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当初苏行长说得是有道理的，我与客户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国有银行的牌子和员工的傲慢上的——客户不得不来银行办业务，而我又愿意为他们服务——所以大客户重视我只不过是想来办业务时方便一些。
一旦我离开了国有银行的金字招牌，就会立刻变得毫无利用价值。
伍强第一次向苏行长提出辞职时，行长脸上惊讶的表情一闪而过，“你也算是X行的老员工了，应该清楚，这些年来，你工作做得不错是因为客户冲着国有银行这块金字招牌，别忘了你都38岁了，一旦离了职可就啥也不是了……”
尽管一个月前，本市一家名为明银财富的理财公司一把手王总刚亲自面试了他，许下高级理财师的职位、并开出每月9000元底薪的“高价”。但于此同时，王总也坦诚说明了，只能给他最长6个月的无业绩保障期，业绩不达标就有可能会被公司劝退。
2019年春的一天，午睡正酣的我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电话另一头里，伍强的语气很不寻常：“你在家吧？我一会儿就到你家楼下。”
我大吃一惊。虽然近年来银行风光不再，基层员工待遇持续走下坡路，年轻人跳槽的事也时有发生，但对于工作了十几年、接近不惑之年的伍强来说，辞职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也曾和他讨论过关于跳槽的话题，得出结论就是——要在银行混到退休。怎么就“画风突变”了呢？
“算是主要原因吧。咱们基层支行一般员工每月加上‘预发’拿到手就2500元，你又不是不知道。新单位给我9000元的工资超出这里几倍，在东北城市的工薪阶层里算是高档的了。”
我不禁笑了。我所在的支行比伍强的金达支行每月还要少发200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作为大学同寝、毕业同行的兄弟，我对伍强再了解不过了。
他是81年生人，2006年进入金达支行工作，领过一年多的“大锅饭”工资——普通员工发到手800元左右。好在当年银行里机构臃肿、管理粗放，一个岗位由两三个人负责，工作很是清闲。大多数老员工又是在90年代分过住房的，加上科长甚至行长工资也不会高到哪里去，所以大家对收入问题都不甚敏感。
2007年底，银行开始实行绩效工资制度——上级行按照基层行经营业绩配备工资，行长有权利支配绩效工资。在此激励下，银行很快迎来一轮业绩攀升热潮，普通员工每月到手的工资高达七八千，“营销能手”月入过万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自2008年担任理财经理起，伍强年年都是“营销能手”，最高时一年的绩效工资就有十七八万。
好景不长，2013年银行再度改革，施行岗位薪酬制度，员工收入结构变为三栏：档案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一下拉开好几倍，正副行长至少能拿到二三十万的年薪。与此同时，计价工资（员工销售产品给的提成）随之弱化，除了一些重点业务外，其它上百项任务指标的计价都少得可怜。
等到2016年，银行利润空间进一步收窄，每季度的绩效工资直落到高峰时期的1/10。这样对一般员工来讲，基本又回到了10年前吃“大锅饭”的状态。每月只发到手2500元左右的保底工资，加上省行“赏赐”的人均5000元的年终奖，一年拿到手不到4万元。
收入持续下滑，高学历年轻人纷纷离职，但对于伍强和我这样，在国有银行蹲久了、练就了一身无用本领的人，出去是没什么其他的谋生技能的。更何况，别说其他金融类单位，就算是本单位省市行内部招聘，都死死地卡在35岁大关上。
“我姑娘现在在私立小学上三年级，我月薪2500元刚好抵消她学费和补课费，就这样一直挺着，等她几年后上初中，入不敷出几乎是一定的。今年春节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网上投了几份简历……”
与王总交流后，伍强心里多少有了点底。可稍微流露出跳槽的打算，立即遭到家里人的一致反对。伍强也没辩解，暗自经过了一周的激烈思想斗争，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将辞职信正式交到苏行长面前。
相比起第一次提离职，苏行长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小伍啊，咱国有银行工作多稳定啊！你这么年轻，要懂得赚钱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还是未来的发展。你是211大学毕业，又是咱行的业务骨干，早晚都会被提拔的。再说社会上那些所谓的理财公司都是骗子，怎么能靠得住呢？”
伍强讲到这里，我俩一起笑了出来——醇厚的鸡汤对于接近不惑之年的老员工而言，是没什么作用的。
金达支行是直辖行下属的小型支行，行长、副行长是正、副科级，其他均为一般员工（科员）。科员往上一步就是副科级干部，其提职的权限并不在基层行，而是上级直辖行说了算——所以，实际情况与苏行长说得正好相反——为了避免上级行从基层行抽血，在基层干得出色的员工，行领导反而会藏着掖着，生怕被上面的领导相中调了去，扔下一大摊工作不好解决。
就在去年冬天，伍强好不容易打通关系，让直辖行个金（个人金融）部经理以缺人手的名义借调自己，就被苏行长百般阻拦，理由是金达支行只有伍强一人兼有AFP（Associate Financial Planner，金融理财师）和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证，上调不利于金达支行开展营销工作。
“说实话，我理解你的想法，但却并不赞成你从X行辞职。”我坦率地对他说，“咱这个岁数在外面世界看来没啥竞争力，国有银行只招应届生，一旦迈出了大门，就不可能再回得来了。”
“我也明白其中风险，”伍强自信满满地笑着说，“我猜你也不会赞成，所以之前也没问过你的意见……”
虽然省行的正式批复还没有下来，但伍强已经在新单位开展工作了。我目送他驾车离开，心里替他捏了一把汗。
和伍强聊完，我也在网上查了查明银财富的相关资料。它是隶属于一家大型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管理机构，成立已有近10年时间，在本省做得相当不错，也拥有“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公募基金代销登记”，这证明它并非是苏行长形容的骗子公司，我方才稍替伍强松了一口气。
然而不到一周，伍强又来找我，“一切都完了！这回我可能是真废了。”伍强接过我递给他的一瓶饮料，愁容满面。
“这才一个星期啊？不是说好了有半年的无业绩保障期吗？”
“都怨我自己不争气啊！”伍强眉毛拧成一个大疙瘩，“咱这个岁数的人在国有银行算是业务精英，出来才知道，在体制外公司完全跟不上节奏。”
原来，伍强去的第一分部40多号人，绝大多数都是85后，同一批入职的几人除伍强外都是90后的小年轻。培训专员把公司简介、产品介绍、针对不同目标客户的话术拿来让新入职的员工记，一个叫张洋的93年姑娘不到20分钟就背得差不多了，还现场给长长的产品说明书画了个演示图。
伍强这边才看了个浮光掠影，就轮到他上讲台情景演示，众目睽睽之下说得结结巴巴。
“王总和团队长原本认为以我在国有银行的资历肯定手到擒来，没想到……我这老脸臊得都没处搁啊！”
我不禁哑然失笑：“国有银行员工赚不到计价后，客户咨询理财产品时，大堂经理都是打出一张纸递过去，或者干脆让客户自己看掌银，一副爱买不买的态度，更别提研究产品细则了。”
人比人，气死人，伍强过不了关，就被培训专员追着问，一天找他好几遍：“伍经理学习得怎么样啦？咱们情景演示一次呗？”伍强心里堵得慌，国企出来稍有资历的中年人多少还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傲，被一群90后小年轻考来考去，真是一种明知自己不对却还是难以释然的复杂心情。
“我倒认为产品知识虽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你掌握的客户资源，所以也不必如此上火。”我劝他说。
“这道理我何尝不懂，”伍强仍旧眉头紧锁，“其实彻底打垮我自信的还是两名大客户。决定跳槽之前，我联系了几名关系最好的客户，其中两位存款数千万的大姐都表示愿意跟着我走，承诺我去哪她们的钱就去哪。与银行相比，在第三方理财公司赚钱的方式简单明了，拉客户购买一年期理财产品提成能达到1%左右，到期续约也算业绩。当时我算，两个存款大户各买1千万理财，我一年的提成收入就有近20万。没想到的是，上周我就被啪啪打脸，给她们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后来竟被拉黑了。”
“现在看当初苏行长说得是有道理的，我与客户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国有银行的牌子和员工的傲慢上的。客户不得不来银行办业务，而我又愿意为他们服务。所以大客户重视我只不过是想来办业务时方便一些。一旦我离开了国有银行的金字招牌就变得毫无利用价值。没有客户意味着什么我再清楚不过了，当初我顶着所有人的反对一意孤行，被辞退了怎么和家里交代？”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好试着岔开话题，看他重重的黑眼圈，问了句：“你现在是不是睡不好？”
“岂止睡不着觉啊，我20年的吸烟习惯都愁没了。这不，烟一停人立马胖起来了。从前在银行上班时离家近，一个月开车油钱才几百块，现在上班单程就10多公里，中午吃饭还得自费。要是真的失业，自己交养老保险，每年最少也得1万多，家里还背着几十万的房贷。爹妈借不上力，丈人丈母娘的退休金也就2000多……”伍强无不悲凉地说。
我见伍强似乎流露出悔意，赶紧顺水推舟：“你上报辞职申请才两周多时间，省行的工作效率不会这么高。只要没过行长办公会议，还有机会撤下来。银行这几年人才流失严重，对第一学历本科的员工还是倾向于挽留。我在省行有个熟人，咱俩现在就去人事处。”
我站起身来，伍强却坐着不动，他思考了足有1分钟的时间，才像是好不容易下定了决心似的说：“我既然决定告别过去，选择新的开始，就不准备回头了。走一步算一步吧，如果‘零出单’被开除了，我就去开网约车。”
过了几周，伍强又约我一起吃饭。一进饭店门，他就掏出3张红色大钞拍在收银台上，以示请客的决心——“哥们，我出单啦！”
他放松地把胳膊向后搭在椅子的靠背上，竹筒倒豆子一般径自白呼起来，“前几天张姐电话咨询我银行业务的事情，她是我原来在金达支行维护的客户，存款只有几十万元。因为明银财富的理财产品都是100万元起步的，所以我一直也没把她当成目标客户。但既然问到了我还是耐着性子给她解释半天业务，在结束通话前顺便说了一嘴我跳槽的事。”
“你猜怎么着？”伍强神采飞扬地说，“张姐说自己在其他公司买过理财，我一琢磨，有过在第三方理财公司做过产品的经历，说明她是信任理财公司的，于是我说请张姐吃顿饭，看看有无营销的可能。”
没想到见面一唠起来，张姐对产品的了解十分专业，伍强灵光一闪，“张姐你要是有闲钱的话，在我这儿做100万的理财，我可以把1万元的提成全返给你。”张姐似乎早料到伍强会这么说，干脆地回答：“行啊，我刚好有100万的产品到期，就先做半年期的吧。”
伍强办事干净利落，开车载着张姐去银行转了账，签完合同后，马上自掏腰包取出5000元现金塞给张姐（半年期提成减半）。张姐拿到现金返点非常高兴，连连说再有理财产品到期，都会陆续转到这边来。虽然伍强给出的“返点”没有丝毫水分，算上扣税可能还要赔100多元，但出了第一单，大大地缓解了他心中的重压，精神状态也好多了。
“本来我是打算不赚钱买个舒心的。零出单的帽子太重，每天晨会、夕会被王总点名批评受不了啊！”
我还没来得及插嘴，伍强就继续说，“没想到才隔了一周，张姐就主动给我打电话称又有200万的理财到期，我都按照老规矩办了。连出2单共计300万，领导对我的态度马上转变了，几次在会上点名表扬了我。后来我才知道，张姐是代她做生意的弟弟管钱，我全额给她的返点……你懂的。真是当初的英明决定让我牢牢抓住了这个客户。”
过了两个月便是端午节了。伍强问我要不要陪他去给客户送点礼。
再见面时，伍强之前的颓态已经一扫而空，整个人变得神采奕奕。不用我张口问，他就像是汇报工作一般自顾自讲了起来：“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态度是端着的，维护大客户都是行里出费用，我还嫌烦。现在是给自己赚钱，观念一下就变了。我掌握的客户有200多人，潜在的出单客户也就30多人，于是我自掏腰包，按每人200的标准买了鸡蛋和粽子去拜访。”
“不太好，打电话不少客户都称自己很忙，我就逐个给送上门去，只有少数客户见到了本尊，多数礼品都扔在小区门卫那了。没办法啊，没了银行大厅这块阵地，要不借着这个由头，连个和客户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伍强的车缓缓停在本市最豪华的别墅区里，指着前面一栋法式风格的3层别墅说道：“这是我新拓展的一位客户家，你等我一会儿，我把东西给她就回来。”伍强双手各提着一盒礼物进了院门。我也下了车，踱步看风景。小区绿植茂密、整洁静谧，好似世外桃源。我用手机上网搜索了一下，不禁咋舌，这里精装别墅售价超2500万。
七八分钟后，伍强脸上挂着笑容回到车里：“我这阵子运气确实不错，这大姐能成为我的客户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前几天我们单位举行财富讲堂，领导让我们邀约客户参加。要说国有银行的人像狗……”伍强瞥了我一眼笑道，“我可不是说你啊，想生存干得好赖不重要，关键是得把行长舔舒服了——财富公司的人就像狼，掏着肉才能活下去。看你领来的客户很有钱的样子，一不留神没看住，其他分部的理财经理就偷偷递纸条抢客户，但总部又规定经理们必须带一名客户去，不然就会扣工资。我就翻通讯录，好不容易找到朱姐，她之前在金达支行只买过国债，前后一共买了6000万，我就断定她是一个稳健保守型客户，不怕抢。”
“一句话，就是认为她不会买你们的理财产品，你才领她去的吧？”我笑道。
“对啊，”伍强一拍大腿，“没想到听完讲座之后她似乎很感兴趣，我感到这事有门儿，就尝试发了一个产品给她。才过了两周，她说要买100万。我连夜死记硬背产品细则，第二天带着合同登门拜访，这大姐根本不听我的碎碎念，只问了两句存期和收益，就大笔一挥签了名字转了款。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人家钱厚得很，在好几家银行都有几千万不等的存款。我委婉地提了一嘴给返点的事，人家根本不稀罕要……”
伍强把车停在离支行200米左右的路边：“林啊，你帮我个忙，把东西放在后面小区保安亭里，我打电话让客户有空去取。”
“咋了？是不是回到奋斗了十几年的故地情怯？”我想调侃他两句，伍强却深深叹了口气，似要把郁结心里的怨气倾吐干净。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决定跳槽不只是收入低的缘故，还另有难言之隐。
近几年来省行下达的任务翻番增长，对于基层支行来说，120余项指标根本不可能全部完成，行长就只抓上级领导催得紧出政绩的、行长班子能得奖金的项目。而这里的一个“高招”，就是挪用其它指标的绩效工资大幅提高专项计价力度。比如营销一个ETC（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上面匹配的绩效工资只有20元，下面支行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愣是加到200元。“乾坤大挪移”的结果自然是有人多赚就有人少赚。
绩效考核的指挥棒失灵了。上级行用“前途”压基层行长，基层行长却指使不动员工。一些有背景的、岁数大的员工开始躲活，最初只是来回“踢皮球”，到后来有的人干脆连本职工作也带干不干，隔三差五请假。发到手2500元的工资是文件规定的红线不能扣，奖惩失据最终导致扔下的工作就按照“谁能干谁干，谁老实谁干”的“法则”落到两三个脸皮薄的人身上，伍强就是其中之一。
那之后的2年，伍强工作忙得脚打后脑勺，节假日也得加班走街串巷营销，吃了不少憋。苏行长承诺营销一个“贴码”计价50元，但“隔日到账”的功能对比微信和支付宝着实“先天不足”。他只好自掏“好处费”求商户办理，一天下来只能办10来个。中午随便吸溜一碗面条，来回的油钱都是自己的钱。
这还不算啥，有员工请假苏行长也让他顶，伍强作为理财经理，替大堂经理站岗还算靠谱，夸张的是苏行长还让他替会计综合员报表，替内控部出庭去打信用卡官司……
等2018年年终发绩效工资，苏行长没按照规定公示，却挡不住员工私下里探查。伍强一对比，自己一年跑下来，只比上午来刷一下脸、然后就玩消失的同事多了600块。
更气人的是，业务这东西是“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转过年来，上级行自律监管检查，发现两份营销资料填写不全，给了伍强落了底稿，随后跟了个警告处分，扣了1000多块的工资。
伍强“多劳少得”，实在按捺不住怒火，求找苏行长掰扯计价。苏行长反倒说他办的贴码客户都不用，算不动户不给计价，另外一些指标“支行下降数和增长数两抵，所以也没钱”。伍强鼻子都被气歪了，他要求把本不属于自己的活交接出去，结果可想而知，活儿这东西就像是牛皮糖，一旦接了就粘在手上抖不掉的。
2018年年初，苏行长让行里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小伙子营销国际业务。小伙子靠自己家里关系，拉来一笔大单，按照上级行的文件，能得10万元奖励。项目落地后，后台人员反而埋怨说“新业务不会干”，小伙子没辙只得自己做表、写报告、跑上级行一条龙。没想到业务办完后，苏行长只给小伙子发了1000块绩效，剩余的“大头”全用来填其它政绩指标的窟窿了。
加班半年只换来1000元钱和微信群里领导一个大拇指表情，小伙子一气之下裸辞去了南方，临走给伍强丢下一句话：“给苏行长卖力，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眼见“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态在单位占了主流，伍强坚定了跳槽的决心。
“也就是说，走出国有银行大门迎战风雨一半是经过几番权衡的选择，还有一半是被逼的。”我忽然理解了伍强之前拒不回头的举动。
“对了，那个叫张洋的小姑娘现在干得怎么样了？”我又想起伍强刚进新公司的窘态。
“别提了，小姑娘工作的年头太短，手里只有二三十个客户，3个月没出单，被老总在大小会议上痛批。在岗说你不出去跑客户，呆着混饭吃，不在岗说你脱岗偷懒。总之一句话——不出单的话，你是站也不对，坐也不对……”
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客户们起初冲着金字招牌去的不假，但“日久生情”，总有信任工作人员个人的。于是对第三方理财公司来说，从银行挖人就是抢客户最高效的办法。而国有银行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纷纷成立自己的理财公司。
在混业经营的大势所趋下，撬得动大客户的经理就是你争我夺的“宝贝疙瘩”，带不来客户的则会被弃如敝履。
入职不到半年，伍强已经累计出单1100万，其中“吃返点”的张姐一人就贡献了800万。这使得伍强成为明银财富第一分部2019年入职新人中营销成绩最好的，顺利升任高级理财师。但我也观察到，他的情绪也随着业绩不断地大幅波动。
7月末，伍强说要带我一起拜访个客户，一上车，就给我看了一份复印材料。
“我前一阵子好不容易谈了份1000万的大单，被苏行长给搅黄了。”伍强火冒三丈地说，“客户就差在合同上签字了，有些不太放心，给苏行长发微信问我的情况。行长竟然跟人家说我是因为工作干不好，在支行混不下去被开除的！还说我去的新单位也是骗子公司！”
“这就有点不厚道了啊，阻拦客户去你那买理财也不能瞪眼撒谎，泼人污水啊！”我听了，心里也一阵阵泛恶心。
伍强和苏行长在客户维护工作上的分歧早已有之——苏行长为了完成储蓄存款计划，每逢季末就特别授意客户经理们，千万不要通知理财到期的大客户，存款时点余额（某一个具体时间点银行账户的存款余额）能占多少就占多少。
伍强总对她的这个指示阳奉阴违。尤其是他维护的一家做貂养殖的老两口，他们有3个貂场，资产上亿，在金达支行有5000万的理财资金。伍强总觉得到期不续接，眼看着人家每天损失5000多元良心不忍。
时间久了，苏行长的打法难免被客户察觉，因此得罪了不少客户。而伍强负责维护的大客户理财到期续接却都非常及时。即便如此，伍强也仍然坚持自己的打法。他认为一届行长干个两三年就轮走了，往往为了升官冲业绩不择手段。大客户可是自己作为一个员工，能掌握的唯一资源。于是，伍强拼命维护客户的利益，结交下了不少优质客户，也得罪了正副两位行长。
伍强跳槽前，就和养貂的老两口提了一嘴，当时两人就说伍强一旦跳槽，自己立即就把钱转走。伍强当时没太当回事，一来对方资金太大了，二来老夫妻又都过了70，办事从稳健出发，私交就算再好，也不太可能买第三方理财公司的产品。
可等伍强刚交离职申请书没几天，苏行长突然打电话，斥责伍强说那5000万资金被他挖走了。伍强几经打听才知，老夫妇已将5000万资金转到辽宁一家商业银行去了。苏行长当然不信他的解释，咬定了是伍强挖走了大客户。
“这1千万的大单没出来，得少挣10万吧？”我俗气地插话道。
“没10万也有7、8万，关键是我还差150万元的任务没有完成，这单不成有降一档工资的风险。”
“继续跑客户呗，凭从前打下的人脉基础，求人家帮我冲一下月底数。经过这次也好。原来我从支行挖客户心里还是有点压力的，老苏她既然这么埋汰我，反倒让我感觉释然了。”伍强说，“这不？我特意把我的离职材料复印了备用，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是：因个人原因辞职。”
“你们行长可能不止对一个客户这么说，之前客户拉黑你恐怕就是这个缘故。我觉得你还得再发一个朋友圈向更多的人自证清白。”我建议道。
说话间，地方到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伍强带着我拜访的客户竟然是金达支行的信贷员王哥。
“唉，我也和老苏翻脸喽！”见了面，王哥边给我们倒茶边说。
原来伍强离开支行后，扔下的活全落到“二号老好人”王哥身上，身为信贷员的他还得卖溢价百分之五六百的金钞，推销已经市场饱和的ETC等，“说是叫什么捆绑营销，完不成的话放出去房贷就不给计价。”
王哥一看，任务难度也太高了，索性连房贷也不放了。不管老苏交给他啥工作都先点头应下，实际上看都不看，每天混到吃完午饭就跑出来喝茶泡脚。东西报不上去，上级训的也是行长，苏行长实在没法子，不得不突破了人事制度，聘了两个劳务派遣工担任大堂引导员帮着干活。
“我那3处房子收租是工资的好几倍，也不差那点计价钱。不过就是看在六险二金的面子上，混到退休。”王哥是老员工，曾经分过银行福利房。
伍强听了，脸上并未浮现幸灾乐祸的表情，只是平淡地附和了两句，然后直奔主题：“大哥我这边还差100多万的任务，不然就会扣工资。你这要是有闲钱帮老弟的话，我把提成和应扣的工资都给你。”
王哥端起茶盏一饮而尽，十分敞亮，“我要你个屁钱！我手里倒是有200万左右的活期理财，但过一阵要用，长期的肯定不行，有短期的马上就能办。”
就这一会儿功夫，王哥就在伍强这里做了一份7天的纯债券型基金。伍强总算凑足了任务，方才露出笑容，死活晚上又拉着我请了一顿胜利感满满的大餐。
伍强渐渐适应了天差地别的工作方式，但他对待客户的方法还是那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住豪华别墅的朱姐进了理财公司“高净值”目标客户名单，老总每天都让伍强给她发新产品，伍强表面答应，实际上总是隔很久才发一个。“朱姐青睐我，就是因为我骚扰她的频率很低。”伍强说，“按领导说的办，早就被拉黑喽！”
老总连番催促伍强给朱姐做资产配置，他也自有主张：“没有亮眼的过往收益，人家凭啥把几千万资金交给咱打理？等她第一单到期，我向她推荐私募股权母基金，公司赚钱不多，但客户潜在收益很高，这才能赢得客户对公司品牌的信心！”
对于未来发展伍强也未雨绸缪一番，国有银行保底工资靠文件，在理财公司就只能靠自己了。张姐和伍强交底说她还有700万的理财，一到期就会搬家过来，还殷勤地张罗着动员亲戚朋友去他那买理财。
虽然伍强一分钱提成不赚，但能维持2000多万资产余额，保住高级理财师的工资段位足够了。开貂厂的那对老夫妇没事常和伍强发微信聊天，他们打算近期回本市考察貂场，顺便让他领着去迁股票账户，如果能小小地营销一下，就凭这三位大客户，伍强就能在公司问鼎底薪15000元的特级理财师了。
以前伍强约我是感到自己前途迷茫想找个倾诉对象，慢慢也确实因为“寂寞”。自从超额完成了3个月1250万的折效业绩，老总私下和他说：“知道你跑客户辛苦，每天就不必特意回单位签退了，发个微信请假就行，太忙的话就算了。”
从前在银行里忙得团团转，现在突然清闲下来反倒有点无所适从。
“哪有那么多客户给我跑啊。200个陌生拜访电话才能成功与一位目标客户建立联系，我每周拿出两三天时间跑客户绰绰有余，若不是前两年p2p连续爆雷，我能做得更好。我手里还有两位大客户都踩过雷。当年敢于尝试如此高风险产品的人，我让他们做信托岂不是易如反掌？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待这两位大姐我是如履薄冰啊，不发产品信息就不可能出单，发得频繁了又会惹得人家不高兴，手指一动就把你删除了。”伍强潇洒地转动方向盘又说，“咱俩去茶城逛逛，看有没有上好的龙井下来。”
我扫视了一下车里没有挂件的后视镜，光秃秃的操纵台，对向来不拘小节、不讲究情调的伍强说：“这话听起来不像你风格啊。”
“逼出来的嘛！在我们单位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都没什么用处，老总除了业绩啥也不看。”伍强笑道。
我不禁感慨，制度果真能够改变一个人。伍强在银行工作时虽然服务态度不错，但骨子里仍是“客户爱存不存”的心态，到了理财公司，客户摇身变成了衣食父母，就不得不像追姑娘一般，琢磨出各种花样博人欢心。
几个月来，我听伍强讲述了理财公司里千奇百怪的故事：既有只有一个客户的高级理财师，3000万资金做短期理财循环，稳拿9000元的底薪；也有从来不营销，一到考核期就喊老妈来买理财，只为了有个营生干的富二代。
当然，听得最多还是伍强的思想渐变，收入节节攀升固然可喜，但担忧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刚进公司担心被辞退，眼下站稳脚跟又担心行业风险。还有一个困扰是，他总觉得自己“社会地位”下降了，一说跑到理财公司了，不但很多以前关系不错的客户拉黑了他，就连亲朋好友也连连摇头认为不是什么“正经”工作，不该丢了铁饭碗。
我特意把拳头假做话筒凑到他嘴边问道：“那你觉得以前在国有银行好呢？还是现在的样子更好呢？”
出乎我意料的是，伍强并未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国有银行玩的是关系，网点撤了也不必担心失业，理财公司只看业绩，半点情面不讲随时被赶出门去。在国有银行干活气得心塞，在理财公司任务压得头疼，都谈不上舒服。好在老天赏给我几位大客户，要不是快40岁的人了，我还真感觉自己是块金子，闪闪发光，前途无量了呢！”
伍强到新公司履职不到半年，就获得了“新人王”称号，被派到北京总公司学习，回来后再对分部经理们转培训。他在国有银行12年都没学会的PPT，也逐渐摆弄得熟练起来。上台讲课，也能做到侃侃而谈了。由于他业绩优异且年龄偏大，同事们都称他为“老伍头”。
2019年11月初，伍强又营销了一位煤矿老板，近几年煤炭生意不停亏损，老板索性退出经营变现了资产，一次就做了900万元的信托产品。
自此，伍强成了王总眼中的大红人。而和伍强同期入职的女孩张洋则上交了辞职申请，书面上写着“个人原因”，实际是连续8个月“零出单”被老总劝退了。
2020年初疫情爆发，国有银行员工除了多了许多假期外，完全看不到什么影响。而同为金融行业的理财公司，一个季度过去，任务只完成了1/6，原因是很多老板抽回资金维持运转。公司虽然调低了考核标准，但还是为节省开支一口气解聘了10位业绩排名靠后的经理。
虽然与业绩优良的伍强无关，却让我感到一股春日的凛冽。
至于我，在机关蹲得年头太久，从前掌握的大客户流失得七七八八，眼下也实在没有伍强跳出体制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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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信用卡中心工作了3年，目送了很多和我一块入职甚至比我晚入职的人离开。这不是一个值得久待的行业，“它需要的是不断流入新鲜的血液，榨干他们身上所有的热情与希望”。
2013年7月，我在大专毕业后一头扎进了人才招聘市场。一天，一个穿着西服的男人拦住了略显稚嫩和土气的我，指着身后的易拉宝说：“底薪2400加高额提成，只要你勤奋肯吃苦，月薪过万不是梦。”
易拉宝上，“XX银行”几个大字赫然在目，下面写着招聘信用卡中心业务员。男人塞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XX银行信用卡中心主任”。他说，我的“初试”已经在他这儿过了，让我星期一去公司参加“复试”。
天大的好事竟然砸中了我？！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没睡着。第二天，我去商场买了一套600块钱的西装，反复地背自我介绍。
没想到，星期一的复试出乎意料的简单，自我介绍完了，对方就问了两个问题：肯吃苦吗？对这个行业了解吗？
我磕磕巴巴地说，自己最不怕的就是吃苦，虽然现在对行业还不太了解，但会努力学，做好这份工作——然后，我就被录用了——当天和我一起被录用的有30多个人，看起来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入职第一天，我们这群年轻人挤在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在第三方人力公司的指导下，像抄作业一样签劳动合同。
第一份工作选择在银行信用卡中心当业务员，理由很简单：既可以跟家人说自己在银行上班，又可以在销售岗位上多劳多得。这两点对从农村到大城市来闯荡的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当我妈得知我在银行上班的时候，直说我家祖坟冒青烟了，逢人就讲我有出息。在他们那代人的眼里，银行的工作就是铁饭碗、高收入、光宗耀祖。可我妈并不知道，信用卡中心的业务员并不是正儿八经的银行职工——实际上，在这里，只有审批、风控等核心业务部门的员工才是真正的“银行编制”，我们都只是在银行大楼上办公的外包公司“劳务派遣”。由于业务员流动性大，常年都在招聘。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与银行合作的超市里驻点办卡，收入还不错。半年后，那个驻点被撤掉了，考虑到自己也没什么成长，我就跳槽去了另一家银行的信用卡中心。
这家银行的信用卡中心算是同行业里比较有规模的一个，营销人员从A组排到了H组，每组15人。我被分到了H组，带我的领导是一个35岁左右、身材偏胖、长相很富贵的女经理。她对我们几个新人说：“我也是从业务员做到团队经理这个位置的。来我的团队就是为了赚钱的，我不允许你们的工资低于一万！”
平常，经理喝40块一杯的咖啡，背上万元的名牌包，身上的一件衬衣就价值几千元。她喜欢跟我们聊闲篇，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名牌，还时不时地发出感叹：“这个世界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得努力啊！”
当时我还没怎么见过世面，一度把她当成自己的人生榜样。我相信她说每一句的话，却从来都没有思考过，这些钱要从哪里来。
入职第二天，我只粗略地学习了一下“谁是我们的目标客户”以及“如何填写申请表”便被经理推出去“扫件”了。
“扫件”就是出去到一些公司、单位里“陌生拜访”，从里面找到办信用卡的客户。我赶紧问那些老员工去哪里才能“扫到件”，他们想教我又怕竞争，于是随意地说：“去哪里都可以，只要有写字楼就扫，有工作单位就进，有人就问。”
我从信用卡中心出来，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着，坐上了一趟不熟悉的公交车，在人多的站点下了车。我要去附近的写字楼推开一扇扇未知的门，向每个陌生的人露出微笑、问好。
穿着黑西服和白衬衫，踩着一双黑皮鞋，背着装满申请表和宣传单的背包，拎着一口袋从网上批发的小杯子、折叠伞之类的“办卡礼”。我觉得走在路上的自己，就是人群中最卑微的那个人。我站在别人的门前徘徊很久，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推门进去，却只敢用蚊子般声音问对方：“需不需要办信用卡？”听到几句难听的话，就会躲在楼梯口难过很久。
我的第一个客户是一位男士。那天，我跟他同乘一趟电梯，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他看起来很面善，容易接近，我拿着宣传单，犹犹豫豫地想要给他，可是张了好几次口，喉咙却发不出声音。
电梯门打开，他要走了，我突然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他的衣角，然后以背课文一样的语速推销着信用卡，完全不留给他说“不”的机会。
事后，那位客户告诉我，他被吓坏了，完全没有听清楚我在说些什么，“声音太小了”。不过他表示理解，说做业务员不容易，“谁都有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乱撞了几天，收效甚微。经理怕我坚持不下去提前走人，就安排王大军带我出去跑一天。
王大军35岁左右，在信用卡中心工作了五六年，是一位老大哥。每个月，他的工资都能保持在三四万，是信用卡中心最厉害的业务员。
他身高不到1米7，体型精瘦，长相普通，眼神却特别的坚定。平常他不苟言笑，一脸的认真，但面对客户的时候，他的笑容就会挂在脸上。
信用卡中心并没有“老带新”的规矩，很少会有特别强的业务员带特别弱的出去，因为两人一起扫件，成果得平分，对强者来说不划算。就算偶尔有两个业务员结伴，也是因为彼此的资源、能力差不多。
看在经理的面子上，那天王大军带着我从天津市内坐了1个小时的轻轨去了开发区，准备在一个科技工业园区里扫件。途中，王大军不怎么说话，我跟他不熟，觉得尴尬，就没话找话说起自己那两天拉人办卡碰壁的经历。
王大军平静地说，扫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放下脸面：“看着一张破纸写着不让进你就不进了吗？你得冲进去问，不听到客户亲口拒绝就不要放弃。”
言语间，我觉得王大军是个很务实的人。他和一些男业务员不一样，没有那种骄傲显摆的样子，也不想引起女生仰慕，好沾花惹草。他态度真诚又朴实，教了我一些基础的技巧之后，他再次强调：“你是挣钱来的，不是要面子来的。”
工业园区里大楼林立，每栋楼上都有几家公司，我们先坐电梯到达顶楼，再从安全通道往下走，“陌拜”每一家公司。
看着一些公司的大门口贴着“业务员勿扰”的牌子，我的内心都是拒绝去敲门询问的。王大军站在一旁教育我：“做业务不能这么做，人家都进不去的你才更要进去，这样成功的机率才大。”
他看着我，语气平静，没有丝毫炫耀经验的意思，就像老师在指导学生。但是我看到门禁，又看到里面坐着一个长得挺凶的前台，心里还是有点发怵，不敢上前。
“按你平常的方式扫件吧，我在旁边学点经验。”我对王大军说。
只见王大军抬头挺胸，不带丝毫犹豫地上前按了门铃。前台带着质询的目光走过来，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找谁？”
“我找你们财务李姐，之前约好的。”王大军淡定地说。
后来，王大军告诉我，如果前台问找谁，千万别说自己是办信用卡的。“要想进去，得说找人。王哥、李姐或者王姐、李哥，带足了底气随便说，基本上都能把你放进去”——为什么要说找“财务”，而不是找“人力”呢？“因为小公司的前台有时候也负责招人，失败率比较高”。
前台看了我们的穿着打扮，心里有些怀疑，但还是亲自把我们送到了财务部的门口。她敲了敲门，听到里面的人答复，推开门，看着我们进去才转身离开。
这间财务办公室里坐着4个人，其中有一两个女生抬头看我们，眼神中带着疑惑。
“我们是咱公司的同事推荐过来的。”王大军一边说话，一边点头哈腰地往那两个女生的手里塞宣传页和申请表，“填个表赠50元话费，平常用这个信用卡去超市、加油打95折……”
两个女生都没怎么瞅宣传单，低头心不在焉地刷起了手机。我心想这肯定是没戏了，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但王大军似乎没什么眼力见儿，继续苦苦纠缠。这个中年男人像个仆人又像个乞丐，对着坐在椅子上的20多岁的女孩弓着腰，近乎哀求：“姐姐帮忙填个表吧，就帮忙填一张，填卡就送你一把雨伞。”
那两个女孩面皮薄，最后被王大军成功“收入囊中”。之后，他又转战到外面的业务部，那里有四五十个工位，一列一列分开，就像学校的机房。
办公区里很安静，人家都在忙自己手头的活儿。王大军猫着腰，一个工位接一个工位地发宣传单，小声地询问对方办不办信用卡。我像个电线杆，傻愣愣地杵在一边，远远地看着他蹑手蹑脚地向前移动，那个样子滑稽又带着说不出的辛酸。
收到举报消息的前台气势汹汹地冲进来，怒不可遏，像是要把人生吞掉。她指着那个正在填表单的男员工厉声斥责：“你要办信用卡出去办！不知道这个办公区域吗？”
那个员工似乎是个新人，急忙停笔，把手里的申请表撕了扔进了一旁的垃圾桶；王大军迅速把手里攥着两三张申请表塞进包里；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整个人吓得缩成了一团，身上的每个毛孔紧闭着，无法呼吸。
前台毫不客气地请我们出去，我一声不吭地跟着王大军往外走。没走几步，王大军就说自己尿急，想借用一下公司的卫生间。前台没有阻拦，把我们带到后门的卫生间门口，一脸冷漠地警告我们上完厕所赶紧从后门离开，不要耽误他们工作。
我很认真地点头，又重重地“嗯”了一声，前台的脸色才稍微缓和，眉头舒展地去忙她自己的事情了。
过了五六分钟，王大军才从厕所里出来，他洗了手，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到我跟前小声地说：“你先去上个厕所，待会儿咱们再进去。”
我目瞪口呆，觉得自己的整张脸都烧得慌，赶紧重复了遍刚才前台的话。王大军冲我摆了摆手，说：“要走你先走，我刚刚发给几个人的申请表，估计他们都填好了，我得收回来。”
这一次我确实没有勇气再跟进去。我的心情很复杂，和王大军分开之后，我没有继续扫件，而是一个人在外面走了好久。我疯狂购物，“报复性”消费——希望能在销售员热情的接待中找到一些心理平衡。
2015年，整个天津市大概有一千多名信用卡业务员。每天，他们都在疯狂地扫件。那些够资格办信用卡的客户，大部分早已在一轮轮的扫荡中“投降”了，剩下一些还在“负隅顽抗”，不断被业务员们“围攻”。
信用卡业务员的工资是由基本工资、核卡提成和开卡提成组成的。基本工资是2400元，核卡提成是每张卡15块，开卡提成由当月的开卡数量决定，从每张40元到每张90元阶梯式上升。
信用卡中心规定，客户核发卡片在3个月内消费200块才算开卡，当月核卡和开卡数量低于40张是没有提成的，开卡40张到50张，按40元/张算提成；开卡50到60张，按50元/张算提成；以此类推，直到90元/张封顶。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同事们都充满了焦灼感——月初就担心这个月的业绩，月底又为下个月的业绩在哪里惆怅。没有周末，很少准点上下班，甚至有些人会常常为了完成当天的业绩加班到凌晨。
竞争越来越激烈。只要客户有工作，“工牌加大专学历及以上”就能办卡。最宽松的时候，只要客户的单位给上五险、填个表就行。甚至还有业务员诱导客户造假，比如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业务员会建议他们在“工作时间”这一栏填半年以上，工资再加高点……一些人的实际月薪明明只有2000元，年收入却填成了七八万，最后，有的客户控制不住自己的消费，把工资全填进去都还不上信用卡卡债。
对一些做信用卡业务的姑娘们来说，比起夜晚潜在的危险，我们更害怕完不成业绩。
那时候，我经常和两三个女同事一起，沿着街道一直往前走，遇到公司或者工作单位就要像勇士一样冲进去问“要不要办信用卡”，不管那里是房地产中介公司、医院还是公安局。
在我们推门的那一瞬间，有的人会像踩了电门一样突然弹起来大喊：“不办卡、不办！”也有人等我们说完来意后，微笑着说大家已经办完信用卡了。
女孩子脸皮薄，做不到死缠烂打，只能以量取胜。来不及整理沮丧的情绪，我们就得快步冲向下一家。想在行业竞争中活下来，还得靠自己跑。从18点到23点，两三个女孩背着装满申请表和宣传页的双肩包，从和平到南开，再到河东，走了2万多步。
走着走着我就发现，这个地方我来过，那个地方我也来过——但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也不能停下来。我在这个城市里来回地穿梭，只能看到脚下的路，看不到未来的方向。
如果这样扫件都找不到客户，没有业绩，我们就只能花钱去电影院、写字楼和一些大型百货商场“驻点”了。
H组在经理的领导下，总体业绩比其他小组强很多。其中，只有我和小琪的业绩不稳定，运气好的时候有热心人介绍，整个公司都办卡；运气不好的时候四处碰壁，好不容易搞定的客户已经办过信用卡，二次办卡也没有钱拿。
经理总找我和小琪谈话，让我们去驻点办卡找客户，否则就离职——我们的业绩已经影响了她的收入。
2015年，在天津的百货商场驻点的场地费价格是每天600元，一般写字楼是400元。驻点一天，我们办卡的量也根本赚不回这些钱，但为了继续留在公司，我和小琪咬咬牙，还是交了钱。一个月驻点4天，我们连续交了两三个月。
女经理帮忙联系了场地，我和小琪分开了，这个周末她去电影院，我去百货商场，下个周末我们就交换场地。
去驻点办卡，除了得带上印有银行LOGO的桌布、申请表、宣传单之外，还得扛一张10公斤左右的桌子、两三个1.8米长的易拉宝、一箱办卡礼……周五，我和小琪就得把这些东西从单位扛回出租屋，周六再扛到驻点去。每次我咬着牙向前一步步地挪动，都感觉手心像被勒出了大口子，火辣辣的疼。
我的坚持是有原因的：虽然我的业绩在组内是倒数，但是在整个信用卡中心算是中等的。那时候我刚毕业不久，业绩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万多，我不想再去挣一个月两三千元的死工资，也觉得自己很难再找到更好的工作。
驻点所在的百货商场每天营业12个小时，我格外卖命。早晨特意吃得很饱，这样就可以扛一天。如果不是特别渴，也不会喝太多水，这样我就能避免去厕所而错过一些想要办卡的客户。
我本性内敛、喜欢安静，甚至有些孤僻，但自从做了信用卡业务员，便像生出了一副假面。我可以在喧闹的商场里不顾形象、大嗓门地吆喝“XX行信用卡，办卡送50元话费”，也可以对任何人露出讨好的笑，甚至还能拉着别人来办卡。
我从一些人的眼里看到了鄙夷与不屑，但我并没有停止自己行为，而是逼着自己去做。从一开始只能面对一个客户，到后来挨着写字楼扫件脸不红心不跳，我忘了具体花了多长时间。我只知道，我留给自己难过的时间在不断减少。
有时候人不多，我和小琪会互发微信，询问对方的“战况”。
我们关系虽好，但也在暗自攀比较劲，当听到对方办卡的数量比自己多的时候，就会更拼命，当自己稍占上风的时候，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因为是“劳务派遣”，所以信用卡业务员就是一群可以随时被踢走的廉价劳工。
我在信用卡中心工作了3年，目送了很多和我一起入职甚至比我晚入职的人离开。他们都悲观地认为，这不是一个值得久待的行业，“它需要的是不断流入新鲜的血液，榨干他们身上所有的热情与希望”。
2016年，经理套信用卡分期购买了一辆新奔驰。她手头不宽裕，就想从我们这些业务员身上抠点钱下来。经理规定，业绩低的业务员得花钱去她对接的驻点办卡，此外，每人每月最低得交138张表单，否则就交500元的罚款。
信用卡中心对业务员有核卡和开卡的要求——比如一个月得开卡40 张——但从来没有规定一个月要交多少张表单。如果交138张质量不高的表单，有时只能批55张，而我踏实交100张的话，基本能批60张左右。
只追求表单的数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觉得经理是在开玩笑，但为了自己的业绩，也只能努力完成。
第一个月，我交了137张表单，小琪交了100张，我们实在是凑不出来那么多，一直跟经理说好话，保证下个月补上。可经理不依不饶，追着我们要走了1000 块钱的罚款，“当团建费用”。
第二个月，我又差了一两张表单，小琪差得更多，到了月末，她实在顶不住各种压力，就辞职了。经理没有挽留，在小琪离职的当天，她还板着脸追着小琪要走了500元罚款。
席间，小琪告诉我，她毕业就进了信用卡中心，第二个月拿到了8700元的工资——2400元的底薪和6300元的提成。而她的同学们，当时的工资基本只有两三千元，有的比她少了6000多。
一开始，小琪觉得自己比其他同学更有希望留在大城市。为了与同龄人拉开差距，她选择拼尽全力留在信用卡中心，为了工作，她没有时间谈恋爱、没有时间好好吃饭，也没有周末。
三四年过去了，小琪的底薪依然只有2400元，当然，工资也有突破1万的时候，但那是拼尽全力换来的。而她的同学们，此时的固定工资已经基本涨到了7000元左右，资历和职级也在这几年里稳步提升。
小琪失望地发现，她根本无法与同学拉开差距。虽然看起来她挣的工资还不错，但去掉送客户的小礼品的费用、外出办卡的路费、以及为了完成业绩无偿加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赚的并不多。偶尔运气不好，实在完不成业绩，她只能拿底薪，被同学们甩得更远了。
在小琪后来应聘新工作的时候，这种差距变得格外明显：她能干的还是最基础的、连刚毕业的大专生都能胜任的工作；而她的同学跳槽，得到了一个更高的职位。
整整3个月，小琪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新工作。做文职工作，她只有大专学历，就算对方要她，每个月3500元的死工资也会让她望而却步。最终，她选择做了销售，但两个月之后她无法胜任工作，不得不再次离职。
“做了三四年的信用卡业务员，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去别的行业当‘业务王者’，但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不懂销售的促销员。”小琪说。
此时的小琪想找到一份工作，沉住气，像同学们一样把资历熬上去。但她已经27岁了，这个年龄在职场上并不占优势，而且父母一直在催婚。小琪感到很迷茫，尤其是当她看到自己的银行卡里的余额只有3万块钱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这几年努力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我做信用卡业务员的时候，个人开销是最大的，报复性消费是最多的：在外面办卡，一日三餐不规律，有时为了能多歇一会儿，就去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吃饭；业绩压力大，脱发、长痘，就买昂贵的保健品和护肤品来补偿自己……
辛苦钱留不住，但尽管这样，我也并不完全认同小琪的话。在信用卡中心工作后，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有所完善，我不再羞涩，抗打击能力在增强，做事也更专注、更能坚持了。
我接触过很多老员工，他们的态度又各有不同，很多人都觉得信用卡业务员可能是现有阶段自己能从事的最好的工作了。“不干这个干什么？哪儿都没有特别好的工作。”
比如王大军，他没什么学历，也不怎么精通人情世故，他最怕的不是吃苦受累，而是空有一身力气没处使，面对人生力不从心。
论业绩，王大军早就可以做团队经理了，但他不想要虚名，只想挣钱。他特别感激这份工作，信用卡中心规定业务员每月基本线是开卡40张，他的最高记录是一个月交了400张申请表。
靠着这份枯燥的工作，王大军养家糊口，日复一日地努力。哪怕早已认清了这份工作的本质，但他依旧务实、谦卑，放低姿态隐忍着。
一天，同事海平给我打电话，说经理催她交500元罚款，还给了一个陌生人的账号让她赶紧转账。海平的男朋友让她交钱算了：“不要得罪领导，想继续工作就不得不低头，钱没了还能挣，工作没了就不好找了。”
海平说是征询我的意见，可从她说话的口气里，我已经分明听出了顺从的意思。我心里憋闷，就告诉海平，反正我这次是不会交的，大不了就辞职。可不知怎么了，这话随即就传到了经理的耳朵里。
第二天，经理召集H组所有的人开会，还找来了人力部门的红姐。女经理说我搅乱组内团结、不遵守制度，要开除我。
我问红姐，信用卡中心是否有交这个罚金的规定？经理勃然大怒：“大家都遵守为什么你不遵守，就算你现在交，我也不收！”
我环顾四周，坐在会议室的同事们没有一人敢发出声音。有人觉得事不关己，甚至摆出了一副看好戏的姿态，海平则低着头，整个人像是要缩进桌子里——她的罚款已经交了。
红姐和经理一唱一和，她告诉我，在信用卡中心不服从管理就要被开除，如果被开除，下一份工作就会受影响：“没有哪个公司愿意接纳被开除的员工的，而且下一个公司打回访电话到公司，我们肯定会实话实说的。”
在信用卡中心，不仅我不懂劳动法，很多业务员都不懂，所以大家的五险一金，公司都是按天津市最低标准来缴纳的。我还问红姐：“如果开除我，中心给我的赔偿怎么算？”
红姐说，不服从管理是没有赔偿金的。我又问她，如果签字是否可以把上个月的500块罚金和核卡提成给我？红姐看了看经理，然后底气十足地告诉我，都不会给我。
她们断定我是一个外地来的、无依无靠的姑娘，所以才敢合起伙来如此处理。我不知道在我之前，她们用这样的方式处理过多少员工，但这次，我不会任由她们欺负。
当天下午，我写了一篇文章通过微博@了当时的银行分行以及相关的政府部门。
文章发出1个小时之后，我接到了信用卡中心的老总打来的三四个电话。他一直劝我删掉文章，又让我尽快回信用卡中心一趟，处理问题。
那是我见到领导们态度最温和的一次，他们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开除我的事，表示以后会管理好各个经理，又言辞恳切地请求我删掉那篇文章，并承诺让我回去继续上班，“会尽力满足你的条件”。
我明白，一个业务员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个经理的价值高。领导这样说，无非是顶着上面的压力。可那天，我还是删掉了文章。
我没有答应回去，只要求他们支付给我应得的业绩工资，并让经理退还500块钱罚金。顺带着，我也帮小琪和其他同事要回了自己的钱。
查银行卡的时候，我发现信用卡中心给我补了3个月的工资。后来，信用卡中心有没有处罚经理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怕我在网上再次发声，提起被开除的事。
如今，我已经从信用卡中心离职3年了。那个女经理已经从信用卡中心调到了某银行的支行，还转了正，听说她和分行领导有一些关系。小琪回到山西老家结婚生子，王大军还在坚持扫件，我也幸运地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工作。
偶尔在逛商场或超市的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站在人群中吆喝办信用卡，像极了我刚毕业时的模样。那些批发的办卡礼不断升级，已经从廉价的水杯、雨伞变成了小行李箱。
在每个未死的行业里，总有成千上万人需要靠它生活。老人离开，新人涌入，我不知道现在的信用卡业务员们的处境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