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三十八）

1890年，一位五十岁的清朝知识分子开始更新认知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5-15

 

1890年1月，五十二岁的薛福成，以“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身份，从上海登船前往欧洲。他在欧洲驻留了四年，至1894年5月任满回国，旋即去世。

 

按清廷的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须将海外所见详细记载报送总理衙门。在欧洲的四年多时间里，薛福成留下了六卷、十七万余字的出使日记。

 

这些日记，展示了一位“标准洋务派”的认知，是如何发生转变的。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

 

一、亲至欧洲，终于信了郭嵩焘的话

 

薛福成早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是一位资深的“洋务派”。曾国藩器重薛，薛也很佩服曾国藩。在思想路径与行为模式上，薛有很明显的效仿曾国藩的迹象。与曾一样，薛对“传统经世之学”，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曾国藩去世后，薛被李鸿章延揽为幕僚，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年。1884年，薛出任浙江宁绍台道，正式进入官场。次年，薛刊布了一份关于海防建设的意见书《筹洋刍议》。这份意见书让他名噪一时，成了颇具知名度的洋务新星。

 

不过，薛对自己意见书里的见解，并不十分自信，觉得只是“一时之私论……十未得一二”，只是一种个人意见，十分内容里也许只有一两分是准确的。这种不自信，与他从未直接接触过近代文明，对“洋务”的了解全是间接而来，有很大的关系。故此，薛很希望能有机会亲自出国去看一看。

 

1889年，薛福成终于得到了出使欧洲的机会。此行，让这位以中国传统经世之学为本，信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标准洋务派，观念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二十年前，郭嵩焘出使欧洲归来，因赞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遭到了清廷朝野清议之士的排挤批评，成为“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薛福成也对郭的言论有所质疑，“稍讶其言之过当”，觉得他的话有些过于夸张。为此还去询问了清廷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随郭嵩焘一同出使欧洲的黎庶昌等人的意见。尽管陈、黎二人“皆谓其说不诬”，都说郭嵩焘的言论没错，但薛仍持一种保守的怀疑态度。

 

这种怀疑，在薛亲身来到欧洲后，终于烟消云散。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抵达欧洲数月后，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郭）侍郎之说。”

 

亲见亲闻，终于让薛福成相信，郭嵩焘当年之言并非浮夸。比如，他在欧洲见到了繁盛远超清廷的义务教育，与鲜见于清朝的女子教育，甚至连残疾人也有聋哑学校可上，还了解到父母若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初三，薛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些见闻：

 

“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废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皆有义塾以收教之。”

 

 

薛福成

 

在参观学校时，薛还见到了“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这让他感慨万千。在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薛发出了“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的赞叹——哎呀！实在是太棒了，想不到能在海外，亲眼见到中国古代圣王们养育孩童的理想之道，变成现实。

 

将时间回溯到二十年前。

 

1872年，陈兰彬携幼童赴美留学时，薛福成写过一篇《赠陈主事序》相送。在那篇文章里，幼童们要去的海外，被薛视为“饕利朋淫腥膻之地”。薛觉得，这些孩子“志识未定”，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要“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离开礼仪之邦去往那蛮荒之地，很可能会被同化为蛮夷。他最担忧的，是这些孩子“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带着从海外学来的技术回来，向中国耀武扬威。所以，他特别提醒陈兰彬，“先生此行，务必究洋人之所长，更善查洋人之所短可也”——你这次带孩子们出去留学，要让他们学习洋人的长处，更要让他们了解洋人的短处。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免于沦于异族。

 

二十年前的文章，与二十年后的日记，犹如天壤之别。这天壤之别的背后，是道听途说与亲身见闻。

 

二、论证西学的本源在中国

 

“始信郭侍郎之说”后，薛福成所要解决的，是如何调适亲身见闻与文化归属感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如何补偿自己的心理落差。

 

于是乎，使欧期间，薛开始致力于论证“凡兹西学，实本东来”。他不但试图证明西方的工艺、数学来自中国，以蒸汽电力为能源的西方机械，也曾在薛的“严密考证”下，变成了中国的发明。

 

比如，在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下，薛如此写道：

 

“机器之用，始于中国，泰西特以器力助人力之不足耳。非特机器也，即化学、光学、重学、力学、医学、算学，亦莫不自中国开之。如稼穑种植及造酿酒酱、染色漂白、烧瓷器玻璃瓦缶、炼丹药铅粉银殊，打铁、点铜、制火药、和石灰，皆化学也。光学则以水晶作眼镜，重学则造桥梁、作环洞，力学则建亭台、起楼阁，医学则药物之外，亦尚针砭。算学则九章无不悉备。人所谓泰西之学者，盖无非中国数千年前所创，彼袭取而精究之。”

 

从1890年到1894年，类似的论断，频繁见于薛福成的日记。

 

除了技术文明，薛还“论证”认为，他所见到的欧洲制度文明的源流，同样也在中国。在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初一的日记里，薛得出结论：

 

“中国唐虞以前，皆民主也。……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意诸国君民共主之政乎？”

 

类似的观点，也见于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刘锡鸿。不同的是，刘锡鸿认为，那些进步只是“中国圣教”的皮毛，清廷无需对外学习，也无需改革。薛福成则不然，他以“西学东来”之说重构了自信后，仍愿意承认欧洲的“格致”之学蒸蒸日上，已经“青出于蓝”，坚持认为清廷是需要学习和改革的。

 

 

薛福成日记内页

 

三、批评洋务运动走入歧途

 

在人生的最后四年里，薛福成渐渐偏离了自己“标准洋务派”的人设。

 

赴欧途中，薛目睹香港、新加坡等地，依赖工商业从荒凉之地发展为繁荣巨埠，对传统的“农本商末”之说生出质疑，发出了“商为四民之纲”的惊骇之论——这相当于否定了以商居末位的传统“士农工商”理念。薛认为，近代国家要想富强，必须走工商立国之路，虽然这条路“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清朝的知识分子没听过，儒家的六经也不传授，但他的亲眼所见，证实这条路是对的，是必须要走的。

 

抵达欧洲后，对工厂企业的参观，进一步巩固了薛的这种认知。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六，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总结的二十一条“养民”之策，也就让民众日子好起来的办法。这些办法，包括造机器、修铁路、建电报、设邮局、办报纸、办银行、立商法、护商权……总之就是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来为工商业服务。工商业发达了，清朝才能强大，才能实现“养民”，民众的日子才会好起来。

 

自此，原来的“标准洋务派”薛福成，转身变成了洋务运动的批判者。在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的日记里，薛说，欧洲国家之所以富强，是因为他们“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致力于发展工商业和提升国民教育程度，反观清廷的洋务派，却只知道买枪买船建兵工厂，实在是丢了西瓜专捡芝麻：

 

“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

 

亦即，在薛看来，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歧途。

 

 

薛福成《庸庵文编》书影

 

四、意识到“体面人”的存在对国家很重要

 

对于如何让国家富强，薛在日记中总结过“五大端”，就是五件必须办的大事：

 

第一件是“通民气”。要有制度建设，让民意可以畅通地表达。

第二件是“保民生”。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私产，使它们没有“意外之虞”，要有制度来给民众提供养老、疾病等保障。

第三件是“牖民衷”。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受教育权，让他们“终身无一废学者”，都可以接受到教育。

第四件是“养民耻”。法律要文明化，须废除各种残忍之刑；监狱也要文明化，须讲究卫生、须给服刑者提供工作学习机会、须有医疗保障，不可有鞭打之事。

第五件是“阜民财”。朝廷要做好各种支持工商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要藏富于民。

 

薛还注意到，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转是否正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体面人”，和这些“体面人”能不能够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务。在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三的日记里，薛说，欧洲各国介入公共事务的“员绅”，大多家道殷实，“群谓之体面人”。薛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风气与中国推崇“寒士”的传统大不相同。

 

在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里，薛福成将这种区别，总结为“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薛比较了二者的历史成因，然后发出了一句非常古老的感慨：

 

“有恒产即有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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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求仁得仁」时，究竟是在说什么？ | 腾讯新闻短史记

Original 陈慕谭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6-21

 

作者丨陈慕谭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求仁得仁”这个词。

 

这个词来自《论语》。要理解它的涵义，先得理解什么是仁——弟子颜渊曾问过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是：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大意是：克己复礼便是仁。做到了克己复礼，便可称得上是仁者。仁这件事要靠自己去自觉实践，没办法依赖别人的约束。

 

就字面意思而言，克己复礼指的是克制自己的冲动与欲望，重新肯定礼，重新回到按礼办事的轨道。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礼。

 

 

♦ “求仁得仁”一词爆红的缘由

 

鲁哀公问礼时，孔子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

 

“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

 

大意是：民众在这世界上生活，礼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没有礼，就没办法祭祀天地鬼神；没有礼，就没办法确立君臣上下长幼之位；没有礼，就没有办法界定男女父子兄弟婚姻朋友等关系的亲疏。

 

孔子还跟鲁哀公讲，从前的君子（也就是统治者，相当于老子口中的圣人）都尊礼而行。具体说来就是：君子统治百姓，同时也要“以其所能教百姓”，要在丧葬、祭祀、宗族等问题上帮助百姓；君子享受百姓的供奉，同时也须节制欲望，不穿华丽的衣服，不住高大的宫殿，不乘雕琢的车辆，不用镂刻的器皿，不吃两种味道的菜肴。总而言之，从前的君子与民同利，而非与民争利。

 

鲁哀公继续问孔子如何评价现如今的君子。孔子的回答很直接，也很尖锐：

 

“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大意是：现在这些君子，乐衷于敛财不知满足，荒淫无道不知疲倦，施政懈怠为人简慢，将百姓榨取得干干净净，还违背众人的意志去讨伐有道之人。为了满足私欲，可说是全然不择手段。这些人全都没有受“礼”约束的自觉。

 

简言之，孔子追求一种符合道义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里，君子与百姓皆以礼为行为准绳，自我约束，不去谋求那些违背了礼的现实利益。礼是政治道义与伦理道义的具体化。所谓克己复礼，便是针对君子们提出期望，希望他们克制自己的私欲，要有按照礼去履行政治道义的自觉，要与民同利，而非与民争利。

 

♦ 明代人仇英绘制的孔子像

 

孔子将礼视为“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的好工具，原因便在于此。而且，由礼构筑起来的政治道义与伦理道义，也不是单方面的。在“辨君臣”这个问题上，孔子便说过一句涵义非常清晰的话：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孔子的意思是：君王与臣子不是主仆关系，君王可以指挥臣子为自己工作，但也有义务满足臣子在物质（俸禄）与精神（尊严）方面的需求，这样才算是于礼相合。君王如果履行了这些义务，臣子也应该尽心尽力做好君王交代的工作（“忠”的本意是做好本职工作，而非忠诚于某个具体的人）；反之，如果君王不履行这种义务，臣子也就不必再“忠”于君王之事。

 

至于饱受后世诟病的“礼不下庶人”（出自《礼记》）云云，其实并不是孔子的话。如日本学者和辻哲郎所言：

 

“在孟子谈及孔子的那些记叙部分，尚且极为明显地出于孟子本人的见地，那么，被认为在孟子以后（恐怕是在汉代）才形成的《礼记》也好，《左传》也好，其中关于孔子的记叙有几分真几分伪，也就自不待言了。关于孔子的生平传记，唯一可以信凭的材料便是《论语》。”

 

孔子说得很明白：“民之所由生，礼为大”——对于民众在这个世界上的存活，“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民”自然包括庶民在内，孔门弟子里便既有贵族也有庶民。

 

 

♦ 和辻哲郎的《孔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弄清楚了“礼”，就等于弄清楚了“仁”。再来看孔子的“求仁得仁”，便很容易理解了。

 

该词诞生的历史情境，是孔子驻留卫国，恰逢卫灵公去世。此前，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因得罪父亲长期流亡在外。卫灵公死后，蒯聩的儿子辄被拥立为新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卫出公。同时，晋国也派了军队护送蒯聩回国即位。于是便闹出一场父子争位的戏码。弟子们想知道孔子在这场政斗中会如何站位，子贡于是自告奋勇前去委婉试探。

 

谈话内容如下：

 

“（子贡）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贡问孔子“伯夷与叔齐是怎样的人，他们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是因为这传说中的兄弟俩，曾做出过互相辞让君位的事情。叔齐说按规矩该由长子即位，所以要让给伯夷；伯夷说父亲临终前指定叔齐即位，该尊重父亲的意见。让到最后，两个人全跑掉，君位于是落在另一个兄弟头上。子贡的揣摩是：如果孔子否定了伯夷与叔齐，说他们当年的选择有问题，那就意味着孔子很可能要去蹚卫国父子争位这滩浑水。结果孔子回答说，伯夷与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他们追求仁，最后也得到了仁，我想他们不会后悔。子贡因此知道了孔子的立场，不再多问，转身出去告诉冉有等其他孔门子弟，说夫子不会去掺和卫国的破事。

 

孔子将传说中的伯夷与叔齐定性为“求仁”之人，是因为两人互相辞让君位的行为，既符合政治道义（不为了追求君位这一私利而妄起政争），也符合伦理道义（不为了追求君位这一私利而兄弟阋墙），可谓克己复礼的模范人物。

 

其实，早在卫灵公还活着时，孔子便已做过一次离开卫国的决定。引发该决定的导火索，是卫灵公向孔子“问阵”，也就是向他询问军旅之事。孔子一贯反对诸侯互相攻伐，认为此类战争缺乏政治道义，满足的只是强君雄主们的扩张欲望，百姓则全是受害者。卫灵公虽有礼贤下士的美名，“问阵”之举却让孔子无法接受，于是“明日遂行”，第二天便启程离开。但这次离开没有成功。前往陈国的途中，孔子一行被人误认为是阳货的队伍，遭到围困；后又在蒲邑遇到叛乱，只好折返卫国都城暂居。期间便发生了卫灵公去世和父子争位的闹剧。

 

第二次离开卫国时，孔子留下了一句感慨：“鲁卫之政，兄弟也。”——鲁国不讲政治道义，卫国也一样。这位如丧家犬般四处流浪的求仁者，一路走来，求到的全是锤。（来源：腾讯新闻）

 

*本文主要材料依据是《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