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孩子可能不如自己，是许多父母要迈过的一道心槛。高考后，考生们进入人生新阶段，父母们欢呼解脱。网友@文小创是一位上海高考家长，回首12年折腾孩子读书的历程，他的感受是“受够了”。
01
儿子今年刚参加完高考，当最后一场考试的结束铃声响起，他解放了，我和妻子也解放了。回顾12年来儿子的读书历程，五味杂陈，我和妻子不后悔。可我们的付出也到此为止。
这12年来，我们受够了。
儿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占尽了上海的优质教育资源。我家的房子是学区房，2004年花一百多万买的，如今价格翻了十多倍。小区里面有浦南幼儿园，傍边是福山路外国语小学，小学在小区里面，只是校门开在了福山路。小区的前门斜对面是进才中学初中部，进才中学高中部距离小区后门200米远。
我们家生活还算体面，当年我是通过上海特殊人才引进的渠道，来到上海发展，成家立业。经过多年打拼，如今我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妻子是国家高级工程师。不得不说，我们夫妻在工作上奋斗的这些年里，生活重心从未离开过儿子的学习。
儿子不是天才也不是蠢才，幼儿园时期的学习倒也正常，成绩中等偏上。要说特点，可能与别家小孩不同的是，他上幼儿园之前就已经识字2000个以上，幼儿园和小学的书籍基本没有不认识的字。记得当时幼儿园的老师请家长到学校，让我们讲讲儿子识字的经验，坦率地说，经验谈不上，都是儿子自己学习的。
图 |儿子学校运动会
这孩子从小喜欢地图，常常一个人趴在地上研究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有不认识的字就问大人，同时对地名很敏感。偌大的上海，我开车走过十几年，也有很多不认识的地方，他反而清楚的很，很多时候都是他给我指路。我当时自豪地跟老婆说，儿子长大一定有出息，前世可能是一位将军。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外地农村的亲戚要去世博园，我有事不能陪他们，就让8岁的儿子带他们过去。买地铁票、门票，充当导游，安排吃饭，他不仅很乐意做这些事，并出色地完成任务，让我在亲戚面前很有面子。那个时候，我们夫妻对儿子抱着无限希望。
幼儿园、小学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最让我感动的是，儿子在上小学时，我正处于创业阶段，工作比较忙，每天很晚才能回家。一听到我的脚步声，没等我拿出钥匙，儿子就打开了门，手里举着拖鞋，接住我的公文包，奶声奶气说：“爸爸辛苦了”。那时的我，感到生活很美好，浑身充满干劲，心气也非常高。为了家庭，为了儿子，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02
到了初中二年级，儿子已经14岁，明显感觉到他与我们距离越来越远。后来我读到过一段话，说孩子在成长道路上有两段重要的分水岭，一个发生在2岁，另一个发生在14岁。
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从来不和我们沟通，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他从3岁开始学习萨克斯，曾经在上海青少年雅马哈萨克斯大赛中获得过第二名，已经考到了8级，这时候也突然放弃。我们不知道原因，沟通受到很大阻碍，一跟他说话，要么不理不睬，要么烦得跳脚。
每天放学，他就沉迷于电视、手机、iPad等电子产品，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因为无法做到有效沟通，作为父亲的我，就写信放在儿子的枕头旁边。这事做过好几次。最后我也不知道他看过没有，看过后想过什么没有。这种不良的情况一直持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退步，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沟通过几次。后来才知道，儿子上课经常睡觉，班里的同学给他取外号叫“睡神”。
那时，我们夫妻非常绝望，只能不断降低对他的期望。我们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只是猜测和他交往的一位朋友有关。这是他初中班主任跟我们讲的：这位同学父母离异，因为父亲在婚内出轨，母亲再婚后，继父就住在这位同学的家中，也许正是这些导致那孩子非常叛逆。
儿子和他常常混在一起，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同住一个小区，我们也不好干预孩子的交友，就这样，儿子一点一点与我们的期盼背道而驰。
初中三年，我摔了3部手机，2部iPad，砸坏了一台电视机。手机、iPad是买了砸，砸了买，主要是因为他晚上作业不做，白天作业不交，老师不断打电话联系我们。这谁能受得了。
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对儿子彻底不敢管教了。
那天晚上，不写作业的他和妈妈顶撞起来，然后躲进屋里，把房门反锁。我听见里面有砰砰的声音，怎么敲门也不开。我和妻子吓得半死，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一夜没敢睡。第二天早上他开门，进房间一看，他居然用头撞坏了窗户的双层钢化玻璃。
联想到孩子与母亲争吵后从大桥上跳黄浦江的新闻，我和妻子再也不敢给儿子提什么要求了。一切都要商量着来，他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算，不敢勉强。
初二快结束时，我问儿子需不需要上补习班，他没回答我，几天后，他说他愿意补习。我重新燃起信心，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最好的老师上门一对一上课，全科都补，最贵的一小时八百元。到了初三最后一学期，每月的补课费用超过两万元。好在补课效果不错，考试前儿子也很努力。
中考成绩马马虎虎，差0.5分没有能考进离家200米的进才中学，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考进一所还不错的市重点高中。
图 |儿子在泰国旅游
考上高中后，我和妻子认为可以松口气了，搬家到上海郊区，住在以前买的别墅里。结果证明，我们还是太天真。由于学校离家较远，不可能走读，而作为父母的我们也真的已经到了极限，所以让他选择住校。高一、高二住校期间，是我们相对轻松的两年，属于夫妻的二人时光多了不少，下班常去看新上映的电影，逛逛街，去酒吧喝杯鸡尾酒享受休闲时光。
接到老师电话，获得的反馈几乎都是，儿子晚上玩手机，不能按时完成作业，学习退步等等。反正我们是不想让他回家住，一来我们住的郊区距离学校有70公里，开车要一个多小时；二来我们实在忍受不了那种煎熬。
我和妻子想，他住家里也会每天玩手机，说不得，骂又不能骂。抱着鸵鸟心理，熬着。一直到了高三，全班36人，儿子的学习成绩从入学时的第三名，已经退步到全班倒数第6、7名，体重也已从入校时的75公斤飙升到超过100公斤。
我和妻子只能叹息。那时，妻子已经到了更年期，心情烦躁，脾气就像炮仗，不点都能炸。身为中年男人，我既要安慰老婆的情绪，又苦于不知如何与儿子沟通。
有人认为，问题出在我不会与儿子沟通，我想不是的。
我出身农村，9岁父亲病故，从小学当班长一直到大学当学生会主席，后来作为上海特殊人才引进来到上海发展。接着公派出国，回国后自己创立公司，公司鼎盛时期，员工有600多人。所以，我想与人沟通的技巧和能力还是有的，不敢说有多好，最起码不会差到哪儿去。
我无数次试图创造与儿子沟通的机会，他的反应就是拒绝沟通，不光是与我，和他妈妈也是一样。曾经一段时间，我们夫妻都认为自己患上了抑郁症，甚至感觉工作和生活都没多大意思。不能和儿子沟通的话，我们总是自言自语，在心里与自己沟通，安慰自己，就这样我们夫妻相互鼓励，咬牙坚持。
最后，我和妻子达成一致，为了不让自己后悔，就尽力去做，争取做到最好。我们买了很多关于和孩子沟通的书籍，比如《别和青春期的孩子较劲》、《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方法》等等，甚至咨询过心理咨询师。
那些书，一部分是父母看，一部分是给儿子看，我们的基本都读完了，给儿子的一本都没读，像刚买时一样新。
03
高三那年，儿子终于不想住校了，理由很简单，他吃得很胖，睡在学校的架子床上不舒服。他要走读，让我们在外面给他租间房子，或者他去住宾馆。毕竟是亲生的孩子，让他一个人住哪里能放心，没办法，我们决定在学校附近租房子，夫妻俩搬过去住。
房子是两室一厅，儿子住大的那间，我们住小的那间。小房间大概也就五六平米，没有空调。小房间空间不够，只能放了一张长度不足的架子床，妻子睡在上面，我睡在下面，睡觉只能斜躺着，脚还要伸在外边。
儿子每天回家吃饭，偶尔和我们有两句交谈，剩余的时间都是锁上房门，一个人躲在屋里。平日里，也很难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是学习还是玩游戏。作为父母也只能隔着房门，叮咛他好好学习。
还记得，儿子高一时成绩掉到年级倒数10%以内，我和妻子就开始找老师进行一对一辅导，每月补课费用一万多。实际上，他能学进去多少并不是很重要，最起码我们知道，周末时间他总归是在学习。这或多或少能减轻一些我们的焦虑。
有一次，儿子在住校期间违规使用手机，被学校处罚走读一个礼拜。为了赶70多公里路程去上学，妻子早上5点起来准备早餐，我开车一小时十五分钟，准时准点将他送到学校，从未迟到过。
当时还是冬天，为了不影响儿子睡眠时间，我在车后座准备了被子和枕头，儿子上车就一路睡到学校，不时发出打鼾的声音。我握着冰冷的方向盘，奔驰在晨光熹微中。这一刻，作为一位人到中年的父亲，心里既有绝望又有希望，我一直知道该往哪走，却看不清前方的路。
今年高考分数出来前，我预估，考不上是不可能的，考上名校也不太可能。儿子付出多少努力我知道。他或许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理想的平常人，我能接受这一点。怕的是，他将来不能接受这一点。
高考分数出来后，没有惊喜也没有失望，儿子考了500分不到。上名校没有指望，勉强够上个一本。
这几天，我一直想对儿子说，老爸尽力了，希望你长大了不要后悔。高考结束后，我就开始和妻子规划生活，人不必为子女活着，我从来没有奢望儿子能为我们夫妻养老，也没有这个必要。
12年担惊受怕后，我们希望能与儿子进行生活和经济上的切割，他未来大学四年，除基本的学费、生活费外，额外费用我都不再承担。以后的人生，我希望我们夫妻两个人过。
Q&A
问：在你心里，是否觉得孩子一定要比自己更好？
答：心中当然有孩子超过我的期望。儿子学习的条件比我那时要好得多。我读书的时候，一本新华字典都是缺页的，更不要说其他资料，复习考试的试卷都是老师安排学生蜡纸手刻字，然后用手工印刷机一张一张印出来。儿子智力条件也明显的优于我。
问：知道孩子不会太出色后，为什么还会持续投入？
答：主要是期望哪一天儿子能忽然长大，明白学习的意义。作为父母无论付出多少，也不要给自己以后留有遗憾。
问：考上一本，已经是许多父母眼中不错的成绩了，为什么不太满意呢？
答：考上一本对很多家长来说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之所以不满意，是儿子对不起自己的智商，更别说12年来我和妻子的辛苦付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努力学习的样子，也没看到他有严谨对待学习的态度。
- END -
编辑 | 吴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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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姗
红布带子
当一个人老到开始折腾别人，通常就是到了时候。养老院里的人都这样说。201的老孙最后就是这个光景。
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老孙又拖着萎缩的双腿从木板床上爬了下来，嘴里喊着胡话。他不小心磕到旁边的床头柜，眼角带出一片淤青。
老孙86岁了，一个星期前发了一次烧，医生来吊过药水后，症状消了，人却好像更糊涂了。他常撑着双手往地下爬，念叨着“我要去找我老伴”。他的老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护工刘志会熟练地将老孙抱回到床上，给他上了点药，让他别再说胡话了。
老孙是被儿子送进养老院的，在这儿住了将近一年。他曾是抗美援朝老兵，退伍后进入一家国营厂，以干部身份退休。老孙在部队里伤了半月板，年纪渐大，愈发不愿意下床走路，最终因长期卧床，肌肉萎缩，失去了行动能力。他一直有便秘的毛病，长期卧床后更加严重，十来天才解一次大便，严重时需要人帮忙用手抠。
“很难搞，真的很难搞。”老孙的独子现在还记得，父亲房子里，黄褐色的粪便抹在床铺和墙壁上，用过的碗筷堆在水槽里，还能看到老鼠和蟑螂。他也60岁了，实在没精力，送父亲去养老院成了最好的选择。
老街坊老年公寓每月收费2100元，离他居住的小区极近，过条马路就到了。得空了，他提着做好的饭菜和刚打好的果汁去看一看父亲，给护工刘志会塞上200块钱，劳他们多费心。接到父亲出事的电话时，他正在外地和老同学一起旅行。
那几天，院长交待刘志会，老孙这些天有些反常，要经常去看看他。走廊的监控显示，事故当天，从凌晨两点开始，刘志会几乎没有休息过，在二楼的各个房间进进出出，安抚夜间吵闹的老人们。
刘志会马上70岁，比老孙早来老年公寓十几天。他有高血压、心脏病，做过胆囊切除手术，眼睛也不大好，前两年检查出青光眼，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另一只只能模糊视物。他想在自己还能动弹的时候，攒一笔养老钱。
2019年夏天，刘志会听人介绍，市区的一家养老院在招24小时护工，包吃住，每天伺候老人吃饭、穿衣、洗漱，帮不能自理的老人翻身、清理大小便，每月工资大约3000元。在一个平均工资为5000多元的小城市，这大概是一位70岁老人能获得的最好工作，毕竟连环卫工都要求年龄尽量在65岁以下。
刘志会虽然年纪大了点，力气还剩了不少。院长对他挺满意，“老刘能干得动咧，力气大，抱老人去洗澡、翻身，都能干。”他脾气急，嗓门大，不过做事还算细致。201的老孙总把床铺弄得到处是粪便，他不厌其烦换了一遍又一遍，将老孙指甲缝里不小心沾到的粪便也刷得干干净净。
2020年9月26日，上午10点42分，老孙又试图从床上爬下来，几乎一宿没睡的刘志会路过房间看到了，指着他说，“你要是再说胡话，我就把你拴起来。”他确实这样做了。
刘志会拿起桌上一条3米左右的绳子，红色的，通常用来拉横幅。他早上刚用过这条绳子，将坐不住的老孙固定在轮椅上，给他整理床铺。刘志会熟练地将绳子左右两端拴在床边的护栏，绕过老孙的腋下和胸部，将他固定在床上。
10点52分和11点21分，刘志会两次回到房间查看老孙的情况，没有异常，老人安静地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三楼有位老太太将屎尿拉在了裤子里，刘志会上去帮忙。第三次回房查看老孙已是中午12点22分，中间隔了一个小时。
老孙已经瘫坐在床沿，双手在半空中挥舞挣扎，那根红色布条上滑到他的颈部。
刘志会赶紧上前解开绳子，将老孙抱回床上，老孙的眼珠往上翻。刘志会后来在刑侦口供里说，“当时我很慌张，就用手将他的眼睛给闭上了，然后就出去喊人。人来了后，发现人已经死亡了。”法医后来鉴定，老孙的死因是“颈部受压引起机械性窒息死亡”。
一楼的烧饭阿姨还记得刘志会被逮捕那天，几辆警车全挤在对面洗车场的空位上。周围小区的邻居和没活的快递员散在四周看热闹。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40来岁的中年女士，是刘志会的女儿，接了院长的电话后，急匆匆赶过来，在老刘坐上警车时，突然放声大哭，像个小孩子。
攒一笔养老钱
养老院的人只模糊知道，刘志会有两个孩子。但孩子做什么工作，跟他关系如何，一概不知。虽然和刘志会共事了将近一年，护工老陈对他也称不上了解。他们没时间聊天，每天就是闷头做事。老陈说，他心地蛮好，总体而言是个蛮好的人。
老陈就是事发当天，找刘志会帮忙一块清理老人屎尿的那位护工。她今年75岁，皱纹和老人斑沿着岁月爬满了她的脸庞。
老陈矮小瘦弱，很难独自抱起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而刘志会力气大，总是乐意顺手帮她一把，两人各搂一只胳膊，将老人搬上轮椅。刘志会个性蛮开朗，爱开玩笑，经常打趣一楼的烧饭阿姨盐放多了。那是一天中难得的轻松时刻。“老刘那件事”过去一年多了，烧饭阿姨至今还记得他的笑声，短促的，“哈哈”几声叠在一起，很宏亮。
有人告诉警察，刘志会对不听话的老人大吼。老陈觉得这么说有点冤，有时不吼真的不行，“老了老了都变小孩。”半个小时前，老陈刚跟一位80来岁的老人进行了一场拉锯战。6月梅雨季刚来，老人嫌热，在房间里脱得光溜溜的。老陈劝说了一阵，无果，又提高声音数落了几句，最后只能放弃，双手捏着老人刚用过的塑料便桶出门清洗。那味道令人几欲作呕。老陈皱着眉头，“脏！这工作就是脏！”
如果不是为了攒一笔养老钱，谁也不想在70多岁时成为一名护工。两年前老伴病逝，老陈就来了这里。她没读过书，前不久刚凭借药盒上贴的标签学会“早、中、晚”三个字，年轻时纯靠一把力气种地养大了两个儿子。儿子们如今都在江苏打工，也曾劝她别干了，回家养老，她没听。
老陈有自己的顾虑，“儿子叫你去，你到哪个家？”她不愿意再说下去。何况儿子们还要操心下一代的事，她的几个孙子都20多岁了，“男伢子都要结婚买房对吧？你自己不劳动没有钱，还要管儿子儿媳要钱呢，他们能给多少？”
老陈每月只能领100来块养老金，“100块能干啥？到超市买买纸，买买米就没了。”
有学者研究统计，城市老年人生活来源依靠养老金的比例是71.93%，农村老人的比例仅为17.22%。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吴心越曾在自己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写道，“这些制度性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养老院出现60多岁农村老年人照顾70、80多岁的城市老年人这一吊诡的情景。”
老陈和刘志会算是同乡，都是附近当涂县人。当涂县到马鞍山市区的直线距离只有20多公里，但中间隔着一条长江支流，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困守在村落，务农为生，五六月收小麦，紧接着就开始种玉米和油菜。后来，马鞍山大桥连接起农村和城市，6月一收完麦子，难得的两三个月农闲时间，刘志会就进城打个短工。
十几年前，他到了北京，在工地搬砖、摆摊卖早餐。年纪慢慢大了，城市不要他了，他只能再度回到家乡，帮儿子刘帅带孩子，也在种地，但土地的收入不过能维持日常开支。等孙子长大到能上幼儿园的岁数，刘志会便计划着重新找一份工作。
刘帅猜测，父亲外出做护工或许是因为愧疚，不好意思要求两个孩子给他养老。“他对我们的家庭是有伤害的。”刘帅说。二十多年前，刘志会跟隔壁村一个女人好上了，为此刘帅的母亲和他离了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但刘志会的第二段感情没能长久持续下去，很快又搬回了自家建的平房里。
衰老给刘志会带来的问题无法只靠种地解决。他偶尔会给刘帅打电话，仅有的几次联系里，他跟儿子说“眼睛好像看不见了”，或是“心脏不舒服”，上医院得花钱，只能向刘帅求助。“反正每次打电话，都没什么好事。”刘帅沉默了一会，“我们帮他也是有限度的。”
某种程度上，老街坊老年公寓像是一个收容所，收容了老陈和刘志会这样无处可依的老人，也收容走在人生最后一程的老人，他们要么是生了麻烦的疾病，要么子女忙不过来，也有孤寡老人，社区排查时发现了送过来，起因或许有不同，最后的归宿倒是一致。
老年公寓朝向不佳，上了二楼和三楼，走廊昏暗，各个房间只有一点模糊的光线，于是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候，老人们都陷在晦暗的世界里，无事可做。有陌生人走过，他们也懒得抬眼，沉默得像墙壁上的装饰画。走廊的转角燃着檀香，但依然很难祛除一种复杂的气味，那是老人身上因代谢变慢，散发出的皮屑和油脂的味道；还有即便勤快打扫，依然无法完全清理干净的尿液和粪便的混合气味；以及各种药剂的味道，包括治疗帕金森症的药片、控制糖尿病的冲剂和人手必备的降压药。
刘志会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专门负责二楼老人的生活起居，老陈负责三楼。老陈就住在三楼左手边的第一间房，同屋的室友是位82岁的得了帕金森症的老人。此时，老人正缓慢地，一点点拖着步子往外走，老陈好气又好笑地问她，“你要去哪诶？”老陈说，老人总是往外跑，但没人知道她到底想去哪。
老年公寓目前一共住着16位老人，如果完全住满，这里大约能容纳30余位老人。老陈和刘志会每人大约要负责照顾十位老人。院长有时也参与照料工作，70岁的哑巴杂工负责打扫卫生，给每位老人送热水，有时也会帮忙搬动不能自理的老人。实在忙不过来，院长会请自己的亲戚做一阵子白班护工，但大部分工作还是落在刘志会和老陈身上。
每天凌晨三点，两人轮流值班，起床熬上小米粥，拌好养老院自己腌的黄瓜条。五点，老人们逐渐醒来，两人给每个房间的脸盆灌上热水，能自理的老人便自己擦脸、洗漱，不能自理的就等着刘志会或老陈帮忙换上新尿布。
吃过早饭，刘志会把一些老人抱到轮椅上，推到三楼阳台晒太阳。而他要打扫各个房间，整理被褥、清洗老人弄脏的衣服和床单，一直干到中午11点，开始给不能动的老人喂午饭。下午3点，他要再一次给老人擦身、换尿布。晚上也不得空闲，刘志会住在二楼的一张空床位上，夜间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起床查房。
别无选择
送父亲进老街坊之前，老孙的儿子在马鞍山考察了好几家养老院，大部分收费2000元左右，其中有家高档养老院，每月收费是7000元，环境不错，有绿树环绕。孙斌考虑了一下，觉得父亲不能动了，再好的景色和公共空间对他都没太大意义，“他只是需要一张床位，再有人帮他解决一下排泄问题，其实就够了。”
在一个四线小城，维持老人的基本生存，是大部分家庭的选择。而这样的需求，注定大部分养老院只能招价格低廉的护工。“有年轻人到养老院吗？”55岁的赵英莲反问。她是老街坊老年公寓的负责人，微胖，烫一头短短的棕黄色卷发，神情总有些倦怠和厌烦。
赵英莲想过涨价，每张床位多收几百块，就能多请两个护工，照看老人能更及时。然而跟老人们的子女一提，基本没人同意，“你要知道，只有老的给小的花钱，没见过多少小的给老的花钱。”她的脸上露出洞悉一切的表情。
赵英莲之前就遇过一起纠纷，2018年，一位因脑梗不能自理的老人被送进来，费用是每月1600元。三个月后，老人被儿子发现身上有褥疮，其中多处溃烂深至肌肉，接回家过了半个多月就去世了。在那起事故中，老人的儿子要求赔偿30万。而这次，老孙的儿子在民事诉讼中提出90多万的赔偿金额。
谈起赔偿，赵英莲愤怒地拍桌子，“要判了（输），我就把这个养老院赔给他！我其他要求都不提，就让他自己来干一年，看看他能不能撑下来！”说完，她又捋了一把额前的卷发，一下颓丧下去。
马鞍山从事养老行业的人多多少少都听说过这起事故。离老街坊老年公寓将近一公里距离的一处小区，有另一家老年公寓，院长叫祝可枝，58岁。41岁那年，祝可枝所在的粮站改制，她下岗了，起初是在家里支了两张铺位，照料各家不能动弹的老人，收几张票子。后来越做越大，两张铺位成了一栋三层楼高的养老院。
祝可枝有些同情老街坊的遭遇，她没遇过类似的纠纷，但遇上了好像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祝可枝同样说，“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个。”她有时会和其他养老院的院长一同参加民政局召开的会议，大家一交流发现，“都没有年轻护工。”
祝可枝的养老院只有三位护工，最年轻的是56岁，年纪最大的是70多岁，每人管一层楼，一层就有十来位老人。
祝可枝说，民政局对他们的要求是每三位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要配备一位护工，每十位健康能自理的老人配备一位护工。在她看来，这项要求完全不可能实现。
她的养老院收费也在2000元左右，但她摊开那本黑色封皮的账本，上面记着每一位老人的床位费，费用几乎全部低于这个数额，大多在1500元左右。养老院里，不能自理的老人收费通常会高于2000元，因为需要护工额外照顾。基本能自理的老人，收费也会相应降低。“很多老人洗澡、换尿布都要护工帮忙，但他们子女就坚持说能完全自理。”大多数时候，还没法拒绝，“人家还价你不收，他就到别的地方，别人1000多就收了。”
祝可枝每次参加会议，总会听到一家高档养老机构的院长介绍自家机构医养结合，设施完备齐全，光护工就有十几个。相对的，这家养老机构的费用也翻了一倍多。祝可枝一点也不信那位院长说的话，“你听人家讲她有多少多少老人，都是假的。我就跟你讲，子女哪愿意把钱给你的，他们就愿意交最少的钱，要吃得好，住得好，还要你照顾得好。”前段时间，祝可枝就听说那位高档养老机构的院长要转让养老院了，因为入住率太低，空置率过高，收入压根覆盖不了开支。
● 郑州一家养老院里的90后护工，每天早会，大家会把老人身体、心理的变化等互相告知，方便护理。图/CFP
不止是马鞍山，大约是十年前，三四线城市的地方媒体开始报道，各家养老院招不到年轻护工，一群老人伺候另一群老人的现象颇为常见。这些老年护工年轻时几乎都是农民，或靠打工为生，没有太多知识，也没接受过专业的护理培训。
没有别的选择，老人们只能接受这一切。72岁的老柳两年前得了脑梗，幸亏抢救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他头发全白了，但1米8的个子没有缩水，乐呵呵地用儿子给买的苹果手机一遍遍公放歌曲《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
老柳的儿子在南京工作，在他的讲述里，儿子出息，每月能挣2、3万。要是问老柳为什么不搬去跟儿子一块住，他会呵呵一笑，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故事的主角是老柳一位30年的老邻居，“（他）有一天跟我说，老柳啊，我家买了一个大房子，祖孙三代要住一起去了。过了两个多月，又回来了，头一句话就说，处处让着小的，都没得办法搞，三代人搞不到一起。第二句话说幸好旧房子没卖，卖了就没得退路了。听了这个话以后，我心里想我也不要跟孩子住一起。”
老柳是马鞍山钢铁集团旗下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每月领3000元退休工资。得过脑梗后，他想找人照顾自己，但养不起保姆，只能去养老院了。老柳自己考察了一圈，挑中了祝可枝开的养老院，每月交1900元的床位费，收拾好家里的衣衫被褥，带上药就搬了进来。
“家庭也好，社会也好，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故事讲完，老柳笑眯眯地下了个总结。
沉默的角落
今年四月，刘帅在庭审现场见到了刘志会，这是事发后他第一次见到父亲。
刘志会在看守所度过了自己的70岁生日，他比之前瘦了些，但精神还好。开庭前他好像往旁听席看了一眼，刘帅没看真切。庭上，刘志会被控过失致人死亡罪，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九个月。
养老院里接替刘志会的是新来的陶护工，55岁，干了不到半年，已经在计划辞职，“工资太低了。”她怀念之前在广州当护工，那儿的养老院条件好，每个老人都拥有一个单间，带独立卫浴，而不是放在床头的简易塑料便桶。工资也高，她一个月能拿4500元。她的年纪在广州的护工里是最大的，回到马鞍山，她又成了最年轻的。
陶护工还没考虑过自己的晚年生活。48岁的时候，她和丈夫拿出了所有积蓄，给儿子凑够了彩礼钱。前年，她把孙女带到了3岁，才有空闲外出做护工挣钱，但挣的工资得先紧着小的，“孙女马上就要上学了。”她不认识这儿的前护工刘志会，也不关心发生在他身上的这起悲剧。
老陈也打算离开了，她想回农村老家，可能会在老屋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老陈不害怕死亡，但在养老院里看多了不能动弹的老人，她害怕自己有一天也成了那副样子：整天躺着，不能自由走动，每天仅存的任务就是等着护工喂熬得稀烂的食物。每天的休息时间，她总会绕着一楼大厅，多走两圈，“要多锻炼，身体能动才是好。”
老陈说自己绝对不想活到90岁，因为那大概率是一个多病的年纪，只能躺在床上。她不愿住养老院，可真到了不能动的时候，她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了，“只能看儿子的良心。”对活到80来岁，她也没多大兴趣，“得看看，看看还能不能动。”
养老院里离别是常态，有老人离开，就有老人重新聚集在这里。祝可枝的养老院里也有两个70多岁的护工要离开。一个是二楼的76岁老头，腿脚不好，每天缩在房间颤巍巍地给自己贴膏药。老头是为了帮儿子还赌债才来当护工的。但他已经干不动了，不打扫楼道卫生，也不给老人们送热水。祝可枝已经找好了接替他的护工，是个60来岁的老人。
另一个是73岁的老卫，头顶稀疏，佝偻着腰，整个人像一颗风干的橘子。严格意义上，老卫不是祝可枝的员工。一楼正对大门的房间住着一位88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前几年，他得了脑梗，瘫在床上再也起不来，被家人送进了养老院。老卫是老爷子的家人专门请来的护工，每月工资3000元。
最近，老爷子78岁的老伴正盘算着解雇老卫。两个多月前，老卫灌好了热水袋放在床上，直接托抱着老爷子放到了热水袋上，当即给老爷子的屁股烫出了两个大水泡。老太太来看望的时候发现了伤口，马上就做了决定，搬到养老院贴身照顾老爷子，同时寻找新的护工。
她一点也不满意老卫的工作表现，“笨，没读过书，说些要求他老是听不懂。”老太太压低了声音抱怨。她也嫌弃老卫年纪大了，手脚不利索，而且没力气，每次帮老爷子翻身，老卫一人干不动，必须由她一起配合。她最近看中了一位58岁的男护工，身体健康，没有高血压。老太太看了一眼正在打扫卫生的老卫，声音压得更低，“等新的来了，就换了他。”
老卫可能知道自己即将被解雇，也可能不知道。比起黯淡的未来，老卫更愿意聊记忆中闪光的过去。他说自己在全国跑过7个省，聊起外面的大城市，他的声音一下拔高了，眉毛仿佛要飞起来。他去过以小商品闻名的义乌、东莞，在那里当过搬运工；到过工厂林立的昆山、上海，是窝在大门口的一名保安；广州的新白云机场修建时，他是脚手架上的一颗螺丝钉。“我跑的地方多，吃了很多苦，见过世面。”老卫的语气里带着骄傲。
到了65岁左右，工地、工厂再也不接受他了，他回了农村老家。年轻时家里穷，家庭成分也不好，老卫一辈子没结婚，也没孩子。大半辈子在外打工，但他没有积蓄，“你讲这个就苦喽。”老卫的眉毛耷拉下来，转身给88岁的老人喂了一勺混着肉汤的米饭，老人没吃下去，口水滴落，拉成一条长长的银色弧线。老卫又耐心喂了几次，见老人咽下去才接着说，“我们做小工，我们挣不到多少钱。”口罩外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泛起泪水。
老卫会突然自嘲地说，干不动了，做完今年就不干了。但这可能不太容易实现，两年前，老卫唯一的妹妹出了车祸，他把攒下的钱都给了妹妹。大概率上，老卫会进入又一家养老院，继续照顾比他大不了几岁，或是比他还小的老人们。他打算等不能动了，就搬进养老院。他的身体因衰老越发沉重。他还没攒够每月2000元的床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