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Original 维舟 维舟 1 week ago

 

各地高考本科批次录取结果已出炉，让很多人意外的是，今年师范专业大火。以天津为例，北大、清华的分数线仅比华中师大高13分，浙大投档分数还比东北师大低6分，陕西师大居然超过天津本地最强的南开大学10分——堂堂985高校还不敌211大学。

 

有人对此嗤之以鼻：“报考公费师范的很大部分是小镇高分学生，高中懵懂地做了三年题，从没有思考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家长威逼利诱下作出了一个所谓安稳的志愿选择。只要是稍有些思想的，一入学就会立马后悔了，毕竟当下师范院校的平庸、狭隘、保守实在令人绝望。——庆幸自己及时跑路了。”

 

为什么今年师范类成为大热门的黑马？与其说这是家长和孩子们一时昏聩的决定，倒不如说这是因应形势变化的理性选择。毕竟，人们选择一所大学、一个专业，从根本上来说乃是选择一个未来，尤其是在国内，哪个家庭不是全身心投入地审慎研判之后才填志愿？正因此，高考投档线的变动，可说是社会心态变动的指针。

 

做出类似决定的家庭之所以突然间多到推高了师范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乍看是中国家长的传统心态，但再往深一层看，其实是对一个全新处境的保守反应：在疫情之后，很多人无力抵挡眼前的风险（也许很多家长自身就遭遇中年失业），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全感，此时对“稳定”的心理需求就占了上风。这样，所谓“平庸、狭隘、保守”就不再是缺点了，而只是“稳定”的另一面。

 

试想，重点师范大学是如今极少数仍然包分配的院校，有编有岗，工作条件好，既免学费、还没有失业之虞，差不多是市场化改革之后仅有的“铁饭碗”之一。换句话说，当面对汹涌而来的风险时，很多人并不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而是在恐惧之下，转身去拥抱确定性，把早先的老办法看作是应对新问题的救命稻草。

 

 

这当然也是人之常情，尤其在一个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社会，个体抗风险的能力很低，指望他们都能镇定地面对不确定性，那不免太过苛求。但可想而知，这是对当年抛弃体制内工作“下海”的一次重要反拨，与当下对社会经济底层逻辑的重置合拍：人们的注意力从那种谋求发财的高速增长，转向了低风险的安稳选择。

 

像这样看似微小的个人选择，最能折射出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心态变动。借用詹姆斯•鲍德温的话说：“宇宙中的任何巨变都是可怕的，因为它深深撼动了一个人的现实感。”在这过去的一年多里，许多我们一度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竟然就那么发生了，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实际上考验着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受此影响，会有越来越多人需要一个坚定、简单、绝对的立足点，而难以容忍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模糊性。这样的迹象已经出现，特别体现在如今社会道德感的严苛上。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早就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指出：宽容人格者能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容忍模糊性，他们的头脑里有更多“似乎……但是……”感的东西，但偏见人格者则更需要自己的世界具有明确的结构，对说“我不知道”有某种恐惧，“当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时，他们会坚持久经考验的习惯做法。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抓住熟悉、安全、简单、明确的东西。”

 

问题是：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正是一个复杂多变的风险社会，人们常常不得不面对模糊、无序的局面，没有快速、明确的答案可以依靠，此时僵化的思维模式看似明晰，但在给人心理安慰之余，却可能带来更不可预知的麻烦。

 

可想而知，这种求安稳的心态，也会惧怕社会变革。变化总是意味着很久以来习惯的生活常态无法再继续，使人们失去了熟悉、安全的锚定点，也就难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态度，适应这些非常规的前沿动态，进而迅速捕捉到新的机会点。坦白地说，这种心态是创新之敌，因为它会很自然地让人更多聚焦于危机的“危险”那一面，而相对忽视其“机会”的那一面。

 

 

当时代的危机反映在个人身上，人们其实可以有不止一个选择。一百多年前，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社会就陷入了绵延至今的困境：当确定性消失，社会从神灵主宰的命运社会转向专家把控的风险社会时，个人何为？当时无数人相信这场危机是根本性的、崭新的，而自己的现实生活就处在深渊边缘，但至少整个文化思想领域都明确承诺做出改变，因为那些最早捕捉到变动的人也都意识到，原先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必须往前走。

 

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人们面对混乱不安时的反应是及时行乐，有远见的人会准备多样化的预案，但许多国人的本能反应，仍然和我们的祖先类似：“抱大腿”求安稳，减少支出和浪费，坚壁清野，小心翼翼，以“活下去”作为第一要务。

 

公平地说，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拥抱开放和变化是相当不易的，借用雷马克的话说，“没有根地活着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然而，老办法不能解决新问题，即便暂时求得安稳，但这却可能以牺牲未来作为代价——试想想，现在家长为自家孩子选择一个安稳的专业，但四年后孩子毕业、又或多年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呢？

 

在国人眼里，过着不安稳生活的人，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危险分子。据说在西安大雁塔广场附近有块牌子标着“不要和没有稳定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接触”，这虽然未必是疫情之后才出现的，倒很像是当下国人心态的缩影。当然，西方社会也有过类似的观感：1929年的大萧条曾造成大量失业者，他们不得不重拾流浪者的生活方式，也成了其他人眼中的混混、怪人或叛逆。

 

然而，到了现代社会，“安稳生活”才是最大的幻影：不确定性已经不是偶尔一次疫情带来的冲击，而是不定期会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了。经济学家约翰•克拉克在1915年就曾明确说过：“在一种发展动力良好的现实（经济）状态中，劳动者的失业是随时都会发生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完全不存在，那是既不可能也不正常的。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需要技术的不断提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不出现劳动者的暂时性失业。”

 

 

本来，随着社会这样向前发展，应当在是在健全保障体系的同时，允许人们做出不同的选择、尝试不一样的活法，但在当下的中国，由于大量的风险只能由个体自行承担，很多人宁可选择“安全第一”。

 

网上也因此有人感叹：“十几年的应试教育、考试和做题，同样强化了这种‘给定唯一结论而忽视选择自由’的思考方式。一些优秀的学生往往宁可在前人趟过的同一条路上走到黑，也不能接受任何偏离大路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像这样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已不知重演了多少回，但与其畏惧变化，不如增强自己的应变能力。塔勒布在《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一书中提出，现代社会中不可预测的事件越来越多，以至于没有人能避开所有冲击，安稳地渡过一生，但“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

 

对个人来说，预判风险太难，关键是发展出多样化的技能和灵敏的反应，不止“活下去”，还能“活得更好”——就像恐龙大灭绝时，哺乳动物也不可能预见到这样的灾难，但它们进化出来的能力恰好更能适应新环境。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几乎不用想就知道，仍会有很多人会对这样的前景惴惴不安。然而，这么想的人有一个致命的盲点：如果说在一个安稳的环境下迈开大步是“冒险”，那么，当大环境已变成一个风险社会时，仍试图原地踏步，这其实是更大的“冒险”。

 

如果还不理解这一点，那么不妨听听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从无数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那句忠告：“动荡时期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按照昨日的逻辑行事。”

 

*已刊《财新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