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271）
老蒙的枪被儿子偷了以后
我说，你在祈祷什么？他说，祈祷我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站在庙门口抽烟，看山下万家灯火。
一
时隔多年，我再次遇见老蒙。
2015年的冬天，我休假回老家，闲着没事，去一个朋友的典当铺喝茶。我问他会收到什么样的东西？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他老练地洗茶，倒茶，回答得云淡风轻，像是对所有迫不得已的人都宽容大度，见怪不怪。他说一般都是黄金首饰，数码产品和手机，他基本上一眼就能断定真假，并很快地报价。
我说，会不会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明明是件好衣服却要说“光板没毛，破烂棉袄”，他笑了笑，说，没那么夸张，但意思差不多。我说，不来赎的咋处理？他说，处理的办法多得很，这个不怕。我说，那怕的是什么？他说，赃物，所以，得做出判断，谨慎为好，利润再大，也宁可不收。
我听得入迷，老蒙就推门走了进来，是那种县城里常见的中年人打扮：一件黑色的旧皮衣，灯草绒裤子，黑皮鞋，平头，腰上挂一大串钥匙。当然，我第一时间并没有认出是老蒙，他肯定也没认出我，他指了指门口，对我朋友说，50斤的土狗，要不要？我朝门口望去，一条黄色的大狗蹲在潮湿的地上，憨厚地望着老蒙。记忆像浮出海面的冰山，圆脸，说话有点大舌头，神态举止确定无疑，就是老蒙。
我朋友笑了笑说，狗不要。老蒙仿佛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养了五年，早上刚上秤，50斤出头，你拉到农贸市场，毛狗都是20块一斤，我只要800块。我朋友起身递了一支烟给老蒙说，老蒙，都是朋友，我被狗咬过，怕狗。老蒙接过烟，点了点头，转身离开。狗见老蒙走出来，起身跟着他走了。
朋友坐下，笑了笑，往我杯子里添茶。我说，这狗不是赃物吧？他说，肯定不是，链子都没拴。我说，还有押狗的？他说，急用钱，当然，来这里的人都是急用钱，但押狗的，我算是第一次见。我问，如果真像他说的，那为什么他不直接拉去农贸市场卖了？朋友点了支烟说，他动了个小脑筋，拉到农贸市场，狗就被杀了，放我这里，我不可能杀他狗，当然，我不可能给他养狗，几百块钱的事，我不是慈善家。
我终于坐不住了，向朋友告辞，推门出去，寒风扑面而来，我想起刚才那一幕，心里一阵酸楚，我在西街看到了老蒙和他身后的狗，我大喊一声，蒙叔。
二
上个世纪90年代，我爸是县城桐梓煤矿的厂长。夜幕降临，他就在镜子前，往手上挤一大团摩丝，搓匀，往头发上抹。他是歌舞厅、夜总会的贵宾，呼朋引伴，主动买单，意气风发。
他也时常邀朋友来家里打牌喝酒，老蒙是我爸的朋友。
老蒙圆脸，乐呵呵的，说话有点大舌头，喝了酒话更是说不清，我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老蒙身上，趁着大人们笑话他时跟着笑。有次老蒙发现我也在偷笑他，朝我招手，让我过去，我战战兢兢走过去，他一把将我揽在怀里，满口酒气地对我说，小伙子，你也在笑我是不是？我感觉有点害怕又很不好意思，我说，我没有。赶紧挣脱出来。
其实我很喜欢老蒙，一是他喜欢让我给他买烟，七块一包的红塔山，他给我十块钱，剩下三块是我的跑路费。二是，尽管我爸告诉我他是监狱警察，有枪，专门管坏人，但我觉得他是个温柔而有趣的人。
我听他说过一个故事，有次他带一百多个犯人去茶山采茶，睡着了，醒来发现一个犯人跑了。那个年代，犯人跑了并不是一件大事，但这个犯人习武，身体素质非常好，他还是有点慌。逃犯母亲一听说后立马就哭了，跪在地上对老蒙说，叔叔（叔叔是当地特有称呼，跟年龄无关），求你不要开枪打他。老蒙一把将犯人老母亲扶起，说，我答应你。
后来在马场坪镇，他发现了逃犯，拔出枪穷追不舍，逃犯纵身跳下一个几米高的土坎，老蒙也跳了下去，用枪对准他。逃犯慌了，顺手捡起一块大石头，准备殊死抗争，老蒙说，你妈让我不杀你，我答应她了，你把石头扔了，跟我回去。逃犯扔了石头，老蒙说，过来，背老子上去。老蒙用枪抵着逃犯的头，逃犯背着他上了坡，最终抓捕归案。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老蒙要让逃犯背他，老蒙喝了一口酒说，老子脚崴了，走不动路。
我对老蒙的枪保持极大的好奇。每次来我家，我都会偷偷打量他腰上有没有枪，有次大人们喝了酒，叫老蒙把“鸡腿”拿来看看。老蒙二话不说，解开枪套掏出枪，退了子弹递过来，大家轮流把玩，枪传到我手中，非常沉，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五四”式手枪。
关于这把枪，我有个深刻的记忆：99年春节前后的一个晚上，老蒙喝了酒来找我爸，俩人像约好了似的准备出门，我执意要和他们一起，我爸不允许，老蒙摸了摸我的头说，走吧，小伙子！我爸想了想答应了。我爸开着桑塔纳2000出了门，不一会儿，有两个女人上了车，虽然那时我还小，但我能感觉出这两个打扮时髦，身上有香水味的女人与我爸和老蒙的关系不一般。
老蒙在副驾驶座，按下车窗玻璃，朝外面吐痰。街上张灯结彩，年味儿十足，少年们成群结队，嘻嘻哈哈，耳边时而听到烟花爆破的声响。两个女人都抽烟，吞云吐雾，我夹在中间非常难受。车里放的是陈百强的《一生何求》，他们跟着一起哼唱，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
一个女人问，老蒙，你会弹这首歌吗？老蒙说，当然，改天我亲自给你演奏。桑塔纳招摇过市，那时我想，他们年轻，体面，拥有朋友和美好的未来，仿佛这个小城和时代都属于他们，这一生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呢？
老蒙在一个商店买了矿泉水和饮料，车朝塔坡开去，这是一个烈士陵园兼风景区，老蒙决定带我们去放枪。车在盘山路上绕来绕去，车里的港台流行歌在耳畔环绕，我特别晕，用力憋着，差点吐了。终于停在一个坝子上，老蒙下车，蹲在路边哇哇吐了起来。几个人嫌弃地笑他，老蒙说，压不住，今天整多了。一个女人上前给他拍背，递给他矿泉水和纸巾。老蒙用水漱了漱口，说，走吧。
我们沿着石阶往塔的地方走，这是山的最高点。
台阶两旁是黑压压的森林，没有路灯，天上也没有月亮，眼睛适应了黑暗，周围逐渐变得明朗，仿佛皓月当空，我很清晰地看到每一步台阶的位置。我听到两个女人高跟鞋踩在石阶上以及她们嘻嘻哈哈，一惊一乍的声音。这里曾发生过杀人碎尸案，一般人不会深更半夜来这里。但我当时并不害怕，或许是因为老蒙是警察，有枪。我看到一个女人牵着我爸的手，他们以为在黑暗中我没发现。
到了塔下，俯瞰小城，1999年，为了迎接新千年的到来，让城市的夜景更加亮丽，政府统一在某些建筑外墙安装彩灯，每到夜晚，塑料管里的彩灯闪烁，像把萤火虫放在南瓜茎里一样。最亮的是县政府，公安局和供电局，我在找我家的位置，不确定在哪里。风在耳畔呼呼作响，大人们说的话被吹散，我听不太清楚，只见几个烟头发出很亮的光。
一个女人说，我听人说，千万不能在塔下照相。另一个女人说，为什么？那个女人回答，会被塔压住，一辈子翻不了身。老蒙正在给子弹上膛，他说，我就在塔下照过相，我从来不信这些。他吐了一口痰，接着“砰”的一声巨响，两个女人吓得叽哩哇啦，我也被吓了一大跳，老蒙正举着枪朝天鸣放。女人埋怨说，你要死啊，老蒙，打枪也不说一声。老蒙哈哈大笑。
老蒙把枪拿给我爸，说，来试试，枪口一定不能对着人！我爸谨慎拿过枪，走到一个开阔处，朝天鸣了三枪，把枪还给老蒙，老蒙要教两个女人开枪，女人不敢，老蒙说，来嘛，来嘛。老蒙握住女人拿枪的手，身体贴得紧紧的。砰砰两声枪响，女人恐惧而兴奋，又是一阵叽哩哇啦。两个女人都打了枪，老蒙说，小伙子，该你了。我看了看我爸，我爸说，去嘛。我走过去，拿过冰冷的枪，老蒙贴着我，握住我的手腕，我用了很大的力才抠动扳机，鞭炮爆炸般的巨响震耳欲聋，刺鼻的火药味钻进我鼻孔，我脑海一片空白。
回去的路上，我回味着刚才开枪的一瞬，像猪八戒吃人参果，痛快但没过瘾，老蒙呼呼睡着了，两个女人下了车，我爸对我说，回去什么都别说。
三
老蒙回过头，打量着我，一开始有点愣，接着眼睛像翻滚的潮水。我说，蒙叔，我是东东。
老蒙笑了，说，我刚不敢确认，你长那么大了，小伙子。
老蒙说，去我家坐坐。我说，还住原来监狱宿舍吗？老蒙说，那房子卖了，现在在粮油厂这边。我抬头看到不远处有家咖啡馆，我说，你忙不忙？老蒙说，也不是很忙。我说，我们去喝杯咖啡。老蒙想了想说，好。
我们去了咖啡馆，空调开得暖和，我要了两杯咖啡，老蒙往里面加了糖，像喝酒一样啜饮，狗趴在地板上舒展身体。
我说，叔，你还好吧？老蒙点了点头说，我还好。我说，狗那么乖，怎舍得卖了？老蒙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你阿姨身体不太好，我这边工资还没接到，有时候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小伙子你不要笑话我。我说，哪会呢。
老蒙说起了他的生活，关于那支枪的另一个故事，当然，这些事当年在县城传得沸沸扬扬，我爸也给我说过，用一种很遗憾很伤感的语气。
老蒙有个儿子，比我大两岁，叫小龙，尽管老蒙和我爸关系很近，但我和小龙非常陌生，初二那年，有次放学在一个巷子里，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我的去路，被拦住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好像被打了，忍不住抹眼泪，另一个拿起脱下来的鞋，证明鞋里没有藏钱。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个青年就封了我的领，我不依，两个人准备打我，被推搡时，我看到了小龙，他靠在墙上，嘴里叼着一支烟，他走过来，一把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死死地抵在墙上，力气很大，我没有反抗的勇气，但我依然用不服输的眼神盯着他，突然，他松了手，他好像认出了我。一丝愧疚和尴尬从他眼里一闪而过，他像泄了气的皮球，转过身，对他的同伴说，走。
这是我对小龙最深刻的记忆。
老蒙离婚早，小龙和他妈去了南方，14岁时又回到县城，不学无术，与社会青年厮混，他亏欠小龙，试着用暴力解决问题，但是暴力只能带来反抗，他拿他无法。
16岁的小龙成了县城里有名的混混，有天他和人发生争执，被人砍了一刀，去医院缝了针，二话没说，就去了老蒙那里，老蒙头晚喝醉了，正在睡觉。小龙偷走了他的枪，转身出门，傍晚，小城西街传来一声枪响，那个砍伤他的人当场被爆头。
老蒙说起这些事的时候，眼神是痛苦的，他说，我上个月去看他，还有八年，出来他就快四十了。
这个事发生后，老蒙的工作自然丢了，儿子死缓减到无期，至少要坐二十年的牢。老蒙说，一开始我恨他，但后面我恨我自己。
老蒙的前妻去年检查出癌症，老蒙说，无依无靠，我不可能不管，这么多年，我做过很多事，包过工程，跑过运输，在饭馆掌过勺，起起落落，存不住钱，时代变化太快。
我的记忆始终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自从老蒙丢了工作后，他就像消失了一样，我很少从我爸的口中听到他的消息，我问过几次，我爸说，我也很久没和他联系了。
2000年后，我爸的煤厂慢慢不景气，他转了厂，陆续做过一些事，也在家闲过一段日子，他的头发开始变白，我再没见他把摩丝往头上抹的情形，长大的过程里，我总记得他焦头烂额地抽烟，为钱的事情和我妈争执，和电话里的人争吵。时代不仅变化太快，也向这代人毫不客气地降临苦难和不安，老蒙和我爸仿佛是一瞬间衰老的。
老蒙说，我在给一个朋友看茶山，每年有四万块钱，老蒙伸出右手，弯着大拇指，比出四个手指。
我说，蒙叔，以前我听说你弹吉他，你现在还在弹吗？
老蒙笑了笑说，指法忘记了，早就没弹了。我说，没事还是弹起来，丢了可惜。
老蒙的狗在哼，我说，它怎么了，老蒙说，它想拉屎，我要带它去拉屎。
和老蒙分别，我特意留了他的微信，他的微信名叫“品味人生”，头像是他的狗。我说，蒙叔，下次我还要来找你，他说，没问题，我带你去钓鱼，你喜不喜欢？我说，喜欢。
我掏出1000块钱递给他，他死活不要，推搡过程中，狗哼哼唧唧，不安地看着我们。我说，借的，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他还是不要，我说，你当我是你的朋友好不好？老蒙。他愣了，说，好。他接过钱，带着狗出了门。
四
第二天我回贵阳了。我没在微信上给老蒙说，我怕他因为钱的事有什么想法。
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微信上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回贵阳了，他说，我给你整了点明前茶，给你寄过来怎样？我说，不用，你放着，我过段时间回来，谢谢蒙叔。他说，你叫我老蒙吧，舒服点。
又过了个把月，我回家，我听我妈说起老蒙的前妻，子宫癌，在家调养，其实话说回来，就是在家等死。我买了些牛奶水果，又给老蒙买了条烟前去探望。
这些年，县城翻天覆地地变化，老蒙家住粮油厂附近，县城仅剩的一小片老城区，像是被遗忘在九十年代。三楼，两室一厅，屋里一股中药味，家具摆设也停留在上个世纪。老蒙的前妻身体消瘦，面容苍白，但明显收拾了一番，她朝我友好地微笑。
老蒙在厨房砍鸡，开心地说，在乡下捉的土鸡，炒辣子鸡可以不？我说，当然可以。
她妻子给我泡了茶，过去帮着他做点事，老蒙说，你去休息。但她没停下手中的活，估计是和我在一起也没什么话讲。
我起身打量客厅摆放的照片，一张是老蒙年轻时留着八字胡，穿着白衬衣背着手站在塔下，一张是他儿子小龙，四五岁模样，笑得腼腆，在院子里攀着一枝花。
墙角放着一把吉他，我拿过，发现箱体有点破裂，但琴弦应该是新的，我试着弹奏，发现音差不多是准的，老蒙一定在弹琴的。老蒙转过头说，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弹吉他，弹来听听。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一下子就想到了伍佰的《梦的河流》，我边弹边唱：
在梦的河流
遇见了我
拖长的身影
憔悴面容
随着涛涛的河水
一步一步向前走
眨眼已是好几个秋
……
你是梦吗朋友
是真的吗朋友
慢慢变成漩涡
那汹涌的转动
那滚烫的水流
慢慢变成余火
……
我唱得投入，情绪如河水奔流而来，我没感到半分拘谨。饭菜上桌，我说，等我出去买点酒，老蒙赶紧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打的粮食酒，喝了不打脑壳（不上头）。
老蒙的妻子简单吃了点就出去了，像是要给我们腾出空间。
我和老蒙对酌，老蒙突然从内包里掏出一团钱握在我手里，说，上次借的，如数归还，感谢你朋友。我没接，说，不急。老蒙说，有借有还，这是规矩。
我收下钱，沉默的片刻，老蒙突然热泪盈眶地说，其实这么多年，我时刻都会想起你爸，他是个好人，你也是个好小伙。我说，老蒙，你也是个好人。
我突然问，狗呢？老蒙说，死了。我说，老蒙，你是不是把它卖了，你不要骗我。老蒙沉默了一会儿，说，是的。我问，是为了还我的钱吗？他不说话，我说，老蒙，你这样做我心里很难过。老蒙说，狗不及人重要，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心里也很难过。
我就这样和老蒙成了朋友，每次回来，我都会去看看他，和他喝点酒，有次，他骑一辆破摩托带我去钓鱼，他极有耐心地教我怎么放竿，怎么根据漂的浮沉断定鱼的大小，怎么在一瞬间将鱼挂钩，怎么和大鱼周旋。
夜色降临，他扎起帐篷，淘米做饭，不要我做任何事。不一会儿，柴火跳跃，油锅滋啦，满天星斗洒落头顶，我被这美妙的夜深深感动，仿佛以某种卑微虔诚的存在，同晚风，夏虫，星斗融入无穷的浩瀚，坦然得能接受世间的任何悲欢。
五
老蒙前妻过世时，他没告诉我，后来我回去，才听我妈说。我们在咖啡馆喝茶，我们曾在这里喝咖啡，那时他准备卖狗为他妻子买药，两年后，他失去了两者。
我说，应该告诉我一声。他摆摆手说，不必，简单点不麻烦人，她走了对她也是解脱。
我问老蒙这么多年一直单着？老蒙说不是，一个男人哪里少得了女人啊，我笑了笑说，那是。老蒙说，断断续续的，都好不长，毕竟现在无职无业，人家也不会死心塌地跟你。
我想起多年前我们在塔坡放枪那个晚上，那个递给他水和纸巾的女人现在怎样？她一定和老蒙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那也可能是老蒙一辈子最风光的时刻，年轻英俊，会弹吉他，是监狱的抓捕能手，把子弹射向夜空。
老蒙说，我在茶山遇到过一个女人，她是云南人，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娃娃，采茶的时候，娃娃就在一旁跟着，寸步不离，瞌睡来了她就背着他睡，她话不多，动作利索，活儿干得好，据说她老公是贵州人，死了，她就带娃娃四处打工。我感觉她可怜，忍不住对她好一点，后来，她和我好了，我想，她要是不嫌弃我，我是愿意娶她的。
我们在茶场度过了美好的半年，我们一起干活，做饭，带娃娃，有时她会唱起她们那儿的民歌，在雾蒙蒙的茶丛中，她的歌声婉转又悲伤，我喊她的名字，她远远地回应我，又开始唱，这歌声让我觉得特别幸福，听着听着就忍不住掉下眼泪了。真的，我前妻死我都没哭过。
我问，后来呢？老蒙说，后来我晓得我前妻得病了，我以前亏欠她和小龙太多，我不可能不管她。我把情况告诉了这个女人，她说她非常理解我，我当时有两万块钱，我觉得我很亏欠她，我拿了一万给她，她接过，带着娃娃走了。过了几天，我在枕头下发现了那一万块钱，她偷偷放那里，没要我的。
我又哭了一场，这是我第二次为女人而哭，我觉得我失去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两万块给我前妻治病，很快就没了，只有喝中药，你遇到我那天，我恰好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打不起主意了，只有卖狗。
我去过老蒙工作的茶山，一所木房子，有床，炊具，柴米油盐，老蒙的工作就是守在那里，除草施肥，修剪养蓬，组织采茶，我去的时候正是清明前后，七八个农妇在茶丛中麻利地采茶。我们坐在田垄上抽烟，老蒙说，这个场景我似曾相识，以前，我们监狱有一片茶山，我们就带着几百个犯人采茶，别看都是男犯，干起活来一点都不比女人差。我却想到那个云南女人，她一定长着一张恬静的脸，在茶丛里唱着忧伤的曲调，老蒙眺望她，喊她的名字，女人回头答应，声音温柔地回荡在山谷，老蒙就跌进了爱情的河里。
中午时分，老蒙对农妇们说，都加把劲儿，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弄点好吃的。他骑着破摩托出了门，一个小时后提着一大团猪大肠回来。
他说，喊镇上的朋友留的，黄焖猪大肠，味道巴适得很。他不厌其烦地清洗猪大肠，这种耐心是中年人的宝贵品质，他们经历起起落落，更懂得慢工出细活的智慧，又蒸了一大锅米饭，天暗下来，他朝山上喊：收活路了（收工）！
女人们回来了，讨论今天的收成，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两个女人帮着老蒙洗菜。不一会儿，高压锅噗呲作响，猪大肠的特有的气味钻进鼻孔，挑逗着人们的食欲，女人们热情，客气，大大咧咧。老蒙把一个塑料壶递给一个女人，让她倒酒。有个稍微年轻的女人说，我怕我喝醉。马上有人打趣说，喝醉了就和老蒙睡。老蒙笑了笑对她们说，我这个朋友在省城当警察哦，你们耍流氓抓你们去关起。七八个人的眼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我说，都是江湖儿女，随意点。
每个女人都喝酒，饭量也很大，嘻嘻哈哈拿老蒙打趣，老蒙一张嘴，加上有点大舌头，自然是说不过她们，气氛热烈欢快。酒足饭饱，女人们帮老蒙收拾屋子，三下五除二就弄干净了，她们都是寨子里的女人，作别后，打开手电筒走进苍茫的夜色里。
老蒙说，我休息一下。躺在床上，呼噜声立马响起。我坐在门口抽烟，听到山谷里有一种清脆而幽怨的鸟叫，我不确定是杜鹃还是夜莺。我曾给我妈形容过这种鸟叫声，我妈说这种鸟叫“拐拐杨”，听到它的叫声会发生不好的事。
不一会儿老蒙就醒了，我说，我骑车载你吧，老蒙说好。我骑着老蒙的破摩托在乡村公路上穿行，天黑透了，照明灯艰难地刺破几米远的黑夜，我骑得很慢，问，会不会遇到交警？老蒙说，不会。快到县城的时候，一道极明亮的闪电划过夜空，世界瞬间变成了白昼，又瞬间熄灭，几秒钟后，雷声大作，老蒙说，大雨来了。我们决定把车停在路边一个废弃的寺庙，等雨停了再走。
车刚停好，大雨如注，老蒙说，菩萨保佑。我说，很多年前，我来这里烧过香，老蒙说，我也是，还有你爸爸。他点了三支烟，作揖，把烟放在破旧的神像前，口中念念有词。我说，你在祈祷什么？他说，祈祷我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站在庙门口抽烟，看山下万家灯火。
二十年前，我和老蒙也曾在黑暗中俯瞰过城市。震耳欲聋的枪声，刺鼻的火药味，以及老蒙身上的酒气，往事历历在目。我说，老蒙，时间真快啊，二十年呼啸而过。老蒙说，是啊，我还记得，我们去塔坡放枪。
雨停了，我们回了家。
六
2019年的夏天，我和老蒙去监狱看他儿子小龙。
听说小龙生了场大病，正在办保外就医的事。透过隔音玻璃，小龙提着盐水瓶轻飘飘地走了过来。老蒙拿起电话，半天说不出话。
小龙看了看我，老蒙说，徐叔叔儿子你还记得不？小龙朝我点了点头，嘴边露出一丝疲倦的笑。
老蒙说，我正在给你办手续，出来我们慢慢医。
小龙像是说了些什么，老蒙打断他说，不要乱说话，老子几十岁了都还没想到死，你说这些做什么？
小龙没说话，老蒙接着说，好好的，十多年都过去了，我等你出来。
老蒙的语气像是恳请，小龙把目光看向别处，眼神空洞麻木。他突然看向我，嘴巴动了动。老蒙把电话拿给我，我放在耳朵边，我听到他说，我爸给我写信，说你对他很好，谢谢你，东东。我说，蒙叔对我也很好。小龙说，请你转告他，好好活着，下辈子如果有机会，我再做他儿。说完，挂了电话，提着盐水瓶，转身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把小龙的话告诉了老蒙，老蒙突然失声痛哭，不停地用粗糙的手抹眼泪。
我告诉老蒙，接小龙的时候告诉我。但老蒙没有，保外就医手续办下来后，老蒙骑着破摩托来接他，监狱怕路上出问题，派了一辆救护车送小龙，老蒙骑着破摩托在前面带路。
那段时间工作太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回老家了，我在微信上问老蒙小龙的情况，老蒙说，在吃中药，我偶尔带他到茶山，这里空气好，适合疗养。
老蒙突然问我，你觉得拍短视频怎样？他接着说，我在软件上看到有人弹吉他唱歌，叫什么郫县鲍勃•迪伦，我觉得唱得很一般，我也想试试。
我非常赞同，回去的时候，买了一把木吉他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老蒙注册了个号，名字叫“大舌头老蒙”，我说，你这网名真是豁出去了，老蒙说，我觉得这样更准确。
老蒙买了身行头，把自己打扮成西部牛仔的模样，他背着吉他唱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歌，大舌头的咬字，嘶哑的嗓音，独特粗糙的气质，慢慢地，他有了点人气，得到些零零碎碎的打赏。
但我知道，这离赚钱给儿子治病的目标远远不够。老蒙在茶山时，小龙大多时候在家里，有次我去见他，我俩坐着抽烟，我说，还是要有信心，蒙叔一点都没放弃你。他很平静地说，我的病我知道，能陪他一天是一天，要不然我早就自杀了。我点点头，找不到半句宽慰的话。
他是尿毒症，排不出尿，需要透析，高昂的透析费将老蒙拒之门外，所以他极少喝水。
我对老蒙说，老蒙，我去年刚买了房子，手上没什么闲钱，只能借三万块给你。老蒙握住我的手，哭了，那是我第二次见他哭，他非常坚定地说，心意领了，我自己想办法。我拗不过他，只好作罢。
我没想过，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蒙。
接到我爸电话的时候，已是半夜，我爸很平静地说，你蒙叔车祸死了。我说，我知道了。
开车回去的路上，所有关于那个老蒙的记忆像电影般浮现在我脑海，我嚎啕大哭。
葬礼上，几个老蒙年轻时的朋友，还有茶山上几个采茶的农妇，我们大半年前见过。老蒙的遗照是一张他着警服的照片，笑容明媚，英姿飒爽，时间让他停留在二十出头，永远年轻。
小龙的肚子胀得像个西瓜，他在前两天被老蒙送进县医院透析。
我爸把我拉到一边，悄声对我说，摩托车坠入山谷，我问，他喝酒了吗？他说，没有，他生前买了一份人生意外险。我问，留下遗书了吗？我爸说，我们找了，没有。
凭我的推断和对老蒙的了解，我大概明白老蒙为给儿子治病想的是什么办法，但他怕露出一丁点破绽，连一个告别也不敢有。
丧事从简，大家听从我的建议。我们去医院看了小龙，他费力地睁开眼，大家都没说话，我能感到，他的目光在寻找，他没看到老蒙。我坐在他床边，把头凑到他耳朵边说，蒙叔走了。他闭上眼，点了点头，眼泪滚落下来。然后，全身开始抽搐，有人叫来了医生，小龙开始抢救。
蒙小龙是第二天走的，紧随着他爸的脚步，他曾说，能陪老蒙一天是一天，老蒙不在了，想必他活着也没什么意义。我并没有感到特别难过，这样，也许也是一种解脱，也许在一个没有病痛和苦难的地方，他们如愿以偿，能好好做一对父子。
我本打算将俩人的骨灰下葬在茶山，当然，这不符合规定。最后，找了一块面朝茶山的墓地，父子俩永远安息。
某一天，我突然想起了老蒙，他分享的最后一个短视频是他去世前两天拍的，还是那身牛仔装扮，只不过没用我给他买的吉他，而是他家里那把破吉他。
他笑呵呵地对着镜头说，这首歌呢，送给我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他拨动琴弦，开口唱：
在梦的河流
遇见了我
拖长的身影
憔悴面容
随着涛涛的河水
一步一步向前走
眨眼已是好几个秋
……
你是梦吗朋友
是真的吗朋友
慢慢变成漩涡
那汹涌的转动
那滚烫的水流
慢慢变成余火
……
一开始，他保持一种欢快而真诚的唱腔，到副歌部分，情绪明显变得伤感，失控，断断续续，几度抽泣。一曲完，他走上前，按下手机结束键，在那个瞬间，我看到他眼里的泪，像一汪湖水澎湃汹涌。
在梦的河流，我没有痛苦和悲伤，甚至不承担影子的重量。记忆变成一朵云，在洁净的天空中伴我顺流而去，我知道在某个未知的地方，在时间的某个维度，我一定会与老蒙再见。
作者：丫头的徐先生，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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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人物》以阅读和书单分享为主题的栏目Read me，每一期将会有一位「读书人」在这里谈论书籍、阅读以及他的生活。第3期我们邀请到的「读书人」是诗人翟永明，她也是成都白夜酒吧的主人。23年前，她想做一件「不用上班又能养活自己的事」，于是开了这个后来成为成都「文化客厅」的酒吧。她与我们聊了聊她的阅读，她的生活，以及她作为诗人和酒吧主人所见证的时代变化。
以下是她的讲述——
文｜三三
编辑｜沈时
设计｜田伟
白夜
我和白夜的故事，要从有一天在玉林西路迸发出来的灵感开始说起。1998年的一天上午，我路过离家很近的玉林西路，在路口一家未开门的服装店门口，看到一则招租广告。我大约只考虑了一分钟，就从卷帘门上揭下来了这则广告。对于我来说，一个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能挣点生活费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是我一直向往的，「白夜」就这样呼之即出。
80年代中期，我就离开我们单位了嘛（编者注：翟永明毕业后曾在一家物理研究所就职），所以我的生活状态就是一直动荡的，反正各种找工作啊，打零工啊，这去干一下，那去干一下，后来又去了美国，然后又从美国回来，反正都是很临时性地做一些工作。后来有点厌倦去找工作，人家没有编制，不能要你，或者去了以后就坐在办公室，一步也不能走，我就厌倦这个生活了，我觉得开一个酒吧，哪怕很小，你自己是自由的呀，你想干嘛干嘛，就这么很简单的一个目的。
没有工作，开一个酒吧真的叫混饭吃，也没把它当成我的事业。我要写作，必须要解决生活的问题，所以目的很简单，就是挣生活费。一位北京的朋友，听说我开了酒吧，急得给我打电话，你一诗人，还敢开酒吧？没听说某某某开酒吧，当晚就被朋友把存酒喝光，第二天关张了吗？我一笑，没听说，听说了也不怕。到现在白夜没倒闭，说明成都的朋友正直，仗义得很。
八十年代，诗人从来诗酒不分家，诗友遍天下。那时我在单位有一单间宿舍。那时很多人家里好几人挤一间房呢。于是，朋友常来我这聚会，不客气地把我家当茶馆、客厅，锁都给我弄坏了。常常我下班，家里已坐满了人。这种事，现在年轻人听了只会咋舌。
九十年代，生活悄然变化，去别人家不那么方便了。公共空间悄然兴起，白夜算应运而生。从此，诗人们开始到白夜来，呼朋唤友。流水席一字排开，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一两点，不时有人加入进来。酒桌接龙似的，越接越长。现在什么乌镇、安仁的长街宴，都是事先安排好，不像白夜的长街酒，是即兴的、随机的。通常，从一张桌子开始，不断有朋友加入，朋友的朋友再叫上别的朋友，最后，早已分不清谁是谁的朋友。有几次，人呼啦啦地走光了，吧员愣在那儿，也没找到谁是买单的人。
音乐跟酒吧是天然地可以结合在一块，酒吧肯定是需要音乐，但酒吧不需要文学，等于我就是愣给酒吧跟文学弄到一块了。
九十年代的诗人、艺术家，更像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嬉皮士，反叛、散漫、粗野、疏狂，借酒浇愁，或借酒撒野、撒娇，对抗外面时代和世界的汹涌变化。
诗人马松是一个不愿回家的人。他最怕的，是深夜与众朋友分手。当时，白夜的吧台旁有一根柱子，马松即便在醉得不省人事时，也知道从这儿经过时，一把抱住它。任别人怎样推拉，也绝不松手。后来这根柱子被拆掉了，马松改为抓住白夜的门框不放。更多的时候，马松抓住出租车门不放，别的朋友，根本无法把他塞进车里。
一次我好不容易与另一位朋友一起，把醉得一塌糊涂的马松，塞进出租车中。不到半小时，马松坐着出租车，又回来了。我正在锁白夜大门，见状，马松好不惆怅，不断地问：「都走了？」然后，不听我的劝阻，摇晃着，走向下一辆出租车。我知道那不是回家的路，而是另一酒吧的方向。
辨别马松是否已醉，很容易。当他说话已含糊不清，伸出一只手指，指向席间某个人时，差不多就可以认定他，已经「快了」。半醉半醒时的境界，是马松独享的。到白夜来的诗人中，只有他，保持了李白式的写作方式。很多次突发诗兴，叫吧员拿来纸笔，就着烛光，开始写下一些「骑在菩萨肩上飞跑」的诗句。
在没有白夜之前，成都的诗人也是要去酒吧、去夜总会的。只是，如果没有白夜，成都的诗人在酒吧就仅仅是喝酒而已，跟诗人和诗歌都没有关系。有了白夜之后，成都的诗人才开始在酒吧朗诵起自己的诗歌。在大家都忙着挣钱，很少有诗人能出诗集的90年代、千禧年，这里成了安放诗歌最稳妥的地方。
现实与超现实
为防止亏损，我想了一些自认为很「牛」的点子：比如在六十平方米的酒吧里塞进一个书店，还增加了一个卖首饰的柜台。
我自己前往熟悉的出版社，挑选了一大堆书。当时刚好出版《大师和玛格丽特》，这让人耳目一新，我一下买了50本。残酷的现实是，当年成都整个加起来能买《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人不超过三十个。后来才知道，现在人家大书店，一本书都不会要10本，都是囤四五本。我就不知道嘛，不会做生意，你看现在过了多少年了，最多卖出去20本。我家里面也还有，酒吧还有，很多（笑）。
90年代的时候，整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80年代的生活状态消失了。另外就是年轻人还没成长起来，从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来讲，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过渡性的状态。那个时候书店开不下去，没有多少人要读书。人们渴望通过创业、自谋生路来到达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我身边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几乎全都或多或少地卷进去了。
《大师和玛格丽特》里面幻想的那部分我比较喜欢，女主人公飞过莫斯科上空，有时候我在想，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飞毯的意象有点关系，超现实和现实那根界限拿捏得特别好。作者写了很多年，当年没有发表的可能，里面充满了幽默感，但反映很残酷的现实。
其实，阅读本身对我来说也是这样。阅读完全是一个超现实，我每天生活在其中的是一个现实，一读书就感觉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上课，放学，手上都拿着书。回到家门口了——我们是一个院子，很长的一个通道——我都不愿意回家，就在门口在那看看看。因为一回家就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觉得好像一下掉入一个现实的很不喜欢的状态。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书特别多的情况下，你会有选择性地读。有的时候有一些书，比如说我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觉得就是比较一般，就没有再往下读的兴趣。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跟现在就完全完全不一样，那是一个很贫瘠的阅读的时代。任何一个破书，完全没有意思的书，只要是文字的都会从头读到尾，因为太难找了。而且又正是求知欲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就如饥似渴的。
最早读的都是一些神话、童话，就这种小孩看的书，慢慢地开始读一些经典。印象比较深的是初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还有学校的同学之间传看一些西方的经典名著，都是私下悄悄地传看。《红与黑》啊，《红楼梦》啊，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读的。
后来到了80年代，已经开放了嘛，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些新书，但是你买不到，所以那个时候非常流行抄。我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读过很多诗，有很多都是抄的。因为过去在我们应该读很多书的时候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到后来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书的时候，完全是补课，而且叫恶补。其实我们那代人都是恶补了，差不多都是集中在80年代那十年中间，我们在恶补西方现代文学或者西方现代电影、西方现代艺术、西方现代音乐、西方现代戏剧。那是浓缩的十年。
《简·爱》
年轻时读过的书中，《简·爱》对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影响。这个书后来我在不同的时期都重新读过。可能我的女性意识最早的源头就是从这本书里面来的。这个书对我有一种震动，在这个之前，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性别问题，读了这本书我才感觉到有一个女性问题。反正我印象很深。
我最早读的《简·爱》是没头没尾的，因为被人反复地借阅。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书是这样的，都是没头没尾的，都是后来这个书正式引进中国，我们才去补看了头和尾的。简·爱对她的爱人罗彻斯特说的那一段话，对我来说确实震动很大。
那段话是，「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么？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谈话；就像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
还有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她对男女之间关系的看法，可能都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以前读了很多爱情故事，它没有涉及这些。
当然并不只是《简·爱》这本书，它是一个开头，它导致我对女性问题开始比较敏感。后来在读别的书的时候，我会更多地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会发现，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跟男性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去读这些书，可能我不一定会去观察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或者不会去考虑到男女之间的差别。
比如我在我们单位，我比较多地跟单位之外的一些人接触，其实都是后来的成都的那些艺术家啊，摄影师啊，跟他们来往比较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什么电话、手机、微信，啥都没有，别人要来找你的时候，只能到你单位来找你。经常有男的来找你，然后我们单位的人就这个流言蜚语啊，说你各种难听的，这种东西就特别的多。反正我就觉得同样的情况，男生就不会有这个遭遇，但是如果你是女生，他就觉得你很有问题。
女性一直在一种不公平的状态里面。我觉得很多80年代的知识分子男性，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是很了解，而且不是很关心。我后来发现很多男作家，他们真的都是自己有很多强烈的男性话语的惯性思维，但他们自己没觉得。他们不觉得，但是一旦遇到某个问题的时候，他会立马就站在对立的一面。比如说觉得你们已经够可以的了，你们还要干嘛啊？但实际上，他完全没有从一个整体的方面来看，比如他看到，你这些女作家已经都很好了，还要干嘛，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性别问题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你不能拿个人的社会状态来谈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无可奈何花落去」
烟、酒、热夜、陪朋友聊天、一夜劲舞到天明，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十年。诗人朱成说「灯芯子捻得太粗了」，通俗的话就是，透支了。十几年后，终于落下胃病。当年别人一举酒杯，我早一饮而尽；现在别人一举酒杯，我落荒而逃。
你问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无可奈何花落去呗。
老白夜开张十年后，搬家到宽窄巷子，有人评论我，酒残志坚，更多精力用在了办活动上。事实上，一代诗人都喝残了。我们那一代诗人，后来大部分也都成家了，成家立业了，那你也得考虑家庭啊，生活啊，可能最后就还是回归社会呗，就找一份工作啊这样。
马松是没怎么变的一个，现在也还经常喝醉。但是他从90年代开始就在当书商了，他一直做书，做得还挺好的。他非常有意思，后来随着年龄大了以后，他做了很多养生书，所以他说他也开始养生了，我就难以想象他养生。
当年在白夜「轰饮」的李亚伟老师也还是到处漂泊的感觉，他到现在为止还是爱到处东跑西跑的，一会在这儿，一会在那儿。他比我好多了，他根本不用管他那个香积厨，因为他弟弟他们在帮他打理，他可能基本上就没怎么管。
开张的头几年是白夜短暂的辉煌时期，后来再也没出现过。以至于何多苓常常在后来生意萧索时、喝多酒之后，一次次念叨——那时候，出租车都在白夜的门口排队呢。
在中国，几年的变化可以抵得上别的地方几十年的变化。90年代是变化的起点，后来越来越变化。白夜也从一个时尚的酒吧，逐渐过渡成一个过时的、让人怀旧的老酒吧。我的第一轮老顾客，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基本上都不来了。许多人在这些年中变成了成功人士。有一天，一位朋友语重心长地对我讲 ：「我很想带朋友到你这儿来，但白夜现在不太适合那些人。」我知道，「那些人」就是社会精英、财富榜上的名人，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
其实诗人的变化不是太大，因为在这个时代诗人就是无用的嘛，如果一直在写作，那么他们整个状况都是比较恒定。但是艺术家就不一样，有时候资本需要艺术作为背书，艺术品的价值不光在艺术价值，还在它的商业价值上。很多成功艺术家在外表上可能跟成功商人差不多。90年代开白夜的时候，基本上艺术家和作家大家都在一块玩，但现在好像比较少了，还是作家跟作家玩，艺术家跟艺术家玩，因为生活状态、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了。
白夜也算是自成一个小世界，我在自己打造出来的这个角落里面，有种躲进角落成一统的感觉。在酒吧里，我的角色就是大伙的朋友。因为我那个地特别小，来的大部分都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像在一个客厅里面。本来也比较小，你自己朋友来了以后，外人也没地坐。最后反倒可能是一个弊病，外面的人觉得这个地方太圈子化了，不能融进来，所以其实跟生意完全背道而驰，真正的生意应该是，接纳各种各样的人嘛。
白夜门口，我有时听见有人站在招牌下，打手机：「我现在正在旁边的黑夜酒吧……」，或是「我正在白日酒吧……」。于没有文学情结的普通酒客，「白夜」，是一个奇怪的名字。
所以后来我们经营也挺艰难的，勉强维持。别人觉得我太个人化了，有的时候做一些活动，请法国诗人朗诵，或者做先锋电影的影展，都是外人不感兴趣，自己圈子里喜欢。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又开始卖文为生，给别人写专栏，那段时间就是生意特别差嘛，生活有点维持不下去了。我跟我朋友坐在那儿，看着那些外面的人走来走去，没有人进酒吧来。但专栏作者是廉价劳动力，真的。
搬到宽窄巷子后前几年都很差，后来突然一下宽窄巷子就变成网红打卡景点了。好不容易前一段时间好一点，疫情又来了。据说还要涨房租，所以说我现在打算搬走了。玉林西路那个小小的酒吧，别人又不要了，我又把它租回来了。几天前刚刚开业。
不说白夜了，不说白夜了，简直是都把我说烦了。
酒吧只是我赖以生活的一个场所，其实我关于酒吧的事情很少，我写到白夜的只有一首诗歌。我不认为处境的改变和身份的置换就能解释诗人在现实中的一切。对于诗人来说，他的职业和身份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唯一确定的是诗歌对他的意义。
无
我经历的几个很不一样的时期，应该说是最喜欢80年代吧，因为那个时候你本身也处于比较年轻的一种状态，一种精力比较旺盛的状态，而且确实80年代处于一个非常开放的年代。当然我也会怀旧了，人都对自己的青春时代比较怀旧，还有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还是比较朴素嘛，跟现在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90年代，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年代，包括80年代也比较特殊。大家没有那么大的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多焦虑，所有的生活方式还是有点前现代，大家都比较感性。尤其是文化圈的这些人。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呀，现在等于整个时代完全变了，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后现代时代了，所以大家全都在一种很无聊的状态中，很无聊、很现实的状态里面，所以有些东西其实是一去不复返了。
《红楼梦》是我看了很多遍的书，任何一个年代你都可以读出不一样的况味。到最后你会读出它里面那种宗教感，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就这种东西。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不可避免地你会觉得有些东西比较虚无，《红楼梦》里面最后传达出一种比较虚无的东西，可能也是会感染你。
你年轻的时候去读宝黛的爱情啊，这个跟那个的爱情啊。但是年龄大了以后，你会去看到它里面有一种沧桑的东西，就是一个鼎盛的家族在一个时代的变化里面，它从鼎盛走向衰亡的这样一个过程，跟一个人、一件事物从年轻的时候最后走向衰老的过程也都差不多。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巅峰上。
开了白夜以后，可能跟生活状态也有关系吧，阅读也有所改变。之前，我大部分都看文学书，后来也开始读跟这个时代变化有关系的一些书，比如经济类、历史类的。以前我对经济完全不感兴趣，以前经济方面的书是我最讨厌的，但是我那时会去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那种书我80年代肯定不会去读的。我后来发现它里面也有一种智慧在里边。文学带有总结性，而经济学家的一些理论，带有某种预见性。
中国当代诗歌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诘难，大家习惯斥责中国当代诗歌漠视社会现实。我在想，诗人面对的现实和其他领域里的人士看到的现实是一样的吗？
换言之，整个时代都在飞速前进，只有诗人在用一种语言之慢，反抗全球化思维的快。这种反抗有时与诗歌的虚无态度、诗人面对现实的自我放逐混在一起，变成了无从辨识的诗歌现实。我说我们的写作，比任何一代都更困难。商业时代一切都围绕经济运行，诗歌完全无法进入经济轨道，既无法像艺术品一样产生经济价值，引来涌动的资本，也不可能像小说一样，变成电影和电视剧的剧本。因此，诗歌当然也就成为大多数人摒弃的东西。
诗歌的「无」，和消费时代的「有」是矛盾的。
平常不在我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候，我是尽量避免说到自己的诗人身份。因为这个词在中国，尤其在现在的社会上，是被误解很深的。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一般的普通民众对诗人完全不了解，觉得诗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品种——诗人，第一它不算一个职业；第二，他不知道你是干嘛的——所以如果生活中碰到一个诗人，他就觉得很奇怪。
我也不喜欢人家说我诗人。你在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里面，你能看到一个关于诗人的正面形象吗？根本就看不到，诗人都被描绘成神经病。就是在文化圈这个圈层里面，对诗人都有那么大的误解，那你还想要让大众来对你有了解吗？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诗人永远都是边缘的，那如果你觉得接受这个事实呢，你就继续写作，不接受这个事实就去做别的。
我不知道别人，我只能说我自己。写作就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就是喜欢写。其实我在很早就想得很通，我做别的事情——我曾经也写过专栏，写过剧本，各种各样的，就跟打零工一样——那是维持我的生活，但是写诗是我的一个爱好。就像有人一辈子喜欢下围棋，那个东西有啥用呢，也没用，但是他就爱好这个东西，他就不愿意去改变它，他就可以白天去工作，晚上跟朋友一起下棋，下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事。
你可以说我是活得比较丰富的人，但我也要放弃很多东西，才能获得一个看起来丰富的人生。或者说人生都是丰富的，就是看你需要放弃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为了追求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就得放弃待遇很高的单位。如果一直待在我们那个单位，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也不用去为了白夜的这些破事，到处去跟别人纠缠，一地鸡毛。什么都不想失去，什么都想得到，那基本上是一种妄想了。
（部分内容参考翟永明所著的《完成之后又怎样》《毕竟流行去》《以白夜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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