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奥运会，几乎所有领域都已是职业选手的天下。但1896年现代奥运会首次举办时，却曾明确规定，只有业余选手才可以参加——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里写得很明白：“凡职业运动员，除击剑外，不得参加所有其它奥林匹克比赛项目”。
对于这项规定，被誉为“现代奥运会之父”的顾拜旦（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有过一番解释。
他说，良好而完整的现代教育不能缺乏竞技运动，这种竞技运动须以荣誉感为基础，远离物质利益的诱惑。这也是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初衷。但职业体育的价值取向恰好相反，它追求的是财富，造成的结果是身体被过度锻炼与消耗，“人们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一项竞技运动，由练习它而致富，从而使它的一切高贵之处荡然无存，使肌肉凌驾于精神之上，而破坏了人的均衡。”所以，奥运会必须坚持业余原则，也就是“只有业余者才能参加”——唯一的例外是击剑，顾拜旦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些国家的击剑运动员拥有军衔，所以为他们组织了专门的比赛。
♦ 顾拜旦
“业余选手”该如何鉴定？按英国业余体育联合会1866年制定的标准，“业余选手——是指从未参加过以获得奖金为目的的公开比赛，从未和职业选手一起参加过大奖赛的绅士，是指从来没有以体育教师和体育指导为职业获得谋生经费的绅士，以及从来没有当过机工、手工业者和壮工的绅士。”意即，业余选手必须满足三个标准：（1）未曾参加过职业比赛；（2）未曾以体育为职业谋生；（3）不是体力劳动者。
前两项很容易理解，第三项则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时髦的社会风尚，在1860年代尚处于初兴阶段（开始出现卖门票的职业比赛）。有钱有闲暇的绅士是该风尚的主要消费者。他们自居为业余选手，既不愿与职业运动员同场较技，也不愿与体力劳动者一争高下。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标准仅供参考——顾拜旦在1913年解释说，他从未主张奥运会选手必须拥有“英国概念”里那种“绝对的业余身分”，因为事实上做不到，如果严格贯彻“英国概念”，便“只有那些百万富翁才可能在不背离教义的前提下从事竞技体育”。所以，鉴于各国标准不同，1896年的第一次奥运会，并未就“业余选手”的认定标准制定出一套“公认的所谓规章和制度”。仅在附加条文中笼统规定：
“以运动为业者，及曾经或现在靠运动获取金钱者不得参加运动会。为此，奥林匹克运动会永远不设金钱奖，只设荣誉奖。”
为减少分歧争取支持，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最后的处理办法是，不同项目采用不同国家或组织的规定。惟有“不靠体育运动获取物质利益”这一点，在当时已被公认为“业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顾拜旦便曾赞扬希腊农民鲁易斯，说他夺取马拉松冠军后拒绝各种物质奖励的行为，相当于“从巨大的危险中挽救了业余精神”。
此后，直到国际奥委会第五任主席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任职期间（1952-1972），“业余精神”一直是奥运会的核心原则。期间发生的最著名相关事件，是美国运动员索普（James Francis Thorpe，1887-1953）因违反业余原则，其奥运会金牌被收回。
索普参加了1912年的夏季奥运会，拿下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的冠军（此外，他还参加了跳远与跳高比赛）。次年初，有媒体曝出索普在参加奥运会之前曾打过职业棒球，并从中赚取金钱。报道引起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的关注，索普在调查中承认自己打过职业棒球，但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因为其他业余运动员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只不过他们没有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随后，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取消了索普的业余运动员身份，国际奥委会也一致决定取消他的冠军头衔，追回奖牌，并宣布其为职业运动员。
有些当代媒体，将索普的遭遇称作“奥运史上的最大冤案”，有些夸大其词。尽管索普之前的身份是职业棒球手，而参加的奥运项目是田径，分属不同领域，但他确确实实违反了奥运会当时所秉持的业余原则——当时关于业余运动员的界定，只以是否以体育运动谋取物质利益为标准，至于是在哪个领域谋利并不重要。如1947年通过的《斯德哥尔摩规定》称：“业余运动员是指那些仅仅为了欢乐，为了获益于身心和社会而参加竞技运动的人。对他们来说，运动不过是一种娱乐，而不涉及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物质收益。”
也正因为如此，在布伦戴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20年里，虽然不断有人上诉想要为索普拿回冠军荣誉，却始终没有成功。布伦戴奇是“业余原则”的坚定拥护者，将推动奥运会业余化视为自己任期内的核心工作内容。他反对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也反对运动员从事代言活动。他的立场是：“如果一个运动员把他的名字或肖像用于促销某种商品的话，我们就认为他成为了商品的代言人，他就将被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他还说，“我们只能依赖那些人的支持——他们坚信由业余运动员组成的比赛可以实现公平，代表了真正的体育精神。我们要努力防止比赛被个人、组织或国家用于其他目的。”
然而，也正是在布伦戴奇的任期内，奥运会的“业余原则”日趋岌岌可危。
一方面，部分国家为了提升民族自信心，开始以巨额财政来支持运动员的筛选与培养。这些运动员不会去参加有偿的职业比赛，公开的身份里亦有其他职业，正如萨马兰奇后来所言的那般，“国家利益、民族情感正通过奖金、资助、政府职位及秘密补偿等形式，造就了虚假的业余化”。关于“国家业余选手”的批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许多国家，职业体育运动已发育成熟，汇集了许多高水平的运动员。但因为“业余原则”的存在，这些人无法参加奥运会，或参加了奥运会又引起诸多争议。此消彼长，奥运的世界版图发生了严重倾斜。前者让奥运失去了公平，挫伤了真业余运动员的参赛热情。后者让奥运失去了关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首次使用了彩色电视技术向全世界转播。在荧屏时代，只有高水平的体育赛事，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
所以，为了让奥运会能够“活下去”，布伦戴奇卸任后，国际奥委会便着手一步步放弃业余原则。先是在1974年允许参赛者获取工资补偿、接受食宿交通与装备方面的资助，也允许运动员获取大学的体育奖学金。该政策极大地缓和了不同阵营间的攻伐。1981年，国际奥委会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虽未明确表示放弃“业余原则”，却将判断参赛选手是否符合业余原则的权力，委托给了各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只要他们认可，国际奥委会便不过问。次年，国际奥委会又接纳上诉，决定恢复索普的冠军头衔并补发奖牌。虽然使用的理由，是索普当年被取消参赛资格时，已超过了奥运会规定的“三十天以内”这个时限，但“为索普平反”传递出来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国际奥委会正在酝酿放弃业余原则。
1988年，职业网球选手首次出现在了汉城奥运会的赛场。1990年，《奥林匹克宪章》再次修改，实施了近一百年的业余原则正式消失。1992年，美国男篮出现在了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这支由诸多职业选手组成的队伍被称作“梦一队”。萨马兰奇后来解释说，国际奥委会之所以放弃“业余原则”这一初衷：
①顾拜旦：《1896年的奥运会》，任海译。转引自谢亚龙主编《奥林匹克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②（西）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著，孟宪臣译：《奥林匹克回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③Ross Andrews,Push to allow professional athletes took hold in 1968 Olympic Games,Monday, Oct 15, 2018.
④清枫浦编著：《奥运史话趣闻》，中国致公出版社2008年版，第十章“萨马兰奇”。
⑤朱波涌：《体育文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页。
⑥DAVE ANDERSON, Jim Thorpe's Family Feud, The New York Times, Feb. 7, 1983.
⑦曹守訸，赵玉梅等编著：《历届国际奥委会主席与奥林匹克运动》，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五章“艾弗里·布伦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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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问：说一说故宫的排水系统吧，如何让紫禁城600年不被水淹。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在某搜索引擎里键入“紫禁城为什么没有被淹过”，可以得到近60万条结果。这些链接几乎全部指向同一个答案，那就是“故宫的排水系统非常先进”。
笔者对故宫的排水系统了解不多，无法判断其技术含量的高低，就不强行解读了。这里只谈一谈“紫禁城600年不被水淹”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并非事实。
♦ 关于“故宫为何从来未被水淹”的搜索结果
紫禁城始建于明成祖朱棣时代。修造过程中，因大规模伐木取石，北京周边的植被与河道遭到了严重破坏。据翰林院侍读邹缉当年的奏章，朱棣修筑北京城的近二十年里，“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供役”①，多达百万的青壮年，常年在工地服劳役。除了千里迢迢自南方外省（比如武夷山）伐木供应外，北京周边森林里合用的大树也遍遭砍伐（史料记载称“有巨木出于卢沟”）。
朱棣之后，明朝皇帝们继续大兴土木，继续从北京周边伐采常规木料与石料（巨木已只能向南方的四川贵州等省搜求）。到了隆庆年间，便有大臣庞尚鹏在奏章里提醒皇帝，因为无节制的采伐，北京周边蓟州和昌平一带“蹊径日通，险隘日夷”，已经没有了森林的防护，须提防蒙古骑兵突然袭击长驱直入。②
♦ 紫禁城乾清宫，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植被与河道不断遭到破坏的结果，是降雨越来越容易引发洪涝灾害。万历三十五年（1607），便曾发生过一次水淹紫禁城。该年闰六月，北京城连下多日大雨，酿成水灾。当时在京城做官的朱国桢，记录下了这场灾害的大致情况：
“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门内皆成巨浸，九衢平陆成江，洼者深至丈余，官民庐舍倾塌及人民淹溺，不可数计。内外城垣倾塌二百余丈，甚至大内紫金城亦坍坏四十余丈。会通运河尽行冲决，水势比甲寅更涨五尺。皇木漂流殆尽，损粮船二十三只，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淹死运军二十六人，不知名者尤多。公私拾物，民间田庐，一切流荡。雨霁三日，正阳、宣武二门外，犹然奔涛汹涌，舆马不得前，城堙不可渡，诚近世未有之变也。”③
“大内紫金城”即皇宫。明代一尺约合31-32厘米。也就是说，当时北京城里地势较高的开敞之地，已积水0.6-1米左右。各衙门内部全成了水塘。街道与平地已形同江河，深者超过了3米（明代一丈等于十尺）。因为连日泡在深水里，不但北京城的城墙垮塌了600多米，皇宫城墙也垮掉了120余米。物资损失与人员伤亡难以统计。雨停了三天之后，京城的排水系统仍未消化掉余灾，正阳门与宣武门外还是洪水滔滔，车马难行。
朱国桢以亲历者身份提供的这段史料，不但明确告诉世人紫禁城被水淹过，且连城墙都泡塌了，也提醒后世的读史者：官修档案里没有紫禁城被水淹的记载，并不意味着紫禁城便从来没有被水淹过——万历三十五年的这场水灾，若没有朱国桢的记载，只依赖《明神宗实录》这类官修档案，今人所能得到的信息，便只剩下“乙酉，雨潦浸贯城，长安街水深五尺”“东华门内城圯，德胜门城圯”等文字④。该《实录》说大雨积水淹了北京城，长安街上水深约1.5-1.6米，说东华门和德胜门被泡垮塌，却未明言皇宫的城墙也同样被泡垮塌（东华门内城实已属皇宫）。
其实，活跃于嘉靖年间的历史学者郎瑛，也在其著作《七修类稿》中提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北京城因连日大雨发生洪灾，城内“房屋多倒，没死者无算”，大水还“直入皇城”⑤，漫入了紫禁城。可见万历三十五年的水淹紫禁城并非个案。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此类事件的发生也不会只是一次两次。因为统计资料显示，明代276年间，有95个年份北京发生过水灾，平均每三年便会发生一次⑥。
嘉庆六年（1801）六月，北京城连降大雨。在翰林院做官的赵慎畛，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这场灾害的概况：
“辛酉六月，京城水灾，为从来所未见。自朔至十日，倾盆大雨不问昼夜。城内外墙屋坍塌，伤人甚众。至十五后复大雨连日，民居房舍无不透漏者。闻宫殿皆漏，以毡裹之。昆明湖水闸撤去二板矣。上自园入内，各部司堂皆无立足地。特旨命大臣十数员分路查灾。无舟可汛，坐簸篓渡去。”⑦
所谓“上自园入内”，指的是嘉庆皇帝选择自圆明园搬回到紫禁城居住。之所以要搬，是因为圆明园已经被淹了——该月己酉日，嘉庆给内阁下过一道谕旨，内中便提到“圆明园宫门内外顿有积水”⑧，步军统领衙门挖开附近河道后，“积水立时消退”，但泡过水的园子需要整修，已不适合居住。所谓“宫殿皆漏，以毡裹之”，则是指皇宫的屋顶排水系统不足以应付这场大雨，导致来不及排掉的雨水从殿瓦的缝隙间漏入了宫殿内部。赵慎畛以“宫殿”笼统言之，没有说是圆明园的宫殿，还是紫禁城的宫殿。以常理论，同样的大雨，同样的屋顶排水系统，既然漏了，便应是两处宫殿皆漏。
稍后于六月癸丑日发布的另一道谕旨里，嘉庆皇帝还提到，“自六月朔日大雨五昼夜，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可以数计”⑨。下这道谕旨时，嘉庆已住进了紫禁城，故这里的“宫门”，有可能是指紫禁城的宫门。紫禁城地势北高南低，北部的神武门地面比南部的午门地面高出了近两米。数尺深的水位能淹掉某些宫门，但还不会威胁到宫内的主体活动区域。这句“宫门水深数尺”，也恰可与赵慎畛的“各部司堂皆无立足地”互证。六部官员在正阳门办公，紫禁城的宫门泡在了水里，他们的衙门当然也会被淹得无立足之地。
综上。简而言之，“紫禁城六百年未遭水淹”之说，在史实层面是不成立的。（来源：腾讯新闻）
②明朝对北京周边森林的乱砍滥发，可详见吴文涛、孙冬虎著：《北京城市史：环境交通》，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271-278页。
④《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五，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乙酉条；卷四百三十六，万历三十五年七月戊戌条。
⑥吴文涛，孙冬虎著：《北京城市史：环境交通》，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199页。
⑦赵慎畛：《榆巢杂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