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289）

纪念一个执着于「古早」的年轻人

Original 小昼 极昼工作室 2021-11-01

 

 

文 | 陶若谷 徐朝阳

编辑 | 王姗

 

凡是知道刘拓的，都听过那段独闯伊拉克的故事。2015年夏天他跑到伊拉克看古迹，手机丢了，又被警局扣了14天。回国后他觉得不太光彩，拒绝了所有采访，直到2018年参加《奇葩大会》，才第一次面向公众讲述故事细节。比如他和「小偷」奥马尔的友谊，下午最热的时候，奥马尔会拿来一些小冰块，塞到刘拓衣服里，晚上睡觉会伸出胳膊让他垫着。临走前三四天，他送给刘拓一个铁戒指，“指指自己，指指他，意思是让我记得他。”

录节目的时候刘拓穿着自己的衣服，衬衫上套一件毛背心，脚踩一双泥土未净的鞋，一上台就被主持人调侃，“考古系的，不用穿出土的鞋来吧？” 这一身是他平常的装束，也有其他综艺邀请他，要求穿得更正式，他觉得不舒服，索性不去。对于那种类型的精致，刘拓避之不及，“长成（我）这样的，是吧，没必要。”

 

之前在阿富汗开中餐馆的红姐见过他的另一身装扮：留着络腮胡，脸上胡子以外都晒得很黑，肥大的白色长衫和长裤罩住身体，肩上披着条浴巾，也是白色的，“比阿富汗人还阿富汗人”。那是2017年，他到阿富汗拜访巴米扬大佛。刚从印度过来，就带了那一套衣服，不曾换洗，直到裤子破了个大洞，中餐馆的人看不下去了，厨子帮他洗了裤子，红姐拿出针线把豁口补上，他挺不好意思的，一直笑。

除了重获新生的裤子，白色浴巾也是物超所值，热了搭在肩上擦汗，太阳毒的时候盖在头上遮阴，累了铺在地上当坐垫。离开阿富汗那天，刘拓和红姐拍了张合影，照片里，那条浴巾还是围在脖子上，已经变成了灰色。

手机又丢了一次，他借红姐手机告诉家人自己在印度，和朋友正共用同一个手机。父母相信了，发消息催他回国：“你快回来吧。” 漂在阿富汗的刘拓让红姐帮忙：“你就打三个字：‘好的，爸！’” 直到安全回国才讲了实话。

他似乎一直给人留下冒险者的印象，为了给一处谷歌搜图上没有的古迹拍照，不畏险阻穿过战区。可当有人说他为保留文化遗产不遗余力时，刘拓并不买账，“我学的是旧石器时期的东西，那些古迹基本上是不涉及，完全是个人兴趣。” 他时常保持着对正面评价的警惕——高三保送北大，是因为学校不愿让最好的学生保送；设计的小众线路被网友喜欢，他马上补充，“我其实是有私心的”，好像必须加上后半句，才能把自己描述完整。

我见到刘拓是在2018年秋冬的一个下午。他从北大研究生宿舍区走出来，络腮胡子剪短了，恢复了运动装，手里拿一本未拆封的《黄帝故里新郑青铜器》，是帮室友刚取的快递，帆布包里一台单反，随时准备拿出来拍照。这一年手机又丢了一两个，落到飞机上或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丢了，他一般也不太找，“再买一个呗。”

读到第十年，他几乎是北大年龄最大的学生了，对毕业还是心存迷茫，觉得在学术圈儿找不到意义。他的考古热情埋在一万多年前的废墟里，最喜欢从古人丢弃的垃圾中找到碎陶罐的最后一片。但这似乎和学术道路不完全等同，在他的描述里，室友才是对行业有推动，学术界认可，自己是不务正业。

很多人建议他把稀奇的访古经历写成书，他那时说不想写，因为懒，脸都懒得洗。2021年6月，刘拓的作品《阿富汗访古行记》出版，他邮寄了一本给红姐。7月以来，他们有过几次对话，都是关于去阿富汗的航班和签证问题。红姐知道一些他的苦闷，也知道他一直在想办法重返阿富汗。“那边快要迎来很大的变化，有很多事情可做；而且如果看到了更多不好的事情，国内这些事儿可能才能释怀。”他告诉红姐。

 

● 刘拓的书。

9月，刘拓从任教的兰州文理学院辞职，给红姐发了消息，但两人没再见面。红姐始终记得在阿富汗的那个晚上，中餐馆的旅客们聚在一起聊天，突然有人开始唱诵《古兰经》，声音洪亮，情感饱满，仿佛出自当地人之口，正是刘拓。

三年前我见到刘拓时，他还没有因为头脑一热的言论陷入麻烦，发愁的也就是毕业去向。唯一能确定的是地理方位，肯定不会去南方。他说的南方，是指石家庄以南，“气候稍微一湿，就特别不舒服，所以老去中东，好几个月一滴雨都不下，很稳定，连云彩都没有。国内我只能在兰州以西，沿着干湿分界线，往西。”

以下内容整理自刘拓的讲述（2018年10月21日、11月19日，于北大畅春园附近）。

 

1

回过去想，会觉得那段经历特魔幻。气温50多度还要洗衣服，用一个勺舀着洗，哎呀他们太爱干净了，一天擦多少回地，都烦死了。有一个小空调，但人多啊，一个人不到一平米，一停电就有人会晕过去，就拖到走廊里往身上浇一浇水。我是特别怕热，就经常把衣服前面撩开，贴到地上，室内地表还是挺凉的。

奥马尔比我矮，比我矮的人不多。而且他穿一个背心短裤，也是很少见，他们一般会包得很紧，最起码不能穿短裤。当时一起关着的有个医生，劝我吃饭那个，天天说他很快就会出来，帮我去大使馆报信儿，最后我出来两三个月后他才出来。（注：2015年夏天刘拓独自去伊拉克访古，被当地警察局扣留）

医生有Facebook，可以看到一些近况。奥马尔就没办法再联系了，他是个孤儿，手机都未必有，更不可能有Facebook。医生也不愿意告诉我，而且他根本不屑于知道那小哥的联系方式，（奥马尔）等于是偷窃嘛，医生是政治原因进去的，不一样。

我还是挺喜欢和阿拉伯人打交道的，除了伊拉克，居民生活还是比较正常，该买菜买菜。伊拉克确实检查点特别多，穿军装的多，也有坦克。其实我经常被抓，那次之前已经比较习惯了，他们很不理解，你一个人来这儿干什么。

可能我就是这种体质。去年（2017年）在京都修学院离宫，想看红叶，我一个人去的，没预约要排半天，就想算了吧，我就往外走。外面是一片稻田，我就顺着稻田走，想着走到围墙旁边往里瞅一眼就行，结果那个院儿就没有围墙，直接走进去了，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就被抓住了。我还一直稀里糊涂想找围墙，也没有拍照，哎。

你看我心思都在这上边，不务正业的。正常现在就应该开始找工作了，同一级毕业的已经找过了吧，我也没了解。系里的人其实认识不多，北大的都比较高冷，谁跟谁都也不一定看得上眼，内心都很傲娇。主要是我不太想工作，我爸妈挺想让我赶紧毕业，我一直拖着。

现在每天在宿舍写论文，早上八九点醒，晚上零点、一点睡，宅的话就一天不出门。出门就献个血什么的，我血压不太稳定，高中就是这样，献血以后就正常一些，献过十四五次吧，一次400毫升。

或者去故宫看看展，都是当天才决定，前一天要是定好就睡不着了，兴奋。我是不太会胡思乱想的那种，但是就睡不着。像去《奇葩大会》还有《一席》，前一天都没睡着，那么多人呢！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已经比我想象的不紧张了。

读博现在是第四年，不用上课，跟老师线上沟通就可以，论文通过了就能毕业，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有可能要延期，主要是我时间都没太花在这个上面。

今年去了一趟朝鲜，自己弄的古迹线路，去高丽的陵墓、高丽古都开城这些。回来我找了个旅行团合作，写一个招募贴，按我的线路玩儿，我赚点提成，三五百的。有人去呀，都去两拨了，很多人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线路。我其实是有私心的，为了以后还可以再去。

还去了一趟叙利亚，回来就把那边的东西卖了一下，发现很好卖。挂毯啊，小号的卖200，大号750，画的就是大马士革街景。我就跟一个当地人说，能不能给我寄点儿？他就发过来了，寄到学校门口，我定期去拿。

这人就在大马士革街上遇到的，家里是做生意的。在中东，很容易跟人搭上线，他们都可闲了，而且没有什么游客，谁愿意跟他们说话啊？我一般不识路的时候，就和他们说上话了，可热情了。

不过挂毯第二批之后就卖不动了。很占地儿，学校堆不下，就堆在家里，床都堆满了，我妈特别愿意帮我发货，就嫌我老是没有订单。其实微博上发一次会有人买，但也不好意思老发啊，成代购博主了。

还想去看一下辽宁朝阳义县火车站，现在不知道拆没拆。东三省的铁路一直不错，很多火车站还保持民国时期的原貌呢，后来也一直在用。有些车站在河北河南就是文物保护单位，到了东北排不上，就拆掉了。反正玩古迹就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单，有空就继续刷。

原来我是没有专门按这个名单去找景点，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去武当山那一次，在当地随手买了一张地图，直接标了「国保单位」在哪，有多少个。很多城市其实都可以这么做，像平遥古城、五台山，都是「国保」密集的景区。一般人去平遥可能在街上随便逛一逛，去几个票号，就走了。平遥其实古迹非常丰富，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地图，能去好多地方。

武当山那次体验特别好，还有一个天气原因，刚下过雪，本来想说去那儿等一等，看下一场雪景，到那儿刚好天就晴了，阳光照着雪的那种样子印象很深，雪很厚，风景特别好。应该是2010年，那会儿大三。

 

● 旅行中的刘拓。图片来源网络

 

2

我本科是地质专业，中间休学了一年，因为没想好要不要上学。后面选专业有生物系和古生物系，生物系太微观了，我喜欢宏观一些的，能和自然界、和看见的东西打交道。古生物系还不错，但后来也发现太粗放了，收集得不细。当然选了考古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不太爱学英语，古生物所有的文献都是英文的。（六级没过？）呀，这都是怎么传出去的！

我是西安西工大附中毕业，数学比较差，属于最后一页都做不到，翻不了面儿的那种，前面能基本保证对，参加高考的话也就是120多分吧。当时生物竞赛拿了省一等奖，有了保送资格，我瞬间就想，太好了，不用高考了，哪个学校都行。

高三毕业去了十四五个省，一个人去的。家里不怎么担心吧，我爷爷是湖南的，奶奶是河北的，我妈在大连出生，我爸在西安出生，我在云南出生，后来又搬到西安，再到北京，我从小跑得就很多。

那会儿还没有古迹意识，就是看知名景点。大学以后突然觉得，自然风光相似性比较强，哪儿都有，但北京的房子长北京样儿，山西的就长山西样儿。我家有一阵在宣武门那边，菜市口东南角，那一片整个拆掉了，十几个胡同，我去拍了十几遍，边拆边拍，每次拍都少几个房子。我脸皮比较厚，很好意思到人家里去，只要开着门的我就进，要轰就轰出来。

开着门的就不会太凶，注重隐私的会把门锁上，我也不敲。一般去一个城，我都会把城里的街区稍微转一下。他们不在文物名录里，国家级、省级、市级都不在，但永远不知道能碰到哪个，下一个是什么。

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民居，但没有被记录过。尤其是谷歌搜图上没有的，等于是你去了一些地方，获得了一些网上没有的资料，抢救了一些信息的感觉。就算被人记录过，但有可能上一次记录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诞生数码相机，我是现在去的，还是不一样，这应该是古迹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吧。

小时候我就喜欢在西安城墙上转，从小到大好几个城门都改造过了，含光门（唐长安城南墙偏西的一处城门），很小的门洞，变成四个大门洞了，我就把小门洞都拍下来，在朱雀大街上，不到10岁吧。我父母也比较喜欢集邮，集门票，他们去了哪儿，门票舍不得扔，也不整理，就夹的到处都是。

照片加起来现在有5、6T，存在硬盘里，云盘也有。以前用卡片儿机，2014年下半年买了一个单反，镜头就一个，24-70mm，既能广角，还能拉近，我不太爱带很多镜头，容易进灰，拍的不虚，亮度合适，能拍到就行。

经常拍这些，和我做考古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发掘的时候会遇到这类问题，比如说木头棺材，很容易腐烂，本来是立体的，最后摊到地上变成一个平面了，就像一张饼一样，但上面的花纹还很漂亮。仔细做的话，通过这个“饼”，其实是可以复原出它的形状。

不仔细做，给“饼”照一张相，就铲掉了，铲掉就永远就没有了。像这种东西，我就很愿意留下来。吃顿饭也是，不管它是不是很常见，但每一次都不一样，就都会拍一下。像寺庙的、坐车的各种票据，检票之前我一般会拍一张，因为剪掉就再也没有了，就大概这种心理吧。

考古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其实是这部分，并不是挖到那些器物。比如一个陶罐为啥会摔到土里，通常是因为它之前坏了，有可能是边上磕掉了，有可能是底儿漏了扔了，拼起来之后发现少了哪块，可能就是哪儿坏了。我就很愿意做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这个过程就很高兴。

那些土留下来了，里面可能有植物种子。一般碰到这些土就抓起来带回去，我们叫“浮选”，就是把土放到水里面搅合搅合，搅碎，如果有种子就会浮起来。

下沉物里可能有动物骨头，很小的动物，比如老鼠、兔子的牙，肉眼看不到的。这部分其实工作量很大，我很爱做这类事情。这些信息看起来是无用的，但可能以后就有用了。现在不收集，就再也没有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器物关系。比如挖出一个壶，边上是靠着罐儿的，还是靠着碗儿的，他们之间互相的组合是什么样子。每一块骨头的朝向也要记录，是斜着的，竖直的还是躺着的，如果斜着，它是朝哪个方向，这些都是信息，因为跟水流的方向可能有关——如果所有骨头都是乱摆的，那可能没有被水冲过。

 

● 四川甲扎尔甲山洞窟壁画，10月27日，刘拓在考察过程中意外身亡。图片来源网络

 

3

我主要是旧石器考古嘛，研究一万年以前人类起源的一些东西。比如这两年去的广东英德青塘遗址，出了一个少女人骨，比较大的一个感受是墓葬，人类那时候开始有埋葬行为了，大概1万3千多年前。现在挖出来，骨头保存最好的是殉葬的人，直接扔到棺外的那种，反而棺椁越是豪华，骨头烂得越彻底。所以生前无论多大的家族，300年以后都破落了，连这儿有没有你的墓都没人知道了。

考古还有一个叫「灰坑」的东西，就是垃圾坑，这是我们接触最多的一个工作，捡古人的垃圾——陶罐摔碎了，古代人就挖一个坑埋进去，过一段时间再埋一批。挖出来的时候，有的口越来越撇开，有的越来越收拢，我们就研究这个规律。

比如文革时期的杯子、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现在无论如何也做不出那个样子了。当时做的时候没有感觉，但过几十年就变了，器物是有这个趋势的，要在「灰坑」里找到这些趋势，这些是定年份最精确的标尺。

一个很残破的陶片意义都很大，因为它是生活用的东西，相比墓葬品更新换代就快。比如死人穿的寿衣，可能多少年也不会换一个样式，但一个陶器顶多用五年，时代痕迹很强。

其实以后还想继续在专业上积累。但我属于比较随性的，没有明确目标。北大厉害的人太多了，哎，可能我努力到下辈子也赶不上这些人了，也就觉得没有必要跟他们一样。科研是需要有想法的，费脑子得很，我不爱想那么深入。真正做研究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好好待着，把那一个地方弄清楚，不会像我这样到处乱跑。

原来也觉得都读到博士了，一定要做出研究。不过好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论文的意义何在，好像专门要搞出一些杂志来，专门为了安排一些人发论文，为了毕业，那些杂志其实没有人看。真正有意义的论文，还是需要头脑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

现在我也劝自己，没有必要非得对口。我做科研的话，相比很多人贡献还是挺小的，那我还不如隔一段时间给工地送上半扇猪肉，让一线工人吃好一点，挖得细一点。

想法的一些转变跟「伊拉克」的经历也不能说没有关系，每一步发展成什么样，都是有因缘的。比如「伊拉克」之后，就有学两河文明的学生联系我，想用那些资料、照片，我就给他们了。能给人家拿去写个论文，也挺好的，当他们（搞学术的）的腿，到前方去跑一跑。他们干那个高兴，我干这个高兴。

也进了非常多的群，主要是旅游群，发现很多地方生活成本真的很低，算上房租都比家门口便宜，印度、埃及，一天可能就是10来块钱。有一些人永远都在外面玩，很洒脱，收入就靠代购，也能过得好好的。哎，我挺想的啊，但是没有那么大勇气，放弃所有。

有人觉得好像我挺放得开，其实牵绊也挺多的，还是觉得该有一个铁饭碗，有一个正常的职业，相对传统的一套生活，麻烦的是哪种决心都下不了。

毕业以后的工作，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我们专业未来出路一般是考古所、大学、博物馆，博物馆和大学的过剩，去考古所的不多，做田野这块一直比较缺。而且也分地方，北京考古所就很多人想去，其实北京已经没有什么可挖的了。像新疆西藏青海，西部是非常缺人的，但是没什么人愿意去。

现在就弄些乱七八糟的，有找我写公号、写知乎回答的，给千字500，我就找一个人写，给他千字450，抽一点儿成。也有些节目《一站到底》《诗词大会》这种找过来，我去干嘛呀，长得又不好看。提高知名度有啥用，能赚钱的还行。

有一些做科研的人，喜欢把一些概念包装得很有意思，能引起关注是挺好的，不过我没有很大动力去干这个。在更实际的层面，让公众知道还不如让有钱人知道它有什么意义——

工地挖得细不细，差别还是很大的。大部分工地做得很简单，要盖楼了，可能底下有东西，比如西安的一个工地，三个楼盘出了300多个唐墓。现在建设太快了，开发商催得要命，在他们面前，我们显然很弱势。开发商说，“你多一天，损失多少多少万，你赔我吧”，一句话的事儿。就只能随便清理清理，总比直接挖掉好吧。

要是哪个富豪喜欢，直接就把这个地买了，慢慢挖，不盖楼了。还可以提高下一线工人的生活水平，出土的时候抠得更完整一点，更漂亮一点，不能有土渣，我就很高兴了。可以慢慢拼罐子，只要能从瓶口到瓶底拼出一溜儿，就非常高兴了，可以体现古人生活的原貌。很难拼的，大部分只能拼一半，后面的找不到，就作废了。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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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光伏闯入的「安稳」晚年

Original 小昼 极昼工作室 2021-11-12

 

 

文 | 姜婉茹 魏荣欢

编辑 | 陶若谷

 

 

土地

一辈子种地为生的高晴喜今年60岁了，住在陕西神木的一个村庄，村庄不大，总共200多人，只有四个姓，姓高的最多。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了，剩下20多个老人还在村里，分散地住在山腰上。

高晴喜是留守老人中最年轻的，他夏天早上4点起床，冬天则是6点，每天和老伴一起伺弄玉米、大豆、高粱。“五个老弟兄”300多亩的地荒着，高晴喜栽上一种叫「山大王」的牧草，几乎种满了山头。他和老伴一整天都待在地里播种、翻土、浇水，“土地就是农民的命”。

村里还在种地的老人，大概剩6、7户，在各自的田里劳作，常常一整天下来，也见不着一个邻居。高晴喜还养了60只大羊和约140只小羊羔，没有别的经济来源，一年大约能有2-3万元收入。

今年春天，连续两个月刮起了沙尘暴，沙尘灌进屋里，高晴喜不敢盛出锅里的饭，饿着肚子等沙尘过去再吃。家里的羊开始咳嗽、害病、拉稀，买了药也治不好，时不时死上一只，高晴喜思前想后，认为都怪沙尘暴，“羊吃的草上沾了太多土。”

村子就在毛乌素沙漠边缘，但这样的沙尘暴已经许久未见。去年林业局发消息称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93.24%，村里人以为沙漠即将消失，但今年的沙尘大到让人睁不开眼睛。49岁的村民成子恍然又回到了小时候——站在一两米远的地方，只能看见一个人影，认不出人是谁。

十二三岁的时候，成子就跟着父亲治沙造林。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村民们把树枝剪下来，插在地里，过两年长成筷子粗细的树苗，再背到五六公里以外的山梁上去种。成子每次至少扛三捆树苗，约有二三十公斤重，父亲背的树苗则至少有两百斤，中间成子实在走不动了，父亲就骂他，骂完还是背不动，他就会挨打。

除了背树苗，成子还背过草种，也不拘于什么种类的草，只要能防沙固土，便都算是合格。人们把草栽成一个个小方块，中间种上树苗。种完就得步行去山顶的一汪泉水处打水回来。离水近些的林子，打趟水不到一小时，远一些的，两三个小时才能往返一次。

这条挑水的路成子从十二三岁走到了十七八岁，挑水的担子压在肩上，一压就是半日，肩膀总是肿着，每日的劳动能挣到2-3个工分。年底村里统计，欠了工分就没什么粮食领。

第二年春天去林地验收成果，很多纤弱的树苗没挺过去，只好再背树苗、种杂草、挑水浇水，两辈人反反复复地补栽，这样过了三四十年，防沙林慢慢长起来，沙尘暴也渐渐消失了。

 

 

● 村民提供的开发光伏项目之前防护林的环境。

沙棒、杨柳、沙柳、桑树高低错杂地生长，高大的能有十几米，枝叶茂密的地方，都没给人留下通过的隙缝。春天，漫山的紫黄色野花和野桑果会引来小鸟、野鸡、野兔和狐狸，还有村里的孩子们，桑葚吃得脸上手上黑乎乎一片。大人们采摘桑葚，晒成桑葚干，泡果酒喝。

高晴喜住的地方离这片防护林最近，去年四五月份，他看到山上来了几十辆推土机，把林地上的沙柳、沙棒、桑树、柳树、紫穗槐推平放倒，声音震天响。

一开始他还在观望，后来眼看着推到自己的地了，高晴喜没忍住，跟施工队理论，“这地不能推，我种的草根还在里面，春天还要发芽哩！” 这里种着他的「山大王」牧草，夏天可以喂羊，冬天能收割约1000斤草籽，以24-25元一斤的价格卖给草原站，这是高晴喜老两口的主要收入来源。他直接站在推土机前面，护着地里的作物，不让施工。

他是村里第一个看到推土机的人，其他村民只要住在山坡高处的，也都能看到推土机在工作，但他们都以为是那件事 —— 2019年9月，村里来了能源公司的人，要搞光伏发电项目，需要占用村里的部分土地。

这是一种利用太阳电池半导体材料的光伏效应，将阳光辐射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一种新型发电系统。如今土地推平了，施工队已经架起不少水泥管子，要在上面安装光伏发电板。

推土持续了好几个月，起初高晴喜习惯了跟在外务工的子女报喜不报忧，没给他们打电话。偶尔碰上一两个同村的老人，说了这件事，可也没什么好办法，“只有看着”。直到今年春天，回村的中年人发现防护林没了，才开始找“公家”讨说法。

矛盾越闹越大，村民一发现施工就去阻拦，直到上个月闹到媒体上。几乎每个村民都对记者说，知道光伏要进村，“不知道会毁掉林地、占用耕地。”

 

熟人社会的「合同」

光伏项目早在2019年9月就计划进入村子，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出现了两个版本。

“我们只允许他们进村里施工，不知道要毁林。” 村民成子说。他和多位村民都提到一次开会，2019年9月，村里难得聚起来40多人，光伏项目的工作人员来了，说要租用土地建光伏电站，付给村民租金，还承诺修一条6公里的砂石路。

按村民的说法，当时他们的关注点在于租金多少钱，什么时候修路，会不会雇他们施工。至于具体用到哪块地他们不清楚，有人以为是在林地上架起高高的水泥桩建光伏，林子还保留。念没念过合同条款，在那个时候更是没人在意，总之他们理解的是——“对生活没有影响，还给租地钱。” 于是多数人签了字，在那之后，每人收到了2万元。

直到今年找到村委会，大家才知道村里已经和光伏公司签定了正式的项目合同——以每亩租金140元每年的价格，将村里近2000亩地租了出去，租期25年。两代人栽种的林地，高晴喜和老人们种粮食、牧草的800亩「粮田」，都在其中。

但事情到了村会计刘强那里，呈现出了另一个版本。他站在当时引进光伏项目的村干部一方，“他们（村民）没听到念「合同」的话，怎么会摁手印？钱分到自己兜里了，花完了就开始胡说八道。” 参与合同签订的更上一级村干部对潇湘晨报回应称，村民所谓的被占林地和耕地，实际上全是沙地，“项目手续是齐全的。如果是耕地林地，连手续都办不下来。”

村民一方则拿出《林权证》反驳，证件显示林种为「防护林」，使用有效期至2039年。还有村民说父亲当过护林员，职责就是看护林地，阻止砍树、放牧，“如果不是防护林，怎么会专门雇他守林？”

 

● 村民提供的林权证所附地形图。

10月28日，村庄所在的陕西神木高家堡镇就整件事回应媒体，表示将详细调查。从后续的调查文件得知，租给光伏项目的土地属于「宜林地」或「草地」。按照林业局政策，「宜林地」可以用于光伏电站建设，但要「林光互补」，不能毁林。

800亩「粮田」也划进这两类，但村民认为有330亩是有土地证的「耕地」，其他的地也已经种了十多年，“跟耕地没区别”，同牧草穿插着种，多年养护下来，土壤已经肥沃。

陕北这个村子的留守老人大多没上过学，识字的很少，对法律文件更是陌生。他们反复强调“在那次按手印（签字）之后再也没见过合同”，事实上，他们签字的文件并非正式合同，只是一份会议纪要，见过正式合同的人就更少了。

光伏项目往往深入农村腹地，在签合同环节出现问题这个村庄并不是个例。在河北邯郸肥乡镇的一个村子，56岁的李光明听了堂弟归纳的三句话——“不用花一分钱”，“8年后设备全归你”，“亏了公司兜底”，就把养老钱投进了光伏项目。

和西北集中式发电系统不同，李光明所在村庄是在屋顶安装光伏板，采用的是贷款模式——村民跟银行签订贷款协议，光伏公司提供免费上门安装和维修，光伏板发电卖的钱归村民所有，用于还贷。在大部分宣传话术里，电费能挣不少，还了贷款还能盈余。

去年初冬，两名年轻的女业务员开着白色小轿车专程到家里接上李光明，到镇上的工商银行办理「光伏贷」。没有合同，只有几张宣传单，业务员承诺8年之后光伏板归个人，期间发电收入如果少于贷款，差价由光伏公司承担。李光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认定这是“一个发财的项目”。

到了银行，李光明在表单上签了30多次名字，总共贷款11.53万元。这把在一旁等候办理的同村小杜吓到了，说要回去再商量。李光明替他可惜，“有邻居想装还排不上呢”，自己和小杜是因为堂弟的关系，才成为村子里第一批有资格安装的人。

堂弟在镇上当电工，是村里第一户装光伏板的人，花了6万多。去年九月装上后，村子里没多少人去琢磨那些屋顶上亮晃晃的板子是干啥的。两个月后的一晚，堂弟跑来找李光明，问他愿不愿意加入。

家里十几亩田租出去了，每年收租万把块钱，李光明和老伴身体也还行，除了日常吃喝花销，就是买点降压药，能存下几千块。但他担心日后一旦生病，这些钱支撑不了医药费。按照堂弟的说法，国家补贴8分，一度电能卖0.44元，光照好的时候每个月还能挣钱——挣笔养老金，他几乎是当下就做了决定。

堂弟在村里选了另外八户人家，基本都是亲戚和发小，有邻居主动去找他，被告知变压器有容量限制，没申请上。在李光明眼里，连同自己在内的这九户，是村子600人里“被选中的”幸运者，有没有合同无所谓。

 

● 屋顶光伏。源自视觉中国

跟河北郑堡村一样，光伏板在山东临沂杨集镇的一个村子里，也是由熟人介绍带动起来的，只不过这里的“担保人”显得更为可信，是村支书。

今年清明节返乡，在外打工的张青田见到村支书，对方详细介绍了光伏发电的好处，还展示了自家光亮亮的房顶。与李光明不一样，张青田不用贷款买光伏板，只把房顶租给光伏公司使用就可以，租用价格是一块板18块钱。张青田夫妻常年在外打工，子女也不住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就答应了。

节后，光伏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签合同，离开老家的张青田打电话给已出嫁的女儿，“去签个字。” 不明前因后果的女儿抓起笔在业务员手指的位置签下名字，一连签了三份，业务员全拿走了，自家一份没留。

在城里上班的小儿子知道时，光伏板已经装好了，问起合同内容，姐姐无法回答。作为家里的文化人，小儿子跟光伏公司交涉要求返还合同。对方起初承诺10月底，后来延期到明年1月，理由是“录入信息程序繁琐”。小儿子越发觉得不靠谱，不过听姐姐说，每年领钱的地方“在镇上的一家公家单位”，稍稍有了一丝安心。

无论李光明还是张青田，在办理和安装光伏的过程中都极为顺利，除了村干部的参与，光伏公司的推动，还有银行的免息优惠。自2013年底开始，光伏企业在政策扶持下发展迅速，一时间全国很多村庄的房顶上都安装上光伏板，有日照充足的北方村落，也有阴雨绵绵的南方山区。

但近几年电价不断下调，国家电费补贴标准也从2018年开始降低，虽然地方补贴还没有完全取消，也已减少很多。不过，像李光明这样的老人是搞不清这些的，只看到“光伏养老”的字眼在网站、短视频平台到处都是，没过多了解就签了合同，想为自己买下一份老年安稳。

 

● 资料图。源自视觉中国

 

晚年

对李光明来说，被选中的幸运感一直持续到90多块光伏板安装到房顶上——住在同村的两个儿子才知道父亲借了「光伏贷」，他们告诉李光明，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李光明心里开始嘀咕，嘴上仍旧为自己的光伏板争辩。那时他已经从银行办了两张卡，储蓄卡用来收卖电的费用，信用卡用来还贷款，每个月25号要存1499元。

一个月后电费只收益900块，还差600，“幸好光伏公司会兜底”，李光明庆幸。然而，在还款日第二天他收到银行短信，说贷款逾期未交，还要另缴纳滞金67块。种了一辈子田的李光明人生中第一次贷款，不懂怎么回事，去问堂弟，以为光伏公司会帮忙还款，没再理会。又过了三天，收到第二条催款短信，新增28块滞纳金，他赶紧拿出存款还上。

村里其他几户也是收到催款短信才发现没有什么“兜底”。几个人找到堂弟，堂弟也不清楚怎么回事，至于自家的差额一直是光伏公司补贴，堂弟没敢再提——作为村里第一户安装者，又是介绍村民加入的“担保人”，公司给了他和别人不一样的优惠。

李光明想找光伏公司问清楚，但总是被销售经理挂断电话，他到镇上一处商贸城找到了这家新能源公司，只有一张工位和一个沙发，“和小卖铺差不多大”。笑脸盈盈的客服不断安抚他，“别急，今年的天气特殊，来年天气好了就好了”。和上次、上上次说得一样，像被设定好的程序。

李光明每次在镇上的光伏公司见到的客服都不一样，经理也换了好几任，只在电话里打过交道，当初开着小车到家里接他的业务员早就不干了。

自那之后，他没敢再逾期还款，又回到了种田观天的日子，日日盼望晴天。据说会扭转盈亏的夏天终于到了，在5、6月光照充足的时候，一天最高的发电量达到200多度，能卖百十来块。明媚的阳光在李光明心里生出了希望，“是不是能回本了？”

对于安装光伏的家庭来说，天气直接决定着收入多少。湖南常德山区的一个村民在网上记录过，在一个难得的晴天，发电量有140度，当天收入42块钱，阴天只有28度，收入不到10块钱，雨天更惨淡，“只有4、5块。”

这个村民算过，除去阴雨天，一年中光伏发电板正常运行大概200天，按每天最多90块收入计算，一年下来除去租金和维修费，到手1万5千左右，至少五年才能捞回成本。

李光明算不清楚这笔账。他止不住地可惜，坏天气似乎太多了，还没等填平前几个月的亏损，就又陷入倒贴的阴霾。眼看小半年的地租都搭进去了，老伴忍不住埋怨李光明，也对他堂弟不满。他嘿嘿笑着，说堂弟也是好心。

11月7日，暴雪降临北方，雪片斜斜砸在光伏板上。李光明冒雪在院子里细细查看，发现有一根固定杆被大风拽离墙面一公分。他拍了下来，在朋友圈写道，“今年是老天和光伏安装户彻底作对的一年”。

 

● 光伏项目航拍。源自视觉中国

而在陕北毛乌素沙漠旁的村庄，村民并没有像李光明一样盼望阳光，似乎是充足的日照时间吸引来了光伏公司，在他们看来是“带来了灾难”——推土机进来后，沙漠从绿色变回黄色。有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家祭扫墓地，想起墓前绿树成荫，现在成了一片荒土，心里不是滋味。

有人见过一个老人坐在路边大哭，痛骂家里的年轻人是“败家子”，一亩地140块钱（租金收入），“就把辛苦种了一辈子的树给卖了。” 还有一个种地为生的老人，亲手种的林子和作物都推平了，他说，“受下这么大的苦，这把年纪再种，可种不动喽。” 在当地方言里，「劳动」被称作「受苦」。

比起心里的难过，留守的老人们还面临更现实的困难。防护林砍掉之后，沙子还刮进了村庄赖以生存的二里渠。大生偶尔会回去探望80多岁的母亲，他记得小时候二里渠的水“可大了”，奢侈到可以用来浇地，后来水小了一些，但一直够吃够用。今年沙尘暴刮起来，堵了水井，水泵常常抽不上水，连喝的水都供不上，等上三四分钟，“抽上来也就一坨坨水”。

夏天缺水的时候，等上三五天也没有水，大生说，村民只好赶着牦牛、骑上三轮、开着摩托，去一公里外的地方取水。有人拿200升的柴油桶，也有人用十几个矿泉水桶拉水喝，两三天就要去拉一次水。

大生是一名泥瓦工，今年40岁，在邻近县市的建筑工地上接一些零活，养着三个小孩。800亩「粮田」被推平后，他开始对自己的晚年担忧，农民工“一个留不住就要回家嘛”，到那时在外打工的村民们上了年纪，如果纷纷回村，地也许就不够种了，那800亩「粮田」是他们最后的退路。

庄稼和牧草被推平后，60岁的高晴喜找了些荒地，种了点高粱，还没到收获的时候。这些地不够肥沃，夏天地里干旱，“收成不好，只能喂喂牛羊。” 比如「山大王」牧草，种下去第一年不会有收成，等待根系生长需要时间。

由于住在光伏项目开发地的东南面，每当西北风从消失的林地刮过来，高晴喜就感觉是电影里的那种风，“躺在沙坡上一会儿，人都能给埋了”。羊病死的太多，也不赚钱了，高晴喜现在靠以前的积蓄生活，对未来的日子没了指望。

村里人都希望要回800亩「粮田」，恢复1200亩防护林——虽然等林子重新栽起来，长到能挡住沙尘暴的程度，少说也要十几年的时间。

 

 

 

● 推平土地之后。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