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五十一）

性骚扰往事

Original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2021-08-11

 

 

 

 

晚清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曾经将他从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十七年（1891）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庸庵笔记》，里面记载了有关性骚扰的两宗事。

 

一个男子在路边尿尿，刚好一个女子路过，不料这男子不仅不回避，还一边尿，一边淫笑，用手指着自己的小鸡鸡要给人家看。

 

女子被吓到了，嚎啕大哭。回家后，竟然上吊死了。

 

按照大清律令，凡是调戏妇女、企图诱奸，以致妇女自杀的，要判处“绞监候”。于是，男子被捕，案子被送到了刑部。

 

在当时，大多数官员都认为该男子虽然可恶，但并没有进行手足勾引和语言调戏，因此只是拟了个“缓决”。

 

但是，刑部有个官员却坚持认为，这厮“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于是拟为“情实”。

 

最终，这个在今天看来，或许只是一个性骚扰案例的男子，被判处了死刑。

 

 

▲晚清外交家薛福成。

 

在薛福成的记录中，晚清时期，还有一个更离奇的案例。

 

有一个私塾先生，上课时尿急，于是便到户外一个偏僻的地方小解，无意中一抬头，竟然发现对面有一个少女在窗外眺望。

 

这位先生不禁对着少女笑了一笑，那女孩子马上脸色大变，随即关了窗。

 

貌似没事了。

 

没过多久，外面就吵嚷开了，说是对面有个少女上吊身亡。这私塾先生一听，吓了一跳，说了声：“哎呀，今天错了。”

 

刚好他的学生中，有一个学生就是这位少女的弟弟。学生跑回家一看，见姐姐莫名其妙上吊自杀，便将老师的怪异言语说了出来。少女的父母听说后觉得很是可疑，立马报官，于是乎，私塾先生被抓。

 

最终，同样也是以“绞监候”罪名，被拟为“情实”被杀。

 

 

 

 

听起来，上面两个男人真是倒霉透了。

 

但是了解古往今来，有关性骚扰的案例后，你就会明白，在清代由于这种事被杀，其实有着偶然之外的必然。

 

性骚扰自古就有，汉代的乐府民歌《陌上桑》中，实际上记载的就是一个官员“使君”，想要调戏、骚扰女子罗敷的故事：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

 

这使君本来好色轻薄，没想到被罗敷一通奚落，自讨了个没趣，只得悻悻而去。但《陌上桑》的流传，反映了汉代达官贵人对民间女子的调戏、性骚扰并不罕见。

 

 

▲汉代乐府《陌上桑》背后是一起性骚扰事件。

 

如果说这个使君还算识趣，那么，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儿子，洪州（今南昌）刺史、滕王李元婴，可就不仅仅是性骚扰，而是公然的诱奸乃至逼奸了。

 

根据唐人张鷟所撰《朝野佥载》的记载，李元婴好色，经常以王妃的名义，召唤属下官员的妻子进入王府，加以奸污。

 

李元婴手下有个典签官叫崔简，他的妻子郑氏刚到洪州，就被李元婴差人以王妃的名义召唤入府。郑氏已听说滕王的手段，但无奈只能前往。

 

果然，一到王府，李元婴就开始动手动脚。

 

哪知道这郑氏也是个厉害角色，脱下一只鞋子便将李元婴一顿暴打，用手抓得李元婴满脸是血，还大声嚷嚷说：“滕王哪会干这事，你这家伙一定是猖狂的家奴！”

 

打架声音太激烈，王妃闻声而来，郑氏才得以离开王府。

 

李元婴吃了这番亏，又不好对外说，于是有十多天不敢出门视事。

 

倒是郑氏的老公崔简被吓得半死，要去向李元婴请罪。李元婴实在不好说啥，外头这事又传得沸沸扬扬，只得作罢了。

 

好色之徒反被利用的事例，在正史中也很常见，俗称“美人计”。

 

《宋史》记载，北宋的名将种世衡镇守西北时，当地的羌人中，有一个叫慕恩的酋长所属的部落最为强悍。为此，种世衡请来慕恩一起夜饮，并派出一个美女姬妾在一边服侍。

 

酒席进行到后面，种世衡假装有事离开，然后却偷偷在墙壁缝隙中窥探。

 

慕恩喝了酒，就开始调戏起种世衡的美妾。就在这个时候，种世衡突然闯入，慕恩吓了个半死。要知道，这可是在北宋大将的营房中，调戏人家的小老婆。于是慕恩“惭惧请罪”。

 

没想到，种世衡却大笑起来，说，“兄弟你要是喜欢，这位美女就送给你啦！”

 

慕恩因祸得福，从此便对种世衡忠心耿耿。在种世衡驻守的地域，哪个部落敢反叛，只要差遣慕恩前往讨伐，攻无不克。

 

 

 

 

总体而言，在唐代以前，性骚扰基本还属于无法可治的状态。但到了元代，法律终于上马惩治了。

 

在元代，东汉《陌上桑》中使君的行为，可是犯了性骚扰或猥亵部属罪，这是官吏独有的罪名。元律明确规定，“诸职官因谑部民妻， 致其夫弃妻者， 杖六十七， 罢职，降二等杂职叙”。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 武进县（今江苏常州）一个蒙古官员就因为“将部民妻阿五扯捽戏谑，决六十七，罢现役，降二等杂职内叙用”。

 

由于调戏手下人的妻子，这名蒙古官员不仅被重杖殴打67棍，而且被罢免现役官职，降职二等，只在“杂职”内叙用。可以说，这是古代反性骚扰的难得的进步。

 

 

 ▲元律中有针对性骚扰的处罚规定。

 

而像唐朝李元婴的行为，如果在元代也犯了一种罪——求奸罪。

 

求奸罪，也是针对官吏的独有罪名。元律规定，如果官员用言语、动作等挑逗求奸， 即使未成也构成犯罪：“诸职官求奸未成者， 笞五十七，解见任，杂职叙。”

 

《元典章》记载:，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 年） ， 江西瑞昌县达鲁花赤屯屯求娶民妾， 对方不从，乃“扯定求奸”，被拒。事情发生后，达鲁花赤屯屯被判决“甚失牧民之体”，遭重殴57杖，并免官罢职。

 

元代针对性骚扰的重罪，在明代也得到了继承。

 

明朝初年，天下甫定，朱元璋用酷刑来安定社会。明代《大诰》规定，如果在公共场所骚扰女子，手脚不检点的，将被断手斩脚。

 

当时南京城中就有一个案例，一个公子哥当众调戏民间妇女，被报官后，有司判处罚款了事。不料朱元璋大怒，直接判定将这个浪子斩断双手，以儆效尤。

 

 

 

 

当然，乱世之中，性骚扰往往难以得到惩处。

 

民国时期，工厂中的许多女性包身工，经常受到性骚扰，乃至性侵害。

 

美国学者埃米莉·洪尼格在关于民国上海棉纱厂女工的研究中，就发现女工经常被骚扰乃至强奸。

 

一位被访问的纱厂女工说，工头曾经多次强奸她，而这种事情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纱厂中非常普遍，有些女工由于拒绝工头的性骚扰和性要求，经常遭受打骂：“如果女工屈从工头的要求，就可以得到好活、轻活；如果不从，就会得到重活、脏活，还会丢掉工作。”

 

女性被性骚扰乃至性侵害，本来应该引起公众的同情，但实际上，一旦事情暴露，反而对女性更加不利。

 

美国汉学家贺萧就曾在针对1900-1949年天津女工的研究中发现，女工经常遭受性骚扰和性侵犯。这种骚扰和侵害，不仅来自工头，而且在上下班路上，同厂的男工也经常骚扰她们。此外，女工如果在工作中犯错、偷窃乃至请病假，都时常被工头要挟进行性侵犯。

 

因此，民国时期的上海、天津一带的女工，普遍存在嫁人难的问题。即使结了婚，也常常被婆家人看不起，当时民间就有俗语说：“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做工。”

 

 

▲民国纱厂女工经常遭遇性骚扰乃至性侵害。

 

度过民国的动荡，针对性骚扰，重典重新出现。

 

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法》中，专门设立了“流氓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983年严打期间，当时的著名影星迟志强由于经常跟大家一起跳舞（当时流行跳贴面舞），跟女粉丝搂搂抱抱，被以“流氓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在出狱后接受媒体采访中，迟志强提到，当时与他一起被关进监狱的囚犯中，“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叫猥亵，判了4年。”

 

 

▲青年时期的迟志强，因为“流氓罪”被判刑四年。

 

1987年出狱后，迟志强的《铁窗泪》唱遍了大江南北。

 

铁窗泪迟志强;张秀艳 - 铁窗泪

 

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

手扶着铁窗我望外边

外边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何日重返我的家园

条条锁链锁住了我

……

不要只是悔和恨

洗心革面重做人

 

1997年，《刑法》修订，将原来的“流氓罪”取消，分解成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

 

但如今，针对职场上性骚扰乃至性侵害的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全文完。感谢阅读~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李银河：《性学入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荷兰)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

(美)埃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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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既然是昏君，为什么死也要坚持将大运河修好

Original 九鱼亭 历史D学堂 2021-08-16

 

 

作者：九鱼亭    校正/编辑：莉莉丝

全 文 约 2700 字

阅 读 需 要 7 分钟

 

 

 

在隋炀帝杨广身上有着诸多问题，比如刚愎自用，比如猜忌多疑，他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不喜欢接受旁人的建议，但是，真理往往站在少数人一边，也正是由于杨广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才给盛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隋炀帝在位时期，有很多惊天动地的大工程，比如营建东都、两巡塞北、修缮长城、修大运河等等，在后世很多人看来，这就是压垮隋朝的那几座大山，可是对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人的一生能做很多事，是非对错都会有，即便是隋文帝、唐太宗也做过很多错事，所以，隋炀帝头上那顶昏君的帽子，也要辩证地去看。

 

隋朝大运河是当时最大的工程，工程量之巨大，消耗人力物力之多，是亘古未见的，那么为何杨广要坚持将大运河修好呢？

 

 

 

上图_ 隋唐大运河

 

 

 

• 隋朝大运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关于隋朝大运河，有这么一句评语“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余杭，全长四千多里，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朝对南北军事、政治的控制，而且便利了全国的物资运输，对当时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隋朝的关陇集团极为强大，甚至会掣肘皇权和整个国家，为了制衡关陇贵族，国家战略就需要向东，向南北扩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隋炀帝大力发展科举，也希望克制关陇集团，将皇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上图_ 汴渠也称汴河又名通济渠，中国古代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骨干运河

 

 

 

杨广曾在扬州长期驻守，对南方的物资水平和经济发展有很深的了解，而当时主要的汴渠都是东西走向，南北缺少一条重要的水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年代，车马运输的效率可想而知，而要解决政治核心的粮食问题，必须有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

 

洛阳将权力中心向东扩张，可要控制南北，仍十分困难，粮食问题更是重中之重，所以通济渠、邗沟的作用就在于此，不仅可以加大对南方的控制，还可以将南方的粮食运往北方，保证政治核心的稳定运转。

 

由此可见，杨广对于营建大运河这个工程，在进行很深入的思考，这不是一个拍脑门的决策，每一条河渠的制定都有长远的考虑。

 

 

 

上图_ 杨广（569年－618年），即隋炀帝

 

 

 

隋朝享国37年，时间太短，在杨广看来，要想国祚绵长，大运河是十分必要的，或许他考虑的是大隋的安危，但大运河给唐宋的裨益更大。

 

安史之乱爆发后，黄河以北混乱不堪，唐玄宗南逃，唐肃宗来灵武即位，要想平定叛军，就需要巨量的钱粮，这些粮食，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央，倘若没有运河运输，那么唐朝的国祚有可能就止于安史之乱了。

 

史料记载“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羡余，岁入六百二十万石。”

 

到了北宋，每年通过运河运往京城的粮食，多达620万石，大运河给宋朝做出的贡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唐朝、五代，乃至宋朝都要感谢隋炀帝的这条大运河，为后世做出这么大的贡献，难道杨广真的是一位昏君吗？

 

 

 

上图_ 隋朝疆域

 

 

 

• 南方军事形势的需要

 

在隋统一之前，南北处于长时间对峙状态，南北双方战争不断，而互相的矛盾也愈发尖锐，固然之后隋朝覆灭了陈朝，统一了南北，但在意识形态和思想上，南北远没有一致。

 

江南地区，从东晋以来，刑罚并不严苛，而江南世家大族凌驾于寒门庶族之上，平定陈朝之后，当然要按照隋朝的规矩来，法令有所改变，隋朝重臣苏威撰写了《五教》，令江南百姓熟读。

 

一方面，隋朝的管控，令江南百姓很不是适应，另一方面，那些世家大族的利益，因为陈朝的覆灭、隋朝的接管，也会面临大洗牌的局面，很多人纷纷起事，反对隋朝统治。

 

 

 

上图_ 隋灭陈之战

 

 

 

史料记载“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

 

婺州人汪文进、越州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纷纷起兵造反，大的规模几万人，小的规模几千人，有的还自立为王，设置官署，很多隋朝官员惨遭屠戮。隋文帝只得下令，派杨素为行军总管前去平叛。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很难解决，而屡次派兵镇压也并非长久之计。为稳定南方，北方就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平叛，而大运河便完美的解决了这一问题。隋朝大运河，可以大量南方输送官员和军队和物资，不仅加强了对南方的军事控制，还可以促进南北双方的交流。

 

随着时间流逝，江南才会逐步适应隋朝的统治，而随着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的修建，加速了南北融合的过程，也让统一的思想再度深入人心。

 

 

 

上图_ 隋唐运河及漕运

 

 

 

• 北方军事行动的需要

 

开皇初年，高句丽对隋朝还是比较恭顺的，每年都会来朝贡，可是从隋灭南陈之后，高句丽畏惧隋朝会攻打他，便积草屯粮、训练军队，准备防御作战。

 

当时，高句丽的国王名叫朱汤，为了避免开战，隋文帝曾给朱汤写了一封信，劝其继续归顺，朱汤表示歉意，不久之后，朱汤去世，朱元即位为高句丽国王。

 

朱元和他父亲不同，即位不久，就率一万骑兵入侵辽西，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也就此破裂，随后隋文帝派汉王杨谅前去平叛，可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上图_ 杨谅（575年～605年），本名杨杰，字德章

 

 

 

史料记载“高祖闻而大怒，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诏黜其爵位。时馈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

 

杨谅率军平叛，还没有接战，就出现了几个问题，那就是物资补给不够，出了临渝关，又碰到了瘟疫，可谓出师不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况且高句丽路途遥远，必定需要大量的物资、粮食，运输物资是个大问题，想必对于这一点，杨广是清楚的。

 

在杨谅出兵后，高句丽有所收敛，但在隋炀帝即位后，高句丽再次断绝了朝贡，随即双方关系再度破裂，以至于隋炀帝开始征伐高句丽。

 

公元612年，隋朝和高句丽开战，而在公元608年，隋炀帝下令开凿永济渠，时间也是对得上，永济渠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北方用兵，调用物资、装备、粮食，有了这条河，征伐高句丽的战争才能开启。

 

当然了，除了高句丽，突厥、高昌等国家也是要提防的，有了永济渠，便可以加强北方边境的掌控，保证国家的安全。

 

 

 

 

上图_ 隋朝东都洛阳平面图

 

 

 

 

• 隋炀帝杨广太着急了

 

隋炀帝的计划是好的，执行的效率也很高，但问题在于他太着急了。之所以，隋炀帝可以同一时间，搞这么多大工程，主要在于其雄厚的国力，如果换成一个羸弱的国家，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可是，国力再强也是有限度的，无限制的滥用民力，加重赋税，终究还是会受到反噬的。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营建东都洛阳，耗时十个月，每月用工两百万人次。605年，通济渠、邗沟相继开工，608年，开始修建永济渠，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江南运河。

 

612年都614年，三次大规模征伐高句丽，即便浩大工程密度如此之高，大运河还是修建完成了，而高句丽也差点被攻灭，如果没有杨玄感叛乱，高句丽可能在隋炀帝时期就被攻下来了，不会推迟到唐高宗时期。

 

总而言之，杨广的计划很好，但实施太着急了，如果他能将时间拉得足够长，将工程规模控制好，杨广绝对不会背负昏君之名。

 

参考资料：《梦溪笔谈》、《隋书•卷四》、《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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