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身处这个行业，我大概永远都想象不到，逾期负债的人竟然有这么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想还款，但自己又力不从心，只能在失眠、焦虑中，熬过一天又一天。
2016年，我接到了一个资产管理公司HR的电话。说是“资产管理”，其实主要业务是负责处理银行委托过来的逾期3个月以上的信用卡或贷款的催收：“给逾期的客户打电话催款，在写字楼里坐着办公，一天工作8小时，上五休二，底薪2400加浮动绩效，人均到手五六千。”
我很心动，当天下午就去参加面试，还特意把自己打扮得特别板正——白裙子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小衫，踩着一双黑色皮鞋，花了1个多小时化了精致的妆。
可到了地方，我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很大的差距：这家催收公司藏在一个破旧的写字楼里，外面不气派，里面的装修更是朴素得有点寒酸——100多平米的空间被分成了4块：2个办公区、1个会议室还有1个用餐区。
面试是在会议室里进行的，HR先问了我一些简历上写了的信息，走了个过场，然后叫来了“催收主管”复试。催收主管姓刘，后来我们都喊他“刘哥”。此人大概三十五六岁，虎背熊腰，戴一副眼镜，面无表情，不怒自威。
刘哥让我介绍一下之前的工作经历，我就讲了自己以前做信用卡业务员的时候四处找客户办卡的事儿。刘哥夸我是个人才，随后话题一转，介绍起了公司：“是集团性质的，在全国有几十家分公司，目前为多家银行机构服务。”
这家催收公司是从南方发展过来的，已经开了十几年，之前在行业里名气很牛，但随着同行的兴起、壮大，如今就逐渐“没落”了。和一些大公司相比，这里的催收人员并不算多，特色在于公司的“分部”多且分布广，比如债务人离开本地去了山东某市，我们也可以让山东分部的外访催收员上门。
后来，刘哥又给我讲解了催收员的提成算法和公司员工的晋升机制，最后问：还有没有什么想了解的？
公司的办公区分里外两部分，中间用一扇门挡着。外面只有五六个工位，坐的不是领导就是对接银行业务的服务人员。
三四十平米的房间里，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工位，每一台电脑面前都坐着个女催收员。公司有16个催收员，4个负责外访，剩下的就留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后来我才知道，除了我和另一个女孩是外地人且未婚，其他的女催收员都来自本地，而且都已经结婚，基本都在这儿干了2年以上。
星期一只有我一个人入职，公司并没有安排系统的新人培训。刘哥递给我几张A4纸打印的《员工工作规范》，就让资历较深的老员工卢姐带我，还让我喊她“师父”。
师父先照着纸把工作规范念了一遍，接着花了一上午的时间给我讲解催收员的工作。
和我想象的不同，如今的催收公司比欠钱的债务人还要遵守法律规定。公司的电脑上有一套自己的系统，可能和一般的客服系统差不多，员工只要输入名字登录上去，就能看到刘哥分配给自己的欠款“工单”。
这些工单都是从银行招标得来的，由于我们公司在业界排名不靠前，银行给单量并不多，“账龄”长短也不算特别好。
每个月，公司会给每个催收员分300左右个工单，我们就按照上面的信息联系债务人，每打完一次电话，都要在工单上记录外呼信息，比如代码“EM”是空号，“DP”是债务人的父母……只要联系上了债务人和相关亲属，催收员便会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
在首通电话中，首先要表达对于债务人欠款的“理解”，同时要告知逾期欠款的严重性，得尽量去套取“有效信息”，比如：现在的住址、工作单位、婚姻状况以及收入情况……如果还可以了解到对方是否还有其他的负债、负债多少，就可以更好地预估全额还款的可能性。如果首次沟通良好，那接下来，催收员就可以不断施压、下“外访指令”催促债务人还款。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现实情况是，债务人不仅不还钱，一旦电话催频繁了，他们还会威胁，“我要去银监会投诉你们”。首次沟通一旦失败，之前所有的努力基本都白费，债务人把电话拉黑或者直接停机，也是常有的事儿。
简单的培训之后，师父就让我上机操作。刘哥给我的系统账号分配了100个欠款工单，我看了看记录，心顿时凉了半截——这些债务人都是银行信用卡逾期1年以上的，有的甚至已经欠了七八年。而且，他们都被老员工们“联系”过了，工单上留下了一大堆“EM”。
我心想：“我虽然是新员工，但也不能这样对待我啊，净分我些别人不要的单子。”
师父看出了我的丧气，提醒我不要看别人的记录，“就当新工单打”，否则就很难催回款。
“我们接到的每一个单子，之前或多或少地都会有人联系过。那些容易联系上、愿意还款的，在银行第一轮提醒之后就还了，不会来委托我们公司处理。”
催收员的工作不是打几个电话就能完事儿的，首先要解决的是“债务人失联”的问题。
师父告诉我，常用的方法有3种：第一，查看债务人的身份证、住址、公司的信息，给对方的公司、所在的村委会、居委会、社区街道办或物业打电话，确定债务人是否还在原地址居住，同时调取相关家属或本人的新的联系方式；第二，通过社交软件搜索债务人或亲属的电话号码，添加好友关注对方的动态获取有效信息；第三，通过自己的人脉网，找到能与债务人联系上的人。
像我这样的普通员工找人，常用的方法就是第一种和第二种，耗时长，且过程曲折。出于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社会机构和政府单位很少会配合我们，想套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只能靠骗。同事们打电话的时候不敢说自己是委托机构的催款人员，都是伪装成快递员、某公司的HR或是债务人的远亲。而一些厉害的老员工，动用自己积累的人脉，就能轻轻松松地与我们拉开业绩上的差距。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听说业内有些催收员为了得到债务人最新的消息不惜违规，联系倒卖个人信息的贩子。这些贩子很神秘，只要买主提供身份证号码或手机号，他们就能查到很多信息，比如：最近收快递的地址、近期的联系人……收费从5元到20元一条不等。
我记得做信用卡业务员的时候，曾服务过一个客户，她的信用卡逾期后向我咨询如何办理贷款。后来，不知道那家贷款公司从哪里调取了我们的通话记录，连着给我打了好几个月的电话，问我是否认识这个债务人，和她是什么关系。
有的债务人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一听我是催款的，就会再次失联；有的债务人每次都说还钱，可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会以各种理由跳票。他们认错的态度非常诚恳，就是没有实际行动，眼看着那些老员工每天都有“CP金额”进账，我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早已翻江倒海。
我们公司与银行达成的佣金比例是12%，即银行收回1万元欠款，我们得到的CP金额是1200元，其中，完成这单的催收员能拿120到240元的提成。
公司还设置了全体员工的CP金额达标线和个人业绩量达标线，催收员收回款项若低于CP金额达标线，就拿不到当月的提成；若低于个人业绩量达标线，只能拿个人业绩的90%的提成，若高出那部分，可以拿个人绩效的110%。一些老员工的业绩好，每月能到手一两万，普通员工也能拿到四五千。
混熟后，催收部的同事们都劝我要坚持下去，说这份工作入门的时候很难，但时间久了便会觉得轻松：“这是大专学历的人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至少不用看人脸色吃饭。”
她们对这份工作普遍比较认可：这儿入职门槛低、不卡女职员的年龄，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来这儿“混个五险一金”也好。还有人表示，自己就是喜欢催收：“在家跟老公、婆婆生了一肚子气没处撒，到这儿可以和那些老赖们大喊大叫，可算是发泄出来了。”
收不到款，我变得有些焦虑，甚至开始打算月底提离职。但没想到，在月底的最后一天，我阴差阳错地催回了一笔拖了很久的欠款。
这个债务人从某金融机构借了钱，本金加利息总计2万5千元。他和我遇到的其他债务人不一样——除了手机号，填写的所有的信息都是真的。
我通过他的单位得到了联系方式，给他打电话，他会接；通过他的单位，每次也能找到他；下外访指令，还能联系上他老婆，但他就是不还钱。理由是：“我不缺这点钱，但就是不还，因为这笔钱不是我用的。”
这人名叫张大军，40岁左右，是某国企的一名一线员工。2012年，一个朋友让他拿着身份证、社保卡和一份银行流水去一家金融机构。朋友说，只要交点资料签个字就能拿到一笔钱，不用担保，钱也不用还，“这是走我亲戚的内部关系”。
当时，朋友让张大军在表单上填了一个自己新办的手机号码，张大军想着反正也没有抵押物，钱相当于白捡，就稀里糊涂地一切照办——彼时，P2P小额贷款在这座北方城市刚刚时兴，不了解的人，绝对不止张大军一个。
张大军按要求去银行办了张储蓄卡，卡里是空的，密码设成6个“1”，朋友帮他收着这张卡，说操作完了就通知他。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朋友果然按约定给张大军转了1万块钱。张大军觉得朋友太够意思了，还花了两三百块请他下馆子。
揣着这笔不义之财，张大军的心总是七上八下的，晚上也睡不安稳，剩下的9千多块他一直没敢动，想着要是被发现了，就把钱还回去。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金融机构一直没有联系他，张大军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平静。
到了2013年中旬，才陆续有人给张大军打电话，张口闭口说他欠了2万多块。一开始，张大军以为是诈骗电话，直到催款的人去了他家，他才发觉自己被骗了。他赶紧给那个朋友打电话，却猛然发现这个朋友已经从自己的圈子里消失了很久。
张大军贷款后，他的朋友一直在按时还款，可半年之后就断了。张大军和金融机构交涉了很久，感谢他们在那之后没有增息，但他只同意还自己拿到的那1万元。
电话里，张大军说话的态度很真诚，不像是为了躲避债务给我编故事。我安慰了他一番，说贷款的时候确实是他本人签的字，如果不还钱，就会被起诉，到时候可能会被判刑。
张大军有些动摇，虽然嘴里还不断强调自己只拿了1万，但语气明显软了下来。沉默了片刻，他说：“你明天再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下午下了班，我才终于打通了张大军的电话，他慢吞吞地接了，随即就把手机递给了老婆。张大军的老婆态度很强硬，坚决拒绝还全款，还放出狠话：“有本事你们就起诉，我倒要看看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还有，别再给我们打电话了，要不然我告你们骚扰！”
之后，我每天都给张大军打电话，可一直都是无人接听。没有办法，我下了一次“外访单”，希望外访员能再去一趟张大军的家发几张催缴函，顺便看看他家还有没有其他家属。
到了月底，外访员突然告诉我，张大军的母亲在家，有还款意向。我拿到电话号码，先在心里默背了一遍刑法第193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
电话接通，我还没说完事情的严重性，张大军的母亲便急忙向我索要金融机构的地址。下午2点，我在那家金融机构接待了张大军的母亲，她将近70岁了，坐了2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市区还款，午饭都没吃。
我陪她见了那边的“信控主任”，帮她查询了张大军的欠款明细，又陪她去银行取存折上的钱。期间，张大军的母亲一直处于一种警戒的状态，她面部紧绷，没什么话，坐不住，一直来来回回地踱步。
我知道，她害怕自己被骗，又怕不还这笔欠款会影响儿子的工作和生活。最后，老太太还是拿出了存款，如数还了钱。
我本可以离开了，但我没走，留在那里陪她等。大约1小时过后，金融机构查到钱已到账，就给老太太开了结清证明。当她收到了那张证明，看到上面盖的章的时候，整个人才彻底放松，连忙对我们道谢。
出来后，我送老人去公交车站。她一直沉默着，脸上层叠的皱纹在日光的照射下变得愈加的明显。她的身子很瘦小，穿着也很朴素，背着一个大大的深蓝色布包，走起路来一摇一晃。
我们在风中走着，这情景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奶奶。路过便利店，我给她买了一瓶热饮和几个包子，让她带在路上吃。到了公交车站，老太太还反复嘱咐我：“如果我儿子或儿媳妇打电话到你们公司问，一定要告诉他们只还了1万块钱。”
催回第一笔欠款，我拿到了938元的提成。钱不多，却让我重燃了信心，暂时放弃了辞职的念头。
入职第二个月，刘哥给我分配了一批X银行委托的新工单。
我还没开始催款，就收到了一笔1000元的“自来账”。我很好奇，查了查这笔钱的还款来源：债务人名叫李磊，是本地郊县的人，1987年出生。他和老婆的信用卡都逾期了，工单恰好都在我这儿——他欠了4万多，他老婆欠了2万多。这个月，李磊往这2张信用卡里各还了500元。
这样的债务人，明显是有还款意向，但资金可能出了问题。信用卡的欠款计息是不会暂停的，每天的利息是5?，500块连利息钱都不够。如果李磊能想办法先借6万元还给银行，回头再慢慢把钱还给亲友，就能避免像现在这样一直把钱扔出去打水漂。
我给李磊打了几个电话，都被拒接，于是就拿公司的公用手机搜索对方的微信，申请添加好友，信息像个“卖茶小妹”——“突然想起你，最近还好吗？”
我们公司的公用手机，微信由专人打理，每天都会更新朋友圈，时不时发一些从网上下载的美女生活照和心灵鸡汤，专门用来加那些不接电话的债务人。
过了2小时左右，李磊拒绝了我的请求，并回了一句话：“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已经有很多人加过我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补了一句：“每个月只有那么多，别打扰我了。”
无法和李磊建立正常沟通，我只好下了一个外访指令，希望外访员能考察一下他家的情况。我还特地跟外访员说，如果李磊肯一次性还钱，我们公司能帮他向银行申请滞纳金或减免利息。
周五，外访员去了李磊的家，周一早晨，他就斩钉截铁回了我两个字：“没戏。”最后还补充了一句：“这个债务人就别再联系了，浪费时间，没有用。”
我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外访员嘬了一下牙，咂了咂嘴，反问我：“你见过锅里剩点菜汤都舍不得刷、留着下顿吃的人吗？”
那天，外访员去了李磊的家。李磊长得很老实，说话也客气，一直请外访员去自己家里坐。进了屋，外访员才发现屋里岂止是脏乱差，简直是惨不忍睹。
墙壁都变成了黄色，墙皮已经有好几处大块剥落了。地上堆满了装菜的口袋，屋里除了一张破桌子和几张看不清原来颜色的凳子，就没有多余的家具了。外访员又进了厨房，地上、墙上、灶台上堆积着厚厚的焦黄色油污，大铁锅没盖锅盖，汤上飘着油花，里面还剩下几片菜叶子，苍蝇到处乱飞……
“这种生活之前也不是没见过，但就这条件，还养两个孩子。”外访员感慨说，那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大的四五岁，小的才刚会走道儿。他去的时候，小的正坐地上哭，李磊的老婆或许是怕见生人，一直在里屋躺着，没有出来。
外访员说，李磊和他媳妇以前都在电子厂上班，电子厂给员工上社保，他们就能办信用卡，而且银行批的额度还不低。在工厂上班攒不下什么钱，他们结婚的时候花了一大笔钱，就是套用了信用卡，本来两口子计划好用工资分期还款，没想到李磊的媳妇突然怀孕了。
没过几个月，李磊媳妇就把电子厂的工作辞了。孩子接连出生，很快，他们就入不敷出。没钱的时候也要生活，那就花信用卡里的钱，虽然想着花完就还，但到了下个月，依然没有偿还能力。长此以往，他们的窟窿越扯越大。现在全家人就靠李磊一个人养活，他既没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去工地干体力活儿挣些辛苦钱。
外访员问李磊，他们两边的父母能不能帮忙先凑出这6万元。李磊说，自己家里就只剩下一个老母亲，帮厂子缝娃娃挣点钱偶尔接济他们。他媳妇家稍微好过点，但她弟弟没结婚，全家上下都在给她弟弟攒钱买房，不往外借钱。
年初的时候，李磊的媳妇回娘家拿过一次钱，之后，无论说什么她也不愿意再回去借了。在农村，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有些父母不数落女儿帮不上儿子就算不错了，哪会掏钱给女儿女婿还债？
听了外访员的话，我也觉得没什么戏，但公司要求最少7天得跟进一回，我偶尔打电话给李磊和他的家属，但他们从未接听。
每到月初，李磊就会主动往两张信用卡里存入1000元钱。因为我没机会和他对话，所以并不了解他的还款计划，也不清楚他是否知道这1000元还的只是利息。我在后台看到，李磊的欠款还在一直上升。
我对催收业务慢慢熟练起来，刘哥分给我的工单质量也在明显变好。入职2个月后，我开始感觉不那么吃力了，每天都能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一些债务人。
这些债务人形形色色，欠债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为了爱情负债30万的女硕士；有一个月挣3万、欠了150万赌债的大公司驻外员工；有为了给父母或孩子治病、套光信用卡的中年人；还有刚步入社会，为了整容、买奢侈品负债累累的年轻男女……
如果不是身处这个行业，我大概永远都想象不到，逾期负债的人竟然有这么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想还款，但又力不从心，只能在失眠、焦虑中，熬过一天又一天。
通常，年轻人欠了款只要能联系上父母，基本都能还上。我遇到过一个母亲，是月收入2000多的环卫工，每个月她都按时帮儿子还2000元，也是只能抵利息。我问她儿子去哪儿了，她从来都不肯说。而那些中年人的欠款大多得靠自己慢慢还，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工资不够，家里无人可帮，只能任凭自己陷入迷茫的境地。
有人想从债务中逃出去，咬牙向前冲，却很难找到一条正确的路。我曾遇到过一个女债务人，三四十岁了，总在朋友圈里发一些“找个男人”之类的话，下面附上自己的性感照片。她压力很大，但贱卖自己也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当然，也有运气好的人，比如一个债务人欠了很多钱，买彩票中了大奖，回来把欠款一个一个都还上，从此翻身了。可是，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少了。
更多的债务人都过得浑浑噩噩的，越没钱越不爱还钱，因为看不到一丁点人生的希望，只想逃避。他们在朋友圈里是“白富美”、“高富帅”、不是在感叹岁月静好就是流连于夜店、酒吧。我不知道他们弄出这种幻象，是为了蒙骗别人，还是在欺骗自己。
贫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摆脱的，面对那些债务人，我只能建议他们梳理好自己所有的欠款，做好还款计划，尽量一部分一部分地结清：“虽然过程很艰难，但不要放弃和逃避，迟早会有还清的那一天。”
而那些联系不上的人，我只盼望他们别再自欺欺人了，欠款不会因为逃避而消失，只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一天，一个同事问我是否认识“徐景”——她在工单上看到，徐景的工作单位好像是我曾经工作过的银行。
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我大吃一惊，反复确认信息之后才敢相信——我之前在信用卡中心当业务员时，徐景是银行的领导，我们有过短暂的交集。后来他被调到了某支行，还当上了副行长。
我记得以前的同事说过，徐景在本地有2套房，老婆也是某银行的领导，收入和他不相上下，他们的孩子在国际学校读书，学费高昂。像这样的高收入家庭，怎么会连20万都还不上、还逾期了将近3个月呢？
同事先通过工作单位找徐景，他不在，又通过物业确认了他的居住信息。同事给徐景妻子打电话，第一遍未接听，第二遍接听后，对方很平静地说：“我们正在办理离婚，你直接给他打电话。”
得知这个消息，我有些生疑——之前，我们接触过一些债务人为了逃避偿还欠款，夫妻串通假离婚，把所有的财产都转移给配偶。但徐景不像是缺这20万的人，他欠钱似乎是为了离婚。
2015年，我们团队搞过一次聚餐。按理说，信用卡业务员和银行的领导是攀不上的，但团队的经理跟徐景关系好，那次他也来了。聚会一直玩到凌晨1点，换了好几个场子，徐景全程都在。他话不多，也不唱歌，就坐那儿，时不时地喝一两口酒，与包厢里喧闹氛围格格不入。
我们几个业务员想离开了，但又不好意思先走。于是我坐到徐景的身边小声问：“这么晚了，嫂子不会生气吗？”
我想提示他赶紧走，结果徐景满不在乎地说：“现在太早了，我一般都是应酬到两三点才回家，她都习惯了。”
第二天，我跟同事聊起这件事儿，说徐景连这种员工聚会也要参加，还故意拖到凌晨两三点才肯回去。当时我未婚，觉得这种婚姻实在没有存在的意义，同事却不以为然，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夫妻关系都是这样，结婚的时候都不一定是为了爱情，婚后就更没有。只要两个人能共同支撑起这个家，就能凑合着过下去。”
那天，催收部的同事终于拨通了徐景的电话，问他什么时候能还上这笔钱。徐景说这个月他先还3万，让同事不要再催了，他正在办离婚，法院冻结了他的资产，导致他所有信用卡都逾期了，他也很着急，估计下个月就能把钱全部还上。
同事让他马上还钱，否则下午就派人去支行外访：“如果派外访人员去支行催款，肯定影响不好。”
徐景连连说好，痛快地结束了通话，等到下午，果然还款3万。
后来，关于徐景离婚的原因，我从前同事那里听到了一些传言：徐景有了外遇，新欢买房买车都是他出的钱，那时候他可能已经做好了离婚的准备，花钱也算是提前转移财产了。
算起来，这件事已经过去快3年了，也不知道徐景现在过得怎么样，还是那么晚回家吗？午夜醒来，会不会想起无辜的孩子？
在催收公司工作了一年半，因为收入不算高，租的房子到期，我就办理了离职，想换个城市生活。离开的时候，那些老员工还待在“催收部”里打电话，如果不出意外，她们大概会在那里工作一辈子。
据我了解，如今在这个北方城市，对接银行的第三方催收机构有近10家，竞争压力逐年增加。国家对公民的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催收员在调查债务人信息的时候变得愈加艰难。
银行对“老赖”也采取了新的措施，确认信息有效后，一般不会委托给第三方，而是直接由银行的风控部对接经侦，走法律程序直接诉讼。听说这样做，还款的效果非常显著。
催款公司能不能生存下去，靠什么活着，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未知数。我只知道，只要人的欲望在，不可控的意外在，陷入泥沼的人就不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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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眼下这个颇为困难的时刻，我依然固执地想知道，当我们退休的那一天，是否还怀有对所从事的工作一如既往的热爱？除了生存的必须，我们能否从其中找到可以丰富和圆满我们人生的要素？并且自豪于自己曾经这样用力活过，找寻过自己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我与David年纪相仿，年近40。十年前我们曾是同事，离职后也一直保持联系。
去年年末，我们时隔两年再次见面，明显感觉他沉郁了不少。几杯酒下肚，他自嘲道，“这两年我3次裸辞，却还是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
以前他话不多，但这次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住了。文章是他的自述。
211知名大学毕业，工作之余还读了在职MBA。从猎头的角度看，也不乏过得去的职业经历——先后任职于知名法资汽车零部件和世界500强美资企业，继而是业内强势、有话语权的德资企业，再到业内隐形冠军德企某公司，跟随其在华拓展。30岁前，我已是500强外企里最年轻的部门经理；35岁前，做到了中国区供应链高级经理——这些年，我自认为运气不错，自己也比较拼，得到的一切不过是顺理成章。
然而，2017年的9月的一天，刚开过早会，我的直属领导——中国区COO（首席运营官）刘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简短寒暄几句，就开门见山了：“把你叫过来，是要和你通通气，我的工作要有所变动了。”
“哦，也算吧！”他淡淡地一笑，“我会负责公司新成立的一个BU（业务单元）。”
我隐觉不妙，刘总负责中国区工厂的运营，绩效连续几年都很亮眼，慕尼黑总部对其业绩和为人都赞赏有加，此前一直盛传刘总将会接任中国区CEO，现在怎会仅负责一个BU呢？
还没来得及仔细琢磨，刘总就将话题转到了我的身上，“集团外招了一个新的COO来接我的位置，虽然我推荐了你，大家也认可你的能力和业绩，但收购方有自己的安排……”刘总望着我，直言不讳地讲出了这个结果。我顿时心下一沉，疑惑、失望、愤慨、尴尬，一股脑涌了上来。
半年前，按照公司中国区的潜力人才接班人计划，我已经过全方位的人才测评。此后，集团被一家央企收购，公司内部开始有组织架构调整的风言风语传出，但一直没见实际动作。2个月后，我那整整40页的中英文测评报告发到了集团HR总监、刘总和我的邮箱，结果也是不错的。此后，公司也开始有意让我以COO继任者的姿态参与到更多业务中。我满以为，晋升不过是时间问题。
而现在，一切计划都被打乱，恍若一梦。只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领导尚且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又能怎么样呢？
新任COO很快就职，D总，40岁左右，据说此前在某外企做亚太区运营总监，CEO亲自招的，闪电入职。我承认自己心有不甘，但出于职业操守和现实的考量，起初我也并未有抵触情绪。
没几日，运营交接开始了，我整理出现有供应链状况和绩效和D总做交接，刘总和HR总监也在。那天我打开PPT，刚说到生产计划的状况，D总忽然突兀地来了一句，“这边生产上工人有哪些是刺头？给我个名单吧。”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公司高管应该问的问题，或者，至少不应该是在这种场合问。刘总隐约笑笑，看了看一旁的HR总监，意味深长地说：“如果要找刺头，就一定能找出来的，不过我不建议这样去做。”
HR总监随即跟上，“是的，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嘛，就事论事。”
D总哦了一声，低下头去翻手头的资料了。这虽是个小插曲，但我暗自摇了摇头。
礼拜一通常是比较忙碌的一天，上午连着两个会议，回到办公室已是中午了。正准备去吃饭，我下面的采购经理闪了进来，似面露难色，“早上D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以后有事可以直接向他汇报。”
“嗯……”我有点意外，抬起头来，但马上意识到这不是表达意外的时候。
“我说您才是直接向他汇报的，我这样恐怕不太合适，但D总说都是为了工作，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采购经理字斟句酌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觉得有必要跟你沟通下。”
“这事啊，”我表面上尽量轻描淡写试图打消他的顾虑，“是我说过，最近自己出差太多，如果我不在的情况下，急事你可以直接向D总汇报。”心里却兀自一沉——才入职半个月不到，如果够聪明，初来乍到不是要先摸清状况、稳定团队吗？
思来想去，我自己言行并未得罪这位D总，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他知晓我此前是这个位置的后备军，欲除之而后快。不管怎么样，我决定当面找他谈谈，看是否可以缓和，毕竟，工作而已，不是来搞斗争的。
第二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找了个话题，随后直言，“D总，您刚过来，如果哪些情况还需要了解或我的工作有失误的地方，还请直接指出来，我好改进。”
“没有没有，我还准备问下你今年做的预算和人头数呢？”说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就说要去开会了，我追问向他汇报的时间，他也点点头，“再说再说”。然而，随后一周，他也没再提起。
再后来，类似情况频繁出现，公司悬而不决的事多了，气氛也慢慢变得紧张起来。人事变动相关的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几个经理也都面色沮丧，据说也都被D总叫到办公室挨了骂。很快，大家就寻找到了此前完全不适宜外企的“生存之道”：宁可少做事，也不能做错事。
一天下班后，COO助理跑到我的办公室，透露了一个秘密：上周五，D总私下问她，关于我的背景以及“负责的采购有什么问题没有”，助理莫名其妙，拣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回答。结果反倒被骂“不贴心”，D总威胁要把她换掉，随即还拉黑了她的微信。
我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顺利晋升，果然还是与这次收购后，高层在人事方面的多种博弈有关，但这其中何尝没有中国区CEO对我的看法？而我也从这一幕预见了自己之后的结局——即便现在的COO不及格，也不意味着我可以取而代之。
消息传得很快，好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闻讯来劝我。汽车事业部的生产总监老崔说得更直接：“我在这家公司呆了12年了，来来去去看得多了。你人不错，相信老哥一句话，忍一忍，不要浪费了你的前途，这家伙（D总）乱来一气，待不长的。”就连德国总部的集团COO得知情况后，也临时调整出差计划提前来到中国，找我单独聊了半小时，说如果我的离开是中国管理层的意思，他将一票否决并“Fight for me（为我争取）”。
但当时的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蹚这浑水了。自然，诚如老崔所说，3个月后，D总就被撤职了。
辞职后，我带家人去了一趟海南，平日和妻儿在上海，正好趁此机会和父母共同出游。11月的海南很舒适，躺在沙滩上，看着潮起潮落，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外企生涯，似乎也到了一个可以改变的时候了。
之前一路高歌猛进，这一两年倒是在原地踏步。如果再找一家相同的外企，做差不多的内容，熬几年期盼升职，有意思吗？况且，如今外企确实不比十年前。反观民企，也越来越规模化了，何不试一试？妻子听了我的想法，虽有些担心，但还是表示了支持。
年后，我就接到一个猎头公司的电话，说外地工程机械行业一家大型民企，在找集团的供应链部长/总监。历经猎头来回沟通、董事长的单独面试、分管运营的副总裁及部长的面试，再走完背调流程，3个半月后，我终于拿到了这家公司的OFFER。当时我还想，这算是我职业生涯中历时最长的一次跳槽，可我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入职手续就办了2个小时，签保密协议、竞业协议、劳动合同。其他流程更是混乱，每一件事都需要找不同部门的人，而在和每个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的反应显然说明这里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流程。
相较之下，在外企，几乎能在新员工入职前一周就将信息分发到IT、行政和业务部门。入职当天，根据一张完备的流程表，能在小半天内迅速完成入职程序，当天就开始办公。等到中午，入职程序依然未完成，我被交给了一位同事，介绍称是营运部的小陈，先带我去办公室。
这是一栋年代颇为久远的楼，穿过幽暗的走道，两侧办公室全部房门紧闭。当我坐在笨重的老式皮椅上，看到被蹭得肮脏的白墙、积满灰尘的座机和面前空荡荡的办公桌，忽然有点怀疑，自己这个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临近中午，小陈敲开我办公室的门，“李总，我带你去食堂吃午饭吧。”说实在的，第一次被这样称呼，我非常不习惯，但想了想，也实在没法让他改口。小陈年纪比我还大，一路闲聊，得知他原是一位副总的司机，人热情又手脚利落。后经副总协调，调动到运营部做些杂七杂八的事。
走进餐厅，布局类似大学食堂，里面黑压压地排满了穿着蓝色工作服的车间工人和办公室同事。我正准备找个地方排队，小陈却径直把我领到了一个楼梯口，向上一指，“李总，总部你这个级别的领导在上面的小食堂吃饭，员工在下面的大食堂。”
二楼的小餐厅与一楼由工作人员打饭不同，是自助式的取餐，我刷了卡，端了盘子找个地方坐下来后，忍不住感慨，自己的确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在公司待了一周，到总部的各个部门都去拜了码头，总算基本连上线了。
我原本的计划是去下面各个工厂跑一跑，了解公司实际的供应链运作状况。便问小陈，公司出差要填什么申请。不料小陈却说，不用，省内他开车送我去，“下面的工厂地址分散，不好找。您第一次还不熟，我带您。我让公司人事部门也通知下工厂，这样会好些。”我本想拒绝，但转念一想，自己还不熟悉内部流程，也就没有坚持。
次日一早吃完早饭，我刚走出公司高管宿舍的门，就见小陈从一辆停在对面的别克商务车里钻出来。我有点意外，“这么早，不是说好在公司碰头吗？”
他嘿嘿一笑，“反正我也睡不着，干脆就直接过来了。”
说快也不快，一路高速3个小时才到，下高速一转弯，就看到了公司的大LOGO，就是集团的生产基地了。车行到门口，门卫“唰”地敬了个礼，电动门徐徐分开，一行五人正列队等在公司办公楼下面，打头的一位满脸堆笑。下车后小陈介绍是工厂的唐总。
“李总，欢迎来指导。”唐总热情地伸出手，转头骂了句小陈，“你小子不仗义啊！这么长时间也不请李总先到我们工厂来视察。”其实从我正式入职起，满打满算还没到两周。唐总介绍一旁的同事，基本都是该公司的“要员”，其中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看年龄得有60多了。唐总介绍，“这位是公司的纪委严书记，以前是我们市的文化局局长。”
随后唐总大手一挥，“请，我们先到办公室喝口茶？”唐总在前一路引导，我走在后面，一行人跟在后面鱼贯而入，分宾主在偌大的一个会议室里就座，会议室中间还摆着水果。见我们坐定，一位阿姨赶忙过来将放了绿茶的杯子里倒上开水。
我心里琢磨，其实自己无非是来工厂熟悉下情况，犯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但小陈肯定事先和总部行政沟通过了，总部的人事又通知过工厂，这就成了一次“接待任务”。
随后，唐总安排了负责生产、质量和运营的副总经理带我在各条生产线，实验室、仓库等逐一介绍过，各个模块的经理也都与我详细地聊了聊，很快就到了下午5点半了。唐总定了包房，力劝我晚上不要走，大家为我接风一醉方休。我以明天一早有会，要赶回去做些准备婉言谢绝了，一行人依旧像迎接那样，逐一握手互道感谢，把我送走。
随后的其他几家工厂调研，我特意没让小陈再提前通知，但似乎也都一样。有那么一瞬间，我恍惚觉得这哪里是熟悉情况，分明是机关领导搞视察嘛。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工作，CEO办公室忽然发来一份接待通知：五粮液集团副总朱总一行六人明天下午要来拜访，根据接待规格为“第二级”——相应由集团副总裁刘总负责接待，而接待路径和人员中赫然出现了我的名字。
我大惑不解，这与我业务内容应该不相关的，怎么我还需要参加？电话打到总经办，小姑娘直言，“李总，据我所知您不需要准备什么，只是常规拜访，按照集团的规定，这个级别客户的接待，部分总部高管需要陪同参加。”
这倒是第一次见，不需要知道拜访的内容，就随同参加就行。抱着一丝好奇，我参加了这个我在外企多年、几乎没有过的与业务无关的纯接待任务。
那天，客人在公司待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驱车前往预订的酒店，觥筹交错自不待言，晚宴一直到晚上10点才散去，宾主尽欢，我也喝得微醺。
本以为这是特例，殊不知后来几乎每周都有这样的应酬，接待的部门的人员也五花八门，大众集团、中车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也有经信委、外经贸等等，零零总总不一而足。那几个月里，我喝了职业生涯中最多、最频繁的酒，见了职业生涯中最多样的公司和政府部门——但那里面没有任何一个酒局与我负责的业务相关。
日子就这样到了9月，我内心开始升腾起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表面上，我耳闻目睹全是各种“总”，走到哪里都会有接待，有簇拥；而这个人是不是有真正的才能，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似乎也不是能够让大家关注的点。作为一个总部的业务负责人，大家所期望的是你在总部的话语权，是资源层面上的支持和倾斜。我所得到的尊敬，更多是平台赋予的。
重新复盘自己过往的经历，我依旧认为，自己曾经得到的赏识和尊重，与所处的平台固然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还是取决那些实打实拼出来的业绩。
“业绩、专业和责任感，是能够获得职业尊重的唯一。”——这是我在长期的外企经历里，已经深深被烙印，融化在我的职业价值里。相反，在这里，可能“做人”才是第一位的，适应公司的文化和规则，维护好工作相关的人际网络才是关键。至于业务能力，可能至少是2年后的事情。
然而，让我花上2年以上的时间，以牺牲业务能力的代价来建立这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会接受并融入这些文化和规则，虽是生存关键，却让我倍感荒唐和虚幻。更何况，时间上也耗不起啊。
当然，如果是打定主意职业下半场就要与这个平台绑定在一起，这么耗下去也未尝不可。只是，我心里还是有个声音，提醒自己“这不是你想要的”。犹豫再三，那声音还是占了上风。于是，入职刚满5个月，我跟董事长提了辞呈，在众人诧异和惋惜的眼光中，带着一车行李，我重新回了上海。
如同大多数在外企待了数年出来的人一样，我既想创业，又总觉得项目时机、准备工作还不成熟；想重新回公司，却又说服不了自己回到老路上。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机会，把所有之前没来得及看的电影、电视剧、书都统统看了一遍，一晃3个月就过去了。虽然粮草拜前些年积累，撑个半年一年也没问题。但心里的焦虑却如野草一般，开始漫山遍野生长起来。
期间，约前同事一起吃饭。他原本在一家小公司，刚刚经历一个项目失败，老板自己的问题，因为怕被公司开除，就让他背了锅。出来后也动了心思想自己干，可上有老下有小的状况交织着前途的未知，进退为难，很是焦虑。我跟他干了一杯，说，我也一样。
我的焦虑，既来源于中年来临的职业处境，更是因为我依旧没有想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在这样的迷茫中，春节我接到了一家公司发来的面试邀请。创业型企业，过了C轮，希望找一位在外企有过全面而丰富经验的供应链负责人。我想试一试，对方很快就发来了邀约。
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我足足面试了5次，几乎见过了公司的所有的创始人和核心管理团队。这也好理解，一则，没有人真正懂得供应链，多个人来把关，自然不容易出岔子，即便不合适也是团队一起来招的，法不责众；二则，与核心团队都接触下，之后也能让我更快融入。
现在看来，如果说之前的国企，我只是觉得像是温水煮青蛙，可能于自己的职业发展无益，但这份创业公司的经历着实挑战了我不少的底线。
公司的CEO年纪比我小，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的基层职位做了2年，就与人合伙创办了这家企业。第一次与CEO的面试中，他几乎一言不发，途中时不时拿出手机拨弄一下。入职之后才知道，这就是他的习惯，后来工作汇报中也时时如此。
工作多年，我曾汇报的对象有外企工厂总经理、集团副总裁、百亿民企董事长，各有习惯和脾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尊重人方面都有基本的底线。外企是文化和制度使然，而民企则更多基于创始人的格局和人情练达。虽然提醒自己不要过于在意这些细节，但心中还是隐隐有些不快。
除此以外，这里的加班文化也让我颇感困惑。一天下午6点，对面的采购经理过来，悄声跟我请假，“李总，我今天早点回去了，老人在医院，得过去看看她。”
“好的，”我笑了笑，“不是5点半就能下班了吗？还用专门过来说啊？”
采购经理却尴尬地笑笑，我抬头一看，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埋头在格子间里，乌压压一群，毫无下班的迹象，我心说996果然是创业公司的标配啊。
接下来一个周，我发现不到晚上8点半，办公室几乎没有人离开。专门花了点时间仔细梳理了部门每个人的工作，我却惊奇地发现工作量其实并不大。
公司的加班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应付其他部门的紧急要求，而这些要求，往往是由于上一道工序没有做完整或者没有一次性做好；没有一次性做好在于沟通不畅而时间又太赶；时间太赶的原因又在于平常“救火”消耗太多——譬如时间紧迫，研发对客户的需求没有理解透，导致频繁的设计变更，变更又会造成供应商的生产和供应问题，连锁导致交期的紧张；再譬如沟通不畅，之前没有准确的消息，一旦信息传到部门来时，却已经是客户十万火急了。
在部门周会上，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要看结果，不看苦劳，强调加强协作，要一次做对来提升效率。很快，整个团队加班就减少了，士气却明显高涨了不少。
然而，一个月后，HR总监找到我，几句寒暄后转了话题，“最近有其他部门反映，他们有急事要配合，结果找不到你们部门的人。”
“是吗？都是什么事，真有紧急任务可以直接找我啊。”
“哎呀，就是这么说的，我也搞不清楚你们业务上具体的事情。”她隐约有所指，“你们团队下班好像都比较早吧……”
我一下子明白了，其实具体并没有什么投诉，只是在HR看来，我们部门并没有严格遵守“996”的公司潜规则。而我似乎是打破了公司内某种心照不宣的平衡了，没有人会在明面上否认我们要的是效率和结果，但结果很难短期被量化和看到，但加班则不同——宁可一个表格加班做3个小时，至少，在公司能被大家看到。
我只能苦笑，想来最不应该讲究形式的公司，却最在意表面的“努力”和“奋斗”。而类似这样的“形式”，在公司里随处可见。
公司管理层每周会开业务对接会，时间就定在中午12点。第一次参加我很是诧异：不大的会议室，满满当当坐了11人，围着办公桌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开会，空气中满是菜和饭的味道。
我以为只是偶尔为之，后来才发现，会议总是定在午饭时间。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开玩笑问HR，得到的答复却是，“大家的时间都很难凑，只有利用吃饭的时间了，反正可以同时进行，也不影响。”
我一时间竟然无话可说。就好像不“996”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创业公司一样，如果不在吃饭的时候都开会，怎么体现出“争分夺秒”、“筚路蓝缕”的创业氛围呢？
虽然我依旧认为，任何不追求结果的过程，都是形式主义。
日常工作中，大家几乎不用邮件沟通，钉钉和微信就成了唯一的沟通工具。
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临时拉个群；有单独的话题，就再拉个群，为了搞清楚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时常得前前后后翻上几十页。
没多久，我的微信和钉钉群就达到了六十几个，好多甚至都是同一拨人。生活从此成功地与工作完全融为一体了。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回到家也离不开手机——晚上九、十点还有老板或其他部门的同事在群中发声，不回自然是不合适的——更何况，绝大多数时候，也并没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身心却时时刻刻处在待命状态，让人着实有些疲惫。
有一段时间，我将信息设置为每天晚上九点后免打扰，同时强迫自己不去看手机。仅仅不到3天，HR总监便用开玩笑的语气委婉地提醒我，“大家都在群里讨论，就不见你发声，你是新同事，要加强与大家的互动，融进来啊。”
实际上，大家所谈的事情每条我都看过、考虑过，这些事放在工作时间，当面沟通可能只需要10分钟就能安排得明明白白，可在微信中，至少要用将近1个小时来来回回。我又一次痛切地感觉到，不同的文化和做事习惯的适应实在让人痛苦。
在一次回家途中，开车在外环高速上，群里催得紧，我见缝插针回复问题，旁边突然冲出一辆土方车，我明显感觉得到车身强大的气流，猛地打一把方向盘，一个急刹差点撞上路边的护栏，车停了下来，我握着方向盘大口喘气。
那一瞬间，我的情绪一下上来了，心里既后怕又愤怒——没完没了的加班，不得不回的信息，我真是他妈的受够了。
我甚至想，是不是撞上了路边的护栏会更好，这样也让公司觉得这么做的代价。但立马就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怎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不间断地工作出了车祸，受伤甚至危及生命的是你自己，公司却不会因为这个受到任何的惩罚甚至做些许改变。
我也终于明白，自己不能再继续接受以健康和安全来换取报酬的工作，也实在无法说服自己，认可看似忙碌、实际效率低下的所谓996的创业氛围。那种完全混淆了生活和工作界限的全天候待命的状态，更不是真正的投入。
第二天一早，我就提交了辞职报告，虽然入职尚不满8个月，出于职业习惯，我主动提出额外延长2周交接后再离职。人依旧在公司，心态却一下轻松了。最后一天，我和较为要好的几位同事、财务总监和运营总监一起吃了午饭。
分手的时候，望着蓝蓝的天，运营总监自顾自叹了口气，“妈的，这是我这半年第一次看到的蓝天白云，每天起得比鸡还早，下班比狗还晚啊。”
我调侃他，“别跟狗比啊，信不信我家的拉布拉多比你舒服多了。”他哈哈大笑。
“哎呀真羡慕你啊，说走就走，期权都放弃了。”财务总监望着我，脸色因疲惫而略显浮肿，“我希望这是我的最后一家公司，快拼不动喽。”
我和她握手告别，“别太拼了，股权重要，身体更重要。”
说也惭愧，与许多初入职场心高气傲的人一样，从职业的最初到之后的数年，我从没有想过自己的职业还会遭遇到困境。甚至年轻时还不自觉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譬如暗暗鄙视那些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加入一家实力雄厚企业，就高枕无忧的想法；也认为类似于日本那种终生雇佣制排队熬资历的职业生涯，是如此无聊且无法忍受的——毕竟，在我的价值观里面，体验不同类型的公司和文化，提升自己的能力，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而且，此前跳槽而与之相伴的职位和薪水的水涨船高，也更加强化了我这一想法。
只是这两年的经历让我觉得，从美企、德企，再到国内知名的民企、创业公司，工作内容实际上都是类似的。更令我感到尴尬的是，当初与我同级的老同事，熬到现在大多在原公司已是高管级别，而自己已然来到40岁的关口，竟然丢失了方向。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中年失业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只是尽快再找一份工作，这些所谓的迷茫和意义虚无缥缈，解决了或解决不了，都不会对生活有半毛钱的影响。可是我不行。工作越到后来，我越对自己所做的意义产生怀疑。
如果工作只是一个赖以生存的手段，那是不是钱赚得越多，这份工作就越有价值？如果不是，那什么才是工作的价值所在？
如果得不到一份基于对专业和责任心尊重的工作，如果它以戕害健康、压榨生活为代价，不如此人生就不配成功，那我们还要不要投入？
为一家公司奋斗到中年，却因性价比被逼着重新走入风雨，那么谈职业坚守、“螺丝钉精神”和责任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以前看过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里面有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蘑菇班长（布雷姆）对林恩说，不要持续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占据射击点，为什么一定要杀人，“总是要找到答案这种怀疑的心态，会让自己深受束缚，尤其是在这里（伊拉克战场）。”
总是要找到答案，总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再三追问。这无关生存，但即便是在战场上生死决斗之余，也不能不去想。
更何况，人生到了中场，一定是有和吃喝拉撒同等重要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你没有去问，可能只是没有到那个时候而已。
那天，David望着窗外，似乎在问我，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们当年意气风发，自认为能力和努力都不在人下，如今却发现，选择少得可怜，问题却多得要死，到现在都没想清楚，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只是兀自碰了杯，一仰脖子把剩下的酒全干了。喝得有些高了，两人相对无言。他这两年变动频繁，放弃看来不错甚至光鲜的职业前景，外人难以理解，我却感同身受。
外企对职业价值的尊重依旧远超国内大小企业，但这些年，在华的外企已经逐渐褪去之前的光环，发展已大不如前；大型民营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实力雄厚敢于放权，也成为很多外企背景的职业经理人的归宿，但比起能力，人脉和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而近年异军突起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凭着科技和资本的加持，发展速度更是让人咂舌，但制度和管理规范尚且难以跟上，在“唯快不破”的节奏下，996、甚至007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同类型的公司背后，隐藏着不同的企业文化。而这些所谓的文化，看起来虚幻，实际上却触手可及，譬如你晚上愿不愿意依旧保持在线状态，或者能不能习惯自己20页的专业分析建议，仅仅因为某个领导的一句话就变成废纸一张……而这些，说到底只基于我们的选择而已。
决定去适应还是退出，这无关能力，只是价值选择。问题是，意义和选择，从来没有人能替你去做。人到中年，除了承受着生存压力，还要找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我们确实要求的太多了，还是在这个阶段注定要承受的人生重量？我也没有答案。
2020年新年到来之际，疫情忽然来得猝不及防。大批企业现金流吃紧，挣扎在生死线上。我所在的汽车行业更是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4月份，David终于入职了一家医疗行业的民企，职位没变，而薪水却不到原来的2/3。
“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这个时候先求稳定吧。”电话中我安慰他。他却语气平淡：“下一步准备自己创业，毕竟，这个年纪在职场中已经不占优势了。”
在这个时候，生存尚且不易，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一切，眼下再追问工作的意义，已变得苛求且不合时宜。
然而，即便如此，作为David的同类，我依旧固执地想知道，当我们退休的那一天，是否还怀有对所从事的工作一如既往的热爱？除了生存的必须，我们能否从其中找到可以丰富和圆满我们人生的要素？并且自豪于自己曾经这样用力活过，找寻过自己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我难以忘记比利·林恩重回战场的那一幕，他如同牺牲的布雷姆一样，眼含热泪对着兄弟们说：“我爱你。”也许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也许意义和困惑一辈子也想不明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满怀热忱，重返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