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冬季，风电场就和我之前见到的完全不一样，蓝天白云大风车、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统统不见，只剩下寒冷、寂寞和危险。
我大学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大四那年通过校招，进入了内蒙古赤峰市的一家国有风力发电公司，岗位是文秘。
当时我的同学大都选择了北上广，一个大学室友对我说：“赤峰赤峰，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鸟不拉屎的地方，你去了就别想出人头地了。”
我爸妈都是工人，他们认为发电厂是仅次于公务员的好职业：“发电厂好啊，计算机不也是用电才能工作的吗？”
于是，我独自奔向赤峰这个以前自己都没听说过的城市。下了火车，放眼望去，旧城区全是低矮的平房，打车到新城区，除了风电公司那栋5层大楼外，几乎什么都没有。
到单位报到，人资部长没有让我直接做文秘，而是安排我去风电场学习1个月。我这才知道风电公司的工作环境分两种，一种是在市区，就是这栋5层高的大楼；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发电厂”，分布在距离市区100多公里外的大山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上了去风电场的倒班车——除了我之外，还有3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都是学电力专业的，车上的其他人则是老员工。
车子开到城外，人烟越来越少，先经过一片稻田，再是丘陵，最后是草原，牛羊开始多了起来。2个小时后，我看到远处的一个山头上矗立着一台雪白的风力发电机，它高耸入云，巨大的叶片在风的吹动下自由地旋转着。
从远处看，风车转得不疾不徐，但实际上，能吹得动25米长的叶片的风根本不寻常，听说风速最高能达到30米/秒，人在户外都站不住。
我激动地拿出手机拍照，坐在我后面的一个老员工说：“有什么好拍的，你现在看着新奇，早晚会让你感到恶心。”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风电场，建在一个海拔1700米的山上——山高、风大，才有利于发电嘛。
风电场的二层小楼有点像山间别墅，站在院内往外望去，附近连个村子都看不到。因为距离市区太远，倒班车除了拉人，还要把近10天所需的补给也一并拉上。我们下车后，另一群休班的职工迅速上车，准备回家——风电场的工作是上10天休10天，上班期间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回家。
我们这几个新人是来学习“风电运（行）维（护）”的，这是高危职业，必须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训。下午开会，我见到了班长，他中等身材，面目慈善，皮肤黝黑，笑起来还有一个酒窝。
我发现，不只是班长，风电场工人的皮肤都比普通人黑，大概是因为高海拔地区紫外线强烈的缘故。于是我半开玩笑地说：“那以后我得天天抹防晒霜。”
班长却浇了我一盆冷水，说曾经有一个同事为了不被晒黑，每天出门干活都抹防晒霜，后来生产主任来了，认定他很少出去干活，“我们野外作业的怎么能像你这么白净？”
说完小插曲，班长又跟新人们强调：“你们上山，要听从班组的工作安排，主要还是以学习为主。”随后，我们各得到了一本安全规程、一本运行规程和一本检修规程，学习结束还要经历几场考试。
安顿下来没多久，我就发觉风电场的生活规律得近乎枯燥：每天早上8点我坐进主控制室，下午5点才能回去，仅有的体力劳动是开完早会后清理楼内的卫生。有时学累了，我就望向窗外，看离风电场最近的那台风机。
我对班长提出想去看看风机，但班长说不行，因为我还没有考试，怕有危险。一天，我实在太无聊了，恳求一番后，班长才终于答应带我们去看看，“但是不能去风机120米半径内，这是安全要求”。
班长开车载着我们4个新人，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我发觉有动静，班长神秘地说：“有神兽要出现了，睁大眼。”
不一会儿，树林里跑出了3只像鹿一样的动物，是傻狍子，它们跑得很快，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我有些好奇，问班长为什么不打野味来吃，班长说：“这大山里有很多小动物，兔子、野鸡、傻半鸡、狐狸……看不到人，动物就是我们的朋友。”
一起来的新人高原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山？”他是新人中最爱说话的，长得像刘烨，大眼睛，粗眉毛，目光直视的时候会给人一种真诚的感觉。
班长说我和他们不一样：“人家是文秘岗位，不会留在风电场工作，要回市里的办公楼。你们是检修岗位，就留在这里了。”
直到现在，我都能记得高原当时眼中露出的崇拜、羡慕的目光——我后来才知道，几乎所有来这家风电公司的人都不想来现场，都希望待在市区的办公楼里，哪怕那周围什么都没有。
我下山的那天，高原目送我到门口，问我是否还会回来。我没说话，他自问自答：“还是不回来的好，这里就如同监狱，回到市里工作才像个人的样子啊。走的人回来，那不是傻子？”
回到公司，我正式成为综合部的一名秘书，工作渐渐走上了正轨。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突然接到高原打来的电话，问我在不在公司：“我在楼下，你下来接我一下，保安不让我进去。”
我下楼，见高原站在门口，一副受了气的样子。他告诉我，以前都是场长来公司办事，这次有事才让他来，他跟保安说自己是风电场的员工，可保安不认，必须要人出来接他。
我解释一番，保安才肯放行，我们进了大楼，高原始终跟在我身后，东躲西藏，鬼鬼祟祟的。我让他走快点，他说怕撞见领导：“公司里都是领导，我们只是工人，我们不敢来，就像他们不去现场一样。”
我觉得领导和工人没啥不同，高原说：“我知道你不会（觉得不同），因为我们认识，可不认识的人，他们可不这么认为。”
我以为这只是高原的个人偏见，可没多久，我就亲眼看到了这种不同。
入冬后，我陪总经理去风电场做调研，那天非常冷，我们的车子刚开进风电场的院里，我就看见所有人都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在雪地里呼出白气，脸冻得通红。
我刚准备开门下车，就有人过来给我打开车门，他们看我的眼神除了羡慕，竟还有一丝卑微。这让我第一次有了当领导的感觉，心想：“我可不能在风电场工作，哪怕一辈子做文秘，也要待在公司里。”
之后，大家聚在会议室里开会，总经理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和我说？”
等了又等，没人敢先发言，总经理就指着我说：“小苗你们都认识，在你们这里学习过，你们就当说给他听，如果不说，我们就白来了。”
总经理离开后，同事们才敢说话，我听着、记录着，发觉在现场工作确实太苦了——进入冬季，风电场就和我之前见到的完全不一样——蓝天白云大风车、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统统不见，只剩下寒冷、寂寞和危险。
每天，工人们要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里外出，穿着几十斤的工作服和安全带上风机，还没开始工作，就已经出了一身汗，冷风一吹，迅速凉透；风机之间相隔较远，遇到不好的天气和路况，还会发生车祸……但是没办法，为了完成工作，大家只能硬熬、硬扛。
从风电场回公司的路上，总经理突然问我多大了，我说23岁，他不禁感慨道：“你23岁就坐办公室了，比他们都幸运。你看到了吗？刚才在风电场，那些工人有多羡慕你，但这不是你现在应该得到的，这样对你不好。你别看他们整天一身油，可他们要比你学得多，将来发展也要比你好。”
我知道总经理的这番话是出自一片好心，可一想到刚刚听到的那些困难，我就退缩了。
一年后，与我同一批进公司的3个新人果然都提了岗，他们涨工资、加补助，每个月比我多挣1000元。而我除了“月光”之外，还发现自己看不到任何升职的可能——综合部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都很年轻，主任也才刚过40岁。
又过了一年，公司与另一家公司整合，坐办公室的人多了，主任就劝我去风电场“锻炼”一下：“你还年轻，应该多学习。毕竟我们是风电公司，如果你出去都不知道风电是怎么回事，会让人笑话的。”
我没有表态，可一周之后还是收到了人资部门的通知，让我去最初参加学习的那个风电场工作。
想到再去风电场，我的心境和刚毕业的那会儿完全不同了。在公司，我可以让场长给我交总结，可到了风电场，我只能做最低级的岗位，任何人都可以支配我工作。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想象着风电场的同事们会怎么议论我，越想越绝望。
第二天到了地方一下车，高原就把我的背包接了过去，还给我安排住的地方，他的话依然很多：“你这回是下来镀金的吧？再回去，你一定能升职的。”
虚荣心使我没有说实话，只低着头敷衍：“你说得对，我是来镀金的，向你们学习。”
我被分配到上回学习的班组，大家都是熟人，没人挖苦我，反而热情相待。班长一定知道我回来的真实原因，但他人前人后都没问，只是交代我：“好好学习，风电场也挺好的。”
因为脱岗超过2个月，第一周我主要学习那3本规程。之后，班长就安排我、高原跟着一个前辈去100号风机做定期维护。
定期维护并不难，主要是注入润滑油、更换滤芯、清理卫生，3个人也要干一天。对于新人来说，这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可以全面了解风机的组成。
我第一次上风机，班长有些不放心，特地嘱咐我要听从负责人的指挥，保证个人安全，“不懂的地方不能碰，小心触电”——风机上690伏的电压，碰上就有生命危险。
早会结束，我和高原收拾工具，负责人去开“工作票”——这是固定的流程。他一共打印了3张A4纸，上面列出了工作成员、工作内容、危险点和注意事项。
我们开车去100号风机，站在65米高的风机底下，我成了一只蚂蚁，把头仰到不能再仰才看清它的全身。走进风机内部，负责人先把风机停下，再对照工作票上的要求做准备工作。随后，他对我和高原宣读了危险点和控制措施，在得到了确认答复后，我们分别签字，工作才正式开始。
要去风机顶部维护，我们得先穿上连体服。冬季连体服有十几斤重，再加上安全带、系双钩，差不多有三十多斤的负重。负责人帮我系好安全带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喘不上气了。
从风机底部到顶部，有一架垂直的梯子，高60多米，我们得一阶阶地往上爬。负责人打头，我第二，高原垫底。我足足爬了半个小时，中间还休息了3次，才到达风机顶部。
我一屁股坐下，大口喘气，什么都干不了。高原最后上来，对我说：“让坐办公室的人来爬风机，真是难为你了。”
等休息得差不多了，负责人把油枪递给我，让我给发电机和主轴打润滑油，再清理一下卫生。我感觉很简单，立即开始操作，可当天的风速达到12米/秒，风机左右摇晃着，我害怕，觉得风机随时会倒。
负责人说没事，这是正常现象，如果风速达到18米/秒，风机左右摇摆的幅度甚至会达到1.5米。我这才放心继续工作，可不一会儿就感到头晕，还吐了。
负责人安慰我，说大家刚工作的时候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了”。到了中午11点半，我们停下手上的工作，下风机回去吃饭，我的头还是晕，一口都吃不进去。下午2点，我们再次爬上风机顶部，直到下午5点才把一台风机的维护工作干完。
晚上回到寝室，我依然头晕，高原有些看不下去了：“你不适合爬风机，你是来镀金的，不应该让你干风机的活儿，你应该找班长和他说。你怎么那么傻啊？领导让你来现场你就来现场，那些家里有关系的人为什么不来？”
我内心纠结了一会儿，决定不再对高原隐瞒：“我不是上山来镀金的，我是被分配到风电场的，我回不去了，我就是一个工人，我骗了你。”
没多久，班长给我安排了一个师父，姓黄，是主检修工。他科班出身，也是我们班组除了技术员以外技术最好的人。黄师傅比我长5岁，不善言辞，力气却很大，在风电场，没有人能掰腕子赢过他。他个头矮，只有1米65，但钻进风机顶上狭窄的空间维修，必须矮个子才能干。
我第一次和黄师傅搭班，是去处理98号风机的液压高温故障。这也是我第一次处理风机故障，不想却出了安全事故。
那天，黄师傅对故障进行检查，发现是液压站电机损坏，需要更换。他让我在原地等，他独自回去拿电机。等黄师傅回来，我放下吊车，准备把电机从风机底部收回到机舱里，却因为操作错误，把自己的左手食指绞进了链条里。
手指顿时鲜血直流，痛得钻心，我大叫一声，黄师傅赶忙爬上风机，最后通过反转的方式把我的手指取了出来。他迅速给我包扎，关切地问：“能不能下风机？”我说可以，于是我在前，他在后，一起一步一步地走下了风机。
黄师傅把我送到镇上的医院拍片子，发现骨头没事，只是指甲断了，这个伤直到3个月后才愈合。
事后，班长严厉地批评我，说我受伤是因为工作不认真，不按规定操作。我很生气：“我工作还有错了？我又不是去玩。”
班长没说话，又批评黄师傅，态度更加严厉：“你没做好监护工作！”黄师傅没说话，但我感觉他比我还要委屈。
那天会议结束，我去黄师傅的寝室给他赔不是，毕竟是因为我的失误，才让他在那么多人面前被批评，丢了面子。
黄师傅却说自己也有责任：“班长说的没错，幸亏你这回伤的不重，要是真出了人命就完了，他是为你好。我们干的这份工作真的太危险了，你以为每天开3次会、开工前都要开工作票没用吗？那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多说一句，多想一点，也许命就保住了。”
有一回，他和另外两个同事去给一个风机换发电机，他们把机舱盖拆掉后，吊车就开始起吊机舱盖。换发电机对风速有严格的要求，不能超过5米/秒，但那天他们操作的时候却突然来了一阵大风，悬空的机舱盖随风摆动起来，把黄师傅从风机机舱里撞了出来。
坠落的一瞬间，黄师傅吓坏了，幸好他系着安全带，才没有掉下去。两个同事又及时把他拉起来，才没有出事，“如果我真的掉下去，肯定没命了”。后来，场长让受了惊吓的黄师傅回家休养，一个月后才上班。
那天，我离开黄师傅寝室的时候，他说：“今天班长批评你别在意，有的骂说明你还活着，如果真出事了，想让他骂都不可能了。”
有人羡慕我们在风电场工作，“一休十”假多舒服，却不知道一下上10天班，会给生活带来多少麻烦。
一天晚上开完班后会，黄师傅的妻子打来电话，说儿子发高烧已经昏迷，让他赶紧回去。当时已经很晚了，没车回市里，黄师傅担心儿子出意外，但什么都做不了。他根本睡不着，坐在床上发呆，直到天亮。
第二天一大早，黄师傅请了假，坐上早班车回到市区，又赶到医院，幸好儿子已经抢救过来了。他谢天谢地，但惊魂未定的妻子却责怪他回晚了，硬是一个月没有理他。
我们干风电的，一个月大概有大半的时间不在家，家事很少能照顾得到，因此特别需要伴侣的理解。如果不理解，婚姻就难长久——我们班长就在工作两年后和妻子离了婚，现在也没有再找，就守着儿子过。
风电场好像没有春秋，不是冬就是夏。虽然夏天短暂，只有两个月，却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季节。
风电场人烟稀少，附近满山遍野开满了花，夜晚的星星数不清有多少颗，天气好的时候，偶尔还能看到银河。10月，风电场就会下第一场雪，等到下第二场雪的时候，就不再融化，直到来年3月，大地才会渐渐露出。
冬天虽美，但并不好过。气温低于零下30度，大家出去干活的时候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自称是“爱斯基摩人”。可到了风机顶上没过半小时，身体就冻透了。
冬天工作还容易出事故。一次，班长安排我和高原去65号风机处理故障，那台风机离风电场最远，平常开车过去都要45分钟。头天刚下过一场大雪，路不好走，我和高原带好铁锹，给车加满油才出发。
那天也不知怎么了，我们一个上午也没查出风机的故障点。因为离风电场太远，我和高原就决定等处理完故障再回去，连午饭都没吃。下午6点，终于把故障排除，我们下了风机发现外面已经黑透了，除了星星和月亮，再也没有其它的光源。
我们又累又饿，可看见风机再次转了起来，心里还是很高兴。可我们并没有高兴多久——积雪太厚，车开了一段就动不了了，我俩只好拿出铁锹下车挖雪，可试了几次，车还是开不出来。
夜色越来越浓，可怕的是，我们还迷路了，四周都是树林，没了方向感。我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发现手机没电了，高原的手机也冻关机了。我俩又冷又怕，浑身发抖，赶忙上车，高原慌张地说：“这回完了，如果没人来救我们，今天我们会冻死在这里。”
微微冷静一下，我知道班长见我们一天没回去，肯定会出来找人，但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无法定位。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就近找一台风机，人为停机，这样风电场值班的人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
我和高原立即丢下汽车，在厚厚的雪地中步行了20分钟，终于走到了最近的83号风机。我们打开门，把风机停了——这是最后的办法，如果没人来，我们只能冻死在这茫茫的旷野里了。
我和高原蜷缩在一起，相互取暖，我对他说：“如果这回能安全回去，我就想尽办法离开风电场，再也不在风电场受苦受累了。”
高原哆哆嗦嗦地附和：“能回去当然好了，谁愿意在这里活受罪啊。命比钱哪个更重要？当然是命了！”
大约1小时后，就在我和高原冻得马上要失去了知觉时，我恍惚听到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风机门被打开了，班长第一个走进来，紧接着是黄师傅——我们得救了。
半年后，回公司的机会真的来了。公司采购部招聘采购员，内部员工可以参加考试，我报了名，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此时，我已经在风电场待了4年。
离开风电场的那天，高原对我说：“这回走了就别再回来。”
“打死我也不回来了。”我说，“你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再次坐进办公室，最初的那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我反而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采购部的人不算多，主任安排我做物资询价的工作，一个叫杨方的同事会根据我的询价结果进行采购，公司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员工串通供应商，从中吃回扣。
杨方说：“你来了我就轻松了，你先把这些需求计划都询了价，签合同的时候我来做。”
我按他的要求挨个给卖家打电话，每天都是部门里最后一个离开的。相比之下，杨方就很舒服了，他只需要确定最终的卖家、签合同，然后就可以出入豪华酒店大吃大喝。
一天，采购部主任找到我，说有一批采购物资不合格。我表示自己不知道，采购是杨方负责的。主任说：“他说是你给他报的价，所以他才买了对方的物资。”
这次采购任务比较急，但事发时领导不在本地，去了北京，我和领导说明后，用铅笔在询价单上标注了“已电话请示”，提示领导回来后要再找他补签。我把这份询价单给了杨方，领导回来签字还没补上。
我找杨方理论，他不以为然：“你不懂业务知识吗？都是计划员询价，采购员听计划员的。”
我打电话给那家供应商，问产品为什么不合格，可对方却说我们公司根本没买他家的产品。我让杨方把合同拿出来，他不肯——他并没有按我给的询价单去买物资，而是自己做了一个代签的。
我扬言要去找主任，杨方说：“你找也没有用，报价单我有。”我看了一眼，发现询价单根本不是我提供的那份，杨方继续耍无赖：“你说不是就不是了？你要怎么证明主任才信？”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证明。那天我走出公司大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习惯性地仰头看向天空，以为能看到满天星，看到的却是一片漆黑。
这桩糟心事没过多久,我突然接到了班长的电话，他说晚上班组要在市里聚会：“你也来吧，一起吃个饭。”
到了地方，大家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就好像昨天还在一起工作一样。高原把我叫到他身边：“坐我旁边吧，我老想你了。”
他说我变白了，因为不用再爬风机了。我说他们的肤色才健康，高原却说我坐办公室，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就是工人”。可我却开始怀念做工人的日子，在山上工作虽然又累又脏，却自由自在，每个人都互相帮助，不会互相算计。工作上遇到不会的问题，有师父帮忙解决，生活上遇到困难了，班长会伸手，要是心情不好，还有同事解忧。
大家推杯换盏，我突然说了一句不太合时宜的话：“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叫我来参加班组聚会。”
高原说：“谢什么？既然一起工作过，就是一个班组的人。我还怕你回了公司就不理我们了呢。”
一周之后，我找到了采购部主任，主动说自己想回风电场工作。
主任很吃惊：“你真的这么想的？别人都是挤破脑袋想回公司，你主动往风电场跑？”
这次回风电场工作，我没有失眠，更没有了上次的那种担忧，反而感到轻松。因为脱离现场岗位2个月，按公司规定，我还是要先学习再上岗。
这次我学得很快，白天跟着黄师傅学习处理故障，晚上一个人在主控室里看书，走出主控楼，仰头看看天上的星星，那璀璨的星空又回来了。
1个月后，我能独自处理简单的故障；3个月后，我能处理别人处理不了的故障——当然，还是比不上黄师傅。
场长当着大家的面夸我：“你别看小苗是学计算机的，可是人家好学，现在比你们技术水平都高。”
没过多久，我和黄师傅被大家推举去参加公司即将举行的“风电运维大赛”，10个风电场共选送了20名选手。
比赛分为笔试、面试和实操3部分，笔试有题库，但内容很多，我每天都背到深夜12点。黄师傅鼓励我：“一定要进前三名啊，这样你的岗位和工资都会提升。”
我知道这很难，因为能参加这次比赛的人，基本都是各风电场的精英，但我还是说自己一定会拼尽全力。
终于到了考试那天，笔试我答题很顺利；面试时，考官问了我5个专业问题，从简单到困难，只有最后一道题我没有答出来；实操考试，我抽到的是风力发电机对中（旧的发电机换下来，新安装的发电机要通过对中方式和齿轮箱的连接保持一条水平线上），虽然简单，但却最考验动手能力。
公布成绩的那天，我没有为黄师傅感到担心，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会比我考得好。成绩出来了，第一名果然是黄师傅，而我，竟考了第二，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前10名里，只有我一个人是非电力专业的。
那天，总经理给获奖选手颁发奖金和证书时对我说：“我没说错吧，只有在风电场才能锻炼你自己，你真的做到了，了不起。”
随后，生技部主任找到我和黄师傅，说我们两个可以直接提升到专工岗位（专责工程师，比场长低一级，比班长高一级），因为公司和风电场都需要专工，就看接下来我们想去哪里。
黄师傅选择回风电场，我也毫不犹豫地说：“我不回公司，还留在风电场。”
=============================================================
我这才明白了，公司放贷的钱从哪里来——公司除了小贷业务之外，还同时运营着好几个P2P理财平台。通过P2P平台吸收进来的资金，转手就通过小额贷款的方式放出去；之后再用贷款的高利息来维持公司的运作，并偿还P2P端的投资人的收益。
2020年8月，一向沉默的梁小青在朋友圈一连转发了好几篇文章，评论说“一个行业的结束”，“是时候转行了”。
2017年，我还在小贷（小额贷款）行业里摸爬滚打，梁小青是我的同事。那时候我们同属于一个业务组，负责贷款申请人的短信分析工作。梁小青的代码功底很强，尤其是对于NLP（自然语言处理，一门旨在让计算机能够“理解”人类语言的技术）的技术更是手到拈来。虽说工作是我们共同负责，但一直是他出力更多。没多久，我就离开了这个行业，而梁小青则一直留在这个行业，直到这一天。
我在微信上和他寒暄了几句，很快他便向我诉起苦来——
就在两天之前，最高法下文件，民间资本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不得超过4倍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指有代表性的报价行，根据本行对最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按现在的利率报价来算的话，年利率仅有15.4%。
这样的一个数字，对于一直奉行36%顶格年利率的民间借贷资本而言，基本相当于断绝了最后的一线生机，“不过我技术还在。反正机器学习方向也好就业，大不了换个行业就是。”
“换了也好，反正按照我们那时候的玩法，这一行也玩不长。”我说。
“玩得长就有鬼了。其实我本来也没指望玩得长，那时候也就想着小贷风控好歹是个能落地的技术前沿，本来就是准备做个一两年就走的。”
“因为工资高啊！”他回复得飞快，同时回复了我好几个“捂脸”的表情。
2017年3月，因为被之前供职的比特币交易所裁员而又一次失业的我，不得不再次进入到找工作的行列之中。
老实说，在接到这家名叫“诚平贷”（化名）的公司的面试邀请的时候，我手里已经有了两个offer，但它们都不能令我满意：一家P2P公司只愿意在试用期期间支付80%的薪酬；而另一家技术公司为我提供的则是技术派遣的工作——这让我想起当年在美国做技术派遣时，开着车四处赴职的颠沛和浮浪。
“诚平贷”的办公室在上海的西头，靠近虹桥火车站。负责面试我的是风控部门的郑总。尽管带着一个十几个人的团队，但他却丝毫没有一个“总”的样子——穿得朴素，一眼看去年龄不超过三十岁，说起话来也是慢声细语。我原本有些紧张的情绪便也放平了几分。
不过面试刚刚开始不久，我刚放下的心又立刻提了起来。郑总虽然说话不快，但问的问题却一个赶着一个。最开始的几个，我凭着之前在数字货币交易所闲暇时自学的数据分析知识，还勉强能够回答；但到了后面，问题就越来越难了，“LSTM”、“条件随机场”、“池化层”之类我此前从未听闻的新词连续抛来，令我手足无措。
郑总似乎也觉察出了我的局促，很快就结束了这场面试。令我有些意外的是，郑总告诉我说，面试的总体感觉还不错，当场就下了offer。
按照惯例，技术面试结束之后，是HR的谈话时间。HR向我介绍说，公司已平稳运营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贷款业务也在最近开始“起量”，生意好的时候，平均每天要放出去一千多万。也正是因为放款量日增，因此，公司急切需要一个更健全的风控团队来给公司的贷款业务“把关”。
HR还说，目前公司对于这个风控团队非常重视，计划中的团队规模也很大，“目标是组建一个40人左右的团队”。她一面说，一面带着我走进了工作区，伸手指向一片新装修出来的明亮区域，七八排座位上零零落落地坐着几个人。“如果顺利的话，不出一个月，这边就会被你们的部门填满。”
我正式入职那天，郑总正好不在，负责向我介绍具体业务的是一个名叫李政的男生，他个子不高，但说话速度很快，谈起技术来滔滔不绝，颇有些极客风范。他告诉我，他读书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视觉方向，而如今改做了金融风控，虽然技术不尽相同，但完全能够对付。“我们现在的算法还比较基础，主模型就是一套XGBoost（一种基于决策树的集成机器学习算法，是当前机器学习领域的最主流算法之一），没什么难度，你稍微看看就一定能跟得上。”
我连连答应，心下却惴惴不安起来——我的编程基础并不好，仅有的一点点代码能力都是迫于找工作的压力才不得已自学而来的，真能应付金融风控这么“硬核”的工作吗？
入职几周后，风控部的规模果然迅速扩大，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面孔加入到我身边的空位里来。郑总每周都会召开整个部门周会，会议室里的人群从最开始的稀稀拉拉，到满满当当。最后，一张大会议桌周围已经坐不下了，一群人就围着站在后面。也就是到了这时候，我们的工作才正式开始。
小贷行业的风控这一行，技术上基本靠机器学习来完成。虽然算法多且复杂，但原理解释起来却很简单。公司有一大批客户的数据，包括收支状况、银行流水、短信往来、手机通讯等等，再综合上贷款表现，打成一个大的数据包，塞进我们写的数学模型里；再根据数学模型从这批数据中“学习”到的经验，来判断每一个新用户的逾期概率。而如何保证这个数学模型的判断准确，就是我们风控部的工作了。
我们部门按照业务的偏重不同，又细分成三个组：模型组、特征组和BI（商业智能）组，三个组共同负责开发和维护一套风控系统，并形成商业报表定时送交管理层。根据小额现金贷行业的运作逻辑，风控部门只负责贷前风控，因此郑总从一开始，就反复提醒我们，贷款的放款量和逾期率，都是和我们的KPI息息相关的指标。
在三个组中，模型组是最核心的部门，整个风控系统中的模型算法都由该组负责开发，业务也被盯得最紧。我刚刚入职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模型组新上线的降额模型表现不佳，因此在那一段时间里，每周的例会上总是弥漫着令人难以忍受的低气压。
“你们最近这个降额模型怎么回事？”果然，这周的例会刚刚开始，郑总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向模型组“发难”了。
所谓“降额模型”，就是为了平衡因为降低门槛而可能产生的坏账所采取的补救手段。这个东西，其实根本不在风控部的工作范围内，但公司管理层认为当前的贷款通过率太低，不利于推广和“起量”，因此要求风控部降低风控门槛。
李政的回答倒是从容，“原先的逻辑回归参数感觉不太好用了，我们还在做参数的调整，如果还不行就换一种回归算法再看看。”
“参数不对就赶快调参，算法不行就换算法，特征不好就追着特征组的人重新出新的特征。一个最普通的降额模型，都快一个月了，你们到底能不能做，不能做我就换人！”郑总语气严厉，我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最近新接了特征，老模型的参数没调好，表现不好是很正常的事情呀，”好不容易挨到散会，我向同组的梁小青小声抱怨，“这有什么值得生气的？”
“你说的事情老郑当然知道了，”梁小青对我耸耸肩，“业务就是这样的，需求总会带给我们工作很多额外的限制。所以，有时候可能熟悉业务比掌握算法还要重要。”
尽管郑总几乎从不对模型组外的同事发火，但每每模型表现不尽如人意，我也提心吊胆。
我所在的特征组工作流程是模型组的上游，负责把大量的原始数据清洗、分类、处理并挑选出相关性强的特征交给模型组。
机器学习业界中有句行话，叫“特征决定模型的下限”，也就是说如果特征工程做得不过关，再技术精湛的机器学习工程师都无法做出表现良好的模型。因此那段时间，我总害怕自己的工作不到位，拖累他们白白挨骂。
而BI组的工作主要是管理、维护数据库并且定时生成商业报表，维持风控部和管理层之间的沟通和运转。
回想起来，虽然那段时间里郑总表现得颇为严厉，但其实对于我们风控团队的总体表现，他还是颇为满意的。没多久，郑总就愉快地告诉我们，为了庆祝团队组建，带我们一起去嵊泗列岛团建一次。
轮船从沈家湾码头轰鸣着起航，仲春时节，海天一碧万顷，不时有海鸥向船前麇集而过，头也不回地飞向远方，像是在为我们指引着一条无风无浪的漫漫坦途。
一个多月后，曾让我们紧张不已的降额模型几经波折，总算如期上线。而我们也算是在磕磕绊绊中完成了整个团队的磨合，开始正式投入到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之中。
我也想起以前在数字货币交易所工作时，前领导对我“无论做什么，一定要尽快熟悉产品”的谆谆告诫。于是，在日常的算法学习之余，我决定自己也在公司的平台上“撸一把”，熟悉一下整套系统的业务逻辑与流程。
“诚平贷”提供1000-5000元数额不等的小额贷款，而贷款的期限只能选择7天和14天两种。我并没有借贷的需求，自然选择了7天1000元的最低期限，因为这种搭配利息最低。
提交申请和放款的流程设计得非常便利，简单地填完注册信息，留下了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后不到2分钟，手机的短信提示音就“叮”地响起了——银行发来短信提示，我的银行卡已经成功入账880元。
我有点愣神，明明是1000元的借贷，剩下的120元去哪了？我又打开APP，才发现在贷款页面上，有一个小小的、毫不起眼的蓝色感叹号。点了一下，跳出来的窗口里列着一张“借贷费用明细”表格，我大概扫了一眼，除了不多的十几块钱的“利息”之外，其他都是诸如“注册费”、“风险审查费”、“资金保管费”之类的名目，几项费用林林总总加在一起，正好是那神秘“消失”的120元。
直到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APP里所谓的“借款低利率”仅仅只是一个宣传噱头，而真实的利息，都已被折算进了各式各样“巧立名目”的其他收费项目中去了。如果按照真实情况计算的话，仅仅7天的“利息”就达120元，而且还是所有借贷业务中最蛮横苛刻的“砍头息”。
而另一件让我没想到的事情是，尽管这笔账务我很快就还清了，但“麻烦”却并未结束——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日子里，我的手机总是不时地收到来自各个小贷平台的推广短信，甚至于连广告词也大同小异：“低息”、“智能风控”、“秒下款”。
毫无疑问，即使是作为内部员工，我也没有逃过被当成“客户”的命运——我的身份信息，应该早已被公司打包出卖了，不知道躺在了多少小贷平台的数据库里。
尽管对公司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但那时候，我仍没有任何离开的想法。一来我们都认为，小贷行业的大数据风控业务，是机器学习在工业界为数不多的落地场景之一，不如多学习一些技术再考虑跳槽；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之前的面试中，因“工作变动频繁”而颇受到质疑的我，急切地需要一段相对稳定的履历。
步入正轨后，我和梁小青被分配到了“手机短信分析”的模块中，这是一份颇为艰难而又有些机械的工作——“诚平贷”APP在安卓端初次运行的时候，会向客户索要包括手机短信在内的所有授权，并自动抓取客户手机中的所有短信。随后，将全部文字内容进行处理，分词、语法分析、语素提取，再在模型中反复训练和调参。
相比于其他的监测数据，短信的数据量大，加上自然语言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方言和错别字的干扰，数据清洗和语义分辨也格外困难。模型训练时，大量的额外耗时必不可少。
模型训练的时间漫长而无聊，我也偶尔会留意到那些短信里的只言片语。尽管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聊天已经转移到了QQ、微信之类的聊天工具上，但仍然有小部分的人保持着用短信交流的习惯。
那天，就在我有点犯困的时候，一条短信突然跳出来：“求求你，再跟我见一面好不好，我已经把你喜欢的东西都给你买了，再见一面行不行？”前后类似的信息还有很多，翻来覆去地都是哀求着对方的原谅，但对方始终没有任何的回音。
男方似乎是因为怀疑两人之间有第三者插足，但没有找到证据，便情急之下动手打了女友，姑娘立刻拉黑了几乎所有的联系方式。男方后悔不迭，想道歉似乎也苦于找不到门路，自己经济又拮据，只能靠着从小贷借到的钱把之前姑娘喜欢的东西全部买了下来，希望借此挽回两人的关系。
但这个故事终究没有结局——姑娘似乎再也没有回复过他的短信。但作为一个遥远的窥测者，我才忽然意识到，APP另一端的“客户”们不只是特征数据，而是一个个日常擦肩而过的真实的人。
在2017年的夏天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我们整个部门的职能即将发生大的调整——风控部将升格成为整个集团公司的风控中心，负责全集团的小贷平台的风险控制策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得知，“诚平贷”不过仅仅是公司好几个小贷平台中的一个。而公司除了小贷业务之外，还同时运营着好几个P2P理财平台。这个发现也同时解开了我之前“公司放贷的钱从哪里来”的疑问——通过P2P平台吸收进来的资金，转手就通过小额贷款的方式放出去；之后再用贷款的高利息来维持公司的运作，并偿还P2P端的投资人的收益。
在那时候，尽管P2P金融业务仍处在一个野蛮生长、欣欣向荣的格局中，但由于其商业逻辑本身的缺陷性，同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爆雷”的新闻仍时有耳闻。
我也曾一度有些担心我是否会再一次因为公司“爆雷”而失去工作，但每次上下班的时候，看到地铁2号线里公司的巨幅灯箱广告中，作为代言人的著名女演员充满自信的笑容，我的不安感又随之烟消云散。
没多久，郑总突然向公司提了离职，带走了团队大约1/5的同事，但李政和梁小青都选择留了下来。很快，负责整个风控中心的陆总也正式和我们见了面。
和郑总给我的印象截然不同，陆总的面相清癯而严厉，脸颊的线条硬直得像被砍刀一劈到底。即使是在光线不那么明亮的室内，仍旧戴着一副深色的眼镜。不知如何，我总觉得他的目光过于锋锐，让我始终不太敢于正面相接。
也就是那个时候，国家开始收紧对小额现金贷款业务的政策监管。而“收紧监管”的第一步，便是全国性的停止批设和发放互联网小贷的经营牌照。
业界一时风声鹤唳，我也感到颇有些紧张。新闻媒体很快放出了“目前持有小贷牌照的249家企业”的名单，但我看了又看，却总也无法在这张长长的名单上找到我们这家公司的名字。我一度想再次离职，进入一个更加安全稳定的行业，但很快又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段工作至今为止也不过半年，要是写在简历上，不过是给它又新增上另一道“硬伤”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停止继续批设小贷牌照”的监管令像是第一张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2017年冬天的P2P“爆雷”潮。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同事之间的小群里开始时不时地刷出同业因为“爆雷”而倒闭、并“接受经侦调查”的传言或新闻。
或许是作为一个P2P“爆雷”事件的亲身见证者的原因，每每看到新闻里那些维权的投资者，他们或悲痛、或愤怒、或疲惫的表情总能引起我的回想。
那是2016年年末，我当时公司的隔壁就是一家P2P金融理财公司，总是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那间办公室里进进出出。那时，同事有时闲聊，也会偶尔提到，对他们的具体业务也总是语焉不详，说来说去，似乎就是卖给老年人的什么理财产品。
我记得那原本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午后，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厉的玻璃炸响，跟着是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吼叫声。强烈的情绪让她的声音整个变了调，以至于根本没办法听出她究竟在叫喊些什么。我们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敢出门看热闹。直到走廊里平静了好一会之后，才有胆大的同事悄悄溜了出去。过了好一会才回来告诉我们，是隔壁的那家P2P被砸了，“欠钱，还不出来，办公室就被人砸了。”
又过了几天，公司门口突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瘦弱老人佝偻着站在门口，一头白发像厚厚的霜雪，压得人抬不起头。老人从手提的破口袋里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张纸条，一点一点地展开，小心翼翼地问：“请问这里是不是……”
老人报出隔壁公司的名字，我们整间办公室霎时一片死寂。愣了好一会，才有客服部的女孩急忙跑出门，将老人搀扶到一边。几分钟之后她低着头进来，回到工位上一言不发，我们也没人再说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自那天之后，隔壁便被物业强行停了电，紧锁玻璃门扉后面，只有一片漆黑。
尽管那时业界不良新闻时有发生，但在我们公司内部，却仍然是一副运转如常、岁月静好的样子。
等到临近过年，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故意展示公司仍旧在正常运营，我们接到通知，说今年的年会被安排在了无锡的一家豪华酒店里，时间也被延长到了整整两天。
酒店最大的一间宴会厅里，满满当当地坐了好几千人。公司高层一桌一桌地敬酒，推杯换盏之间喜气洋洋；同部门的同事抽中了2万元的最高奖，部门的工作群里一时红包飞舞。只有李政的情绪有些不太对，没喝多少酒，也不怎么和我们讲话，和气氛有些格格不入。
“我最近可能要准备离职了。”从年会回来之后不久，李政突然对我说，“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感觉小贷这一行做不长久了，不如早做打算吧。你呢？”
“我暂时还没有完整计划，可能年后看看机会吧。”我含糊其辞地回答。
其实在那时候，我自己也动了想要离开的念头，并不仅仅是小贷行业已经开始风雨飘摇，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工作遇到了瓶颈——在风控部门升格之后，我和梁小青每天需要处理的便不仅仅只是“诚平贷”，而是整个公司所有产品所收集到的短信语料库。
新语料库极尽庞大，短信存储量有八亿条之多，光是在服务器上梳理数据就让我精疲力竭，根本就不可能还有时间去做技术上的学习和改进。我深感这样的工作不过是浪费时间，但每次我想离开的时候，心底都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还是多撑一会吧，再多撑一下就好。”
2018年的春节过得匆忙而仓促。等到春节过后，气氛便突然变得有些紧张。节后复工不久，陆总就突然召集了一次部门紧急会议。会议上，他显出一种一反常态的焦虑感，直言“主模型强度不够”，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到准备进行“风控技术升级”，“把人工神经网络的内容也加入进去”。
会议结束之后，我开始在心里犯起了嘀咕：其一，陆总口中的“主模型强度不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这预示着小贷端放出去的钱回款率正在走低，而低回款率很可能导致P2P端的违约风险；其二，就是人工神经网络也未必也是解决问题的“万灵药”——我和梁小青曾经在试验算法的时候尝试性地引入过它，但测试结果却一塌糊涂。
作为模型组经验最丰富、资格最老的人，李政原本是模型和特征这两个组都颇为依赖的成员。但他已经离职了。
到了开春时节，眼看着我在公司供职的时间接近一年，离职的想法再一次变得强烈起来。而几乎就在同时，一个偶然的新闻坚定了我的想法：4月中下旬的时候，P2P行业的一家头部企业“善林金融”的负责人向警方自首，而其下属一系列“善林系”公司也随即宣告爆雷。而我在浏览新闻的时候，才惊觉在一年之前，曾经向我发过offer的那家金融公司，便正是“善林系”中的一员。
曾经和一家如今涉嫌“集资诈骗”的公司走得如此之近这件事，令我当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几乎立刻就做了决定：等现在手上的这个模块结束，就立刻向公司提请离职。而唯一令我有一些没想到的是，我离开的速度，比原本想象中的还要更快。
没过几天，陆总突然找我谈话。这次他姿态颇为严厉，直接批评我所做的模块“一直不出成果”，并且直言在最近一次的绩效中给我打了最低分，“感觉你和我们不是很适合，我们其实也不想让你的履历变得太难看，所以建议你还是自己提辞职比较好”。
面对再一次被公司辞退的命运，尽管我心里还是有一些委屈——虽然说我们模块的工作一直是梁小青承担得多，但我其实也并非什么成果都没有，毕竟清洗八亿条数据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当这一次被劝退的时候，我心里竟然没有多少难过，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轻松。
也许是因为这次工作相对还算稳定的缘故，很快，我就成功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梁小青告诉我，在我离开后不久，风控中心就有不少同事相继离职了，但新招进来的人却似乎不足以填上这个空缺。到了2018年夏秋之间，小额现金贷业务环境越来越严苛，于是他便也借机提交了辞呈，但很快入职了另一家小贷公司。
后来听说公司也一度谋划过转型求生，试图将自己改头换面成“金融科技公司”，但最终也没有成功。
“不知道了，后来我们那一批人就都走了。现在那公司恐怕连在不在都不好说。”
那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不知怎的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掏出手机，在应用市场里搜了搜。果然，无论我输入“诚平贷”还是P2P相关的其他APP的名字，都一无所获。看来那家公司终究还是“爆雷”了。
我这么想着，抬头看向窗外，那天云层很厚，看不见太阳，只有天边最后一丝青白正在被夜色吞没。
我想，就像这个草台班子的最后一批演员，我们虽然不曾见证过盛大开幕，但始终算是看到了潦草收场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