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220）
接线员听见的水中呼救
等待救援的信息像洪水一样飙涨。连续几十个小时面对那些抽象的数字和文字，张伊脑子里的想法是：我不能慢。
以下是张伊的自述：
7月22日傍晚，我在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焦急地拨电话过去：“您那边现在安全吗？”
电话那头的人应该接到过很多类似的问询电话，语速极快，熟练地说明了自己所处的境况。还提醒我们，养老院里，有几位临终关怀阶段的老人亟需救急电器设备。快速了解完状况后，我立刻在在线表格里给这条求助信息标明了“加急”。文档实时更新，负责传递救援信息下游环节的志愿者，立刻就能查阅到这项信息变化。
会议室还有另外两位同事，也和我一起用电话，对照这份实时文档，核实数以千计的求助信息。
我在腾讯新闻上班，主要负责捕捉一些网络信息并实时查证、辟谣和科普。20日晚，河南灾情来袭，我们团队开始搜集、查证网上的灾情信息。很快，网络上关于灾情的腾讯文档便大量创建起来，在微信群和朋友圈流传。第二天下午，公司连夜开发的“抗汛互助信息共享服务”小程序上线，受灾受困的民众，从微信打开小程序，就能够快速点击“我要求助”按钮发布信息。
当时，整个中文网络上已经散布了海量求助信息，但现场形势变化很快，一些求助信息存在滞后、重复的状况。一些救援力量抵达相应地点后，才发现求助者已经脱险。
在救援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只有拨开嘈杂的信息噪音，保证求助方和救助方同频，才能提升救援效率和准确性。从7月22日开始，我主动加入公司内部组织的志愿者团队，负责核实“抗汛互助信息共享服务”小程序里的求助信息。具体工作，就是循环拨打求助信息里留的电话，了解实时情况后，立刻标注好情况，反馈给腾讯地图团队的同事，将救援信息呈现在具象的地图中。负责统筹的同事，还会定时汇总求助信息，反馈给救援方。
你无法想象一个平原城市会因暴雨积水至此。下午四五点，社交平台上的热点仍被娱乐新闻占据。我看到网友拍摄的一则暴雨视频，积水没过一位成年人的腰。当时就感觉到，这件事绝不会仅是一场大雨那么简单。但直到天色擦黑，各个平台才逐渐将热点聚焦在河南暴雨上。
核实信息的志愿工作进入稳定节奏后，我的电脑工作界面有2/3屏是Excel表，1/3屏是企业微信界面。Excel共享文档上，上游的同事实时更新小程序上收集来的求助信息，我对照着进行核对、标记，打不通电话的，就通过企业微信发消息尝试联系。
通常，一个完整的核实信息流程会花两分钟左右。两分钟的电话信号，链接着暴雨下一个个等待救援的个体。电话那头，有人已经脱险，或自行找到了解决方法。一个中年人在接到我的电话前自己找到了铲车，将发烧的孩子送到了医院。另一位困在家中需要透析的人，已经找到方法离开了家去往医院。
部分求助者，脱险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什么。这类电话中，大部分人的声音都透着疲惫。
22号下午，我拨通的第二个电话那头，是一位大哥。他告诉我，人在亲戚家，已经安全了。只是房子被大水冲没了。说话时，他语气平淡，我可以听出他的落寞。一时语塞，我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因为房子对他来说可能意味着全部。但我的工作得继续进行，没能安慰更多。挂断电话之后，我在他的情况栏后面填上了“已脱险”。
另一边，我的同事拨通了一个荥阳市王宗店南头的电话。报明来意后，接电话的人顿了一会儿，让另一个人来接听。新来的那位声音很轻，说，我们跑出来的人都安全了，但有多人失踪。当时，我的同事并未听清，又问了一遍。那人大声重复了一遍，紧接着，听筒那边传来一个男生的哭声。
随着时间推进，求援信息开始从人员安全辐射到财产抢救和物资串联上。一位已经脱险的农村老人，希望我们能联系人去救救他家的牛。也有郑州城区里的业主，向我们埋怨物业救援不力，地下车库被淹，自家的车也在其中。估计损失很大，也不知道保险是否能报销，希望多些支援让地下车库的车子脱险。
有些原本需要食物的人们发来短信，他们已经获得足量食物，找到我们，是想询问蓝天救援队的联系方式，想把多出来的那箱方便面给他们送去。也有人被我找到后报了平安，致谢后快速挂了电话，为了省出时间，嘱咐我们赶紧去营救其他需要的人。
还有一通电话让人印象深刻。电话那头的女生今年刚大学毕业，本要从广州回哈尔滨老家，却因大雨被困郑州。打电话过去时，她已被困在列车上几十个小时。得知列车即将折返广州，她的情绪有些崩溃。因为所有行李已经寄回哈尔滨，回到广州后也不知去哪里住。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同事安慰了她，还有别的救援信息需要处理，不得已先挂了电话。当晚11点左右，同事结束工作后，又给那位姑娘打了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已经比较平静，表示只能接受现实。
22号那天，我和另外两位同事都顾不上吃晚饭，同组其他同事帮我们订了饭。晚上9点多，我们3个人花了十多分钟吃完饭，又进入紧张的工作中。那天我一直没来得及喝水，还好外卖套餐里有碗汤。
当时，社交平台上关于河南灾情的注意力大部分还集中在郑州、巩义。我在待核对的救援信息里，看到了一些来自郑州之外地区的求助。这些区域的求助，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越来越多。
23号，一位志愿者拨通了卫辉市狮豹头乡的求助电话，电话那头的男声告知自己已经脱险。但旋即，他回拨了电话，询问我们是否能帮助他的邻居。当时，他无法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告知我们具体的地址和电话，因为他的手仍在抖，无法正常操作手机。
同一天，团队里的志愿者不断看到来自新乡市牧野区寺顶村的求援。刚开始，我们按个例向上汇报，但紧接着，我们发现这是个集体求助情况，随即在表格内统一进行了标注。后来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村民们已经于25号被救出来了。
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一直有种无力感。因为我总觉得，自己能做到的只是核实信息、向上汇报，然后给求助者反馈。这条热线到底有没有用，根本不由我来控制。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那个新乡大哥的求助，我真的看到，我在求助者和救助者之间搭起了桥，并且真实地解救出了人。
那位大哥的求助出现在22号下午。他家所在的小区地处低洼地带，积水严重。联系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自己在外地出差，水还在上涨，已经淹到一楼住户家中。他家在三楼，全家人——包括一个三岁和一个五岁的孩子，被困在三楼的家中无法离开。虽然暂且安全，但雨还在下，水也一直在涨，他不知道水何时会漫过三层楼高，因此提交了求助申请，希望有救援力量把楼里被困的居民解救出来。
我提醒他注意安全，挂断电话后在表格上更新了求助情况。
夜晚11点半，大哥的电话再一次打给了我。小区的水已经漫到二楼，但他看了很多新闻，知道救援力量有限，打过来是想告诉我，可以等到第二天再救。想到水还在不断上涨，危机尚未解除，挂断电话后，我反而在他的信息里标注了“紧急”，同时向上汇报了这条求援信息，提请注意。
7月24日早上睡醒，我发现手机里有两个未接来电。我很担心是不是错过了两个紧急的求助电话，立马回拨了过去。其中一个，正是这位大哥打来的。
他着急地告诉我，由于整个小区被困的人大约有800人，前来救援的人力不足，家里的水快漫到了三楼，还无人来救。在安抚并告知他会加急反馈之后，我立刻在志愿者群内更新了这条信息。
那天，核实小程序里更新的求援信息已由其他团队接力进行。但我们仍会陆陆续续收到类似大哥这样的反馈信息，也会及时在群里更新。
反馈后不久，负责人在线上群里告诉我，腾讯基金会已经联系到直升机和当地救援团队前往救援。我心想太牛了，立马给大哥回了个电话，告诉他最新情况，并安慰说救援队伍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抵达，但请放心一定会到。电话那头，大哥连着说了好几个谢谢。
26号，大哥特地写了一则感谢短信，发到了我手机上。这则短信带给我更多的不是荣耀，而是踏实。
面对着那张不断更新，上边都是抽象的数字和文字，我脑子里的想法是：我不能慢。假如慢了，可能下一条信息就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当时，我和另一位同事恰逢生理期第一天，加上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到晚上十点，我的脑袋已经很疼。直到26号，这种疼痛一直在持续。
但我尽量不让这些生理性的疼痛打扰自己的进度。虽然身处距离河南几百公里之外的北京，我将自己代入了救援者的角色，有一种自发的责任感，撑着我去核实一条又一条的信息。22号晚上，离开公司回到家中，我仍然继续处理着反馈信息，直到3点才入睡。
睡前，我刷到了一位志愿者伙伴的朋友圈：“第一次加班到这么晚，但是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灾难并非仅仅是数字，是新闻，是息息相关。当听到电话那头的人或急切或微弱的呼救声，听到一起加班的小伙伴难过地说‘他已经遇难了’，看到对面的哥哥和受灾者打完电话后抚着胸口说，自己要缓缓的时候，远方的哭声也真切地传到了我的耳边。希望，一定一定要平安，一定会雨过天晴。”
图｜志愿者伙伴的朋友圈
要说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大概就是衔接起两座断桥。一边是海量救援信息，一边是有限的救援能力，我们像蜘蛛一样，不停在两边回摆。一边筛选出真实有效的信息，一边弥补信息差，牵出一条线，让二者相连。
如今雨情有所减退，“抗汛互助信息共享服务”小程序里的信息，更新速度也明显变慢了。
22号白天，每分钟大概会有十几条更新的信息。7月26日晚上10点多，我打开小程序时，最新信息是10点37分发布的，紧随其后的是10点15分发布的信息，再往下是两条10点02分发布的信息。这么看，平均15分钟有一条更新信息。
减慢的信息更新背后，可能是人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也有可能是救援力量已经到位，进入线下救助和沟通环节，已经不再需要大撒网式地发求助信息的模式。
24号，志愿团队的负责人往我们的信息群里，转发了一条关于“替代性创伤”的信息到群里。大意是说，假如人们在短时间内大量接触别人的伤痛，或是关于受灾情况的描述，即使并未亲临现场，人们依然能够感到难过的情绪。转发完文章，她在群里发消息嘱咐大家：周末大家要好好休息，别太着急了。
她的用意，是担心我们在密集处理如此多而具体的受灾求助信息后，会染上“替代性创伤”，进而影响精神状态，想提醒我们结束志愿工作后，如果出现相似情况要及时求助。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告诉我们这些之前，她自己在家哭了一场。
这条消息当时没有吸引我们的注意，事实上在那种求助信息流快速刷新的状态下，我们无暇顾及。就在志愿团队负责人发完这条消息后，一位实习生同学就续上一则短截图，更新了一批求助者最新的获救信息。
其他人也紧跟着，在群里回复关于信息核实的近况。信息仍在一条条更新着，速度有所减慢。可以想见，直到这场灾难引发的灾害消弭，它才会停止更新。
- END -
编辑 |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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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事事的乡镇年轻人
“有没有办法帮我借到一千五百块钱，月底还给你。”我盯着屏幕，是哥哥发来的消息。上一条消息来自前一天：“在吗？借一千五百块钱给我，这几天发工资了还给你。”这是他向我借钱惯用的伎俩。说是借，其实从未还过，多年来这种路数我见过太多。
我念中学的时候，他一百两百地借，到了大学，他三百五百地借，在得知我开始实习后，借钱数额直接涨到一千五。这些年我和母亲因为他借钱的事，深受其苦。
哥哥今年27岁，在社会摸爬滚打十多年，至今没有固定工作。近年来镇上的年轻人热衷于买车，实现了当年有车有房的梦想。哥哥说他买车是想跑网约车，希望母亲能够给他一笔钱，作为买车的首付款，以后自己跑车挣钱还贷。母亲很清楚他的阴谋，拒绝了他，不说他买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车贷压力最后还是会转移到她身上。
“等你老了就知错了，做你儿子最辛苦。”他冲母亲吼道，这时母亲是说不出话来的。
我上大二那年，母亲因病住进了医院。她知道我正准备一个专业资格证的考试，只把消息告诉了哥哥，但他一直没去探望，也没有一句问候的话。去年母亲旧病复发，再次入院，远在外地读研的我第一时间发消息给他，建议他去照顾一下母亲，可一直联系不上他。
在母亲养病期间，他还是借钱买了车，因为办理手续差3000块，他便打电话向母亲和我讨要。最终母亲心软了，把钱转给他，我想这不是因为他的死缠烂打，而是母亲觉得有愧于他。
哥哥善于抓住母亲这种愧疚心理，常常能直击她的要害：“给我点钱，你未来儿媳妇要买手机。”不管真假，母亲听着心里高兴，往往就会给他千把块钱。同样的路数，到我这里则变成：“给我点钱，带你嫂子出去走走，吃个夜宵。”
如果我不给，他会说：“凭什么你能心安理得地问母亲要钱，我就不能？上学很了不起？”这样的话我很难招架得住，自觉有些理亏，也只好拿钱给他。
在我印象中，迄今为止，他有过两个女朋友。第一个女生是他在工厂认识的，那年他辞工回家，把女朋友也带了回来，两人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母亲每天换着花样给他们煮饭，每顿饭至少四菜一汤，我一天起码洗四五次碗。第二个女生比他大四岁，离异，有一个女儿。母亲突然当了奶奶，还不是亲生的，心理上无法接受，但也没说什么，只当是尊重他的择偶自由。
后来她们都离开了哥哥，表面看是性格不合，每天因为琐事吵架。实际上，作为女生，我想她们的离开，是因为在哥哥身上看不到希望。他早已在内心砌了一道高墙，不愿意走出来，别人也无法走进去。这道墙的形成，我想一方面是源于他自己，一方面是源于我们这个家庭。
生于1994年的哥哥比我大两岁。作为长子，他的到来让奶奶和父亲欣喜不已，给他取名为“康”，寓意“健康、富足”，寄予家人的厚望。他比我早上学一年，逢年过节，奶奶拜神时的祷告语都是：“保佑阿康读书聪明，考上清华北大。”那时候，懵懂的我以为清华北大是一所学校，心里一直这么憧憬：要和哥哥一起上清华北大。
我家位于粤西山区的一个自然村，后来搬到一个不到五万人口的镇上。以往镇上的人靠种植沙糖桔为生，2011年前后因为嫁接品种的问题，沙糖桔树大批量死去，此后种砂糖桔的人越来越少。近几年，镇里兴办起沐浴球厂、电子厂，企业把年轻人聚集到了一起。
搬家前，我和哥哥每天要步行一小时才能到学校，住在镇里后，去学校只需五分钟，这也是母亲主张搬家的原因。每次学校公示学科竞赛获奖名单时，公告墙下都围满了人。他们在那张红纸上寻找儿女的名字，一旦找到便两眼放光，每一次获奖，都意味着他们的儿女离城市又近了一步。而这名单上从未有过哥哥的名字。
图|我们的小学
到了初中，哥哥的学校离家8公里，平时需要住校，周末才能回家一趟。那所学校每个年级有两个尖子班，尖子班学习氛围很好，重点高中的升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而哥哥在的普通班根本没人学习，纪律也很差，学生们按村镇划分帮派，打架斗殴事件频频发生。母亲常为此事担惊受怕，决定让哥哥退出寝室，由她负责接送，力保他的人身安全。这已是她做出的最大努力。
和哥哥一起考上清华北大的憧憬很快破灭。初二还没读完，哥哥再也学不进去，执意退学，去大城市追随他的两个朋友。他们和哥哥同岁，早早退学打工，回来时像是变了个人，留着杀马特发型，穿着紧身牛仔裤，不系皮带，裤脚踩在脚底。他们倾尽钱财，买一辆摩托车，装上酷炫的车灯和音响，在很多个夜晚行驶在喧闹的街头，放着DJ音乐，一直开到酒吧或KTV。
从他们身上，哥哥仿佛看到外面大千世界的美丽景观，殊不知那只是世界的一个微小侧面。他对此完全没有判断的能力，家里也没人能够引导。
因为学历不高，在大城市他只能去一些小型工厂卖苦力，日夜两班倒，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没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也要押一两个月。电话里，他常常抱怨工资太低，工作太累，和厂里人的关系也不好。有一次，他在一个电子厂里和人打了一架，双双被开除，工资一分钱也没给。母亲不忍心看他在外面流浪，给他打去路费，让他先回家待一段时间。
接下来的几年，每到八九月份他就会辞工回家。有时他连离职手续都不办理，对厂里扣押的工资也不管不顾，收拾两身换洗的衣服，买上一张车票，不声不响地出现在家门口。过完年，他向母亲要一笔钱，作为路费和生活费，然后再次返回那座城市。经同学介绍，或在电线杆上随便撕掉一个招工信息单，进入一个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差别的工厂。
那些年他的命运就是在这么个圈子里循环往复，始终走不出去。他的脚步虽然到达过城市，认知和见识仍停留在小镇，而他从没思考过哪里出了问题。
每次从外地回来，他会到两个朋友开的小作坊帮忙，给人搞装修，每个月能赚三四千块钱。发了工资，他从不会考虑存一部分，而是去酒吧喝酒，到KTV唱歌，不出一周便把工资挥霍一空。即便如此，这样的工作他最多干三个月，剩下的时间每天不出门，躲在家里玩游戏，睡觉。
他的人际圈子并不复杂，常年联系的朋友就那么几个，寿哥、灿哥和他关系最要好。寿哥比他早辍学半年，在镇上的电子小作坊打零工赚钱。那几年，镇上很多老瓦房都推倒重建了，新房都需要安装不锈钢门窗。寿哥跟着当地一个师傅学了这门手艺，现在自己开了家不锈钢安装店。
图|小镇街道
寿哥常在朋友圈发视频，拍的是他安装门窗的过程，一到傍晚，配的文案就是：预计六点收工，有人喝一杯么？下面常有哥哥的回复：就到。
灿哥家里条件相对宽裕，父亲是镇上唯一的牙医，母亲开了一家小发廊。他同样早早辍学，后来在哥哥的介绍下，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俩人在18岁那年结婚，目前已经有一双儿女。
在家里人的经济支持下，灿哥有了更多选择。结婚后，他父亲为他买了一辆车，又在居委会旁边买了块宅基地，建了一栋三层楼房。去年，他只身跑到海南的菜市场，做起了菜贩子，虽然辛苦，也算混得风生水起。
相比之下，哥哥没有固定的营生手段，在社会上摸爬滚打11年，至今无半分积蓄，日常要靠母亲接济才能勉强生活。他向母亲伸手要钱的理由五花八门：过生日、充话费、买衣服、加油、换手机、参加朋友婚礼、撞坏别人的车、去医院检查身体。
起初母亲认为他刚出社会，在工厂打工不容易，时常接济，但没想到会是个无底洞，母亲形容他为 “成年吞金兽”。
另外，我家经济条件也一直很一般。父亲曾是位果农，在我和哥哥还小的时候，他在老家种橘子树，橘子的收成决定了一家人的生活水平。那时母亲一边帮忙打理橘子树，一边在邻居家的小作坊里卷鞭炮，以补贴家用。
哥哥18岁那年，母亲和父亲因感情不合分开，这对哥哥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在母亲当家的家庭单元里，男人一旦失去女人制定的规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变得不能自理。没人再给哥哥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他的生活变得邋里邋遢，人也更加颓废。
他原本就爱喝酒，母亲离家的前几天，他白天睡觉，夜里和朋友流连于酒吧、KTV，直到喝得酒精过敏。母亲给他打电话打不通，焦急万分，便让我去看看。我到的时候，看到他全身红肿，活像一个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我把他送到医院打点滴，千里之外的母亲每半小时打来一个电话，询问他的情况。
哥哥扭着头，不愿接电话，坐在输液区的椅子上，目光呆滞，思想游离，魂不知道飞哪去了。
也许从外界看来，因母亲离开家庭，哥哥、父亲和我成了被抛弃者。家里的亲戚们时常责怪母亲，认为她应该看在哥哥和我的份上，留在家里。母亲自己也认同这种说法，时常责怪自己没能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导致哥哥日益沉沦。父亲也常常把哥哥没出息的原因，怪罪到母亲头上，说她管教无方。
2018年端午假期，父亲打来了十几个未接电话，回拨之后听到他的呜咽声。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双脚失去了知觉，坐在沙发上起不了身。我给邻居打电话，请他们帮忙把父亲送去医院。当时哥哥在东莞，我在广州。我给他发消息，商量着一起回去看父亲，他回复：“我借老板的车，你给我300块加油，还有高速费。”我立即把钱转给他。
检查报告出来，父亲因脑梗塞导致偏瘫。我走进病房，看到父亲用手腕挡着脸，哭了起来。哥哥把我叫到病房外，靠着墙，双手放在后背，哽咽着复述医生的话。然后他把父亲的银行卡交给我，说里面还有一千四百块钱。他用手背擦了擦通红的双眼，说：“老豆可能真的不行了，也没钱给他治，要不接回家吧。”
那段时间我正准备考研，没有积蓄，他建议我向母亲求助。但母亲已经重组了家庭，让她承担父亲的医药费并不合适。况且，在哥哥长年累月的索取下，母亲的积蓄大概已所剩无几。后来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我才筹够父亲的医药费。
医院距离我家有40公里的路程，我和哥哥住在医院旁边的一个小旅馆，白天我推着轮椅带父亲做检查，夜里换哥哥守着。父亲想要去厕所，哥哥就把父亲的一只胳膊搭在肩上，半扛半走地挪动。病床到洗手间不过几米的距离，但我总觉得前路漫漫，仿佛无论走多久，都无法抵达。
母亲不忍心弃医院里的父亲不管，他们虽然没了爱情，毕竟还是亲人。在她眼里，我和哥哥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能照顾好别人呢。她最终赶到了医院，在她的悉心照顾下，父亲的身体也逐渐恢复正常。父亲还没出院，她便催我们赶快离开，各忙各的去，这里有她就行。
走的那天，我和哥哥买了同一时段的车票。去车站的路上，我对他说，近几年父亲可能没办法再工作，希望他能定期给父亲打生活费。他满面愁容，眼神闪躲，向我点了点头。
图|车站里的哥哥
我正要转身离开，他说：“借我五百块钱，下个月还你。”本来想骂他一顿，看到他那怯弱的样子，我欲言又止，什么也没说，把钱转给了他。我们的检票口相距很远，他伫立在检票口，提着一个装着衣服的透明塑料袋，形影消瘦。
在父亲心中，哥哥身上一直寄托着家族的希望。
儿时，我们住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自然村里，房子位于通往镇上的马路边，我和哥哥是彼此唯一的玩伴。他常常拉着我去小溪里摸鱼抓虾，每次他从石缝里抓到一条小鲇鱼，都会兴奋得喊：“妹妹，你快看”。那副天真烂漫的少年模样，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夏天的夜里，母亲会在门口的水泥地铺上一张凉席，我们顶着满天星斗，躺着地上，一边乘凉一边数萤火虫。
图|乡间小路
没过几年我家搬到了镇上，哥哥很快有了新玩伴，渐渐和我疏远。他不再叫我“妹妹”，我也直呼他的名字。那时他对做饭产生了兴趣，每天放学回家，他会用一个不锈钢锅烧柴火饭。尽管他才十岁，但火候掌握得极好，烧出来的饭不夹生，也没有半点多余的水分。母亲常常夸他烧的饭比她都好。
但是在父亲的认知里，男孩碰灶头是没出息的表现，不应该把时间花在这上面，此后便不再让他烧饭。可他又不爱学习，一时间不知道要做什么，于是开始跟着镇上的男孩走街过巷，为此闯出不少祸事。
有一次他被一个开药店的大叔打伤，在居委会调解。我和母亲赶到的时候，那大叔正指着哥哥的额头大骂：“就算把你打残废，顶多也是赔你一点医药费。”
大叔指责哥哥勒索他儿子，哥哥说大叔的儿子借了他的钱，一直不还。双方各执一词，没有结果，最后不了了之。回家后，父亲并没有教训他，也没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拿活络油帮他擦淤青的膝盖。
与父亲一样，我家叔伯们都是农民出身，一方面他们都对男孩宠爱有加，另一方面又都坚持“读书无用论”。堂弟们的现状和哥哥差不多，早早退了学，有的在镇里做小生意，有的在外面打工，都没混出什么名堂。
因为回家少，我和他们的联系也不多。上大学后，我和哥哥接触的时间都很少，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厂里上班，他不知道我在哪所学校读书。我们仿佛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一打来电话，一定是借钱，我们的血缘关系仅靠他借钱维系。
父亲和叔伯们时常指责我感情冷漠，心里没有这帮兄弟姐妹，教育我不要读那么多书，早点出来赚钱，到时候帮扶一下兄弟姐妹。父亲住院那次，表哥和表姐过来看父亲，他们把我拉到病房外，整整两个小时，一直劝我不要考研，回家考公务员，方便照顾家人。我知道他们的话不对，但没做过多解释。
2019年8月，我被西南地区一所高校录取为研究生，去报到前，父亲让我回家吃个饭。饭间，他问我毕业后是否打算回来广东就业，有没有考博的打算。原以为他是担心我孤身一人在外求学，怕我辛苦，“你早点出来工作也好，到时也能帮你哥一把。”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叮嘱他要保重身体。
“我这辈子只能这样了，没给他留下什么家业，他虽然一事无成，好在还年轻，才二十七岁，可能还有点希望，你能帮衬就帮衬点。”说罢，他仰头喝一口茶，绕过饭桌往门外走去。停在门口，他又背对着我说：“不能帮衬也不会有人怪你，各有各的命。”
直到这一刻，我似乎才明白父亲的想法，和他的无奈。彻底否定一个人太容易不过了，可父亲没那么做。没有谁能比父亲更了解儿子，这些年哥哥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要说失望没人比他更失望，但除了母亲，他也是那个唯一还对他抱有一丝希望的人。
今年五一假期，我回了趟家，晚上哥哥开车到高铁站接我。回去的路上，我们和一辆车发生轻微刮蹭，对方车里下来几个大叔，举着手机，对着哥哥拍照。我想下车帮忙，却怎么也打不开车门，他把车门反锁了。
坐在车里，我望着他瘦弱的背影，置身于来往的车流中显得弱不禁风。和几个身宽体胖的大叔站在一起，他没有底气，但也并不惧怕，一副据理力争的模样。等他重新上车，只是淡淡地说一句：“掉了点漆，没事了，回家吃饭要紧，老豆为你杀了只鸡。”
车缓缓驶向家的方向，路边的桉树从车窗上滑过，远处有一盏灯时明时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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