，对于刚子，却又完全错误。但以我的智商和表达能力，已经压根不可能看出、更解释不明白到底是哪错了。
刚子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走之前还提走了两捆现金（20万），说算他借的，赚了钱连本带利的还给我。
我也实在不想多说什么了，只能气急败坏地砸碎了桌上的笔记本电脑。
一个同样跟刚子很熟的同事进来帮我收拾残局：“你刚才是不是说得太狠了？你可能没注意到刚子的朋友圈吧？他现在能听进去的都是‘正能量’，说白了，就是他听起来舒服的。”
我早就把刚子的朋友圈屏蔽了，我实在不愿意让那些没病瞎呻吟的鸡汤来玷污了我的眼睛。
5
再次见到刚子是2019年底，疫情全面爆发之前。
在外地一头扎进了个精心设计的大骗局，因为恶意殴打了几个骗子后被拘留了15天，我刚从拘留所里出来，还没回到本市，就接到本市警方的电话，当时我自己都笑哭了——还是那台路虎车，因为涉嫌骗保，刚子已经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而我也被传唤到市局刑侦支队接受调查。
出事的并不是那台路虎车的理赔案，而是保险公司配合做局的员工在别的案件上出事了。那小子进了局子，就竹筒倒豆子般把所有的老底全兜了出来。
我在接受警察询问时才得知，那台路虎当年保险公司的理赔数额是75万——当然，真正落到刚子手里的，就是他带给我的那62万。
幸运的是，保险公司负责定损的员工急于立功，也可能时间太长了记不太清楚，还供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案件，相比之下，那台路虎确实出了重大事故而报废，而赔付金额也没高得太离谱，所以我并没有受到牵连，刚子也免于被起诉。
但阿华肯定跑不了的，因为保险公司那家伙也是他的“学生”，那培训班里的大多学员都以这样的方式来换取过“学费”。这个炮制了各种天衣无缝的套路、成功躲开所有“诈骗”嫌疑的阿华，却终究没逃脱猪队友的“神配合”。
刚子被放出来的那天晚上，和十几年前一样，我俩找了个大排档，坐下来推杯换盏。
一晃有3年多没见面了，重新聚到了一起的两个人，却少了太多默契，多了太多隔阂。
刚子早离婚了，与他真正共患难的兰兰，始终拒绝与他“共富贵”。他长得不丑，装腔拿调方面倒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所以身边也没缺过女人，甚至还结过两回婚，但那种各取所需的关系，始终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更架不住真相的暴露。
算算日子，刚子的儿子也已经到了需要初中学区房的年龄，但这次，他已经没能力再帮儿子准备学区房了，因为那位让他无比尊敬的“阿华老师”，已经成功在他身上完成了扒皮抽筋吸骨髓的全过程。
水厂的烂摊子，根本就是个笑话，除了20万的租金，刚子又交了无数巧立名目的咨询费，比如“撰写商业计划书”、“梳理商业模式”、“高级财务/法务顾问”等等。至于结果，就是咬牙经营1年后，毫无意外地赔进去了全部身家。
其实刚子始终没想明白一个道理——如果“阿华老师”真的是个商业奇才，那水厂的老板直接找阿华帮忙经营得了，为什么要通过阿华把水厂转租给他呢？
当然，这话我也跟刚子提过。
水厂倒闭后，刚子又在一个县城和几个“朋友”运作一个“易货平台”，笼络了一批赔得找不到北的人，复制粘贴着“阿华老师”那空手套白狼的套路。他和那些“创业伙伴”们，没被抓进去，已经算是万幸的事了。
当然，这位“阿华老师”真的有两下子，至少他的那些套路，还是能堂而皇之地躲过法律的制裁。
“哥，你说的没错，我当年就不应该打肿脸充胖子的非要把儿子送进名校。”刚子醉得很快，又很快泪流满面。
“错的不是你，是这个社会的风气。”我并不想安慰刚子，随口说道，“其实错的是我，当年就不应该把那台路虎登记在你名下。”
那一刻，我们都沉默了。
如果没有那台路虎，刚子就不会进入那个所谓的“圈子”，更不会接触到那个所谓的“人生导师”，他估计还是那个踏实肯干的朴实孩子。
但即使没有那台路虎，他又真的能隔离这一切吗？没有路虎，还有学区房，没有学区房，还会有什么呢？
至少我觉得，一定会有什么别的。因为刚子骨子里的东西——要强，自卑，尤其是文化的缺失，都能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忽悠他的引子。
3年时间，刚子用一套学区房赚了100万。同样也是近3年的时间，他又彻彻底底地把这100万赔了回去，同时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还有那个曾经朴实的年轻人。
临别前，我劝刚子：“回去干电梯吧，当个‘大工’一天还5百多块呢，先活下去再说。”
刚子摇了摇头：“哥，我都这个岁数了，哪还有脸再回去干那种糙活啊？”
我没有再说话，这次，我真的理解他了，更知道，那个曾经朴实勤劳的年轻人，早已经不在了。
6
2021年十一前夕，刚子再次找到我，这次是正式的道别。
他终于决定回老家了。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他骨子里的自尊也不容许他回到这个伤心地。这次，如同当年坐在高空中的跳板上一样，同样落魄的我们，隔阂奇迹般地消失了。
久违的宿醉中，我却得知了一个他始终瞒着我的故事。
真正让刚子心灰意冷、走投无路的，是他仅仅用1个月赔光的30万。
这两年，“进口零食仓储折扣仓”在这座城市里遍地开花，而刚子在曾经的“阿华老师”的“商业领袖培训班”同学的蛊惑下，在今年5月，跟3个“同门”合资开了一间同样的仓储折扣仓。
刚子已经身无分文了，但他想再搏一次，因为他已经不可能、更不屑于重头再来，他心中有太多的理想以及“商业模式”等待实操。
这一次，他不得不向父母张口，老两口也抵押了老家的房子，连带着积蓄一起帮他圆梦。
于是，4个“商业领袖培训班”的乌合之众，各自以不同形式入股了“30万”——技术、固定资产等各种滥竽充数，只有刚子实打实地投入了真金白银30万——合伙开了一间颇具规模的仓储超市。
然而，事实证明，这几个连基本财务知识都不具备的“商业领袖”们，全然留意不到那些同规模的仓储超市都是开在房租便宜的城乡结合部甚至直接在工业区里，他们却直接在一间寸土寸金的大型购物中心里租下了1千多平的档位——至少，在开业的时候有“面子”，不能让同行笑话，这是他们共同的“经营理念”。
在短短的1个月内，2/3的流动资金消耗在房租和固定资产上，剩下的资金变成了挤满超市货架的商品。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个本要靠着“薄利多销”的仓储式折扣店，忽然遭遇了重投资后的资金链断裂，除了偷摸地涨价、玩销售手段，还能有什么出路？在各种套路中千锤百炼的消费者们不瞎，又如何看不出他们在培训班上学到的那些已经被玩烂了的“营销策略”？
恶性循环就此开始，那些开不出工资的员工们，被拖欠了货款的供货商们，哪个又能惯他们的毛病？
刚子是个当“将”的好手，因为他的执行能力很强；但他绝对没有当“帅”的统筹规划能力。
更可悲的是，他的那几个合伙人，也是同样的货色。
当希望的肥皂泡破灭后，为了在倒闭前把货架上的货物变成自己兜里的现金，各种鸡毛蒜皮地翻小账、扯皮的事儿接踵而来。其中两个倒腾二手车的合伙人，直接玩起了地痞流氓的那套，全然不顾国家那高压打黑工作正在进行时。生性朴实的刚子，甚至直接遭到了人身威胁。
最后，我问他：“人家都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刚子的脸红了：“哥，你当初那么提醒我，我都没听，这次我实在不好意思找你了。”
回家，真的是刚子唯一的出路。至少，他必须帮他父母保住已经被抵押了的房子。
至少，远离了城市里的套路，他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他说兰兰带着儿子嫁人了，“跟着后爸混，多少也比我这个亲爹强”。
他还说自己就是农村出来的，打死也不想带着儿子回农村。
唯愿，回归了农村的刚子，能够重新找回那个曾经的自己。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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