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277）
齐祁：表格里的“家庭出身”——我曾经的噩梦
我是“混蛋”
齐祁｜文
我当时就读的中学，大门口以及教室的门楣两侧都贴了这副对联。一些班级里有些同学成为红卫兵，他们强迫班上“家庭出身”不好的同窗逐一承认自己是“混蛋”。
我至今感念我们班红卫兵的负责者杨同学、赵同学和吴同学，他们没在班上做这等骇人的事情。后来在学校的教学楼前，一些勇敢而正直的同学和那些坚守“血统论”信条的红卫兵展开辩论。
记得一位同学登上台，沉痛地承认自己是“混蛋”，博得台上台下阵阵掌声。我不能承认我是“混蛋”，但我又没有勇气宣称我不是“混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住嘴，一言不发。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早就接受了这种思想。
我14岁初二时递交入团申请书，见识了“家庭出身”这个概念，那时我就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和怀疑。
我从小不算是淘气的孩子，但也绝不是人见人爱的孩子。虽然也荣任过小队长、中队长，但也绝非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渴望老师的表扬，希望人前人后被人羡慕。
小学时，教语文的卢老师经常利用下课前的一点儿时间，让同学到前面给大家讲故事，我常常是撅起屁股，欠着身子，高高举着手，让老师叫到自己。
为了得到这样的机会，我就利用所有时间，看《新少年报》和《儿童时代》，搜尽枯肠地寻找有意思的故事，我读书的癖好大概由此养成。
当年学校鼓励大家做好事，做无名英雄。
我绞尽脑汁，悄悄把一张黄纸糊在马粪纸上，然后挂上一个苍蝇拍，在纸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上“你为班里做了什么？”几个字，趁班里无人之机，偷偷地挂在教室里。
学校汇演，我自报奋勇，组织一个全班同学都参加的雕塑剧。我写朗诵词，给每个人分配角色，每天课后在教室里排练，忙前忙后，演出的那天，几乎全班的同学都上了台，只有我一个人在台下，最后演出得了二等奖，而且代表学校在西城工人俱乐部演出。
那时，我心里的得意，绝不亚于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那一刻。因为那时我知道，我跟大家都一样，只要我努力，我可以比别人做得好。
可是从初二开始，我才知道，我和大家不一样。我要想获得和别人一样的东西，必须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甚至有些东西，无论我做出怎样的努力，也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的。
初二时，在政治老师兼班主任韩老师的启发下，我写了入团申请书。但我真正从心里非常迫切地想入团，是进入高中以后。
现在回想起来，目的很明确：其一，虚荣心；其二，想说明自己和别的同学都一样；其三，能顺利地考入大学。
为了表现入团的迫切，我开始写思想汇报。初中时一个学期写一次，高中以后，一个月，半个月，甚至每周一次。但我永远是外围积极分子，一些高一、甚至高二刚刚递交申请书的同学，都很快开了发展会。
到高三下半学期，除了三两个不想入和几个想入而不能入的，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成了团员。每当团支部要在班里说事情，我们几个非团员都要回避离开教室，那种尴尬、孤独和无助，现在的中学生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理解不了。
那个年代，政治活动频繁，除了“五一”、“十一”的大庆游行，接待外宾的活动也是接三差五地举行，中学生是夹道欢迎的主力军。
从小学起，我几乎年年参加天安门广场小学生观礼，我们站在英雄纪念碑前，等待所有的游行队伍通过广场，然后摇动花束，高呼口号，蜂拥到金水桥前，欢呼着，跳跃着，毛主席和所有国家领导人从城楼这边走到那边，向我们挥手致意。
这是每年大庆活动最后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高潮。我数次的亲历其间，那种场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让我骄傲的是这种经历并非所有同龄人都曾享有过。
初一和初二，我参加的是游行大军中少先队的和平鸽大队。先头的仪仗队过后就是我们。
我们高唱少年先锋队队歌走过广场，经过主席台时，随着口令，我们同时把握在手里的鸽子抛向空中。顷刻间，成千只鸽子腾飞蓝天，我们跳着、跑着、欢呼着冲过广场，那种快乐和幸福，是我一生记忆中的亮色。
高一和高二，我参加的是游行大军中的仪仗队，一次是高举红旗，一次是肩扛标语牌。伴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旋律，我和上千个男生一起迈着正步雄壮地通过广场，那种昂扬和激奋，在我最困窘、最绝望的时候曾经温暖过我的心房。
近几年，电视台曾播放过当年国庆游行的场面，每当相关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我都难掩心头的激动，因为我知道，我就在那个方阵里！我和共和国永远定格在那激动人心的一瞬间！
②
高二以后，阶级斗争的教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阶级斗争的思想成了国人言行的圭臬。高二的一次迎宾活动，让我平生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同学中的另类。
以前任务下达后，全班同学楼下集合，一起到长安街指定地点列队等待，当外宾的汽车驶过时，我们站齐鼓掌欢呼，车队通过后，欢迎队伍自行解散各自回家。
而此次，老师当众宣读了几个同学的名字，不参加迎宾活动，留在教室上自习，打扫卫生。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我们几个被留下的是怎么度过那个难堪的下午。我只知道从那个下午以后，学校组织的所有外事活动，所有大型集会，我和那几位同学全都被排除在外。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并没有愤怒，我只有羞愧和无地自容。我本能地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家庭和父亲，本能地去比较我和工农家庭的同学有何不同，我甚至搜尽枯肠地去寻找父母的剥削阶级本质、以及他们给我的反动思想的影响。
回忆往事，我很自私。我曾经为了表现“进步”无数次地诬陷和伤害我的父亲，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我都痛彻心肺，不能原谅自己。
不过，我真的很虔诚。
我曾经极认真地阅读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然后给自己上纲上线；我曾经真诚地要改造思想，要脱胎换骨，高二时学校组织到清洁队劳动，我坚决跟着师傅背着粪桶，走街串巷掏大粪；我们负责厕所卫生，我都是主动到厕所，下手擦拭便坑和便池，从没犹豫过。
我当时在思想汇报里曾说过“资产阶级思想比大粪臭百倍”这样的话。其实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接受了“混蛋”的思想，尽管我从来没有直接表述过，但是在我无数次的思想汇报里，早已经承认了这种说法。
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悲伤，当年我写的那些文字早就踪影皆无了，如果今天还能让我看到当年的只言片语，我不知道我会怎样的痛心疾首，追悔难当。
③
记得高二时，团支部安排了陶同学做我的入团联系人。他也喜欢文学，我们还算有点共同语言，偶尔上下学还同路。
那一年，我22岁的哥哥因高原反应，死于西藏。哥哥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自愿要求进藏，坚决要求到基层，最后分配到山南。他的工作艰苦繁劳，又曾先后三次为他人献血，哥哥去世后，西藏召开了自治区邮电系统的追悼大会，西藏工委书记等人参加，给哥哥极高的评价。
但哥哥到死也没能入团，我非常的不解和愤怒。我把一腔的怨怒写在日记里，最后我义愤地说：连哥哥这样的人都不能入团，这样的团我不会再入！我的日记本就放在书包里。
一天课间后，陶同学在他的座位上指指我的书桌，又指指他的书桌，诡秘地笑着。我翻开书包发现日记本不在了，我的头一下子大了，他拿走了我的日记本！
几天之后，他把日记本还给了我，声称团支部要求我对自己说的话作出解释和说明。我既愤怒又绝望，但我还是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详细地说明了我这句话的缘由。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第一次知道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闯进我的心底，我必须毫无保留地满足他们最无聊的癖好。
从陶同学“拿”走我日记本的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写过一天的日记。我焚毁了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所有日记。自此，我在中学入团的愿望彻底破灭。
这件事让我绝望的不是一个是人，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氛围。他们可以认同偷拿别人的东西，可以允许堂而皇之地窥测别人的隐私，可以毫无廉耻地承认和公开这种廉耻。
这个群体是强大的，公开的，而我是弱小的，无助的，我唯一的选择只有退却。读书吧，这是我唯一的出路，至于成与不成，那是天意。
几年后这位陶同学也没能逃脱插队的命运，但他还是比我幸运，在村里没呆两年就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去了东北一所师范学院学了英语，后来在某所中学做了教员。
我和他再也没有联系，真不知道也算接触了西方文化的他，是否还记得当年自己的卑劣和无耻，他是否为此而汗颜？
④
“文革”是整整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
大概因为是高三，年纪大一些更理性一些，所以最灾难的年月，我反倒过得很平静。对联最猖獗的“红八月”（1966年8月），班里的红卫兵们热衷于学校大的运动和校外“联动”的组织活动，所以班里的生活就很宽松了。
只是十月份开始大规模的串联，低年级整班到通县农村劳动，高年级自由组合纷纷到大江南北去点革命火种。我们班包括我在内的五个同学没有“点火种”的资格，我们五人被单独分配到通县的一个村子。
到了那里，就再也没有人理我们了。我们跟着老乡一起下地，一起夜战，我至今还记得和老乡坐在拖拉机里过夜的情景。我们五个人都惴惴不安，唯恐村里人问起我们的来历，庆幸的是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们这些琐事。
记得有一次下雨不能出工，我们五人都留在屋里干自己的事儿，两个同学不知为什么争执起来，一位王姓同学压低声音愤怒地说：“我们是什么人？还有什么可吵的？”两位争吵的同学顿时一言不发，坐在角落里发呆的我，眼泪夺眶而出。
后来，其他低年级的同学们都陆续回到了学校，但却没有人通知我们，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怎么离开的村子，只记得村里在社房给我们开了一个欢送会。
那天，屋里挤满了人，炕席上摊满了花生，枣儿等吃食。我们五人和社员们吃着，嬉笑着，瘦小的书记很随意地说着道别词，但当他说道：你们和其他村学生们一样都是好孩子，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给你们每个人写份证明。
在座的社员都鼓起掌来，我们五人不禁都掩面而泣。我们五人中，刘姓、王姓、孟姓三同学和我，1977年恢复高考后都考上了大学。
刘姓同学现定居北欧，专职于化学工程的研究；王姓同学现在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任教；孟姓同学在北京一所名声显赫的重点中学任校长；杨姓同学到山西插队，在当地任职从副县长职位退休。本人在五人中最不才，就无需露丑了。
返回学校浑浑噩噩一年多，“四三派”、“四四派”纷争，本人虽也忝为一派，但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到学校就听同学聊大天儿、坐观棋阵。
那时，一位章姓同学的姐夫是北师大中文系的讲师，还有一位殷姓同学的姐姐是北大历史系的66届毕业生，他们俩经常带到学校一两本书，我从他们那里借到了《罗亭》、《贵族之家》、《当代英雄》、《欧也妮·葛朗台》等外国文学名著。
另一位朱姓同学和谢铁骊（北影导演，曾导演《早春二月》《暴风骤雨》《知音》等）不知什么关系，经常能从谢家借到一些书，我从他那里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是那本让我莫名悲伤和颤栗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再有一位李姓同学，他家离学校很近，是一个幽静漂亮的小四合院，我没事也常到他家。在他家我看过一本苏联人写的《古希腊》和一本北京俄语学院编写的《俄罗斯文学史》（可惜只写到18世纪），荷马史诗我是从他那里知道的。
当时，这些都是禁书，但却给我近于枯竭的生命添加了生活的乐趣，并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我至今仍深深地感念这几位同学。其中的章姓同学和殷姓同学均已经过世，我希望他们在天堂快乐。
⑤
无聊难耐中，终于盼到了1967年的分配。工人师傅宣读分配方案前，先公布了几种人不在分配之列，其中包括我。
这意味着我只能回到我母亲遣返的原籍。全班同学中只有我一人独享此等恩惠。会后工人师傅每人发一张表格，填写各自要求的去处，她也给了我一张，告诉我在备注栏填上我母亲所居住的村镇。
此时我已欲哭无泪。离开学校，我独自来到什刹海，越过栅栏，坐在石岸上，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但我真的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我想到了死，我没有什么可留恋，但我想到了母亲，想到了妹妹，她们怎么办？
我在水边一直坐到天黑，当我站起身的时候，我下了决心，就是死也不回去。周恩来曾经说过，他出身于资产阶级，他死也不回家。当天晚上，我毫不犹豫地在表格备注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上几个字：
“向敬爱的周总理学习，誓死不回家！”
第二天我早早地到了学校，趁别的同学还没有来，就到工宣队的办公事，恭恭敬敬地把表格交给了那位胖胖的女师傅。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扫过表格后脸上露出的那副不屑，她鼻子里只哼出一句话：“那你就等着吧！”
68年夏天，流传吉林，山西，陕西，云南都要人，我从小就向往南方的山青水秀，听到消息后，我曾向很多同学表示过：要能到云南就好了。
十月正式传达山西分配方案，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插队，很多同学还在观望，那位女师傅立刻找到我，恩惠般地告诉我：不想回原籍，就去山西，别无选择。
我表示我有荨麻疹，希望到南方。她断然拒绝，说越是冷风越能治荨麻疹。如果山西我不去，接着就是陕西黄土大高原，风更大，更冷。
她还补充说那里可是革命圣地，言外之意，陕北还可能不接收我。于是，我只有别无选择地接受了她的恩泽。所以我是我们班，甚至我们学校第一个报名去山西插队的人。
1968年12月27日清晨，六姐和妹妹送我到北京站。我将开始全新的、一无所知的生活——自此，我长达八年之久的知青生涯开始了。
记得大学入党前，学校组织部部长李老师和我例行谈话，结束前她对我说：我们通过调查了解，你的家庭出身不是地主，应该是职员。以后就填职员吧。
我连想都没想地说：地主出身对我的影响已经到极致了，现在填什么其实也都无所谓了。
走出党委办公室，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真是个天大的玩笑，最残酷的黑色幽默也不过如此。但此后我填的任何表格，都再也没有出现过“家庭出身”一栏——这个噩梦一般让我胆战心惊的四个字，好像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
几年前儿子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入职了国内一家公司。一天他回家拿着一张表格问我，家庭出身一栏怎么填？我愕然。片刻之后，我平静地说：知识分子。
以上讲述的大部分经历，我从未向任何人袒露过，包括我的至亲好友。很多人都愿意表述自己人生的痛苦，但我一直相信，真正让人肝胆俱裂的痛苦，他是绝对不愿意回首的，更是不可能轻易向人转述的。
所以，我曾经无数次地向很多人说过：反复自述痛苦的人，他绝无痛苦可言。今天，我第一次将深藏内心半个世纪的经历付诸文字，公诸网上，不过就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苦也罢，乐也罢，都已烟消云散。我只希望它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中国岁月风尘里的一块无足轻重的碎片，我只是想让熟识我的，不熟识我的人，再看看中国人曾经历过的生活。
我的儿子不屑于了解我的人生，就像当年我那么不屑我父亲的人生一样。历史竟是如此可悲地轮回！最后，我抄录下辛弃疾的《丑奴儿》，它是我几十年心路历程的艺术概括：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作者简介】齐祁，曾经的知青，现在的退休教员和孩儿奴。做过乡村贷销员，民办教师，也干过按摩师和文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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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难忘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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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难忘的青葱岁月
胡华珍｜文
一九七六年九月，经当地党支部推荐选拔，我上了一所没有名气的学校，叫“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为“共大”。共大跟其他大学的分类一样，有很多分校，我的学校名称叫“共大—卫生分校”，与其它分校的不同点就是半工半读。
学校坐落在天门的一个偏远湖区，那里没有城市的喧闹声，也没有汽车的鸣笛声，很是寂静，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刚开始我的身体差，很是有点吃不消。
我们是第一届“共大”生，也是最后一届“共大”生。因为一九七六年招生了一批学生后，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全国教育体制改革，共大就没有再招生了。
我们这一届共大学生是相当苦的。那年月，共大刚开始成立，学校什么都没有，连总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没有校舍，领导和老师们办公和住宿的地方，都是用土窑烧的红砖和茅草搭建起来的。我们的分校就更不用说了，连教室和寝室都没有。分校的领导、老师和学生一样，都住在乡村的农户里，一家农户住几个学生，老师也是一样的。教室是在农户里选择一户人家房子稍大一点的做教室。
那里没有自来水，洗衣服、吃、喝用的水都要到池塘里去挑。
我们学校食堂，就是用几根柱子和茅草搭建起来的一个简易房子。每天做饭、洗碗的用水，都是食堂里的吴师傅用扁担挂着两只水桶，从池塘里一担一担挑回厨房用大水缸存着用。
食堂的伙食极差，到胡市街上买菜近一点，又隔一个湖，来回要坐船很不方便，就要跑十多里地到皂市街上去买菜，来回二十多里。
那时没有交通工具，都是走着去上街买菜，街上卖菜的人也不多，买不到什么菜。冬天里，每天都是青菜、萝卜、莲藕。夏天的菜稍多一点，冬瓜、黃瓜、南瓜、豆角、丝瓜、茄子等等，很少吃到鱼和肉之类的食物。
有时劳动结束后，班上的男生们去池塘捞点鱼送到食堂里，才能改善一下伙食。
记得有一次我们送肥结束后，有一点点时间，班上的男同学们就去抓回一盆泥鳅，同学们不顾干了一天重活的劳累，回校后都去食堂里给吴师傅帮忙，泥鳅做得非常可口，同学们都觉得很好吃。
在荒野的湖区，没有什么好吃的，同学们觉得能自己抓点泥鳅、鱼到食堂做着吃，就是珍馐美味了。同学们一边吃泥鳅，一边欢声笑语，自己亲手抓的泥鳅，吃在嘴里，香在心里。
有一次在整稻田的时候，同学们又抓了好多魚，交给食堂吴师傅，又是一顿丰盛的晚宴，大家高兴极了，又吃到了自己亲手抓的魚，自己劳动的成果，吃起来比什么都香、都好吃??
那里没有电，学校在开学之前，到农户里去安装了电灯，我们的教室是农户里的一间堂屋和一间房，把两间房之间的墙打开后，合起来就成了一个简易的教室。
下雨下雪的时候我们就在教室里上课，雨、雪停后我们就要出去参加劳动。那年冬天很冷，我在教室里的坐位是进门的门口，坐在那位置上，每天寒风吹得刺骨痛，全身冷得直打哆嗦，冻得我手肿的像肉包子似的，时间一长，手就冻烂了。
那时，所有的物资都缺乏，上课连课本都没有，我们在上课时听老师把课讲完后，就需要手抄笔记。有些书是我们写信到上海新华书店邮购部邮寄的，邮寄从写信、寄出，到收到书时，大约要十天左右。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买书的，好多学生家里困难，无法买书。我因为喜欢书，宁可一顿饭不吃，也要去买。新华书店只能买到一部分书，像我们学的药理学，一直都没有买到，就只能抄写，还需要有闲工的时候才能抄写。
共大的学生，水平相当不一致，有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有的是初中毕业，有的是高中毕业；有的不爱学习，只爱打扮；有的同学在劳动时，她就说腿疼，不能出工，学习上课时，她就喊头痛，考试时两手摸白纸，两眼望青天。平时不好好学习，到考试时总是不及格，甚至有的打零分，平时不爱学习的，考试抄别人的也抄不到，各种现象都有。
我的出发点不一样，我觉得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劳动时，我积极参加，学习时，我仿佛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努力学习，刻苦钻研。
我深知学海无涯，医学知识更要刻苦学习。每天下夜自习之后，寝室到晚上九点半就要熄灯，关灯后，我怕影响别的同学休息，自己就偷偷躲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把当天上的课重新复习一遍，把老师要求背诵的课默背一遍。因为我们学医的有很多东西都是要背下来的，比如中药的药性和汤头歌诀，西药的药理作用，所以选择学医就是要吃苦……
记得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冬天很冷，那是粉碎“四人帮”后，总校通知我们全体师生到胡市开会，学习党中央的24号文件，我和同学们一道走到胡市去开会。
学习结束后，我们在回学校的路上，要经过胡市的湖，这个湖很大，我们来回都得经过这个湖，要过这湖就得通过渡口的渡船，我们去的时候风平浪静，平安渡过。
回来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顺利运上岸了，我们是最后的一船，仅有十人左右，这时风很大，船摇摆的很厉害，快靠岸的时候船翻在岸边，幸好岸边的湖水不深，我和同学们都翻在湖里，我们手脚并用，从湖边爬上了岸，安然无恙。只是受了惊吓，衣服也全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但走着回到学校，把衣服换了保保暖就没有什么大碍了。
送肥的时候，有的同学穿着鞋，有的光着脚，挑着村里的猪粪肥，走在湖边的小路上，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从村里走到湖泊，来回要走四五里地。走得快的一天挑七八担，男生挑一担猪粪肥，走得轻飘飘，可我们女生挑着担子觉得道路难行，一步一步，顫顫抖抖??
有一次送完肥的第二天，我们的班主仼杨念祖老师对我说：“你的腿不方便，你今天就不去送肥了，就留下来帮厨。”我对杨老师说：“您看我的腿不是好好的，沒有不方便，昨天是挑累了，走得有点跛了，休息一夜后，我的腿根本沒有事，我还是去送肥，帮厨的事就留给需要帮助的同学吧”！
那时候劳动既没有工钱，也没有奖励，同学们也没有怨言，参加劳动都是争先恐后，看谁挑得多，看谁跑得快，不管再苦再累，大家都抢着重活脏活干，深受那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激励。
秋天双抢割稻谷，我们起早贪黑，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光着脚，踏着露珠赶到田野里去割稻谷。割完稻谷之后已是中午，太阳正当头，烈日炎炎，像火一般烤得我们的脸上刺痛，还要把稻田里的稻谷一抱一抱搬到田埂上来晒干。
中午不回食堂吃饭，食堂里的吴师傅和帮厨的同学，中午时把饭、菜和茶水送到田地里来。每个同学二两饭，打点菜，吃得香喷喷的，因为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同学们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可是我累得狠了，再饿也吃不下去。
劳动口渴了去喝水时，同学们都是排着队，我们的组长张献国同学就对同学说：“让胡华珍同学先喝水，我们大家是喝水解渴，她是喝水充饥。”同学们听张献国同学这么一说，大家都让我先喝水，这深深的同学情，几十年过去了，至今难以忘怀??
到了下午，转到田埂上的稻谷都已晒干水份，我们就把稻谷捆成一梱一梱，有冲担的同学就用冲担挑两捆，没有冲担的同学就把稻谷扛在背上走回村里的禾场。
我们光着脚，挑着稻谷走在湖泊的高低不平的稻田埂上，来回好几趟。男生挑着稻谷轻飘飄，健步如飞，女生挑着稻谷压弯了腰，满身的汗水湿透了衣服。天快要黑了，同学们胃里没有食物，又累又饿直喊头晕，只好咬紧牙默念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那是文革时期的后阶段，四十多年前难忘的青葱岁月，留下了青葱的印迹，时代的痕迹。
光阴荏苒，六十多年的风霜，染白了头发，苍老了容颜，在艰苦时期与同学和老师结下的深厚情谊，终身难忘。
【作者简介】胡华珍，退休副主任医师，天门人，现居武汉。爱好读书写字，曾在《中国人口报》《中国针灸杂志》上刊登过多篇作品及论文，论文已进入数据库。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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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光头面
汨罗柳舟｜文
光头面，就是因物质匮乏，或者个人的某种偏好而没有添加任何佐料的汤面。懒于考证，也由于某种原因不想去考证，我估计这个名词大概只流通于汨罗江下游，而实物的存在要广泛得多。
①
汨罗江下游有个古老的村子叫流花洲。在一个很枯寂的年代，我很幸运地出生在这个名如诗美的村子里。
曾祖爷爷是个行脚商，靠勤劳积攒了不少财富，娶了周姓大户人家的闺秀——我叫她老娭毑。可曾祖父不幸被日本兵打死了，老娭毑就靠变卖了家当和嫁妆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后来，具体说是上世纪50年代，爷爷因不舍那不堪一击的家，困守在水灾中飘摇的篱壁屋，整日以泪洗面，以致患上了青光眼；而奶奶孱弱的身体不堪混天黑地的集体劳作和终日无以略缓的饥饿，丢下了不足四十的生命和曾经寄予希望的家。
我叔爷爷虽然学了一门手艺，裁缝水平也高，但过早地得了齁子病(现在叫支气管炎)，也难以支撑门庭。
我出生时，人们正在抢食为生。我，以及后面弟妹们的到来，为父母增添了无尽的忧虑。父亲不分昼夜地劳动，母亲忙里忙外地操持，还是难以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
求生，是一种巨大而奇怪的力量，我稍知世事就具备了这种力量。田头地边的草茎草根，我能咬出苦和甜；房屋壕围上的树皮树叶，我能尝出臭和香；山头沟底的各色野果，我能辨出有无毒。大大小小的池塘、渠道水坑，只要有活物，我就能带着弟妹们烧烤出“美味佳肴”。
还有，我会想着法子去偷一些集体的食物。比如一颗白菜，一个萝卜，或者一只红薯(我们叫茴)。
一年春天，正是各种食材都缺的时候，我发现邻生产队窖(读gao第四声)茴种——将种红薯掩埋在地里，浇上大粪，以便长出红薯秧苗，作新一年生产用。
傍晚，我独自去了地边，从三块地里挖出三个臭醺醺的红薯，重新掩好泥土，就一溜烟跑到渠塘边，先用泥沙搓净大粪，然后在水中反复搓洗。正准备吃一个，再带两个回去给弟妹们，抬头就看到了邻队队长那圆睁的怒目，我顺势逃进了冰冷的水中。
第二天，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母亲偷偷地抹了几把眼泪。但弟妹们还是用狡黠而少神的目光投我以感激，我自豪而满足。
我是幸运的，尽管经常因顽皮而挨父亲的巴掌，可是却因很少挨饿而长得结实，且力气不小。后来还知道，我爷爷时家道中落，没有划成地主，才是我幸运的主因。虽然我常偷集体的食物，却从未挨过批斗，年纪小也是一个优势。
我的族叔世科就惨了，因为偷了自己生产队的几棵白菜，而且家庭成分高，次次开大会就挨批斗，没几年就被整死了。我的儿时玩伴都笑他，甚至一起恨恨地骂他“贼”。其实对什么是“贼”我还很模糊，却因着“同道”的缘故从不骂他，但只能从心底里为他叫屈。
世科叔死时，我特意在他坟前栽了一棵白菜。
②
就在世科叔偷白菜的那些日子，村子里另一头有个上街喝面汤的人（面汤即别人吃剩的残汤），和世科叔一样的单身汉，叫苏汉堂。
那时，我放了学偶尔会去外婆家。外公早饿死了，外婆是全县的劳模，舅舅也因而没有读完小学最后一期，就回家务农。外婆和辍学在家的舅舅都善于种蔬菜，黄瓜菜瓜都比我家的大。
尽管自留地有限，但他们总是能每次让我吃个饱。比我家菜种得好的原因我也搞不清，可能有我父亲种菜的经验和技术问题，更多的应该是父亲为了多赚几个工分，力争年年少超支，而很少时间管理自家菜园。
有一次，我跟着母亲去插田，看见族伯世林家的黄瓜已经很大了，至少比我家的大一倍，就隔着篱笆去摘，结果被伯母发现了，骂了我一个臭死。母亲心疼我，说散工后就带我回家吃自己园里的黄瓜。
回家后，趁老娭毑不注意，我迫不及待地溜到园里，准备去摘黄瓜吃，结果被土皮蛇咬了，在脚踝留下两点红红的细细的齿印，痛得我嚎天动地地哭。
母亲一看，吓得直哭，忍着眼泪把我抱到屋里，放到稻草铺成的床上，一边剪下自己的头发为我扎住膝盖，一边就口含茶水为我吸毒，而我只是在那鬼叫唤。我老娭毑马上派人把我二叔祖叫来，催他赶快施救。
在给我清洗完伤口准备敷草药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堂哥说族伯世林家的二儿子泽高也被毒蛇咬了，要请我二叔祖去救治。后来，只是因为被救治的时间稍迟一点，他比我多在床上呆了四十几天。再后来，我才知道我康复得快的重要原因是母亲用嘴吸出了大半的毒血，她几乎被毒晕了。
不得不补充说明一下，用嘴吸蛇毒是极其危险的，也是极端错误的。母亲救子心切，以至爱令智昏啊!
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去自家或别家园里摘瓜吃了，去外婆家就更频繁了。
一段时间以来，在经过胥家大屋的时候，总是听到有小孩在喊：“苏汉堂，喝面汤，只要有，不怕丑。”
我感到奇怪，问一个同学，他说这个老家伙太不要脸了，经常去县城喝别人吃剩的面汤。我没有注意同学的眼神和语气,反而来了兴趣，更没有觉到什么可耻，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填饱肚子的新方法。
我试着接近这个“老家伙”，才知道“老家伙”其实并不老，还不到五十岁，却因为常年繁重的劳动而累弯了腰，显得“老”。
他和我家一样年年成为“超支户”，生了疾病又无人照料，几乎没有任何生活依靠。所以他独辟蹊径，去县城喝面汤。被大人们耻笑，被小孩们追着叫骂，他也不顾了。
我很同情他，背着父母跟他去过几次县城，那残剩的面汤很香呀！他喝得很用心，没有羞惭，没有言语。我感受到了一个老人的求生欲望，比廉耻重要得多。我还并不完全知道廉耻二字的意义，尽管爷爷经常用这两字来训斥我。
又是一个春节到来的前夕，苏汉堂死了。死得很安详，虽然脸上只有皮包骨，左眼角似乎有一点泪痕。他的去世让已经辍学的我，没能完成一个的小小心愿。
③
年少懵懂，哪知世艰？那年，族伯世林家的黄瓜藤被大队部组织的“割尾队”锄掉了三根；族叔动军家的南瓜苗只留了一根；家叔世忠家的鸡被捉去了五只；我家的那只半大黄狗也未能幸免！
理由只有一个：集体按劳分配，自留地和养殖按人口配置规模。多余的就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狗是绝对不能有的，有了就都姓“资”，统统格杀。
我跟着“割尾队”去吃狗肉喝鸡汤的时候，遇上那个刚考上高中的同学。他明白我的去意之后，鄙夷地看着我说：“你无药可救啊！还像当年一样去喝残羹冷炙吗？”
我冷冷地反抗道：“我不懂你的什么妖什么根，我只要填饱肚子就行！何况，你知道那条狗是我家的吗？”
我吃到了有生以来最美味的肉，也喝到了最香最甜的汤。但我高兴不起来，同学那怪异的眼光令我气愤，他凭什么那样看我，况且他还提起了那饿死在年夜祝福声中的苏汉堂。
想起苏汉堂，我内心一阵莫名的愧疚，没能完成让他吃上一碗香喷喷的光头面的心愿。可是我自己呢？我跟母亲说过几次了，对我的要求从不迟疑的母亲总是支支吾吾，我十三岁了还没有吃到那梦想中的光头面。
这次，我跟母亲说一定要去县城，要吃光头面。
第二天，母亲摘了藤上所有的瓜和豆角，还把地里最好的蕹菜也割了一篮子，真带我去县城了。
时蔬很快就卖给了城里人，共得1元五角7分。听说光头面只要1角3分一碗，我高兴极了。
可是，面条是我想吃就能吃的吗？它不仅要钱，还要粮票！
这就是母亲给我最后的回答。“孩子，要吃国家粮，才有粮票。你不读书了，怎么能吃国家粮”
“娘，我还是回学校去读书吧。”我很坚决地说道。
母亲这次又迟疑了，半天慢慢说：“慢慢看吧。”我不懂要“看”什么。
这次回来以后，我找了一些爷爷读过的书片，是被我自己“革命”时烧得七零八落的，一页一页地读。那些鼓眼暴睛的繁体字一直在嘲笑我，心里十八味杂陈啊！
上山为生产队看牛时，我也带着这些纸片，蝉的聒噪，马蜂的嗡嗡，就成了我最好的背景音乐。
一个炎热的下午，母亲说：“明天带你去吃光头面。”
原来，我姨父知道我这个愿望后，就想法托人找关系，找到了为县城火车站拖河沙的苦力活，每天1.1元的劳务工资，另加三两粮票。姨父自己挨饿少吃，攒了六两粮票给我母亲。
姨父廖正义在诸多兄弟姐妹中学习成绩最好，可是因为家里人多，父母负担过重，又遇上三年灾难时期，初中没上完就只能放弃学业回生产队劳动，帮助家人生存。
他把我看得很重，也对我寄予厚望。尤其他大儿子东和因病无钱治疗而过早离去之后，就更关注我的出息，劝我读书，至少要学一门手艺，并且帮我找了好几个各门类的手艺师傅。
面条确实香啊，可我始终没有吃出想象中的那种味道。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读书，“跳出农门”。
④
我又回学校读书了。不是回小学，而是直接去我恩师新工作的学校读初三，跳了好几级。
恩师刘焕，高中毕业后回村里教了两年小学。在我读四年级的时候，他教我数学。可是，当我正好有了学习兴趣的时候，恩师去外地进修了，而这时家里几乎揭不开锅，所以我决定辍学了。
恩师知道我的情况后，找我父亲谈了三次，决定带我去他当时任教的地方上学。
我没有辜负恩师和父母的期望，经过近一年“快餐式”的学习后，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并且，后来又和父母、弟妹们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先理科后文科都上了重本线，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录取了一所师范专科，毕业后回县里当了一名教师。
弟弟是在我准备重返学校的时候放弃学业的，妹妹是两岁时生病被误治成了天聋地哑的，他们和父母一起助我完成了各阶段学业。
我把第一份工资给父母寄去了一半，并附寄半个星期的粮票3斤，我想，父母终于可以吃到儿子给他们的面条了。可据父亲说，邮件是我那位回乡任村干部的同学送达的，他跟我父亲说：“树叔，恭喜您！您的宝贝儿子给您寄来了一担盐。”我父亲笑笑道：“辛苦你了。正好我几十年吃的盐还不够叻！”
是的，我当时的工资确实只够买两担盐。我父亲的话可能还有别的意思，那同学是否懂得呢？我能想象到同学见我父亲时笑脸，也能明白他一直以来的优越感。
我的工作还算顺利。虽然不肯迎合世俗，但还是蛮受学生欢迎的。我在乡村工作了五年，回到县城时，恩师却突然惨遇车祸，客死湘南。
我是在高三的课堂上听到消息的，当时恩师的一位侄女在我班级里。我至今回忆不起当时是怎样离开课堂的，只记得几个孩子代表同学们很理解地送我回了宿舍。
到底发生了什么？恩师为什么要去湘南？我始终不肯相信这冰冷的事实，多么优秀而又仁爱的老师啊，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恩师是在我考上大学后的第二年被动脱离教师队伍的，原因就是超生。因“争一口气”一直想生个男孩而违反了生育政策。
离开热爱的讲台后，他的心里应该有万般滋味。他去了地级市做贩运小菜生意，我劝过他回来继续教书。他说：“孩子，你好好完成我未竟的事业吧，一定不要放弃数学。我的命运也许就这样安排了。”
什么是命运？心心念念的数学不就是您的命运吗？我一直思索着，没有头绪也无结果。灾难突降恩师身上，令我更为茫然!
⑤
如今我也早过了知天命之年。我想，世事超出了常人所能掌控的范畴，大概就只能借“命运”一词来消解内心的恐惧，安慰不屈的灵魂吧！一切的救赎皆有所待。
在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光头面依然有人求之难得，可也有人死也不会相信。
面对洪灾和疫魔，有人在挣扎，有人在歌舞，还有人报以“何不食肉糜”的冷嘲。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尘土飞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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