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314）
1
千禧年刚过，我中专毕业了，国家却不再包分配了。那个春节，但凡有点能力的家长都在四处找门路，想让自家孩子搭上“包分配”的末班车，而我爸爸佝偻着身躯，苦着一张皱纹横生的脸，愧疚又无奈地对我说：“工作的事，爸爸实在是没有能力了。”
在我决定考中专的时候，爸爸给我的未来作过计划，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我上中专的第一年，家里遭受了一连串的变故，以至于我3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妈妈遭受着白眼和讥讽一分一分借来的——那时我很怕回家，因为只要一回家，妈妈就要出去借钱，有时实在借不到，她就背着我偷偷抹泪。年年大年三十，来我家里讨债的人络绎不绝。
跨入新世纪，繁华热闹的广东正吸引着全国各地梦想“淘金”的人，南下打工的大潮浩浩荡荡。17岁的我思忖再三，觉得家里确实到了需要我出力的时候，就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跟随一个有着3年打工经验的小姐妹陈怡，坐上了开往广东番禺的大巴车。
车子驶出我熟悉的景色，进入陌生的地界，天色也渐渐由明变暗。车里的一夜很漫长，我和陈怡趁着天黑在无遮挡的路边上厕所，在气味混杂的车厢吃盒饭，窘迫又慌乱。其他时间则是睡了醒，醒了睡，一切都生出不真实的感觉，像是在梦里。
陈怡初中毕业便辍学了，在广东番禺进过鞋厂、电子厂，当时在一家电缆厂上班，工资待遇不错。得知我一直惦记着家里欠的债，陈怡在昏暗浑浊的车厢里对我说：“在广东，只要你肯做事，总能挣到钱。”
我大受鼓舞，心想：有了钱，我就能帮爸妈还债，他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出门前，妈妈拿出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一共200来块。她有点懊恼，因为拿不出更多。我安慰她：“没事，哥哥在那里，没钱了可以找他要。”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句话苍白而无力。
哥哥比我大9岁，很早就外出打工了，平日与亲人相处少，所以感情并不亲厚。一直以来，家人不知道哥哥在外面过的是什么日子，可家里发生变故后，更多的压力落在了哥哥的头上。我不了解哥哥的痛苦，只知道他不愿意回家，也不寄钱回来。如今我去投奔哥哥，也是前途未卜。想到这里，我心里慌乱，酸楚得紧，还没到广东，便开始想家了。
到了半夜，车上有人说“到韶关了”。那时，我不知道韶关是什么地方，后来晓得了，到了韶关就到了广东的地界。
抵达番禺已是第二天上午，明晃晃的阳光是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然后就是扑面而来的南国的热浪、反射着阳光的高楼，还有熙熙攘攘操着各种口音的人群。
这里的一切，都是亮堂的、忙碌的、纷杂而又新鲜的。
大巴停下来，我脚一着地，七八辆摩托车便见缝插针地围拢过来，摩的司机们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嚷嚷：“靓女，去哪里？上车！上车！”
他们围着我们，相互之间你踢我搡，我没见过这阵仗，有点怯，躲在陈怡背后。陈怡很老练，她跟一个看上去比较厚道的摩的司机讨价还价，随后我们坐上了这人的摩托车。
摩托车风驰电掣，我一手紧紧护着自己的行李，一手使劲抓住摩托车的后座架，生怕一不小心被抛出去。微热的风和着灰尘拍打在脸上，这就是广东的气息。陈怡跟我说，不要一个人坐摩的，晚上也不要一个人出去，“陌生人跟你说话不要理，这里的治安不太好”。我对这个城市立即充满了好奇与害怕。
穿过林立的高楼、热闹的人群，摩托车往愈加荒凉的地方驶去。如果不是陈怡坐在上面，我都要怀疑这个摩的司机要将我载到偏僻的地方卖了。
最后，摩托车在一个叫“钟村松岗”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跟我们刚刚见过的高楼大厦有着天壤之别，一大片低矮简陋的廉价出租屋集结于此，收留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我哥哥就租住在这里。十几平方的房子除了他以外，还住了一对夫妻和一个年轻人。两张上下铁架子床占据了这个房间的大部分地方，蚊帐一放，就算是一间小屋；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是公用的；小小的卫生间改作厨房，里面只能做饭、洗澡，上厕所得穿过若干这样的房子，到尽头的公厕去。
那天，哥哥对我的到来并无欣喜，但还是给我准备了一张床。第二天，我就领略到了什么叫“治安不太好”——我晾在外面的衣服被人偷走了。
2
从家里带来的200多块钱维持不了多久，我得抓紧时间进厂。
哥哥每天要做事，没时间陪我，我就跟着几个刚来的老乡，天天在附近的厂门口转悠。钟村有很多工厂，无论大小，只要贴出招聘公告，门口就会聚集一堆满脸期待的男女老少。我同他们一样热切地往招聘公告面前挤，保安一脸不耐地喝斥：“挤什么挤？一个一个来！”人群立刻止住了骚动，还有人对着保安点头哈腰，恭敬又讨好。我们望着他们，满脸艳羡与向往；他们望着我们，满脸不屑与优越。
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去看，我发现这些工厂不是要熟手就是要拥有更高学历、更多技能的人。我一无所长，学历也低，接连几天都没有找到工作。手里的钱在一天天减少，我有点焦灼，躺在小床上放下蚊帐，我一个劲地淌泪，想家想妈妈。
那时，外地人到广东居住一个星期以上都要办暂住证，为了省下几十块钱，我没有办，同屋的年轻人也没办。
哥哥跟我说：“如果晚上有人来查暂住证，你就要跑出去躲起来，不然被抓到了，要么罚款，要么遣送回去。”所以，每个晚上我都睡得提心吊胆的，外面有一点声音我就会立刻惊醒，侧耳细听，等确定没事才敢重新躺下。
有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外面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有人大喊：“快跑，查暂住证了！”
哥哥马上翻身起来，压着声音对我喊：“快起来，跟我走！”我迅速爬起，穿上拖鞋懵懂地跟着他跑出门。隔壁巷子里人声喧闹，不时有几束手电筒的光线射向夜空。黑暗里，“呯呯”的拍门声和叫门的吆喝声不绝于耳，我们七拐八绕地跑到另一排出租屋跟前。
哥哥在一个门口停下，轻轻敲门，里面随即传出一个警惕的声音：“谁？！”
哥哥用家乡话回答他，门轻轻地开了，里面探出一个脑袋。原来，这人也是我们同村的，哥哥和他在一个工地上做事，他这里已经被查过了。
这晚，我们在房里待了很久，等惊魂稍定，我才发觉自己跑丢了一只鞋。这次深夜奔跑，让我体会到了大城市的盛气凌人，不好接近。后来，我把这段经历讲给陈怡听，她淡然地说：“我刚来的时候也跑过，那些查证的人很凶的，抓到跑的人会打。你还是去办一张，免得提心吊胆。”
我后怕又庆幸，嘴里“嗯嗯”地应着，可办证的钱依然没有。
3
住在松岗的人，无论是进了厂还是在工地做工，白天都是枯燥难捱的。只有到了晚上，才能穿上自己体面的衣裳，走出低矮逼仄的房子，释放一天的的疲累与压抑。
陈怡进的厂子就在松岗附近，她下班后经常会来看我，带我四处逛。这里的夜晚很热闹。糖水店里有一对对情侣，士多店里的年轻人川流不息，还有摆成一长溜的夜市，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最热闹的还是溜冰场，里面响着震耳欲聋的音乐，亮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姑娘小伙变换着不同的姿势，一圈圈地挥洒着汗水与青春。
我和陈怡很喜欢去围观，跟大叔大婶们一起讨论哪个人溜的好，哪个姿势帅。陈怡怂恿我一起去溜，我忙不迭地摆手：一来不会；二来费钱。那时候，一天中我最快乐的事，莫过于逛累后陈怡请我喝一碗糖水。广东人对甜最有研究，一碗糖水做出各种花样，每天喝都可以不重样。
碰到陈怡放假时，她会带我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玩，比如她爸爸做事的工地。去的时候，我们要穿过一个漂亮的小区，那里有穿着笔挺制服的保安。
小区里的房子很豪华，亭台水榭错落有致，到处种着花草树木，大片大片的草地叫我直想在上面打滚。小区里头的空气似乎都要比外面的清新，更没有热浪与灰尘。陈怡告诉我：“这是祈福新村，我爸爸一直在修建这里的房子。”
小区里配备了24小时开放冷气的超市，陈怡带我到里面逛了一圈，悄悄地说：“看看就好，贵的要死。”我不敢用手去碰商品，只趋近看看价格，不由得咋舌。
在我眼里，住祈福新村的人就像住在天堂，他们悠闲地散步，脸上有业主的自豪与泰适。我对陈怡说：“有生之年能住进这样的房子里，我就满足了。”
陈怡吐了吐舌头：“我不敢想，做梦都不敢想，这里面的房子很贵很贵。”
3月的广东像进入了夏天，热浪灼人。穿过祈福新村，我们又踏上了灰尘滚滚的土路。
路的尽头是一大片低矮的木板房，周围到处都是生活、建筑垃圾。在这里，神情疲惫的男人和蓬头垢面的女人随处可见，还有赤着脚到处跑的小孩子。女人操着各种方言，尖着嗓子怼男人、骂孩子，随后他们或蹲在自家门前端着碗大口吃饭，或继续旁若无人地吵闹。
陈怡的爸爸住在一个简易工棚里，我们在他的木板房中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陈怡的表哥，也是来广东找工作的。看到我们，表哥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当时，他手里正捧着一本书。
我接过书翻了翻，却看不懂，我问他：“这是什么书？”
“计算机，Windows97。你们没有学过？”
我有点不好意思，笑着说自己在学校里只学了简单的计算机语言和打字。陈怡表哥说自己也没学过，继而笃定地说：“我现在自学，以后会是计算机的世界。”
我望着他，黝黑的脸孔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泛着光，眼里满是希望与憧憬。我那时还有点懵懂，只知道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最重要，然后才能去想其他的。
后来，我再没有见过陈怡表哥，不知道他是否进入了他想进入的世界。
4
在身上的钱快要用光的时候，我终于进了一家化妆品工厂。这个厂不大，只有几百员工；位置偏僻，离我哥的房子挺远；工资也不高，然而我却没得选择——这是找了将近1个月以来，唯一不要求熟手与技术的工厂。更何况，进厂以后食宿有了保障，还不用再担心暂住证的问题。
在这家工厂里，我做过很多事：装罐、拧瓶盖、铁架床刷漆、去办公室整理文件……下班了，我就待在宿舍里，因为附近没什么可逛的，只有一家卖日用品的杂货店。只有到了放假的时候，同事们才会结伴去逛钟村。
番禺是一个古老的城市，钟村还残存着一些古老的印记，里面有迷宫一样的巷子，抬头望去，巷子里的天空是窄窄的一线，更多的是挤在一起的杂乱无章的电线。
巷子两边的房屋有新有旧，住户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古旧的木板门里常年照不进阳光，黑咕隆咚的，定睛看去，总能看见里面坐着一个穿老式布衣的老头或老太太。
有时，我们能在巷子里看见一棵老榕树；有时，能看见一间庄严肃穆的古祠堂。从昏暗的巷子彻底穿出去，才是亮堂的街面，人像突然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街面现代又喧闹，店铺密密麻麻，老板大多是本地人，他们穿着肥大的短裤、趿着拖鞋，用一口“广普”招揽生意。我们虽是顾客，但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上帝，不耐烦时，飚出一串叽里呱啦的白话，就像说外语。
不过，这并不影响穿着各种厂服的少男少女逛街的心情。男孩子们将头发染得五颜六色，女孩子们蹬着厚厚的松糕鞋，大家手拖着手，大声说笑，将青春与活力注入这座古老与新潮糅杂的城市。
工厂的生活很沉闷，年轻男女除了逛街，多用谈恋爱来释放无处安放的荷尔蒙。
进厂没多久，同一条生产线的人就开我玩笑，说有个男孩子喜欢我。他们指给我看，我望过去，只看到了一个矮小的身影，别的啥也看不清。我觉得奇怪：每天上班，大家用衣服、帽子、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相貌都看不清，他怎么就喜欢上我了呢？
一个放假的晚上，这个男孩约我出去玩，我怕丑又害怕，坚决不肯。女孩们嘻嘻哈哈地把我推出宿舍，然后将门反锁，又把我的鞋子从窗户里扔了出来。
男孩提议去钟村逛夜市，我这才看清他的长相，很普通。进厂的第一个月是不发工资的，我平常逛街只能瞧热闹，基本不敢买东西。有时实在馋了，就买一点廉价饼干和方便面。那时我心里苦闷，无意谈恋爱，便执意不肯去。
男孩软磨硬泡，纠缠不休，无奈之下，我只能与他同坐一辆摩的去了钟村。街上的音响播着绵绵情歌，春日的微风里，明亮的灯下，尽是一对对拖手搭肩的小情侣。
在工厂日复一日的禁锢下，不少人谈恋爱，只是为了寻求一点慰藉，抱团取暖，试图给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点乐趣，并无太多深情。当有一天要为了生活与前途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又会各奔东西——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感情。
男孩走着走着，就想牵我的手，我立刻将手插到兜里。回去的途中，坐在摩的上，他的手有意无意地搭在我的腰间。我很反感，拍他的手，回到厂里便不再理他。
以后，无论旁人再如何开玩笑，我都冷着脸不再搭腔。这个男孩很识趣，也不再约我了。
5
浑浑噩噩做了2个月，我从化妆品厂辞工，掏了几百块入厂押金去了一家名叫“骏升”的电子厂，身上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这个厂很大，厂区开阔，里面都是笔直的水泥路，路旁栽种着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有单独的办公楼、几幢堡垒一样的车间、员工宿舍楼、食堂、士多店，环境挺好。
电子厂的工资和加班费高，管理也很严格，车间里要保持一尘不染，进入车间之前要换衣服、鞋子，戴帽子。坐在流水线旁边的工人用镊子镊起一个个米粒大小的元件粘到电路板上，位置不能有错，不能粘歪斜，一点偏差就会使整块电子板沦为废板，要打回重做。上班第一个星期，因为时时刻刻要低着头，我的脖子和眼睛都很痛。
车间里的冷气开得很足，上班时间，大家的精神都高度集中，里面一片死寂，只有机器发出的轰鸣声和组长们偶尔发出的喝斥声——组长的脸都很冷，基本不会笑，对待工人只有命令和喝斥。
当时，坐我旁边的妹子叫阿洁，算是我半个老乡。她爱笑，没心没肺，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阿洁爱吃陈皮，老是在工衣的上口袋里放一包，上班稍有空隙时就摸一片放进嘴里，有时也摸一片递给我。酸酸甜甜的味觉刺激能让人精神一振，不至于打瞌睡，然而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那天，阿洁上班偷吃被组长逮了个正着。组长一阵旋风似的冲过来夺过陈皮，高高地举起，嗓音尖利地喊道：“痴线，上班时间食嘢，你惊系（真是）脑进水！”她白话杂着普通话训了阿洁一通，我们都埋头做事，大气都不敢大出。
期间，我偷眼去瞧阿洁，她脸颊红红，泫然欲泣。待她坐下，我推推她的手，想安慰一下，谁知阿洁朝我做了个鬼脸，眼泪瞬间收了回去。
然而，我却没有这么强的承受能力。一次，我将一个有十几只脚的零件粘反了，组长让我站起来，训了我一顿。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感觉周围有数十双眼睛都在盯着我，看我的笑话。
我心情很差，下班后回到宿舍蒙头睡觉，眼泪浸湿了半个枕头。阿洁安慰我：“没事啦，训着训着就习惯了。走走走，我们松岗玩去。”说着，她不由分说将我拽了出去。
松岗的入口处，是闲汉们的聚集地。每次只要有年轻女孩经过，他们便吹口哨起哄，嚷嚷着：“靓妹，去哪里，要不要哥哥陪？”
我脸皮薄，总是低头红脸快速通过，经常惹得身后一片哄笑。可阿洁不一样，她昂首挺胸，不急不徐，像是走在红毯上的女明星。那天，她“教训”我：“你跑什么？要享受男性的赞美。”
我目瞪口呆，骂她“痴线。”
电子厂有规定，工人进厂2个月后才会发工资，我身上的余钱很快就见底了。那时的我敏感、内向又自卑，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不好意思，怎么也开不了口向同事借钱，不得不去哥哥那里蹭饭，然而哥哥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朝不保夕。
那天中午，我口袋里再掏不出一分钱了，只好顶着火热的太阳走去哥哥的出租屋。此时的广东已经进入5月，热气蒸腾，别人都是短袖凉鞋，而我还穿着从家里带出来的长袖厚裤，脚踩一双冬天的毛皮鞋——出来这么久，我一直没有余钱为自己买新衣新鞋。
因为肚子很饿，我走路都有点虚浮了，等到了地方，发现冷锅冷灶，也不见哥哥的人影。等了半晌，哥哥慢悠悠地回来了，他一看见我便说：“没钱买液化气了。”
我鼻子一酸，强忍着要掉下来的眼泪，迷迷糊糊地走在大太阳底下，准备回厂里继续上班。这个中午，我没休息也没吃饭，整个人像浸在汗里，浑身粘腻难受。下午上班简直像在受刑，感觉自己随时会晕倒。好不容易捱到下班，我已经饿得怀疑人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去找陈怡。
到了陈怡的厂门口，我拜托一个工友去叫她，工友不多久就出来告诉我，陈怡要上晚班，9点才能下班，“她让你到松岗等她”。
我饿着肚子，拖着双腿，漫无目的地乱逛，一阵一阵的悲戚涌上心头，怎么也压不下去。我觉得，每一个从我身边路过的人都在嘲笑我、可怜我——“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可怜虫”。
那天晚上，等到陈怡大声唤我名字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却还是强颜欢笑。得知我一天没吃饭了，陈怡连忙带我到夜宵店里点了一大盘炒河粉，我风卷残云，一扫而光，觉得食物竟然如此美味。
随后，陈怡将身上的钱都拿给我：“其他的钱都寄回去了，身上只有这么一点，你先拿去用。”我跟她之间无需客气，我接下了，只说：“发了工资还你。”
陈怡借的钱只够伙食费，买鞋子是万万不可能的。天气越来越热，我的鞋子越来越重，每次有人看向我，我就尽量把脚藏起来。当时，我唯一的期盼就是快点发工资，不然我的脚就要闷出脚气了。
一天，我去哥哥的宿舍里玩，他的一个工友看我大热天穿着一双冬天的鞋子，问道：“怎么不穿凉鞋？”
我窘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红着脸说：“还没发工资，没钱买。”
他当即从身上掏出100块钱，塞到我手里：“这个借给你，去买双鞋子。”
一开始我有点懵，没反应过来，连道谢也忘了，更不用说问人家的名字了。我攥着那100块钱，像攥着一束温暖的光，只知道追上去，冲着他的背影说：“发了工资马上还你！”他挥了挥手，走了。
后来，等我发了工资的时候，这人已离开了松岗。四处漂泊的打工人，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今天在这里，明天不知在何处。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也没有还上那100块钱。
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不止一次问过我哥，但他也一无所知。
6
在电子厂工作的那段记忆中，也不全是苦的，日常生活会有一些小小的乐趣。比如下了班，不出门的时候，我们宿舍里的小姐妹会一起去走廊上看电视。
那时候，每层走廊上都放着一台电视机，摇控器由宿管掌握。《怀玉公主》热播时，我们掐着点儿冲凉，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去占位置。4条板凳排排坐，看得不亦乐乎，到了放广告的时候，大家就回宿舍泡上一碗泡面，然后端着碗回到走廊，一边吸溜一边谈论剧情。
夏天热得睡不着，晚上熄了灯，我们就会把席子从床上拿下来，一起铺在吊扇底下，然后小声聊天。
一个满脸都是青春痘的女孩跟我是同乡，她说话咋咋呼呼的，像个男孩子。她说自己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我问她想要做什么，她说除了打工也不知道做什么，“换一家更大、工资更高的厂吧，家里还有一个弟弟要读书”。
还有一个高高胖胖的广西女孩，每天都乐呵呵的，好像没什么烦心事。她家里姐妹很多，妈妈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管她，她把每个月的工资都存下来，说要给自己准备嫁妆。她笑着说：“遇到喜欢的人，我就贴嫁妆嫁给他。”
快入睡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问她们，有没有想过一直留在广东。她们沉默了一瞬，之后都肯定地回答：“不会。”
我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也不会，因为广东不是故乡。
随着时间流逝，我慢慢适应了工厂的生活。电子厂的第一笔工资发下来后，我留下小部分当作生活费，把其余的钱都寄回了家。虽然那点钱对于家里的债务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我觉得自己终于能帮爸妈扛起重担了。
那天从邮局出来，阳光特别灿烂，天空特别明亮。之后，我渐渐开朗起来，也和众多的打工妹一样，穿厚厚的松糕鞋、肥大的阔腿裤、又紧又短小的上衣，嘴里偶尔蹦出一句“痴线！”我们张扬地走在街上，出入糖水店和溜冰场，享受男孩们追逐的目光。
我以为，我在慢慢融入这个地方。
除了阿洁，我还跟一个比我年长的四川大姐成了朋友。我们仨经常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我18岁的生日是她们陪着过的，她们送了我一束花，我捧着这束花在照相馆里照相。照片里的我对着镜头傻笑，脸上是无畏的天真。
四川大姐的老公是个瘦小的汉子，戴了一副眼镜，教书先生的样子，在五金厂打工。阿洁找了一个广西男友，工资比较高，两人租住在一栋老式的民居里。这种房子阴暗潮湿，常年不见太阳，青砖墙壁和石板地面常常会长出野草与青苔，散发出一股霉味，但租金也是我不能承受的。
每次放假，我们就聚集在阿洁男友的出租屋里，大家买菜做饭，一起逛街，晚上5个人横躺在木架床上，一直聊到深夜。大姐说，等她赚了钱就要将家里的房子砌起，再存点养老钱，就不出来打工了。她老公接过话：“那最少还要在这里做10年。”
我问他们想孩子吗？他俩一齐沉默了，半晌才说：“想，怎么不想，可不是没有办法嘛！”见气氛有点沉重，阿洁快活地接过话，说自己和男友未来要在这里买房。我们一齐咋舌，觉得在这个连月光都照不进来的小房子里，竟也藏着大大的梦想。
等聊累了，大家各自沉沉睡去，我在黑暗里想：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想了半天，最后竟然毫无头绪。
当时，我跟同学们写信，发现大家都面临着同一个困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工作呢？因为不包分配，在家乡找工作很难；在外打工，又因学历低、没技能，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有几个家庭条件好的同学选择回去继续读书，更多的人像我一样，随着改革的浪潮漂浮，有心无力。
明明才从学校出来大半年，我却总感觉恍若隔世。无数个夜里，我不能入眠，那本从家里带出来的自考用书，我都没有去翻。我怕一翻开，它们就会对我发出刺耳的嘲笑。
7
进厂以来，我都只在钟村周围转，第一次去番禺市，已近秋天。
以前我以为钟村已经很热闹了，没想到去了市里，才发现钟村顶多只算热闹，而番禺是繁华。这里高楼林立，人潮如织，车如流水，到处都是身着套装的白领。
阿洁望着那些妆容精致的女孩，眼睛都直了。她瞧瞧自己身上的阔脚裤和松糕鞋，失望地说：“我怎么觉得我们这样穿不叫潮流，叫土呢？你看她们，多漂亮。”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差距。同样是在广东打工，番禺和钟村的世界却完全不同。也是在那一刻，我的梦想有了一点模糊的轮廓。我突然想起了陈怡的表哥——那个在热得像蒸笼一样的简易工棚里自学计算机的男孩。
回到钟村后，我开始不安于枯燥、乏味的流水线工作，也愈发对本地人对我们透出的轻蔑态度感到不满——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海纳百川的广东容许全国各地的人在它的血管里经过、停留、驻扎。然而，这个城市也是傲慢冷漠的，它不容许我顺着血液走进它的心脏。我于它，只是个过客而已。我开始有了逃离的想法。
促使我下定决心离开的是一次请假。当时，学校通知我们回去领毕业证，我递上请假条时，组长好奇地问我老家在什么地方。我如实回答后，她的语气中带着优越与怀疑：“娄底？有这么个地方吗？”
面对她的孤陋寡闻，我无力辩解，隔天就递了辞工书。
我背上简单的行李，跟宿舍的姐妹们告别，就走出了工厂。阿洁和四川大姐送我到厂门口，拥抱告别时，她们问我：“回去准备做什么？”
我说：“提升学历，学一项技能，不打死工。”
看得出，她们努力把不解压在心底，终究没把那句“读了书，还不是照样要出来打工”说出口。
我回头望望身后像堡垒一样的车间，穿浅蓝色工服的人流正如潮水般涌出来。其中大概有广西女孩、河北男孩……他们年轻的脸上还长着青春痘，神情却俱是麻木与疲惫，空洞与迷茫。
我吁了一口气，心里一阵解脱。
当大巴驶离繁华的城市往家的方向开去时，我的内心激动不已。短短一年，我好似尝尽了人生百味，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广东，我还会来的，但不是作为一个打工者，而是一个可以和你平起平坐的人。”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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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蛳粉，柳州人生活必不可少的美食，既是零食，也是主食。烫熟的新鲜米粉和蔬菜，浇上由鸡骨、猪骨、牛骨、田螺和多味香料熬制而成的红油高汤，加上金黄的油炸腐竹，朱红的油炸花生，深色的木耳榨菜炒肉丝，嫩白的酸笋，还有碧绿碧绿的香菜香葱，再浇一勺蒜醋汁，满满一碗端上来，香味扑鼻，色相上佳，还没动筷就已经让人欲罢不能。若是饿了，这一碗米粉刚刚好；若是馋了，便有人只要烫一些蔬菜，就为加上这些琳琅满目的佐料，蘸着高汤的味道，安慰一下自己的嘴巴和胃。
远游的游子，回乡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吃一碗螺蛳粉。一端上来，就先忍不住深深地嗅一口白色的汤气，香喷喷的高汤，臭臭的酸笋，熟悉的味道瞬间就慰藉了游子的乡愁，心灵终于得到了柳州母亲的抚慰。
而这一碗螺蛳粉里也见证着我与Kelly短暂的青春和漫长的岁月。
1
2019年7月盛夏的一天，阳光刺得人生疼。
Kelly打电话过来时，我刚刚回到柳州，要把户口的婚姻状态改为离婚，再迁到孩子户口所在的城市。Kelly问：“你还好吧？要不要我明天过去？我今天晚上加个班可以把事情全搞好，明天飞过去陪你，怎么样？”
我说：“多大的屁事，我今天办完了明天就走，搞不好你过来了我也要走了。不用来啦，你放心吧。”
她又唠唠叨叨了一些小事，我知道她在尽可能地宽我的怀。我觉得没必要，便岔开话题：“你要我在柳州买点啥寄给你不？”
“唉。”她叹了一口气，“螺蛳粉又不能寄，酸（水果蔬菜腌制的酸甜辣零食）也不能寄，青云菜市的牛杂串啥的也不能寄，算了吧。嗳，要不然……你去潭中菜市帮我吃一碗螺蛳粉吧？”
潭中菜市的螺蛳粉？广西工学院旁边那个潭中菜市场的螺蛳粉！大学时代久远得有一点模糊的、让人微笑又流泪的青春记忆，让此刻心情灰暗的我也忍不住笑起来。
“好！”我说，“我帮你去吃。”
办完了事情，大概下午3点多，我打车到广西工学院——现在已更名为广西科技大学——看着还算熟悉的大门，我没有进去。旧地重游，没有故人，正如谈心之无美酒。
凭着记忆，我慢慢向潭中菜市场走去。沿途的路都变了样子，比我们当年在这里念书的时候更宽敞。路两旁林立着新楼，不似当年光秃秃的荒地。找到菜市场，早不是当年围墙里面那一片黄土地。市场如今整洁规范，摊档规整，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格局，我找不到当年的那个螺蛳粉摊了，也忘了它的名字。我倒还记得店老板憨憨的样子，但围着市场走了两圈，却没有找到那个熟悉的面孔。
我忍不住向一个看起来年纪很大的摊档主打听，问她知不知道这个菜市场曾经很有名的那个螺蛳粉摊去了哪里？那个年老的阿姨一头雾水，说她在这里做了很久，不记得有哪个螺蛳粉摊这样有名，问我是什么时候来这里吃过。
我一愣，算一算，从1998年毕业到现在，居然已经有20多年了。毕业10周年的时候，大家回学校聚会，还来这里吃过一次，那个时候还在的，只不过现在又十几年过去了。
我不知道怎么和阿姨解释，笑一笑，说：“我也不记得了，那就算了吧。”于是和阿姨道谢告别。回去的路上，我打电话给Kelly，说我们以后再也吃不到潭中菜市的螺蛳粉了，它没有了。
“啊？是吗？”Kelly语气里有说不出的怅然。我理解她此刻的感受，那是我们曾经青春的印记，它离去了，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自己的“年轻”也堪堪到了末梢。原谅我还有一颗少年的心，不是这样的提醒，年过不惑的我总以为才刚刚毕业，时间大把，世界于我还是一幅未曾展开的画卷。
2
我和Kelly相识于1994年的9月，我俩和40多个来自从五湖四海的同学一同考进了广西工学院管理工程系的企业管理本科1班。虽然我们同一个班级，同一间宿舍，但最初我们两个人却并不熟悉：我个性活泼张扬，嘴皮子厉害，一进大学就名扬校园，外系的男生都叫我“小辣椒”；Kelly个性低调、迷糊，标准的隔壁家的乖小孩，和我混的不是一个圈子，她起初超级看不惯我的嚣张。
我们当年的大学宿舍是“两室一厅”，2张高低床，4个人一个小房间，Kelly睡我对角下铺，和我共一个小房间。我俩在一个房间睡了差不多3个学期，话却没多讲两句。
不过我们还是有交集：都喜欢看书。熄灯后，我和她的桌子上都会点一根蜡烛，无言相伴着熬夜看金庸、古龙，还有席娟、刘墉。我俩也都喜欢潭中菜市的螺蛳粉，常常会在同一个摊档上碰见。
我最爱吃螺蛳粉配菜里的油炸腐竹，口感酥脆，豆味儿很浓。最好要在腐竹刚刚浸到螺蛳汤里的时候马上吃，它既沾了口味浓郁的汤头，又仍带着一点儿酥脆，还能吃出豆香，让人欲罢不能。所以每次在还有余钱的情况下，我总是多加一份腐竹。
那时候和Kelly还不熟悉，我只知道她不习惯吃辣——她总是打包螺蛳粉回宿舍吃，桌上永远备上一大杯凉白开。平时斯斯文文的一个小姑娘，吃个螺蛳粉就啥偶像包袱都顾不上了，辣得嘶嘶哈哈地一边叫，一边吃，一边猛灌凉白开，有趣得很。
我们俩真正地结缘，源于我大二上学期末的一次落魄。放寒假的前两天，我发现自己被大学同班的男友劈腿了，骄傲的我接受不了这个结果，给了他一个大耳光之后，整个人都懵了，浑浑噩噩地回到寝室里躺着，不知如何应对。同寝室的同学陆陆续续都回家过年了，我躺着不想动。反正我家就在柳州，转两路公交车就到了，我不着急，我只是不想面对任何人。
Kelly本来也要回家的，看到我突然这样低落，于心不忍，悄悄留下来照顾我。寝室当时只剩下我们两个，我不想说话，不想吃饭。那个劈腿男和Kelly来自同一个城市，和Kelly私交不错，他居然还来卖好，打电话给Kelly说，他给我买了饭，让Kelly下宿舍楼来拿给我。
Kelly义愤填膺，一向笑脸迎人的她竟然直接拒绝了，在电话里对劈腿男说：“我会给她买，你自己吃吧，不要麻烦了。”她挂了电话，当即下楼，骑着自行车到潭中菜市给我打包了一碗螺蛳粉，还买了一串香蕉。
我当时挺意外的，因为我和她真的不熟——食堂就在楼下，学校门口也有螺蛳粉摊，而她竟然会冒着严寒，骑着自行车到1个半公里外的潭中菜市，给我买她最喜欢的螺蛳粉。
尽管当时的我对这一碗螺蛳粉食之无味，但我得说，这是一碗我永生都无法忘记的螺蛳粉。在我人生之初最张皇狼狈的时刻，是Kelly伸出臂膀无声地帮我遮挡。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感动得哭起来，因为整个人还是麻木的。我用仅剩的一点理智，决定收拾东西回家。我已经没有心力把行李整得利索、漂亮，拿床单把所有需要带回家的东西一裹，打成一个大包袱，往肩上一扛，就往外走。
Kelly说送我，我说：“不用，就走到公交车站，哪里用送。”说完就走，Kelly来不及穿鞋，光着脚穿了双凉拖追我出门。
走在灯光昏暗的校园小径，借着昏黄的路灯，我发现身旁的Kelly在低着头吧嗒吧嗒地掉眼泪。她抢了我肩上的包袱，挎在手上，泪水流过她的脸颊，似乎都能感觉到打在她没穿袜子的脚面上。我心想，她怎么比我还难过呢？我根本就哭不出来，满腔都是死死的挫败感。其实，我并没有怎么爱那个男生，我难过的只是背叛——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遭遇背叛。
后来Kelly告诉我，我那天背着那个啥也包不全的包袱，脸色惨白，完全不复平时骄傲臭屁的模样，看起来像个逃难闯关东的难民，实在是太可怜，她才忍不住哭了。
这个柔柔弱弱的女孩，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了一次侠客。
3
再开学，我和Kelly自然而然地就熟悉起来。虽然我已经恢复了一大半，她还是时不时就护到我前面。不了解劈腿事件情况的同学讲我闲话，她会站出来为我正名，劈腿男讲我坏话，她会嗤之以鼻，悄悄拉远和他的距离。
我俩这个时候才发现，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竟然也可以这样合拍。接下来的大学时代，我们像连体婴儿，一起上课，混社会实践，熬夜看书；一起翻大学操场围墙的豁口到我外公家摘番石榴、摘青枣；一起跟着漂亮女同学蹭饭、逛街，到飞鹅市场买新衣，到市中心的青云菜市找小吃。
Kelly很快习惯了吃辣，但她的体质还是受不了螺蛳粉的热气。里面的油炸花生、油炸腐竹还有辣油都太让人上火，她常常吃完螺蛳粉不到半天就开始狂爆痘痘，深受其扰。不过学霸就是学霸，某一天她突然发现吃螺蛳粉时来一包板蓝根可以抑制痘痘，从此她吃螺蛳粉必备一包板蓝根冲剂当标配饮料来“清火”。
我俩带着板蓝根吃遍了柳州市中心和学校周边的螺蛳粉以后，Kelly得出一个结论：“还是潭中菜市的螺蛳粉最好吃。”
她心情不好，就去潭中菜市吃一碗螺蛳粉，让心情放松一下；她心情好，也要到潭中菜市吃一碗螺蛳粉，让心情飞起来。她过完假期来上学，到潭中菜市吃一碗螺蛳粉，好久没有吃到那个味道了，甚是想念；她要放假了，还要到潭中菜市吃一碗螺蛳粉，因为假期好长，要好久吃不到这个味道。
其实不光是她，几乎我们全班的同学都很爱潭中菜市那一碗螺蛳粉的味道。我俩常常会在摊档上偶遇同班同学，大家相视一笑，把碗端到一个桌上谈天说地，立刻就拉近了距离。
整个大学时代，潭中菜市的螺蛳粉贯穿着我们每一个人伤心的或是美妙的瞬间，像青春年华的一个印记，想起青春就会充满它的味道，像记忆河流中一块晶莹的石子，只要回头，它就在青春的河流里闪闪发光。
1998年7月初，大学毕业吃完散伙饭的那一个晚上，午夜唱完卡拉OK出来，大家还是不忍分开。有人提议，要不然去潭中菜市再吃一碗螺蛳粉吧。全班40多个人，轰轰烈烈向潭中菜市场开拔，结果刚走到三岔路口，前头骑自行车先赶过去的同学就返回来通知：已经过了午夜，潭中菜市场的螺蛳粉摊关门了。
大家都很遗憾，又有人提议说：就在学校门口的螺蛳粉摊再聚一聚吧。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坐在临时拼凑出来的几条长桌旁，把一家店的门前空地挤得满满当当。明亮的路灯下，热烈的哄笑中，大家七嘴八舌地点了螺蛳粉，炒田螺，还有啤酒。
不多时，食物陆续上桌，大家拿起小碗分食。这些个二货们一边吃一边对着食物指指点点，有的说，汤头不如潭中菜市的螺蛳粉浓；有的说，油炸腐竹不如潭中菜市场的香脆；还有人说，那个老板看起来没有潭中菜市场的憨憨老板好看。
一阵大笑中，不知道谁点开了音乐，夏日的夜风中，大声地放着黄家驹的“喜欢你”。坐在我对面的劈腿男突然对着我号啕大哭起来。我莫名其妙，觉得无聊透顶，不想听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出什么丢人的话，站起来筷子一扔，转身离开。几个男同学追过来劝我留下，Kelly没有劝说我，而是在我身后隔开他们挽留的手，坚定地回绝了他们，和我一起回了宿舍。
我的大学时代，就这样在螺蛳粉的味道中潦潦草草地结了尾。
大学毕业后，Kelly被分配到广西钦州一个大制药公司，国企，工资都已经开不出来的那种。
我舍弃了国家粮食局的工作分配，应聘到东莞，一家世界前50强的集团公司，做了总公司中国大陆负责人的公关助理，主要的工作是接待集团往来高级客户还有各国来参观的要员，安排他们和老板的会面或是参观之旅。
一年的时间，我的工作风生水起，可是Kelly却有半年没有拿到工资。我开玩笑说她早已“破产”，不如另寻生路。在我的劝说下，她也来到了东莞。
Kelly很快在一家台企船务公司找到了一份行政秘书的工作，老板对她很满意，试用期还没结束就直接升为正式员工，工资也提高很多。Kelly也非常满意这份工作，做得挺开心的。
1999年底，这家公司决定把办公室搬到上海，Kelly的老板希望她跟着一起到上海工作。
Kelly很踌躇，这份工作她舍不得放弃，可是上海虽然好，却无亲无故，她不敢一个人去。她吞吞吐吐，意思是，如果我肯陪她一起去的话，她才要去的。
听说我的好朋友有机会去上海工作，我来自各国的同事和工作中接待的客人们，都异口同声告诉我，上海真的是一个很前卫、美好的城市，怂恿我跟Kelly一起去。被怂恿次数多了，我想，好吧，那就陪Kelly去吧，我也真的挺想去看一看那个众口称赞的城市到底是怎样的时髦可爱。
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决定都是一拍脑袋，我们就这样懵懂又轻率地决定换一个城市，义无反顾地收拾了所有家当，去了。我们觉得自己能力超棒，好工作都是唾手可得，不晓得评估风险，也根本不会去揣测人性的恶，不相信会有什么不测风云在上海等着我们。在我们的想象中，上海的生活和工作必定是一路繁花锦簇。
4
1999年的11月，我俩开开心心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上海。Kelly的公司还没有租好宿舍，老板让她先住小旅馆，说是公司会给报账。我们乐呵呵地入住了一家小旅馆，一天的房租要100多。
过了一个多星期，听Kelly同事说，公司的办公室和宿舍都租好了，可是老板却没有通知Kelly去上班，也没有通知她搬到宿舍，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
我觉得不对劲，催促Kelly赶紧给老板打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她却不以为然，觉得老板既然带她来上海，不可能把她丢在上海街头流浪，怎么可能有问题？肯定是宿舍需要打扫什么的，等着就是了。
又等了四五天，小旅馆的房费已经付了2000多了，我心里警铃大作，觉得一定有问题，逼着Kelly打了一个电话给她老板。电话里，善良又没心机的Kelly很天真地问：“James，我什么时候去公司报到上班？”
那个台湾老板支支吾吾地说：“嗯……我们……现在还在打扫，还没有开始工作，你……等我消息吧。”
Kelly很安心地挂了电话，安慰我说：“看吧，我说没关系的吧。”
我还是觉得蹊跷，又逼着Kelly给一同来上海的同事打了电话。那个同事实在同情Kelly，悄悄告诉她，其实公司已经正式上班一周了，老板最近被总公司整得蛮惨，听说他在公司的政治斗争中输了……
听到这个消息，Kelly和我的心都猛地紧缩起来。
我俩再三做了心理建设，又给她老板打了一个电话。在Kelly的追问下，她老板才不得不承认，台湾总公司直接把Kelly裁员了，没有遣散费，没有补偿金，更过分的是，小旅馆的费用也不给报销了……晴天霹雳！挂了电话以后，我俩白着面孔面面相觑，完全不敢相信，两个人收拾了全部的家当千里迢迢地赶来，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丢在了上海的街头！
怎么办？
“我们还有多少钱？”残留了一丝清醒的我赶紧清点我俩的财务。
一清点，才发现我俩所有的钱加起来只有2000多了。刚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危机意识，花了很多钱，又垫付了2000多的小旅店费用，导致现在手头所剩无几。
小旅店肯定不能住了，太贵，要马上租房！
我们立刻跑到最近的房屋中介去打听租房的价格。打听一圈下来，行规“付三押一”，一次性要付4个月租金，就算房租1000块，我俩也付不起。我们相顾无言走在11月底寒风肆意的上海街头，像两个惶惶不安的小动物，被突如其来的危险吓呆了。
这是我们人生头一回碰到这样危急的时刻，孤立无援，不仅没了工作，还几乎花光了积蓄，感觉明天就要流浪街头，那种感觉实在是太恐怖了。
怎么办？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丢不起那个人！从毕业那一天起，我们两个就从来没和家人拿过一分钱，没诉过一次苦。回东莞？早没地方住了，和在上海一样都是流离失所。只能在上海赶紧找工作——可还是得马上解决住宿问题。
这就仿佛是一个无解题！
一直盘算到华灯初上，我才无奈地在街头的公共电话亭给我在上海读大学的表弟打了个call机。虽然我觉得一个穷学生能帮到我们的几率很小，可事到如今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打个电话也丢不了太多的脸。
没想到，这个电话让我们绝处逢生。表弟刚刚从外地回到上海，签了工作单位，和同学一起租了一套小公寓，这几天就要入住。听说了我们的窘境，他立刻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我们，他去挤沙发。
解决了我们在上海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接下来我们还要找工作，要计算着手中的钱来维持生活。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上海的工作非常难找。整整一个月过去，我只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高的普通文员工作，而Kelly跑了一个月的人才市场，却一无所获。后来找工作找出心理阴影的她说：“我觉得上海和我八字不合。”
我微薄的薪水支撑着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俩一天的生活费用只有10块钱，还包括来回的公交车费。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搭公交车都不敢上空调车，因为普通公交车只要1块钱，空调车要翻倍，2块钱，我们坐不起。
我们还吃过糖面条，因为那一天没有钱买酱油，也没有盐了，只好放了一点糖。那个滋味，实在是太难吃了，我俩一边吃一边安慰自己：这个就是潭中菜市的螺蛳粉，闻一口白面条的热气，假装是带着酸笋味儿的汤气。我假装吃到了浸满螺蛳汤还带了一点点脆的油炸腐竹，装模作样调侃自己：“鸭脚算个屁！姐姐今天不差钱，给姐来两份脆皮烧肉！不要搞错哦，是每个姐姐两份烧肉！”
Kelly大笑：“咦，你怎么忘记加油炸腐竹？老板，再给她加一份油炸腐竹！”
我点头：“丢！怎么忘记加这个！”又装模作样地问她：“哎，你板蓝根冲了没？搞不好今天得冲2包！光螺蛳粉的热气你都受不了，还要两份那么热气的脆皮烧肉，你真是不要命了！”
两个人自嘲地哈哈大笑，虽然很心酸，很想念螺蛳粉，却没有掉眼泪。
半年后，工作不如意的Kelly回了东莞，好胜的我坚持留在上海。就这样，两个从来没想过会分开的好朋友，没有预见地，被命运分隔在了两个相距几千公里的城市。
5
红尘求生，工作忙碌，我和Kelly虽不常联系，但感情仍然很好。
2002年，Kelly谈了一个男朋友，我去东莞看望她时候见了面。我极度不喜欢这个男人，觉得他油嘴滑舌不务正业，心术不端。我劝Kelly一定要慎重考虑，她沉默，不置可否。
我有点担心，但当时忙于生计奔波，又觉得Kelly是一个超级靠谱的人，就像以前做功课和考试一样，她一定会做出对的选择，所以也没有过多劝说。
一晃已是2004年春天，我回柳州看外公外婆。外公家就住在潭中菜市附近的村里，我早上陪外公去潭中菜市买菜的时候，就到那家店要了一碗螺蛳粉。还是那个熟悉的、魂牵梦绕的味道啊！一口下去，整个人都爽得要“噢”出声音来。可多年高压又吃饭不规律的外企工作，让我的肠胃有了问题，早不能要“正常辣”的螺蛳粉，只能吃微辣的，这多少失去了螺蛳粉原有的重口味，有那么一丢丢的遗憾。
粉一端上来，我兴致勃勃地给Kelly的公司打了个电话，我恶作剧地想让她听一听我吃螺蛳粉的声音，没想到替她接电话的同事说：“你找Kelly啊，她今天去医院生小孩了哦。”
我大惊失色，又非常生气和失落，她什么时候结的婚？怎么今天要生小孩了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她最重要的朋友？年轻幼稚、世事磨练不多的我当时只顾着生气，满心想的都是她怎么可以瞒着我？她真的拿我当她的朋友吗？没有冷静下来仔细分析是什么原因，让她选择不告诉我。
Kelly生了一个女儿，我给她寄了一笔钱，算是红包，又给她写了一封邮件，痛斥她连生孩子都要我误打误撞才知道，说我很伤心。Kelly没有回复我，我愤愤不平地也没有联络她。
又是差不多两年过去，2005年底，表弟从柳州回上海，打电话问我要带什么，我说：“要不然你用保温桶给我带一碗潭中菜市的螺蛳粉吧。”
当我吃到心心念念的潭中菜市的螺蛳粉的时候，我想起了断联许久的Kelly。气早消了，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可那头的声音很疲惫，难道生活不开心吗？我说：“过两天我要去香港出差，要不然我们在深圳罗湖关见一面吧？”
一周后，我从香港坐地铁到罗湖出海关。出了关，我看了一圈围在关口的人群，没找到Kelly。正当我掏出手机准备给她打电话时，一个满面沧桑、皮肤黝黑、梳着短马尾、穿得有点过时的女人走到我的面前，轻声对我说：“你来啦。”
若不是那个熟悉的声音，我几乎不敢相认！面前这个苍老的女人是谁？那个俏皮短发、娇娇柔柔、很有书卷气质的女孩子去了哪里？
我们在关口找了一家咖啡馆，她买了咖啡回来，一坐下，我就忍不住问她：“你怎么回事？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她勉强而尴尬地笑。虽然几年没见了，其中还断联了两年，但在我的心里，我们还是最铁的伙伴，从没疏远。我直截了当问她：“是不是现在过得不开心？是不是他对你不好？”
她低头不语，有泪在眼眶将落未落。
“嘿，嘿！你是看见我喜极而泣吗？”我说，“告诉我发生了啥，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我搅拌着咖啡笑嘻嘻地望向她，等她开口。可能我嘻皮笑脸勾起了她熟悉的记忆，她含着泪对我笑起来。
这是一个很俗套的故事，遇人不淑，但因为意外怀孕而不得不结婚，婚后丈夫不事正经营生，打着创业的名义在外面借了上百万外债。债权人追着Kelly还，而男人满口谎言，对孩子和债务不闻不问，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回家。一个人养孩子的压力，还房贷的压力，还债的压力，把Kelly压得喘不过气。她想不通，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想得天天抹眼泪，如鲠在喉，极度抑郁，每天晚上要靠喝两杯红酒才能入睡。
这就是为什么她结婚和生孩子都没有通知我的原因，她怕我对她失望，她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听完了，我很郁闷，我问她：“那这种男人你还留来干嘛？离婚得了！”
她无奈地笑：“孩子怎么办？我不希望她生活在破碎的家庭里。”
“你有没搞错？”我有点急，“一个正常的单亲家庭，好过一个不正常的双亲家庭。再说了，这个人连回都不回来，又能给孩子带来什么正常的感情和良好的成长助力？”
我们在这个下午，晒着冬日的暖阳，喝着咖啡，就这个问题辩论了几个小时。我说不服她，只好退而求其次：“要维系你就维系吧，但是你不可以再这样消沉下去！我绝对不允许你这样自暴自弃。有什么可难过的？又不是你的错，他不爱你，你当然要更加爱自己。”
分别时我拥抱了她：“不要怕，什么都会过去，我会陪你，这一次，换我来救你。”
曾经我无助的时候，那么柔弱的她坚定不移地对我伸出过手，那么如今她被困住，我当然也要义不容辞地去当这个侠客。她别过头，擦掉眼角的泪，对我点头笑，那笑容有倾诉后卸了一部分重担的轻松，也有彷徨中看见亲人一般的依赖。
6
我们又恢复了非常紧密的联络，一点也没有陌生和违和感。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和她通电话，聊我们大学时一起看的刘墉、席慕容，聊我们曾经的理想，聊我们耍宝的经历，也聊青云菜市的牛杂串，潭中菜市的螺蛳粉。
不过我重建她信心的过程，受到了来自她妈妈的一点阻力。Kelly的妈妈生了5个孩子，Kelly排行老四，有1个哥哥、2个姐姐和1个弟弟。生长在广西玉林乡村的Kelly妈妈非常重男轻女，常常拼命抠女儿们的钱来帮衬儿子。她对Kelly的婚姻状况很不满意，觉得Kelly没嫁给有钱人，没帮衬到她儿子，常常冷嘲热讽。但是她又不允许Kelly离婚，觉得丢人。
我在这边费尽心思调整Kelly的心态，她妈就在那边将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心破坏殆尽。有时我挂了Kelly的电话就忍不住想拍桌子骂娘——对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来说，非常不能理解Kelly妈妈的心态，女儿就不是她的孩子了吗？
好在Kelly有一个好爸爸。Kelly的爸爸是一个乡政干部，虽然在家里沉默寡言，但是如果Kelly需要他，他就毫不犹豫站在她这边。Kelly女儿两岁之后，他就到东莞长住，帮忙带小孩。
Kelly很想念螺蛳粉，有时会兴致勃勃地打电话告诉我：“哎哎哎，东莞XX地方有一个新的螺蛳粉店，听说好正宗，是柳州人开的，我要马上去吃一碗！”然后不出几天，又很失望地打电话来：“唉，为什么不管哪一种小吃，只要离开本土都搞不成呢？我去吃那个柳州人开的螺蛳粉了，根本味道不对，淡淡的！我还期望那么高，好心碎！”如此几番，她基本上对东莞本地的螺蛳粉不抱希望了。
我努力在电话里开解Kelly，每一次挂电话，我都会很肯定地告诉她，什么都会过去，什么都会好起来。
整个2006年，只要去香港出差，我一定会去看Kelly，有时会特地空出一两天来陪她。陪她聊天，陪她换了新发型，陪她买新衣，再帮她把每一套都搭配好，我们又好像回到了大学时代的快乐时光。
大概一年左右，我觉得她慢慢走出来了，给我打电话不再有失落和郁闷的语气，常常和我聊八卦聊得兴致勃勃——对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来说，能聊八卦就是恢复了元气。
2008年的一天，Kelly要回广西办事，我突发奇想，问她：“你想不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你渴不渴望去吃一碗香香臭臭的螺蛳粉？我们要不要一起飞去螺蛳粉触手可及的地方？”
电话两端的我们哈哈大笑，敲定了去柳州的行程。
我们去看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回到我们当年拼命赶场的教学楼，路过我们晨读的草坪，想起来秘书系的一个狐朋狗友曾经说过，等她有了钱，一定要回母校捐款，条件是要在这片草坪上竖一块碑，上面刻：“成绩不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这个学渣，真的是让人想起来就忍不住发笑。
那一天是星期日，路上三三两两的学生，有人提着从校外打包回来的螺蛳粉，香味浓郁，仅仅是路过都让我们闻着口颊生津。我们相顾扬眉睁大了眼睛，心照不宣地一笑，不约而同说：“现在去潭中菜市吧！”
还是那个老板，没觉得岁月让他有多大改变，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当他得知我们大学时代就是他家的粉丝，这次专程从外地赶回，特意来他家圆梦，再吃一碗多年来心心念念的螺蛳粉。他脸上的神情自豪无比，看起来就像自家的孩子考上了清华一样骄傲。
老板高兴的结果就是，给我们的配菜都是平时的两倍，每个碗都码得高高的，我俩喜笑颜开，互相丢个眼色，贼兮兮地碰头：“哗，那么多！赚了耶，赚了，都不用再加腐竹了！哈哈哈哈……”带着占了好大便宜的傻笑，我俩端着米粉像耍杂技一样小心翼翼地走向小桌子，要好小心才能不让配菜泼出来。
放下来，先深深地吸一口气，那个味道，仿佛昔日重来。起筷入口，第一个感觉就是：“妈啊，就是这个味道！”那一刻，两人都含着一口螺蛳粉，拼命地向对方点头，皱着眉毛的表情是又想哭又想笑，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对方想表达的是：“是它！是它！就是它！”
热热闹闹地吃到一半，Kelly忽然开口：“我决定了，我要跟他分开，再坚持就是拖累自己。”
那个男人最近去骗他们共同的朋友，又欠了不少外债，朋友前几天上门找Kelly要债。这样的婚姻的确已经没有留的必要，它已经不是形同虚设，而是变成了拖累人的负资产和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我越过桌子握了握她的手，对她说：“我支持你，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开口。”
她点头，埋头继续吃米粉。很久，又突然来了一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走不出来。”
“客气个屁，咱俩谁跟谁！”我嘻嘻笑着转移话题，“你买板蓝根没？赶紧来一包？”煽情的话我们一般不说，所有的情，都在千里迢迢陪着她回来吃的这一碗螺蛳粉里。那一年，她34岁，我32岁。
Kelly离婚后，带着孩子住在东莞，她爸依然在帮衬她。她已经做到一家船务公司的高管，买了房，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也结了婚，开了自己的国际贸易公司，公司业绩不差，就是常常要出差，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不过我不怕辛苦，工作让我快乐。
我们有时候会好遗憾没在一个城市生活，不能在周末互相串门，喝酒聊天。我开玩笑问过她要不要再移民来上海，她立马说不。她对上海有着非常深的抵触，依然认为她和上海就是八字不合——当然，这是玩笑，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冒冒失失随便换一个城市生活，我们早已明白，换一个地方，就意味着把现在经营的所有社会关系、行业关系全部抛弃，一切从零再来。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天真。
斗转星移，时光如白驹过隙，一瞬间我们就来到了毕业20多年以后的现在。
我们分隔两地，相互扶持，又一起经历过了无数人生的风风雨雨。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她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我也会第一时间伸出手去。我们从来没有计较过彼此的得失，我们就是单纯地相信，这个朋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是我最后可以依靠的退路。我们成了亲人，没有血缘关系的最亲的人。
潭中菜市场的螺蛳粉摊消失了，我们还在一起，我们今生，就这样相扶着走到底吧！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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