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三十五）

1867年，一个小人物冒死抵制近代数学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5-26

 

1867年6月，杨廷熙，一位患有口吃症的小官员，突然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

 

他的文章，不但在京城之中广为流传，连远在湖北的曾国荃与远在湖南的郭嵩焘也在阅读。曾国荃在家书里称赞杨廷熙“有胆有识”，郭嵩焘则将杨廷熙的名字与文章写入了日记。

 

那是一篇长达五千字的奏折，主旨是抨击清廷不该设立同文馆。

 

一、不得不设的同文馆

 

所谓同文馆，顾名思义是要培养翻译人才。

 

该馆的设置，与清廷1840年之后屡屡因翻译问题在对外交涉中陷入被动吃亏的困境，有直接关系。鉴于翻译常常造成不必要的外交纠纷，1858年，中英两国签订《天津条约》时，其中写入了这样一条规定：

 

以后，英国方面的文件，“俱用英文书写”；考虑到清廷缺乏能看懂英文的人才，“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仍附带一份中文版。等清廷选派人才将英文学好之后，英国方面将不再提供文件的中文版。而且，“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双方以后若对文件内容出现理解上的分歧，须一律以英文版本为准。

 

也许是对清廷动作缓慢的不满。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迫使清廷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新条约里不但重申了交涉“皆使用英文”，若词义有分歧须“以英文为准”等规定，还给“暂时附汉文”一事定下了一个三年的期限，要求清廷“酌情于三年内选派中国学生学英文”。首批学生的英文学业完结后，英方即停止向清廷提供外交文件的中文版。

 

在这种内有需求、外有压力的情形下，1862年，由恭亲王奕訢、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牵头，总理衙门设立了“同文馆”，招收学生入内，学英、法、俄三国语言。稍后，因察觉到制造、使用洋枪洋炮洋船必须对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在内的近代科学有所了解，奕訢等人又于1866年末奏请，欲在同文馆内开设算学和天文学课程。奕訢们在奏折中说：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奕訢此举，让远离决策中枢、却因饱读圣贤之书而充满了使命感的杨廷熙深受刺激。

 

 

京师同文馆设在总理衙门内

 

二、杨廷熙的十条“大不解”

 

在奏折里暴走之前，杨廷熙让家人购买了一具棺材，以备后事。

 

奏折开篇，即用天灾示警来批判清廷不该设立同文馆。杨廷熙说：从今年春天到夏天，一直干旱，没有下雨，还常常阴霾蔽天，御河的水也干了，京城里还出现了瘟疫。本月初十又刮了一场昏天黑地长达两个时辰的大风。这种不祥的天象，肯定是因为施政上出了失误。京城中的街谈巷议，都说是设立同文馆的缘故，说向洋人求学是走上了“师敌忘仇”的歧路。

 

杨廷熙不反对派人去学点英文、法文，但他无法接受要向外国人学数学和天文知识。他在奏折中说，孔子、孟子都不重视天文和数学，他们“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数而言理”，立意非常深远。如今却要花巨资请洋人来同文馆教天文和数学，我思前想后了一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我有十条大不解之处，要和皇帝、两宫太后与众大臣说道说道。

 

第一条大不解是：洋人乃不共戴天的仇敌，先皇（咸丰）就是因为洋人入侵不得不逃亡热河并在那里去世的。总理衙门以“不知星宿”为耻，却不以向不共戴天的仇敌求学为耻，这种“忘大耻而务于小耻”的做法，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二条大不解是：天文、数学、方技艺术这些东西，明明是中国最厉害、最先进（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西学的那些轮船机器，和我们的太元、洞极、潜虚相比，在“幽深微妙”方面就未必比得过我们。而且“中国为人材渊薮”，人才济济，不可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学者、数学专家（岂无一二知天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者哉？）。清廷如此这般“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屈尊降贵跑去跟洋人求学，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三条大不解是：轮船机器，是洋人赖以压制我们的工具。我们向他们学轮船机器制造之术，不过是以轮船对抗轮船，以机器对抗机器，这是没用的，胜不了他们。要想想宋史里说的，水贼杨太拥有“其行如飞”的大船，结果还是被没船的岳飞给剿灭了，“可见轮船、机器不足恃也”。再说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搞轮船机器，疆土不也是一代大过一代？想我本朝康熙时代不准西洋轮船靠岸，洋人们不也得“俯首听命不敢入内地一步”？最近这些年我们被洋人各种欺负，全是因为沿海的将帅督抚“开门揖盗”，朝中的大臣们听风是雨“先存畏惮之心”，被那些不实传言吓破了胆。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只顾着向洋人学如何造轮船造机器，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四大不解是：如今的当务之急，不在学天文知识，而在改革人事；不在学数学知识，而在让政治回归清明。就我所见，上下处处都是贪污腐败与玩忽职守，“善政未修于上，实学未讲于下”，却大力招人学天文数学，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五大不解是：谋求自强是一定要的。可是自强的办法，是要皇帝兢兢业业，官员各尽其职。如今呢？宰辅、台谏、吏部、户部、兵部、工部全都在消极怠工。不解决这些人和这些问题，“徒震惊于外洋机器、轮船”多么厉害，我实在不能理解。

 

 

同文馆学生训练外文书写

 

第六条大不解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乃忠君爱国的骨干，而洋人是我们的世仇。让这些读书人去拜洋人为师，如果洋人心怀鬼胎对他们“施以蛊毒、饮以迷药”，把他们的“忠义之气”全给消了，那岂不是就要大事不妙？所以我不能理解。

 

第七条大不解是：洋人既然用机器轮船打败了我们，“断不肯以精微奥妙指示于人”，肯定不愿意将里面的真学问传授给我们。即便我们学到了其中的精髓，也不过是与洋人并驾齐驱，仍然无法打败他们。我们不想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训，不想着走别的路去出奇制胜，只知道学洋人依样画葫芦，实在是走错了路，我不能理解。

 

第八条大不解是：让尊贵的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去向洋人学天文数学，这些人被洋人污染之后，将来成为公卿大臣、督抚大吏，必然会和洋人“联合响应”，一起作乱。臣我认为，向洋人学知识这件事，“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学之犹可，科甲官员学之断不可”，李鸿章这些地方官可以做，皇上你绝对不能做；地位卑贱的士兵可以学，科举出身的读书人绝对不能学。如今，总理衙门却诱导着皇上去干这个事，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九条大不解，是不满同文馆以优厚的待遇招生，并在学成后提供优越的职位。第十条大不解，是抨击不与众大臣商议，仅凭“总理衙门数人之私见”，就决定了开设同文馆这样的大事，让国家的“夷夏之防”就此崩溃瓦解。

 

末了，杨廷熙还说，“同文馆”这个名称，是宋代奸臣蔡京当权时用过的监狱名，那“同文馆狱”是个专门残害忠良的地方。所以“谨请收回成命”，请皇帝与两宫太后下旨，废除同文馆这个坏东西。

 

这十条大不解当中，有些是胡搅蛮缠扣帽子，比如谈什么“大耻”“小耻”。有些是逻辑混乱，比如人事混乱、各机构的消极怠政确属事实，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同文馆开设算学、天文课程是两码事；前者没能解决不意味着后者就不可以去做。有些则是见识短浅的虚妄之语，比如完全不懂近代天文学为何物，想当然地将之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星宿学”；再比如完全不懂近代数学为何物，反认定千余年前关于数学的基础认知更加“幽深微妙”；再比如，他还相信洋人拥有下蛊下迷药来控制人的思想的能力。

 

但是，无知之外，杨廷熙的焦虑是真实的，是发自肺腑的。

 

 

1900年，京师同文馆学生与中外教师合影

 

三、理学宗师大战恭亲王

 

同文馆开设算学、天文学课程，引爆清廷的朝野舆论，是在1867年3月，也就是杨廷熙呈递五千字雄文之前三个月。

 

导火索是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封奏折。他在奏折里指责说：让科举出身的“正途人”，去学洋人的奇技淫巧，还用金钱和官职的赏赐来诱惑他们入学，这是是重名利、轻气节！是要把天下的读书人引入歧途。

 

在奕訢的运作下，这封奏折被驳回，没有进入到朝堂的讨论之中。驳回的谕旨里说，天文学与算学不是奇技淫巧，是儒家读书人应当学的知识。

 

张盛藻遇挫后，在读书人中有着崇高声望的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他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向“夷人”拜师，理由是这样做会“变夏为夷”动摇国本。倭仁是有影响力的理学家，他的奏折不能直接驳回了事。于是在呈递奏折的当天，两宫皇太后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谈话并不愉快，没能达成共识，问题被抛给了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出具了一封相当长的奏折，来回复倭仁。奏折中大谈国家的危机之深，和开设数学、天文课程的重要性。为给倭仁制造压力，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意见。末了，奕訢将了倭仁一军，说道：

 

“既然该大学士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一定是别有强国良策。若该大学士确有良策，可以制服洋人使国家不受欺侮，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大谈忠义与礼仪，说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倭仁也不示弱，再次上奏回复奕?：

 

“如果该王大臣确有把握，认为让夷人来教中国人算学，必能使学生将算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而且中国的读书人也一定不会被夷人蛊惑利用，最后那些夷人丑类必能被我歼灭，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些，却先败坏了人心，那就不如不要开设天文算术课程。”

 

倭仁要奕訢做出一种绝对性质的保证。奕訢不傻，自然不会往陷阱里跳。他在回奏中说，“倭仁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然后，他抓住倭仁奏折中的具体言语展开攻击：

 

“该大学士上次的奏折里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知道哪里有超越洋人的算术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该大学士负责聘请教师、招生授课，以观其成效。”

 

被难住了的倭仁，不得不据实上奏，说自己并不认识“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随便推荐。奕訢取得了两宫太后的支持，于是对倭仁不依不饶，又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精于算术的本国人，须立即保奏。为了向朝野舆论展示论战的胜负，清廷还下旨给了倭仁一份新工作——去总理衙门做“行走”。“行走”虽然是个闲官，办理的却是夷务。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绝不肯受这种羞辱，遂以生病为由，规避了这项职务。

 

 

倭仁也曾攻击过张之洞的洋务

 

靠着两宫太后的支持，奕?赢下了与倭仁的论战，却输掉了同文馆。

 

曾国藩说，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在士林中的声望比之前更高了。京城里的读书人，编出了各种各样的段子来支持倭仁、嘲讽同文馆。有人在同文馆门口贴标语，说里面的人都是“鬼谷弟子”，说所谓的同文馆是“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京城之外，读书人也普遍支持倭仁。在浙江老家丁忧的李慈铭，读到邸报上刊登的论战奏章，大发感慨，说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是不肯去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时代“礼义尽丧”，非常危险。

 

据郭嵩焘日记披露，湖南的京官们，曾召开过一次集体会议，做出过一个决定：凡有进同文馆向洋人求学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馆，我们集体抵制他，不认他是同乡。湖南会馆“开风气之先”，山西的京官们也随即跟进。结果是同文馆很难招到学生，聘请的有限几个中国教师李善兰等，也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一位叫做额布廉的英文教师观察到，自倭仁公开反对数学和天文课程之后：

 

“同文馆没有录取任何体面的人，年轻人只要在其他领域有点发展的机会，都不会把他们的命运与同文馆联系在一起。那少数的几个来报考的人都是些失意无能者，他们只是为着总理衙门提供的优厚待遇而不顾惜其名誉。”

 

据统计，天文算术馆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科举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入馆学数学为耻。将非科举出身的“杂人”编到一起，总共才得98人。后又有26人缺考，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亦即：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已名存实亡。

 

 

奕?

 

四、一个真诚的无知者

 

说回杨廷熙。

 

这是一个完全游离在核心决策层之外的边缘人物。如果不是清廷因为大旱下诏让天下官员给朝政提意见，他这个小小的“候补直隶知州”都未必有机会将奏折送到皇帝跟前。如果不是这份多达五千字的超长奏折，他甚至不会在史书中留下半点踪影。

 

杨廷熙呈递那份奏折的时候，倭仁与奕?的辩论早已尘埃落定，同文馆也已陷入举步维艰之中。为个人前途计，写这篇五千字的雄文，是很蠢的行为。尤其是这雄文之中，还有许多针对当朝权贵的犀利指责。同时代之人欧阳昱，在读了杨廷熙的奏折后，是这样总结其内容主旨的：

 

“痛言两宫太后过失，不善用人；恭王李相泄泄沓沓，一以和为主。低首犬羊，绝不顾国家大体，罪皆可杀。”

 

这也是杨廷熙在呈递奏折之前，先给自己买了一幅棺材放在家中的缘故。可以想见，他是发自肺腑地认为清廷不需要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向洋人求学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是一件大大的坏事。

 

他是一个真诚的无知者。这种真诚，或许才是1867年的中国最无奈的事情。

 

清廷对杨廷熙奏折的批复，是“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但他预备的棺材，最后并没有能够用上。据说，慈禧在见到奏折之后大怒，曾下旨逮捕杨，欲将之诛杀。结果被慈安太后所阻，理由是“杀之适成其直名，而我恶名遂为千秋万世所指摘”——杀了他，就成全了他犯颜直谏的美名，也让我们的恶名流传千秋万代。

 

再后来，杨廷熙回归小人物，从历史的前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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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1400多斤」之说，不可信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5-22

 

请问编辑，央视百家讲坛节目《成败论乾隆》里说，“宋朝人均粮食占有量1400多斤，清朝是700多斤，只有宋朝的一半”，宋朝的这个数据是真的吗？

 

“宋朝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1400多斤”之说传播甚广，但并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结论。

 

一、此说的由来

 

此说大体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

 

1992年，王通明在一篇论文中推算认为，“北宋人口1亿时，人均粮食可达947市斤”，尽管注意到了这个数据“远高于现代人均粮产”——中国人均粮产1949年是209公斤，1980年是326.5公斤，作者仍认为“本文说北宋人口1亿时，人均粮食947市斤是最低的估计数”。

 

2000年，郑正与王兴平，利用吴慧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佐以其他材料，在论文中将宋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修正为1333市斤。

 

吴慧自己，则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若干问题的计量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与“宋朝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1400多斤”之说也很接近的数字。该书写道：

 

“北宋末叶人口达1.25亿，按人口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原粮1214斤（市斤）。……但当时原粮的出品率较低，百斤原粮加工的成品粮不过50斤，因此人均占有的原粮折为成品粮食应为607斤。”

 

2006年，卜凤贤对“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做了一个估算，结论是宋元时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1457.87市斤。与隋唐相近，远高于明清。具体数据见下表：

 

 

 

以上，是“宋朝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1400多斤”之说的由来。

 

二、质疑的声音

 

支撑“高达1400多斤”之说的核心依据，是许多学者认为，两宋南方地区的粮食亩产，出现了一种革命性的增长。

 

比如：余也非认为，宋代北方的陆田，平均亩产粮食只有一石，较之唐代减产了8.3%；南方水田一般亩产米两石，较之唐代增产了22.1%。顾吉辰认为，北宋的苏州、明州一带，“水稻亩产量可达四石左右，接近于今天的亩产量”，江南其它地区亩产在二石左右；北方的麦粟亩产量大致为一石至二石。吴慧也认为，唐代江南的亩产只有一石，到了宋代就增长为了二石。漆侠则估计称，北宋时，江浙太湖地区的粮食亩产达到了三石，南宋中晚期已则高达五-六石。

 

在经济史学者李伯重看来，以上这些关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亩产估计，与事实相差甚远，并不可信。比如漆侠关于南宋晚期的估计数据，“已超过或达到今天在运用现代科技的苏州、上海等江南高产地区丰收年份的水稻最高亩产量”，而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合常理的高估，是因为研究者陷入了“选精法”和“集粹法”的陷阱之中。

 

所谓“选精法”, 按李伯重的定义，“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 (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 , 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比如选取“宋代水稻最高亩产量的惟一例子 , 以此作为江南的普遍亩产量”，就会得出南宋晚期的江南水稻亩产赶上甚至超越了当代的离奇结论。

 

“集粹法”相对要好一点，常见的操作方式，是将与某地粮食亩产相关的史料尽量搜集出来，摒弃掉最高和最低的极端材料，从比较“中间”的材料中来做推测。但这种做法仍有问题——摒弃了最高与最低产量，并不意味着留下来的“中间产量”就具有普遍性。

 

相对于以“选精法”和“集粹法”去挑选史料，李伯重更信任数据统计得来的结论：

 

“斯波义信对南宋《常熟县学田籍碑记》中114例学田地租数字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嘉熙以前该县一般亩产量大约在 0.65 石上下(亩产量以地租量之倍计，下同)。方健对该碑文中的数字进行复核 , 指出实属该县的学田地租数字应为153 例 , 所涉及的学田共1 784.94亩 , 平均亩产量为 0.88 石；而据袁甫《教育言氏子孙记》中的田租数字计算 , 同时期该县上等学田 (450亩) 的平均亩产量也仅为 1.68 石 。我本人用嘉熙时该县 50 都的义役田51310亩的地租数字计算 , 平均亩产量仅为1石; 其中产量较高者 (438 亩) , 也只是在1.36 -1.5 石之间 。……常熟农业在整个苏州乃至两浙路都名列前茅。若常熟一般亩产量仅为1石以下，那么苏州的一般亩产量决不可能到达 2 石或 2 石以上。”

 

所以，李伯重的结论是：“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1石左右”。以往的估算低则2石，多则4石，远远高于实际情况。

 

 

 

宋史学者张邦炜，对自己的研究生涯，有过一段很深刻的反思，也恰好与“宋代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问题有关。

 

他说，自己“从60年代初开始算，一直算到70年代末”，得出了四组数据：

 

“一、北宋耕地面积扩大：唐代约800-850万顷，北宋约1460万余顷，北宋比唐代至少增加600万顷即6亿亩。二、北宋粮食平均亩产量提高，……比唐代增长25%，比汉代增长近一倍。三、北宋年粮食总产量增加：汉代约320亿斤 、唐代约595亿斤、北宋约1284亿斤。北宋比唐代翻了一番还多，比汉代增长三倍有余。四、北宋人口增多：汉代、唐代均不过六千万，北宋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一亿大关。”

 

张说，自己依据这些数字得出一个结论：“北宋超越汉、唐两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次经济腾飞”；这些数据公布后，也被很多学者拿去引用，比如金观涛和刘青峰“据此进一步推算出人均占有粮食量，唐代近1000斤，宋代近1300斤”。张承认，自己“当时不免沾沾自喜，因而信心倍增”，但是：

 

“若干年后，反躬自省，才发现上述四组数据，除第四组系学界通常说法而外，其它三组均不可信。2008年，在将《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收入《两宋史散论》时，我率性把这些数据统统删掉。”

 

张邦炜还说，诱发这种反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觉察到了“宋人提供的数据往往精确度不高，且相互抵牾，不可尽信”。他还提到了多例关于选取史料、解读史料的失误，恰可与李伯重提到的“选精法陷阱”与“集粹法陷阱”相呼应。

 

综而言之，虽然很难就“宋朝人均粮食占有量”得出一个具体的数据，但考虑到如下基本事实：

 

（1）宋代的江南圩田尚处于初始开发阶段，数量和质量都有限。

（2）并无特殊的高产量农作物获得普及推广，占城稻的种植范围也很有限。

（3）耕种技术的改进只是小修小补，并无跨越式的发展。

（4）宋代耕地总量与人口总量的增长大体同步。

 

笔者倾向于认为，“宋朝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1400多斤”之说，是一个靠不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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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①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②顾吉辰，《宋代粮食亩产量小考》，《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③王通明，《“北宋人口一亿说”新考——北宋的人均粮食和人口分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④吴慧，《中国经济史若干问题的计量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⑤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64页。

⑥郑正、王兴平，《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⑦卜凤贤，《历史农业开发对灾荒发生的影响》，收录于《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6-17页。

⑧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⑨张邦炜：《历史学如何算起来？——从北宋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等数字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