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311）
1
我们县紧靠长江，从古至今，水运发达。很早以前，县里有5个国营和集体性质的船运公司，改革开放后，个体船舶如雨后春笋，为航运市场带来了活力和竞争。2000年左右，原有的国有和集体船运公司，陆续破产或改制，新的民营船务企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工商联的指导下，我们县各种行业都成立了商会，可船老板们都怕耽误自己的生意，没人愿当“会长”，船务商会便一直没组织起来，让工商联的费主席颇费脑筋。他偷偷做了番“民意调查”，船老板们都推荐乘风船务公司的曾老板做会长——曾老板在我们县专营船舶运输，企业规模最大，相比其他老板，人也年轻，费主席本来就看好他。但曾老板推说自己能力有限，胜任不了，费主席三番五次去动员，他就是不答应。
春末的一天，我在工商联开完会，费主席给我说：“你们老板和曾老板是结拜兄弟，给你们老板说说，我请他去给曾老板做做工作。”回去后，我把话带给了老板。老板有点意外，脸上闪过不自信的神情，沉吟了一下，还是同意了。
我们老板和曾老板当年结拜时，是四个兄弟，知情的人并不多，我也是偶尔听到老板提起过。当时在酒桌上提出拜把子的，是我们县农商行（当时还叫农村信用联社）的韩主任，那天他喝多了，兴奋异常，嚷叫着说大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酒桌上其余的三个老板求之不得，纷纷响应。于是韩主任便给每人斟满酒，四人碰了杯，一饮而尽，算是义结金兰。
四人中，按年龄顺序排，韩主任是“大哥”，江发公司的陈老板是“二哥”，我们老板是“老三”，曾老板是“小弟”——他比我们老板小五岁。这里面，除了韩主任，他们三个老板的手里都经营着船舶运输业务。
我们老板说，那时国有银行没抵押根本无法贷款，只有信用联社管理灵活点。我们县煤矿多，煤炭销路好，船运也跟着赚快钱。干船运的老板们不断想法“找钱”扩大规模，所以，都和韩主任走得很近，请他吃吃喝喝是常事。
几个结拜兄弟中，陈老板的公司当时经营得最好，我们老板次之，曾老板那时才刚起步，从原来跟人合伙办的公司中退了出来，自立门户。陈老板过去是国有船运公司的副经理，和我们老板交情不浅。90年代，个体船舶运输还必须得挂靠在企业才能取得经营资格，我们老板打的第一艘船就挂靠在陈老板的国有船运公司。2000年后，国有和集体企业“关停并转”，职工“买断工龄”，政府鼓励企业改制，在拍卖生产资料时给予优惠，之前公司的一把手想独自收购，遭到职工们的强烈反对，大家说他整垮公司的目的就是想改公为私，独吞企业。而之前作为副经理的陈老板工作踏实、做事认真，职工们力荐他来领头改制。最后，职工们自筹了部分资金，加上政府给的补偿金，买下了公司的两艘船，将公司改制成了民营股份制，取了个吉利的名字，陈老板则被大家推举为负责人。
之后几年，老板和员工上下同心协力，企业经营节节攀升。陈老板又带头出资，加上在社会上高息集了部分资金，打了一艘新船跑客运。在和韩主任成了“兄弟”后，陈老板干脆把三艘船全部抵给信用联社，又贷款继续打造新船。
那时，西南地区的陆路交通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沿江城市的物流大都是走水路，船舶载货多、价格低，就是耗时长点。因为船运行业的工资比别的行业要高出许多，吸引了大批农村60后、70后的人上船当“学徒”。有点文化、人脉的，学驾驶和轮机，文化低的学做水手。学个两三年，考了职业资格证书，就能成正式工。
江发公司的老船员都是股东，工资加分红，收入让同行业羡慕不已。但好日子并没过几年，船员们的责任心就慢慢松散了，驾船漫不经心，工作都让学徒干，聚群打牌赌博，安全事故不断，不是船偏离航道搁了浅，就是油加满了流进河里。陈老板既要打新船，又要跑业务，还要处理应急事务。
本来江发公司为压缩人力成本，办公室的人员配置本来就少，平时副经理除了管船舶航行和调度，还要负责处理公司内部事务。每次船舶回港，陈老板和副经理都要上船开会，解决各种问题，批评处罚违规的船员，督促员工提高责任心。但收效甚微，公司出行的船，仍是想停就停、想走就走，中途擅自接私活挣钱，业绩逐年下滑。即便陈老板加大处罚力度，也没什么改变，倒是他热衷造船吃回扣的事，在船员中传得有鼻子有眼。
等公司出现亏损，职工们便常来公司闹，问责陈老板，说他没管理好企业，有私心，要召开股东代表会。会上，股东代表们有备而来，咄咄逼人地说要对公司账目进行清查，每一笔开支都要说清楚用途。陈老板自认无愧，答应了，但没想到代表们又得寸进尺，提出：“还有，公司的重大决定，必须要我们同意；公章，财务章，我们要暂时代管。”陈老板无奈，依旧只能答应。
这样一搞，公司用公章都要一堆人同意，很多急着办的事，他们都拖着。公司需要马上决定的事，因代表们意见不统一，迟迟不决，严重影响了生产经营。陈老板忍无可忍，和他们争吵了多次。
2004年国庆节，江发公司一个船员结婚，因工作没有赶上午宴的客船船员们，晚上又去补桌。一众人推杯换盏，比谁酒量大，喝完没躺下的，又开始赌了起来，都忘了船上要值班。拂晓，客船突发大火，火借风势，把船烧成了光架架。看着江上黑黢黢的、已经变形的空壳，陈老板悲痛欲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火灾还没有处理完，又发生了沉船事故，死了两个船员。陈老板对公司彻底寒了心，提出辞去职务，退出公司，可股东代表们把公章交到公司后，都不管了。陈老板没法，向法院提交了破产申请，江发公司成了我们县第一个宣告破产的民营企业。
陈老板之前对公司的投资很大，他卖了房子、散尽家财，又找我们老板借钱，总算还清了亲朋好友的账。之后，他彻底退出江湖，远走他乡打工去了。
2
陈老板最后用贷款打造的两艘新船，被别人低价接了盘，又转卖给了“小弟”曾老板——也有传言，说其实真正的买家就是曾老板，他只是为了避嫌没出面。
我们老板因为这事，便认为曾老板不厚道，不讲兄弟义气，落井下石。本来这两艘新船，陈老板是希望我们老板接手的，但我们集团那时正不断向建筑和房地产行业扩张，流动资金紧张到连我们的工资都不能保证按时发，老板一接到大点的工程，就先跟员工高息集资，再去社会上集资。
为了筹资买船，老板也和我们中层管理人员签了购房合同，把集团下面地产公司开发的、销路不好的房子，让大家以个人名义买下，然后拿着合同去建行贷款。剩下的资金缺口，我们老板就去找韩主任“疏通”，但最终因为没有抵押物，还是被“大哥”推托了。于是，这事就黄了。
不过我们老板对人还是很讲情义的，对帮助过他的人，不管在位不在位，后来也都保持着联系——县政协主席退休去了老干部学校，领着一帮退休人员习练书法，老板每年都给他们赞助金，时不时请他们吃饭。对韩主任这个“大哥”，我们老板也是十分尊重，韩主任不爱吃喂饲料的猪，他就亲自开车去高山农村找寻“放养猪”，杀了分成小块，好方便“大哥”存放冰箱。结果有两次，韩主任吃完猪肉，跟我们老板说，这猪不是放养的，让我们老板很难为情。往后，老板便出粮食和工钱，请农村的亲戚每年专门喂养两头不喂饲料的猪，送给“大哥”。
曾老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把陈老板的两艘新船投入内河营运，又分别在本地和外地造船厂打造了新船。曾老板得到“大哥”的关照是最多的——早年，他给县农业银行的行长开过一阵车，农业银行管信用联社，韩主任和行长关系很好。后来曾老板辞去临时司机，跟别人合伙打船资金紧张，便找行长帮忙，行长就把他介绍给了韩主任。
韩主任的老婆爱玩，不愿做家务。曾老板知道后，逢年过节或是赶上韩主任家来了客人，就叫自己老婆去做招待工作。他们两口子都是农村出来的，吃苦耐劳，后来隔个三五天，曾老板的老婆就过去韩主任家帮着收拾家务，跟韩主任的老婆成了好姐妹，两家人就自然经常混在一起了。通过“大哥”的运作，曾老板先在联社贷款用于造船，等船造好了再抵押。
这样没几年，曾老板就有了九艘货船，成了我们县船运行业的领头羊。据说，韩主任自己也打造了两艘货船，由曾老板帮着营运。
我们老板虽然也得到了韩主任的关照，但“力度”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只能自己再去寻找机会。他有个同学在县植物检疫所当所长，所里职工前些年集资打了一艘船（其实，“集资”的大头是所里小金库的钱，职工只出了小部分资金），但因他们不懂行，又压低船的造价，船打好后，才发现耗油大、速度慢，自己经营肯定亏损，干脆就租了出去。可外人租了发现也不赚钱，就没人敢租了。于是，我们老板便低价把船租了过来，跑点短途货运，没生意时就靠河边的煤坪作趸船。
老板又和检疫所所长勾兑一番，通过关系把那艘船的吨位改大，抵给了信用联社，多贷出了不少资金，打了一艘新船——这艘租来的船，就这样一直被我们老板抵押给了银行十多年，快到报废年限了，才按“报废船”的价格买了，照旧抵给银行，然后被公司员工小张租去跑短途货运了。
煤炭畅销的那几年，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繁荣。县信用联社的存贷业务连年取得了“双赢”的局面。业绩突出，韩主任也膨胀了，为人处世很是傲慢。总社派人下来检查工作，若工作组没有的人物，他都端着架子懒得搭理。信用联社的职工们对他意见很大，说开会时都是他一言堂，大事小事都是他拍板决定。
我曾经陪他喝过两次酒，第一次敬酒时，他见我只喝了一杯，就板着脸教训我说：“我的规矩是：你敬我酒，你必须干两杯。”我赶紧表示“补一杯，再罚一杯”，他的脸色才平和下来。
酒喝高了，韩主任就会大讲他的“丰功伟绩”，陪酒的人必须要聚精会神地听，不能吱声，不能走神，不然他就骂骂咧咧地发酒疯。
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后来韩主任被人举报到总社，说他收受贿赂，弄虚作假，一手遮天，总社便将他的材料交给了当地检察院做深入调查，人直接被抓了起来。据说检察院来我们县调查时，去“反映情况”的人排起了长队。在拘留期间，韩主任悄悄请人捎话出来，让“兄弟们”想办法捞他出来——陈老板已经身在他乡，多少年没回过家乡了，他能指望的，只有我们老板和曾老板了。
我们老板为了寻求更多的业务和更大的发展，早把船务和房地产公司率先迁到了市里，只在县里设了分公司，自己也常住在市里了——市里股份制银行多，通过和他们的合作，老板又打了几艘新船，下水（往下游）装煤炭，上水（往上游）运集装箱。虽然公司的船队规模没有曾老板公司的大，但集团的综合实力和知名度已是县里民营企业的榜首了。
为了捞出“大哥”，我们老板专门回到了县里，联系人脉，疏通关系。另一边，曾老板也全力以赴，四处请客送礼。
三个月后，韩主任出来了，挨了处分，退了赃款，撤了职，被调到别的县去了。期间他几次召集“兄弟们”商量，想借力东山再起，还亲自上门找过我们老板几次，但均没有得到什么回应。老板闲时对我们讲：“他这次能够平安着陆、没被判刑，我们破财不说，真是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机！”
3
我们老板和曾老板都属志向远大、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若不是因韩主任这个“大哥”，他们本不会有太多的交集。本来就是同行生嫉妒，业务上又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兄弟之间交情不深不说，因为暗中收购陈老板船舶的事，我们老板对“小弟”一直耿耿于怀。
自打煤炭行业火热之后，我们老板就把资金重点放在发展煤矿上了，对船运公司不再上心。
但看在工商联费主席的面子上，他还是专门去找了曾老板，委婉地劝他接受船务商会会长的职务。
曾老板客气地说：“三哥，我们都做企业，不说你也懂，我真的没时间打理商会。”
我们老板建议道：“你可以像我这样，日常事务找个人来兼管，反正行业商会的事不是很多。”
曾老板沉思了片刻，似乎也找不到理由推辞，反过来跟我们老板说：“那你帮着推荐一个。”我们老板想了想，便向他推荐了在一旁的我——我真是躺着中枪，有苦难言。我们老板笑着对我说：“没办法，你帮着搞，不是尽义务，商会每月给800块补助。”
就这样，县船务商会隆重成立了。曾老板任会长，我们老板加上另外七个船老板被选为副会长，我被聘为秘书长。
船务商会不像煤炭和建筑房产商会那么财大气粗，能租专门的办公室、请专职人员——办公室设在曾老板的乘风公司，平时我们都在各自的企业工作，开会时大家才聚在一起。工商联有什么指示、要求，能处理的我就处理了，该传达的我就通过电话、网络传达。船务商会既没煤炭商会的张扬，也无建筑房产商会的团结，会长、副会长、会员就像一群散兵游勇。
我对曾老板说：“既然成立了商会，就要为大家服务，给大家干点实事，增强商会的凝聚力，让大家拥护、信赖。”
曾老板热切地说：“我全力支持。于秘，我时间紧，公司的船在更新换代，商会的事，你放手大胆做，出了什么差错，由我负责。”
我只好应承表态，又问了句：“你还在造船，想当内河船业大王？”
“不是增加数量，有的是以旧换新，‘小改大’，淘汰旧的机器设备，更新不了的，卖了新造。”他停顿了一下，又道，“我这人能力有限，能守住现有的摊子就不错了，不想再扩大了。”
有天商会开会，一众老板都感叹现在行业税费太重。我提醒曾老板说：“你是人大代表，开会时可以提出减免税费的建议。”
曾老板说：“我是由乡镇选上的，分组时（界别）就分在‘乡镇’了，都谈的是农业，我没搞农业，讨论时就随便说了几句。”
“你分到‘乡镇’是方便管理，讨论时，你是民营企业家，就谈企业的事，意见、建议、想法都可以说。讨论有记录，会后大家提的建议会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归纳，供领导决策。宏观的大问题政府会研究解决，微观的小问题就由主管部门办理。”
“可有人提了很多意见，我看也并没有起到作用。”
“现在政府加大了责任监督，对民生意见很重视。过去你们有了问题习惯用钱用关系去解决，也不能改变现状，不要只埋头拉车，还要抬头开路。”
我请各位船老板对船运税费发表意见，做进一步了解后，就船运涉及的港口建设费、吨税、货物港务费等过重问题，向上级写了一份建议，以商会的名义交给了县工商联一份，曾老板也以人大代表的名义提交给了县人大一份。上书后，我对曾老板说：“我们参加大会小会，只要有领导，都去汇报，催他们尽快处理。”
这份建议还真起了作用，经研究后，县政府便对船舶相关的行政收费进行了下调，并对建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和解释。
费用的减免，有效的树立了船务商会形象，我们接到更多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罚款的事。我们县的主管部门，那时对违规违纪和“小犯法”的企业和个人，都是“以罚代管”，县财政会依据罚款数额给主管部门返“补助”。所以，罚款成风，违章违纪要罚，巧立名目也要罚。教育不是目的，罚款才是目的。
船运行业深受罚款其害，各种罚款虽然数额不大，但次数实在太多。有个副会长讲，有次他的船还没出县界，就被不同的部门罚了三次。罚最后一次时，船长抱冤地叫道：“我船上的生活费都被拿来缴了罚款，你们总得先让我们把命活着，才能去挣钱缴罚款吧？”现场的检查人员看在他们当天已经被罚了两次的份上，才让他们写了欠条，说回来再交。船长马上给老板打了电话，老板又找关系，才免掉了罚款。
其实船老板们也不想找关系减免罚款，一笔罚款的款额不大，找关系就落下了人情，还人情时花的钱更多。有时就算把罚款减免了，主管部门就说钱已经缴给财政了，叫你去找财政退。到了财政局，又说违章该罚，喊你找主管部门去退。来回跑上几趟，企业也就放弃了。
为罚款的事，曾老板专门召开了会议，要大家想办法，说他在人大会上要去提出来。我想了想，说：“这就快到春节了，我们来举办一次迎新年登山活动，一是邀请主管部门参加，以互相增进感情、增强了解；二是邀请有关领导参加，除了站台助威，也让他们知道企业处境，引起他们的重视。”
大家表示赞同，会后我去县工商联给费主席做了汇报。费主席说：“我来邀请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和政协主席，还有主管的副县长，曾老板去邀请人大的领导。”结果人大主任在外开会，就派了两个副主任参加。
登山活动由县工商联主办、船务商会承办，开幕式热闹非凡，领导致辞，全程记者报道。登顶后，大家在“农家乐”搞了个领导座谈，曾老板首先介绍了县船运行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上级部门的期望。老板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各位领导都讲了话，勉励船运行业加强自律、遵章守纪的同时，也要求各主管部门端正服务态度，对行业企业的发展要给予大力的支持，以促进本县民营经济的快步发展。
然后，领导们和老板们共进午餐，商会给活动参加者都发了纪念品。春节后，我们县“两会”召开，人大和政协同时对滥罚款问题表示了关注，县政府才进行了整治。
4
2010初，我们老板高调宣布，今年将举全集团之力，力争年底在北美上市。随后全集团都紧锣密鼓、各负其责地开始了上市的准备工作。老板严厉地告诫管理层：“在上市的关键点上，‘安全’上务必严防死守——出了事故，不仅财产受损，声誉也会大打折扣，上市就会泡汤。”
没想到，就在上市的节骨眼上，我们租给小张的那艘船，却出了事故。
12月上旬的一天，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在市公安局长的陪同下，第一次来我们县视察安全工作。书记和局长都是有名的铁腕人物，县里各单位和部门都紧急行动起来，交通要道及县城里车辆限速限进、市容市貌要求整洁干净，领导视察的路线，闲杂人员一律不得逗留。
因领导要视察江两岸的绿化林，本地船舶要暂停行驶半天。结果小张偏偏擅自开船去支流装货，闹出了人命。
本来那艘旧船出了故障，之前一直在造船厂修。小张急着去装货，又差钱没付清修理费，只想着跟过去一样，写张欠条先把船开走。但船厂新来的主管小纪不认识小张，年底船厂的资金也紧张，便坚持要小张付完现钱再走人。
两人发生了争吵，小张执意要开船走，小纪就站在船上不下来。小张把船开出船厂后，小纪就报了警。两人在驾驶室继续争吵，小纪要下船，叫小张靠岸。小张自然不从，说前面就是装货码头，到了你就下船。小纪威胁称，“再不靠岸我就跳河了”，小张冲口而出：“你愿跳就跳，管我屁事！”小纪就从驾驶室走到船尾，又打了一次报警电话。
本来这艘船应配备船工不得少于5人，小张为降低成本，自己干驾驶，老婆干机舱，就夫妻俩在船上。那天傍晚，小纪的尸体在江中被发现，小张都不知道他是何时跳的船。刑警队排除了他杀后，小纪的亲戚们把他的尸体停在县政府大门前讨要说法，说两次报警却无人出警，这才发生了悲剧。
县里的安全工作刚受到了市里领导的表扬，可领导刚走就出了这样的麻烦事。为了不把事情搞大，公安先把小张抓了起来，他老婆吓得躲去了外地。县政府迅速责成交通、公安和我们公司组成工作组，牵头人是县交通局的王副局长，公安则派来了水上派出所的赵副所长，我则要协助我们船务公司经理。
三方都互相推诿责任，公安说交通没有尽到“禁航”的责任，交通说我们没尽到船主管理责任，我们说公安没有尽到“出警”责任。赵所长说：“我们没出警，他也不该跳水啊。”我们说：“他俩虽有争吵，小张也没逼着他自杀啊。”赵所长说：“小张不和他争论就没有起因了。”我们说：“你们要是出警了，他也就不会死了。”
吵来吵去，赵所长和我们都觉得关键还是“禁航不力”，不约而同地将责任推给了王局长。王局长为人平和，快退居二线的人了，不紧不慢地说：“只能讲小纪阳寿尽了，人死不能复活，看家属要多少钱补偿。”
后来我私下里问赵所长：“当时你们怎么不出警？这该算渎职行为啊。”
他叹口气，回答：“警力不足，都抽去给领导做安保了，接到报警时以为只是一般纠纷，没想到却出了人命。”
小纪的尸体停在殡仪馆，家属扬言，解决了就火化，解决不了抬着尸体去市里上访。通过工作组和主管部门协调，小纪被定为“工伤死亡”，但家属认为补偿低了，说人死是有关部门不负责造成的，还要再补偿60万。我们经过几轮艰苦谈判，家属让到40万后，就算找小纪的在政府里的亲戚朋友去做工作，也不肯再让步了。
赵所长火了，对小纪的家属说：“没人逼着他去死，他的行为该自己负责。虽然我们没出警，有责任，我们会按规定处理有关人员，你们也可以上法庭起诉。要再一意孤行，我们就以扰乱公务、寻衅滋事抓人！到时我们给他定的‘因工死亡’要取消，孰重孰轻，你们自己权衡！”最后，赔偿减到20万。
晚上我和赵所长、王局长等人吃饭，又因为谁来出赔偿款踢起了皮球。赵所长对我说：“兄弟，给你们老板说一下，把钱赔了，今后我们工作上多关照你们。”
知道死者家属不是冲我们公司来的之后，老板早明确交待我，目前企业资金要力保上市开支，能推就推。我跟赵所长喝了口酒，说：“民营企业挣钱不容易，你们是行政单位，赔钱又不要你们掏腰包……”
“市公安局局长的厉害，家喻户晓，你不是没听说过。我们局里都瞒着，怕被树成‘黑典型’。我们要是给了钱，就没法辩解了。”
继续喝着酒，不知谁说了一句：“喊王局长买单，主要是他们不负责。”我和赵所长相视一笑，结成了联盟，但王局长打着哈哈不同意：“都有责任，不该我们全部买单。”
于是，后面的几天，我和赵局长每天心不在焉地待在交通局小会议室，吹着空调，喝着王局长泡的好茶，边评论着茶叶，边聊些社会新闻。
眼见春节即将来临，小纪的家属又闹到了县里。节日“维稳”是大事，县领导作了急，又把我们工作组喊去。领导非常不满地说：“人抓了，由公安想法逼小张交钱，没钱借钱也要交！不够的，三家平分，就这样定了！”我正要据理力争，领导又说：“你回去先给你们老板汇个报，我过会儿给他打电话！”
小张在牢里坚决不肯出钱，只承诺给点安慰金或安葬费。他跟公安说，按照法律规定，再拘押两天，定不了罪，你们就该无条件放人了。
但在小张被拘留的最后一天，他在农村的老父亲，终究承受不住乡政府和公安的接连施压，怕儿子判刑，儿媳也不敢回家，东拼西凑交了钱。
过年后，我们集团在北美证交所成功上市，名声大振。老板接受采访时，当记者问到他下一步的打算时，他侃侃而谈：“我们准备打造江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再开辟海上运输；扩大现有煤矿，收购几座新矿，做到产运销结合，拉动股价不断上涨，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可2012年初开始，煤炭价格一路狂跌，我们集团的煤矿严重亏损，股票也“跌跌不休”，之前因为扩张过快，融资也快用完了。老板又打起了“再次上市”的主意，组织大家全力以赴赶资料，去新加坡进行二次上市。
煤炭滞销，导致船运业竞争更加激烈，利润拉薄。我们集团的船舶一直没有更新换代，吨位小，设备落后，跟曾老板公司几万吨级船队相比，我们就是原地踏步。之前集团负责船务业务的刘经理，在水运行情好的时候多次建议老板打造新船，结果老板也只是磨磨蹭蹭地造了一艘。见老板对业务发展渐渐偏心，刘经理就蒙生了退意，和别人合伙打了船，辞去了公司的职务。
老板的大舅子接手了集团的航运公司，上任后，别人大赚，我们小赚，别人小赚，我们亏损。大舅子见状，又搞起“改革”，实行“单船承包”，结果承包人对船舶不保养、不维护，超载运输，带“病”作业，无视安全规定。搞了三年，又只能把船都收了回来。可船舶都已经“伤痕累累”，经常要维修，更无盈利可言。
大舅子不承认自己管理不善、经营无方，眼红别人的新船，要求老板也造新船，淘汰旧船。“船务基本没有利润，还在还贷款，哪有钱打新船？你是负责人，自己去筹钱打。”老板的反馈不咸不淡。大舅子不服气，自己去找有关系的银行和社会人士集资，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因为贷款额太大又没有抵押物，竹篮打水一场空。
过去集团的船运业务依赖自产的煤炭货源，很少和本地其他行业、企业有什么业务关系，所以亏损就严重了，造船厂因行情不好，也没了订单。老板对自己的大舅子很失望，却也无可奈何——老板娘是“扶弟魔”，一直想要弟弟练手，以后担当大任。
半年后，因为上市资料不真实，集团在新加坡的上市失败了，为把资产盘活、止住船运公司的亏损、还银行的贷款（好让集团能再贷新款、以新还旧），老板就把船运公司整体卖给集团的上市公司。
经第三方审计和评估，由上市公司高价收购了我们的船务公司——没钱支付，就把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给银行，用贷款支付。接着，老板把船全部承包给了私人，船运公司就留了两人——他的大舅子和一个办事员，其余人员全部解聘，由集团其他没上市的公司员工在船运公司冒领工资。
我们办公室也多了一项工作——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定，每两个月，就要写一些船舶需维修费和事故赔偿费的申请，或写煤矿购买贵重或大宗设备费的申请，再写“批准同意”，营造企业“产销两旺”的假象，以套取资本市场的资金，维持企业运转，苦等着市场回春。
5
2015年春节前，我们县很多船都回了港。装了货的船，船员也借故不出航。正月初四，船员们突然聚集起来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节假日按国家规定发放加班费，还去县府上访，要求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虽然还在放假，县里也不敢怠慢，启动了应急方案，调动交通、人社、工商联、船务商会等单位的人员组成了调解工作组，与船员代表在商会会议室面对面解决问题。船员代表提了四点要求：增加工资，参加社保，节假日拿加班费，工资不能拖欠。这几点要求，一直是近年来县里船运企业与船员的矛盾焦点，多次闹上了法庭，但基本都是船员们输。
对社保的问题，人社局法制科张科长说：“工伤保险企业己缴了，养老失业险自《社保法》实施后，我们考虑到企业的困难，采取逐步推广执行，很多企业都是把办公人员保了，一线员工的保得少。今年我们将实行社保‘私企员工全覆盖’，我们执法队上班后，将对每个私企进行检查，限期今年全部参保。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包在工资里，企业必须按时向社保局缴纳。对拒不执行的企业，我们将进行处罚。员工也可以依法起诉，或向我局举报。”
社保落实了，就是工资的问题了。交通局李副局长接着说：“对于工资涨多少，政府只规定了保底工资，希望大家互相体谅，能否协商达成一个意愿？对于加班工资，船运是特殊行业，大家可以商讨办法。”言下之意，现在船务商会正副会长都在，你们都是县里大船企的老板，关键就看你们怎么解决了。
曾老板无奈地说：“拖欠工资我们也是没办法，锅里米少，碗里饭就少。现在航运行业运力过剩，看着热闹，实际都赚钱不多。人工涨，油料涨，成本涨，就是运价没涨。加上税费，银行利息、保险费、维修费、货物中介费等，落到我们手里就没几个钱了。关键是我们应收的运费，还经常被拖欠，然后就耽误了发工资。这几年，船舶升级换代的速度太快了，我们过去赚的钱，都不停地投入到打造新船中，就是为了多装快跑，降低成本。造船的钱除了自有资金，很多是贷款，还有的是社会高息集资。我们也是顶着压力，苦苦挣扎，你们为了生活，我们为了生存，都不容易。早上一睁眼，我们想的就是船舶安全，就是有无货源，就是银行的贷款到期没有，运费收回没有。实行全员社保，我们还不能降工资，又要额外支出一笔。我也清楚现在物价连年增高，为了安居乐业，我以商会名义建议各企业给船员每人涨300元。”
船员代表认为这个数太低了，不肯让步，纷纷质问曾老板：“主管部门的数据显示，船运公司大半都赚钱，你们摸着良心说，节假日大家是不是在跑船？与别的地区同行业相比，我们工资不求高过他们，但也不能低得离谱啊！”
曾老板底气不足地答：“别的地方有‘兄弟船’、‘夫妻船’，该按规定船上配员10人的，只配了3人，我们这里却行不通。现在行情不好，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船员代表们反驳说，那只是小部分的家庭运营的小船舶，大部分的公司配员都是齐的，不然主管部门根本不给放行。
工商联也好，商会也好，有关部门也好，都不可能给工资定标准——这是市场行为，不是政府行为。于是双方约了时间，考虑一下，再进行讨论。
可没过几天，罢工便自行瓦解了。个体船舶耗不起——船装着货，交付时间都订了合同的——就参照别的地区行业标准，分工种，率先给船员们涨了工资，低的涨了500多，高的涨了2000，此外，周六周日除外，只要是国家规定的节日，船在航行就算加班。
涨了工资的船启航了，剩下的船主也慌了神，只能跟着涨。
风波过后，各公司的老板都在想方设法节能降耗、压低成本。船上的技术人员没法减少，就辞退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船务商会很久没再开会，偶尔开会人也到不齐，都说忙。我和曾老板聊起行业的处境，他不无忧虑地对我说：“现在的内河船员，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都老了。80后很少有人愿意上船工作，船上既关照不了老人，也帮助不了老婆，还教育不了小孩，外号就是‘水和尚’。飘在船上，孤单寂寞，年轻人找不到老婆，也没有耐心工作，宁愿进厂打工。部分家庭贫困、文化不高的农村青年倒是愿意上船工作，可船上驾驶、轮机得有技术等级证才能上岗，船舶机器设备科技化快速提升，文化要求高，所以船员越来越紧俏，工资只会愈来愈高，船运盈利只能越来越少。现在高速公路通车了，铁路正在兴建，船员又青黄不接，行业要洗牌了……”
眼见市场回暖无望，我们老板又想借壳上市、搞私募资金助力企业解困，结果费用开支不少，但都失败了，只得断臂求生，把上市公司90％股份转给了外国公司，退出了造船、航运、煤炭行业。企业把债务留给了原公司，换了个“马甲”，又找银行贷了款，开始了新的发展。但自从老板尝到了上市赚快钱的甜头，就似乎没了过去的拼搏精神。
昔日县里经营船企的三兄弟，就剩曾老板一棵独苗了，但他的日子过得也不舒畅。2017年，曾老板又卖了几艘千吨的船，贷了款，开始打造万吨轮——船小赚不了钱，他打算对公司的船舶全部更新换代，背水一战，将原来的九艘船缩减到四艘。他深知，要想生存，除了打紧开支、缩小规模、多装快跑外，更要抢先用先进的智能设备、增速减人。
这是企业唯一的生机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
前言进入大学的第一天，法理学老师曾对我们说过：“法是狭窄的，狭窄到只需容纳公正就足够，同时它又是宽泛的，宽泛到与宗教、哲学乃至主义都相互依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宽泛到要负责到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应该有任何的疏忽。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大多数人，而是为了所有人，所以，法绝不能是冰冷的机器。”后来，我常告诫自己，不论看过多少悲凉，经历过多少失望，身为一名法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温度。人世间的苦厄永远无量无边，或许陪伴能给人带去一点希望。我的那些当事人中，有差点被丈夫打死却仍旧犹豫不决的人，我虽恨铁不成钢，却还是愿意等等她；有被亲生母亲卖掉几次却依旧心怀善意的人，我愿意护送她一程；有被男友拍裸照却奋力一搏逃出生天的人，我愿意站在最前面声援她；有一生受苦想尝一下奶茶的滋味却舍不得买的人，我愿意给她一丝慰藉……他们中间有绝望的女人、无助的孩童、失意的男人，每个人最终因法律与我交织，有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能给的，只有那一丝温度，让他们有可以相信的东西。我总说自己如行船渡人，当事人里有抵达彼岸的，有中途落水的，我不能掌控局面，却至少做到了和他们站在一起，无惧来回奔波、顺风、逆流，我都扬帆前行。我无意美化自己的职业，手捧法的温度，是我的追求，是我想看到的美好未来。
2020年夏天，我接到警方的电话，“你来公安局一趟，前段时间那起凶杀案，家属死活认定有些事与你有关，还是得查清楚。”
我自认没犯事，问对方：“你这算口头传唤吗？”
“其实都不算，是家属一直在闹。将心比心，被害人一家5口，死了3个，现场的惨状你应该有所了解。不谈法理，从情理上而言，你总该来局里配合调查吧。”
我强忍着怒火：“民事纠纷家属无理取闹，怎么让警方出面？要不你们出示《拘传证》。就因为邬玫夫妇的事，我被搅得只剩半条命，连5年前的5000块律师费都被逼着退了回去。这才回来几天，又要我配合，你们干脆把我关起来倒是清净了。”
电话那头无应答，只有嘈杂声。我挂了电话，几分钟后，刑侦大队的领导来电：“刚才与你通话的是我同事，都是年轻人，说话有点冲。你可能误解他的意思了，我们确实是刑侦大队的，不过是以私人名义与你商量，毕竟老太太70多了。”
脑海里回想起几天前那个乱糟糟的场景，我满心无奈，终究拗不过人情。
1
在两栋居民楼之间的空地上，临时搭起来的棚子就是灵堂，外面缠了几圈黑布，中央摆着两副棺材，来往的人不多。以往这时节，早已热如蒸炊，那天却有些冷，风刮得呼呼作响，大滴的雨往地上砸，灵幡和花圈飘得到处都是，急得人手忙脚乱的。
满仓被祖母从灵堂里揪了出来，祖母骂骂咧咧：“那个女人还想作妖，我看她有多大能耐。你这个祸根，只配跪在外面，别脏了他爷俩的棺材。”
满仓委屈地跪在雨中，没人过去扶，他握不住两幅遗像，只好小心地叠在一块，把父亲的遗像摆外头，祖父的摆里头。
“跪半天我就回去，我……那女人还在殡仪馆，您只要我过来替她磕头谢罪，就不再为难外公和那个……尸体的。”
老太太听满仓还挂念着那边，更来气，戳满仓的额头，“那贱货就该被挫骨扬灰。”满仓埋头呜咽，老人不依不饶，依旧骂骂咧咧。旁人不敢劝，毕竟老太太在两天之内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几次哭得不省人事，此时不人不鬼，还要操办后事。
满仓今年14岁，本来已经被外公带走了，眼下又被老太太逼了回来，她曾去派出所和居委会闹，将刀架在脖子上，“我家颜面扫尽，你们不把场面给我做足了，那就再死一个。”
所谓做足场面，就是让满仓过来给祖父和父亲送终。可想起前段时间发生的事，老太太又觉得满仓玷污了灵堂，过不了心里那一关，心痛之余，又将他赶了出来。
来往的人打量跪在外面的满仓，望着他怀里的遗照道：“满仓和他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怎么就没法收场。两口子也真是生死冤家，离婚三四年，到了还在纠缠。”
这些纠葛本与我八竿子打不着，但案发后，主任还是给我带了消息，除了对逝去的生命表示惋惜，事已至此，我连案情都没兴趣讨论。就算是知情人，也不想去嚼舌根。
主任似乎有些为难，“邬玫的老父亲带着孩子来所里了。若是来找麻烦的不消说，直接就给打发了。可这一老一小是来求我们的，你曾是邬玫的代理人，能否出于人道主义过来一趟。别怕，有我给你撑腰，当然万一不想过来也没事，交给我办”。
我确实不想去，只是听说满仓那个孩子在，双脚就不由自主地迈出了门。
满仓比2014年我初见他时高了不少，不爱说话，与我们交流全靠外公使眼色，“外公和我过来求各位专家帮忙，妈妈的尸体在殡仪馆，我没有钱领她回家”。
见我没作声，主任将我拉去办公室，“邬玫父亲想以孩子的名义向我们‘借用’当年邬玫付给所里的律师费，孩子长大再还。如果你同意的话，钱由所里借出”。
我觉得没什么为难的，至于那5000块钱，从我账上划就行。见我同意了，满仓过来向我道谢，之后开口：“有个问题想问您，妈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真的很坏吗？”
2
满仓的这句话，让我的思绪回到了6年前。
当时，只要有案子我就接，有活就干，心无旁骛，一心只想多赚钱。平日下班后，马不停蹄赶去电器城卖手机，晚上还要去培训学校教课。有时忙得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啥。就在我绞尽脑汁想发财时，恰逢网约车补贴大战愈演愈烈，兼职司机收入可观。那期间，我就连去法院立案，都要打开软件先接个单。
满仓的妈妈邬玫，是我的乘客之一。那次，车子后座上放着一大堆材料，我怕她给差评，停车后就下去整理。邬玫连说不用，这种小事她能搞定，并承诺会给我五星好评。不巧，路上碰见运管查车，我心想2万块没了，这个月白忙活了。没想到邬玫主动给我解围，“我们是朋友，他送我回家。”并流利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她是从车后面那堆材料上得知我的相关信息的。
运管走后，邬玫试着向我咨询：“我能离婚吗？”
“离婚自由，你当然有离婚的权利。”我有点纳闷，第一次见当事人这么问的。
“别的女人有权利我晓得，不知我是否有资格提离婚，都不记得是第几百次挨打了。六七年间，身上的伤就没好过，活该吧……可又不甘心。”邬玫自言自语，不像是在问我。
被打了这么多年了，才想起要离婚，还问是否有资格，也不知她怎么想的。我没想再问下去，让邬玫考虑清楚，想起诉，我愿意接她的案子，价钱还可以适当优惠。
当时，邬玫整个身家只有5000块钱，“还是偷偷摸摸替儿子攒下的跑路钱，从儿子出生那时就开始攒了。觉得少的话，我还可以加3000块，现在就去挣，做什么都好。只有一个要求，给我加急，最好明天起诉，后天就给我判决下来，孩子是我的”。
邬玫活脱就是一个法盲，与之前应付运管时的聪明劲相差甚远。我说离婚不是寄快递，无法加急，只能步步为营，至于费用的话，5000块钱我也接，只当还人情。
案子接了，我去邬玫住处走访。
邻居得知她要离婚，都大吃一惊——“榆木脑袋居然开窍了。”以前她被丈夫家暴，从来不反抗，吱声，不报警，就连娘家都很少回去，身子恢复后就继续干活。
至于她本人，旁人对其评价很高，“踏实能干，吃苦耐劳，从来没有过什么闲言碎语，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除了挑男人的眼光不行，没有什么短处可以说”。实在要从鸡蛋里挑骨头，大概就是过门以来只生了满仓一个，后来几次怀孕都流产了，不过满仓是男孩，即便人丁不旺，婆家也没什么好说的。
至于邬玫的老公魏仁相，从小就脾气火爆，曾因故意伤害坐过两年牢。邬玫嫁给魏仁相时，谁都没料到，“不丑不残不傻的一个年轻姑娘怎么就看上他了，图什么？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还是个炸药桶，还真的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图他不会一声不吭就跑了。就算打我，至少能听一个响。” 邬玫说，魏仁相对父母不孝顺，动辄打骂妻子，唯独将满仓这根独苗捧在手心，重话都舍不得说一句，每次在一起都又亲又抱。见过这对父子的人，都说他们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连语言神态都很像。”
“最初我认为是好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应该不会伤害孩子，那我就认了命。”邬玫说，自己至少能忍受魏仁相20年，“尽管晚上他更变态，让我舔他的脚趾，还要当着他的面将呕吐物吞下去。骂我不是处女，如果仅此而已倒也好了啊。”
随着满仓一天天长大，邬玫发现这孩子的确越发像魏仁相了，“连打牌都带着满仓，儿子想抽烟，就把烟给点上。满仓本来胆子小，挺文静的孩子变成了二流子”。
“找了个什么样的男人我无所谓，儿子不该有这样一个爸爸。”想到邬玫时常念叨这句话，我对满仓说：“你妈是爱你的，你不能骂她荒唐。”
3
那天，我赶到公安局，见了电话里自称是领导的老秦。老秦说话很和蔼：“你比我想象中要年轻，09年那会儿还在上大学吧。”见我一脸不解，老秦笑了，“就是聊一下家常，我有数的”。
我云里雾里，邬玫的父亲和婆婆就带着满仓怒气冲冲地朝我走来，尤其是邬玫的婆婆，说话阴阳怪气的，“这小白脸扮猪吃老虎，我还真当这个世上有好人呢。”
邬玫的父亲则一改往日的态度，“5000块钱怕是不够，打发叫花子也不止这个数”。
“你害死3条人命，还想用钱来平事？”老太太饿狼一般扑过来想要打我。
瞬间背了3条人命，还是在公安局，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望向老秦，他还是那般慈眉善目，“你当然委屈，家属的情绪也可以理解，没怀疑你作案，他们猜测有些事与你有关”。
说着，他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是这样的，他们怀疑满仓是你的孩子，经人挑拨便越看越像，说邬玫曾托梦来证实就是你的。”
我这才明白老秦一开始调侃我年轻是什么意思，我气得从椅子上跳起来，抓起桌上的杯子高高举起。老秦不恼不怒：“你砸就是，没关系的。就当是帮我们一个忙，反正不是你的孩子怕啥，做个鉴定就清白了。”
见我把杯子放下了，老秦大倒苦水，“我们也是没得办法，老太太整天来闹，给拘了吧，年纪一大把，老伴和儿子都死了，带着个拖油瓶，指定赖上我们。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就更说不清了。说起来我们是属于暴力机关，却有苦难言”。
“那行，我身子骨硬朗，拘我好了，随便关多久，我若申请复议或投诉就是猪。
“那不能，我现在是休假状态，以个人名义调解，算是做好事，没有执法权的，也就没有约束力。我身体毛病也多，都要去派出所了，到时候这事还是我来处理。”
事关颜面，我坚决不松口，和老秦就这么友好地僵持着。此时，满仓推开了办公室的门，探进半个头，问：“到底谁是我老爹，可不可以别让我当野种？”一个平时嚣张跋扈惯了的孩子，此时试探性的询问，显得单薄无力，底气不足。
大队长打开门让满仓进来，“按理说，只要你做个好孩子，我们都可以是你父亲。你得明白，奶奶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叔叔们不过是想看到我们最大的善意”。
我点头表示认同，“一起去医院做个鉴定吧，万一是呢，我一定会承担责任的”。
满仓在这一瞬间变了个人，“谢谢您没有嫌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想哭了。”我搭着满仓的手臂走出了门，或许给他一点温暖，以后他的路不会那么难走。
可是，老太太却冷嘲热讽，“一看就是父子，没得跑了，你们只能活一个。”满仓的外公则让我交出手机和银行卡，“把我女儿拐走，让她委屈了那么多年来，怕是你不够赔。”
我无视他们，小声对着满仓说：“奶奶是失去儿子的母亲，外公是失去女儿的父亲，你是失去爸妈的儿子。不一样的是，他们衰老无力，而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以后可以随时哭泣，却一定不能往死胡同里钻，要看得见我和秦叔叔为你做的事。”
满仓没有吱声，紧紧拉住了我的衣角。
去医院的路上，满仓的话多了起来，“妈妈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若真是我爸爸，会很嫌弃这么一个怂包儿子，避之不及吧”。
我让满仓不要多想，“如果你真是我儿子，我就带你回家，回我们自己的家”。
外面的雨水像是进车里来了，满仓揉了揉眼睛，“你会对我有什么期许吗？”
老秦拉了拉满仓的手，“当然有，我们在乎你，在乎你的未来，在乎你以后的每一份艰辛。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将你妈妈定义为罪犯的，以后你不能自暴自弃”。
采集血样时，满仓的奶奶还在一旁大喊：“你现在应该很紧张吧，老天开眼，瞒不住的。”
4
按照6年前邬玫的说法，自从嫁给魏仁相，她的生活就一直在黑暗里，“噩梦不断，总想把天捅破算了。”
关于起诉离婚，在我看来并非难事——魏仁相一直都是稍不顺心，便下死手殴打邬玫。家暴的事实有目共睹，随便哪次都能鉴定出轻微伤。我向她提议：“放弃小孩的抚养权，反正争不到，你没有稳定的工作，固定收入，何况是个男孩，很难争取。大不了以后再生一个，很多女人都做得到，孩子是魏仁相最后一道约束，给他吧。”
听说得放弃孩子的抚养权，邬玫用力推了我一把，“要我们死啊，你再说一遍！”很快邬玫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蹲在地上大哭了起来，“孩子压根不是魏仁相的……”
初次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激灵。即便是我，都会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不过这样一来，抚养权不用担心了，亲子鉴定报告一出，法院不可能再把孩子抚养权判给魏仁相。
邬玫哭着说：“见识过他的脾气后，我想过拿掉孩子。他疯了似的抓我头发，说拿掉孩子就是不想跟他过日子，就算是个怪胎都得生下来。如果我拿掉孩子，他就拿掉我的命。”
之后邬玫每次挨打，都说服自己，“是我该打，他的脾气撒我身上就好。真是一时起念对不住人，便永远对不住了。不该说谎，越到最后，越没勇气承受真相。”
哭过以后，邬玫手上握着一大把不知何时抓下来的头发，然后平静地说起了从前的事。
邬玫15岁出门打工，如果不办假身份证，童工是没人要的。当年很多打工者都这样做，厂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工资以现金的方式发放，能干活就行。
到厂里不久，邬玫交了个男朋友，分手后过了几周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年手机号以及QQ都不是实名制，对方没比邬玫大多少，同样用的化名，“他一走就再找不到了。”
邬玫不知该怎么处理，她听说有的女同事在外面做人流手术，把命都丢了。前几周，她拿小刀在肚子上乱划，想让孩子感受到痛，知趣自己掉下来。之后又好几天不吃饭、跳绳，终于见了红，她以为孩子掉下了。之后，邬玫回到家里休养，恰逢妈妈病重，自然也不敢问她。
邬玫回到家里没几天，魏仁相出狱了，他比邬玫大十几岁。父母知道儿子年纪大了，坐过牢，没谋生的技能，再不成家踏实过日子，以后肯定废了，便咬牙放话出去，“只要谁给魏仁相介绍媳妇成事，给现金1万块，二婚三婚带小孩的都行。”
就这样，魏仁相通过媒婆与邬玫见了一面，之后便死缠烂打、威逼利诱，将邬玫接回了家。此时的邬玫也知道，那天见红，小孩却没掉。
七个月后，邬玫生下满仓，因营养不良，孩子像个早产儿。他们那边有“七活八不活”的说法，自然没有人怀疑，包括魏仁相。
令邬玫感到讶异的是，满仓越长越像魏仁相，同样的单眼皮，大脑袋，塌鼻子。虽然长相一般，在魏仁相看来，“只要我的水没有跑，就是有出息的王者之风。”
只有邬玫知道，自己拼命捂着的不单是秘密，还是炸弹，“说不定哪天‘砰’的一声，将我们母子炸得尸骨无存。有时顶不住压力，甚至想过一死了之，成全他们一段父子缘分，却担心孩子这辈子没妈妈。想过做一个生育机器，给他再生十个八个，即便哪天他知道真相了，兴许还能放过我们，可是一直没能如愿，这是报应”。
在邬玫看来，身体上的痛不算什么，有时她想狠下心来告诉自己，这样一个坏人，就算身上有孕，嫁给他又怎样，“他对我只有虐待，没有怜悯。可我做不到像他打我一样心安理得。在我心里，错了就是错了，没法装作若无其事，为自己开脱。”
满仓是邬玫黑暗世界的唯一光亮，眼看着这道光快被魏仁相掐灭了，邬玫才想起要离婚，带满仓走，去一个没有谎言，能够正视生活，不被噩梦缠绕的地方。“哪怕去当小姐，也当得坦坦荡荡，还有回头路可以走，披上衣服就能上岸了”。
我怕邬玫想不开，还安慰她：“每个人都有一些肮脏的，隐秘的，见不得人的脏事，只是有些人藏得深，有些人容易忘，真正坦荡活着的人其实不多，你还能回头。”
5
我曾问过法官，能否以魏仁相家暴为由直接把孩子判给邬玫。法官回复：“在我们这里，儿子通常会判给男方，要么你们出示其他的相关证据，反正我不背锅。”
魏仁相性格极端，得知自己溺爱着的儿子是别人的，难免杀人放火。于他而言，或许孩子的血缘没那么重要，丢面子才是大事。此时法律倒是简单，可人心难测。
邬玫则更为忌惮，打算考虑两天再做决定，“他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坏东西，好几次我都是从阎王殿里爬出来的，事情如果败露，可能我们一家人都活不成了”。
后来有半个月，我一直没有邬玫的消息，电话打不通，联系当地居委会才得知她进了医院。邬玫又被打了，情况比较严重，左臂粉碎性骨折，尾椎骨骨折，多处软组织受伤。
原来，邬玫回去跪在魏仁相面前，求他让自己带满仓走，“你提任何条件我都答应”。
魏仁相一脚下去，“你有什么能耐，你得死在这里，哪怕有10条命都带不走儿子”。
我以为邬玫挨了这顿打，原本一筹莫展的事会有转机，毕竟魏仁相已涉嫌故意伤害，追究下去十有八九会被判实刑。邬玫也想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骨头断了我自己接好，只要不让我们骨肉分离，他不用坐牢，我再断一只手都捱得住”。
魏仁相一听说邬玫的条件，双手伸到我面前，“婚，可以离；钱，有多少赔多少；儿子，想都别想，我坐完牢出来当天就会算账，汪——”魏仁相突然大声学狗叫。
我将录音放给病床上的邬玫听，建议她将魏仁相送进监狱里去，带孩子远走高飞，“既然多年的家暴你都能忍受，离不离婚一点都不重要，婚姻不自由，那就让生活自由。”
邬玫蒙在被子里哭了一阵，然后将湿透了的枕头递给我，“麻烦你让护士帮我换一个吧。带着孩子跑了，爹妈就得替我去死。希望他打死我，一辈子出不来才好”。
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邬玫依然不肯将事情公之于众，“我没脸去公开抢小孩，孩子不是物件。物件就算被抢，被偷走，是假的，次的，烂的，都没有人看它的笑话……”
邬玫决定协议离婚，放弃抚养权，接受魏仁相的包括医疗费在内的7万块赔偿金。
签完字，魏仁相按照我的要求，带着满仓来到医院看邬玫。邬玫不肯让人搀扶，吃力地爬起来，额头上全是汗珠，抱着满仓又哭又亲，“以后不要赌钱，不要打架，不要游手好闲。不是妈妈不要你，妈妈攒的钱给你上大学。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东西，等大一点我带你去看。你不要只看到爸爸的拳头，还要看看好人的模样。”
在9岁的满仓眼里，妈妈是受气包的代名词，不给他零花钱，买不起玩具，而爸爸就算打牌输了，都会给他钱。所以 满仓一直和邬玫不亲，“这么大了还哭，你抱疼我了！”
满仓离开时，邬玫死死地盯住门口不肯眨眼。满仓拉着魏仁相的手蹦蹦跳跳，“爸爸，你说妈妈是打不疼的死猪，我看着没那么轻松，待会给我买个奥特曼吧！”
怕邬玫无法承受，我关上门，安慰她：“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满仓是个好孩子，本性不坏，只要他‘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一定会变成第二个魏仁相。有时候为了自在地活着，可以适当地淡化血缘、出身以及乡土，给自己一个出口。”
这话，不知邬玫听进去了多少，她出院后请我吃饭，彼时她对生活多有憧憬，“噩梦做得少了，没人打我，赚钱虽然辛苦，一想到是给满仓攒钱上大学，便干劲十足”。
后来，邬玫没再找我，我反倒觉得挺好。就像我后来常告诉自己当事人那样：“往后你们不联系我，我不会怪责，恰是我能给的祝愿。”
6
殡仪馆里，邬玫的尸体是青白色的，鼻孔里塞了东西，左眼眼珠缺失，颈部、腹部有刀伤。在场的只有邬玫父亲和满仓，还有几位陪伴我的实习生。
满仓哭了，想去抚摸邬玫，被外公制止了，“不要碰尸体，不吉利的，尽快料理后事吧。”
我拉着满仓的手小心往邬玫脸上贴，“你要喊妈妈，让她放心，你会长大成人的。”
“妈妈，妈妈，我不再说你是我的耻辱，你痛不痛……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
最终，邬玫化成了骨灰，望着骨灰盒，我忽然想起她生前说过的话，“我这辈子就说过一次谎，除此以外再没有骗过人。老天爷会不会原谅我一次，让我把罪给赎了。”
据说邬玫离婚后，就将魏仁相给的7万块钱退了回去，并叮嘱他找一个能生养的对象，“满仓一个人孤单，你给他再生几个弟弟妹妹，负担重的话，我可以帮着带。”
当然没有正儿八经的女人愿意嫁给魏仁相，钱都被他拿去吃喝嫖赌用了，甚至还带着满仓去红灯区。满仓不愿意，跑开了。邬玫大概听到了一些传言，却因理亏不敢上门声讨。
邬玫的精神压力很大，曾哭着将折磨了自己10多年的秘密告诉了闺蜜王芳，“我现在只相信你，再不倾诉出来，就要崩溃了。”
虽然王芳当时发毒誓要保守秘密，可几天后就出现在魏仁相面前，“邬玫让我找他算账的，我见不得她被欺负。”王芳开口向魏仁相要30万，“邬玫想通了，你不给钱，就将你的丑事公之于众，让你身败名裂。千年王八万年龟，你几世都翻不了身。”
魏仁相以为王芳真是邬玫叫过来的，一脚将其放倒，身子坐上去，左手摁住下巴，右手扇耳光，“长能耐了，敢挟我，就你这副身板，还不如那个贱货扛揍。”
被打怕了的王芳连声求饶，又改口说自己是来告诉魏仁相真相的，“你被那个贱货给骗了，当了十几年冤大头。我是不忍你给别人养儿子，是邬玫想拿着30万块钱跑路。”
魏仁相怒不可遏：“让你胡说八道，满仓是我看着生下来的，就是我儿子。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诋毁。”之后，他骂骂咧咧地将王芳绑了。
满仓被魏仁相从学校骗回来后，一进门就被控制住了，同样手脚被绑。接下来的事，满仓是目击者，“爸爸很生气，拍照让妈妈过来把话讲清楚，不然就要害死我。”
邬玫在第一时间赶了来，她知道事情败露了，挨打时一声不吭。魏仁相问她为啥要把儿子扯进来，他说自己再坏，都不会拿儿子当垫背的，“我从没怀疑过。”魏仁相想让邬玫承认自己是胡说八道，“你放过儿子，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你想怎么样都可以，亲子鉴定没必要做，事后说那些，做那些太伤人。”
从地上爬了起来的邬玫，嘴里念念有词、含糊不清，满仓和王芳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到最后变成了嘶吼：“儿子是我肚子里带来的，不是你的。他爸爸是个四川人。你能打我这么多年，不是因为我懦弱，而是亏着理，今天我来还债。”
邬玫从怀里拿出剪刀，直接往自己腹部扎。魏仁相没有阻止，没再继续打她，却用刀划烂了王芳的衣服，“要不大家都不要脸，儿子，我现在告诉你，你是从哪来的。”
邬玫彻底失控了，“不要当着我儿子的面变态，那是我儿子，是我的，你个畜生。”邬玫握着剪刀扑了上去。
“我拼命挣扎叫喊，渐渐的，妈妈不做声了，王芳吓傻了，爸爸一直在怒吼，我喊救命，喊到最后，爸爸也安静了，刀子掉在地上没有声音。我还没来得及从防盗窗上挣脱掉，他们的血就爬过来了。”
7
接到魏仁相死亡的消息，他的父亲当场倒地。几天后，一声不吭地跟着儿子走了。眼下，满仓左右不是人，跪在雨里任人唾骂。
最终，我还是忍不住去扶了满仓。这一扶，引起了旁人的警觉，“不用说，律师才是那个野种的爹。越看越像，不是亲爸爸，怎么这个时候护犊子。邬玫当初要离婚就是他从中挑事，不然那么软弱的一个女人，十几年都忍了，怎么突然就搞事了，当然是遇见了这么一个狗屁初恋情人。”
尽管分析破绽百出，有人依旧坚持：“我们只看重结果，你怎么和那个女鬼认识的，在哪里上的床都不重要，因为你死了三个人，这是事实。”即便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还有人说：“他是律师，徇私枉法，官商勾结，草菅人命。”
最后连警官老秦都看不下去了，他让我回去，“你再不要出面了，事情交给我来办。该公安局管的，按法律办事，不该警方插手的，谁都不要出来当冤大头”。
我没生气，不怕瓜田李下，当他们的面抱住满仓，“要不，再做一次鉴定？”
“不能没了爸妈，就紧着赖别人，只怪我不该出生。”说这话的时候，满仓没哭，我的泪水却打湿了他的肩膀，“妈妈是好的，她这辈子都是为了你；爸爸没那么坏，就算到死都没有怀疑自己的儿子；你最好了，只记得他们的好，没被黑暗打败，迟早能见到光。”
老秦过来拉满仓，“以后你跟我回家，反正二胎开放了，我给你拾掇个房间出来。”
依然有人恶狠狠地看着我，“就算不是你儿子，你和邬玫也干净不到哪里去，否则怎会同意去做亲子鉴定，要么就是心虚，要么就是顶着个猪脑袋，还是律师呢。”
这次，我没再当好好先生，冲过去抓起对方的衣领，“你们到现在还要杀人，死了三个了都嫌不够热闹，连小孩都不放过。”
我朝着众人喊：“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懂得如何自保，我不求自保，不袖手旁观，不想满仓以后愤怒而失望地指着这个世界说——它从来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善意，凭什么我不能作恶！我能力有限，没能当他父亲，却想亲自告诉他，曾经有一份善意飘过他身边，能看到多少就是多少。”
老秦帮腔，“你们互殴是吧？”
满仓以为老秦要抓我，语无伦次，“你们不要吵了，我不会变坏的，我就是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我就是爸爸的儿子，只是爸妈吵架失去理智，没来得及当面问我……”
邬玫下葬那天，我没力气过去，主动要代替我去的是一个叫文文的师范生。
他妈妈出轨，被爸爸砍死，我曾是他爸爸的辩护律师。
“蔡老师，你让我去吧，那个孩子挺可怜的。我很快就要走向讲台了，教初中，想让他来我班上，坐前排。”
那天下午，满仓主动要求和我通话，我听到那头的文文对满仓说：“你自己的伤口缝合好了，妈妈就好了。”
我真心实意地笑了，说道：“妈妈在深渊，你在岸上，妈妈怎么掉下去的，你就要怎么爬起来。我们都会走出黑暗，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早。”
满仓瞪大了眼睛反问，“您说的我们？三个？”
“是的，是我们，穿过黑暗往前走的我们，不止三个……”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WENXUECITY.COM does not represent or guarantee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or reliability of any of communications posted by other users.
Copyright ©1998-2025 wenxuecity.com All rights reserved. Privacy Statement & Terms of Use & User Privacy Protection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