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混乱的语句中，我听到了“回家”“难受”之类的话，还有一个词她总是重复，“滴道”。我问她女儿，她告诉我，“滴道”就是家。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02个故事—
我是一名肿瘤科医生，每天接触的都是肿瘤晚期病人。这些人在其他人眼中，甚至是爱人、子女眼中，都是一些没有希望的人，可在我看来，正因为时日无多，他们的每一个愿望才显得无比珍贵。
下为【遗愿清单】系列故事02篇。
夏天一个寻常的下午，耳边的知了声让时间变得很慢，医院里到处都是无精打采。石家庄炎热的太阳把一个个熬不过苦夏的患者送来医院，我接到护士站的电话：“王医生，接2床新病人。”
我轻叹一口气，不知这位病人难不难处理，已经很久没按时下过班了。
我从病房工作站中看到了病人的基本信息：张娟，女，47岁，子宫内膜癌晚期。
我拿起听诊器走向2床，推门进去看到的是一家3口，母亲瘦得皮包骨头，躺在病床上。父亲矮壮身材，光头，穿着一件胸前印着虎头的T恤，正试图把一只硕大的行李箱塞进床头柜里。女儿看起来20岁出头的样子，拿一块湿巾擦着病床边的扶手。
那位父亲首先看到我走进病房，憨憨一笑化解了他身上的江湖气。
照例是我先开口：“刚来的是吧，我姓王，是你们的主管大夫。”
这位大哥裂开嘴，操着一口东北口音说道：“没错，刚来的。王主任，您好，您好。”
我急忙摆手道：“我可不是主任，门诊给你们开住院单的那个是，姓张，以后有事找我找他都可以。这个大箱子塞不进去的，你可以放在门口那个储物柜里，2号是你们的。”
说完我便俯身查体，大姐解开病号服的扣子，一根筷子般粗细的引流管从右上腹穿出，引出墨绿色的液体，这是一根胆道引流管。左下腹还有一个粪袋。我把大哥叫出病房，到了楼道，我问他：“您爱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吗？”
他叹一口气，答道：“肯定知道啊，都做了两次手术了。第二次住院的时候她自己看到检查单子上写的字了。后来也瞒不住，就都说了。”
于是我又回到床边，从引流管问起，把张娟从刚确诊到来我这里的所有病史问了个清楚。问的过程中，女儿总是不停打断父亲，纠正父亲的错误，显然是她对病情更加了解。张娟在病床上点着头，不时补充。
一年前，张娟开始出现跟月经无关的阴道出血，在一家基层医院按妇科病治了两个月，症状反而加重，然后到大医院确诊了子宫内膜癌。第一次手术，切除了子宫和双侧卵巢，不久又出现肠梗阻和全身黄染，又去北京做了肠梗阻手术和胆道穿刺引流。然而手术做完后，肚子胀痛的症状很快又出现了。经历了两次现代医学的刀光剑影，张娟肚子里早已不是本来的样子了。
说到这里，张娟说道：“我寻思着不能死在北京啊，就签字出院回家了。”
带着一根管子和一个粪袋，她来到石家庄，出现在了我的病床上。
显然，手术刀并没有切掉最后一个癌细胞，张娟的肿瘤已经不可能根治了，接下来便是我们肿瘤内科医生的工作了。其实就是需要我们来陪她走完这最后一段。
“把你们从确诊到现在的病历资料拿一下，越全越好。”我说。
女儿从书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病历，分日期和住院次数订好了，放到我面前。又从行李箱里拿出一卷卷CT、核磁影像，这一卷卷片子就好像神秘的卷轴，记录着张娟近一年的时光。
询问病史，我发现张娟已经3天无法进食，肚子胀得像个气球。全腹压痛，我判断肠梗阻再次出现，于是给她呼叫了床旁X光，电脑屏幕里是一段段极度膨胀的大肠和小肠。护士给她做了胃肠减压，她的鼻腔又多了一根胃管。
那天下午，整理完她的病历已经是晚饭时间，在住院部楼下，我遇到了张娟的丈夫。这位东北大哥先看到了我，熄灭手里的烟说道：“您下班啊！挺辛苦啊。”
大哥说他们一家五六年前从黑龙江一路南下，走了很多城市最后到了石家庄，张娟开了个小超市，大哥自己跟人合伙搞点工程。这年头搞工程的人太多，我也没有细问。女儿在石家庄结了婚，一家人也算安顿下来。本来是来挣钱的，没想到张娟这一病把这几年的积蓄花完了，“还拉了不少饥荒”。最后他告诉我：“大夫你们看着治，治成啥样我们都认。”
张娟的病情并不复杂，简单说就是，子宫内膜癌术后复发，合并有目前的肠梗阻，在胆道引流和静脉输入营养液的情况下维持着生命。再简单地说就是恶性肿瘤进入终末期，生命开始倒计时。不吃不喝躺在床上，每天因为腹痛六小时打一针吗啡，而且，她很清醒，能够感受自己的所有痛苦。
为了解决她的吃饭问题，我们决定找普外科会诊，看看是否能够再次进行肠梗阻手术，通过置入胃肠营养管输入肠内营养，这样可以减少大部分营养液的输入，她也不用再忍受两针吗啡之间的剧烈腹痛了。
外科的老师风风火火地来到病房，看完片子后跟我说：“看样子，梗阻的肠管不止一处，手术不小，但是未必做不下来，家属配合吗？”
“咱们一起谈谈吧。”这么大的手术必须要在术前把利弊讲清，不然医疗风险太大。
我把张娟的女儿和丈夫叫到谈话室，将手术目的和风险仔细地讲给家属听。她的丈夫面带笑容不住点头，可女儿却皱着眉说道：“这个手术做下来能保证我妈一定比现在好吗？如果风险我们承担了，手术下来目的没达到，是不是白受罪，钱也白花了。”说实话，她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
听完这句话，我和那位老师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从那一刻起说话滴水不漏——没有人能做这个保证。家属都不愿意赌一把，医生们会更加谨小慎微。最终谈话没有什么进展，张娟女儿表示要“考虑考虑”，我们知道，“考虑考虑”就是“不”的意思。而她的丈夫依然是略带歉意地微笑着不说话。
晚查房时，张娟女儿找我说：“你们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她的语气和眼神让我有些不舒服。
我回答：“治疗手段跟你们讲了，但是风险大你们不接受，你妈肚子里的肿瘤到处都是，压迫了肠管，内科手段应该起不了多大作用，现在只能是每天灌肠、输营养，其他的只能对症处理了。”
她说：“我说话急，您别不爱听。您别看她对象成天和和气气，干啥都说行，其实现在只有我在乎我妈的死活，她们俩是二婚，他根本不在乎我妈。我们现在实在太难了，我家孩子刚1岁多，本来还指望我妈能给看看孩子，结果现在……钱花完了，他对象也拿不出来，现在的钱都是我婆家出的，我在他们家也快没法做人了。”
我见过太多肿瘤病人的家庭惨剧了，一人得病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剧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她们家的经已经念不下去了。
我长叹一口气，对她说：“好吧，既然这样，家里人就多陪陪她吧。看看她还有什么想干的、想见的，毕竟她太年轻了。”
当天晚上我值班，光头大哥来到办公室又要和我聊两句。
那时候张娟“之前那个对象在外头有人了”，刚离了婚，在山海关小饭馆当服务员。大哥总去那家饭馆吃饭，一来二去就“凑一块了”。然后两个人从山海关搬到唐山卖烧烤，又去保定开小超市，最后来到石家庄，反正在哪也是“出苦力，挣小钱儿”。
之所以来石家庄，是因为张娟的女儿从当地一所大专毕业之后留在这儿结了婚，张娟想一来闺女生了孩子能帮衬帮衬，二来想在省会城市也许能多挣点。
大哥自己也离过婚，他很坦诚地说，“王主任”，他还坚持叫我主任，“我每个月得给我亲儿子1000块钱，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还有点钱儿，我吧想给孩子买个房子，不能都投到俺对象这个无底洞里。我这种情况，两头都得顾。”
时间在痛苦中一天天过去，张娟女儿开始经常抱着孩子在医院陪床，估计是家里实在拉不开栓了。孩子哭，姥姥疼，2床是病房里最受关注的，周围病房的病人和家属也都时不时过来帮把手，可这始终是个没有笑容的家庭。
我们科每天两次查房，但张娟病情逐渐恶化，一天两次显然不够。有一天，张娟指着头上挂着的一瓶液体问我：“王大夫，这一大瓶白的是啥啊？每天都得输到后半夜。”我告诉她这个是脂肪乳。“能输快点不？还经常输着输着就不滴了。”
“你的血管已经快不行了，脂肪乳输快了容易出现血管炎，还是得慢慢滴。要不你置上PICC管吧，这个滴速可以快一些，也不伤血管。”
PICC管是一根输液管，一头从肘部的外周静脉刺入，末端直达上腔静脉，保护血管，方便输液。我告诉张娟，这根管2000多块，可以用半年。
她想了会儿：“不装了，白花钱。再说你看我这一身管儿，这管儿那管儿的，哪根也不管用，病也好不了。”
我看向她女儿，希望女儿能宽慰一下妈妈，可是女儿表情也很淡漠，只是用手绢擦了擦妈妈嘴角的污渍，除了叹气再没说什么。
直到有一天查房，张娟面无表情地对我说：“王大夫，这都快一个月了，我看我也就这样了。我想回家。我想出院。就这样吧。”
她女儿也私下里找我：“王医生，我们想回家。回东北，黑龙江。”
病人临终前想回家是最寻常的愿望，可是这个癌症晚期、肠梗阻的病人想从河北回黑龙江谈何容易，我问道：“你们想怎么回？”
“坐火车，卧铺，中间倒一次车，30多个钟头准能到家。”
我说：“你妈现在离不开止疼针，火车上疼起来怎么办？”
女儿眼圈红了，接着问：“那就等她不知道疼的时候走。”
“昏迷了再走？30多个小时，没有医护在身边，可能还没出河北人就没了。”
“救护车是拉急救病人的，跨市的转运就很少，更何况你们那么远，而且很贵。”我把“很”字拉得很长。
“我不认识黑救护，不正规，你们也别找他们了，他们更贵。”
两行泪水从她的眼中流了下来。生命、钱和母亲的临终愿望，这些东西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泣不成声。
让一个医生绞尽脑汁的常常是如何给病人缓解病痛，而这次我需要费尽心思想的却是如何让这个异乡的病人活着回家。
张娟肠梗阻，不能口服吗啡片或是羟考酮片这类止疼药，于是我准备把她的吗啡注射液更换成芬太尼透皮贴，这是一种可以贴在胸口止痛的强效毒麻药品，药效持续72小时，足够回东北了。更换止痛方案后，效果不错，她的疼痛控制得很好，我也燃起了希望。
可是第二天，护士长来找我了。“王医生，听说你想让张娟回黑龙江啊？贴着咱们透皮贴回去？你懂法规吗？毒麻法规考试你是怎么过的？”
国家对毒麻药品管制很严，吗啡注射液注射完毕后需要专人归还用完的安瓿（注射液的小瓶子），甚至还要拍照、签字，而芬太尼则要把用完的透皮贴归还毒麻药房，不住院的病人还要抵押身份证。
我师傅听说了我的想法，对我说：“就算是毒麻药房让你带着透皮贴走，这种身体状况的病人30多个小时不做营养支持，坐火车一路颠簸能行吗？做医生要考虑全面，不要抓着一点不放。”
那天晚查房，我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张娟女儿。我很无奈，她也哭了。
过了两天，病房里来了一位胖胖的老太太，花白头发，身体还算结实。这是张娟的妈妈，从黑龙江来的，坐火车，30多个小时。那天，张娟尽管还是很虚弱，但总算有了一点生机，嘴角扬起了笑容。张娟说，她妈是来接她回家的。
老太太偷偷跟我说：“您就是王大夫吧，谢谢，给您添麻烦了。”
“我岁数是大了，可不糊涂。她坐直了都费劲，咋回啊。就在这儿吧，我来了，也算她回了家了。其实你说家里有啥啊？人都走完了，就我一个老婆子了。”
老人从老家带了一些豆腐，非要送给我，说：“这是从东北带过来的，我们那儿吧，豆子好，磨出来的豆腐也好吃，鲜豆腐发甜，可香了，娟子就乐意吃这个。可是上火车哪能带鲜豆腐啊，我就炸了炸，炸了也好吃，你拿回去尝尝吧。”
我知道这是老人给女儿带的，家乡的味道总能让人有叶落归根的冲动。可是老人不知道，插着胃管的张娟不能再尝到家的滋味了。
老太太对张娟说：“娟子啊，好好治，王大夫说了，再稳当两天就让咱回家。”
晚上，我带着老人给的一小袋炸豆腐回家，老婆用酱油、醋、糖、葱丝凉拌了来吃，确实很香。
之后的一天，张娟说不想再输液了，她的女儿问我能不能安乐死。
再后来，张娟开始出现了意识不清，她已经认不出身边的家人。双肺感染让她气道里充满了粘痰，吸痰管从鼻腔进入气道，吸出了大量的黄色痰液。
在这些混乱的语句中，我听到了“回家”“难受”之类的话，还有一个词她总是重复，“滴道”。我听不懂，问她女儿，她告诉我，“滴道”就是家。
张娟死于一天下午。护士们熟练地将张娟的胃管、胆道引流管、留置针拔掉，把心电监护从身上取下，用酒精纱布轻轻擦拭污渍，穿好准备好的衣服，再用床单覆盖。流程进行很快，太平间的平车也到了走廊。
穿戴整齐后，张娟女儿问我，说她妈要求海葬，不知道国家有没有海葬的规定，该走什么程序。我对海葬一无所知。
过了几天张娟丈夫来办出院手续，我问他：“海葬办了吗？”
“唉，海葬啊，人死了，烧成灰，往海里一撒，就是海葬。多少也能漂回东北点去。”
在填死亡证明的时候，看了张娟的户口本，我才知道，滴道是黑龙江鸡西市的一个区，也就是她没回去的那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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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那些曾经温暖过我的陌生人
2021年11月22日 19:00 分类：未分类 阅读：315
城市是有光的所在。
这种光，不仅来自夜晚的霓虹灯，也来自于人。
也许，更多的来自于人，来自于人心中跳动的、暖暖的火焰。
01
那是2003年，我到北京参加面试。在机场等出租车的人排成了一条长龙。
我选择坐机场大巴先到三环，然后从那里打车到酒店。
我进到暖和的大巴里就犯困，很快就睡着了，睡醒也就到地方了。
我迷迷糊糊下了大巴，伸手拦了一辆出租。
我上了车才忽然发现行李虽在，钱包和手机都没了。我赶紧跟司机说了情况。
司机断言我要么是被偷了，要么是把东西落在大巴上了。
师傅赶紧掉了个头，开往机场。
可问题是我付车费的钱都没有。
等车风风火火开到机场，我提出要把手表给他抵车费。
司机乐了，说：“这话说的，我要你手表干嘛？你赶紧去找大巴吧！”
那辆大巴还没返回。
我在原地等了半个小时，大巴开回来，我上去刚问了第一句，司机就拿出钱包和手机递给我，
说：睡觉时候警醒点儿，东西都掉地出来了还不知道。
怎么说呢，我以前并不喜欢北京，觉得它庞大，坚硬，像一个钢筋水泥的丛林，
初来者会像孩子一样在里面迷失。但是从那一天起，我对这个城市的好感开始生根发芽，
觉得在它坚硬的躯壳下，有光焰，有温暖，有人间的美好。
在这座庞大、坚硬、喧嚣的都市里，隐藏着无数平凡的温暖和美好
当然，在逻辑上看这只是从孤例推整体的偏见，但是，十几年来，我的想法没有丝毫改变。
直到现在我也对司机有莫名的好感，不管他是饶舌的还是沉默的。
02
还有一次，是春运的时候。我只买到了硬座票。到晚上，车厢就沉寂下来。
大约两三点的时候，我坐着睡着了。等醒来的时候，对面的一个老头冲我乐，乐完了说：
“小伙子，你睡得太沉了。夜里靠站的时候有人上车转悠一圈，伸手摸你的兜儿，你都不知道。”
我吃了一惊。老头说：“坐你旁边那个小伙拍了一下那人的手，那小子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又绕回来，还摸。那小伙又坐起身拍了一下他手。他这才下车。”
我看了看旁边的小伙，也就二十出头，眼光清澈，一脸稚气。
他跟我在同一个城市上的车。在那里，他打了两年的工，现在是当送货员。
他说比原来的工作有意思，在城市里来回穿行，能看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
我们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把我带的食物全部吃光，没多久，他就到站下车了。
我再也没有到见过他，但是他的样子我现在大致还记得。
我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各自忙着自己的生活，彼此没有关联。
我们只是很偶然地相会，就像水中的浮萍被涟漪推到了一起，然而，这样的相会又是如此让人难以忘怀。
在这座庞大、坚硬、喧嚣的都市里，隐藏着无数平凡的温暖和美好。
就像我搬家前，跟楼下水果老板聊天说以后可能不来了，
他递给我一杯热饮，说算是给我乔迁的礼物，我感到了那份善意的力量。
就像我在麒麟会广场，看到一群志愿者义工在为流浪猫狗们发起义卖、安排领养。
寒风里的年轻人，哆嗦着，兴奋着。我从他们手里买了一个《疯狂动物城》里的羊副市长布偶，
在他们向我道谢的时候，我感到了善良的力量。
都是一些最普普通通的人啊，都是一些最普普通通的事。
但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与事，可以让空气变得温暖，
可以让人们对城市抱有一份热爱，对人间抱有一份信心。
03
在每个城市里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各行各业辛苦打拼，努力地奋斗，
生活的艰辛也并没有磨掉他们心头的善意。城市的样子因他们而变得更美好，
人间的灯火也因他们而变得更明亮。
我们都是人海里的一滴水，注定要互相依存，相互温暖。
但不管他们是谁，他们都和我们一样，都属于都市里的万家灯火。
他们也都和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艰辛，都在都市丛林里摸爬滚打；
他们也都和我们一样，希望城市成为一个充满善意和温暖的所在，
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能够驱散世间的寒冷。
一个小小的、平凡的关怀，可以让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永远想起，就像多少往事都已经忘掉，
我还是记得当年邂逅的几次小小善意。
光明需要传递，温暖需要守护。
就像文章开头所说：
城市是有光的所在。
这种光，不仅来自夜晚的霓虹灯，也来自于人。
也许，更多的来自于人，来自于人心中跳动的、暖暖的火焰。
如果您有意向陌生人表达一份您的善意，送出一份您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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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是因为我经历
2021年11月30日 14:25 分类：未分类 阅读：1323
01
前几天，我看了贾行家的一个演讲视频，讲当年东北下岗的。看完以后，引发了很多回忆。
我老家在河南，不在东北，情况其实多少还好一点。但是回想起那段日子，能想到的第一个词还是“惨烈”。
整个城市无可救药地衰颓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下岗的人，有的甚至一家子都下岗，毫无收入来源。
无数人涌上街头，干起各种各样的营生。我知道的就有一个副厂长，转行去翻烧饼卖；
还有一个供销科长，跑去澡堂子里给人搓背。
经济环境太萧条了，干什么都很难挣到钱。
我曾经在周末下午走进一个鞋城，偌大的商城，空荡荡的没有几个顾客。
我这样一个半大小伙子走进去，一大群售货员都会“哗”的一声站起来，满脸期望地盯着我。
这不是热情，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挣扎。
交不上学费的孩子比比皆是，冬天一到，有的家长买不起新鞋，只能拿硬纸板给孩子垫在有洞的棉鞋里。
当时对这样的事情还不能真正理解，现在自己有了孩子，再回想起那些父母的心情，只觉得不寒而栗。
当时有个故事，说一家双职工都下岗了，过年的时候孩子闹着要吃饺子，爹妈就借钱买了饺子馅，
又买了老鼠药掺在里面。于是，大人和孩子吃了最后一顿饺子。
这个故事的地点经常变换，一会儿说是我所在的城市，一会儿说是附近的县城。
后来我跟东北、河北的同学聊天，发现他们那儿也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只是地点不同，故事细节有出入。
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是编出来的，只是反映了大家共同的绝望心理。
下岗伴随着改制。
整个过程混乱不堪，经济学家也在拼命争论各种方案的优劣，最后事情就在争论中默默地进行完了。
跟每一次社会剧变一样，出现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很多失败者的生活一败涂地，就像被新时代打断了脊骨。
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改制都是必然的。
二十年以后，我曾经过问当时工厂的管理者，如果不改制，一切照旧，当时的工厂能不能活下来？
他也是剧变中的失败者，对新时代充满了牢骚，但是他果断地回答说：不能。
它没有经济效率。如果它不被废弃的话，整个社会都会被拖垮，这就是现实。
当然，大家从上到下都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完成这种过渡，所以整个过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改制依然是正确的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所在的城市终于慢慢恢复了元气，迎来了繁荣。
但是它的代价实在惨重。
这样的经历让我有了一个牢固的念头，那就是市场竞争是好的。
这个念头不是源于阅读，而是源于切实的生活体验。
其实，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可能整整一代人都有这种感受。
人们甚至对市场的力量有过不切实际的期待。
就像当年的连岳、李子旸，他们认为市场万能，觉得对经济的一切干预都是邪恶的，
甚至连毒品也应该自由买卖。
这些言论连我看了也不以为然，觉得过于极端。
所以，他们后来的忽然转向才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那场剧变，所以可能无法理解他们习以为常的一切，是付出了何等代价才获取的。
他们不知道那条从旧经济到新经济的道路，是用多少人破碎的生活，狼藉的血泪才铺就的。
它是惨痛的，也是宝贵的。
人们的观念都是时代经验的产物。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人们更关注于怎么把蛋糕做大，在经济增长趋于平缓的时代，
人们则更关注于对蛋糕的分配。这种转变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它的限度。
02
我的另一个观念也源于时代经历，那就是对宽容的重视。
我年轻的时候，大家不可以做的事情特别多。
情侣不可以搂抱，电影里不可以接吻，年轻人不可以染发，做这些事情都会被说成“流氓”
而且大家也特别敏感。
比如说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当时很多观众都说是辱华，痛骂张艺谋展示中国丑陋面来取悦外国人。
他越在国际上获奖，观众越这么骂。你现在看《红高粱》，何尝能看到一点辱华的影子？
可是道德阈值越高，情绪越敏感，整个社会也就越坚硬，越残酷。
当时我所在的城市里，有个姑娘跳楼自杀，就是因为被大家说成女流氓，压抑得太厉害了。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她并没有做错什么。
当年指指点点说她是女流氓的人，如果回想起当年的往事，可能也觉得荒唐。可是一个人就这么死了。
道德观念可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而人却是不能复活的。
我并不是一个道德观念特别薄弱的人，但我对社会的泛道德化确实充满了警惕。
当然，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但我还是忍不住有点害怕。
因为我见过当年的社会，我知道人们充满了旺盛的道德感时，会是什么一个样子。
我们当然要有道德。任何一个社会光靠法律很难维系。它需要道德作为一种软性约束。
但是我们也需要宽容。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观念可能会变的，也总是会变的。
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很难想象，当年曾有过这样的新闻：小夫妻在家里看黄盘，警察破门而入把他们抓了起来。
当时整个社会舆论坚定地站在宽容和权利的一面，所以你们今天才可以在网上谈论岛国动作片，
不担心会惹上麻烦。
你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在当年都是被批判的，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当然，你们可能会说：当年的道德观念是落后，我们今天的三观是正确的。
但是，三十年之后再回头看，谁能担保呢？
三十年前，我们还批判《红高粱》呢，还认为情侣拥抱伤风败俗呢。
有时候，道德感和攻击欲是很难分清的。
所以，道德的后面一定要有宽容做支撑，否则就会流于残酷。
你看不惯的东西未必是错的，它们可能只是和你不同而已。
而即便是错误的东西，也未必是邪恶的。
这么说很容易，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攻击欲是我们的生物本能。
看到厌恶的东西，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毁掉它，从中我们能得到隐蔽的快感。
如果我们能把这种快感解释为道德的话，我们又能额外获得一种优越感。
这是双重的奖赏。
只是生活经验告诉我，它的后果非常可怕。我对此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甚至是略微带点夸大的恐惧。
03
《传道书》里说：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人们的观念总是经验的产物。
而人是健忘的，也是彼此隔膜的。没有多少人会记念古老的世代，就像未来的孩子也不会记念现在的世代一样。
他们拒绝听我的怀旧，就像他们的孩子也会拒绝听他们的怀旧一样。
所以我的话当然是无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