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356）
1
2013年春节后，我这个广东人第一次来到临泉县——男友的家就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里。那几日，天冷得厉害，开上电暖炉我也冻得直哆嗦，天气预报说会有大到暴雪，整个县城都笼罩在灰蒙蒙的天空下。
见我无聊，男友便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玩玩，顺便避避寒。我跟着他下楼，穿过一条小道，在一间房子前面停下来。他熟稔地推开玻璃门，掀开厚厚的门帘，拉着我闪了进去。
刚进门，我就一阵呛咳。这间屋子不大，里面却挤满了人，有人叼着烟说着一些污言秽语，有人不时地清喉咙随地吐痰。我白了男友一眼：“这就是所谓避寒的‘好地方’？”他笑了笑，低声跟我赔不是。
既然已经进来了，也不好立马抬腿就走，我开始仔细打量屋内的情况。
屋子最内侧放了一张桌子，围着七八个人，其中两个人把手里的牌扔到桌子上，抓着一大把红钞票，发出兴奋的叫喊声。另一张麻将桌上，四个人正玩得不亦乐乎。靠门处还有一台老虎机，一对青年男女正在犹豫是选“西瓜”还是“柠檬”，经过一番讨论，他们最后选择了“柠檬”，按下按键后，老虎机发出一阵声响，彩灯最终停在了最上方的“西瓜”处。
“我都说了选西瓜！”女子气呼呼地说，“你看看，一百多钢镚都输完了！”
“你懂啥？西瓜概率那么低，赔率这么高，要真的选了，你觉着还会出西瓜吗？”男子嘴上一点都不退让，“不就是玩玩嘛，干嘛那么认真。”
眼看他们快要吵起来了，男友赶紧插嘴。这时，两人才意识到身后有人，于是转过头来。我看清了前面女子的模样，她穿了一件土黄色的卫衣，外套白色的羽绒马甲，个头不高，有点含胸，皮肤偏暗，但脸蛋又略显稚嫩。最让我惊讶的是她那一头黄发，头顶的那些头发炸起，一侧的眼睛眉毛被长长的刘海遮住，是少见的“非主流”造型。
她用带着广西口音的普通话，说自己叫玉娇，也是跟男友回老家过春节的。在这个村子里，村民们对“远嫁”的认知还局限于邻县嫁本县，再远也不出安徽省。我和玉娇两个外地女生同时出现，让他们惊讶不已。男友希望我能和玉娇建立友谊，以后在他乡也能有个说话的朋友。但玉娇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我总觉得我们走不到一块。
一年多以后，我和男友领了证，在临泉举办婚礼。酒席在家里办，婆婆和亲戚们都在一楼忙碌，我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独自在二楼的房间里待着。突然外面有人敲门，还不等我回应，门就被一把推开了。
“你婆婆怕你无聊，让我上来陪你玩。”一个扎丸子头的黑发女生推着婴儿车直接走进来，好像跟我很熟的样子。见我没什么反应，她尴尬一笑，赶忙解释：“你是不是不认识我了？我广西的，去年见过的啊。”
我认真的看了看她，才发现是玉娇。她换了发型发色，干练了许多，可能是刚生完孩子的缘故，体型稍微有点发胖，但脸蛋依旧是稚嫩的。
玉娇在床边坐下，一手来回推婴儿车，把宝宝哄睡了，然后从车内的杂物篮里拿出几包辣条，在我面前晃了晃：“吃不？”
“你喂母乳能吃吗？”我吃了一惊。
“嘴巴馋，应该没事的。”她撕开一包，递到我面前。
可能因为远嫁孤独，也可能是因为她改变了形象，我对玉娇没了先前的排斥感，感觉一下子亲切了许多。很快我们便聊开了，玉娇告诉我，她跟丈夫阿强是在富士康工作时认识的，阿强对她好，她就嫁过来了，但是年龄还不到，就没有领证。
阿强家的情况我听说过，按本地人的话讲，“整个村子翻一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家庭”。
阿强一岁左右，母亲便离开他们父子改嫁了，父亲把他抚养到十四岁，也在山西重组了家庭。村里人调侃阿强，说他“幸福”，有两个爸妈，但其实他与孤儿无异。工作后，他自己东拼西凑盖了两层小楼房，墙没粉刷，地上没铺瓷砖，直接装了个大门便住了进去。像这样的家庭条件和家庭环境，在本地是很难找媳妇的。
聊到兴头上，我忍不住问玉娇：“你当初知道阿强家的情况吗？”
玉娇笑了笑，说这些都知道，阿强没有瞒着她：“当初跟他也没有想着图他什么，只要他对我好，就什么都值得了。”
玉娇说自己结婚时连戒指都没有。不过她倒很看得开，说阿强靠自己盖起两层楼很不容易，外边还有点债：“现在还年轻，只要肯干，只要他对我好，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这时的玉娇还不到20岁，能说出这样的话让我感到很诧异。我在她这个年纪还靠父母养活，在大学里做着各种白日梦，而玉娇已经承担起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责任了。于是，我对这个不满20岁女孩生出了一份敬意。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从远嫁的辛酸和苦恼，聊到爱情带来的幸福和甜蜜。不知不觉中，我们在慢慢靠近。
2
村子里年轻人早婚早育是普遍现象，但他们生下孩子后，很少有人会自己抚养，都是把小孩交给父母，小夫妻继续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玉娇却没有那么幸运，公公婆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不可能帮她分担，于是她独自把女儿带到了八个月大。
后来，她公公觉得小两口异地生活也不是办法，就主动提出可以帮忙看孩子，让玉娇随阿强外出打工。玉娇狠狠心，把女儿托付给了山西的公公，又回到富士康去上班。
那段日子，除了思念女儿让玉娇难受，其实日子过得还挺舒心。不说别的，两个人挣钱，手头就明显宽裕了许多。每月除去必要的开支、给老人孩子的生活费，玉娇的口袋里总还能有三四千块钱的结余。
可这样的日子并没过多久，玉娇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那天，她把检查单子递到阿强面前，想商量一下，不要这个孩子。毕竟她还很年轻，如果先工作个三五年攒点钱，再考虑要二胎会更从容。
阿强看了单子后沉默了一会儿，又掏出手机给父亲打了个电话。那头的意思是：等鉴定了性别再做决定，若是女孩就不要了，若是男孩就留下来，“儿女双全嘛”。
玉娇被他们三劝两劝，就答应了。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她偷偷到河南的一家小诊所里做了B超，被告知怀的是个男孩。很快，她就辞去了工厂的工作，独自一人回到临泉养胎。公公也把女儿给她送了回来。
玉娇回村的第二天，挺着个肚子，拉着女儿来找我玩。她看到我也有女儿了，很开心，连忙说道：“回来的第一时间就想过来找你。”
我有点纳闷，玉娇此时说的不再是带着广西口音的普通话了，而是临泉本地的方言。我提出这点疑惑，她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我一时半会忘了普通话怎么说了。”
阿强仍在富士康上班，每月给玉娇寄点生活费，好让她安心安胎、照顾女儿。孕妇本就辛苦，带着一个小孩就更艰难。那时我的孩子也小，没有出去工作，于是和玉娇的走动十分频密。
不得不说，玉娇除了语言学习能力强，手也巧。广西饮食以米饭、米粉为主，但我很少见她在家吃这些。自从嫁到临泉，她就努力地想在生活上与本地人看齐，跟村里的大娘们学做馒头、包子、面条、饺子等面食，很快就得心应手。
玉娇对我说：“到了北方不会包饺子，那可不是真正的北方媳妇。”我倒不在乎这些，我吃了二十多年的米饭，总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是好媳妇，说改就改。
玉娇不一样，她十分传统。刚到了结婚年龄，她立即拉着阿强去民政局领结婚证，随后又把自己的户口从广西迁了过来。她似乎是想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自己不是“早晚要走”的外地人。
3
因为关系好，我和玉娇一度在村里形影不离，到哪儿都要作个伴儿。村里人看我们两个外地媳妇走得近，渐渐地产生了一些流言，还有人从中挑拨关系。
玉娇的堂嫂说，我们两家家境悬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劝她跟我划清界限：“她迟早会嫌弃你这个朋友，等你孩子生了，还不是我们这些亲人给你搭把手？”
说这些话的远远不止一个人，玉娇只是笑，也不去和他们争辩什么。后来村里发生了一件事，又把我俩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阵子，村里有两家年轻人正在闹离婚，媳妇们也不要孩子，宁愿净身出户。这两个媳妇都在县城上班，平时关系很好，爱在一起聊天，吐槽公婆、丈夫什么的。可能是厌倦了眼下的生活，也可能是一时冲动，才同时提出离婚。
村里人议论完她们，又把嘴巴放在我和玉娇身上，仿佛下一个要跑的就是我们这两个外地人。这些风言风语不知怎么传到了阿强的耳朵里，年后没几天，他找到我婆婆，表面上是拜年，实则是想让我和他媳妇保持距离。
那天，他一一诉说自己从小到大受过的苦，又特别强调自己娶媳妇的难，最后竟然哭了：“婶，我们家的条件和你们家的差距太大了，免不了我媳妇会对比啊。如果我媳妇跑了，我这辈子非打光棍不可。”
婆婆是看着阿强长大的，自然心生同情。阿强走后，婆婆便委婉地暗示我别跟玉娇走太近：“如果他们两口子过不下去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大家都会把你当成罪魁祸首。”
我感到很无奈，也许这是一些农村的“特色”？两口子过不下去，当事人不是先反省自己的言行，而是会把婚姻的失败归因于第三者的挑唆。可是，如果夫妻真的恩爱，谁会愿意离开对方呢？
况且，玉娇绝对不是那种好攀比的女人，如果她图钱财，也不会跟一无所有的阿强结婚；如果她过不了没钱的日子，结婚那天就可以跑了，还会等到今天？想到这里，我感觉有些荒唐：玉娇那么努力地想融入这个地方，可她的丈夫都不相信她。
半个月后，玉娇生下了一个男娃。为了生计，玉娇还未出月子的时候，阿强便回富士康上班去了。玉娇独自留在家里带两个孩子，有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可她依然很乐观，常常跟我说：“等老二满三岁就好了，那时候孩子都上了幼儿园，我也可以轻松些，还可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
可养孩子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一个冬天的夜晚，玉娇的儿子高烧不退，一直哭闹，玉娇照顾他脱不开手，她不满三岁的女儿自己上厕所，不小心滑倒撞到了凳子，脑袋登时就起了个大包。
两个孩子一起哭，玉娇心力交瘁。她给阿强打电话，但他身在外地，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干着急。她给阿强的堂哥堂嫂打电话，不巧都关机了。整个村子里，她找不到一个可以求助的亲人。
北风呼呼地刮着，外面又黑又冷，玉娇一手搂着发烧的儿子，一手牵着女儿，背着孩子的衣服尿布来到我家门前。我把自家孩子安顿好，就匆匆送他们去医院。
医生检查后，严厉地说：“烧这么厉害，怎么才送医院？你看孩子都抽搐了。办理住院吧，今晚别回去了。”
玉娇的手在哆嗦，眼泪无声地从脸上滑落。她一直是个坚强的女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她落泪。
玉娇在医院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下午，阿强终于从外地赶了回来。见了面，他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吼：“怎么搞的，带个孩子带成这样，一个发烧，一个脑袋磕成这样！”
我为玉娇感到不值，强忍着心中的怒火，把阿强拉到一边，劝道：“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容易吗？孩子生病是谁都不想见到的，换别人，还不见得能做到这么好的……”
我以为玉娇会因此生气，但她没有。在善良的她看来，阿强不近人情地发脾气是因为太紧张孩子。
几天后，孩子出院了，玉娇要继续面对自己带两个孩子的现实生活。亲戚们都劝阿强回家谋生，表面说：“一个女人带两个这么小的孩子太难了，家里没有个主心骨不行。”暗地里有人暗示他：“一个女人在家，难免有受不住寂寞的时候。”
最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服了阿强，他终于回家了。
4
后来我开始工作，玉娇继续忙于照顾家庭，我俩的联系就慢慢减少了。到了2019年端午前，玉娇突然联系我，说她包了些咸粽子要给我送过来。
临泉的端午传统是吃甜粽，而我们两广地区的端午只吃咸粽子。挂了电话，我回想起嫁来临泉的这些年，过端午我吃的都是玉娇包的咸粽子，那里面放了五花肉、花生、绿豆、蛋黄，味道别提多好了。
放假期间，我把玉娇一家约到家里来吃饭。饭后闲聊，阿强的话匣子打开了，埋怨玉娇整日沉迷于手机游戏，说有时他半夜起来，见玉娇还在玩，偶尔还会哈哈大笑。
玉娇喜欢玩“王者荣耀”，之前因为两个孩子小，她很少能抽出时间，现在孩子稍微大了些，她偶尔玩玩也不为过。可阿强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从来不玩游戏，不理解有什么好玩的，“有时间还不赶紧睡觉，半夜还跟别人开语音让‘打野’、‘进攻’”。
这时，玉娇有点憋不住了似的，不屑地看了看阿强，说道：“那总比你闲着去玩牌强，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本来只是话家常，没想到聊着聊着，他们夫妻的话里便充斥着一股火药味。我赶紧打圆场，说玩游戏玩牌都是为了解解压，不要太过就好了，更不要为此吵架。
这下，玉娇的情绪更激动了，她开始说起自己这些年过的日子。
从前阿强在外打拼，她守在家里任劳任怨地带孩子，心中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觉得再苦再累也不怕。她坚信阿强是爱她的，坚信等孩子大些，日子会越过越好。可是自从阿强辞职回家后，一切都变了。异地生活结束，一家人朝夕相处，鸡毛蒜皮的琐事堆起来，她发现自己曾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阿强的脾气很暴躁。
以前，他们曾在同一个车间工作，阿强偶尔也会跟同事发火，但从来不跟玉娇发脾气。可现在，他每次干活回来，看到玉娇做饭迟了、孩子磕了碰了，又或是玉娇说错了某句话，就会破口大骂。一开始，玉娇把这归因于两口子的“磨合期”，可时间久了，她发现阿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另外，阿强爱上了打牌。休息时候，他外出打牌可以彻夜不归，赢了还好，如果输了钱，回家就会找各种理由发脾气。玉娇本指望他回来工作可以兼顾家庭，减轻自己的压力，谁知日子却越过越差。
玉娇的语气越来越激烈，我一边劝，一边装水果让他们拿回去吃。眼看天色已晚，他们也索性说回家。
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我回想这些年他们经历的一切，确实很不容易。寻常人家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如果夫妻之间还出现了嫌隙，这日子还能好好过下去吗？
去年春节前夕，玉娇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她要回广西过年了。她眼睛里透着满满的兴奋，对于远嫁的人来说，能回娘家过年真是太幸福了。
玉娇一家四口到达广西没几天，疫情管控就开始了，他们初八回临泉的计划也被打乱。在广西的日子里，他们夫妻的关系并没有因朝夕相处而变得更亲密，反而越闹越僵。
因为有大把的空闲时间，阿强和村里的人没日没夜地玩牌，玉娇也愈发沉迷手机游戏。玉娇曾在一次游戏中和一个男网友互加好友，经常相约一起游戏。有时玉娇会跟他抱怨阿强，这位热心网友也充当起了她的“感情顾问”。阿强本就不喜玉娇玩游戏，偶然发现这个男网友的存在，就更生气了。那天，他不顾岳父母在场，骂玉娇是*****，给自己戴绿帽子。
在娘家的这段日子，玉娇过得也十分压抑。疫情稍微缓和后，她带着孩子和好姐妹们出去散心。那天，阿强玩牌结束，回去发现玉娇一整天都没在家，又当着岳父母的面大骂她是去见情人了。
“我哪里见情人了，我跟我姐妹出去，我带着孩子，我怎么见情人了！”玉娇回来后，被逼得发了疯似的大喊大叫。
“那你每天跟谁玩游戏？每天跟谁打电话语音？你说是不是那个奸夫？”阿强一点也不让步。
“那我让他给你打电话，你问问是不是我情人！”玉娇气呼呼地拨通电话，那头的网友也很无奈，说他们只是游戏上的朋友，偶尔聊聊家常。他们相隔甚远，甚至都没有见过面，怎么会是情人呢？
挂了电话，玉娇哭了，哭得很伤心：“我嫁给你，不图你钱，不图你财，你就这样对我？不过了，离婚吧！”
这时阿强也觉得自己不占理了，赶紧道歉，请求原谅。可玉娇愤愤地说，不离婚也可以，两个人就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解封后，你自己先回临泉。”
阿强哪里肯，他怕玉娇留在广西可能不会再回去了。他突然跪下，保证不会再打骂玉娇，岳父母也希望他们可以好好过日子，就极力劝女儿回去。
5
解封之后，他们一家四口搭上返程的火车。回来的第二天，玉娇就失踪了，家里人把她的电话都打爆了，都没能联系上她。他们来到我家，希望我能够帮忙联系玉娇，劝她回来。
那天，阿强耷拉着脑袋，垂着眼，脸上胡子拉碴的。他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走近一点就能闻到他浑身透着呛人的烟味。
看他们乱成一团的样子，我实在头疼：“你们说说，她一个有家室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走？这里头总有点原因吧！”
坐一旁的嫂子把我拉一边，愤怒地说：“网恋，你知道吧？这妮子弄啥不好学人家网恋，现在去找她网恋对象了。”
我吃了一惊，依照我对玉娇的了解，我不相信她会这么做。我给她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无人接听，微信留言也没有回复。
到了深夜，玉娇才给我回电话，她说：“我也想好好过，眼看孩子都可以上幼儿园了，最苦的时候都熬过来了，可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原来，离开广西之前，阿强在岳父母面前保证过不再打玉娇，也不再打牌，可没想到回来的第一天晚上，他又动了手。玉娇提离婚已有半年了，“我提过，两个孩子跟我，或者一人一个，或者我自己离开，每月支付抚养费，他都不同意。能做的我都做了，我还能干什么呢？我只有走”。
玉娇在电话那头哭了，我也陷入了沉默。在婚姻中，“家暴”是一条不可触碰的红线，动了手就意味着过不下去了。更何况，他还是一个赌徒，而且不守信用。
后来，阿强在电话中表示同意离婚，玉娇就回来了。
一天，一辆挂着郑州牌照的黑色桑塔纳停在阿强家门口，玉娇从车上下来。阿强看到司机是个男子，情绪激动起来，嘴里大喊“奸夫”，跑进厨房拿了把刀，扬言要砍人。恰巧他堂哥堂嫂都在场，赶忙把他拉住。
堂嫂问男子是什么来头，男子看着那把刀，胆怯地往车门旁退，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玉娇雇的司机，送她回家的。看一旁的玉娇没吭声，男人又说：“路费一千五，给了我就走。”
堂嫂怕阿强干出犯法的事，只能掏出手机给这男子转了一千五百元。男子收钱后就上了车，一踩油门，一溜烟儿地跑了。
“走吧，去民政局。”玉娇瞥了一眼阿强，冷冷地说。
谁知阿强压根没这个打算，只是想以此为借口把玉娇骗回来。
门口前围拢的人越来越多，都是村里沾亲带故的三姑六婆。她们把玉娇团团围住，劝她要考虑两个孩子，好歹把日子过下去。玉娇看着这个形势，知道自己是脱不了身的，索性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翘起二郎腿，嗑起了瓜子。两个孩子很久没见她了，他们走向她，喊妈妈，想跟她亲近，可玉娇不理不睬。
玉娇不吭声，引发了众怒，三姑六婆的劝说很快就变成了指责，而且愈发激烈：
“你心肠是铁打的吗？看孩子多可怜？”
“你是二流子吗？看你这样，像个妈吗？”
“我以前这么照顾你，你咋不吭声啊？”
阿强气呼呼地喊道：“她在等她的情人回来接她呢！你看看你的情人，他拿着钱跑了。除了我要你，没人要你！”
“他会回来的，他等着我呢。”玉娇瞥了她阿强一眼，恶狠狠地回嘴。不知是真的，还是故意气阿强。
这个男子终究没有再回来，最后连电话都打不通了。那一夜，玉娇没走，但一直不说话。夜深人静时，阿强跪在床前，请求她原谅，说要带她去看电影，陪她逛街，把这些年缺的东西都补回来，他们可以重新恋爱。
玉娇可能是被打动了，也可能是舍不得孩子，最后同意留下来。
6
在家待了不到两个星期，玉娇又走了。
那天早上，玉娇说要去街上买菜，开着电瓶车就出门了。她骨子里还是一个善良淳朴的人，把车子放到熟人的店里，再搭公交去县城，在汽车站开了张临时身份证明才离开。
上车以后，她不忘给阿强发短信，让他抽空把电瓶车骑回家。之后，她给我发来消息：“你别怪我，我真的要走了。这次回来，他把我身份证收走了。起初说的好好的，不在乎我做过的错事，要重新恋爱，但他做不到。他不去干活，把我当犯人一样看着，嘲讽我是*****、贱人。他是不打我了，可是在我面前训斥孩子，甚至打孩子，是变相地折磨我。本来想跟你倾诉，可倾诉又能改变事实吗？我会照顾好自己，拜托你有时间帮我看看我的两个娃。”
我试图劝玉桥离完婚再走，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她的户口已经迁到了临泉，没有身份证，她就是个黑户，没有解除婚姻关系，以后再嫁人就是重婚。她贸然离开，周围对她的负面评价和猜测只会更多。两个孩子从小听到的都是这些贬损母亲的话，实在太残忍，几乎是重演阿强那不幸的童年。
可玉娇告诉我，和平分手已经不可能了，阿强只想困住她、拖住她，不让她好过，更不会跟她离婚。“他以为我什么都没有，就哪里都去不了。我要让他知道，只要有脚，我就能走出他的手掌心”。
最后，她叹了口气：“为什么别人都能离婚，而我不能？”
日子慢慢过去，村里关于“玉娇跑了”的讨论也慢慢地淡了。偶尔有人提起，还是会骂：“哪个女人不挨打？谁不是为了孩子死扛？这两个孩子多可怜，她真不是东西。”
玉娇的两个孩子没了妈妈的照顾，每天都弄得脏兮兮的，看着让人心疼。每次见到他们，我都会想玉娇，一个那么努力，那么想融入临泉的女生，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
后来，玉娇把手机号码换了，还把村里所有人的微信都删除了。当然，也包括我的。听说她离开临泉后没有回广西，就这样，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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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听过不少精神病医生的问诊，发现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常常聚焦于“是什么”，对于“为什么”则一笔带过——医生更关注患者的症状表现、开始的时间、和之前的区别等等，而对患者为什么会这样、病情期间心理的发展轨迹等甚少主动了解。
随着工作时间愈久，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的医疗资源根本上还处于紧张状态，医生日接诊满负荷是常态，所以治疗要讲求实效，追本溯源相对于及时治疗来说意义不大；其二，也是非常无奈的一点，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状千人千面，大多数时候根本理不清。
张哥是我前辈，2006年就到我们医院工作了，他曾给我讲了一个病例，让我印象很深。
文章是张哥的自述。
1
我们医院是市里为数不多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单位。这项工作平时由施主任负责，有业务的时候，他便在几个大科负责人里挑选成员，组成鉴定小组。鉴定案例多是附近法院委托的公诉案件，实事求是给出结果，就算完成任务。
2009年的冬季，临近元旦，施主任接到了一个不能称之为委托的委托：巴婶儿——女病房一位长期住院的患者，要求鉴定她自己。
医院只当巴婶儿是在胡闹，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但巴婶儿不吃不喝，屡次在卫生间跃跃欲试地要上吊，闹得实在太厉害，所以院领导临时决定由担任心理治疗师的我和施主任搭班，先在鉴定室“摸摸情况”，也算是安抚一下。
那天，在鉴定室里，披着病号服的巴婶儿不愿意坐下来：“我绝不是精神有问题，我要出院。”
施主任说：“你的情况怕还不能出院吧？”
“今天就要结果！”巴婶儿甚至还踩在了凳子上，“我绝对不是精神病，你们不能把我一直关着，这是违法的！”
施主任望着我，我接来一杯水递到巴婶儿跟前：“医生应该跟你说过很多次啦，出院的话，只要家人同意，医生不会……”
“不行！”巴婶儿挥手打翻了水杯：“我一定要出院，把那个杀人犯绳之于法！”
“谁？谁是杀人犯？杀了……”施主任的声音里透出警觉。
“辛安！我老公！”巴婶儿几乎是喊出来的，“他杀了我的女儿，辛朵朵！”
听到这个答案，施主任没有立即回应，我也很懵。大约是几秒，才说：“先让护士带你回病房，等通知吧。”
“那我……”
施主任没有让巴婶儿把话说完，就按响了桌上的铃铛，屋外等候已久的两位护士推门而入，将巴婶儿半拉半拽地拖走。
我问施主任：“医务部怎么想的，这不明显是精神症状发作吗？弄来这里干什么？”
施主任没有回答，只说：“明天还是先去病房看看”。
看病历，巴婶儿这时刚35岁，怎么也当不起别人称一个“婶儿”，但她的模样看起来起码50往上。发团胡乱而蓬结，看不出是长是短，两颊的皮肤从无神的眼，扯向干薄的嘴，垮成几道弯。只是说起话来还算有些光彩。
巴婶儿住单间，最靠近医生办公室的位置。她的床靠着门对角的最里面，第二天我们过去的时候，她窝在床头，背靠着墙壁，双臂环抱着一个用床单裹起来类似襁褓的东西。施主任坐在床的另一侧：“还记得我吗？昨天见过。”
巴婶儿把头深埋在襁褓里，没有回答问题。施主任屁股蹭进一大步，脑袋伸了过去，“这是……”
“啊——”巴婶儿忽然提起嗓子一声尖叫，使劲把怀里的襁褓抛出去，正砸在施主任脸上。襁褓顺床侧弹到床下，她扒在床沿边，像对着一个万丈深渊一般喊：“朵朵！朵儿啊！”
施主任连滚带爬闪到了门口，隔壁办公室几声响动，住院医生廖医生往里探了两眼：“干嘛呀，施老师，她才调整完药物稳定一点。”
“稳定个屁！”施主任大力拍整衣服，“就这样？你们胡闹呢？”
我和廖医生面面相觑。
“得找她老公。”
2
辛安的电话不好打，要么是一直都打不通，要么接通了就说自己在忙，说几句“麻烦你们了”、“一定抽出时间”之类的片汤话。
“怕是个麻烦哦，”施主任电话里听完我的汇报，“干脆让小廖搞点狠手段（加快病情稳定），趁早送出去。”
他话是这么说，事儿不敢这么干。巴婶儿在病房闹也罢，家里人放着不管也罢，但她总归是来看病的患者，治病救人是必须做的事。施主任天天问我打电话的进展，可最后也被辛安的“敷衍”磨得没了脾气。“不管了，反正钱照交，她家里人都不急，我急什么。”
转眼就是元旦，城市渐渐慵懒。我们医院跟当地的大学有合作，一些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孩子会趁放假前的十来天到我们这里见习，寻一些“情况尚好”的患者，做做团体治疗之类的活动练练手。以往能参加治疗的都是“固定班底”：住院时间久，有眼力，不惹事。做完活动，学生们也会送一些手帕、糖果饼干的小玩意儿表表心意。
分到我们科室的学生姓何，之前我去给他们讲过课，对这个本地姑娘我印象深刻，咋咋呼呼。正式见习的第一天上午，她递了一册计划书在我面前：“老师，计划和名单在这儿，我自己下病房点人了啊。”
我看这计划书，扯出名单那一页，在巴婶儿的名字上画个叉，“这个拿掉。”
“不行。这个人我要做，很有案例价值。”
“你搞不来。”
“搞得来。”
一周后，某个早班，小何见到我就说：“老师，那个巴婶儿，问题很大！”
“你按计划做不就行了？”
“不行。”小何告诉我，她这几天都跟固定的几位患者一起，挨个做“心理剧”（注：心理剧是常用的团体活动模式，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固定情景，二是自由发挥。无论哪种形式，都会给参与者足够的自主性，治疗师不多做干涉。主要目的在于让参与者表达平时难以表达的情感，或是重现某些场景，勾起创造力，相互学习与自我发觉，从而进入深一层的自我认知。这种形式对一般人的情绪、人际困扰、失眠等问题，还有轻度的精神疾病患者都很有效果）。“这个巴婶儿，情况有点特殊，老师你必须跟我去看看。”
“心理治疗的原则忘了？你考虑清楚，要是关于患者的私人问题，你最好保密。”我有点恼怒。
小何却依旧很坚定：“你自己去看，肯定有问题。”
病房里没有治疗室，小何拿一间空置的房间当场地，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几张凳子，大概是当作了道具。她让护士将巴婶儿带来，轻声哄道：“乖啊，我们昨天演到哪儿啦？”
巴婶儿紧了紧怀里的襁褓，往我身上上下打量。小何热情地拉着巴婶儿：“今天换一下，我演你老公，你演辛朵朵，别怕哈，这是医生来的（我带着口罩），要看看你的情况。”
“真的？”巴婶儿的眼神兴奋了很多，“那你要好好看啊，我真的没问题！”
来之前的路上，小何跟我讲了大致情况——情景很简单，是巴婶儿的老公，辛安与辛朵朵的一段互动。巴婶儿伏在小何（扮演老公）的怀里小何手掌虚握（模仿拿着一个娃娃），逗着怀里的巴婶儿。巴婶儿跟着小何的手摇头晃脑，咯咯地笑。
猛然间，小何手往前一甩，把“娃娃”扔了出去。
“啊！”小何攀在桌子（模仿攀附阳台），往下惊恐地尖叫。巴婶儿缓缓地委下身子，像从高处跌落一般，快接触到地上的时候，猛地摊下去，头还在地上蹦了几蹦。
我看向小何：“没了？”
“没了。”她严肃地点点头。
我径直往病房外面走，没有理会她，小何赶忙追上我：“老师，你不知道她女儿死了吗？”
我将她拽出门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看啊，巴婶儿的女儿死了，对不对？是坠楼，对吧？”
我甚至有点不敢看她，其实我之前侧面去了解过，巴婶儿的女儿确实是坠楼。见我不说话，小何立刻说：“那就对了，凶手就是她老公。”
我低喝道：“保密原则，你记不记得！”
“保密什么啊！涉及法律问题，可以不遵循，我记得。”
“那中立原则呢？不干涉原则呢？收起你的正义感，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这是害人呐！万一是真的，岂不是......”
“可以了。你不准再找她了。你再找她，就提前回学校，见习报告也别想要了。”
3
司法鉴定室内，我把在病房见到的一切告诉了施主任，包括小何的猜想，但我没有提在门口与小何的争论。
“这小妮子不错啊，比你强。”施主任竟然笑了，“明天，让那个辛安必须来一趟，万一真是……那我们这儿就管不了了。”
我知道施主任的担忧。巴婶儿这段时间除了参与治疗，就是缠着廖医生给自己做鉴定，我们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应付了。但现在看来，就算巴婶儿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是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虽然她提出自己鉴定自己不太符合程序，但万一她所说的确有其事，不管有几分真几分假，我们这里作为医院，都不能隐瞒。至少不能沾上一个知情不报的责任。
施主任想了一会，给辛安拨了电话，电话好不容易打通，施主任抓紧把说巴婶儿的情况讲了一遍。两个人在电话里吵架般讲了好一会，然后突然戛然而止。我知道，应该又谈崩了。
想了想，我拿起电话重拨了过去。
“喂，又打来啊，我确实是抽不出时间，再说家里没人能照顾她呀，她父母也不在了，你看……”
“她是孤儿？这个情况您没有跟医院说过吧，病历里没有。”
话筒里顿时没了声音。“你们到底想干嘛？”辛安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
“我实话跟你说，你老婆要求做司法鉴定，按规定是不合程序的，但这咱们先放到一边。因为这几天我们又了解到一些新情况，你最好来一下。”
电话那头起先还在躁动，说警察也去过他家了。过了许久，才终于安静下来，施主任这才又继续说了他的看法——辛安的描述跟病历初诊记录的出入太大，而且现在又涉及到法务问题，那辛安本人必须来解决，至少要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就只能移交给相关部门。
电话对面沉默了。
在司法鉴定所的家属接待室里，施主任坐在辛安对面：“我俩就是简单跟你了解一下情况，是吧，别紧张。”
“呵呵，我要紧张什么，真是没时间，刚把事情都丢给下面了。快点吧，要赶紧回去。”辛安靠在沙发上，尽力表现得不紧张，但无论是我还是施主任，都能看出他有些不自然。施主任笑眯眯的，但不说话。辛安肉眼可见地透漏出紧张感。
“你们到底想干嘛？”辛安挺起身子，“我老婆住院，你们不去治病，来折腾我们家属？”
施主任收起笑容，掏出烟递过辛安。他摆摆手，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包烟，还是“和天下”。
“你快点问，我没时间跟你们瞎耗。”辛安把烟点燃。
施主任语速很慢：“几个事儿，你得解释一下。第一，她病历上的信息，你还隐瞒了多少，第二，你跟我解释一下，你女儿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默默翻开本子，准备记录。
辛安把刚抽几口的大半截烟戳到烟灰缸：“信息我没隐瞒啊，可能是当时太匆忙，我忘了说。她爸爸妈妈去世得早，本来有个弟弟，我们孩子出生后不久出了意外就……这也不算隐瞒吧，再说，很重要吗？”
施主任回头看看我，又继续问：“第二个问题呢，你接着讲。”
辛安眉头皱起，很不耐烦：“警察来过，那不关我的事儿，你们可以去查啊。再说，这个跟你们医院有什么关系？”
“嗯，行。”施主任又沉默下来。
“不是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又病历造假又问我女儿的死，我不是电话里说得很清楚吗？这是我的家事，怎么，医院来审我？这都是有记录的，警察局有记录，福利医院也有记录。”
“福利医院？什么福利医院？”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辛安立刻闭住了嘴。
“你的意思是，你老婆在福利医院住过院？病历上可说她是首次住院，怎么又有福利医院的记录？”
辛安想了一会，很无奈地说：“产后抑郁，她弟弟又突然走了，越来越严重，就送到福利医院看了一下。”我偷偷看了看施主任，他也在看我，眼神里有些忧虑——辛安明显隐瞒了很多事实。
就在我犹豫着要怎么接着说时，施主任开口了，“那我跟你说清楚。第一，你老婆要求做司法鉴定，证明自己不是精神问题，至少不是严重的精神问题，然后出院，告你谋杀了自己的女儿。第二，我们在没有家属或者其他机构授权的情况下，无法私自做精神鉴定，考虑到你老婆所提供的资料，还有你隐瞒太多事实，这都超过了医院的处理范围。所以，我们要求你接你老婆出院，自己去解决，或者说，让司法介入，通过一些手段，在彻底搞清楚或者有明确的上级指示下来之前，我们也不接受你老婆在这里继续住院。”
辛安的紧张愈发掩盖不住。施主任又补了一句：“你不用考虑什么其他的办法，医院确实没有权利拒绝患者住院，但是这也是有前提的，比如，涉及违法犯罪之类……”
“你不能乱说，”辛安突然说，“女儿是她扔下去的，跟我没关系。”
听到这一句，施主任跟我都愣住了。
4
“哎，你们这是揭我的伤疤呀。”辛安靠在了沙发上。
他告诉我们，巴婶儿是个工作狂，本身有轻微的抑郁，生孩子后，弟弟忽然去世，抑郁更加严重，长时间不吃不喝，把自己和女儿裹进被子，拉上窗帘关在房间里。他把巴婶儿带到福利医院，诊断是产后抑郁，考虑到巴婶儿已经有明显的行为异常，医院建议住院治疗。但是巴婶儿不同意住院，怕没人照顾孩子，辛安拗不过，让医生开了些药回去吃。
“哺乳期不能服这种药，医生不会不告诉你吧？”施主任皱眉。
辛安回答：“那有什么办法呢，再不治孩子都给她捂死了。”
可能是母性使然，巴婶儿没有拒绝服药，但情况却没有好很多。她不再把自己和女儿关在房间里，但是还不准其他人接近孩子，包括她的老公。巴婶儿成天抱着孩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大多数时间是在阳台上来回晃。
“你是不知道，我心惊胆战啊，万一她一个想不开，抱着孩子往……我不敢去做事，在家里盯着，但长时间下去怎么行，谁养家？我只能让我姐来盯着，但你说，怕什么就来什么，那天隔壁邻居冲来公司找我，我还不信，她怎么就把孩子扔下去了。”辛安说到这里，满是哀愤。
他说，那天巴婶儿并不是一个人在家，还有辛安的姐姐也在他家。要不是姐姐死拖住巴婶儿的腰，巴婶儿也就跟着跳下去了。警察当时来了，知晓了福利医院的诊断，也再次对巴婶儿进行鉴定——产后抑郁伴有明显的精神症状，“失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负刑事责任，责令家属严加看管和治疗，就离开了。
之后，巴婶儿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辛安只得把她送来住院治疗。
辛安说完后，明显轻松了很多，恭敬地给施主任和我递烟：“我现在不求别的，只希望她健健康康，以前的事不要再影响到她，日子还要过。”
施主任没有再问什么，辛安和我们简单客套两句，离开了。
关上门，施主任举着辛安敬来的“和天下”，翻来覆去看，然后忽然问我：“这是个有钱人吗？”
“不知道。”我品着这一百多的好烟，没有细想。
施主任又问一遍，语气加重：“我是说，他像不像个有钱人。”
“那还用说，一百多的烟呢，没钱谁抽得起。”
我把与辛安的谈话挑挑拣拣地跟小何讲了一遍。我很明确地告诉她，不要再管了，这是别人的家事。
“那病历呢，你怎么解释？她老公绝对有问题，咱们医院就不管啦？”
“什么咱们医院，你还知道这里是医院？你就一个学生，任务是读书，想查案等你考了警察再说。”小何被我瞪住，“不要再说了。”
接下来的一周，我把手上的两个案例交给了同事，每天跟着小何下病房。巴婶儿日日参与小何的团体治疗，表现得很积极，每次结束后，她都要来问我：“你看，我没问题，让我出院吧，真的。”
我已经练出一套对付她的话术——“出院要你家属和医生同意”、“我只管治疗来的，出院我没办法呀”、“护士要发药啦，你快过去。”
除了小何怨恨的白眼让人不舒服，我觉得一切如常。两周见习期满，我欢天喜地地在小何的见习报告上签了字，亲自把她送上了车。
5
年后上班，我在办公室门口又一次见到了小何，“哎？你怎么来了，学校不上课？”
“我申请来这儿实习半年。”小何神气地站起来，抢先一步钻进办公室，挡在我身前，“我还要继续跟巴婶儿。”
过了几天，元宵节就要到了，按照医院的惯例，男女病房要组织患者搞一个晚会，会上还要发元宵。宣传科提前两天就安排人到各个科室布置会场。我也一直忙着安排病房患者的节目，没时间盯着小何。
某日，小何堵上我，又是满脸严肃：“老师，那个巴婶儿，有问题！”
“你又干了什么？”我很恼怒。巴婶儿的事，施主任写了一份报告，按照领导的态度，反正辛安的解释“言之有理”，也“有迹可循”，医院就不要再“越俎代庖”紧追不舍了。小何却大声说：“我怀疑巴婶儿吸过……”
“进来！”我一把把她拉进办公室，不准她继续往下说，深吸几口气，沉下心，“吸什么？你想清楚，话要谨慎。”
小何揉了揉胳膊，皱着眉：“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怀疑她吸过笑气。”
我又沉默了。如果巴婶儿真有过，医院的检查问诊不可能查不出来，那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小何判断错了，要么巴婶儿是很久之前吸过，后来强制戒除了，而且辛安向我们隐瞒了这段事。
我问小何：“你怎么发现了，她跟你说的还是你在臆测？”
“不是，巴婶儿绝对有过。”小何很笃定。
她告诉我，宣传科拿气球到科室，布置完后发现数目不对，有两个气球不见了（气球属于危险物品，精神病患者可能会误吸入气道），四处排查，发现是巴婶儿拿了。
小何描述说，隔着观察玻璃，巴婶坐在房间里，把气球吹胀，又吸进去——这跟学校里面的戒毒警示视频上一模一样。我脑子跟团糨糊一样，十分烦躁，对她说：“听我的，不要再管了，这不是你一个学生能处理的。”
住院大楼外，我犹豫很久，还是没有去病房找巴婶儿。我拨通了施主任电话，把小何的发现讲了一遍。施主任沉默了一会，说：“确实不能再管了，你去通知小廖，这个女患者最好尽快安排出院，这个事情你先报告医务部，按照流程处理。”
按照流程，辛安隐瞒了很多巴婶儿之前的治疗史，就算不是吸笑气，我们也必须往上报告，待所有事情搞清楚后，再制定治疗方案，至于是不是在我们医院继续治疗，那要看巴婶儿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同时也申请了将小何调离临床科室，去往行政科室实习。小何对此也没有异议。
过几天，医务部调查结果出来——巴婶儿确实在福利医院住过院，而且是在物质依赖科——她的确有过某种“上瘾史”。
知道消息的当天下午，小何跑到我的办公室：“我就说吧，我就说吧，这里面肯定有事，咱们快去找辛安，他肯定是……”
我不客气地打断她：“关你屁事，治疗有医院，查案有警察，你算鸡毛啊？”
她愣了一会：“她……明明是有些问题，她老公肯定做了点什么！”
“这不是你一个学生该管的！我已经算是跟你讲过了，”我大呼一口气，“实习报告我不签字，你看你拿不拿得到毕业证。”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无论巴婶儿是不是吸过笑气，也不管是谁给她的，跟她女儿的死有没有关系，这些都已经超出了医院的处理范围，更何况小何只是一个学生。
6
通过医务部，我拿到了巴婶儿之前的资料，上面显示她确实父母早亡，留下了她和弟弟两个人。巴婶儿之前毕业于某知名大学，生意做得很大，在我们市有不少房产。资料上说，巴婶儿生孩子后，弟弟死于溺水，她患上严重的产后抑郁。还有一个描述，说巴婶儿去福利医院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急性精神障碍发作（把女儿扔下楼），一个是成瘾史，且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
看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小何说的有可能是对的。巴婶儿为什么会在产后抑郁后，染上某种致瘾的东西。这到底跟她老公有没有关系。
我也把我的疑问跟施主任说了，施主任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记不记得，跟辛安谈话那天，我问了你什么。”
“有钱人？”话说完我就愣住了，难道施主任的意思是说，辛安是为了巴婶儿的钱故意设计？这怎么可能呢。我打断自己的猜想，“弟弟死于溺水，她得了抑郁，不知怎么吸的笑气，又不知怎么的正好在阳台上，又把孩子……这哪像安排好的，那也太假了啊。”
“我没说是安排好的。但你想想，如果一根绳子上面捆着一坨金子，将断不断，你又正好看到了，手里有把剪刀，你剪不剪？”
我猛然明白了施主任的意思。
这时我的脑子转得飞快：“不对啊，如果真的是她老公在里面使坏，去福利医院查的时候就会露出马脚啊，人家最起码会问笑气是哪里来的吧，总不能是巴婶儿自己去找的渠道吧？”
施主任说：“我要是辛安，只要别人拿不出证据，我就一口咬定是。”
“他X的！”我愤骂一声，“你这推断太主观了！”
施主任拍拍我：“小子，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一个母亲，会抱着自己的亲生孩子，要一起死？”
我震惊地望着他，说不出话。
“绝望。”
巴婶儿的事，施主任又写了份报告。他向医院建议，把巴婶儿和辛安一起请到司法鉴定室，将双方所有的细节拿出来当面对质，形成一份报告。无论结果如何，都移交给司法机关。报告上午递上去，下午院办打来电话，说要开会研究，让我们等结果。
但就在等结果的第二天，出事了。确切地说，小何出事了。
辛安把电话打到施主任的手机上，说小何到他的公司“找麻烦”，大放厥词，说他害了巴婶儿，搞得“鸡犬不宁”。施主任没有上报，带着我开车往辛安的公司赶，一路上我焦躁不安，担心她一个人出事。
辛安的办公室在市中心的一座写字楼里。我们赶到的时候，小何正叉着腰站在入口，对着里面喊骂，两个保安把她围着。我冲了上去，两手把保安推开，把小何护在后面。大约有十几个穿着员工制服的人堵在门口，辛安在最里面。他垫着脚往我这看了几眼，顺着人扒了出来：“哎！你们今天最好给我一个解释，不然我就报警了。”
“你报……”身后的小何又要窜出去，我右手往后使劲一搂，指着辛安：“你报，现在就报警，你老婆的事，这姑娘的事，咱一起说。”
辛安瞪着我，过了一会，他向后面挥手：“走走走！X的，精神病院的一群神经病！”
我跟小何坐在车后，一路上我都摆着老师的架子，苦口婆心地“细数”她这样做的危险性。小何摇头晃脑，心不在焉地一路“嗯嗯嗯”敷衍。我也没有再对小何“遮遮掩掩”，而是把所有的事都跟她说了。
“难怪呢，我问过他公司的员工，这个公司的老板原来是巴婶儿，辛安以前是给她开车的，真有本事啊，泡老板，把老板变成老板娘，我估计啊，他肯定……”
“算我求你了好吧，”我止住她，“这都是没证据的事，不管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咱都没证据。再说了，咱们是医院，不是警察局，没权利去管这些。”
“医院怎么啦？医院的职责也是保护人民！”
我哑口无言。施主任在前面笑得好大声。
7
回去后，我就申请把小何调回我们科室，让她天天跟着我下病房。我实在是怕她又去搞点什么“新手段”。
一连几天，医院也没有说这个事到底要怎么办。施主任给院办打电话，院办说，这些事都是患者自述，再加上我们的片面了解推测的，贸然要求家属来对质，万一还是抓不到“鸡脚”，怕会惹上麻烦，医院毕竟是单位，有可能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这个事就这样陷入一个死结。
其实我没有放弃。我试过很多次单独去找巴婶儿，每次信誓旦旦要去“发掘发掘”，可次次都很无奈——只要我一提到辛安，巴婶儿的情绪就无法控制，要么是害怕地缩在床角，抱住襁褓发抖，要么是愤怒地四处捶打。
就在这不断地鼓起动力又失望而归的循环里，我跟小何和施主任的话也越来越少。
可是，偏偏事情就出现了转机。一天，忽然有个人来找我，是辛平——辛安的姐姐。
一个周末，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自称是辛安的姐姐，说有些话要跟我说。“我本来是想找你们领导，但还是先找你，因为我怕直接找领导事情就……”
我们在医院对面的公园见了面。辛平看起来约莫四十岁，穿着一套灰色的女士正装。见面后，她没有跟我客套，直接递给我一个灰色的金属罐子。
我翻看几眼，心里有数，但还是问：“这是什么？”
她回答：“打笑气用的罐子。”
“哪儿来的？这私人拿不到。”
“不是我的，我在……在我弟弟（辛安）公司车的后备箱找见的。”
我毫不客气：“那还不是你弟弟的公司吧，你到底想跟说什么，我只是个治疗师，不是……”
“我不说不行啊，他快要把我逼死了——”辛平忽然就崩溃了。她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告诉我巴婶儿弟弟的死，不是意外，“准确点说，是一场不是意外的意外。”
辛平说，辛安娶了巴婶儿后，从一个司机逐渐升到了公司决策层，直到巴婶儿生完孩子，在家休养，辛安便顺理成章地彻底接管了公司。那时候，巴婶儿的弟弟多仔已经大学毕业了，巴婶儿没有跟辛安商量，直接安排弟弟做了他的副手，要辛安“事无巨细”地好好教导多仔。
“对于这事儿，他（辛安）有点不高兴，但我也没想到事会到那个地步。”辛平叹口气。
巴婶儿的公司业务很广，有一个项目是跟近海的渔民合作，要实地考察，辛安就借这个机会把多仔带了过去，说是要带他去出海。就在出海的时候，多仔溺水了。
“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我有点疑惑。
“本来是有的，”辛平有些心虚，“当天气预报说要刮风，但是多仔非要辛安带着他出海，说是就在附近转，很快就回，谁知道最后就……”
警察事后搜寻，还好出海的地方只是个小湾，在附近礁石处，发现了多仔的尸体，身上没有任何救生装备。辛安告诉警察，起风后，他们控制不住船，多仔却很兴奋，趴在船沿上大声呼吼，结果被一个浪打到了水里。辛安拿起船上的救生圈抛下去，但是没抛中，只能眼看着多仔被水卷走。
警察将辛安和船夫一起带走调查，船夫也说，确实看待辛安在尝试营救落水的多仔，但是浪太大，他也不敢下水，准备找救生圈救人的时候，辛安一把就把救生圈拿起扔了出去，但没扔中——这跟辛安的叙述是一致的。
我听到这里，问了一句：“你一直强调救生圈，又说这不是一场彻底的意外，你是不是说，辛安是故意把救生圈……丢歪？”
辛平被我问得愣住了，她支支吾吾：“本来，本来我也没想到这些，后面才……”
她说巴婶儿对弟弟的死，反应很剧烈，她本来就患有产后抑郁，弟弟去世，她的情况更加严重。辛安彻底放下了公司的事，天天陪在巴婶儿身边，“害怕她走极端”。
“不是，她没有对弟弟的死表示什么疑问？”我又忍不住问。
“她当时都很癫了，又有个孩子，哪会想到这些。”辛平说，当时辛安的家里一直是处于又压抑又癫狂的气氛，巴婶儿捂着孩子跟自己，稍不留神就把房间门锁住。过了一段时间，辛安怕公司久了没人管运行不下去，就把自己的姐姐请到家里盯着巴婶儿，自己每日两头跑，“死死撑住”。
讲到这里，我觉得要切入重点了，举着罐子问辛平：“这个，是不是辛安故意给他老婆吸的。”
辛平点了点头。她告诉我，过了段时间，她忽然发现，巴婶儿的情绪稳定了很多。确切说，是状态稳定了很多。
笑气最早是用于牙科领域，有轻微的麻醉作用。现在多是作为食品添加剂，但属于管制物品，私人是购买不到的。适量的使用并没有太大的危害，但是它有成瘾的危害，在短时间内反复吸食，是有可能造成中枢神经受损的，长期下去可能会有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精神障碍的危害。
“本来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去问过做医生的朋友，适量的吸食没事的，但是辛安几乎是……”
“无限供应，是吧？”我接上话。辛平沉默了。
我忽然想起施主任举的例子，不管辛安之前是不是故意将救生圈丢歪，导致多仔溺水，但他给巴婶儿“无限供应”笑气，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他故意拿起了“剪刀”，要剪断巴婶儿摇摇欲坠的神经。
8
随后，辛平这里话锋一转，说起她和辛安的成长。她告诉我，辛安跟她都是农村长大的，父亲走得早，母亲是外嫁而来，在本家四处寄人篱下，受尽欺负，辛安跟她从小就没有安全感。辛安为了追巴婶儿花了很多心思，自己这个姐姐也在里面出了很多力，本来巴婶儿怀了孕之后，辛安很兴奋，“但是没想到，生了个女儿，就……”
“就没办法顺理成章把人家的变成自己的，”我又接上话，“是吧。”
辛平低下头。
“女儿也是自己的孩子啊，他想要个孩子可以再生，有什么必要这样？”我有些气愤。
辛平语气也急了：“她不愿生啊，还把我们叫到一起，说这间公司是留给弟弟的，让我们不要打主意。”
其实听到这里，我心里越来越明朗。我问她：“那你发现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肯定是要劝他收手啊！”辛平很激动。
某天，她到公司把辛安拦住，当场质问，包括有关多仔的死。辛安当然极力否认，但是辛平十分害怕，便威胁辛安，要去报警。辛平跟我解释：“最起码他给自己老婆吸笑气是违法的，这个事爆出来，也能让他停手。”
可是辛平没想到，辛安拿自己的外甥，也就是辛平的儿子威胁，如果辛平敢去报警，他就要“全部一了百了”，“他见我怕了，又跪在地上求我，说什么让我安心，以后什么都是我们老辛家的，他不会亏待自己这个亲外甥的……”
辛平说不下去，我也没有理她，而是继续提问：“那辛朵朵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跟辛安做的？”
“不是啊！真不是，是她自己！”辛平一连三个短句。她说，那段时间，巴婶儿对笑气越发依赖，状态也越发不正常，像是一个飘忽的灵魂。辛安怕出事，就把笑气停了。可巴婶儿一经停止吸食，戒断反应很明显。
“整夜整夜不睡，浑身汗涔涔，抱着孩子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越来越不像个人。”辛平这样描述，“辛安当时也害怕，变得暴躁易怒，时不时就跟我诉苦，告诫我千万不要把真相告诉巴婶儿。”
“可你还是说了，是吧？”
辛平哭诉：“我能怎么办？那里像个牢一样把我困住。我就是一个家庭妇女，也有自己的家啊，我得逃出去啊。”
她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巴婶儿，原以为，巴婶儿会鼓起勇气，振奋精神，跟辛安“自己把事解决了”，她装作一个“毫不知情”人，能顺利脱身。只是她没料到，巴婶儿的精神状态早已经破碎不堪。“她就笑了一下，慢慢走到阳台，”辛平举起双手，做出一个抛物的动作，“一下就扔了下去”。
其实听到这里，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了，看来此前辛安说的也是事实，警察已经定性。但我还有一个疑问——辛平来找我，讲这么多，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没有思考那么多，而是直接问她。
没想到，我正想着，辛平竟直接朝我跪下了——她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有些奇怪的请求，希望我 “帮帮忙”，控制一下辛安现在的状态。
辛平挪到我身边，近乎哀求：“你们是不是有一个物质依赖科，专门治这种吸毒的人，他毕竟是我弟弟，你能不能……”
“不要说了。”我赶忙往后躲。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想从我——所谓的“专业人士”这里找到“某种针对吸毒人员”的方法，暂时缓解现下的状态，辛平很急切：“多少钱都行，你卖给我，多少都行！”
我语气坚定：“我没有办法，医院更不是法外之地，你只能报警。”
辛平站起来，一把将我手里的罐子夺走。
“你就当我没来过，我什么都没说。”说完她就要离开。
我脑子里闪出施主任说的那句——“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位母亲才会抱着孩子一起死”。
我大声喊住辛平：“想想你儿子！”
辛平停住了，背影在剧烈地颤抖。她慢慢地回头，对着我点点头，转身加速离开。
后记
这个故事，是张哥在球场告诉我的。张哥已经步入中年，打了几个来回就喘气，坐在球场一边的水泥地抽烟。我记得他讲到这里，烟也抽完了，场子要散了。
我追着他问：“那后来呢？”
后来辛平的确去报案了，辛安也被抓了，警察还来医院了解了巴婶儿的情况，最后辛平将巴婶儿转到其他医院去了。
张哥把烟踩灭，叹口气：“哎，转到其他医院了，估计是得……”我知道他的意思，照这个情况看，巴婶儿已经是事实上的无亲无故了，不管她愿不愿意出院，以前的生活都回不去了，未来的生活，估计她也很难挺起勇气面对。
球场星星点点，灯都快灭完了，张哥骑上电驴要回去了。我忽然意识到，怎么张哥描述这件事情时，一提到小何就格外来劲，赶紧几步赶上他的车：“哎，我记得咱们医院那个心理门诊，是不是有个女治疗师，中级，好像……姓何来着？”
张哥戴上安全帽，样子很是神气：“什么女治疗师，那是你嫂子。”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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