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虽然流行的说法认为缠足始于五代和北宋，但五代北宋史料里的所谓“缠足”，是以布袜或布条修饰脚型，使其显出一种长而窄的美感，非是要阻止脚的正常发育。“裹小脚”意义上的缠足，大约始于元代（南宋或许已有发端），比较可靠的证据是元代晚期出现了“三寸金莲”式的缠足之法。
元代人陶宗仪专门梳理过此事。他说：《古乐府》与《玉台新咏》这些六朝文人的作品，经常写美女姿色如何出众，妆容如何美丽，但没有一篇提及缠足。唐代的杜牧、李白与李商隐，也喜欢在诗里写“闺帷之事”，也没有一篇提及缠足。总之，缠足这个事是很晚才流行起来的，“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
有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与有闲阶层“以纤弓为妙”的审美有关。这种审美趣味，诱导着风尘女子与贵族妇女去刻意整塑自己的脚型。笔者以前也相信过这种看法，但再做细思，又觉得该解释难以成立。毕竟，中国男性自先秦至唐宋，并无以“裹小脚”为美的普遍爱好，个案自然会有，但不足以形成现象级审美。如果缠足是为了取悦男性，那么它的流行范围便不会很广泛，绝不会发展到“人人相效”的地步，更不会造成“以不为者为耻”的舆论氛围。要知道，传统儒法文化为女性设置的道德制高点，是要他们以三从四德去服务男性，而非以姿色去取悦男性。
陶宗仪梳理的资料，也足以反驳上述意见。陶提到了五代南唐李后主的宫嫔窅娘，为了迎合李后主的喜好，曾“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同时又提到，在北宋熙宁元丰以前，很少有人像窅娘这样做——如果缠足变成一种人人效仿的社会现象，是有闲阶层“以纤弓为妙”的审美诱导所致，那么，这种现象应该在北宋时代便已发生。但实情是，北宋时代没有发生这种现象。
所以，“裹小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元代流行，必然另有缘故。
元末儒士孔齐关于“好女人应该怎么做”的一段表述，颇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他说：女性之所以会染上坏毛病，“皆由出游于外，与妇客燕集”，全是因为外出串门游玩，与其他女性交流。虽然一开始见到那些坏毛病会嘲讽一下，但最后一定是效仿。孔齐还说，哪怕是在家族之内，女性见面也不能太频繁，“一岁之中不过三次可也”，新年见一次，春天与秋天祭祀家庙的时候见一次，族中女性一年相会三次就够了。这样，女性几乎完全禁锢在家中，就可以免去那些“暗昧奸盗”之事，不会染上坏毛病，也不会与别的男人勾搭。
元史学者陈高华认为，孔齐的这种言论“是有相当代表性的”，“当时有不少家庭，便对女性的交游采取种种极端严格的措施”，其中之一便是要求女性无大事不许出家门。如元代大臣王恽的母亲，因常年不出家门，偶然参加宗族活动时，会上竟无人认识她。南郑人蒲道源的妻子也是常年不出家门，与胞弟家相距不过数里，竟十余年没有去过。这类事迹，在当时皆是被褒奖的案例。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破坏女性的足部发育，使其不良于行的“缠足文化”会流行开来，便不足为怪了。陶宗仪笔下的“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按当时的风气，不肯缠足便意味着想要到处跑，便意味着“不守妇道”，便意味着让家庭与家族蒙羞。
孔齐主张将女性禁锢在家中的那些言论，在元代文化人里很平常，但在唐代与北宋并不常见。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与南宋理学的兴起、宋元鼎革的变故有关。而当元末乱世到来，这些被迫裹了小脚的女性，再次成为了最悲惨的群体。许多人自缢或被迫自缢于随丈夫逃亡的途中，原因全部是“足弱”，也就是脚被裹坏了跑不动，只好选择自杀或被自杀。这也是元末所谓的“烈女”人数与前代相较突然激增的主要缘故。
康熙三年，礼部曾奉命制定过禁止“裹小脚”的法律，对“裹小脚”者的家长施以重刑。因执行难度过大，该禁令不久便被废止。此后，清朝政府便长期对缠足之风持不干涉立场。清末，部分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与来华传教士合作，共同发起过不缠足运动，同样收效甚微。
进入民国后，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皆明确禁止缠足，结果也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反抗。1929年3月，山东滕县百姓便在当地红枪会的率领下，包围了滕县县城。众人在城外鼓噪，要求滕县地方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三项要求。其中之一便是“放任妇女缠足”，不许政府再搞什么放足运动，要求政府给予本县女性以“裹小脚自由”。这类冲突不是个案。1932年，四川派了“放足检察员”下乡检查，结果这些人到了基层后，便“激起全村公愤，各家壮丁咸摩拳擦掌，准备缚而杀之”。
为什么这项以迫害女性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传统，可以在民间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第一重算计，是可以控制女性的人身自由，将其物化为男性的附属品。裹小脚的女性相当于被禁锢在家中，被限制甚至切断了社交网络。元末儒士孔齐所谓的“好女人标准”，便由此得以达成。男性不必担忧女性拥有社会地位，不必担忧女性拥有家庭之外的信息与知识，便可以在家庭中轻松维持对女性的掌控。而且，没有社交属性的女性，其日常消费往往也会降得很低。
第二重算计来自经济利益。张五常认为，给女性缠足，可以防止她出嫁后逃走，而缠足带来的走动能力下降，对女性从事纺织与家务造成的妨碍有限，“对新郎的父母来说，由此造成的身体残疾可由姑娘降低了的逃跑能力来补偿而有余。因此，他们愿意为裹足的新娘支付更高的市场价格。这给新娘的父母提供了一个信号，使他们在新娘通过婚约许配给人以前很久就给她裹足。”清代北方许多贫苦地区的百姓更乐于娶裹了小脚的女性为妻，便是这个原因。
姚遂的研究则发现：裹小脚的女性，其劳动价值主要体现在纺织活动上，纺织活动的收益上升，会促进裹小脚风气的流行；反之，裹小脚的风气便会遭到抑制。比如，据赵翼说，乾隆时代江南苏州城外的农家大多是不缠足的，因为这些妇女需要参与耕作“赤脚种田”，但苏州城内的女子却普遍“以足小为贵”，因为城内女子的主要工作是纺织。城外农家女性之所以不参与纺织，则是因为当时的粮价比布价要高（以同等税赋衡量），纺织收益相对耕作并无优势。既然“天足女性比缠足女性更有价值”，有田可耕的家庭，便会更喜欢不裹小脚的女性。
姚遂还研究了湖广地区（主要是湖北、湖南）和四川的情况，试图解释这些地区的裹小脚之风，为何是在清代中晚期达到高峰。他的结论是，这三个地区“基本上都遵循一个规律：在（家庭）纺织业发展的地区，缠足的习气就更加浓厚”。清代中期以前，这三个地区人少地多，棉花主要外销，纺织品的市场有限，价值也不如耕作所得的农产品，所以女性的裹小脚风气受到了抑制。清代中期之后，情况渐渐发生变化，棉纺织品对普通农家的价值上升，裹小脚之风也变得更加流行——裹了小脚的女性社交半径大减，可以参与的娱乐活动也极少，便可以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纺织工作上，以勉力维系自己在家庭里的存在感。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康熙的谕旨废除不了缠足，民国政府的“放足检察员”下乡也会引发当地壮丁的愤慨，且险些被人“缚而杀之”。
其实，不止“裹小脚”，每一种具备了顽强的生命力、以迫害女性为核心内容的陋俗背后，都存在着这种残酷的利害算计。为了掩饰算计的残酷性，这类陋俗普遍都会用所谓的“文化传统”将自己包装起来，以造就一种“以不为者为耻”的社会风气。要打破这种虚伪而残酷的陋俗，唯一的办法便是依赖关爱具体之人的现代文明。（来源：腾讯新闻）
①《滕县匪退后之善后》，《申报》1929年第3版版。
②杨兴梅，《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
③张五常，《子女和婚姻合约中的产权执行问题》，收录于《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7页。
④姚遂，《耕织经济与中国灰姑娘：中国缠足兴衰的经济学解释》，《经济学报》2017年第2期。
⑥谭晓玲：《冲突与期许 元代女性社会角色与伦理观念的思考》。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陈高华：《元代女性的交游和迁徙》，《浙江学刊》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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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河北，乃至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四川和重庆，都广泛流传着一首古老的民谣：问我祖上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屋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鹳窝。
而流传各地民间的其他有关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移民的传奇故事，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为了印证这个说法，这些地区的乡间老人，都一代一代不厌其烦地让孩子看自己的小脚趾甲，说凡是当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徙出来的汉人，其后裔身上最小的那个脚趾甲都是两瓣的。——这些，其实都是人们对发生在六百年前那场山西大移民事件的碎片化记忆。
史料记载，从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将近五十年间，大明政府曾先后十多次组织人财物力，从今天的山西临汾（平阳）、长治（潞州）、晋城（泽州）、吕梁（汾州）等地组织乡间民众，通过设置在洪洞县大槐树底下（今大槐树镇）的官方移民管理机构（广济寺），向全国人烟稀少的地区大规模移民。
其数量之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力之深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经历了元朝末年那场极为惨烈的社会大动荡之后，到明太祖朱元璋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彼时的中原大地早已被战火摧残得满目疮痍、体无完肤。而作为战乱重灾区的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其人口数量之减少程度，更是达到了几近灭绝的边缘。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东北环太行、西南绕黄河，军事上天然易守难攻；而境内土壤肥厚，雨量适中，丘陵、盆地、河流纵横交错，是当时北部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发展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得山西在当时不仅成功规避了元末大战乱的侵扰，完整保存了境内自有的800万人口，还吸纳了来自周边地区的2000多万战争难民。这些人在数量上几乎占据了当时明王朝管辖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是大明王朝战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于是，本着合理调配资源，优先发展中原农耕的战略意图，从明洪武开始，朱明王朝就制定系列移民政策，有计划地按照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从山西向人烟稀少的其他中原省区进行定向化人口转移。
大明王朝的移民方式和政策，大体分遣返、军屯和民屯三种。
所谓遣返，就是将在元末十七年战乱中被迫流入山西或其他地域的难民（其中也有一些有产者），分期分批重新遣回原籍予以安置，使其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种情况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一带；
所谓军屯，就是将战后退役或还在服役的一部分军士，小建制地安置到远离中心城镇的边远地区一边开垦种养植，一边轮值守城，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这种情况主要分布在甘肃、宁夏、四川和湖北；第三种就是民屯。
所谓民屯，就是将人口稠密之地的原住民，或整村或整家族地按照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集体迁徙到人烟较为稀少的中原各省区屯田安置，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利其扎根繁衍。这种情况应该说，占据了移民总量的绝大多数。
十四世纪的洪洞县是山西平阳（今临汾）地区人口最为稠密的县域之一，素有古代山西交通枢纽之誉。这是因为，洪洞县北通幽燕、东接齐鲁、南达秦蜀、西临河陇；而其县城北部的广济寺，又是唐宋元三朝官方驿站，地理位置历来十分优越。大明政府在洪洞县设置官方移民管理机构，集中办理移民事务，应该说是很明智、也很自然的一个选择。
《明史》《明实录》曾互证记载：有明一朝三百年间，由明王朝中央政府主导实施的大移民，前后共发生十八次之多，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涉及当时一十八个省，五百多个县，凡八百八十一个姓氏。现今在全国28个省区的近2100多个县域，都或多或少留下了明代大移民的历史印记。
明代大移民事件迄今已走过600年历史岁月。但其影响却至今深深扎根于中国民众的集体记忆之中，并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在中国最广大的地区一代代传播、传承并发扬光大。
对明代大移民事件的历史性评价，官方一直鲜有明确立场；而民间的评述，则多注重于底层社会民众对背井离乡之虞的情感渲染。事实上，明代大移民事件，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不能说是统治者单方面对底层民众的经济剥削或政治压迫。国家政权的确立、社会架构的稳固、底层民众的安居乐业，任何时候都必须仰仗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而在农耕文明时代，土地以及土地衍生物的产出，无疑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行、居民生息繁衍无可替代的生产生活资料。大批经历了战乱摧残的赤贫移民（其中也包括一些有产者），经由国家层面的外部干预与引导，在获得了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后，其对生活的热望和对未来发展的憧憬，极大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其对明初社会文明的重新建构，其重大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高。
【1】《明史纪事本末》 谷应泰 著 中华书局 1977
【2】《文化的解说》金克木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洪洞县志》孙奂仑 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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