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四十一）
清朝海军士兵与日本警察斗殴的真相 | 腾讯新闻短史记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出品：腾讯新闻短史记
“下午1点左右开始，各舰的上岸水兵已经达到四百数十人之多。他们在市中到处游荡……（下午6时）阪本半四郎巡查在广马场町巡逻中，一名迎面而来的水兵打掉了他的帽子，那名水兵还用西洋小刀对着他比划。这些水兵浑身酒气，举止异常；在长崎居住的清国人，对警察也是百般嘲弄和侮辱。……（下午8时左右）3名清国人（不是水兵）堵在（3名日本巡警）前面，三番五次，反复纠缠，要么伸手触摸警察的面部，要么拿小刀对着警察比划。有些清国人再次出来，企图夺取福本巡查的警棒。福本巡查正要采取防范措施，后边又来了一个人，双方扭打在一起。这时，忽然有人大喊一声，20名水兵一下子从餐馆里冲了出来，向福本巡查扑去。福本巡查头部遭到一顿毒打，倒在地上，当场死亡。喜多村巡查也被打倒在地，但被一家清国人拉进屋子里，幸免于难……”[9]
（1）13日的冲突导致日警重伤，中国水兵乃是轻伤，并无报复的必要。
（2）水兵上岸已严禁携带兵器，丁汝昌又命亲信武官随行弹压，有组织的复仇活动不可能出现。
（3）水兵登岸200余人，凶刀仅有4把，且水兵受伤皆在背部，应是遭遇突袭逃命时被伤及。
[14]《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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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的大冒险：聘请洋人编练十万新军 | 腾讯新闻短史记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出品：腾讯新闻短史记
说一说甲午之战后，光绪皇帝的“十万新军计划”。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海战与陆战两条战线上均遭逢惨败，其中又以陆战最为不堪。按日军的统计，当日“派往海外的士兵，每人约放步枪子弹八发，每门大炮约放炮弹一百发”即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只约等于日俄战争的南山战役里日军两天的弹药消耗。故此，日本历史学者藤村道生曾感慨：“如果仅限于同清国陆军作战，就可知日清战争的军事规模，是微小的。”[1]
清廷意识到整个陆军需要推翻重来，约始于1894年10月。该月下旬，参与过黄海之战的德国前陆军军官汉纳根（Von Hanneken），被总理衙门召至京城咨询。参与咨询会的，除了汉纳根与德璀琳（天津海关税务司，汉纳根的岳父）外，还有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李鸿藻、张荫桓、汪鸣銮、敬信等。阵容相当豪华。这种豪华，主要体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程度。
据翁同龢日记，这次咨询会长达三个小时。汉纳根建议清廷“另募新兵十万人，以洋法操练”[2]。据军机处给光绪皇帝的回奏，汉纳根还提到，这批新军要想练成，“至快亦须六个月”[3]。当时，日军的进攻正势如破竹，大有直接打进紫禁城的架势。焦虑万分的光绪皇帝，无法坐等六个月，一度有意当面召见汉纳根咨询有无其他计策，但被恭亲王、翁同龢与李鸿藻三人力阻[4]。
在确信“十万新军计划”来不及挽救战场局势后，为了治本，光绪皇帝仍决定将计划推行下去。皇帝的主张得到了翁同龢的支持，却遭到了军机大臣荣禄的抵制。据翁同龢日记，1894年11月14日，他前往督办处讨论“聘用洋将练兵十万”一事，气氛便很不融洽：
意即，在这次会议上，翁同龢的主张遭到了荣禄的抨击，且在辩论中落了下风，以致于原定练兵十万的计划，被无奈裁减为“三万最妙，至多不过五万”。
另据荣禄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书信，当他与翁同龢争论时，在场的恭亲王、庆亲王与李鸿藻等，均持作壁上观的态度：
恭亲王等人不表态，坐观荣禄与翁同龢吵到几乎要决裂的程度，显示他们对光绪皇帝的计划也颇有疑虑。但光绪皇帝意志坚定。次日清晨，荣禄便接到了皇帝的警告：
荣禄在书信里告诉鹿传霖，他之所以反对皇帝的计划，是因为担忧清廷的军权落入外人之手，“中国财富已属赫德，今再将兵柄付之汉纳根，则中国已暗送他人，实失天下之望”——英国人赫德掌控了海关，再将新军交给汉纳根训练，等同于将清廷的财权与军权都交到了洋人手里。他还对鹿传霖说，翁同龢支持汉纳根练兵十万，实在不知是何居心！——其实，荣禄很明白，翁同龢的立场，代表的是光绪皇帝的意志。
光绪皇帝当日斥责荣禄的谕旨措辞极为严厉。谕旨说，汉纳根的主张“颇多中肯”，日军此番正是“专用西法制胜”，皇帝已经决定采纳其建议，其他人不必再有争论，接下来只须遵照谕旨去办即可：
谕旨没有直接点名，但荣禄肯定能够读懂，“按律严办，绝不宽贷”云云，正是针对自己而言。
汉纳根能够得到光绪皇帝的青睐，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光绪皇帝的知识结构倾向于西学。自1891年起，光绪即开始有意搜集阅读与西学相关的书籍报刊，尤其喜好阅读广学会出版的论述改革的著作。这种阅读经验让皇帝对“西学”有着极大的好感
第二个原因，是汉纳根的主张有助于光绪皇帝获得军事掌控权。按汉纳根提交给光绪的方案，此番练兵，须同时建设新式陆军和新式海军。陆军方面练兵十万，“军制悉照德国良法”，由皇帝直接担任统帅。考虑到皇帝不可能去军队任职，“必须命一亲藩代行，使各统将奉合惟谨。亲藩恐未周知西法，是以大帅用一洋员为之军师；各营统将，亦各延一洋员，为之教习，帮同办事”——须指派一名可信赖的皇族中人代行统帅之职（大概是指恭亲王），该统帅大概率不懂军事，所以须配备一名洋将作为军师（指汉纳根本人），各营将领也均须配备一名洋将作为教习，来协助练兵。海军方面，则须“派一洋员为全军水师提督”，该提督须接受光绪皇帝的直接领导。[8]
皇帝与恭亲王等人完全理解上述用心。汉纳根回忆说，自己向恭亲王、庆亲王等当面献策时，便明确主张这支新部队“舍仰秉庙谟之外，疆吏不得节制”，只听从皇帝和中枢的调遣，不受任何地方督抚支配。也正因为如此，计划遭到了督抚们的集体抵制：
汉纳根说恭亲王和庆亲王都很“嘉许”他的计划，可能略有夸张。目前可见的材料，只能证实二人未曾表达过反对意见，但也未旗帜鲜明地支持过该计划。但他说“疆臣心大不惬”，不愿支持光绪组建“御林军”，则是事实。
据张荫桓日记，李鸿章（当时尚坐镇直隶）对此事，即明确持反对态度，称“汉纳根虽有才而不易驾驭，不图内间抚番至此”，认为汉纳根是一个有才能但难以驾驭的人（李鸿章与汉纳根共事多年），将十万大军交到他的手里，是一种巨大的冒险。[10]
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明确反对汉纳根的“十万新军计划”。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总之，欲用洋将，必须令归外省督抚节制钤束，断不可令径归总署及督办军务处，方能听用。”[11]
更让光绪皇帝泄气的，是他指定的对接人胡燏棻，也“审时度势”委婉地唱起了反调。胡燏棻在奏折里，对汉纳根的计划大浇冷水。先强调了一番费用高昂，筹集艰难，然后说汉纳根如此积极，可能只是想忽悠朝廷“多购船械”以便从中牟利；最后则说将军队交到汉纳根手里，再起用一大批洋将，日后恐怕难以约束。必须要有一种办法，“使汉纳根无掣肘之虑，而臣亦得操驾驭之权”[12]，这件事才可以去做。
胡燏棻因呈递改革建议书而被光绪皇帝赏识，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以明哲保身为处事原则的人。他既不想主持练兵，也不想卷入中枢的政治漩涡。于是就有了上面这番表态，所谓“使汉纳根无掣肘之虑，而臣亦得操驾驭之权”云云，其实是在给光绪出难题，把球踢回给了皇帝——皇帝让他来对接汉纳根，便是要他来解决问题的，既要让汉纳根放手用德国模式来训练新军，也要防止新军从清廷的军队变成德国的军队。见到胡燏棻把交给他的任务又踢了回来，光绪皇帝必然极为失望，也极为无奈。
♦ 光绪皇帝，引自故宫博物院网站
恭亲王与庆亲王不表态，荣禄、李鸿章与张之洞明确反对，连胡燏棻也暗戳戳地想撂挑子。内外皆无支持者，光绪皇帝只能宣布终止汉纳根的练兵计划。然后以一种聊胜于无的心态，将练兵事务交托给了胡燏棻。胡的练兵计划只有五千人，鼓捣了一年最后只编成一支4750人的部队，号为“定武军”，且仍然是一支传统军队——胡对军事一窍不通，也始终无意在军队做事。1895年底，他找准机会毫无眷恋地离开了“定武军”，跑去督办津芦铁路。
再之后，训练新军的任务，便被交付到了荣禄所欣赏的袁世凯手中。1895年12月8日，督办军务处上奏，说袁世凯拟写提交的新军编练计划很周详妥当，请皇帝下旨将“督练新建陆军”[13]的工作交给袁世凯专门负责。光绪皇帝当天便下旨批准。但批复上谕里只有指示与警告，没有任何的温言与鼓励——皇帝明令袁世凯须“大抵参用西法，……专仿德国章程”，还警告他须按指示好好干，切不可再练出一支传统军队，否则“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14]
这些峻切的言辞背后，潜藏着光绪皇帝因“汉纳根十万练兵计划”被迫流产而久久难平的愤懑。这种愤懑积蓄到戊戌年，将会有一次总的爆发。（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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