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95）

【华夏文摘】吴道平：三姨婆

发表于 2021 年 06 月 30 日 由 舟巷

一．

三姨婆是我外祖母的妹妹。外祖母姐弟四人，三姨婆最小。

到我懂事的时候，三姨婆已经五十多了，高挑的个子，皮肤黝黑，满脸皱纹，头发花白。总是一身旧蓝布衣裤，干干净净。

她少女时嫁给了苏北农村的一个的小乡绅。丈夫是教书先生，有几亩田出租。苦命的是，没有几年丈夫就因病去世，没留下儿女。在娘家的时候她从没有做过农活。一旦没有了依靠，也只有将她几亩田地逐步卖掉，帮富裕人家做做家务，亲戚再帮助些。就这样勉勉强强一直过到1949年后集体化时代，成了生产队的队员，挣点工分度日。

她每两三年就会到我们家来住一阵。这座江南小城有她的两个姐姐，两个外甥女、一个外甥和他们的儿女。这些是她仅有的亲人。

我们这些孩子很喜欢她来。她来，会带着我们玩，帮我们做家事，给我们讲一些乡下的故事。我们有了麻烦，她会想法为我们处理；闯了祸，她会帮我们遮掩。记得我刚上小学学汉语拼音，买过一种汉语拼音卡片。放学之后拿着卡片来念，她也坐在一边静静地听，好像也很有兴趣。不料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卡片少了几张，到处找不到。我着急了，怕明天老师检查，读不出字母要被批评。三姨婆一声不吭，领着我到街头的新华书店重买了一份，让我回家来继续读。

母亲知道了这件事，责怪了我。母亲说，三姨婆贫苦，每年年终分配拿不到几个钱。她要自己省下钱来，才能买得起这一毛多钱的卡片。

每次她离开的时候，我们家也总是给她买好轮船和长途汽车的联票，给她带上些钱、物。她也总是把我们这些孩子抱了又抱，依依不舍地离开。

二．

不几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全国大饥荒来了。本来富裕的江南小城已经是一片萧瑟。粮食定量已经降到了仅能维持人的最低活动，而且搭配一半粗粮；从来丰富的蔬菜供应也已经要凭票供应，肉降到了每人每月一两(可以换成一个鸡蛋)。长江边的鱼米之乡，原来市场上随处可见鱼，只能在节日凭票供应。最基本的生活必须品如肥皂、草纸也都凭票供应。记忆中，当年唯一不用凭票供应的商品是盐。

人们永远吃不饱。那年头，我每天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饿”，饿得头昏眼花，浑身无力，就如大病初愈。本来应该是精力充沛、好动好玩的少年，饿得不想动、不能动、无力气玩。有些地方，学校的体育课已经取消，因为学生无力运动。

当时我还有两个弟弟，都在长身体、要营养的年纪。父母为了我们三兄弟把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吃的，竭尽所能从“黑市”上买些计划外的高价食品，家里从小康迅速走向贫困。

这一年的初冬，三姨婆突然来了。

三.

她依旧是一身旧蓝布衣裤，高挑的身体佝偻了，脸上皱纹更多，白发更多。更让人吃惊的是，她面黄肌瘦，说话声也低了。她对我母亲说，想到我家来住一段时间。

我母亲顿时急得手足无措！

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城里食品供应就够不饿死，没有任何一家人，我要再强调一遍，没有任何一家人能供得起一个没有粮票、不带粮食的客人！何况家里还有三个整天饿肚子的男孩！

我母亲真要急疯了。

三姨婆说，她在乡下生活艰难，队里知道她在城里有亲戚，让她来投亲过几个月。究竟艰难到什么地步，她也没多说。只是说队里告诉她，等到春粮收上来，或许就好了。城里的人可以勉强不饿死，我们却还不知道，当时农村已经大批饿死人。

母亲急归急，还是安排她住下，然后请我外祖母和姨、舅设法。大家决定每月共同凑点粮食，让她在这里度过难关。

三姨婆还是一如既往地帮我们做家务，烧饭、洗衣、打扫屋子、缝缝补补，但她沉默了，也不讲故事了。更不说乡下的情况，只是默默地在我们家一天天过下去。

四.

其实，心中最着急的是三姨婆的大姐，就是那位最爱我、最娇惯我的外祖母。她眼看者三个饿肚子的外孙，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还要省下一口来给来投奔的亲戚，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两三个月之后，外祖母实在忍不住，口不择言，说了几句，责怪妹妹不该在外甥女家自顾不暇的时候来添一张嘴。

三姨婆听了姐姐的责怪，低了头，一言未发。

晚上，她对母亲说，她要回家了。母亲说，是不是先写信问一问队里，现在情况是不是好些了？三姨婆说，不用写了。本来队里让她来住两三个月，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母亲给她买了车、船票，送了她些粮票和钱。几天之后，母亲带着我到江边码头去送三姨婆回乡。

五．

那时长江边只有几个小码头，其余还是荒地。

记得那是个阴沉的下午。我们到江边时，小火轮已经靠码头了。母亲把三姨婆的包袱递到她手中，请她下年再过来。

本来沉默的三姨婆突然流泪了，她哽咽着对母亲说，“三姑娘（我母亲老三，娘家亲戚都称她为三姑娘），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以后见不到了。”然后泣不成声。母亲也流泪了。我在一边呆呆地望着她们，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么伤心，心里只感觉到恐惧。

三姨婆走了，上船的时候，几度回头看我们，直到进了船舱。

轮船鸣笛，缓缓开动。汽笛鸣叫声，在荒凉的江岸边，阴沉的天空下，分外凄厉，苍凉。我只感觉到浑身寒战。

六．

母亲一直心里不安。在三姨婆离开后一星期，就写信给她，问她的情况。

没有回信。三姨婆略识字，以前写信她都有复信。虽然寥寥数语，有错别字，但大体意思能表达。这次无信，是不是生我们的气了？

一个月无回信，母亲又写了一封信，还是没有答复。按三姨婆的性格，即使生了我们的气，也不会气到不理我们啊。是不是…… 母亲不敢想了。

母亲决定写信到生产队询问，仍然无答复。最后写信写到公社，公社回信了，简单几个字：此人已死亡！什么时间，什么原因，都没有提及。

母亲伤心大哭，自责自己没有拦住她。在我家她还能够苟活，一回乡，马上就死。

她究竟什么时候死的？因什么而死？如何丧葬的？一概不知。

七．

不几年“文革”的狂风暴雨就冲击得我家濒临毁灭，三姨婆的最后情况，也无人去关心了。母亲却始终愧疚在心。

“文革”大乱之后，我们家才算安定，母亲就到三姨婆居住的乡下去询问她去世的情况。

据三姨婆队里的人说，在三姨婆最后一次到我们家之前，那个地方已经大批饿死人。队里想三姨婆在城里还有亲戚，就让她投亲，也算是求一条生路，而她那部分连生命都难以维持的粮食，也能够被其他人占用（当然是队里有权势的干部家）。

不料三姨婆未接到队里的通知就回乡了。当时乡里还在饿死人，而应当分配给她的那部分度命的粮食，早就被别人分掉了，三姨婆竟然就是一粒粮食都没有！ 她仅仅靠着从我们家带去的粮票和钱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活活饿死！后事如何处理的，已经无人记得。

为此母亲一辈子自责！

八.

六十年过后，这件事的当事人，我的外祖母、母亲、姨都已经去世。三姨婆在我心中的形象依然清晰。我一辈子忘不了她走向轮船的那一刻，那佝偻、瘦削、孱弱身体的背影，那一步一回头的形象。当时我只感觉到大人们谈话的气氛恐怖，还不能懂得那一刻的意义。

后来我懂得，三姨婆完全明白，她回去绝无生路，但她要走。她知道她的死能给孩子们增加生的希望。为了我们家，为了我们这些她仅有的亲人，我们这几个她钟爱的孩子，她义无反顾去赴死了。

直到今天，我这个当年十来岁的孩子，已经到了古稀之年，想起她来，想起那江岸永别的那一幕，我仍然泪流满面。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提到了三姨婆的故事，几位女士当场流泪！

这多年来，每当我读到那些曲意为三年大饥荒辩护、为恶魔毛泽东辩护的文字，三姨婆的形象马上浮现在我面前。

她依然花白头发、高挑瘦削、满面皱纹、沉默不言。和过去不同的是，她的眼睛里多了一道愤怒的火焰。在她身边身后，有三千多万个同她一样的冤魂。那些无耻的辩护文章，能挡得住这数千万个冤魂的追索吗？那些无耻的辩护士，能够在这数千万个冤魂的追索中安眠吗？

那天，在《华夏文摘》上读到了老贫农的“大饥荒六十年祭——亲历者谈大饥荒”，想起了亲我、爱我、为我家赴死的三姨婆，流着泪写下她的故事。

2021年六月改定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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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文革”前后部队大院孩子的优越感

 

－－作者：杨劲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我生性懒散，不求上进，连在网上写文章都懒得自己命题。每当上网看新闻听音乐买卖股票查资料的时候，我经常也顺便来看看大家写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果读了点有感觉的，我就忍不住想和一篇。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我都努力忍住了，自忖跟人家也不认识，搭人家的茬不是招讨厌吗。

        

潘涌先生的文章我看过几篇，他写过部队大院孩子身上的优越感，我觉得写得很好，很真实。不过，我更觉得他的言谈举止（当然举止我看不见，只是从他文字的口吻中想象）比他的描述还更惟妙惟肖地表现了这种优越感。我很佩服他根本不甩别人怎么看他，时不时写出他自己是78级高材生这样的句子。我每次读到他类似的文字都乐不可支，就像我又看到那些熟悉的，高谈阔论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所谓高干子弟。 

 

我非常了解他们为什么永远摆脱不了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尽管很多人混到如今一事无成，有的甚至寒酸潦倒，但在精神上还始终保持着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并时不时地享受着这种美妙的感觉。

 

公平地说， 当年绝大多数的部队大院子弟都城府不深，相对较为单纯，对上层的小道消息热衷的多，对社会残酷的真实见识的少；他们性格阳光，为人简单磊落，重义气；关键时刻可以自我牺牲，见不平勇于拔刀相助。也许人们会说他们狂妄自大得有点可笑，但决不能说他们阴险下做。 

 

可惜的是，他们之中，除了极个别出人头地的和少数像潘先生这样有点出息的以外，大多生活得相当平庸。我认为，这可怕的优越感多少是耽误他们一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说起“文革”前后军队大院特有的文化，主要指的是北京。外地的几个大军区和院校相对单一，成不了气候。北京的军队大院数量多，级别高，待遇特殊。长安街延长线从军博以西，大院此起彼落，一个接一个，较为集中。不过总政和总参不在那边。另外还有一些小一点儿部队院子散落在北京的各个地方。

 

“文革”前，这些大院里的孩子，尤其是位于郊区部队大院的孩子们和外界甚少接触，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王国，各自把守着自己的利益。

        

实不相瞒，我也出生在这样的一个部队大院，但是，我永远不愿意告诉别人这个事实。由于这里是虚拟空间，彼此互不相识，所以我也就随便聊聊。时过境迁，现在很多大院早已面目皆非。我写这篇文字不是为了打架（打架我不太行），只是为了记录那一段还未被遗忘的历史。

        

以上所说的大院我先后住过好几个，但这里只谈我生下来后住的那个大院和那里的孩子们。

 

1958年，军科院成立纪念

       

1958年，我们院成立，从全国各地的军队里精挑细选调来院里所有的干部，人数不多，总共只有一百多个，但个个都是全军的最顶尖人才，也是军队里稀有的文化人。今天，这些人绝大部分已经都不在人世了。“文革”前，13级以上属于高级干部，而这个院干部的最低级别都在13级以上，唯有部的秘书，行政人员或是门诊部医生护士等除外。

        

大院依西山而建，有着远古点将台的天然山峦变成了大院两面屏障，另外两面高墙巍耸，外人爬不进来。大院共三个门，由战士荷枪实弹昼夜把守，所有的大人小孩出入时都要出示带有照片的出入证。现在想想真是滑稽，不知道守什么。

 

叶剑英院长

        

这个大院的特殊之处是，一越过高墙，里面严肃的气氛鄹然消失。当时除了气派的办公大楼以外，大院从东到西就是一个被精心规划的大花园。大片大片的果园，葡萄园，桃园，李子园，苹果园，什么水果都有；弯弯曲曲铺着碎石子的人行步道通向西面八方；另外还有整齐的白色水泥马路，供汽车和自行车行驶。院内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红砖色，错落有致。一到春天，迎春花先开，然后就是腊梅，玉兰，桃李梨，最后开的是石榴花。

 

院内的礼堂，俱乐部，门诊部，食堂一应俱全。一部分的人家住着两层的小楼，门前各自拥有漂亮的小花园。另外一部分的人家住在宽敞的单元，一栋楼平均住十二户。

 

副院长粟裕（左）、王树声（右）

 

我还记得我家门前也有个小小的花园，中间是条小道，左边院子有一棵繁茂的芙蓉树，我经常试图爬上去；右边的院子四角各自站着一棵开满白花的梨树，中间是肥胖葡萄叶子覆盖的架子，地上种满了夜来香。

        

大院里还有一个院中院，铁门，用较矮的围墙围起，高个子的人一踮脚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小桥流水。里面住着院长叶帅。夏天的时候，每天傍晚叶帅都由一个穿蓝衣服脸色苍白的女服务员陪着出来散步，有时来看看我们小孩子在马路上玩闯三关之类的游戏。

 

另外八位副院长的小楼都盖在半山腰，每家独立的一栋，彼此隔得很远。我们每次上山摘酸枣，捉蚂蚱的时候都要从他们的门前经过。

 

1963年，军科院领导合影。左起余光文、阎揆要、宋时轮、叶剑英、钟期光、孙克骥

 

叶帅院里还住着几个身手矫健的男人，他们个个身形矮小，着淡蓝色的服装，相貌普通，看不出年纪。每天上午十点他们就出来练功，我哥哥最喜欢看他们练擒拿，一看就是两小时。我姐姐告诉我，这就是特务班。

 

我小时候不怕鬼不怕狗熊和狼，但一听到地主婆和特务立马就吓蔫儿了。刘文学就是被地主害死的；《一只绣花鞋》里面的女特务着实令人恐惧。

        

我们院的孩子像我年龄这么小的不多，半数是潘先生，也就是我姐姐的年龄；另外半数的年龄比我的大哥哥还要大。我姐姐早上学，“文革”开始前正好考中学，她当时是学校的大队长，又考了满分，所以可以随便挑志愿。她自己要去清华附，可是我爸爸却让她上北大附。争来争去，就争得文革开始了，她终归哪里都没去成。每每想起这些，我感叹在大时代里的个人就像小蚂蚁一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军科院的女军官

        

当时我只是个一打一寸高的小豆包，三岁后在院里上幼儿园，一星期被接回家一次。后来又上了院里自办的小学。我只出过一次门，记得是个过节的日子，我父母给我穿上新衣，编了个漂亮的辫子，坐着班车（我们叫它大抱车）去王府井逛街。可是我晕车呀，回来的路上狂吐了起来，把我妈喜爱的新呢子大衣吐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就再也不被带出去了。反正在我幼年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根本就没有出过这个大院的门。我完全不知道高墙外还有另外的世界。

        

大院里的人彼此熟悉，谁家的孩子也都认识。那个年头的人不计划生育，一家四五个孩子很平常，多则还有生九个孩子的。家里的妈妈们很多不工作，也有的妈妈在地方上工作，平时不回家。而像我父母都是军人的少之又少。当时我父母工作可真是积极，每天繁忙，看不见踪影，只有保姆招呼着。

 

保姆，我姐和我

 

我的保姆叫王素英，是个胖阿姨，干活麻利，风风火火，有一天她一屁股就把我专用的小黑板凳给坐垮了。我每天在院里疯跑疯玩，上山下海，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大人从来也没有过不放心。每到吃饭的时候，阿姨就会满院子地喊我的名字，我常常装作没听见。 

       

我们小的时候可以说是疏于管教，但孩子们在道德品质上都家教甚严。每个孩子时刻被灌输要大公无私，当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记得我小学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长大了我要做什么？》。坐我旁边的小男孩写他长大了要当坦克兵司令。他爸爸原来是从装甲兵调过来的。我没什么雄心大志，就写长大以后要当农民，我要把棉花种得五颜六色。长大后我真的当了农民，我对我姐姐说，看来真是应验了。

 

        

在没有和外界接触之前，大院的孩子们还不懂什么是优越感，以为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和自己生活的一样。直到他们飞出了那高墙，才知道自己是特殊的一小部分。

 

就说我自己吧，“文革”一开始我们院的小学就和附近的董四墓小学合并到一起，我们每天要出大门沿着农村的小土路走到学校。当时我一年级，记得第一次看到农村的同学，在凛冽的严冬大雪天里赤着身子空心穿着一件硬邦邦满是油腻的黑旧棉袄，手脚冻得裂着出血的大口子，还有冻疮。我当时吓得都喘不过气来，溜着墙边低头快速地跑走。

        

没多久，“文革”就愈演愈烈了。我们院儿失去了以往的静谧。不记得是不是毛主席指示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来着，反正干部们分成两派，一派叫做红色造反派；另一派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人们疯了，孩子们更疯了，高音喇叭震天价响。

 

我在院子里摘桃子

     

当时在外住校读中学的哥哥居然有时也会回家。我哥哥年轻时长像极帅，是个专业运动员，一米八几，宽肩蜂腰长腿，穿着我爸爸柞蚕丝的绿军装，腰里还扎着条皮带。我哥戴的袖章也和别人不一样，深橘红色，还是丝的，上面印着毛主席的手迹红卫兵三个字，瞧把他神气的。

 

他回家不是一个人，是带着一大群人，全是年轻的学生，男的女的，每人骑一辆26的凤凰或永久牌自行车，把车座拔得特高。他们像蝗虫一样呼拉来一片，歪歪地自行车把我家院子停满。他们高声谈笑，亢奋到了极点，就像是要去拯救全人类。其实这些孩子也就是十五六岁，可我觉得他们好高大呀，抬头仰望，可望而不可及。过一会儿，他们又全部一阵风似地骑着车飞了。

        

有一天，我一个人把皮筋绑在小树上跳，只听嘎地一声，一辆自行车停在我面前。抬头一看是一个我哥的女同学，她一只脚撑在地上，一边招呼我。她让我坐在车后座，抱住她的腰，然后就飞快地蹬起来。风把我的头发都吹起来了，我快乐极了。我问她去哪儿啊？？她拿出一把大剪刀，说要去剪男人的分头。我说那去我家吧，我爸留分头。

 

我与发小

        

在这些部队大院的孩子心中，为什么他们优越？因为江山是他们的父辈打下来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根红苗正，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接班人。你们读到这里可能觉得可笑吧？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在干部子弟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

        

讽刺的是，当这些孩子们在外面革别人的命时，万万没想到自己英雄的老子一夜间也变成了各形各色的反革命。

       

我记得一天突然有一伙儿人到我家把电话拆了，屋子翻得乱七八糟，保姆也都赶走了。我妈妈晚上回来说我爸爸最近不会再回家，让我姐姐看着我。后来我妈也不回来了。

        

接着就是我哥哥去串联，我姐姐还不满12岁也跟着邻居的一伙孩子去串联，家里就剩下我一人。我每天傍晚站在窗前，双手放在窗台下面的暖气罩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马路，幻想着我爸爸或妈妈会突然从马路那边拐过来，但每次都是失望。

 

我与发小

       

我有一只大眼狸猫，对我特好，当时全亏了他每天陪我，我抱着它，它也抱着我睡觉，就不太害怕。后来我又千里迢迢把他带到湖北襄樊潮湿的“五七干校”，可惜他水土不服，一星期就去世了。我伤心得想起来就哭一会儿。

        

不久我哥哥去了上海空四军当兵，姐姐去了一军当兵。几年后我再看到我哥哥，他还是充满了优越感。当时很多人喜欢当兵， 不过我就不喜欢当兵。记得当年我爸爸带我去看望我姐，她当时还在新兵训练，穿着肥大不合身的军装，也没有领章帽徽。训导她们的是个男排长，凶得不行，根本不会好好说话。他还让那些女孩子们站成一排，唱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一边唱还要用手这么从里到外的划一下。当我看到我姐姐的小手像木偶似地一伸，我实在憋不住笑了起来，我一笑我爸爸也笑了。排长凶恶地咆哮：“谁也不许笑！” 我姐姐使劲儿地翻了我一白眼儿。

 

我与发小

        

我哥哥姐姐走后，我也就离开了熟悉的大院，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日子。那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段生活，它让我了解到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出生在哪个家庭，真正能保护我的，只有我自己。它让我学会了与孤独相处，学会了思考。我看到了很多贫苦的人们的真实生活，看到了社会的不公，懂得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

 

我看到了太多太多比我们大院孩子出色得多的人们，与之相比，我自惭形秽。当我长大后，我父亲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不想。他问为什么？我答受不了纪律。于是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提了个铺盖卷去深山沟里插队去了。

 

        

2002年春天，我回国去看望病榻上的父亲，当时他已经癌症末期，连说话都很困难。

 

一天上午，一个穿着马裤呢军裤的男人和我哥哥一同来到病房，这人看起来比我哥哥的年龄还大，满脸皱纹。他一进门就径直朝我伸出手来，说：“我是刘司令的儿子，来看望伯父。” 然后就高谈阔论了起来，那语言就让你知道他是当年的干部子弟。我转头瞥了我爸一眼，只见他尽管身体很痛苦但还是对我调皮地挤了一下儿眼睛。 

 

待客人走后，我调侃地跟我爸爸说：“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不介绍他自己就是刘司令啊。”我妈妈听了立刻骂我说，你怎么这么刻薄。

 

 

转自《新三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