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根据志愿军和联合国军达成的协议，双方战俘按照自愿的原则选择去向。
被俘的21825名志愿军中，14715名选择去了台湾。选择回国的战俘共三批7110人。
这些战俘归国后，仅有极少数得到转业安排工作，其他人一律复员。
大部分人被遣返回乡并在档案中注明“控制使用”，有一些因为“特务”罪名被判刑。
1.
吴成德是志愿军第180师原政治部主任，是战俘中官阶最高的。1951年2月，180师入朝参战。
仅仅三个月后，在朝鲜北汉江一带被联合国军三个师包围，近5000官兵被俘。
吴成德为了带着伤员一起走，行动受阻，没有能够顺利突围，只能带着剩下的少数人躲在敌后打游击。
14个月后仅剩下3人，最终弹尽粮绝于1952年7月10日被美军俘获。
在战俘营中，台湾方面极力争取他，但他坚持回国。
归国后吴成德被审查长达2年，最终被开除党籍、军籍，安置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
吴成德后多次申诉，要求老领导接见，陈述冤情，皆未能实现。
高层曾有言：“问问他，为什么活着回来？”为此吴成德患上轻微精神分裂，言谈举止一度失常。
在农场干了22年后。吴成德才得以携家人于1975年回到老家山西的运城市安家。1982年组织宣布对他平反。
他说：“我对党组织、对祖国问心无愧，恢复我的级别和待遇是应该的，我的意见，党籍就不必了。”
2.
杨玉华是归国战俘中唯一的女兵，时年仅有16岁。她从小失去母亲，是被外婆养大的。
她瞒着外婆悄悄入伍后，在180师当护士。
入朝参战不久因为被包围，负伤的杨玉华被搜山的韩军第6师俘获。
杨玉华被俘后，美军将她送到位于釜山的专门关押朝鲜女战俘的收容所，直到1953年8月归国。
回国后杨玉华被审查了将近一年，才得以返回四川内江当了一名老师。
文革中，她的丈夫——同样是归国战俘的刘英虎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重判20年，她被逼离婚。
因为朝鲜的经历，杨玉华自己也没有躲过冲击，文革中曾被整天挂牌子跪着晒太阳。
从此不敢轻言自己的参战经历。
于杨玉华同期的女战俘中，另有63名女战俘选择去了台湾，这批人受到了宋美龄的接见。
宋美龄对她们说：你们基本都是农家女儿，要趁年轻抓紧上学，学些知识和本领。
后来，这些女战俘大多学习护理和剪裁，在台湾嫁人。
3.
180师539团的战士丁先文，自己是从国民党军队投诚过来的。他的父亲，在抗战中曾是国军中校。无限忠诚的他在战俘营成立了“共青团敌后斗争小组”，号召战友不要去台湾。曾经有一个来劝降的台湾军官对他说，你回想一下，按党章和军法，哪一条规定可以当俘虏……你和父亲还是国军出身，还会要你吗？
他痛哭过后，依然拒绝。
因为这层背景，他的经历更为困苦。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丁先文向组织坦诚了自己被俘的经过，结果被当即定为“隐藏下来的投敌叛国分子”，当做典型批斗。丁先文大哭：“我经历九死一生斗争才回到祖国……怎么又揪斗呢?”
丁先文随后被当做“美国特务”，以“叛国投敌”之罪名开除公职，关进监狱。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他为此先后4次坐牢，狱中度过14年，出狱后又被管制6年……
4.
张泽石是极少数参加了朝鲜战争的知识分子。他1946年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1947年即加入地下党，后来还参加过国共内战。
1951年5月，时任180师宣教干事的张泽石在第五次战役中撤退不及被俘。因为张泽石会英文，他在战俘营中担任战俘总代表与翻译，负责与美军谈判和沟通。当时战俘营中原出身于国、共两军的人对立严重，爆发多次冲突。张泽石曾经带头拼死阻止对方升青天白日旗。为此被美军囚禁在巨济岛最高监狱。
1954年，张泽石与其他俘虏被遣送回中国大陆，审查后被定性为“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和“为敌服务”，开除党籍、军籍。反右斗争与文革中也没有逃脱磨难，直到1981年平反。
张泽石此后写了30万字的回忆，反思自己这段经历。同时还采访了很多当年去台湾的战俘，两方的命运对比，让他感慨万千。他在2011年出版的《我的朝鲜战争》中写道：“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他晚年甚至认为“那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
5.
鲜为人知的是，美军战俘中，也有留在中国的。
朝鲜战争结束，先后有 21 名被俘美军和１名英军战俘拒绝遣返回国，选择在中国居住，但喧嚣过后，最终只有一名叫做温纳瑞斯(James Geogre Veneris)的战俘一直留在了中国。
温纳瑞斯来自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在战俘营中被特别优待，在志愿军普通士兵供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作为战俘的他每天都能吃上鲜面包、鸡蛋和肉。来到中国后，温纳瑞斯被授予“国际和平战士” 称号，后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此后定居山东济南，在山东大学教授英语。在文革中他一度遭到冲击，但在高层的保护下得以幸免。他先后三次结婚，育有４子２女。
晚年温纳瑞斯积极要求入党，但未能如愿，直到2004年去世。
6.
1980年，74号文件《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终于发出，为大部分归国战俘恢复党籍，给予平反，落实政策。
成都籍的老兵李正文、李正华两兄弟当年一同参战，一同被俘，又一同回国。回国不久，无法忍受批斗的兄弟俩一度躲进岷江原始森林，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1982年落实平反政策的时候，当地武装部的两位干部想请李正文写份自传，作为宣传材料。要求李正文去武装部一趟。
李正文当时并不在家。回家得知消息，以为新一轮运动已经开始，当夜悬梁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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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外 ：最后的志愿军精神病人
60年前，数百万中国军人先后跨过鸭绿江，投身于抗美援朝的战场。
十余万中国军人埋骨他乡，20余万伤员回国治疗，2万余人被俘。
60年后，即使是那些声名赫赫的英雄，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都已经淡出了不少人的视线，
何况还有另外一群老兵，已经更早地被人们所遗忘。
2010年，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75岁的蒋振娟，思维仍然停留在半个世经前，
医生护士都叫她“小蒋”，问到年龄，她永远的回答都是“17岁”。
而她的病友，87岁的胡久昌，已经卧床不起。
他们在医学上被称为“战争应激反应”患者，当年共有417名志愿军人来到这里，
其中146人长期留在这里休养终老，而现在，只有蒋、胡二人尚在，在混沌中走到一生的末段。
他们的战友，80岁的原志愿军第60军180师战士赵英魁，却长期留在了台湾。
作为1.4万名被胁迫到此的志愿军战俘，他的人生下半场，更加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直到近年来，这些特殊的原志愿军战士的命运，才得以被公开关注。
也许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勋章和鲜花，但他们同样曾经是战士。
最后的志愿军精神病人
60年后，让我们重访他们的故事，追忆他们永不再回的青春。
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时，16岁的蒋振娟可能没有想到，
仅仅1年半后，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乱解小便，反复把棉被掀起一个角又放下折平。
继而连续数日不眠不休，并且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3年后，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转入浙江第五康复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湖州第三人民医院。
年仅19岁的蒋振娟，就此开始她漫长而混沌的余生。
2010年2月下旬，湖州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里，满头白发的蒋振娟坐在床边的的靠背椅上，
低头摆弄衣角，一丝口水从歪斜的嘴角慢慢滑下。
间或抬起头来，眼神空洞发直，没有聚焦点，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从56年前入院起到现在，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问她多少岁？十七。”护士长俞静如说。
75岁的“小蒋”，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发病前。
在蒋振娟的隔壁，另一位87岁的志愿军精神病人胡久昌，鼻孔插着氧气管，
颈窝插着营养液管，已经卧床不起。
“战争应激反应”
朝鲜战争陆续参战的300万中国军人中，有近20万人伤残。
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精神病患者，有普通士兵，有战斗英雄，也有中高级军官。
特等战斗英雄赵桐风就是一位。在张家口沙岭子疗养院里，他一天到晚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
战后，这些病人由东北陆军医院陆续转到大后方休养治疗。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医院也接收了一批。其中417名志愿军精神病人，陆续转到了1955年在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这就是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
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复出院，或是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
和当时国内其他医院的收治情况大体相似，他们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
这些“最可爱的人”，就此早早开始了连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后半场。
50年来，他们陆续离世，到现在只剩下蒋振娟和胡久昌两人，也已处于生理机能整体衰退状态。
护理了老兵们30多年的俞静如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已丧失记忆，丧失语言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类型的病症还伴随不同的怪异行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沉默型的如蒋振娟终日枯坐不语，狂躁型的如胡久昌动辄无故打人。偏执型的如已去世的谭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点起床一遍遍扫地、重复擦桌子。只有护士声称“不准凌晨两点起床，这是军令”时，他才会停止强迫性劳动。
不同类型的病人，也有相似的刺激反应。他们大多对电视里的战争场面反应强烈。每当枪炮声响起，有的老兵就会高唱解放军军歌、志愿军军歌，站起来向电视里的毛主席敬礼。
他们的病症，被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Rache称为“战争应激反应”。他说，军人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数月、数年间，都一直处于战场上才会有的特殊亢奋状态，最后会到达”崩溃点”,然后出现严重精神萎靡不振、反应迟缓，甚至记忆、语言功能退化、战争噩梦、终日独处脱离群体，以及其他轻重不等的抑郁症状。
这或许能解释，蒋振娟等人的病情，在走下战场之后才慢慢发作。
恐战自伤
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却是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刚从第20军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敌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他时常和战友念叨。部队也注意到他回国训练时，“工作不起劲，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因“战争应激反应”产生的心理、精神异常，往往会被视为贪生怕死。士兵也可能因此受到严厉处罚，如关监狱，强迫加入“突击队”，送上军事法庭，甚至处决。
然而，至今仍有很多军事人员坚持认为那是违反军纪。因为“真正的违纪行为，与心理应激性违纪行为之间的界限不易确定”
军医院事后对马玉堂跳楼事件的分析报告也认为，马玉堂所在部队的基层领导及身边战友，都存在认识不当的失误。即不应该表露出强烈鄙视其“贪生怕死”的态度，“这个态度进一步刺激了马玉堂，导致其精神失常加重，最后选择跳楼”。
但当时部队的组织结论仍然强调马玉堂“贪生怕死、思想落后”。
美国精神病学家Rache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战时心理、精神异常视为“应激”。因为“当战斗激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精神异常。若能及时开展心理疏导和治疗，将能大大减少军队的精神病减员。”
事实上，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对手美军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这场战争及此后的越南战争中，美军精神疾病退役人员均占总数的10%。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有7830名精神症患者被解除兵役，占解除兵役总人数的2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因患精神疾病退役的官兵为312354人，占减员总数的33.6%。
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
并不是每个志愿军精神病人都象马玉堂一样，保存下了较详细的病案记录。随着医护人员一代代更替，他们的生平事迹渐渐湮没无闻，甚至连籍贯、部队番号、年龄等基本信息也变得模糊。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从档案里，从老医护人员口中，从他们故乡的亲友述说中，试着去完成一幅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拼图。
湖州三院院办主任马琼芳说，三院早年多次搬迁，档案也有部分散失。如今病案室里“或许还有一些”。
医院病案室里，确实还保存着一个敞开着的旧纸板箱，装着100来份牛皮纸档案袋，有的纸袋上注明着“牺牲”或是“死亡”。还有10来本鲜红封面的军人退役证，无法归入任何一个档案袋。
每个档案袋里的材料多寡不一，大多只有一份军人登记表或是退役证明。仅有个别袋里存放有病历，或是审查材料、询问笔录。
随手打开一本军人退役证，发黄的相片和纸张粘在了一起。显然，已经很多年没有人翻动、注目过这些曾充满英武气息的青春面容。
这些老兵中，绝大多数是一线战斗人员。其中一位已去世的湖北籍老兵王明德，隶属12军34师102团。12军是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预备队，34师106团则是在战役后期接替伤亡惨重的15军45师一部，固守了阵地28天。
上甘岭战役之惨烈，一直被公认为朝鲜战争之最。此役前后历时43天，“联合国军”炮兵和航空兵，对志愿军固守的两山头发射炮弹共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顶部，竟被炸弹生生削去了1～2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学者指出，枪、炮、地雷等武器，即便没有直接造成杀伤，形成的震波、高分贝噪声、燃烧等因素也会对士兵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影响。他们把“战争应激反应”称为“炮弹休克”。
几乎所有的志愿军老兵都会在回忆中提及，朝鲜战争中美军炮火格外猛烈：敌人“像撒胡椒面一样扔炮弹。以前扔汽油弹也就一颗两颗，看准了来这么一下，那天的汽油弹扔得不断点。在营指挥所里看着那个山头就像一个大火炬。整整一天烧得如同火焰山。”
那个环境里，很多人当场就精神错乱了，“前方有，后方也不少。一个个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动不动就在那里’打炮了，打炮了！’或是‘卧倒卧倒’的乱叫。那样子，没有人见了不发怵。”
归俘洪朝林
志愿军第40军119师355团二营机炮连弹药手洪朝林，就是在战场上激发出的精神分裂。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第40军率先入朝作战，收复平壤、越过三八线、徒涉临津江，一路杀去，势不可挡。
然而在“不到汉城的一个半山腰上”，洪朝林被美军俘虏了。“碰到了大批敌人，我跑得慢，掉队了”。
在战俘营里，洪朝林先是被拉去“听讲耶稣”，而后又有美军心理战部队、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合志愿军叛徒，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在志愿军战俘的胸口和双臂等处强行刺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或是“反共抗俄”等政治宣传口号，洪朝林也未曾幸免。
1953年8月，作为6000多名被遗返战俘之一洪朝林带着手臂上洗不掉的“反共抗俄”刺青，回到了国内，安顿在辽宁省第十康复医院里。在这里，洪朝林开始整天“乱跑乱闹”，在理发馆理了发不给钱，嫌弃鞋小穿不进去乱发脾气，还在牛奶碗里小便。
院方最初怀疑洪朝林是“胡说装疯”，理由是“初入院不说话，有一次打麻药痛得受不了就开口了”。
“反动刺字”及国民党旧军人履历，使得洪朝林在此后的4年间，经历了至少4次极为详尽的政治审查，留下了30多页文字材料。包括浙江与辽宁方面的往来协查公函、组织上对洪朝林的审查记录，以及洪朝林自述材料。
这些审查记录和询问笔录条理清晰、完全看不出患精神病的痕迹，洪朝林自称“在战争中吓出了精神病”，但“在被俘那时是清醒的”。
洪朝林的档案袋，最后落在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这至少证明，洪朝林在1957年后在这里休养过，甚至可能是终老。
浙江中部浦江县潘宅镇洪田畈，一个仅有一条机耕路出入的浙中小山村，洪氏家族世代聚居于此。
洪朝林这个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以致于我们道明来意后，和他年纪相仿的邻居洪才水也大感惊诧。
“他们一家人已经死绝了。”洪才水说，洪朝林最后在世的亲人、有智障的弟弟，也在20年前走失了。
和绝大多数乡亲一样，洪朝林念了三年小学勉强识字后，就辍学回家了。他家出身中农，有几亩水田。如无意外，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然后盼个儿孙满堂，顺理成章地奔向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心目中理想的人生结局。
只是，大时代的巨浪中，小人物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1946年6月的一天里改变：母亲渐渐远去的哭喊声中，19岁的洪朝林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
两年零三个月后，洪朝林以国民党军93军“解放官兵”的身份，在辽西会战后被编入了解放军第40军，然后跟随四野大部队南下，从华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洪才水说，1950年代，洪朝林曾经回到过老家一趟。那时，洪朝林的父亲已经去世。
“他有时神经兮兮的，有时又很正常。”洪才水说，洪朝林只在家里呆了半个多月，原因是“病情时好时坏，痛苦难耐”，据说“又回部队治病了”。他已记不起洪朝林那一趟回家的确切时间，也从来不知道洪朝林参加过朝鲜战争。
那以后，洪朝林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就此下落不明。洪朝林的母亲情知“儿子多半死在外面了”，无奈认了村里一个孤儿作义子，为自己养老送终。如今，洪家养子也已到垂暮之年，卖掉了洪家祖宅后，住进了浦江县敬老院。
“他家收干儿子、卖房的契约都是我执笔的。”洪才水说。
两天后，马琼芳向记者发来短信：确认洪朝林已于1959年1月在我院病故。
“胆小怯生”的学生兵
在湖州三院里保存着档案的志愿军精神病人中，像洪朝林、马玉堂这样的“国民党被解放官兵”并非个案，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方面强抓壮丁入伍的农民。
并且，无论有没有旧军人经历，这批病人中绝大多数军龄不超过5年，除去发病到久治不愈退役休养的2-3年，正常服兵役时间往往也只有2-3年甚至更少。
Rache比较了新兵与老兵、未受过军训者与受过军训者、普通部队与精锐部队的“战争应激反应”情况后，证实前者发病率均比后者高。
另一个可佐证该项论断的事实是，这批病人中的少数“学生兵”，没有念完中学就直接参军上了朝鲜战场，从入伍到发病时间通常不超过1年半。
“学生兵”吴曾规，1950年参军，服役于志愿军第26军。从此与家人音信断绝。
这支部队于1950年11月开赴朝鲜，略晚于洪朝林所在的40军，也是第一批踏入朝鲜战场的志愿军。
在姐姐吴玉华眼里，吴曾规是一个“胆小怯生”的孩子，竟然主动报名参军去朝鲜战场，这让全家人都感到意外。吴玉华认为，弟弟是受了“当时全国上下热火朝天的报名参军潮”鼓舞。
吴玉华也谈到，当时母亲很担心，觉得吴曾规完全不适合上战场。但“看看到处都在宣传参军报名”，又想想儿子也是“为国效力，参军也是好事”，就同意了。
直到战争结束，吴家仍然没有吴曾规的音讯。多方打听后才得知，吴曾规可能在浙江省第五康复医院里。
于是，吴玉华在1956年去信查询。院方回复“请来院当面确认”。
“他恍恍惚惚抬起头，迟疑了片刻，叫了声姐姐”。
吴玉华悲喜交加，欣慰弟弟总算还认得“一直和他感情最深的姐姐”。
1952年10月，吴曾规在朝鲜战场上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脑子也震坏了”，在东北陆军医院几经医治没有起色，只好转回浙江。
这一面，成为吴玉华和弟弟的诀别。
两年后，久病不愈的吴曾规病故于湖州三院，吴玉华去医院带回了弟弟的所有遗物以及骨灰盒。
在湖南常德精神病院里休养的志愿军女护士长凌小云，与吴曾规情况大体相似。
她在上甘岭战役中抢救伤员时，被炮弹削去半边头盖骨。
凌小云大难不死，但大脑功能严重损坏，记忆永远停留在了20岁。
遗忘与关爱
从吴玉华找到弟弟，到弟弟去世的两年时间，因为“家里上有老下有少，又要工作养家”，
即便是“和弟弟感情最好”的吴玉华，也没有再去看望过弟弟。
和亲友断绝了联系，几乎是这群志愿军精神病人的常态。
常年照顾胡久昌的护工徐成役说，上一次有老兵家属来医院，还是几年前一位老兵去世时。
“在医院十几年，我就没看到过有谁的家属来探望的。”
不过，在垂暮之年，湖州三院里的老兵们得到了一份迟来的关爱。
近年来，湖州地方政府为在世的老兵承担了每人每年40万人民币的全部生活、医疗开销。
马琼芳说，十年来，湖州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也会在春节及建军节时来看望老兵们两次。
只是，无论多少拨款支持，或是领导多关爱，都改变不了老兵们的结局，
他们终将在混沌中，带着寂寥和孤独，长眠于3公里外碧浪湖畔的湖州烈士陵园。
本文原载于《看历史》2010年4月刊
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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