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亲不如近邻

来源: 2021-10-14 18:49:36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连开五年的震楼器

维舟 维舟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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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几天可能你也听说了一桩奇事:上海的一栋居民楼里,502室因为和602室产生邻里纠纷,连开五年震楼器,整栋楼多年来都不得安宁。每天24小时持续的各种噪音,不仅睡眠无法保证,甚至日常生活品质也大受影响。
 
多年来,孩子难以专心学习,老人更是被搞得神经衰弱。前两年有一家终于忍不住搬走,新住户花了几百万买下,起初还只以为那刺耳的噪音是楼里哪家装修,后来才将渐渐觉得不对劲:那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响。
 
如此极端的做法,到底是多大仇多大怨?听说起因其实相当琐碎:最初是602的水管往下漏水,502就直接把管子堵住了;602无法排水,叫了物业来通,结果这一通,楼下的漏水更严重了。两家据说原来相识,甚至关系还可以,但那之后,602说楼下就“天天上来砸门、拉闸”,甚至追着男主人一路打。到最后,就开了震楼器。这样,事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从两家的私人纠纷,变成了波及原本无辜邻居的公共事件
 
为什么不阻止这一家?其实人们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起初是602敲击地板反击,但结果是招来更大报复;有人去拉掉了502的电闸,倒是立刻就清静了,但这家随后就把电箱锁上,并加装了摄像头监控;随后有人让业委会出面劝解,但这家拒绝调解,业委会出于隐私考虑,没泄露其手机号,倒是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拿到了楼道里每家人的电话,逐一打电话去恐吓,告诫他们别跟602一道对付他。
 
这是一种无底线的单边主义做法:仿佛他和楼上有私仇要报,此时他的任何做法旁人都不得插手。矛盾的是,这家看来相信只要震楼器一直开下去,602迟早不能忍受,但其他邻居都能忍受住而不会站到对立面去。事实上,这家并不只是在和楼上对抗,而是选择了跟整个楼道里的居民敌对
 
就像《新民晚报》记者在日前的报道中所说的,所有纠纷解决机制都失效了,好像就根本拿他没办法:“其他居民也上门沟通过、砸过门、报过警、拉过电、信访过、投诉过、打过官司、写过联名信、制定过楼组公约,但502只用一招化解:‘坚守不出’,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震楼。” 
 
但真的没有吗?其实有的。此时在被媒体报道后,引发大量关注、嘲讽、讨论,论坛上甚至有人爆料出这家人的工作单位。当晚,震楼的力度就明显减弱,敲击声频率大大减缓;次日一早9点后,持续了五年的“噪音攻击”就突然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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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噪音结果:66分贝
(图片来源:新民视觉)
 
 
 

2

 
这件事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它具体而微地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中的“失能”(disfunction)。换言之,虽然明明人人都知道存在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竟然很长时间里都无法解决问题。
 
在此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有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都归于无效。因为警察来了,这家也不开门,而虽然明知是这家在震楼,但根据法定程序,首先要调查取证,他拒不配合就不能取证。
 
那隔着门不也可以测试噪音吗?但居民们也是经历了此事才得知:目前国内的噪音检测不对居民开放,而仅能用于工地等公共环境。不难看出,这里对“公”与“私”的界定是模糊游移的:噪音影响了全楼人,这已经是公共事件了;但在技术上,所有居民生活相关的,都不算是公共领域
 
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同样是噪音扰民引起的邻里纠纷,邻居报复,将其电线剪断,后来供电所的电工指点:“你们如果要剪线,不能剪进线,因为电输送到电表箱为止,这都是国有财产,剪了是违法的;所以要剪就剪出线,那一段才是居民私人的。”
 
这就像“马路警察,各管一段”,在非公共领域内的纠纷是不受干预的。换言之,这事之所以难以解决,与其说是这家人强横、“管不了他”,倒不如说是“没法管”——因为其做法刚好在那个模糊的边界上。
 
日前西安有一个争议判决:男子表白被拒行凶,致一死一伤,但法官认定系婚恋纠纷,酌情轻判,不处以死刑。这正可见判刑的依据不是对受害人权利的侵犯,而是“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意小”,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集体本位立场:同样是犯罪,只要你没有危及群体,对权威的认罪态度又好,就可以取得原谅。试想想,常说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如有这一条,即便没杀人,也会从重判处。
 
这样,一个人的做法哪怕严重影响他人权益,但只要没对公共治理带来大问题,那就算想管也没有抓手,因为这被排除在“管”的范围之外,只能由非正式的调解机制来解决。既难妥协,又没有抓手治理,基层社区要解决矛盾就越发困难。难怪有深谙其中滋味的朋友和我慨叹:“村长如果能做好,基本上当个县长都没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原本在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还有乡绅式的人物“主持公道”,彼此也抬头不见低头见,顾忌三分颜面和双方关系,但如今在城市里,这些就统统失效了,人们更倾向于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权利主张。
 
有律师就说,这两年接的这类邻里纠纷的案子,发现越来越多都是不肯调解的,极其烦人,“以后宁可不挣钱也不接了”。这正是困境所在:正式机制无法介入,非正式机制调解也都没法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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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统上,面对这种状况讲究的是以“让”为美德,以一方的主动屈抑自我来化解矛盾。我在京郊曾看到一条交通标语,就可谓是其生动体现:“宁可有理让无理,不可有理对无理。”——但就像很多人揶揄的,这看起来是“无理完胜”,“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既然如此,“那我还是当无理的吧”。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传统时代的彼此相让,是旨在修复双方关系,因而也多少总讲些分寸,如果彼此又没什么交情,为什么要让?如果对方的要求完全不可接受,怎么让?如果一方的要求是无底线的,那么就算你一再忍让,也不能息事宁人。有些邻里纠纷中,都已把人逼走了,竟然还打听到对方搬迁到哪个小区,上门继续厮打。
 
更有甚者,你可能都完全不清楚对方到底要怎样。在震楼器的事件中,令人头痛的一点也在于:作为当事人的502从未明确过自己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承认是自己引起的,而是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甚至当记者打电话过去时,他也不承认是他本人,丢下一句“不是”就挂断电话。
 
有一位居民后来告诉记者,502曾主动上门接触过,就是为了警告他们别掺和进来一起“搞”他们。“他们的诉求非常奇怪,我至今也难以理解。”这位居民表示,这对夫妻上门后先是诉苦,说602的行为影响了自家生活,而其他居民也都帮着“欺负”自己,丈夫还说其妻已搬出去居住,除非妻子能回来正常生活,否则就不会罢休。
 
拒绝沟通是因为:只有拒绝沟通才能完全坚持自己的全部要求得到满足。如果不存在求同存异的前提和规则,就会很容易出现完全丧失理性沟通,有时在情绪失控之下就会出现极端事例。之前就有这样的个案:只是因为楼上的纱门关门时每次都很响,竟然就上门捅死了邻居。
 
沟通失败带来所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这尤其容易出现在家庭内部。很多事都是陈年旧恨,以至于引起彼此纠纷的最初原因究竟是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如果没有及时疏导,结果就是关系完全破裂,只能以一方的彻底屈服告终;但如果没人退出,那就变成一直僵持到死,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诉求,因为他们早已停止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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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盘锦市推进“评理说事”乡村建设
 
事实上,事件的起因就是因为沟通失败、评理无效。在震楼器的购买评论中,大抵都是在吐槽邻居的噪音影响,“既然说道理讲不通,那就互相伤害吧”。换言之,人们对“道理”无法达成一致,既是纠纷的起因,又是纠纷迟迟不能解决的根源
 
以往所谓的“评理”,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们对于什么是“理”有相对一致的看法,并且能对当事人形成非正式的社会制裁压力。然而在这一事例中,这些也都不存在。这不仅是因为“理”已经产生分歧,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而且就算达成共识,但当事人仍可以拒绝接受。无怪有人揶揄:“这是告诉你们只管震,只要自己受的了,别人拿你没办法。”
 
这就很容易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会有人意识到,既然没有任何解决冲突的机制,那么社会关系的裁决就只能诉诸赤裸裸的强权——“理”归于无效,就轮到“力”了
 
在这次事件中,开震楼器的这家固然是诉诸强权,很多人反过来也觉得对这种恶邻只能用恶人手段治,别无他法。不少人开玩笑说“上海居民素质实在太好太文明了”,但即便是在上海,也有朋友吐槽说:“要搁我的小区,可能早出人命了。如果我有这种邻居,我也不可能放过他的。”
 
最终,这实际上体现出系统存在的问题:正因为很多纠纷被划在法律范畴之外,正式机制“不想管”或“管不了”,而系统又要维持平稳运行,这就得依赖非正式胁迫来维持秩序,其结果,强权逻辑势必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存在
 
这样,就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局面:为了解决问题,就得把事情闹大,通过曝光,成为具有足够社会影响力的事件,迫使上面重视,也由此对当事人施加压力。然而,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因为这样的非正式渠道本身就破坏了法律机制、社会自治机制,而且大量没能闹大的纠纷还是得不到解决。
 

如今,我们可能有三条路可选:维持现状,修修补补,博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按闹分配”;特事特办,但不能累积成有后续影响的判例;在促进社会沟通对话机制的同时,强化法律机制。最终会走哪条路,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或许可以确信:只有当“老办法”都无效了,才会逼出“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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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

维舟 维舟 20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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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老新村住了四年多,张三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当初他买这个二手房只顾看房子本身,却没有看周围的邻里关系。像很多这一辈的年轻人一样,他以为自己买的只是一块私属空间,理论上说和邻居没什么关系——他们是与自己生活无关的陌生人,而且这样也让他更舒服。

 

问题其实很快就出现了,但直到最近才变得无法忽视:洗手间的天花板不时地往下滴水。在那个狭小的方格里,蹲马桶时会被滴到,洗澡完出来、甚至对镜梳头时也会滴到,最是令人不快。症结是早就清楚的:三年多前维修工来看时就说过,这是楼上李奶奶家卫生间的地板渗漏,只是和那个老太太谈了几次都无果,最后他只能退而求其次,让维修工用防渗材料和水泥糊住天花板。但这次,已经不管用了,就算暂时糊了一下,没过两三周,又开始滴水,维修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楼上那家的马桶拆掉,重新做好防水后再安装好。

 

一早八点多,他和妻子阿茶一起去找居委会。居委会的一看就说:“你们还是为了那件事?”对这事,他们也无能为力,“我们又没有执法权,只能调解,这说到底还是要你们两家自己谈的”;不仅如此,昨天老太太的外孙还过来大吵一场,“真的,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一家人,我们小周气得手都发抖了”。前几天维修工也被老太太气走了,扔下一句:“我只管维修不管调解,你们自己谈好了再找我。”

 

他也曾想过打官司,但那就意味着在官司了结之前,那块渗水的区域作为证据一直要维持原状不变,而这在夏天实在已经够糟了。看来唯一的办法就只能厚着脸再去求一次了。

 

2

 

两人去超市买了一大桶葵花籽油——这是阿茶的提议,因为老两口都高血糖,不能吃甜的水果。在路上,他苦笑:“你说这叫什么事,明明我们是受害者,还要上门送礼去求他们。”

 

老太太在家,正站在厨房里切咸菜。看到他们拿的礼物,就往外推:“我不要,家里油多得吃不完,你们拿走。”他们还是贴门口站着,说是一点心意,听说您前一阵摔跤了,现在没事吧?

 

老太太叹了口气,拍拍腰背说:“现在就只好这样立着,坐下去了,要再立起来就费力气。苦哇,这人没用了。我年轻的时候啊,他们讲我老虎都打得死。现在八十四,老头八十七,也没几年好活了。”

 

“不会不会。”这是违心的,其实他们心里确实恶毒地想过,老头老太要是死了就好了。张三说:“我们也知道您行动有点不方便,所以之前就讲过几次,只要您同意,不需要您做任何事,我们叫人上门来维修、做好防水,马桶也可以换新的,只需要不到1个小时,所有费用都我们来出。您要是不放心,到时可以让居委会的人到场保证,我们也都和他们说过了。这样您用着也安心,我们楼下实在漏水没办法了,请体谅一下。”

 

“里委没用的!全上海的里委一点用都没有的!”老太太的扬州口音很重,“里委”说得像是“泥委”,连张三这样的上海人也听着不免费劲,阿茶这个外地媳妇也就只能陪笑点头了。她说完喘着气歇了一会,指着门口的卫生间说:“上次师傅过来,说法也跟你们一样,他就看了一眼,我可是在这屋子里住了几十年,不比他更清楚?我这个马桶用了三十几年了,从来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自己看,哪里有漏水?自从你们说有漏水,几年来我和老头子都很小心,地上也不让水湿了,怎么会漏?”

 

“所以,如果修好了,你们老两口也不用那么小心了,修一下真的一点都不麻烦,很快就好了。”阿茶抓紧补上一句。“可是好好的马桶为什么要敲掉?”老太太反问了一句,“我不会同意的,要敲,你们先把你们的玻璃顶棚拆掉。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摔跤?我睡到半夜里,做梦啊,梦见有个戴着尖顶竹帽的人,从你家的玻璃顶棚爬到我家阳台上来,是来偷东西的贼。贼骨头知道吧?我被吓到了,半夜起身来,到大屋里,打开门啊,那一阵热浪涌进来——你们这个玻璃顶棚啊,白天晒得发烫,热气太厉害了,我都没办法开门——这一下开门,我被这热气一熏,就一跤摔倒了。我喊‘救命啊,救命’,老头睡得死死的,最后还是隔壁邻居听到了,过来敲门,把我给扶起来了。”

 

“那是老爷爷开的门?”

 

“是啊,老头也知道他是好邻居。我跟你说,我这里的隔壁、楼上,都是住了二三十年的老邻居,都很好,相互照应。”

 

“是的,所以李奶奶,您看,我们也想做你的好邻居。”阿茶说。张三也补上一句:“嗯,您以前买菜回来,上楼吃力,我也不时有帮您拎东西。”老太太摇摇头:“我不记得了。现在年纪大,很多事都不记得了。”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张三:“你爸爸怎么好久没见到了?”张三心里一酸:“我爸去世已经两年多了,胃癌。”“哎哟,难怪得,多大年纪?”“六十九。”“那还很年轻啊,你爸那会看上去很精神,真是想不到。你妈看着也很矫健,瘦瘦的,都没什么白头发。哎,像我这样没用的反而活这么久,真的还不如换一换,让我去死好了。”

 

“哎,那可别这么说,您现在正是享福的年纪。”

 

“享什么福?他们倒是给我送了很多东西——真的,你把那桶油拿回去,我自己家里就多得吃不完。”她扶着床进卧室,还以为她要干嘛,结果是艰难地弯下腰,掀开床罩,拎出几桶油。“都是儿女孝敬我的,太多了啦,”她又打开冰箱,“还有很多菜,大女儿还有做好了熏鱼送过来的,可我又不爱吃熏鱼,我就爱吃咸菜。”她从里屋抽出两瓶盐汽水:“你们喝吧,这么热,这也是我外孙送来的,好几箱,我老太婆哪里喝得完。”

 

推辞未果,他们只能接了。“我这个小外孙啊,从小是我带大的,跟着我在这里住,最有感情。你们见过他没?属兔的,长得很帅,等会给你们看照片。他去当兵十二年了,现在说要复员了,工作让他随便挑,不过他说也不急,反正在上海,在部队里还能再呆三年。他前面还说要过来,我女婿和小女儿也说要过来,都快十点了还没到。”

 

“他们这是一家人?”

 

“不是,另一个女婿。小女儿离婚啦,唉。我五个儿女,都住得不远,本来还说要叫我去住,老头不肯,他舍不得这里的老邻居,还有公园,每天一早去公园里玩,总要到十点才回来。每天十点开空调,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就开卧室,大屋不开。你们盖了这顶棚啊,阳光反射,热气太厉害了,大屋白天就跟蒸笼一样。”

 

“是的,今年夏天是很热,”张三点头,“我们家也一样,不开空调的房间实在呆不住。”他想了想,补上一句:“这个玻璃顶棚不是我们盖的,我们房子买来的时候就这样,不过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我们以前可能考虑不周,这样,我们回头去买个遮阳罩子,这样可以减少热气——其实有了这个顶棚,夏天我们自己家阳台上气温也很高。”

 

“罩子没用的啦,”老太太嘟囔,“有你们这个顶棚,我总是担心贼骨头会爬进来。”“这您不用担心,我们都去问过了,居委会和民警都说我们小区近年治安很好,没有发生过入室盗窃案件,再说,要偷先是先偷我们楼下。”其实,当时居委会的反应是嗤之以鼻:“什么贼骨头?跟你说,那都是借口,她家里有什么好偷的?”

 

确实,老人家里看起来很简陋,但不管怎样,她的担心即便是幻想,对她自己而言也是真实的。这样站着聊得久了,老太太忽然想起什么:“你们进屋来坐吧,十点了,我开空调,太热了。”“您也坐会。”“我只能坐床上,矮凳坐了就起不来了,苦哇,这日子。”“您摔倒后,后来去医院看过吗?”“没去,我女儿说,没什么好看的,去了也看不好,我也是这么想。就凑合着活吧。我呀,苦惯了。你听得出来我是哪里人吧?我是扬州人,那边苦哇,在乡下,不识字,我到现在电话也不会打,可是那会活不下去了,1960年,坐着船逃难到上海来了。我后来就几乎没回去过,不想回去了。”

 

她絮絮叨叨说了一会,张三决定把话题拉回来:“李奶奶,我们也很理解您生活不便,不想麻烦多事,那能不能这样各退一步,我们把顶棚先罩住,至于说将来说要拆,我们一定配合执行,因为这不是一时之间的事;但楼下漏水是急事,能不能先请您高抬贵手,真的不需要您做任何事、出任何费用,一小时就搞定了,你们老两口以后也可以安心用卫生间,不用担心湿了地面什么的。”

 

“那马桶要敲掉啊?”

 

“这个要看维修工人怎么处理,可能先要敲掉,如果能重新安装回去最好,如果不能,我们买个新的给您。”

 

“可是它好好的为什么要敲掉?”老太太又嘟囔了一句,喘了几口气说,“我也年纪大了,你实在要做,再过些天,等天气不那么热的时候。”

 

正说着,有人进来,是老头和女婿。老头挺着个大肚子,浑身冒汗,进来就坐在躺椅上喘气。张三和阿茶站起身来打招呼,说明了来意,老头点点头。老太太在旁插嘴了一句:“你们不用找他说,他在家里万事不管的,所以活得比我精神。”

 

不管怎样,张三还是扼要梳理了一下情况,讲了己方的让步和诚意,说明自己是来解决问题,各得其便,且不需要你们付出任何代价,就是忍受一个小时——也许只有半个小时——的不便。老头一边擦汗,一边默默地听,到最后说了一句:“那马桶敲掉就敲掉好了,你们还会帮忙装回去的对伐?”这简直是没想到的顺利,一直以来张三他们等的就是这句话,连忙点头:“那当然,我们只是做下防水,肯定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如果你们不放心,我们可以请居委会的人到场监督。”

 

他们的女婿本来在旁整理带来的菜,这时也问了一句:“那需要我们这里做什么?”“不需要。”老太太插嘴:“他们说马桶敲掉后,如果坏了,也会给我买个新的,但我这马桶用了三十几年都没坏过,现在的产品质量可不像以前那么好了,用了一两年就坏了,到时又去找谁?”她女婿皱起眉头:“哎哟姆妈,侬这老马桶么又不是什么传家宝,老早就好换了,现在买个马桶还不是很容易的事?”他转过来对张三说:“我只是想问清楚,这件事当中,你们负责哪些,我们又承担哪些,这样对大家都好。”

 

这简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一番话,在三四年来一轮又一轮的沟通中,第一次听到这家人里这样说话。张三决定见好就收:“那太好了。我们其实不需要两位老人家做什么,具体的我们和居委会谈好,到时约定你们方便的时间,和师傅一起上门,尽量在半小时内解决。”女婿点点头:“好,你到时提前和我岳父母说一声就好。”

 

3

 

在他们说的时候,门口又挤进来一个年轻人。在旁听他们讲完,对起身正要告辞的张三夫妇说:“那一起去居委会把我外婆的事说清楚吧。”那也好,刚好敲定个调解结果。下楼时,这个年轻人冷冷地说:“他们说的都不管用,你别找我外公外婆,我说了才算。”

 

到楼下路口,正撞见一个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戴着墨镜,拎着个LV的包,打扮入时,要不是这年轻人叫了声“姆妈”,推断出她总也得将近六十的年纪,乍一看,除了鬓角隐现的白头发,真看着像是四十多岁的样子。

 

“你去哪里?”她问的是自己儿子。年轻人指指身旁:“跟他们去居委会,把他们阳台违章的事讲讲清楚。”中年妇女指着张三说:“原来就是你们?我一直就想找你们,要不是我妈的事,讲真的,这个龌龊的地方我根本都不想过来。你们害我妈摔跤了知不知道?那个玻璃顶棚都多少年了,违章建筑啊,现在底楼那些乱拆墙的也都封堵住了,我听说旁边的小区也都在整治阳台违章搭建了,你们这次非拆了不可,别的免谈。我妈的脾气我知道得很清楚,她很顽固,绝对不会同意的。”

 

“我怎么觉得你们小辈的态度才真的顽固?”阿茶忍不住说了一句。

 

“我们是维护自己正当权利,有什么不对吗?”中年妇女用手指着阿茶,“你们阳台那个玻璃顶棚,我们当初根本就没有签字同意过,那时是我妈白内障住院,结果等出院,就已经盖好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找你们讲道理,这次我妈都摔跤了,这次非彻底解决不可。”

 

“这些前因后果我也是听了说了才知道,”张三说,“我们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如果居委会判定这是违章,那我们也会配合解决,现在只是希望把漏水的事和这件事分开处理,一码归一码,因为漏水是急事。”

 

“我知道这是历史遗留问题,”那年轻人说,“但你要说急,难道违章的事就不急?谁知道我们马桶修好了,你们顶棚拆不拆。”

 

中年妇女问:“你们什么时候搬进来的?”“四年多了。”“把房子卖给你们的房东是不是姓于?”“不记得了,但我们住进来时,前房东都装修好了,我们没动过。”“那你们就是第三家了,第一家是我们老邻居,不会没我们签字就盖那么高的顶棚的。是的,我想起来,第二家那对夫妻生的是一对双胞胎,外地人,不像你会讲上海话。”

 

这样边走边说,到了居委会。张三说明了来意,也说了之前老爷子和他女婿都松口了,居委会也松了口气:“那最好了。本来就很简单的一件事。”中年妇女尖声说:“他们说的都不作数的,他——”她指着自己儿子,“他从小在这里长大,现在户口也在这里,他说了才算数。”那个年轻人手指着居委会和张三夫妇:“没我的同意,你们谁试试看闯进去施工?看我不把你们都揎出去!”他妈帮腔:“对,这是私闯民宅!违法的!”

 

张三说:“请不要激动,我们只是解决问题,当然会得到你们同意。我们再三说的只是:玻璃顶棚的问题,我们原先也不清楚,现在愿意配合,但这需要时间,所以大家各退一步,先处理漏水的急事,并且不需要你们付一分钱,修好了对老人家也是一件好事。”

 

年轻人看起来很愤怒:“不行,你以为我不懂你的缓兵之计?要申诉违章建筑拆除,那得需要流程,慢慢走下来,少说也得一个月,你们不能等着别人来拆,要自己拆掉,这叫‘主动作为’,知道吗?你们顶棚不拆,别的免谈!”他又指着居委会的人说:“昨天我过来,你们还不爽,你们就知道帮着他们说马桶漏水的事,那我外婆因为他们家顶棚的热气摔倒,你们去关心慰问过吗?”居委会的人辩解:“当然,我们小周当时就去问过,逢年过节的,什么时候少过?”年轻人冷笑一声:“那这些配发的,本来就是你们应该做的,你们不发给老人,难道还想自己贪污了?”

 

他妈这时又加了一句:“那个顶棚啊,也不只是热气的问题,也很脏。顶上各种东西,灰尘也多,看着恶心死了。真的这地方也就我妈能住,我几次叫她去我家住,她都不肯,家里那个脏,我进门都没处下脚。”她倒也有说对的地方,顶棚上确实有不少垃圾,甚至张三有时都想,这可能就是前房主建顶棚的原因之一,不止一次,看到楼上的李奶奶把香蕉皮、用完的水往外一扔,就正落在顶棚上。当然,公平地说,并不只有她一个人这样,更上面几层也有人这样。只不过这位李奶奶的生活习惯更特殊一点,几年前第一次到她家,他甚至惊诧地发现她在阳台上养鸡,以至于大屋里飘散着鸡屎味。

 

中年妇女还在继续控诉:“漏水是小事,你们违章才是大事,当初我们根本就没同意过,是趁我们不在盖起来的,这难道不是侵犯我们的权利?”居委会的人插了一嘴:“现在管得紧,违章搭建只要你去告,一告一个准。”“你们那顶棚又那么高,我妈晒被单都会垂下来蹭到,都不好晒了。你们自己想想,那么脏真的很恶心。哪怕你们的顶棚低那么一尺,那也就好多了。”

 

听到这里,张三松了口气,总算听到了她开的条件,于是他抓住了这个话头:“违章是不是拆,我们需要等处理意见,但你要说降低顶棚,这个我们可以办到,这就去找人来看看。”阿茶不放心,补了一句:“那如果我们把顶棚降低、清理、加上遮阳罩子,这些做完,你们也会同意敲掉马桶,对吗?”中年妇女一瞪眼:“那是当然。我们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4

 

晚上回来,张三看到阿茶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怎么了?”他问。

 

她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最近坏消息那么多,就先听好消息吧。“好消息是:居委会的小周下午打电话来说,我们不能降低顶棚,因为已经搭建的,只要当初没追究,现在也不追溯;然而如果你动了,那就变成新的违章,就必须要管了,是不能容许的。”

 

他苦笑:“这听起来像是坏消息,这么一来,我们不能动,跟楼上的妥协不就又破裂了?”

 

阿茶说:“那如果这样,另一个坏消息听起来倒像是好消息了:老太太的小女儿打电话来,又反悔了,说我们只降低顶棚不行,必须全部拆掉违章才有得谈。我真的被她气笑了。”

 

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她说:“我已经累了。算了,要不就这样吧。反正现在用盆子接着漏水,也不是不能住。”他默默听完,的确,他沮丧时也甚至想过,也许再忍几年,等两个老人都死了,无论楼上这房子是空关,还是卖掉、或他们小辈自住,到时都会重新装修,到时漏水的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

 

她说:“我有一阵都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看上去太好说话了,所以他们得寸进尺?跟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真的太累了。”

 

“问题在于,也许在他们自己看来,自己也有理,只是那个理和我们不一样。”

 

“你看,你就是太讲道理了。我已经放弃了。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讲道理,因为那确实很爽,反正代价都是别人承受的,而且最后这个世界还让不讲道理的人赢。”

 

“你可别变成那样。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代价也太大了。”

 

“放心吧,就算想变,可能也办不到。我知道你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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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亲不如近邻

维舟 维舟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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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小生长大的那个宅院,我有很多美好的童年记忆。西墙篱笆外的石子路口是一株十米多高的杨树,盛夏时浓荫蔽日,后门外种着泡桐、冬青和桃树,门前则是一畦碧绿的菜地。

 

被乡间公路和运河围合起来的这块土地上,只有三户人家——我家及张家的兄弟俩。在我模模糊糊的印记中,那仿佛是一个自在的孤岛。村里同宗的其他族人多在南宅,只有我家,倒像是从沈家宅孤零零飘出来的一颗蒲公英种子,落在张家宅的土地上。

 

张家的人都很好。我能记事的时候,张家的老太太还在,话不多,独自养着一只猫,对我颇为和善,有时抖抖索索翻找些糖果来给我吃。张家兄弟那时早已各自成家,老二家因为跟我家离得格外近,所以过从最密。他家房屋朝东,后门口正对着我家院子,那时乡下全不拘礼,常常前后门洞开,端着饭碗就去邻居家坐了。

 

我一直叫他“二哥”——他其实比我大了能有四十来岁,三个子女最小的也都比我大上好几岁,但张家与沈家在这小村子里彼此都已住了几代人,虽无血缘关系,却俨然是一家人;由于我爷爷四十四岁才生我父亲,照着老辈相沿的规矩,按辈分我还是该叫他“二哥”。二哥脾气极好,多年里从未见到他们夫妇吵架,一家人总是和和气气,家里也井井有条,或许因他本人是厂医,家里常收拾得一尘不染,这在乡下并不是一个常能见到的好习惯。

 

他妻子——我叫她“二姐”——常年患哮喘,这病不可治愈,只能静养。印象中她身形瘦薄,夏天常坐在一把宽大的藤椅里,在后门口阴凉的楝树阴下养神。她不能负重或劳累,田间地头的农活几乎都做不了什么,只是将家里收拾得加倍干净。

 

那时二哥的收入好,又为了她身体,桌上的菜大抵都有荤有素,不像我家那时清汤寡水,常常一个月也难得见到油星子。有时他们做了菜,便端一碗过来,只说是做多了吃不完,其实他家五口人,三个孩子又都在长身体,哪能吃不完?

 

母亲心里明白,有时也投桃报李,把父亲从兰州带回来的葡萄干什么的叫我送过去。那些年父亲长年在西北,母亲拉扯我着实不易,只是有时觉得我不听话不争气时不免气苦之下迁怒于我,这时常常也只有二姐看不过去,出来说两句。她其实并不怎么喜欢男孩子,因为素性喜洁,又要清净,只是她觉得我并不讨人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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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院子里的茑萝,茂密得宛如地毯

 

那几年的日子大抵平淡如水,若要我回忆什么细节,实在想不太起来;那时虽然各家清贫自守,日子仿佛倒也颇为愉快,或者只是因为我那时太小而不懂事?只记得年年夏天的夜晚,吃完了晚饭,两家把桌子抬到院子里纳凉,我们或坐或躺,看着满天星斗,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几句,有时竟也不知不觉睡着了。

 

我上小学时,他家在路南我家菜地旁翻建了一排三间新的瓦房,但旧居也没拆。虽然离得不远,但毕竟不像以前那么近便,有时心里竟不免有些失落。三四年后,忽然有一天,母亲叮嘱我说,以后没事不要去二哥家了——虽然我对此困惑不已,但她拒绝作进一步的解释。

 

又过了两年,一天放学回家,到路口看到一群人在那围观,走进一看,赫然发现竟是母亲在和张家人吵架。那次吵得非常凶。我们两家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互不往来——这在一个处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村子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近些年来,渐渐地才又和缓起来,仿佛什么事也发生过似的。

 

我从未确切了解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两家吵翻时,我还只是懵懂的少年,事后时过境迁,母亲不太愿意旧事重提,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都不想去碰这些,那时我很厌烦大人之间的这些纠葛,觉得那都琐碎而无聊,大概就算母亲愿讲,我都掩耳不想倾听。那时真的不懂世事。

 

张家的旧居多年来都只剩残垣断壁,但也不拆,仍耸立在我家一墙之隔,任上面爬满葛藤与牵牛。直到前些年早春回岛,路边遇到二哥,早已两鬓风霜,年余不见,我没想到他衰老至此,回家看到隔壁那堆瓦砾,一时心中百感,那晚我终于问了父母:当年我们和张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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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老宅1991就拆了,约略与图中这样相似。这是“乡聚”民宿改造前的样子。(图源:有方)

 

我这才知道,我小时候曾在其中住了十四年的房子,原本是张家的。那是二哥的伯父在1970年盖的,没住了一两年,举家迁往上海,便想把房子卖了;张家的老太太那时已守寡,觉得大伯子理应无偿把宅子相送才是——她很想要,但就算买也不想多出钱。

 

此事被我叔公沈惟清得知后,便找去问,因为他正想给女儿买房,但一问价钱,出不起,于是就转告了我奶奶。我爷爷有七个子女,那时正陆续成年,正愁将来结婚如何备新房的事,于是一拍即合,奶奶便花一千元买下了张家宅的这三间瓦房,预备给我父亲将来结婚用。因为把宅院卖给了外姓,张家老太太和这大伯子一家自此断绝了来往。那是在1972年。

 

父亲也是那一年去兰州工作的,之后三四年,那房子都空关着。父亲回岛探亲时,去宅子上一看,上面被人加了把锁,剪掉后又加上了。他便去和张家的老太太说:“张家嬷嬷,你知道我家门上是谁加的锁?你下次要是看到了就帮我告诉他:他加一千把锁我就剪掉一千把。”这样剪掉三四把锁之后,终于不再加锁了。

 

后来,父母亲就是在这里完了婚,到我降生时,先前的恩怨都已渐渐消弭,没人提起。我四五岁时,老太太也走了,我们和二哥一家便仿佛浑然忘却了那些纠葛,做了几年好邻居——自然,我那时从来不知这平静的水面是曾经汹涌过后的短暂景象。

 

到1984年,张家在路南新建了三间平房,宅基大半原是我家的菜地,乡里为此给我们另外分了一块菜地作为补偿,而剩余的一小块,便在张家新居的东墙外,变成遮阴而不见阳光的窄窄一条。

 

没过几年,他家屋后的乡间公路被确定要拓宽成岛上的干道之一,张家住了没多久的新居轮到了拆迁,听说将获赔偿后另建楼房。母亲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88年的正月初一,族里的沈元郎来做客,进门寒暄了几句后,他表明了来意:张家想让他来劝说我们一家搬走,因为他们觉得这总是张家的祖宅,他们是想迁回来翻建楼房,而把路南的三间平房让给我们。

 

他说的时候,母亲心里已有了计较,当即便说:“这倒奇了,张家想搬回来,怎么倒自己不来说?而且张家轮到拆迁,那我们就是拆迁的拆迁咯?——既然他们想在老宅翻建,那意味着我家得先拆掉,等他们建了才能建,是不是这个理?”

 

那时张家已打了宅基地报告,我家还没有;他们符合拆迁,我们也不符合。要是我们打不到宅基地报告怎么办?何况我家也没钱,那时父亲刚从兰州调回来不到半年,还没有积蓄作此打算。

 

谈下去便僵了。到最后,沈元郎只说:“那他们可要起朝东楼房,到时你莫怪。”张家如在旧宅贴着我家东墙原地翻建楼房,我家的院子势必将被完全遮阴。那是乡下许多纠纷的根源。母亲因此一听这话便勃然大怒:“既然这样,那你还来说什么?你到底也姓沈,不是张家人才叫你阿哥的。他们要敢这样,我就去乡里评个理。再不行,我躺在他家墙沟里,看他能不能盖起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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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始终没有直接找我父母谈过,只是愈加少搭话了。他们在路南翻建了楼房,形成一种古怪的飞地状态:我家的菜地紧贴他家的东墙,而他家的旧宅基与菜地紧贴着我家东墙。他们想拿下我家的菜地,但却不想互换,只想我家把自留地迁到河滩上去。村里来一说,母亲说:“不是我不肯,但让步难道就只要我家让步?我不知道这算是什么道理。”到最后村干部只得说:“都两凑凑吧,你们也让一点吧。”这样才各让了一小步。

 

一年后,那路拓宽后的征地还余下路侧一长条无用的旮旯地,正在张家新楼房的背后,那时村干部来问二姐,要不要这块地?那时这地还算是租种的,得向乡里付点地租。她想了下说,自己多病,力气小,要了也种不了什么。那会母亲正在村里打毛线聊天,得知后便去和村干部说,那我要了,你把我名字写上吧。等二姐黄昏得知,已后悔莫及。

 

就这样,我家的地形成一个折角形围住他家的新楼,这很快又成为新纠纷的根源。他们抱怨母亲在那块地上种玉米遮风、招蚊子,放自家的鸡鸭猪羊来啃食,母亲扬言再见到便一个不剩全都毒死——然后便是我十二岁那年黄昏看到的剧烈争吵。母亲说,那天我拼命把她拉回家,边拉边说:“你没什么家当可传,就传点冤家对头给我?”她说一直记得这话。

 

1991年秋,我家也终于原地翻建了楼房。母亲说,还好有了那块旮旯地,不然那会儿堆砖头、黄沙石子都没地方;之后又在那建了个柴房堆放杂物,又后来甚至还搭了个茅房。

 

我也问母亲,为何这二三十年了,彼此宁肯这样僵持着,就不能哪天想通了,把两块地地互换一下算了?她说,张家哪肯啊,村干部也劝过,他们终究不肯,或许宁可自己不舒服,也要让你不舒服,那就这样也好,反正早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样。这大概就像肉里的刺,久而久之早不觉得痛了,何必再多此一举去拔掉它?那反倒又造成新的伤口。

 

如今都老了。二姐也已走了有十三年。她身体虚弱,却也活了六十四岁,村里人都说是因为二哥照顾得好;她走后,二哥悲痛难抑,至今没再找老伴,总惦记着她的好。三个子女都不住在这,夜里独守着一整栋楼,所以这些年老得快。终于有一天夜里,他也默默地走了。

 

大概因为童年那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总觉得他们都是好人,至少不是坏人;我们两家之间似也谈不上有多大冤仇,却那么多年都解不开结,有时想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竟如此不堪一击,不免愈加觉得世事人情深不可测。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善意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但不是最后一次。

 

那晚,在喧阗的迎春爆竹声中,我又想起童年在老宅上的时光,尽管我已知道那时的平静之下埋藏着深深的潜流,但得益于当时的年少无知,我总还保留了一段美好记忆。细想来,那种平静与美好只是表象乃至假象吗?不是的,我相信那也是真的。也许当其它记忆都陆续沉入黑暗之后,它还会浮在我内心的水面之上、光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