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自阅读、传抄诬蔑乾隆的书刊，就是找死

私自阅读、传抄诬蔑乾隆的书刊，就是找死

 

 

 

Original 余少镭 现代聊斋余少镭 2020-02-29

 

 

 

乾隆十六年(1751)，一篇伪奏稿在全国被转疯了。

 

它是炮轰乾隆的檄文，以官员奏稿的形式写成，不知何时何地发出，直到乾隆十六年七月案发，全国上至封疆大吏，下至贩夫走卒，西至云贵土司，东至江浙文士，都在心照不宣地传抄。

 

这篇檄文到底写了什么，爆炸当量这么大？

 

01

蹭大V的IP

 

大V叫孙嘉淦，康雍亁三朝为官，以敢言直谏出名，外号“大清魏征”。

 

早在雍正时期，孙嘉淦就曾因敢言惹怒皇帝。乾隆登基，故意起用他，由吏部侍郎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此举肯定让当时的知识分子喜大普奔：“盐论字由的春天到来了！”

 

孙嘉淦也这么想的，没多久，他就上了一疏，堪与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媲美，不外劝乾隆多听逆耳忠言，亲贤臣，远小人之类，今天看来，不过小学生级别的常识而已，但在那些刚刚从八旗铁蹄下苟活过来的人眼里，这可是捋逆鳞的自杀式行为，所以，很多人为“孙大炮”捏一把汗。

 

万幸，这时候乾隆的帝位还没坐暖，还在“藏刀”期，对孙嘉淦不但没惩治，还升官嘉奖。

 

这么一来，孙嘉淦名声更盛，俨然当朝“体内健”代表，一些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就冒用他的名来表达。

 

早在乾隆三年，京城就出现第一份伪孙嘉淦奏稿，直言弹劾鄂尔泰、张廷玉等权臣。因为矛头没指向今上，对这份伪奏稿，乾隆也“姑不深究”。

 

有了第一次的安全，也就有了第二次的大意，这两次伪奏稿是同一人所为，还是后者受前者的启发而写，不得而知，动机却是一致的：冒孙嘉淦之名，既达到批评皇帝的目的，又相对安全。

 

所以，在《清代文字狱档》中，此案的总题，就叫《伪孙嘉淦奏稿案》。

 

02

直指乾隆罪错

 

伪奏稿能够被转疯，主要还是内容，赫然列出乾隆皇帝“五不可解十大过”，其实就是十五条罪状，条条都说出全国臣民的心声。

 

由于乾隆本人讳莫如深，各级官员揣摩上意，全面拔除杂草，将收缴的传抄品全部销毁，伪奏稿的内容现已看不到，只能从相关奏折、上谕和供状的间接引述中了解其大概。

 

所谓“五不可解十大过”，现可知的有：南巡、孝贤皇后大事剃头、大金川不该用兵、张广泗事件等。

 

南巡，是指乾隆第一次下江南。此次南巡打着考察民情、礼贤下士旗号，但谁都知道，这位风流皇帝主要还是为了赏景猎艳，不然，哪来那么多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南巡提前一年准备，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所过之处鸡犬不宁，接待不周的官员被处治，搞得全国人民一听“南巡”二字就直接吓瘫。

 

孝贤皇后大事剃头，更是乾隆暴政的体现：孝贤皇后病逝于乾隆十三年，乾隆以违反祖制为名，将两个在皇后病逝百日内剃头的官员砍了头。实际上，满清并无此“祖制”。

 

大金川不该用兵和张广泗事件，则是乾隆军政上的失误：为了镇压少数民族，在本不应用兵的大金川（现金川县，属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发动战事，穷兵黩武，久攻不下，最后推罪于川陕总督张广泗，将其处死。

 

以上种种，伪奏稿出现之前，朝野间腹诽的多，没人敢说出来。现在有了这份奏稿，传抄也是一种发声。发声虽然改变不了大清，但毕竟还有虚假希望在。

 

而希望，其实是无所谓真实与虚假的。

 

 

 

03

乾隆恼羞成怒

 

“五不可解十大过”，在乾隆看来，每条都是诬蔑，是可忍孰不可忍。

 

跟其父雍正相比，乾隆即位时没有那么多的怀疑和非议。所以，登基之初，他也假惺惺地采取过怀柔之策，放宽文禁，笼络天下民心。如乾隆六年发生的“谢济世注书”一案，时任湖南粮道（省粮食局局长）的谢济世，以独特见解批注四书五经，跟传统解释有出入，被乾隆斥为“肆诋程、朱，甚属狂妄”——肆意诋毁国家认证的先贤，狂妄至极。但是，乾隆并没拿谢济世开刀，只是销毁了书和板片而已，谢济世还继续当他的湖南粮食局局长。

 

乾隆以为，他这么宽宏大量，知识分子们该不时跪舔了吧。万没想到，十年过去，还是总有刁民污蔑朕。更甚者，朝野之间竟有这么多人传抄，那些写在纸上的沙沙声，在这自认伟大的皇帝听来，就是打在脸上的啪啪声。

 

乾隆的恼羞成怒，从相关谕旨中不时满而溢，如“此等恶逆狂悖之词，凡为臣子者惊闻之下无不痛心切齿，愿得食肉寢皮……”（清代文字狱档·伪孙嘉淦奏稿案·开泰务须实力办案谕）。在两个月后发出的《办理务须得当不得苟且完结谕》中，乾隆更是将恨意和盘托出：

 

 

（伪奏稿）蔓延各省，传播之广如此，其首先捏造之犯审乃罪不容诛。此等诪张诬妄之词，贻害于人心、风俗者甚大，当此国家全盛之时，正应溯流穷源，寻枝批根，以正人心而息邪说，况此等传抄之犯亦不得概谓之愚民无知，如果无知，虽示以伪稿将茫然不知为何物，何论传抄；凡属传抄，皆幸灾喜事不安分之辈，今并不治以重辟即行正法，不过量予枷责，使知儆畏，向后倘遇妄言邪说不为所惑，则小惩大诫，所全实多，若恐株连人众，姑息从事，将养奸酿患，无所底止。

 

 

里面一句话很关键：“当此国家全盛之时。”现在条件成熟，不能再轻易放过敢逆鳞的臭知识分子了，否则，他们就要蹬鼻子上脸。而那些传抄者，也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刁民，一个也不能放过。

 

两百多年过去，我们仍能听到太和殿里那咬牙切齿的恨恨之声。

 

04

以替罪羊收场

 

伪奏稿最迟于乾隆十六年初就在民间流传了，直到同年七月，才由云贵总督发现并上奏。一个月后，乾隆见事态已不可收拾，下了一道《严拿传播伪稿逆徒谕》：

 

着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直隶总督方观承、河南巡抚鄂容安、山东巡抚准泰、山西巡抚阿思哈、湖北巡抚恒文、湖南巡抚杨锡绂、贵州巡抚开泰，令其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拿有奏闻请旨，勿令党羽得有漏网，务须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扬泄漏。

 

 

一次性点名八位封疆大吏组成专案组，这在中国文字狱史上是空前的，还再三严令不得有漏网之鱼，说明乾隆对此案之高度重视。同时也可看出，乾隆也很矛盾：既要加大力度跨省侦查，又怕侦查过程中伪奏稿内容泄漏出去，造成二次传播。

 

随着人越抓越多，纸包不住火，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一年后，开始在全国公开严查。十七年十二月，乾隆还下旨重申此案重要性，警醒办案人员，若“畏难中止，则无由正人心而维风俗”，如果不能揪出幕后主笔，全国人民的道德底线就会被拉低。

 

从乾隆十六年七月到乾隆十八年三月，一年八个月时间，伪奏稿案覆盖北京、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留下了160道相关奏折、132道上谕，其案卷之多、牵连之广、历时之长、影响之大，文字狱史上无出其右。

 

最终，网越撒越广，捕到的，却是些小鱼小虾，其中的屈打成招、挟私报复、借机栽赃，更是数不胜数，乾隆本人及办案人员也被搞得灰头土脸……最后，所有的疑点集中到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身上。

 

长淮卫，明清时的军事重镇，今属安徽蚌埠；千总，是驻扎在这里的正六品武官。线索告诉专案组人员，卢鲁生父子可能是伪奏稿源头。严刑之下，卢鲁生又供出，他的伪奏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再讯问刘时达，刘供出他儿子刘守朴；审刘守朴，他说伪奏稿是幕友孔则明给的；孔则明供出，其伪稿乃得自苏州……

 

本想顺藤摸瓜，藤却越摸越长，乾隆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越查就越多人知道伪奏稿内容。一年多的折腾，杀鸡儆猴的目的已达到，该收场了。

 

收场，那也得有人献祭。于是，卢鲁生和刘时达只好承认合伙污蔑圣上的“犯罪事实”。乾隆于十八年正月二十五发布《正犯已得昭告中外谕》，将“主犯”卢鲁生凌迟处死，其子卢锡龄、卢锡荣斩首，刘时达“开恩”改为斩首，家属连坐。同时宣谕中外，所有传抄伪稿各犯俱加恩宽免（官员除外）。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最后，乾隆还不忘在杀人谕旨中惯性自夸：“朕君临海宇，刑赏一秉至公，从无丝毫成见。”问你英明不英明。

 

一万首颂歌，也抵不上一句“污蔑”。因为唱颂歌不但安全，还能套现功名利禄；胆敢“污蔑”，则要冒杀头的危险。也因如此，凡“污蔑”，皆出处真心，字字肺腑。这些，臣民都懂，乾隆更懂，所以，这既是伪奏稿全国传抄的原因，也是乾隆最害怕这种“污蔑”被更多人看到的原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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