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局外人」15

18岁的纵火犯：受害者被烧死妻儿，却当庭为他喊冤 

 

 

 

Original 陈拙老友记 天才捕手计划 8/10

「监狱局外人」故事点这：01 传奇死囚 02 插翅难逃 03 西湖少年 04 双面囚徒 05 伪证之罪 06 黎明前的深山 07 逃出丛林 08 江湖最后一场婚礼 09 狱中春光 10 高墙里的十八岁 11 金山 12 与杀人犯为友 13 飞蛾扑火 14 一个小谎言

 

大家好，我是陈拙。

 

18岁生日那天你在做什么？

 

我在那天见证了一场死亡。

 

那是我第一次光明正大踏入网吧，玩了不到两小时，坐我对面的男孩就被砍了。砍人的是一对双胞胎，我大脑一片空白，只记得那两个人砍死了人，是吹着口哨走的。

 

警方出了通报，被砍死的人18岁，砍人的双胞胎也18岁，起因是打游戏时的一句脏话。

 

过去那么多年，我还记得那声口哨轻松的曲调。

 

每当有人说年轻真好，是最热血的年纪。我总想说后半句，也是最容易闯出大祸，还不知错的年纪。

 

这句话我也讲给了一个新朋友听，杨不换，他曾是一名服刑人员。18岁那年，他犯下大错，情愿以死抵罪。直到有人告诉他：死亡也抵消不了你的罪过。

 

 

我奔跑在黑暗的小路上，风里传来新鲜麦秆的气味。

 

正是收割麦子的季节，半夜三更，麦场里还有干活的人，我怕被人看见，故意绕开了大路。

 

一口气跑出去好几里路远，我才停下来，喘气，忍不住朝身后望了望。

 

半边天空都被映成了红色，火真大，这下肯定烧得干干净净了。

 

低头一看，发现装汽油的塑料桶居然还在自己手里提着——原本也应该扔在那儿一并烧掉的。忘了就忘了吧，拿回去还能留着用。

 

这么想着，我点上一支烟，猛吸了几口，想着赶紧回家睡觉。

 

那一年，我只有18岁，刚刚放火烧了一家饭店。

 

 

 

 

本来应该上学的年纪，我已经辍学，整天无所事事，在街面上结识了一帮朋友。

 

他们常常在夜里拉我出去喝酒，喝完了就在大街上学鬼叫，嚎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我们尤其喜欢跑到铁路边，把石子洒在轨道上，看火车驶过，轮子上磨出一片火花。

 

跟这些朋友一起，我每天都很快乐，比上学强得多。

 

无聊的时候，我们会躲在路口，盯紧迎面过来的行人，上去就是一脚。踢得也不重，完全就是恶作剧。

 

我高中时体育很好，身体棒，这帮好兄弟里谁出了什么事，我也愿意出头，帮他们摆平。

 

我们也干一些小偷小摸，但不是为了搞钱，就是找点刺激。

 

这种放肆的日子一直延续到那年女友带我回她家过年。

 

在饭桌上，她父母问我学习成绩怎么样，我坦白地说自己已经不上学了。

 

他们又问我不上学整天在干什么，我说就是和朋友在外头玩。

 

后来她告诉我，父母批评了她一顿，让她不要跟我这样的盲流子来往，“如果你还想和我交往，就和你那些朋友绝交。”

 

火在我的心头烧起来了，其实她当时只希望我平平安安的，不要在外面打架，我却嫌她多管闲事，跟她吵了一架。

 

但女友的话我听进去了，平时家里没少唠叨让我找个工作，自己爹妈觉得我没出息，现在女友的父母也瞧不上我，这让我憋着一口气。

 

我想证明自己和那些只会打架的小混混不一样，决心干出个名堂。

 

村里多数的年轻人都到工程队去打工，但我觉得，要让别人看得起，就得自己当老板。

 

父母商量了很久，拿出家里的积蓄帮我在镇上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楼板厂。当时农村开始流行盖楼房，父亲觉得这个生意能做下去。

 

厂子建好了，设备也采购齐全了，但家里的钱都投进去了，手里再没有更多资金去买沙子、水泥这些原材料了。

 

我急得要命，如果楼板厂不能开工，父母半生的积蓄就全打水漂了。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本家的二叔向我伸出了援手。

 

二叔在镇上开了一家水泥厂，还买了一辆水泥罐车，专门运输水泥挣钱，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大，从刚开始的一人一车，做到现在五个人五辆车。平时他就心思活络，现在更成了我的榜样。

 

二叔不但借给我钱，供给我的水泥也比别家便宜很多。水泥便宜，厂子的效益就好，我也能挣更多钱，别人都会高看我一眼。

 

我默默许了个心愿，等挣够了钱，就带着我爹去北京看病。他为了拉扯我们兄弟四个长大，一年到头辛苦劳作，患上了脑出血，落下半身不遂。在我们这种小地方治不好，一直想带他到大医院去。

 

开了楼板厂后，我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家里本就不富裕，二叔的便宜水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很感激他，那段时间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

 

一天，他又来找我喝酒，一进门就黑着脸，看起来心事重重。酒桌上，他吃着吃着就放下了筷子，对我说：“以后可能没办法给你便宜水泥了。”

 

我心里一沉，以为二叔是嫌要价太便宜，想抬价了。虽然有些心疼，但二叔有恩于我，我连忙拍胸脯表示，要开多少价他尽管提。

 

二叔摆了摆手，说不是为这件事。

 

“有人想断咱的财路。”

 

 

二叔快速致富有个秘诀：贿赂水泥厂的过磅开票人员，少报水泥车的重量。

 

他卖给我的便宜水泥就是这么得来的。

 

现在，这个秘诀被一个欠他钱的无赖知道了，那人不但不还钱，还威胁他要去水泥厂举报。

 

二叔偷运水泥的事当然不光彩，但我私心想，二叔那儿出了麻烦，我这儿也会跟着出问题，要重新找供应商不说，价钱肯定没有现在这样便宜了。楼板厂刚有些起色，这又是我头一回创业，要是生意做不好，赔了本，爹娘、女友家、村里人会怎么看我？爹看病的事又怎么办？

 

“岂有此理，你告诉我是谁，我去揍他一顿，让他长长记性！”

 

二叔却说不行，打轻了不管事，打重了你得被拘留，不合适。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要搞咱们的生意，咱们也搞他的生意。”

 

二叔告诉我，此人在水泥厂门前开了一个小饭馆，我可以夜里去放一把火，烧他家的饭馆，“吓唬吓唬他。”

 

那个年代，烧房子、烧麦垛不算多大的事，我记得老家曾经有个人喝醉了酒，闲着无聊烧了别人家的厨房，最后赔了几个钱就了了。

 

事情闹不大，但威慑力不小，确实是个好方法。

 

但毕竟是烧房子，我仍有些担心，问二叔，不会烧死人吧？

 

二叔说他观察好久了，那小饭馆晚上就不住人，顶多烧坏几把木头桌椅，都不值几个钱。

 

我放下心，答应第二天晚上就去。二叔却把我拦住了，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让我等他准备准备。

 

一个星期后，二叔再次找到我，说时机已到。

 

他还一并拿给我几样“作案工具”：一个白色大塑料桶，用来装汽油，一把钳子，还有一段粗铁条。

 

“放火前把饭馆的门鼻子用铁条拧上，塑料桶也丢进去烧掉，不要留下证据。”二叔一条条仔细地交代我。

 

放火那天，我其实是没按二叔说的——拧死饭馆的门，我觉得这是多此一举，就顺手把铁条和钳子扔到路边的沟里了。

 

跑出好远才想起来塑料桶也忘了烧了，索性拎回家了。

 

等我躺在床上，一闭上眼，就是那一片我亲手点燃的大火，火舌舔上房梁，直冲天空，让人莫名恐惧。

 

我并没意识到这场火将吞噬掉什么。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快中午才被母亲叫醒。

 

正是割麦子的季节，母亲喊我赶紧吃饭，吃完去帮着干活。她刚从地里回来，人人都在传——“水泥厂前的饭馆昨天晚上让人给烧了。”

 

我端起饭碗，没有应声。

 

母亲当然不会知道，传闻里的纵火者此刻就坐在她的面前。

 

“太残忍了，有多大的仇呀？要把一家人都烧死？”

 

我的心脏猛地颤了一下，饭一下卡在喉咙里，脑袋、眼前，一瞬猩红。

 

我愣了半天才鼓起勇气问母亲，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咱村的国子就在水泥厂上班，他去现场看了，说饭馆前停了很多警车，来了很多公安呢……”

 

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清了，母亲绝对是听错了，我根本不相信，明明二叔说房子里没有人，怎么会把一家人都烧死了呢？

 

我行尸走肉一般跟着母亲走在通往麦地的小道上，周围人议论纷纷，说的都是镇上饭店烧死了人的事。

 

在那些声音里，我最后的侥幸被一点点掐灭。

 

我低着头，不敢看路上的任何乡亲，生怕他们知道就是我放的火。

 

阳光照在我的身上，火辣辣的，让我想起那场大火。我想大哭一场，又不敢让眼泪流下来。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饭店里那一晚睡着老板一家四口，最小的孩子只有5岁。我在黑夜里提着油桶狂奔的时候，另外四条生命正在火场里挣扎。

 

 

 

我不太记得那天我是怎么跟着母亲走到麦地里的。

 

镰刀磨得很锋利，麦子一茬接一茬地倒下，就像是在我手上死去的那几个人，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接连倒下，再也没站起来？

 

我站在麦地里，风吹过麦子的声音，干农活的乡亲们此起彼伏的议论声，仿佛都离我很远很远。

 

干完活休息的间隙，邻居二狗身边围了一大群人，我坐在一边——

 

“杀人放火自古以来都是砍头的大罪，现在不砍头，改枪毙了，昨天晚上放火的人如果抓住，够枪毙四次的了。”

 

“你见过枪毙人的吗，给大家说说呗？”有人起哄。

 

二狗探着脑袋，故作神秘，“我当然见过，亲眼看见的，那次一块枪毙的有六个死刑犯，都是五花大绑跪在那儿，武警用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勺，‘啪’地一声枪响，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半个脑袋都烂了，人趴在地上还蹬腿呢！哎呀你们是没见过呀，白花花的脑浆淌了一地，和咱平时炖着吃的豆腐没什么两样……”

 

二狗的声音越过人群，一句不落钻进了我的耳朵，我胆战心惊，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脑袋成了炖豆腐。

 

从麦地回来以后，我脑海里反反复复出现的就是冲天的大火、满地的焦尸、枪毙后直蹬腿的人和豆腐一样白花花的脑浆。

 

警察迟早会查到我的。我本来是想把楼板厂办好，向所有人证明我和街上的小混混不一样，我也可以有出息的，怎么现在成了这样呢？

 

没有人会原谅一个杀人犯，杀人犯还有什么活着的意义？

 

即便是死，杀人犯的死也同样是不被认可的。

 

我们老家有个规矩：枪毙的人不能葬在祖坟里。因为枪毙的人留不下全尸，死无全尸的人没办法脱生，只能当孤魂野鬼。

 

想到这，与其被枪毙连个全尸都留不下，还不如我自己喝农药了断。

 

第二天傍晚，我在饭桌上向父母坦白，那场大火是我放的。

 

他们震惊得说不出话，没等反应过来，我就揣着口袋里的农药冲出了家门。

 

我朝村头的荒地跑去，我感觉到有人从家里追了出来，但我没有放慢脚步。

 

天空已经暗了下来，邻居家的儿子正和他爸妈一起拉麦子回来，我从他们身边飞奔而过，把他们甩在身后。

 

我一口气跑到了村头，拿出那瓶农药，可直到农药逼近嘴巴，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勇气。

 

我坐在荒地里犹豫了很久，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村子的方向还有亮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明天也照样还会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而我却要死在今夜了。

 

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走得非常艰难。

 

声音在我面前停下，我抬起头，看见了父亲的脸。

 

他伸手夺过我手里的药瓶，我以为他会骂我没出息，骂我伤天害理，但他没有，他只是对我说：“孩子，你真的只是想烧饭馆，没想烧死人吗？如果真是这样，你去自首吧，或许还能保住一条命。”

 

我很难想象父亲那一晚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在黑夜里走了多少路，而他寻找的孩子，差一点就成了一具尸体。

 

那个晚上，父亲那样费力地找到我，我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地死了。

 

我打算自首。

 

在家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带着弟弟一起去麦场睡觉。天热，麦场里凉快，我们躺在地上，仰面对着夜空，周围都是新收麦子的气味。

 

我告诉弟弟要好好学习，听父母的话，千万不能做犯法的事情。

 

他还小，当时肯定不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睡梦中，我感觉有人朝我这里走来，我下意识地爬起来就跑，但跑了没多远，就听见弟弟惊恐的哭声。

 

警察来了，他们没抓到我，抓了我弟弟，于是我又赶紧回去。几个警察正站在弟弟的身边。

 

我被押上警车，车门关闭的那一瞬间，麦子的气味、弟弟的哭声都离我远去。

 

警车载着我，驶进了茫茫黑夜。

 

 

 

父亲给的希望并没能帮我支持太久，案情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警察给我看了二叔的口供，他把我供了出来，还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说对我去放火的事毫不知情，一切都是我自作主张。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我当然不肯承认，但我从审讯中得到的消息是，如果我交代是我放的火，案子就算破了。

 

我问警察，那我还有没有可能保住性命？

 

警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么大的案子，好几条人命，我再有几个脑袋也不够枪毙的。

 

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死刑犯豆腐一样的脑浆，不由得瘫软在椅子上。

 

我已经一整天没吃饭了，恐惧和忧虑消耗了我大量的体力，我自暴自弃地想，反正都要被枪毙了，得吃饱了才好上路。于是我对警察提了一个要求：只要给我吃顿饭，我什么都交代。

 

预审科的办案人员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简单就松口，问我要吃什么，我说一只烧鸡，再来一瓶啤酒。

 

两样东西很快被送进来，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抓起烧鸡就啃，一只烧鸡片刻功夫就吃得干干净净。

 

我又有了实实在在的活着的感觉，这感觉实在舒服，但一想到这可能就是我这辈子最后一顿饭了，我又不可抑制地颓丧下去。

 

那时候我才18岁，没读过什么书，对法律程序一无所知，以为只要我承认了，马上就会被拉去枪毙。所以从吃完饭，我就开始“等死”。

 

然而，我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立刻被枪毙，而是被带去了看守所，关进了第十六监室。不久之后，公安局再次提审我。

 

那是一次夜间提审，我从走进询问室就觉得很不寻常。整整一晚上，我没有睡觉，没有喝水，甚至连厕所都没能去，憋了很久后我实在没忍住，弄脏了裤子，又粘又臭。

 

我开始诉苦，改口翻供。

 

我又交代了一遍，原来，因为我第一次说的和二叔的口供不一致，而且缺少关键物证，我的案子被检察院退回，要求公安局重新侦查并补充证据。

 

而这第二次补充的关键证据，就是我这份改口的口供。

 

我浑身疼痛，回到监室，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十点。其他犯人正坐在铺板上干活，他们撕棉纱的声音竟给了我踏实的感觉。

 

我还活着，但只是暂时的。

 

这份和二叔相同的口供，将会让我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

 

 

我已经完全放弃，只等一颗枪子让我的脑袋变成炖豆腐。

 

夜审第二天，我又被看守所提了出去。我硬着头皮走进询问室，不知道等待我的是枪子还是拳头，却看见屋里站着一个高高壮壮的男人，戴眼镜，穿着便装。

 

“我叫许涛，是你父母给你请的律师。”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律师，来陪我一块挨打的吗？

 

他说自己和我算是老乡，家离得很近，从我母亲那儿听说我是靠体育成绩特招上的高中，“我以前也是体育特招生。”

 

我一下来了兴趣，好奇地问他，体育生毕业一般都是当体育老师，你怎么当律师了？

 

许涛说他当初和我一样，也喜欢打架，也爱打抱不平。有一次碰见几个男同学欺负一个女同学，他看不下去，就把那几个男同学痛打了一顿，结果被关了一天派出所，还被罚了钱，而且差点被学校开除。

 

“那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义气不能滥用，暴力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大学时我选择了法律系，毕业后做了一名律师。”

 

许涛的讲述让我想起了当初和自己那帮狐朋狗友厮混的时候。

 

有天，一个朋友鼻青脸肿地找到我，说他在赶集的时候和人起了争执，吃了亏，让我去帮他出口恶气。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打架斗殴就像是家常便饭，我没多想，一口答应下来。

 

我们在集市上堵住了仇家，把人打了一顿，我的嘴唇也被开了一个豁口，鲜血淋漓。

 

可不久我便听说，我那朋友之所以被打，是因为他看编筐子的姑娘漂亮，上去搭讪，小姑娘不搭理他，他就开骂，小姑娘的哥哥看不下去才动手教训他。

 

我去质问那个朋友，他痛快地承认了，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欺负小姑娘，我自知理亏，打算登门去跟姑娘赔礼道歉，我那个朋友原本不太愿意，被我硬逼着一起去。

 

结果小姑娘的爹反倒没有生气，还告诉我，要是真心喜欢他女儿，可以请媒人过来，他家祖祖辈辈是编筐子的，手艺特别好，可以把这门手艺都教给我。

 

我忽然想起走了很远的路，在漆黑的麦场里找我的父亲。能被人原谅，被重新给予一次改正的机会，真的很幸福。

 

可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为什么要放火？”许涛突然发问。

 

“据我了解，你与被害者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你没有杀人的动机。是你自己拿主意要放火，还是你二叔拿的主意？是你自己去放的火，还是和你二叔一块去放的火？想杀人的是你二叔对不对？”许涛说着自己的推测和判断，语气却非常笃定。

 

没等他问完，我就直接打断了他，“许律师，你别问了，是我自己去放的火，我什么原因也没有。”

 

火的确是我放的，还烧死了人，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而且我已经在第二次的口供里改口说，我是自己要放的火，再辩护也没什么用，我早晚都得被枪毙。

 

也许是感觉出了我的抗拒，许涛没有再继续询问案情，他一改冷静，整个人愤怒地吼了起来——

 

“即使是枪毙，那也得死得明明白白的，至少得让死者家里知道是怎么回事吧，不能你死了，很多年后还让别人指着你的坟头说，就是他，杀人犯！你让你爸爸妈妈、兄弟们怎么做人？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你二叔不可能说出真相，你再不说，怎么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许涛的话彻底点醒了我，那葬身火海的一家四口要的不是一命抵一命，而是真相。

 

“你必须告诉我整个案件的真实情况。”

 

 

许涛告诉我，当晚饭店里的四个人没有全部被烧死，饭馆老板和最小的女儿逃出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这个消息让我的负罪感稍稍减轻了一些，我想继续听许涛说下去，他却说得走了，要陪我父母去医院看望受害者。

 

我这才知道，家中的父母仍在为我到处奔走。

 

受害者家里一听说是纵火者的母亲，不见，也不让进病房，许涛就带着母亲每天守在重症监护室外听着人家骂，再难听也不吭一声。

 

等饭店老板恢复意识后，许涛跟对方耐心地沟通案情，“火虽然是他放的，可他与你们家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放火？他肯定是被他二叔利用了，现在他二叔把责任全部推到了他身上，他又因为自责认下了全部罪行，如此一来，真正想要你命的人会逍遥法外，不想伤害你的人却要被枪毙。”

 

许涛说，如果让二叔推卸责任，跑了，“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后来受害者家终于让我母亲进屋了，我母亲就天天往医院跑，送吃的，送医药费，道歉，“我儿子该枪毙枪毙，该偿命偿命，先救命，先看病，我砸锅卖铁也管。”

 

许涛激动地说：“你爸爸妈妈对你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能活着，如果当时你真知道里面有人还去放火，那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但我们都知道，不是那样的。

 

临走之前，他告诉我，我爸妈托他送一些夏天的衣物给我，下次会一并捎给我。

 

我突然有了盼头。

 

哪怕是死刑犯，依然有人在等着他过夏天。

 

一个星期后，家里给我送来了背心、短裤，还有一床被子。

 

被子非常厚实，大夏天根本用不上。没等我琢磨明白，牢头老青一把将被子抢了过去，坐在上面笑嘻嘻地说，正缺条厚被子当坐垫呢，天天坐床板，屁股都坐出来茧子了。

 

老青是我们监室的老大，已经是个“三进宫”了，这次因为抢劫杀人被判处死刑，只等法院复核之后执行了。

 

他对我非常照顾，把我提拔到“二铺”的位置，相当于是监室的二把手。

 

我的被子寄来那天，老青一直坐在屁股底下，直到中午午休，其他犯人都睡着以后，才悄悄对我说：“你把被子用手仔细摸一遍，里面肯定有东西。”

 

我将信将疑，把手伸进被子里——

 

在被角上，还真摸到了一张对折在一起的信纸，偷偷打开一看，是爹写给我的字条：

 

“孩子，如果你确实没想杀人，就把这个案子的真实情况对办案人员和律师说，千万别犯傻。记住，是咱的责任咱不推，不是咱的责任咱不揽。”

 

 

这一番话让我感觉又回到了爹追出来找我的那个夜晚。我自己都想放弃了，爹也没有想过要放弃我。

 

老青接过信看完，小声告诉我，这封信留着是个祸，必须处理掉。说完，把信塞进了嘴里，咀嚼几下咽了下去。

 

在我诧异的眼神中，老青像个老大哥一样嘱咐我，“把你的案子从头到尾好好梳理一遍，不要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律师最迟后天就会来看你。记住，不要对律师隐瞒任何问题。”

 

果不其然，第二天许涛就来了。

 

 

见面第一句，他就问我，衣服和被子你都收到了吗？

 

我如实回答，收到了。

 

许涛加重了语气，又问了我一遍：你确定——收到了吗？

 

我同样加重了语气回答他：我确定——收到了。

 

这是老青教我的，和律师对话，要学会听懂言外之意。比如律师会当着看守所民警的面告诉你，要坦白并如实陈述自己的罪行，该交待的一定要交待。那么他真正想要告诉你的就是，不该交待的千万不要说。

 

在确认了我的答复后，许涛没唠家常，而是直接告诉了我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清醒过来的饭店老板恼羞成怒，也不在乎什么脸面了，一股脑将他与二叔之间的过节全部告诉了许涛。

 

“你二叔跟饭馆的老板娘其实是情人关系，饭馆老板撞破奸情之后，就开始经常勒索你二叔钱财。那家饭馆平时晚上确实没有人，但碰巧那天老板娘的姐姐从湖南来探亲，老板娘把姐姐一家安置在家里，她和丈夫带着孩子去饭馆过夜。你二叔是看准了这个时机下手的。”

 

我仍然处在震惊中，二叔居然是这种人，不仅插足别人的婚姻，还想杀人灭口？而我竟稀里糊涂地成了他的替死鬼。

 

许涛让我不要着急，他说饭店老板已经明确表态，对于玩弄了自己媳妇又想要自己命的二叔，一定要让对方血债血偿，让我好好想想，有没有遗漏或者忽略了什么？

 

我一下想起了一件一直都没弄明白事，就是我去放火前，二叔给我的那段粗铁条和钳子，还要求我用铁条把饭馆屋门拧死。

 

饭店里当晚要是没人，他为啥要提这个要求？

 

而当时因为嫌麻烦，我并没有按二叔的要求做，直接把铁条和钳子丢到路边沟里了。

 

那是我第一次在许涛那张谨慎的脸上看到轻松的表情，他深呼吸了几次，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幸亏你没按照二叔的要求去做，这是整个案件的关键所在。

 

“足以证明二叔就是想杀人，同时也证明了你没有杀人的动机。”

 

我最关心的还是自己能不能活命。许涛让我再想想，还有什么能证明，就是二叔让我去放火的。

 

我又想到二叔给我的塑料桶，他交代我放火后要一起烧掉，但是那天我因为太害怕，跑出好远才发现桶还在手里，就直接把塑料桶带回家了。

 

许涛听我说完，急匆匆地收拾公文包离开了。

 

回到监室，我把许涛提审的内容原原本本告诉了老青，老青皱着眉头思考了片刻，面露喜色，“这次你小子想死都难了。”

 

同监室的犯人都知道我身背四条人命，纷纷围上来问老青怎么回事，老青一本正经地说，我兄弟命好，遇到个好律师了。

 

 

我非常感激许涛，同样也替老青可惜。

 

我曾经问过他，你都几进宫了，对法律这么熟悉，为什么还去抢劫杀人呢？

 

片刻沉默后，老青告诉我，兄弟，你相信吗？如果有来生，我绝对不会走现在这条路。

 

行刑那天，老青被武警从床板上抬起来，拼命地蹬着腿晃动着身体挣扎，“放开老子！老子自己能走，就是死老子也要死得硬气，绝不能像猪一样被你们抬着！”

 

“放下他，让他自己走。”武警支队长下令武警战士放下老青的双腿，左右两侧的武警紧紧挎住老青的胳膊。

 

“谢谢队长成全。”老青表达着最后的感谢，并提出最后的要求，“家里如果来给我收尸，就告诉他们，把我埋在家后的河边上，我老娘经常去河边洗衣服，我想多看她几眼。”

 

走出监室门，老青停住脚步，扭头最后看了一眼——我趴在窗户前，目送他最后一程。

 

只听他说：“兄弟，哥先走一步，等你出去后找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就是在外面要饭，也别再犯法进来了。每年的今天，记得多给哥烧点纸钱！”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狭长的走廊里传来哗哗作响的脚镣声。

 

几天之后，警察又一次提审了我。许涛带着办案人员找到了塑料桶，还有我丢掉的钳子、铁条，上面提取到了我和二叔两个人的指纹。

 

在铁证面前，二叔交代了他的罪行。

 

我保住了命，但依然要承担犯错的代价，许涛宽慰我，“你现在还年轻，出来也就三十多岁，干什么都不晚。”

 

案件再次移送到检察院，在全面调查取证后，检察院将二叔的犯罪性质定性为“教唆他人犯罪”和“故意杀人罪”，将我的犯罪性质定性为“放火罪”，并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如期而至，开庭当天坐满了旁听群众，我的父母都在，作为受害者的饭店老板亦参加了庭审，并当庭表态：可以给我留条活路，但是二叔必须血债血偿。

 

最终，我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二叔被判处了死刑。

 

1998年7月10日，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二叔被押赴刑场，我则作为陪绑，亲眼目睹了二叔被执行枪决的过程。

 

刑场是一条古河道，非常宽，水不多，两岸长满了青草。

 

二叔和其他六名死刑犯一字排开，跪在地上，后脑勺的头发都被剪去一块，露出头皮。

 

听所长说，这是为了枪毙的时候好瞄准。

 

我们陪绑的在死刑犯后面大约十多米远。突然，一个指挥官吹了一声哨子，举起手中的小黄旗，这时，武警就把枪顶在死刑犯的后脑勺上——

 

 

小黄旗挥下，武警开了枪。

 

随着枪声响起，我们一块陪绑的有好几个当场瘫倒在地，我也吓得一哆嗦。

 

真的和炖豆腐差不多，那个场面会威慑我一辈子。

 

当真见过发生在眼前的死亡之后，我才明白自己苟活的意义——承担自己应受的惩罚，尊重生命，而不是简单的“一命抵一命”。

 

二叔被枪决之后，我被送往监狱服刑。我那时的女朋友在外边等了我十年，每个月给我寄一张照片，在我三十三岁出狱这年，已经攒成了一本厚厚的影集。

 

可女孩已经被家里人催着和别人结婚了。

 

18岁那年的火早已经灭了，但仍有一些人的后半生挣扎在灰烬里。

 

我现在还是会时常想起父亲、许涛、老青、甚至饭店老板一家。十几年后我还能够拥有新的开始，而那些因我丧命的人却再也没法继续他们的人生。

 

谁都会犯错，但并不是谁都能被原谅，获得一个改正的机会的。愧疚和忏悔狠狠敲击着我，在后来的每一天里。

 

这是在感受自己还活着之外，更残忍、但必要的一件事。

 

 

最初杨不换对法律的认识非常简单粗暴，“一命抵一命”，死了人就要有人偿命。

 

这种想法看似合理，却会让很多犯罪者最后一根理智的弦绷断——似乎只要把自己这条命赔进去，恶行带来的煎熬也会因此得到开解。

 

但杀人偿命，就是真的认罪了吗？

 

许涛的话或许给了我们答案，除了血债血偿以外，也需要给受害者一个能接受的交代。而真心的认罪，也绝不是简单地放弃求生意志，恰恰是在认识到生命的可贵之后，更感同身受自己的错误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杨不换跟我说，自己叫这个名字，是取“浪子回头金不换”之意，对于这捡回来的“第二条命”，他用15年的煎熬和痛苦才明白了它的重量。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渣渣盔 二饼

插图：徐六耳 小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