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四十四）

1840年，一枚五十年前的谎言爆雷了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4-22

 

在1840年清廷与英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当中，有一种认知在清廷官员与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流行，那就是“洋人的腿无法弯曲”。

 

曾在镇海前线活剥过两张“白黑夷匪”人皮的闽浙总督裕谦，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夷人腰硬腿直，一击便倒”。大理寺少卿金应麟也认为，洋人的战斗力，全部来自他们身上那些能够抵御刀砍箭射的甲胄，弱点则是“两腿软弱，一击便倒”。

 

关心时局、致力于搜集“夷务”相关资料的知识分子叶钟进和汪仲洋，同样认定洋人的双腿是他们的致命弱点。叶钟进说，洋人的腿脚无力，“上岸至陆地，则不能行”，在陆地上是走不动的，只要拿大杖攻击洋人的腿脚，他们就完了。汪仲洋说，洋人的腿很长，“不能跨越腾跑”，他们的眼睛是碧绿色的，害怕阳光，中午的时候不敢睁眼，要击败他们不难。

 

 

《清实录》道光二十年八月中的“夷人腰硬腿直，善水战不善陆战”

 

定海失陷后，林则徐在奏折里，也向道光皇帝传递了相同的讯息。他建议朝廷将定海周边的民众发动起来，杀尽洋人。他解释说，洋人上了岸，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腿脚僵硬，倒下后就爬不起来，随随便便一个普通人就能将其杀死。定海周边二百余里，有总数不下十万之众的村民，只要朝廷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可以在“不瞬息间”就将洋人杀得干干净净。

 

林的奏折原文如下：

 

“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该县（定海）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众……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

 

类似的文字，也见于稍早一些时候，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他们说：夷兵除了枪炮之外，别无所长，且“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到了岸上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并不是没有办法打败他们。

 

这种认知，在今天看来殊为可笑。但在当时，在林则徐们的眼中，却是一种可以信赖的真知识。

 

对伪知识的坚定信赖，即为迷信。对迷信的嘲讽并无多少价值，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迷信究竟从何而来？

 

 

西方画报描绘的1841年英国军舰攻击珠江口炮台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访。该使团本为建立一种平等的通商关系而来，却被两广总督郭世勋在翻译上做了手脚，弄成藩属国对宗主国的“朝贡”。然后又有负责接待的钦差大臣徵瑞为迎合乾隆，谎称使团的船舱中恭恭敬敬供奉着乾隆画像，进一步将“朝贡”坐实。既然是“朝贡”，就得给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接待者与来访者在这个问题上，就发生了冲突。徵瑞们定要马戛尔尼们三跪九叩，马戛尔尼们却只肯免冠单腿下跪，且说非要如此的话，那么清廷也要派一个地位相当的使节，向英王的肖像三跪九叩。

 

冲突期间，乾隆给前线的接待者们下达过一份谕旨。他在谕旨中说（为便于阅读，笔者略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上次送来的奏折，说那些使臣见到朕的圣旨，只行了脱帽之礼；这回送来的奏折，却说他们行了叩头之礼。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听说“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所以他们国家的风俗，不知道有叩头这种礼节，只会脱帽鞠躬点头。你们的奏折没弄清楚这一点，或许是把“免冠鞠躬点首”错认成了叩头。如果这些使臣是真叩头也就罢了，如果只是脱帽点头，你们要好好地婉言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前来天朝进贡者，不但使臣要行三跪九叩之礼，就算是国王亲自来也是一样。到了我天朝，就要尊我天朝的法度。他们国家的风俗，虽然“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在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是可以把绑腿布解开的嘛；行完三跪九叩之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再把绑腿布捆回去，也很方便嘛。你们在接待时，要如朕这般好好开导他们。（《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128-129页）

 

乾隆谕旨里的“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与林则徐们奏折中的“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构成了一种跨越半个世纪的共鸣。

 

 

《清实录》乾隆五十八年七月的洋人“跪拜不便”

 

一方面，乾隆知道西洋人“用布扎腿”，也就是今天常见的打绑腿；也知道他们一贯行的是“免冠鞠躬点首”之礼。这显示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生活在信息黑洞中的皇帝，对外部世界仍有一定的准确认知——这种知识很可能来自《大清一统志》的修撰，该书称，夷人拿黑毡做帽子，“遇人则免冠挟之以为礼”，见到人就把帽子摘下来算是行礼。

 

另一方面，乾隆又将“用布扎腿”当成了“跪拜不便”的原因，且不厌其烦地提醒负责接待的官员，要他们说服马戛尔尼一行在觐见时解开绑腿，以便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显示他的知识来自道听途说，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脑补，他并不了解英军绑腿的实际情形，所以建构出了一种错误的因果，且真的相信这种因果。

 

 

名画《细细的红线》，描绘的是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军（红色部队），可以看到英军绑腿的大致情状

 

在乾隆下达这道谕旨之前，徵瑞们一直在试图说服马戛尔尼使团三跪九叩，但没有拿“洋人跪拜不便”说过事——徵瑞们直接见到了洋人，洋人的绑腿是什么样，是否妨碍膝盖打弯，他们有很直观的认知。但接到皇帝的谕旨后，徵瑞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相反，在回奏中，徵瑞是这样说的：

 

诚如圣上所言，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他们的风俗中，没有叩首之礼。奴才我与地方督臣们两次向他们宣读圣上的恩旨，他们都只是脱帽低头。奴才我仔细观察，使团随从之人的绑腿，用的是布，“十分箍紧”；贡使略好，用的是绸缎，比较松一点，还可以屈膝。于是我把天朝的礼仪规矩告诉他们，嘱咐他们好好学习如何三跪九叩，该使臣“欣然愿学”。奴才还遵从圣上的教导，“于无意中”告诉他们，若学不会三跪九叩之礼，会被其他藩国耻笑你们愚笨。该使臣深感惭愧。据奴才这几天观察，该使臣已渐渐能够跪拜叩头了，只是“善于遗忘”，还需要奴才随时教导提点。（《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374页）

 

回奏里的这些话，自然全是假的。绑腿并未破坏使团成员的膝盖功能；马戛尔尼此时也未松口说同意三跪九叩，更不存在因为不会三跪九叩而惭愧、而跟着徵瑞努力练习。徵瑞说这些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迎合取悦乾隆。当然，他也给自己留了后路，那就是马戛尔尼们“善于遗忘”。

 

 

西人绘制的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该图与历史实情有一定差距

 

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做出了妥协。据黄一农的考证，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觐见乾隆，所行之礼既非清廷期望的三跪九叩，也非英方坚持的脱帽鞠躬：

 

“在帷幄觐见时，他们单膝下跪，而当周遭之人九次叩头时，他们则九次俯首向地（常人在跪一膝时，很难俯首触地并叩头），其间并随众人起立两次；在澹泊敬诚殿贺寿时，则改以屈膝并深鞠躬之礼替代单膝下跪，但仍与九叩首的众人一样，共行礼九次。”

 

对乾隆而言，这是一种变了形的“三跪九叩”；对马戛尔尼来说，这是一种变了形的“脱帽鞠躬”。双方都能勉强接受，但双方也都不太开心。乾隆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面子，但这面子打了折扣，并不十全十美。于是，“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这个谎言，便成了掩盖折扣最好的说辞；有了这层掩盖，清廷就可以在官方文件中堂堂正正写入“行礼如仪”四个字。

 

嘉庆时代，“用布扎腿，跪拜不便”再次发挥了它的功效。

 

1816年，英国派了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在跪拜问题上，使团只愿“脱帽三次，鞠躬九次”，引起了嘉庆皇帝的极大不满。双方重演了一番乾隆时代的斗争，最后嘉庆决定放宽标准，只要形式能挂靠上三跪九叩之礼，“起跪之间稍觉生疏”也无所谓；但双方最终仍不欢而散。事后，嘉庆将过错推给了负责接待的官员，又向做过广东巡抚的孙玉庭询问英国人的真实情形。孙玉庭告诉皇帝：

 

臣我在广东巡抚任上时，有答赏给该夷国国王的东西，所以把该国一个叫司当冬（注：即斯当东）的使臣召唤了来。差役把他领进大堂后，他就摘下帽子“弓身俯伏”。……他进来的时候，臣我就看到他“两腿裤袜绷紧直立而不能曲”，他的“俯伏”，就是洋人的脱帽点头之礼。这次到京城来的使臣也是这个司当冬。他之前在广东很恭敬，不至于到了京城就桀骜不驯。（孙玉庭，《寄圃老人自记年谱》）

 

孙玉庭带来的信息，给嘉庆皇帝找回了面子。自此之后，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这一谎言，便成了清朝官场与知识界一个无人敢于说破的基本常识。

 

 

威廉·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在1840年，这个谎言终于爆雷了。不但叶钟进、汪仲洋这些知识分子掉进了坑里，林则徐、裕谦、邓廷桢这些处理中英冲突的一线官员，也被这个谎言所俘虏，深信英军“浑身裹缠，腰腿僵硬”，倒下就起不来，上了岸就没有战斗力。

 

尽管无法量化，但该谎言对清廷的战事造成了巨大伤害，是毋庸置疑的。

 

尤为可笑的是，裕谦还以该谎言为依据，与主和者在朝堂上展开了战斗。英军与清廷关系缓和南撤时，曾向山东巡抚托浑布递交文书，请求提供淡水与食物。托浑布满足了英军的要求，然后在给朝廷的汇报奏折中说“夷人欢呼罗拜”，感谢天朝的恩德。这本是一种习惯性的夸大其词，却被裕谦抓到了把柄。他上奏弹劾主和的琦善怯弱避战，同时把支持琦善的托浑布也扯了进来。奏折中说：

 

这些英夷“腰劲腿直”，无法下跪，见到自家的国王也没有叩拜之礼。嘉庆年间英夷入京，就是因为无法跪拜，然后被驱逐回国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明证”。所以，托浑布说“夷人欢呼罗拜”是在撒谎。这些无法下跪之人，岂有在攻陷城池大肆猖獗之后，在山东向犒劳他们的军队跪拜的道理？（梁廷柟《夷氛闻記》卷二）

 

这场以谎言攻击谎言的战斗，虽然当事人相当认真，其实半点价值也无。

 

再后来，这枚已然爆雷的谎言，在民间演变成了洋人的膝盖骨比中国人少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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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王戎笙，《马嘎尔尼“谢恩信”和“跪拜如仪”质疑》；王开玺，《清代的外交与外交礼仪之争：一部从高傲到屈辱的外交史》，东方出版社，2017年；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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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真实原因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4-24

 

问：请编辑说一说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有说法称宋朝对外战争胜率超过了七成。

 

所谓“宋朝对外战争胜率超过七成”，是近些年才在中文互联网上出现的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基于一种很不靠谱的统计——该统计既不区分进攻战与防御战，也不区分小规模冲突与大规模战争，故被人讽刺为“好比两个人打架，甲弹了乙7个脑瓜蹦，乙给了甲3个大耳刮，但在统计上，甲的胜率是70%”。

 

军队战斗力低下，是北宋朝野公认的一个事实。

 

司马光对宋仁宗说过，本朝最大的隐患，就是“士卒不精”；欧阳修说的是本朝养了七八十万禁军，却“不得七八万人之用”，可用的士兵不足十分之一；《宋史.禁军上》里说，宋仁宗时，西部边境有战事，从京城派了禁军过去，结果却是“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后来招募的新部队，虽命名为“万胜军”，结果却是“痿”名远扬，在党项军中传为笑柄，倒是名将狄青曾利用这一点，拿了“万胜军”的旗帜来给自己麾下精兵做伪装，成功欺骗过一次党项部队。

 

常见的说法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以及“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更戍法（频繁调动军队主帅），导致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低下。但这种解释过于抽象，且给人一种似是而非之感——毕竟，以文职官僚为主体统治基础，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中央朝代的做法；防止军队私人化，也是所有朝代都在致力的命题。

 

影响北宋军队战斗力最核心的因素，其实是北宋王朝对“军队”的定性。这种定性，见于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等“二三大臣”之间的一次谈话。众人讨论的主题，是怎么做才会有“百代之利”，也就是如何才能让王朝千秋万代。赵匡胤的答案是：

 

“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大意是：唯有养兵这件事，可以让王朝存续千秋万代。遇上大灾之年，只会有造反的民众，不会有造反的士兵；太平年岁里出了变故，只会有造反的士兵，不会有造反的民众。

 

上面这几句话，意思有点模糊。宋神宗后来有一段解释，很有助于准确把握赵匡胤的逻辑。宋神宗说：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大意是：前代那些起来造反作乱的人，都是无业游民。太祖皇帝平定天下后，吸取了前代的教训，将全国的无业游民都招募到军队之中，用军队的组织和纪律来约束他们；给他们提供优厚的俸禄，让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然后以生杀奖惩和等级制度，将他们困住。如此，这些无业游民不敢为非作歹，且可以利用他们去守护（也可以换个词，叫控制）良民，于是天下太平，再无民众起来反叛。这实在是自古未有的大智慧。

 

也就是说，对赵匡胤而言，除了抵御外敌，军队还承载着吸纳社会上的无业游民、消化国家内部的不安定分子的职责。这一对内职责的重要性，绝不弱于抵御外敌，甚至犹有过之。

 

 

《续资治通鉴治长编》宋太宗至道三年的一道奏疏

 

自此，“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就成了北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

 

宋太宗时代，将民间“与人为害者”全部招募到军队中，以实现“乡闾静谧”（见上图），是朝中大臣奏疏中的治国良策。

 

宋神宗时代，王安石曾批评道：“募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朝廷招兵的重点，是吸纳那些无法无天的落魄无赖。他建议宋神宗以“良农”为兵，却也不主张废弃对流氓无赖的招募，理由是将流氓无赖弄到军队当中，可以“令壮土有所羁属，亦所以弭难也”，可以将他们约束起来，也是一种消弭不稳定因素的好办法，即所谓的“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

 

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对北宋的这一国策，也有一段很准确的总结：

 

“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藉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

 

意思是：北宋军队招募来的兵员，全是些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和亡命之徒，鲜少有良民。

 

 

《文献通考》对北宋募兵制的总结

 

马端临还提到，武人在北宋是受到歧视的，“老兵”在当时是一种非常难听的骂人话。“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的基本国策，直接导致了北宋军人素质的集体低下，也进而导致了武职官员在政治集团中备受文职官员的歧视。

 

北宋的中央禁军与地方厢军，即是在这样一种基本国策下迅速膨胀起来的。每有饥荒、水灾之类的变故，当局就会启动募兵，从灾民中招募那些已然破产的青壮流民入伍，以免他们成为社会上的隐患，且以招募数量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开国之初，宋军数量尚只有40万上下，至宋仁宗时，已有120万之多，用时人蔡襄的话说，这是自五代往上直到秦汉，“祖宗以来无有也”，从未有过的规模。

 

也惟有这种规模，才能实现“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的治国之道。

 

 

北宋军队数量变化（单位万人，引自朱舸《兵制对北宋国防开支及军事实力的影响》）

 

与之相配套的，是优厚的待遇。宋太祖时代，一名禁军的年俸大约是17贯，一名厢兵大约是10贯。这笔钱足够维持一户中等人家的全年温饱。到宋仁宗后期，禁军年俸已上调为50贯，厢兵年俸上调至30贯，以致于宰相富弼说，朝廷的的财政收入“十中八九赡军”，绝大多数都用来供养军队了。到了宋徽宗时代，禁军年俸又上调为60贯，厢兵年俸上调至36贯。

 

这庞大的规模与优厚的待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北宋王朝内部的不安定因素，一个可能的证据就是北宋民变的密度与强度，要小于其他朝代。但它毁掉的，是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力主要取决于如下几点：

 

（1）军人的身体素质。

（2）军人所受的拼杀训练、战阵训练。

（3）武器的数量与质量。

（4）军队的纪律性。

（5）军队长官的战略判断与临场指挥。

 

北宋禁军专门拣选精壮之人，且与地方厢兵之间有一种升降流动，厢兵里的精壮者，可以升入禁军；禁军里身体垮掉的，要被落降到厢兵。身体素质方面，总体上不会有太大问题（当然也免不了有弄虚作假）。北宋以超过七成的财政收入供养军队，武器的数量与质量，也不会与外敌有太严重的差距（除了马匹）。北宋160余年，在这个时间跨度里去观察，也不能说所有的军事长官都不合格。

 

所以，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军队的训练状况与军队的纪律性。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指望游民在军营中好好训练，在战场上令行禁止乃至奋不顾身，古往今来，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北宋朝野其实也很清楚这一点。

 

宋仁宗时代，御史吕景初上奏请求停止“养兵”，停止往军队里招募游民，理由之一正是这些游民毫无战斗力，“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牵而败”，上了战场无视军令拔腿就逃，连带着把军中那些勇者也坑了。欧阳修也说，这些家伙拿着高俸禄，“或老卧京师，或饱食塞下，或逸处郡邑，或散居邮亭，未尝荷一戈也”，算不得正经的士兵。

 

宋神宗时代，大臣张方平建议朝廷实施军垦制度，引起许多人的反对意见。最有力的一条就是游民无组织无纪律，无法屯垦。反对者说：唐代以前，士兵与农民一体，所谓士兵本就是从农田中征召去的，所以不难让他们从事农垦。然而，“今之军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游惰之民，至于无所容然后入军籍”，当代的士兵，全是些在社会上无非作歹、没有出路的流氓无赖，这些人早就骄纵惯了，平常时日，军官们也不敢强迫他们做不愿干的事，“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要他们老老实实去种地，太不现实了。

 

中央禁军存在的这些问题，地方厢兵全都有。厢兵的本质，是禁军挑拣剩下者，和自禁军中退下来养老者，战斗力自然是更逊一筹。宋仁宗时代，朝廷财政吃紧，于是下令让地方官府从厢兵中调人去做“役人”，这个口子一开，厢兵就更加不成样子了。他们被地方官府或调去做买卖，或调去砍树烧炭，或调去从事刺绣，或调去吹奏乐器，以至于同时代的苏舜钦上奏说，这些厢兵“终日嬉游市间”，以刺绣绘画为业，实在是与军队二字完全挂靠不上。类似的情况到了南宋也没有改观，兵部侍郎李邴曾愤然对宋高宗说，厢兵们在给人抬轿子、玩杂耍、做跑腿，“所谓厢军者，臣不知其所谓也”，所谓的厢军，臣我实在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

 

地方厢军变成了这幅模样，于是就有了《东都事略》里所记载的“淮南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京东诸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也有了后来的金军长驱南下直抵汴京。

 

不可用无业游民和流氓无赖来构筑国防，本是一个常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里就说过，招兵时“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

 

戚继光懂的道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自然也懂。他之所以做出与戚继光相反的事情，是因为他愿意牺牲军队的对外战斗力，来换取王朝的“百代之利”。而历史的进程，证明了赵匡胤的制度设计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