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71）

来源: YMCK1025 于 2021-06-13 18:14:05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高考失败，我是怎么逆袭的？

Original 深燃团队深燃 2021-06-13

深燃（shenrancaijing）原创

作者 | 黎明王敏唐亚华李秋涵周继凤

编辑 | 黎明

高考结束了，又到了决定人生路径的关键时刻。

对于所有参加过高考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道岔路口。考上好大学，可能从此平步青云成为人生赢家；考不上好大学，可能会面临人生第一个理想破灭，丧失后续选择的主动权；而考不上大学，可能就永远掉队了，再无逆风翻盘的机会。

那么多家长疯狂“鸡娃”，就是为了这决定性的一搏，有一些家长甚至放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但总有人会失败，总有人会落榜，总有人考不上理想的好大学。对于那些没考上好大学、甚至都没考上大学的人而言，他们的人生，还有机会吗？

机会应该还是有的。抛开马云、俞敏洪这些大佬高考失利、但最后成功逆袭的故事不说，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在高考上留下了很多遗憾，但后来依靠个人努力，依然抓住了人生机遇。

这期小酒馆，深燃和五个“高考失败”的普通人聊了聊，他们的共同标签，除了“失败”，还有“逆袭”。在等待高考成绩公布的这段日子里，希望他们的故事，能给今年参加完高考的学子们，一个真切的鼓励。

从高三考到高六，我最终上了清华

姚志锋 | 湖南 36岁清锋时代CEO

我高考一共考了四次，从高三考到高六。

我偏科很严重，语数外差到极致。2004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我只考了300多分，语文60多，数学70多，英语30多。这个成绩，根本上不了什么大学。后面两次也差不多，都是语数外拖后腿。

连续四年参加高考，复读过程中的孤独和焦虑，对人内心的折磨是非常大的。

大部分人是不理解你的，反而还会嘲笑你。有一年回去复读，我进校门的时候，学校的保安跟我打招呼：“又来了啊？”还有几个小我几届的学弟，站在旁边笑。当时我无地自容，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有一种感觉，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我读的是私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一体化的，我是亲眼看着比自己小好几届的小孩，慢慢长大，然后跟自己成了同学，还跟我一起参加高考。真的很痛苦，落榜的压力很大，我每天走路都低着头，披头散发，就跟疯子一样，感觉全校的人都在笑我。

我是学美术的。高五高六那两年，我一个人在北京边准备考试边学画画，焦虑到有次给家里打电话，一听到我妈的声音，眼泪就落下来了，当时我住在地下室，什么都没有，但又不能离开，每天都是高压。当时我女朋友已经上大学了，她是学舞蹈的，每次出去演出赚钱了，就会把钱寄给我，100块200块的，我印象非常深刻。

高五那一年，高考第三次落榜，对我打击很大，我就一个人去东莞打工了。家里人都知道我喜欢计算机，看我落榜后不说话，怕我会疯掉。后来我在东莞一个电脑城找了份工作，在那当了三个月学徒。

但我还是不服。那年11月底，突然有一天，我决定不干了，背着包就回老家了，我还想再参加高考。因为当时我在图书馆看到一些画册，觉得特别垃圾，但居然也能出书，让我非常不爽，刺激到我了。

打工再回来这一次，我的心态完全变了。我没有压力，我想好了，今年是最后一年，不行就拉倒，大不了我就是打工的命，所以心态特别平衡。

就是这一次，我考上了清华。

来源 / 清华大学官网

录取的消息出来后，我却没什么感觉。当时高考完我就出去玩了，我是最后一个看到录取通知书的，一点也不兴奋。我内心坚信我一定能考上，这是我应得的回报，因为我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回想起来，我在那么小的年龄段，经历那么多磨难。

我是一个晚熟的人，高中不认真读书，特别爱玩。本来我是理科，特别痴迷计算机，高中三年都在自己编程，基本没学文化课。高三发现自己肯定考不上大学，才临时去学美术，转到文科，意外发现自己在画画方面有很高的天赋，第一次高考专业课其实过了，但文化课没过。后来我决定一定要考清华。每次填志愿，我都只填清华，其他都空着。

人只要努力了，总会有好结果，关键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高考复读过的人，心理抗压能力会更强。

清华毕业后我创办了清锋时代，做3D打印，前段时间刚又完成一笔3000万美元的融资。我现在觉得，人生的每一步，其实都是之前选择的合集。如果我不学计算机，对科技的敏感性和认知不会有这么深，如果我不学美术，大学不学雕塑专业，就不会知道3D打印不但可以做雕塑，还会对未来制造业带来巨大的机会和变化。

相比创业，我觉得高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高考即便失败，你也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但创业却可能是生死代价。高考失败你还可以重来，创业失败，你却不一定有重来的机会。

三本毕业10年后，我又考上了研究生

周珂 | 某新一线城市

32岁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2007年参加高考，我考上了一个三本院校。没考好是意料之中，因为当时自己不成熟，总觉得读书苦，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想着能考个本科有学上就行。

等到大学毕业后才发现，工作的苦要比读书苦多了，更确切的说，是自己工作后变得比以前“拼”多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人事行政助理，到现在我还记得社保中心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电话，不管是工作中的同事，还是生活中的朋友邻居，只要有社保或公积金方面的问题问我，我都可以解答。

但这份工作很难满足我在事业上的追求，2016年我进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公司。然后变得更拼了。我经常是早上8点多投入工作，凌晨过后还在处理回复各种邮件、群消息，2019年离职时，我已经是业务总监，单月团队业绩产值800万。

我可以自己从头到尾策划组织几百人的晚宴、会议等活动，并且能够主持、控场。有次团建，我做了个PPT，带有全场几百位员工的靓照，让大家既意外又激动。

后来，我决定考研，现在考上了当地一所双一流大学，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我高考不算成功，到现在大学毕业10年，有车（BBA）有房（贷款很少很少）有乖巧可爱的女儿，还考上了研究生，目前生活还算惬意。

高考前我总是想，高考好难，如果考不好一辈子可能就完了。但过了14年，现在我觉得，高考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影响很大，但是它的影响远没有我原以为的那么大，我现在连当年考了多少分都不记得了。

没有考到好学校，可能让我失去了到名牌大学学习、接触优秀老师和资源的机会。但如果当时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更好的大学里有更多优秀的人，而那时的我不够成熟、自信，可能反而会自卑。

现在教育女儿时，我不会太在意孩子考试是不是满分、第一名，我会注重孩子综合素质的培养。比如，过去不到一年，我已经带小朋友读了1000多本绘本。“鸡娃不如鸡自己”，我现在读研究生坚持学习，我觉得对女儿也是很好的正面示范。

只上了二本，

但来到大城市让我眼界开阔

宁远 | 西安 33岁教育行业创业者

我高中读的是文科，偏科非常严重，数学只能考二三十分，但我其他成绩不错，也能在全年级排在前十名内。

2007年我参加高考，那时候我有点叛逆和贪玩，结识了一些不好的圈子。高考第二天中午，考英语之前，朋友们叫我去喝酒吃饭，玩的很high，上了考场我晕晕乎乎的，而且喝了啤酒想上厕所一直忍着。那一次考试我状态很差，平时英语能考120分以上，但高考只考了70多分，最后总分470多分，没能达到本科线。

后来学校老师觉得我放弃挺可惜的，联系家里人建议我复读，我就去了。因为我的数学基础很差，第二年也才考了70多分，好在我语文考了139分，英语120分，文综也有260多分，最后总分有590多分，过了二本线。我当时就想去有海的、温暖的南方，就报了深圳大学。

那时候我算是比较迷茫的小镇青年，出身农村，没人指点，也没想过一定要上大学，完全没有规划，糊里糊涂跟着上学。当时我也没有手机，大学专业等信息都是由老师告诉我们，但中学老师掌握的信息有限，导致我们对外界了解非常少。

十多年前深圳大学知名度不高，只是个普通二本，我学的专业是广告学，自己感觉没什么含金量。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在深圳这个大城市，还算见了很多世面。

刚毕业的时候很艰难，找人借钱住在城中村，进了一家小公司。不久之后我就去了腾讯旗下的一家公司，日常工作之余还做点兼职，收入待遇也还不错。2015年左右我在成都、西安、杭州等几个城市买了几套房子。

回到西安以后，我在一家教育公司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有几个创业者和投资人，觉得我有大公司经验，也有小公司团队搭建经历，比较靠谱，给我投资了近100万，我就在去年自己创业了，做教育培训。到目前，公司能够实现盈利，整体状态还算不错。

我觉得高考是个改变命运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转折点。我们高中班里的学霸有先去了山东大学，后来去北大，现在自己开公司的；还有一些在大公司做到了管理层；中等一点的基本上去考了公务员、老师，比较安稳；学习比较差的大多数干的是一些底层的工作，有的去工厂打工，有的开了小饭馆。

高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我从一个小乡村送到大城市了，尤其是让我到了一个潜力非常大的城市，有了不错的格局和眼界，这才让我能在没有考上985高校的情况下有了还不错的发展。

从月薪2000元到日薪5000元，

比高考更重要的是选对方向

安静 | 北京 45岁 ERP自由咨询顾问

我1996年高考，发挥的还可以，按现在的学校梯队来看，可以报上一个重点学校，但当时还是先填志愿后出成绩，我就报的比较保守，只上了一个普通的本科。

毕业后，看到甲方们招人，优先考虑重点大学毕业生，我偶尔还是有过后悔的念头。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

我学的是物流专业，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文具企业。当时那家公司的老板很有前瞻性，引进了德国软件公司SAP（思爱普）的ERP系统（企业资源管理系统），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产品，虽然当时的岗位看起来和物流关系不大，但所学知识能用上，我因此成为了ERP咨询顾问。和这个产品的接触，也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做好这个职业，不但要懂IT，还要会管理、财务，熟悉行业的特性，最重要的一点，要会用系统的功能解决企业的问题。

2010年，互联网大数据快速发展，这个职业的用人需求很多，有很多猎头找我，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选择这个职业的正确性。

薪资变化也能体现这个职业的需求变化。2000年，我在当时第一家公司的实习工资是500块，转正之后2000左右。2006年，我的月薪已经涨到1万5。2010年，我做ERP自由咨询顾问的薪资已经是按天算，2400元一天，一个项目大概要花半年时间，当时半年收入40多万。到现在，我已经在这个行业20年了，算是行业里经历资深的顾问，每天的费用是5000元起。

现在，我一般就是做一个项目花半年时间，然后歇半年。

我觉得自己的机遇是第一份工作接触到这个产品带来的，跟高考关系不是很大，和是不是重点大学毕业也没有关系，反倒是和我所学的知识更相关。选对方向，选对合适自己的职业，然后用心钻研，才有了现在的这一切。

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很多用人单位一上来就要985、211毕业生，要是放到现在，我都不一定有机会得到这份工作。我挺希望有天用人单位能改变看法，其实好学校毕业和能力不一定是成正比，而是要看知识与能力是否与岗位匹配。如果只因为对方的学历不是985、211，一票否决连面试机会也不给，有些不公平。

基于我自己的经历，我不想鸡娃，我不希望我的女儿长大了像我这么辛苦，只希望她能健康顺利的长大，唯一的要求就是，以后有能力养活她自己。

家里太穷只读到高一，

创业成功后资产上亿

何坚 | 深圳 47岁某贸易公司创始人

我和大多数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别人可能参加了高考，但是我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家里穷，根本供不起我读书，我读到高一就辍学了。辍学之后就在家当了几年学徒，学的是木匠。当时我觉得生活一眼就能望到头，于是想出去闯闯。1995年左右，深圳的经济开始腾飞。村子里的人都去那儿打工，我也就跟着去了。

刚落脚深圳时，我在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我肯下功夫，工作认真仔细，学东西也快，再加上读过高中，在工人中还算文化程度高的，所以领导很赏识我，只用了四年就被提拔当了车间主任。

做车间主任的时候，我接触的资源和人脉更多了，眼界也宽阔了些。后来我干脆从工厂辞职，和几个老乡一起创业了，为电子厂提供耗材。

靠着创业，我赚了人生第一桶金，一口气在深圳买了12套房。生意顺风顺水，2006年我就已经有1000万现金存款了。

然而好景不长，2006年，行业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市场供给过剩，公司经营每况愈下。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我的贸易公司大量款项无法收回，为此我把房子卖了才把公司挽救回来。

坦白来说，过去我的成功很多时候都是靠运气和胆识，甚至运气更多一点。但是好运气总有耗完的时候。金融危机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人只能赚认知内的钱，你的认知上限就是你的收入上限。

金融危机后，我开始系统学习金融学和经济学知识，在学习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赚大钱就是要抓住大趋势。随后，我卖了5套房子，套现了一个亿，没想到再次踩准了节奏，现在拿着一个亿在做投资。如今我的生活非常悠闲自在，每天无非就是看看书、找朋友聊聊天。

回顾这半辈子，说实话，我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现在的成就。甚至如今再问我，如果当年继续读书、参加高考，结果会是怎样，我都想象不出来。高中辍学后，我仿佛走入了另一条岔路口，人生也就此改变。

但是，我自始至终都认为学历很重要，或者可以这么说，学历背后所代表的知识和学习习惯很重要。尽管我只读到高一，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读书学习。学习其实是终身的事，也正是靠着这些知识，我才能踩对时代的节奏，成功逆袭。

*题图及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Pexels。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珂、宁远、安静、何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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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学校的女博士，成为一名骑手

卢楠真实故事计划 2021-06-12

和周南约在深圳华强北某商场的一家饮品店见面。奶茶送到，她猛吸一口，目光投向窗外：“不做骑手以后，就发现这地方还是没那么讨厌的。”

五米外的电动扶梯数次见证她争分夺秒的奔跑。“柜台上那些‘屌毛’速度太慢，有天下午磨磨蹭蹭做不出来，被我们几个等餐的骑手轮番‘屌’。”周南即兴回忆着，叙述偶有卡顿时，一些华南男性劳动者中通用的词汇就会跳出来填补真空。

周南是香港一所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候选人。2020年初，受疫情及陆港边境管制影响，周南滞留深圳，无法返校继续学业。“为生计考虑”，她曾在撰写博士论文之余加入深圳华强路一个外卖配送站。4个多月骑手体验在她行为方式中留下的痕迹至今仍清晰可见。

譬如，离职后，她再没选择过非实体店提供的外卖服务，“心理阴影”来源于经常取餐的一处外卖“黑作坊”：污水横流的地面堆满蔬菜与餐盒，雇工叼着烟赤膊作业，与墙上贴着的某网红轻食LOGO形成对照。穿过人行道时，她会本能地靠里行走，“让小哥们的电动车快点过”。

但周南的目标并不止于“体验”。她展示了一个自己拍摄的同事——满大街随处可见的工作服下，是“牌牌琦”式的紧身裤和裸露脚踝。她试着观察算法、“劳动的游戏规则”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并以女性的特殊视角，为奔忙在系统中的“工蜂”画像。

以下是周南的自述：

“每天跑单喝掉的水，都转化成汗液蒸发了。”

我的外卖骑手生涯开始于2020年4月，先是做专送，即接受平台派单的正式员工。适应期期间，系统会以一个商圈的四边为界，非常智能地向我派发各个方向的订单，以此锻炼我的能力。

等到不同区域都熟悉得差不多了，我的工作也随之步入正轨：菜鸟们一般被安排跑正班，每天早上9点半，我喊着“XX外卖，送啥都快”“XX外卖，越吃越帅”在配送站前开晨会，常引得周围晨练的老头老太太举着手机上来拍照。

随着午高峰（大约以10点半作为起点）临近，我和同事们开始接单、跑单，脑子里的发条逐渐拧紧：去厕所的间隙基本被排除掉，当然，重体力劳动之下，我喝掉的大部分水其实是转化成汗液蒸发了；生理期期间，经常是连坐垫都湿透了也觉察不到，这种情况理论上可以请假，但如果恰逢运力考核，对出勤人数有要求，我也不好意思让站长难做，只能硬着头皮上。

图 | 6月6日，两位外卖小哥穿梭在人群中

好不容易能喘口气，吃个饭了，常常已经是3至4个小时后。在此之前，没有人舍得下线。骑手圈的玄学说法是，下线可能会中断好运，导致订单流一去不返。毕竟我们每天必须跑够低效（员工日均单数的一半），才算完成了一个有效的出勤天数，出勤天数又算是衡量KPI、发放工资的重要标准。所以系统不给派单的时候会特别难熬。

但是，上述过程只能称为理想状态。举个例子，我入行的时候正值疫情，理论上是骑手的事业黄金期，去任何地方送外卖，只要扔在门口就行，操作非常简便。但华强南两个聚集着大量供餐商户的城中村后来实施了出入证通行，我和同事们立马傻了，只能通过隔着围墙喊话与商户交流。

后来倒有顾客颇为体贴地在备注里写道：“没有出入证的骑手不要接单，否则差评。”可问题在于，订单是由系统强行派到我手中的，我并没有回旋的余地。付费货柜最终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得由骑手自掏腰包。

图 | 华强北某商场楼下，姜文巨幅海报与奔驰的骑手

图 | 骑手和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

类似的状况在我们的工作中比比皆是：保安和骑手之间的“世仇”自不必说，因为华强北一度禁止电动车经过人行道，有保安试图用脚绊倒骑行的骑手，引起轩然大波，我本人也曾经“中招”，上厕所回来被锁了车，只好打的送完餐；作为菜鸟，我经常“踩坑”——送到目的地，才发现是某些政府、事业单位大院，不能随便进，或者路被挖得一塌糊涂，需要绕好大的圈子才能和顾客接上头。

许多摩天大楼则堪称“地狱难度”。像华强路商圈最高的赛格数码广场，我接到过那里66楼的订单，因为电梯数量有限，没有半小时根本上不去，由此养活了许多“代送”阿姨。她们候在入口，通常没等我们的电动车停稳，就抢过十几二十袋外卖爬楼梯向高层冲去。我每单外卖拿7元，得分出至少一半来回报阿姨们的辛勤。

图 | 华强北赛格广场附近，有不少这样的“混搭型”骑手

然而问题在于，阿姨们并不专业，洒餐、送错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某次求助“代送”之后，我很快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告知我被他打了差评，并义正词严地谴责我不应该“不尊重自己的职业”：“连自己的分内事都不认真做，还能干什么？”这算是我以200元罚款为代价交的智商税吧。

我由此意识到送餐路上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最终都是要由骑手买单的。这使得我一到雨天就焦虑——手上攥着十多个单，点完一个送达，啪啪啪又进来两三个，众包（任务安排更自由的兼职外送服务）骑手下线之后，许多原本属于他们的“黑作坊”订单不受控制地涌过来。我从来没去过那些“黑作坊”，也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才能从城中村的犄角旮旯里把它们找出来，焦虑的来源正是未知性。

所以在我看来,骑手工作之所以难做，是因为他们必须穿行于城市治理的毛细血管中，与林林总总的微观权力单元对话，与各自为政，却又犬牙交错的“条款”“规定”角力，甚至承担各种运作瑕疵、痛点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复杂性在中国社会里明明比比皆是，却在系统规定的送餐路线中几乎没有显示。

图 | 天桥远眺，骑手可能是最了解城市层次的人

“系统挺不地道，喜欢欺负老实人。”

前段时间，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的一个副处长去跑了一天外卖，12小时5单，挣了41元钱。后来有外卖骑手在社交媒体上提到，那41元钱他并没有拿到手。因为他的号是借别人的，又恰好赶上了“微笑行动”（穿工服、佩戴工牌头盔拍照的抽查行动），人脸识别不匹配自然就过不了，号后来也被拉黑了。

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这个例子展现出，系统的无差别性和随机性正在颠覆现实生活中个体生存所依赖的许多条件：经验、资历、道德品质、名声、社交网络……我的直观感受是，中国人信奉的那套“先苦后甜”“天道酬勤”“助人自助”式劳动逻辑在系统面前似乎越来越不起作用了。

比如，许多报道都提到了外卖平台内部的骑手等级，但它遵循的逻辑其实是“能力越强，责任越大”。等级往上走，意味着送餐难度也在增加，因为系统会把那些路程远，路况复杂的订单优先派给你。

与之相对应的是，你也别寄希望于“混脸熟”，以为经常光顾的商家能够优先给你备餐。因为骑手与外卖在系统中的流动真的瞬息万变，到了午高峰、晚高峰还会加速。忙到飞起时，没人会有闲暇抬起头看彼此的脸，更别说记住那张脸。

图 | 两个外卖小哥擦肩而过

在这里我尤其想提一提我的正班组长老张，他真的是那种特别典型的，老黄牛般的中国好农民，从来不偷懒，无论远近都老老实实地跑。与此同时，二十多年来在华强北拉货的经验，使他成为了站里的“人肉活地图”，基本上可以在不开导航的情况下迅速，准确地抵达商圈的各个角落。但也许是运气不好，也许是年纪大了，研究不透系统里的套路，他永远挤不进业务排行榜前三。同事们每每提及老张，都会感叹系统挺不地道的，喜欢欺负老实人。

其实，老张完全用不着那么老实，至少在我和同事之间，“钓鱼”是非常流行的。要知道，当专送骑手的任务栏里有一个订单时，系统大概率会根据这个订单再派一个顺路单，顺路单又会继续吸引新订单，以此类推。所谓“钓鱼”，即指专送骑手可以把这个顺路单转给手头没活的同事，帮他们开张。这种基于合作的“内部调控”，确保大家人人都有钱赚，人人都不闲着。

我对一个“八胞胎”订单印象非常深刻，取餐地址与送餐地址完全一样，估计是顾客为了享受优惠拆分了订单。头两单进到组里一个大神手上之后，他马上照顾了我一单，经过数轮操作之后，我们各自揣着四单，心情无比愉悦地上路了。可惜出于未知的原因，老张从未参加过“钓鱼”，他的数据自然就不好看了。

图 | 马路边的骑手们

类似地，站长也是骑手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虽然从理论上而言，他们的责任仅仅是确保运力，处理异常订单而已，甚至，如果顾客在取消订单时填写了与骑手有关的原因，他们的绩效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站点每个月的办公消耗，比如房租、水电那些，基本出自罚款，如果这些支出有了着落，一些罚款案例就有可能被豁免。而站长恰恰可以决定罚与不罚。于是，有的骑手就去和站长搞好关系，他们的异常单后来大多被剔除了。

我自创了一个叫“弹性算法”的概念来总结上述情况。具体来说，虽然骑手几乎完全处于系统的宰制之下，除了遵照其制定的游戏规则，没有其他选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被完全扼杀。他们很难驯服系统，却可以揣摩系统，摸索相应的生存方式，至少避免被平台套路。

就像有经验的骑手都不再会去理睬某些订单后面跟着的2至3元快送奖，知道那只是平台变相压缩送餐时间的手段，而且最终大概率会落空。与此同时，以“人情”为代表的诸多变量仍在算法的裂隙中发挥作用。换言之，外卖骑手并不一定彻底困在了系统里，但他们与系统的博弈，无疑更加艰苦了。

“日言日语”

我曾经把骑手之间的交流戏称为“日言日语”，因为“日”这个以男性作为主体，又带着些许“以下克上”色彩的汉语粗口在同事们的对话中出镜率极高。比如，他们把跑单称作“日单”；为某个平台工作，叫做“日XX”。

我们的工作群更是个集中展示男性气质的平台，一言不合就开车。开车对象千奇百怪，可能是给差评的顾客，可能是街上路过的大长腿靓女，也可能是“黑作坊”里的暴躁老板娘——因为经常举着菜刀威胁要和老公同归于尽，骑手们很喜欢看她的热闹。其中承载的情绪也难以总结，未必都是诅咒，我甚至觉得那些那些夹带生殖器官的表达扮演着桥梁般的作用，将骑手和他们眼中光怪陆离的城市连结起来。

图 | “女人世界”广告牌与正在跟顾客联系的女骑手

与他们相处得久了，我也开始本能地将“日”挂在嘴上。有男同事就私下提醒我：“女孩子不能这样说话噢！”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女骑手的微妙位置——既是劳动者，又是被凝视、评价的对象。

首先我不可否认的是，女性身份能为工作带来很多便利。一个女骑手向我展示过她的打赏记录页面，亮眼的数据下，是满坑满谷的“小姐姐辛苦了”“小姐姐真漂亮”。一些保安看见我是女的，也会表现出惊奇：“你怎么干上外卖了？”然后饶有兴致地和我唠上几句。有对话就有沟通和交流嘛，果然过不了多久，他们会悄咪咪地给我把院子的后门打开，或者给我指出公寓楼的方向。而男骑手就很可能会被“公事公办”。

图 | 在路上奔驰的女骑手

所以，某次和同事们在华发路地铁站那里偷懒，一个资历较高的山东籍骑手就教育我要“运用好性别优势”：“比如说接到顾客投诉的时候，可以把声音放嗲一点，卖个萌什么的，事情就会好办很多。”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劳动大军中，女性会成为一种别样的风景，与此同时，附加在女性身上的那种“风景属性”也会被无限放大。

在骑手圈子里，年轻，单身的女性同样会受到特别关注。算我在内，我们站的100多号人里女骑手总共只有四个。其中两个已经结了婚，是和老公一起来深圳打拼的，行事方式非常豪迈，彪悍。在同事们眼中，他们几乎与男性无异，除了工作，没有任何“沟通价值”。

图 | “系统”符号在生活中已无处不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曾经见证过我的男同事“发际线”对一个刚入职的小师妹展开疯狂攻势。小师妹身材瘦弱，没法推着电动车上天桥。“发际线”就赶到天桥的另一头，让小师妹拎着外卖过来，再搭他的电动车去送餐，几乎每次都随叫随到，耽误了自己的事也不在乎。

而说到我自己，虽然我戴口罩，穿雨衣出去跑单的时候经常会被叫“师傅”，但做骑手的几个月里还是数次收到来自男同事的交往请求。离职后被男同事删除或拉黑，也基本上是因为我拒绝了他们的交往请求。某次外出聚餐，我甚至还被男同事借着酒劲摸了屁股，那种时时刻刻被“觊觎”的感觉，让我很困扰。

值得注意的是，我发现他们并不是逢场作戏，而是有认真在脑海中“配置”身边的“异性资源”，希望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顺便解决掉婚姻问题。置身常年流动下，传统社会中作为人生尘埃落定标志的“成家”一再推迟，成为他们脑海中绷紧的那根弦。

图 | 一位女骑手，她的货物捆得有些不牢靠

就像去年母亲节，我在群里询问同事们都给妈妈买了什么礼物，“发际线”就公开艾特我，说：“买礼物有什么用，你这么大了还不结婚，你妈该给你气死了。”无论是那些多少带着点厌女色彩的开车行为，还是对于当“接盘老实男”的担忧（这也是男同事们常在群里发表的抱怨），我觉得都是对不安全、不稳定现状的本能反应。

还债！上岸！

做骑手期间，我的工作效率大致稳定在每天跑10小时，完成30单，并不算是好成绩。我们每天都会公布前一天的个人数据，榜上排位依次为绿区（优秀）、白区（达到平均水平）、红区（增加工作量提醒），我基本上徘徊在白区与红区。于是有同事就会说：“嗨，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嘛！”

我挺不赞同这种说法的。因为疫情，我滞留在深圳无法返回香港，送餐多少解决了我的生计问题。与我交谈过的几位骑手都出于类似的原因入行，即希望迅速赚钱应对人生中的突发状况。

图 | 华强北商场楼下，一位女骑手快速驶过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河南籍同事“眼镜”就挺典型的。他很瘦弱，戴着一副眼镜，说话像蚊子哼那样轻声，显得很斯文。某天下午一块儿在茂业天地吹空调时，他给我看儿子过生日的视频。我想和他套近乎，随口问道：“您儿子几岁啦？”他愣了好久，硬是没答上来。

“眼镜”的反常激发了我对他的兴趣。逐渐熟络之后，他才告诉我自己曾是个老板，卷入P2P项目跑路风波后，欠下几十万债务。为了迅速还债，他兼送早餐，清晨5、6点就开始“全速运转”，忙得昏天黑地，全神贯注。只是生日那天，他简短地抱怨了一下老婆正变得越来越冷漠，连祝福都没有发送。

“可能我只是一个赚钱工具吧。”他感叹着，话题就此打住。这句感叹背后的情感色彩，听不出是过于麻木，还是过于敏感。

图 | 快速行进的骑手

像“眼镜”那样“负债上岗”的骑手，我们站占到三分之一，平时会公开在群里交流剩余债务的数额，以及预计“上岸”的时间。运营网络赌博公司遭遇政策打击；玩比特币失败；在老家斥巨资修建豪宅；因为赌博而将开淘宝店赚的钱挥霍一空……他们入行之前的经历中，能看到清晰的起伏趋势。

换言之，英国学者盖伊·斯坦丁提出的概念“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未必能精准描摹骑手们的状况。因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虽然嘴上总嚷嚷着“要喝西北风了”，但在位于三线以下城市的老家，都是拥有或曾经拥有一定社会资源（小产业、体制内职位），可以为生活兜底的。经济、社会转型冲击着他们的既有生活方式，更多的人以主动选择流动作为成本追逐这场浪潮带来的机会，也免不了要以有限的能力吸纳、消化由此产生的风险。

相应地，与2010年代初我在流水线上接触到的那些辛苦劳作，同时又抗拒、恐惧一辈子打工的农民工相比，我的骑手同事们对自己经历的“命运无常”“此一时彼一时”，以及零工经济缺乏保障的本质还是作出了更好的心理建设，也不会因为身处物质、资源匮乏状态下，就主动压抑自己的需求。这或许源于移动互联网时代对观念的重塑，也源于“90后”后一代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

有不止一个性格内向，社交恐惧（甚至明确自我评价“轻微反社会人格”）的同事就提到，虽然辛苦，弹性工资，送外卖还是比进工厂自由度大，“在工厂里和一个拉长打交道就够伤脑筋的，送外卖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可能和一百个顾客打交道，只会遇到一两个奇葩”。

的确，传媒中的外卖骑手常常会以以下形象示人：自由驰骋在大街小巷，为美好的生活与未来奔波。平台也会锁定自带“反差亮点”的典型进行宣传，以强化这一形象中的传奇色彩，我所见过的，就包括见义勇为、名牌艺术院校钢琴系毕业、日语流利等等，当然，还有常被提及的“月入万元”。

图 | 骑手们在路边停车点短暂等待

然而，正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提及的，自由的表象之下，平台的“弱契约”“强监管”属性，低门槛造就的激烈竞争，都在对骑手施加更深层次的控制，“月入万元”“迅速还清债务成功上岸”也是以骑手的健康与情感消耗作为代价的。而根据我的观察，即使社交平台、短视频网站为骑手提供了某种发声途径，即使有些骑手转变为网红、KOL，通过拍摄、吐槽职业经历实践着自主表达，但归根结底仍是寄希望于流量变现。比如，介绍新人进站的骑手都能得到至少800元介绍费（最近涨到了3000元）。我知道一位女骑手，几年来通过拍抖音段子吸引了不少粉丝。她将其中的100多人发展成新员工，赚了将近10万元。包括在视频、直播里带货卖电池，都是常规操作。

考虑到这样的现实，我觉得现在去谈论骑手群体的身份认同、团结，或者把他们归纳入 “自为阶级”，都有点早。无论从主观或者客观层面上看，他们的连结都是相对松散的。首先，他们默认做骑手只是人生中的过渡状态，不会持续很久。就像我同事经常讨论名车的型号，以及大城市中那些“并不是没有只是暂时不想动用”的社会资源，那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

图 | 骑手们前往送餐，最前方是一位女骑手

其次，他们并不一定会共情同行的遭遇。我同事曾把一起导致外卖骑手死亡的交通事故视频、图片发到群里，后附评论：“看，又‘挂逼’一个。”“挂逼”背后透出的冷静、冷漠让我有些震撼——未必是人性、道德层面的缺陷，而极有可能是在“现状仍可忍受”的现实下，对自身处境缺乏反思、关照而导致的。

类似地，当我询问几个骑手，怎样看待网上流行的一段外卖骑手与北京SKP保安冲突的视频，他们给出的评价包括“带节奏”“博眼球”。其中有一个小哥还特别指出，制作视频的骑手、“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生删去了激怒保安的桥段，所以只是在制造卖点，更像属于网红的套路。对于陈生前段时间的遭遇，他们一致表示“活该”。

所以，处在一种微观视角之下，我反而会觉得这个群体的面貌更加模糊，更加充满矛盾：与主要依赖公共交通系统出行的市民相比，他们与城市空间，以及背后的权力网络进行着更加深入、贴地的互动，却基本被排除在相关话语体系之外；他们被系统整合成规模巨大，运行精密的劳动力大军，但除了扮演算法在现实世界中的触角，却又处于原子化状态，肉眼可见的连结仍被人情世故裹挟，呈现出中国式的“江湖”色彩……但我对这个群体的兴趣，似乎正来源于此。

（周南、老张、陈生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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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卢楠

图片 | 王炳乾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边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