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求发展、对薪资的要求也不高，我作为一名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去当老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学了7年的专业，已让我拿不起又放不下了。
2017年3月，我接到了R校的实习电话。在找工作路上苦苦挣扎了这么久的我，终于绝处逢生。
在此之前，我侥幸进入过一家公司当管培生。从坐进办公室的第一天起，就没什么人和我说话，也没什么事交待我去做。说什么呢？公司内的事务？“你一个学历史的，你不懂。”做什么呢？“你一个学历史的，你不会。”这是与领导刚开始接触的第一天就决定了的。
我懂他的意思，可又能怎么办呢？自己已读到研三了，吃了26年闲饭，哪还有脸接受家里的接济。而投出去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即便少数进入面试，也总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学以致用”，可当面临毕业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历史”该怎么用。
读大学时，见上一届师兄的工作迟迟没个着落，出于恐惧和逃避，我选择了考研。当然，同学中也有不想逃和没逃掉的。
师妹林蓉就不想逃。那年月，教师资格证还不需要自己考，正常毕业就能拿到。对女孩子来说，教师的社会地位不低，工作环境也较安稳，我本以为她毕业后会进学校当个老师。可林蓉却说：“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当老师。”
——就是因为薪资太低。林蓉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妹妹和弟弟，父母平时务农，闲时外出打工，供3个孩子读书实在不易，她亟需养活自己。
而当初林蓉之所以会进入历史专业，是服从专业调剂的结果——这已是大学中的常态了。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为了保证录取批次，历史永远是填报志愿时的“保留项目”。
大学毕业后，林蓉直接去省会H市做起了房地产中介。当时正值房价一路走高，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而房地产中介门槛低、易上手，薪资全凭业绩说话。林蓉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这几年，什么样的奇葩顾客我都见过。咱们学历史的，不说有多聪明，但是人心里面那些个小九九，玩的那些个花样，一清二楚。只是不说罢了。”这可能是历史专业带给林蓉的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
如今，林蓉已经在这个行业干了4年。我问她：“准备一直干下去吗？”
“想着换个职业，干中介太忙了。”经老家人撮合，林蓉与老乡兼校友张聪蛮准备今年结婚，“实在不行，就当老师去。”她开玩笑说。
我没有林蓉那么大气，她也比我们这些学长更能放得下看得开。毕竟，林蓉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待在“历史”的坑里不出来。
而我和阿伟，则是典型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趴下”的人。大三时，我们都决定通过考研来逃避就业，只是阿伟没能逃掉。
考研失败后，他回家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在阿伟眼里，公务员还是要比当历史老师来得好一些。“你不知道，原来觉得和我们差不多的文学专业，能考的岗位比我们多不少呢！”阿伟边和我吐槽，边开启他的第3次公考之旅。
阿伟告诉我，公检法、税务、财务都不招历史专业，连档案馆、博物馆也开始招聘专业更加对口的大学生。只有在一些小城市，暂时还未对这些岗位做具体设限，历史专业尚能报考。千军万马走钢丝，对学历史的人来说，可能更准确一点。
直到2014年9月我研究生入学后，阿伟来H市开会培训时，才告诉我他已经考入S市下的区文化局，用阿伟的话说，“S市啊，晚上7点，街上的店铺就差不多全关门了。”但这却是他8次考试中，难得考中的一个岗位了。
虽然被赶鸭子上架，阿伟终究也算站稳了阵脚。我呢，考上研究生不过也只是逃得了一时。
如果我能像林蓉那样不在乎，加上薪资不低，公司不错，或许我会对自己难得应聘上的那份管培生工作甘之如饴；如果我像阿伟那样认定公务员岗位，加上“211”硕士学位的那么一点优势，或许我也会提前准备公务员考试。但7年的历史专业，已经让我拿不起又放不下了。
“由于你的笔试成绩和一轮面试成绩都很好，经校长室研究决定，让你来校实习一段时间，再进行教师试讲。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那天，手举着电话，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说错一个字，“愿意，愿意。”
R校是省会H市公立中学里的佼佼者，去年中考还拿了第一。实习第一天，学校什么样、教室什么样，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却清楚地记得程校助对我说的：“小齐，我们对你的简历比较满意，A大的历史高材生，专业素养也非常优秀……”我虽然知道他说的是场面话，但我没有从他那里感受到一丝一毫的轻视、不屑和同情。
我开始跟着盛峰老师实习。头一次见到盛老师，他正背对着我，在电脑里做下一节课的PPT，办公桌上堆着课后作业、听写本，倒也不凌乱。
“盛老师，这是我们学校新招来的老师，上岗之前还麻烦您多带带他。”
听到招呼，盛老师忙转过身站起来。他中等个头，身形消瘦，穿着一件老式衬衫，搭配洗得有点发白的牛仔裤。“好的，好的。”他边说边给我搬来一把凳子，让我坐下，“别拘谨。”
5分钟后，盛老师拿起书本，戴着耳麦，在裤腰上挂上扩音器，招呼我一起去教室。
听盛老师上课，确实是一种享受。教材里什么地方该重点讲，什么地方该略讲，什么地方该整合起来讲，用什么形式去讲，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盛老师总能挠着“痒处”，众口难调却能使宾客尽欢，可是天大的本事。
跟着听了3天课，我开始理解盛老师为什么要戴“小蜜蜂（扩音器）”了。这个年级只有他一个历史老师，一个班一个星期两节课，一个年级7个班，14节课，每天平均下来快3节，比主科语、数、英老师的课时还多。
不仅如此，盛老师还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一个社团的指导老师。要长时间保持每天2个小时、且声音清楚、洪亮的稳定输出，实在不容易。
每次历史组聚餐，从没见盛老师喝过酒。问别的老师才知道，他因为说话太多，嗓子出了问题，还做过手术，想好好养着、留着嗓子给学生们上课。
盛老师每天早上7点左右到校，陪学生早读，之后回办公室备课、查资料、写教案、批改听写本，中间去班里转上两三趟，遇着学习不认真的请来办公室谈话，一上午的时间都未必够用。中午陪着学生在班级吃饭，下午上完3节课，开始批改7个班的课后作业。一个班平均50个孩子，就是350份作业。
身为指导教师，他从没让我帮他改作业，端茶递水跑跑腿什么的也都不让我干。他茶杯里的茶叶越放越多，提神效果却越来越弱。偶尔，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的时候，只剩下我敲击键盘写毕业论文的声音，走近盛老师的办公桌一看，他正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打着鼾。
5点半下班，7点半盛老师才带着儿子走出校园。他年近40，孩子刚上五年级。听说此前，盛老师本是临近市县的高中老师、县教研员，还拿过省“说课大赛”一等奖。来这里就是为了儿子的教育（教师子女可在自己上班的学校读书）。
历史组在一起聊天时，才知道类似这样的老师不在少数。有的在原来学校已经预备提下一届副校长了，来到这里也不过是普通老师一个；有的在教育机构工作，进学校前年收入20万，来了R校等于重头再来；而盛老师也是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好不容易在这里凑了一个首付——如果买的地段较好，就得搭上自己的老底。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唯一聊以安慰的，大概就是能省下来一笔优质学区房的钱了。
在学校时间久了，我才知道老师之间也是有贫富差距的。比我早一年进来的小郑就是个例子。学校里的很多“门道”和“弯弯绕”，他都清楚。
小郑在小学部教数学，还当着班主任，和我一样大。在我刚进学校时，他已经自己买了车，还有一笔不小的积蓄。
后来经常一起打球，小郑才慢慢跟我透露了他的“秘诀”：“像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每个月工资才2000多块，加上绩效，一年下来也不过八九万。当个班主任，每个月也就多发几百块钱。不赚点外快哪行？”
小郑颇有些不以为然。他扭头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后，才压低声音说：“今年我带六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有的家长给我送来一箱剑南春，有的不光送了酒还送了盒白茶，还有5张购物卡，每张卡里都有1000块钱……”
这样的情况在小学部并不少见。孩子还小，家长都希望老师能多照顾一些。于是，像借着送书，在里面夹些钱或卡；明明家就在学校边上，还寄快递到学校让老师收；放学约老师出来喝茶、吃饭，再送个教学用得上的“小玩具”；又或者，老师家里要装修，相关行业的家长就帮忙按成本价拿材料……这样的“门道”很是常见。
家长有所表示了，小郑也自然对他们的孩子比以往更用心关注一点。没有表示的家长，他也没有听之任之。在小郑当班主任期间，每次考试，他所在的班级无论是优秀率、平均分，还是及格率，都是年级第一。另外，对于“有偿家教”这种教育局明令禁止的“红线”，他也不会违反——部分家长强烈要求小郑给孩子暑假补课，小郑推脱不过，最终答应下来，但全部都免费。
“我怎么感觉，我们中学部的班主任老师都不太富裕？”
“也收，只是没那么多吧。我侄女在你们郭老师的班上，之前我送她2000块钱的购物卡，不也拿了嘛？反正如果按照干多少事拿多少钱的标准，我天天累死累活，从早干到晚，学校就发那几个钱，根本不够啊！”小郑有一套自己的“算法”。
在学校里，精神奖励、颁发奖状，对学生仍有绝对的吸引力，但对老师来说，在这样一个二三线城市，一年只有七八万的工资，想要留住一个尽心尽力的好老师，实在太难——毕竟老师得养活自己，养活一家人。
中考刚刚结束，家长们就早早通过关系，聘请市里知名高中的数理化生老师，在酒店里为自己的孩子补课。8万块，4个老师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在今天适用依然。
“早上没吃药就来上班啦？在那做白日梦。”老魏开玩笑地说。
2017年7月，在和学校正式签完合同后，我被安排和老魏一起搭班教学（在同一个年级，教不同班级）。如果说盛老师上课是春风化雨，老魏上课就和她这个人一样，直来直去，逻辑清晰、没有废话。
10年前，老魏从临县的私立中学考进学校当老师，今年5月刚刚过完35岁生日。老魏长得小巧耐看，却一直没有成家。早些年，她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带完两届学生毕业，自己就给耽误了，学校里适龄的男教师早已成家，“没办法，我眼光高，单着也好，正好把小魏成绩抓起来。”
小魏是老魏的侄女，靠着老魏的关系，在本校读小学二年级。小魏活泼开朗，玩心重，成绩自然好不到哪去。每次在家长群里公布成绩，老魏脸上都有点挂不住。为此姑侄间没少拌嘴，小魏经常被老魏搞得眼泪汪汪。虽说如此，老魏对小魏其实好得没得说。小魏父母在她5岁时离婚，父亲在老家，母亲自己单过，老魏就带着小魏过。
“周末带小魏逛商场，给她买件裙子，花了我800大洋。”老魏给小魏花钱一直很舍得。我教的班里有位家长教古筝，老魏便托我打听学费。一个学期2000多块，还不包括买古筝的钱。老魏说：“好是好，就是太远了，周末接送不太方便。”5年前老魏就有驾照，只是现在也没买上车。没辙，最后给小魏就近报了个学费3000块的古筝班。
老魏的钱包也一直没鼓起来过。“怎么还不发工资？”“今年绩效会不会多发点？”这是老魏日常挂在嘴边的问题。
老魏也想过出去接点私活。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每个学期都会去教育机构兼职，再加上给一两个学生补习历史，虽说所得不多，也就2000多块，但算得上是一个月的工资了。但后来随着教育局下文，大力整治“有偿补课”，不少老师都被抓了包，老魏的心想不收都不行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2013年10月底，省里印发了《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开始实施比照公务员待遇给予老师绩效补贴的政策，老魏的日子才没那么捉襟见肘。
和老魏比起来，我的日子原要宽裕一点。不过，随着工作第二年、与走过4载的女友修成正果，买房、办酒宴、陪嫁妆、装修，不仅两家的底子都所剩无几，我们小两口的积蓄也被彻底掏空。今年年初，老婆怀了孕，家里就又要再添一口人。
“医院体检、营养品、生产住院、月嫂，孩子的奶粉、尿不湿、衣服，长大后给他报兴趣班……”老婆一项项说给我听。
从哪变出这额外的几万块钱？我甚至想过出去发传单。毕竟，能让历史老师挣钱的路子真不多，我很快就成了“第二个老魏”。
“咱们干这行的，就别想着挣大钱。要不走行政路线，要不走教学路线，只是哪一项都需要时间去熬。”老魏告诉我。
“当你最需要钱的时候，偏偏是你最没钱的时候。”盛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道。
我明白盛老师的意思。刚当老师不久，没有什么经验，短时间内很难教得好，也就没能力出去比赛获奖。更何况，虽然教师的薪资会随着职级的提高而慢慢提升，但是，每提升一级，不仅需要各级别的比赛成绩，更需要硬性的时间限制。
盛老师教学15年才升为高级教师，这样的升职速度，和公务员比起来实在太慢。
相比起在S市文化局的阿伟，作为为数不多的年轻男生，阿伟颇受领导重视。工作第2年，就被安排参与负责辖区内古村落维护和开发工作，从材料审批到施工进度再到现场把控，阿伟经手负责的越来越多，局长也开始带着他参与大大小小的私人饭局。工作的第3年，阿伟就凑够了5成首付，还被提拔成为科长。
只是每次来省会H市，阿伟还是会感叹，“还是大城市好啊。”
“阿伟，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同在饭桌上的李超说。
李超是搞学术的“天才”，大学本科是名不见经传的二本，研究生进入一本重点学校，博士考入老牌“985”，从大学就开始发表省级学术刊物，硕士时期发表国家级刊物，博士期间，甚至在《近代史研究》这种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了文章。
博士毕业后，32岁的李超回到念硕士的一本学校教学，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每个月基本工资3000多，”但据李超说，其实平均下来，大学老师每月七八千总是有的。以后如果成为副教授，申请项目基金，一个项目的补贴少则几十万，多则一百多万——只是要想往上走，论文还是关键。
那所大学看中的正是李超发表论文的能力。从讲师到教授，每人每年需要发表一篇核心期刊，外加一篇“211”学校的学报即可。但到李超签订合同时，就已被要求一年需要发4篇核心期刊。
自从了解到李超每年的论文任务量后，我才突然对自己读研究生时看到的一个“怪现象”豁然开朗：那时候，我常常看到导师在聚餐喝完酒之后，留在办公室写论文。原来，那句“导师哪有时间指导你”并不是推辞。
相较之下，成为中学里的一名历史老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小齐，等你带完一届，可以申请个班主任，我再帮你问问，看看教导处缺不缺干事。”周芸在得知我的困境后，对我这么说。
作为学校元老，周芸比大多数普通老师都更了解学校的各项事务。刚建校时，连教学楼的电路都没铺好，部分建筑仍然在建设中，周芸就开始着手学校的招生和教学工作。第一届和第二届学生总共10个班，两个年级的历史课，全是周芸一个人在教。
“好多次加班太晚，学校上了锁，我都是从学校没封好的墙洞那儿钻出去回的家。”
周芸算得上是我的第二个师傅。我递简历的时候，就是她负责接收的；进学校后，又正好在同一个办公室；她还是我同校的研究生，算是师姐，自然更亲近些。
周师姐在教历史的同时，还兼着教务处的干事。招生、组织考试、印刷试卷、学籍管理、学生档案、教师绩效考核等涉及到教学的事，都要经她的手。周师姐也善于与人打交道，学校里任何风吹草动，基本都瞒不过她。因此我私下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小灵通”。
教务处的日常工作琐碎繁杂，加上自己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尤其难带，渐渐的，周师姐在教学上也不免相对“放松”了些。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两头兼顾。
“谁和老杨搭班，都得被他给累死。”一天，周师姐冲我抱怨道。老杨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有为，做事事无巨细，去年他们班成绩最好，在平均分上整整比周师姐教的班级高了两分。“你是不知道，他一个历史老师，居然还要辅导他们班的各科内容。这就算了，毕竟班主任要操心多些。可他没事就搞听写、布置作业，一个学生都不放过，也太‘负责’了吧！”
这样的老杨，家长喜欢，学校喜欢，但和他搭班教学的老师肯定不喜欢——为了跟上老杨的步子，所有人都不得不和他一样做大量的工作。这是周师姐没法做到的。
去年，周师姐本应跟着年级组一起升上毕业班，却在暑假前听说，她被留在了八年级。消息是由新毕业班的老师悄悄告诉她的，校领导甚至一直没有正式通知过她。
我忽然想起老魏跟我说过的，“学校就是这样，某些方面没法说。老杨刚进学校的时候，成绩一直赶不上老周（周师姐）。后来有一次考试考得比老周好，你猜怎么着？校长居然亲自跑到办公室祝贺他，说他终于超过了老周。”老魏愤愤不平。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老杨考得好，更因为老杨不用休大半年的产假，也不用花心思带孩子。
其实老杨之前并不是这样。他刚进校的时候，对教学有着一套自己的看法。
“我一开始以为，初中历史不需要讲得那么清楚。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老师们都着重给学生们讲故事，一节课轻轻松松就结束了。”回忆起自己刚来R校时的情景，老杨苦笑着，“直到后面考试成绩出来，我就开始有点坐不住了。”
那时，老杨班的分数和周师姐有着不小的差距。一次考试有差距可以理解，后面反而扩大了，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不仅如此，更令老杨觉得难堪的事发生了：在第一学期期末的总结大会上，校长将各年级各学科各位老师所带班级的分数，排出了先后，明晃晃地放在大屏幕上。这让老杨更难受了。
经此一役，老杨得出一个道理——成绩就是学校的命根，是老师的尊严所在——“唯分数论”才是正途。从那以后，老杨开始逐渐放弃有趣教学，大纲上不考的东西，一律不讲。用20分钟迅速结束课程，再用剩下的20分钟给学生练习习题。不仅如此，针对后进生，老杨还采取“盯人战术”，“点对点”突破。
然而，让老杨没想到的是，成绩固然是老师的尊严所在，可历史成绩却并不一定——新学期的毕业班期中考试后，R校的成绩虽然依然领跑全市，但与第二名的学校差距极小。年级组将成绩系统分析后一看，语数英三门主科全面落后，要不是政史学科领先较多，R校这个第一名恐怕难保。
成绩分析会上，跟商量好似的，从校长到教务处领导，都在有意无意地批评政、史学科占用学生过多时间。年级组长更是直言不讳：“政治、历史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山头，而不顾学校大局。”
那次会议上，老杨第一次拍着桌子和年级组长吵了起来。但会后，校方依旧宣布：政治历史，非周末时间，一律不允许布置作业。
今年年初，周师姐推荐我做了教导处干事。活不多，但每个月额外有350块的补贴，而且教务处很安静，中午也能有个休息的地方。老婆对此十分满意，因为在同期进校的同龄人当中，已有不少人被学校“赋予重任”，而我还在原地踏步，捞到个教导处干事，也算是一种“进步”。
老婆和我同是历史系学生，读研究生时相识，对此她常说：“老公你得感谢我，感谢我当年把你从单身狗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我当然死不认账，但心里还是认同的。这些年，从我对同学同事的观察中，还发现了一个不算规律的规律——从大学到参加工作，夫妻俩都是历史专业的，总共有7对。而这7对中，100%会有一个人从事教育行业。
而在大学里，我们班上除了有5位仁兄在班级内部解决了个人问题外，其他直到毕业都一直是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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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想想，每个跑车的都像吉普赛人，去哪里是货源决定，在哪里都是外地人。每个人都想从半挂车微薄的利润中获取一点，也从不会有人想与下一秒就离开的半挂车们去建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情感。
2012年，距离春节仅有一周的时间，我、母亲还有司机吴师傅一起坐在我家的半挂车里。车辆一路向北，我心里想着，等这趟跑完，就能回黄湖老家过年了。
凌晨3点多，半挂车从广东驶入江西省内，过省界收费站后，吴师傅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检查轮胎和捆绑货物的绳子。
母亲在车里休息，忽然听到身后一阵窸窣声，便问：“吴师傅，你在找什么呢？找驾证吗？”声音继续作响，却没人回答。母亲起了身，猛然发现一个陌生男子正在驾驶室后排乱翻，母亲吓了一大跳，大喊“吴师傅，吴师傅！”并条件反射般地迅速拽住车座中央的一个包的背带。
陌生男子许是急了，见母亲拽着包不放，便使劲从母亲的手里夺过包，跳下车翻过高速护栏，迅速消失在如墨的黑夜中。
后来我们才知道，尾随我们车后的另一辆半挂车也遭此一劫。车主护钱时还被歹徒捅了一刀，抢走了1万多元的现金。我家则损失了3000多元。报警后，收费站的交警虽然迅速赶到了现场，但此事却只能不了了之。
母亲吓坏了，在随后抵达的第一个加油站，就把自己枕头下藏的2万元现金全部充进了油卡里。
——而这只是我家跑半挂车10余年中，一次不起眼的经历。
在此之前，我家汽配店所在的停车场内半挂车极少，但市面上的行情很不错。全家人商量后，决定买一辆双驱动的重汽斯太尔王半挂车，配备的是专门拉大件的高低板，随后又请了两个司机。很快，业务就不断，单趟利润低于1万元的都不接。
就在那年春节前，我家跑了一趟货运，从佳木斯到上海，运送变压器。半挂车赶到佳木斯后，境外的变压器尚未入境，等待期间，厂家每天给1000元的补偿。大约十几天后，变压器顺利过境。进山海关前，花费2000多元办了“三超”证（特指超宽、超长、超高的车辆，2013年前，“三超”证往往跨省作废或只能在某些高速路段使用）。出山海关收费站后，遇到路政人员要求罚款2万，母亲恳求了2个多小时，最终以“6000元不开票”的方式得以放行。
最终，那趟货刨去所有成本，依然结余6万余元——总费用17万，中介给我们的运输价格是11.7万——也正是这趟货，让我家在车场内名声大振。
但很快，运输市场就趋于理性，“三超”的利润大不如以前，为了维持生活，我家把高低板换成17.5米的普通板，又辞退了一个司机。即便如此，到了后来，甚至遇到过连续3个月亏本的日子。
| 我家的车是2003年出厂的重汽斯太尔王，挂板长度17.5米。图/Christian Petersen-Clausen
起初，运输市场还很混乱——天价运输费、货物出事车主逃跑等事常有发生，经过几年的摸索，半挂运输行业也自然变得规范起来，像我家这种以家族运营模式的小团体，就极少能直接接触到厂家的运输资源了，厂家会优先选择运输公司和有信誉资质的中介，而我们则只能接触到这两者一时消化不掉的资源。
等运输公司和中介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后，留给车主的利润就微乎其微了。
那时，运输费用的浮动，往往都是根据各省路政罚款的力度（例如河南、江西罚款较高，广东相对较低）、整体市场是否低迷（秋冬季和淡季）、物流中介与驾驶员的沟通谈判能力而决定（驾驶员必须对道路相当熟悉，了解该路段是否能遇到路政等因素，依次讨价还价，至于厂家给的最终价格很少有人了解）。至于油价和过路费，则是硬性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构成关键因素。因此，跑一趟车，稳稳获利的其实也只有物流中介——至于半挂车主，相当于就是在“赌”。
等到2009年，市场又有了新的变化——仅凭一张身份证、一个担保人，就可无抵押贷款购买一辆半挂车——此举一度导致整个市场车辆数目骤然增多，运输价格随即大幅度下降，随之而来的贷款、高油价、过路费等等，都成为半挂车主们的噩梦，过去那样轻松挣钱的日子一去不返。
尽管就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当时，在这个行业里，努力一把一年十几万的利润总还是有的，可问题又在于，一辆半挂车并不是只凭借一个司机就可以运行的，它往往需要两三人为一个小团体（多为家庭）一同配合。
如果一个家庭年收入在15万以下，算上车辆折损，的确会让人觉得得不偿失。毕竟常年在外四处奔波，那种受尽委屈的感觉，也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体会得到。
2010年，吴师傅来到我家的车上，我负责跟车，也帮吴师傅打个下手。
第一任司机走之后，母亲曾换过几位司机，都没做长久。有的是嫌母亲唠叨，有的是个人原因，而吴师傅则在我家车上待了7年之久。
吴师傅是90年代就摸上方向盘的老司机（141型以及弹簧牵引的卡车），到我们家的时候大概40岁出头，皮肤黝黑、中等个，话不多，虽然挺着点肚子，但爬4米多高的车顶撒网、拉雨布、捆绳子都相当利索。吴师傅少了一颗门牙，笑起来像孩童般可爱，爱喝酒并且只喝白酒——那时候，我俩常常在抵达广州后，在大排档一起喝到烂醉。
那时，吴师傅的儿子也已20出头，在工厂做短期工（半月结），钱一旦够花了就结束工作，如此反反复复，经常需要吴师傅贴补，小女儿还在老家读小学，妻子也在工厂里做工，爱打麻将，手里也剩不下钱，全家收入主要都靠吴师傅。
起初，按照半挂车司机行情，我们给吴师傅的工资大约是6000元，后来渐渐涨到9500元。半挂车必须包司机的吃住烟酒，吴师傅租房子的费用也是从半挂车上支出，房子位于无锡钱桥北一个偏僻的村子里，750一个月。而吴师傅的工资则大多用于为儿子在老家盖房子。
有段时间，母亲偶有抱怨，说一年到头没剩多少钱，倒是养活了司机一大家子。不过，这只是母亲由于阶段性收入不佳产生的偶发情绪，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全家人都是非常感激尽职尽责的吴师傅。
那时，我家门口的凉棚下就像一个沙龙聚集点，几乎每天都有一批不出车的车主们在那里聊天。叹气的总是大多数，有抱怨一年到头风风雨雨，盈利稀薄的；有羡慕谁卖掉车、找到更好的营生的；还有人羡慕别人家底厚、儿女争气，不用自己帮衬，卖车回老家养老的。可抱怨归抱怨，他们也都没有放弃——其实，大家也没有太多选择，不仅是这个行当，甚至包括运送的货物。
在所有的货物中，“百货”是最次的选择：不用等，随装随有，但几乎不挣钱。
首先，装车需要1天，卸车需要1天，路上跑最少2到3天，到达目的地之后，返程货源待定的话，则需要在停车场旅馆内等候，如此满打满算，一个月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跑4、5趟左右。更何况，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次发达的地区发货价格普遍偏高，而返程不仅货源难找、价格也偏低，例如：我家曾经从北京拉二锅头去海南，费用大约是2万多，而归来的时候，费用打了半折，扣掉成本，最终亏损4000多元才接到从海口清风原纸厂到天津金红叶纸厂的货——如果只运百货，那么肯定是月月亏本的。
通常来说，“三超”货品基本都是不可分割的机械大件，例如风力发电机的铁翅膀。能分割的货物厂家肯定不会以此方式发货，因为同样的行程，“三超”的成本至少比不“三超”的高3至4倍。且超出得越多，价格就越高——虽然“三超”大件非常容易被路政扣留罚款，且对驾驶员的经验也有更高的要求。但只要有能力的车主，都在努力寻找拉“三超”的机会。
可机会不常有，车却不能闲着。“行情不行就随便拉个百货先跑着吧。”吴师傅总这么说。
即便如此，精明的物流中介们早把利润掐算得非常准确——市场不行，利润就低，有时候连百货都拉不到。更何况，即使价格再低，也有大量的背着贷款的半挂车在排队等着，哪怕能剩那么一点，他们都会出发。
如果是两个司机（车主和司机），他们基本22个小时都会在高速上行驶，余下的2小时用来在沿途的服务区吃饭、上厕所，其余时间一刻也不停息。
至于只有1个司机的我们，也不轻松。吴师傅寻常都会在清晨开到凌晨，有时候时间充足，会在深夜10点多在服务区休息一下（半挂车内有上下铺）。服务区的饭很贵，有时候也是为了节约时间，在高速上吃点自带的泡面火腿肠，等抵达目的地卸下货来，再找个餐馆喝两杯。
如果赶时间，吴师傅能从早上7点多一直开到次日清晨6点多，中间除去吃饭、上厕所，只有1个小时用来午休。等到了深夜，吴师傅也会犯困，起初他会不断地抽烟，后来他自己抽烟抽得受不了了，就不停地喝咖啡吃花生。等天亮了，花生壳和瓜子皮能在脚下铺绵绵厚厚的一层。
吴师傅屡屡咬牙开到天亮，把车停在服务区，有气无力地说自己快要不行了，但随后告诉我2个小时后一定要叫醒他，直到把车开到卸货地后，他才会安下心来休息。
其实后来，吴师傅也有能力自己贷款买车了，儿子又拿到了A2驾照，可他依旧在我家车上工作，一直到我家卖了车，吴师傅才召回儿子，贷款买了新车与儿子一起继续跑。
如果说2010年前半挂车的收入是靠“挣”，那么2010年之后就基本得靠“省”了。
我家所在的停车场内，有很大一批半挂车司机或车主平时吃住都在车上，洗漱就用公用洗手间门口的水池。停车场内很空旷，每当微风吹过，碾实的黄土地上就刮起阵阵黄沙。若下了雨，四处就是泥泞一片，这样简陋的停车场停车也便宜，一天40元，等后来又涨了20元，就有一大批车主走了，他们为了节约就停在附近的高架桥下，不得不时时躲着交警和夜里偷轮胎的人。
回家后，我也认识了一群年轻人。虽都住在一个院子，但我们却很少相聚——大家跑车的地方以及时间都不同，如果凑巧回来遇到，就一起喝酒上网，这也是停车场的年轻人仅有的娱乐。
每逢出车归来，吴师傅的儿子翔翔就会来找我。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去停车场附近的商店“娃娃机”里夹香烟，香烟被夹起来的时候，猛地晃一下机器，晃进缺口里，附近的商店会折价收。后来，香烟机被铁链子锁上不能晃动了，香烟就很少被夹出来了，他只能天天去上网。
佳佳与我年龄相仿，他与父亲俩人共同经营一辆半挂，也是他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半挂车运输行情极为复杂，往往两三天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大件运输价格更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行情最不好的时候，很多半挂车都放弃拉货，选择在停车场里等待。可佳佳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在每月贷款1万多的情况下，他只能注重趟次而不是利润。
那段时间，佳佳父子二人专跑无锡到广州从化的物流百货——只是因为百货不用等——两人轮流开车、睡觉休息，在服务区换人，24小时除去在服务区吃饭上厕所，一刻也不停。回到无锡后，也只是到租住的房子内洗澡吃饭，随后就即刻出发。如此下来，每月可以比一般车多跑1到2趟。尽管那时候，从无锡到广州，一趟百货来回的利润总和甚至不到4000元，
老杨儿子20多岁，一直吊儿郎当的。50多岁的老杨经常在我家店里唠叨跑车太累了，再干几年给儿子攒点，就回老家不干了。老杨本是黄湖化肥厂的下岗工人，也有退休工资，若不是为了儿子，恐怕也不至于吃这个苦。
跑车人的生活并不比寻常人丰富，我时常感觉，在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中，很难安静下来，可生存的压力又不允许你停下来，那种嵌入心底的孤寂是非常痛苦的。比如我和吴师傅在一起常会喝酒，不过是一种压力的宣泄罢了。
停车场里的毛孩比我小一些，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约只有17岁，黑瘦、个子也不高，有个定了亲的媳妇在老家，停车场里的青年老乡们普遍都是初中没毕业，毛孩也不例外，只是毛孩比大家都要有钱。
毛孩的父亲在无锡经营半挂多年，后来发展成专门发货的中介，手中有许多的大件资源，名下也有多台半挂车，挂的板全是拉机械大件专用的高低板与重型低平板，这样的车往往都是不屑于去拉百货的。
毛孩父亲曾给过我家一单活，从苏州工业区去河北正定某方便面厂，宽4米、高5米的一个机械，毛孩跟着他哥哥也开一辆半挂车走在前面，他们车上装的是42米长、3米多宽的一个机械，如此大的庞然大物在苏州上不去高速，我们就白天休息、夜间在国道行驶，从镇江附近的某个路口上了高速。
临行前，毛孩父亲告诉我们，如果发货厂家问这趟货多少钱，一定要说这趟货4.8万，吴师傅与母亲对这种事见得多了，难免有些抱怨，但毛孩父亲只给我们3.6万——仅仅靠着资源中介，他就能获得1万多的利润——至于是否在私底下给了厂方回扣，就不清楚了。
毛孩下的高速收费站前那段匝道是S型的，车辆在拐弯的同时，42米的机械大件太长，尾巴甩不过来，我们知道这样势必会引来路政，感慨还好没有跟太紧，赶忙换了收费站口。果然，毛孩的车卡在了匝道上，随后，路政人员叫来工人，用氧焊切掉了2个拦住机械大件尾侧的护栏（1个收费2000元），才得以通过；处理完毕后，路政还试图把车赶去路政部门专用的停车场，但无奈停车场空间也不够，为此只得暂时收了车上的行驶证和毛孩的驾驶证，让他们自行找地方停好后前去处理。
毛孩他们意识到再去路政必定会迎来一大笔罚款，卸完货后，直接舍弃证件回了无锡。回程的时候，我们的车还从石家庄拉了几块钢板（大约30吨），亏本几千元回到无锡——那趟行程总共用时8天，盈利大概在1.6万左右。而按照吴师傅的说法，40多米的大件不剩个5、6万，“谁愿意冒这么大的险？”
毛孩的哥哥当时20岁出头，手里钱多了，就在外面与社会人鬼混，还养了个情人，很少回家。毛孩的嫂子就和尚未学会走路的孩子一起，在停车场内租住的房子里陪着公公婆婆生活。
看哥哥四处厮混，毛孩也不甘示弱。大约2010年，他在停车场与其它司机赌博，把车上的几万元货款全部输光了。而此前，他已陆续输了十几万，几番戒赌，都没有成功。
那一次，毛孩痛下决心，挥刀剁掉了自己的左手小拇指。
比如，高速服务区加油站经常会出现“断油”，并不是真没油了，而是每个“国营加油站”都要限量，只给每辆货车配给300至400元的油量——不过是一辆A7半挂车1/10的油量。
每逢限油，加油站就是百米的货车长龙，而加不到油，往往会延长半挂车一至两天的运程。为此，半挂车主都会请人安装备用油箱在车头后面，两个油箱足足能加8000元。不过，此举很快就被禁止了，因为非常不安全。
我们在加油站，加油员说只能给加400元。吴师傅就站在那里，看着加满油的小轿车羡慕地说，“为啥每次缺油都不缺汽油呢？”加油站员工戏谑道：“领导不开货车，有钱人也不开货车啊。”大家就都笑了。
2011年，我们的车从广东到唐山。清晨8点进入河南境内，过省界收费站后100米是服务区加油站。加了400元的油后，我们离开了服务区，沿途就看到对面的高速公路上，几个施工人员正在封闭的高速路段上看手里的图纸，他们左侧100多米的地方，几个矮小的老头鬼鬼祟祟的，很快，就两两协助、迅速抱着一根长条钢筋往高速护栏外送……
我正和吴师傅打趣着讲，就又行到一个服务区，一位男加油员说，最近缺油，只给加600元。随后，就把加油枪塞进油箱内，电子屏幕开始走数，我扫了一眼，速度还蛮快。
我还在车旁发呆，男加油员就说了声“好了，可以走了”。起初，我还惊讶于这个加油站效率真高，正准备锁油箱时，母亲走来与一位女加油员套近乎，问能不能再加600元。
在母亲的讨好下，女加油员又让自己的同事又给我们加了600元。
一切妥当后，吴师傅上车打火，满脸兴奋地说，“这下好了，不用再排队了，原本剩一点，上个服务区加了400元，这里加1200元，现在油箱基本就是满的了，出了河南到河北再加次就行了。”（我们是老式斯太尔王，加满油箱大约需要2000元以内即可）我与母亲也很高兴。随后，母亲一直在自夸，说自己刚才和女加油员拉关系是多么明智。
然而，车行了大约10分钟。吴师傅低头自问道：“不对啊！这油表怎么不动呢，难道坏了么？”坐在一旁的母亲也凑上前看，两人都不明所以。
又过了一会，吴师傅才恍然大悟：“油表没有问题，肯定刚才没加进去，叫人骗了！”然后，他不停地叹气沮丧，指责母亲自作聪明，多送给人600元。母亲这才一言不发了。
下个排队的服务区是个私人加油站，油不限量，但1升大约贵1元。吴师傅在车头前向我抱怨道，“贵也得加啊，物流部一会儿一个电话，催死人了。”
加油员开始加油后，我们例行去后面检查半挂平板上的捆绑设施有没有松动。待返回加油机附近，电子荧屏上显示加油金额已有1400余元。吴师傅惊呼道：“还没加满么？！”又低头地趴在油箱外，依稀看到油箱里只有绿油油的半箱油，果断叫停了。站在油箱旁，吴师傅的脸都气成了暗红色，愤怒地说，“我原本还剩几百元，油箱总共还装不了2000元，这1400元加完才到了半箱，你们这不是坑人么！”
加油站的年轻女员工自知理亏，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把加油枪放回了原位。
我们交完钱，把车停在加油站外的空地，继续检查设施。前方也有个40多岁的司机在紧绳索，吴师傅上前与他攀谈，把这两起加油的遭遇告诉对方，司机一口河北口音，笑着问我们：“第一次跑这里吧？”
“幸好啊，你们没报警，真要是报警喽，没等警察到，就有人过来把你们打一顿。你说你加油被人坑了，还被人打一顿，可冤？再说了，即使警察来了向着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油箱里原先有多少油呢……若是警察说把车拖到停车场，都去派出所去处理，人家拖得起，你能受得了，记住教训啊！”
吴师傅尴尬地笑了：“这不一路上都在限油么，没办法啊！”
随后，我们再次启程，进入河北境内，在第一个加油站从下午等到第二天的早上，才加上了油。
除了加油站以外，让半挂车主最头疼的，就是路政了。因为各省市、甚至各路段对于“三超”证的办理要求、时间等因素各有不同，一般半挂车主是很难全程都遵守的严格的路政规章制度。
在停车场内，总能听人唠叨，交警不过也就罚200元，一见到路政的车，腿都要打颤。路政的罚款没有封顶，而面对罚款，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装可怜，或者尝试进行“不开票的交易”。
在货运部内，车主们与物流的中介因价格争论不休。一趟货，公里、高速费用、油钱，大家都能计算清楚，唯独难以估量的是路政的高额罚款——而遇到路政后的关键，就在于司机们各自的本领和运气。
我们遇到路政最狼狈的一次，是从广东去贵阳，随后从贵阳回苏州。
上午9点多，我们已走到东部某市，天空晴好，我与吴师傅停车去服务区内的水池洗漱。等洗漱完我俩拎着洗漱篮往回走，眼见还有20多米就到了车前，高速公路下的涵洞里忽然开出一辆印有“中国公路”的车辆，吓了我和吴师傅一大跳。我们都很紧张，因为这次拉的是25米长的机械设备，远超车身的17.5米。为躲避路政的车辆，吴师傅和我只能拎着洗漱篮，返回服务区的超市里闲逛。
超市外骄阳似火，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吴师傅念叨着，“路政也耐不住热，该走了吧。”就出去看了一圈，果然，炙热的停车场不见路政车的影子。吴师傅异常兴奋，赶忙回头喊我，“快，快，快！”说着自己先向半挂车跑去。我一路跟随吴师傅狂奔到车里，大口喘着粗气爬上车。
吴师傅匆忙启动，我在一旁焦急地祈祷，“赶快，赶快，走不掉就要掏钱了。”没想到转眼间，涵洞里路政车再次冲了出来。车辆似乎早已有所准备，径直向我们扑来，一个急刹停在我们的车前，车后窗摇开后，缓缓伸出了一只手。吴师傅只能从驾驶位上爬下去，乖乖地把证件交了出去，那只手攥住证件缩回车内。随后，车玻璃缓缓升起，车辆一溜烟又通过涵洞，回到了高速对面的服务区——车里的人应该很生气，气我们故意躲他——放在平时，路政在收走证件后就会立即与司机谈判具体该罚多少钱。
气温上升，阳光毒辣，服务区内闷热得没有一丝微风，坐在车里的我们不舍得开空调，又不能离开车去阴凉的超市，只能敞开驾驶和副驾驶的门各自坐在两边等路政的车再次回来。
大约1个多小时后，路政的车才开回来，停在距离我们10米的地方，那只拿走证件的手再次从后车窗内伸出来，挥了挥手，示意吴师傅下车。
吴师傅小声地嘟囔了一句：“他娘的，总算来了。”随后赶忙下车，堆满笑容迎了上去。路政人员在空调车里坐着，吴师傅则在毒辣的太阳下撅着屁股，把头趴在后车窗与他们商量罚款的事。大约过了10分钟，吴师傅向坐在副驾驶的我挥挥手，示意我也过去——吴师傅没有谈拢，对方要2000元。
坐在后排的路政人员是位退伍军人，他听说我也是退伍军人后，让我下车去见见他。我下车走到后窗户，与他说了会儿无关紧要的话，很快就开始恳求他少罚点：“还有两个省，一路上罚款的人多着呢，帮帮忙吧……”
最终，他们“放过了我们”，草草罚了600元了事。吴师傅很高兴，赶忙从屁股兜里掏出钱包，数好钱递进车窗。捏住钞票后，那只手才又把证件从窗口里递出来，随后路政车辆缓缓启动，车窗再次合上。
那是一个夏天，我们从陕西神木拉一趟煤回苏州。晚上11点多，我们在苏州某大桥收费站排队。天气凉爽，坐在副驾驶的我摇开了窗户。
这时候，有个瘦瘦的人站在副驾驶的高速护栏外，一边挥手一边问：“包过桥！要过桥么？”
吴师傅见我询问的眼神一直盯着他，答了我一句：“我们不超，不用他们。”前面的车辆在缓缓前进，我们也继续向前行驶。走了十几米，又来了一个高大的胖子，眉头紧蹙，昂头急切地询问我：“要过桥么，包过桥？”我们依旧没有理他。
等轮到我们驶上收费站的地磅，半挂车刚停稳，电子屏幕就显示“56吨”，而核载是55吨——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走路桥，只能走轮渡——吴师傅顿时着急了，他慌张地把身边的小篮子里沿途江苏、河南、陕西、安徽的省界收费票全翻了出来，跳下车，跑到收费站的小窗口解释：“一路上过来，在以上几个省过磅重量从未超过55吨！”
吴师傅对能否过苏州大桥很慎重，此前，一过山区，他就把半挂板下多余的“滴水刹车”里的水全部放掉了，连油都没多加，如此精密计算，就是为了防止过桥超重。
面对省界收费站的票据，收费站内的员工却置之不理，她摇了摇头，坐在那明亮的窗口内，只是重复一句：“我们以我们的地磅为准。”
眼见沟通无果，吴师傅有些气馁，返回车内，我指挥着后面的货车退让，我们离开了大桥收费站，在收费站前的护栏空档处掉了头，驶向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收费站。
到达下一个收费站时，收费站的超宽车道已经关闭了，我下车恳求戴眼镜的男员工，他同意可以帮我们打开超宽通道前的护栏。随后，就站在一旁看着我和吴师傅挪开护栏。吴师傅装作不经意、其实是搭讪讨好地对他说：“哎？我这一路上都是53吨、54吨，结果到了大桥的地磅却是56吨呢？”
男员工依旧笑了笑，双手插着裤兜：“快走吧，都这么晚了。”
在昏暗中，借着远处的灯光，我指挥吴师傅从超宽车道通过，电子屏幕上显示：54吨。
大约行了不足200米，我们走到一处需要左转的丁字路口。黑夜中，一道车光从路口左面倏地出现，迅速刹在我们的车头前面大约20米的距离，挡住我们拐弯的去路。在半挂微弱的车灯中，我看到两个年轻人下了车，其中一人还带下来一根钢管。
两人在微弱的车光中叫喊，手指着我们，示意让我们下车。吴师傅下了车，我也跟着下来，原来那俩人就是在收费站外喊“包过桥”的胖子与瘦子。
胖子边走边挥舞着手里的钢管示意要砸向吴师傅，吴师傅显然被吓住了，一言不发，也不躲避。胖子边走上前嘴里叫嚷着：“你知道我们打下这条关系花了多少钱么？”瘦子则紧随在他身后，虽不说话，却也是一脸的狰狞。
身后慢了一步下车的母亲，这时候立刻跑到我们跟前，挡在吴师傅与胖子之间，按住胖子握钢管的手，哆嗦着身体，嘴里说着“我们不知道啊！”“小伙子有话好好说”之类的话。接着，又说，我们也什么也没钱了，一路上钱都加油了，然后立马掏出50元塞给对方。怒气冲冲的胖子没有收。
不过，胖子的钢管也没有砸下来，瘦子则在一旁抱着胳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随后，胖子又叫嚷了几句，唠叨完，两人才上车走了。
吴师傅似乎被吓怔了，回到车里依旧没说话，也不抽烟，大约过了几个小时，在苏州工厂里卸完煤后，吴师傅的脸上才恢复了血色。
2008年的雪灾，我家的车也被困在高速某路段，在解放军尚未前来破冰之前的两天，1个煮鸡蛋被炒到10块钱，方便面20元一桶，还买不到。更别提最难解决的热水了。
那一次，碰巧我们的车停的高速路段附近铁丝网不结实，可以走出去，母亲走了一段，碰到一个人家，年迈的老奶奶把厨房借给母亲，极大地解决了不便。
两天后，朴实的士兵们赶了过来，挨个敲车门，给每辆滞留在高速上的货车送来了热水。
而让尚且年轻的我最开心的是，只要上路跑车就意味着可以下馆子了。
我们经常跑的广州到无锡这条线，每次来回就停在江西泰和县，那里盛产乌鸡，下了收费站向东走大约1公里就有家饭店，给司机提供的住宿是免费的。每次我们都会去炖一只乌鸡，偶尔还会喝点乌鸡酒。
那几年，除了西藏、青海、新疆、甘肃、云南、内蒙以外，所有的省份我都去过，可惜的是，我们的车到了任何地方都只能在城市的外环行驶。后来母亲也去了内蒙，在那里买过烤全羊，牧民现杀并烤好，大约1300多元；翔翔去兰州拉新鲜蔬菜，给我带来了好几个1毛钱1斤的瓜州蜜瓜，小西瓜般大小，味道非常好；我在延安买过兵马俑的纪念品，也在榆林领略过大漠风光，从榆林到神木县的高速上还有很多观光点；还有湖南呛鼻子辣的蒸菜，我也得以在行车途中品尝过。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南方。那是2013年的8月，车行过广州，阳江雷州一带的风景就明显与内地不同，成片青色的甘蔗田，还有仿佛如众星捧月一般的菠萝在田里。
我们曾在夜晚的海港旁等待上船。听到远处大海浪潮的声音的那一刻，我的眼泪都快涌出来，车在海口一下船就到了海口大道（如果从秀英港下，会是一望无际的金色沙滩），海口的空气质量真好，水果也很便宜——香蕉1毛1斤，木瓜8毛，青色的大菠萝1.2元1斤，大青芒果2.5元1斤。从海南回天津的时候，吴师傅用15元买了一大枝干香蕉，上面大约有七八盘青香蕉，商店老板还送了我们香蕉催熟药。
后来，我直到离开了半挂车、去外地开叉车，也时常和人谈起那段经常去海南的日子。
| 2013年，我们的半挂车在前往海口的轮渡上 （作者供图）
直到2017年，我家的半挂车才终于被卖掉。那时，母亲还略带庆幸地对我说，“车卖掉好，钱少挣点就少花点，干那么多年，可算是干够了，走到哪里都担惊受怕的。”
回头想想，每个跑车的都像吉普赛人，去哪里是货源决定，在哪里都是外地人。每个人都想从半挂车微薄的利润中获取一点，也从不会有人想与下一秒就离开的半挂车们去建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