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55）

退休的警察父亲，成了我的抓捕对象

Original 张强 全民故事计划 202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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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线人

5个

“

我组织了千万遍的语言最终只变成一句“不帮忙就算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希望‘儿子抓老子’这种狗血剧情发生在我身上。”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75个故事—

 

 

前 言

 

张强是一名刑警。

 

自23岁入行，已经从警10年。这些年，他办过的案子有大有小，接触的犯罪嫌疑人形形色色，凝望深渊的时候，也要不时回望。

 

在张强侦破的众多案件中，有一类人游走在警匪之间，向警方提供情报。那就是线人。

 

不同于刑警在明处，线人往往是在暗处行动，甚至是在深渊的最底部与犯罪分子纠缠。他们大多有犯罪前科，却心存一丝善良，很难被社会公平接受，又不想被黑夜重新吞没。

 

所以，他决定将这些人的故事记录下来。

 

这是《我就是线人》系列故事的第5篇。

 

一

 

2016年，我从传统意义上的刑侦岗位调离，成为城区分局新组建的以打击经济领域刑事犯罪为主的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简称“经侦大队”）民警。

 

几天之后，同为警察的父亲在县局大院含泪卸下警衔，穿了三十多年的制服被斜套上一条底色红艳、字体镶金的“光荣退休”绶带。

 

我站在参加退休仪式的人群中，一遍遍回想父子“同场竞技”的七年时光。

 

我一度以为父亲对警察这份职业没有多少感情，因为他曾极力阻挠我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

 

父亲对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学生时代不逼迫我成绩必须名列前茅，毕业之时也没想过要我干出一番丰功伟绩，只希望我简单普通、平安顺遂地过完这一生。而我与父亲的期望截然相反，我喜欢充满新鲜感、刺激感的生活，喜欢不断出现的挑战，喜欢成为话题中心和视线焦点。我人生的许多性格和选择，都难以获得父亲的认可。

 

其中最令他反感的，是我的“警察梦”。

 

父亲的职业生涯辗转于县城和乡镇的各个派出所，也参与过不少大案要案，偶尔还能上个报纸和电视。虽然父亲从不对我提起工作，但我总能从他同事那里听到很多精彩的故事。

 

越是看到父亲风光的模样，越是激发我对当警察的渴望；可父亲工作的年头越长，三教九流、生离死别接触得越多，就越不想我继承他的衣钵，不希望我经历突如其来的危险，不希望我未来的家庭充斥着不期而至的出警电话。

 

大学毕业以后，我依父亲所愿，去外地中学做了一年体育老师，实在忍受不了日复一日在操场边吃灰、被主课老师随意换课、重复毫无新意的教学内容。此时正好碰上全省大招警，共计招录一万名警察，接近一半的岗位不限专业，给了我这个“体育生”实现“警察梦”的机会。

 

于是我瞒着父亲，偷偷报了名。

 

顺利通过笔试，面临政审，需要直系亲属的政治表现材料，这时瞒不下去了。在整个家族的轮番说服下，父亲交出了他的政审材料，但他自那天起便很少与我交流，更不用提笑脸。

 

入职初期，正逢刑侦大队改革，从划片区受理案件的责任区中队改为根据犯罪类型受理案件的专业中队（重案、两抢、入室盗窃、两车盗窃、有组织犯罪和技术中队等）急需扩充人手，所以局里决定新入警员全部进入刑侦大队工作。

 

同批入警的同事听说我父亲也是警察，无比羡慕地表示工作上我肯定比他们入门更快，仕途上也会步伐更大。可事实却是，父亲除了在工作上泼我冷水，并没有给过我任何帮助。

 

有时碰到不懂的地方向父亲求教，他的回应冰冷强硬，“我23岁的时候可没有一个当警察的爹来教我怎么做事，跟你同批入警的同事也没有一个当警察的爹来教他们怎么做事。”

 

在我执行了几次因莽撞和缺少经验而差点丧命的任务之后，父亲意识到此事已经尘埃落定，拒绝给予帮助只会将我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此后的日子，父亲仍会时常埋怨我的工作选择，但唠叨结束便假装不经意地聊起一些他的工作经验，而这些恰巧都能为我当时工作上的困境指点迷津。几年之后，我偶然听大队领导们说起，父亲私下没少找他们打听我在单位的工作和生活。

 

结束退休仪式。

 

父亲在回程的路上对我说：“以后工作你自己多动脑筋，现在是真的没有当警察的爹了。”

 

二

 

经侦虽然同属刑事侦查打击范畴，但跟传统刑侦的内容有着极大的区别，涉及货币、资本、证券、税务等更广阔、更复杂的领域。对于一名侦查员来说，扩充法律知识的储备只是时间和精力问题，侦查思维的改变才是最受困扰的部分。

 

与传统刑侦相比，经侦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犯罪现场，或者换句话说，犯罪现场可见的东西，不具备直接定罪的能力。传统刑事案件的现场，一滴血、一枚指纹、一块精斑、一颗烟头、一包毒品，都能提供明确的侦查方向，并成为法庭上最有分量的定罪证据；经济犯罪罪行的暴露，大多滞后严重，即便能控制住违法活动进行时的现场，一台电脑、一份名单、一本账目、一笔流水、一纸合同，表象并不是非法的，需要通过梳理上述材料让潜于其中的犯罪行为浮出水面。

 

面对从派出所汇总上来的经侦线索，我仿佛又回到了第一天进入刑侦的状态：不知如何下手。

 

领导了解到我的想法，安慰说不用焦虑，当下全国经侦口子鲜有专业人才，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的起点虽然低，但差距也小，况且刑侦成绩单还不错，用心钻，进步会很快。

 

有经侦经验的同事挑了一条线索给我，让我从简单的案子上手。

 

案子确实不复杂，是近期一伙人在市区向中老年群体兜售一款主打螺旋藻养生的保健品。去现场听过几轮推广会之后，我大致掌握了他们的经营模式，决定从非法经营和传销两个方面尝试开展工作。

 

非法经营很快被排除了。根据刑法定义，非法经营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该团伙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没有打着“具有医疗作用”的宣传旗号，经营的是无需国家专项许可的保健产品，且经过检验产品中不含有毒害和过期成分。

 

定价方面，只是略高于市面上的同类型产品，但给予购买者几项优惠条件。介绍五名新用户且购买不低于五单产品，退还货款，免费享用已购买的产品；介绍十名新用户且购买不低于十单产品，免费享用已购产品的同时，可另外领取返点；介绍三十名以上新用户或成交三十单者，除享有前述权利，还能晋升区域经理，每月可领取至少千元的推广津贴。

 

上述模式已经完全符合传销行为的认定条件：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或纯资本运作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

 

传销案的立案标准是至少满足三个层级30人，如果打算办，除了要抓住作为上线的组织者，还必须同时带回他们发展的数量足够多的下线。按照这伙人的日程安排，下一场推广会不久之后将在市区某酒店举办，规模远超之前几次，参会人员的层级构成必定会更加丰富，局里同意推广会举办过程中收网。

 

会场布置在平时用来举办酒席的大厅，现场超过500人。舞台上摆了十多个主位，而平时在本市活动的骨干成员只有六人，说明参会人员中有平时不太出现的层级较高的骨干。侦查员分为两个小组，人数较多的一组负责尽可能多地控制住台下的参与者。我被编入人数较少的一组，任务是盯紧台上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走。

 

我一边佯装听讲，一边慢慢往前排调换座位，向舞台靠近。从第三排往第二排调座时，我淡定地拍了拍前面人的肩膀，却在他回头的瞬间惊讶地叫出了声。

 

“爸？”

 

三

 

父亲扫视一圈会场，大致明白我要做什么，直接起身往外走。由于出任务前制定的方案是听指令统一行动，行动前为避免炸锅，对于台下走动的人不做强制处理，因此父亲的离场没有受到特别照顾。

 

两天后，带回单位的200多号人仍然没有厘清关系，局里请来特警的兄弟帮忙看人，给办案民警放半天假调整调整，留在队里补个觉。我没困意，换了便装直接回家。

 

“三十多年老警察了，你也信那个？”我开门见山指责父亲。

 

“这跟我当不当警察有什么关系，人老了不就图个健康，我有糖尿病你又不是不知道，产品介绍上写着可以控血糖，就想着试试，吃了几副感觉还行，没什么不良反应。”父亲辩解道。

 

我继续炮轰：“有同事认出你了，一个退休警察，从抓捕现场灰溜溜地逃跑了，丢人不？简直在拿我的前途开玩笑。”

 

父亲一听这话就炸毛了：“前途重要，还是你爹的命重要？”兴许是气急上火，血压和血糖上升，父亲端起茶缸咕咚咕咚喝下几大口凉水，语气也跟着冷下来，“再说了，我本来就反对你当警察，是你自己非要当的，有没有前途关我屁事。”

 

吵架的时候翻起旧账来就会没完没了，我不想回到刚入警时僵持的父子关系中，于是主动退了一步，“打住，以后你愿意怎么吃就怎么吃，我不管了。我只管一件事，目前已经核实，坐在前面的都是发展了不少下线的人，给我个准话，你现在拉了多少人进来？”

 

父亲平日节俭，家中物件基本用到实在无法修好才行；夏天穿的老头背心还是2003年公安局表彰抗击非典的纪念衫，三年前我闲着没事数过一回，大大小小19个洞；医生根据他的体检情况推荐使用60多块一盒的格列美脲控制血糖，他偏要选择25块一盒的二甲双胍。眼下只要拉进五个人下单，就可以免去几千块的保健品费用，再多还能倒赚钱，我估计他会打这个算盘。

 

“拉个屁，一个都没有。”父亲正视我，同时加快了作答语速。

 

“那你凭什么坐前排？”我也跟着提速。

 

“耳朵不好，坐后面听不清，跟别人换的座位。”

 

“下线没有，上线总该有吧？”

 

“也没有，我在街上看到他们宣传得热闹，主动要买的。”

 

“不可能。积累了足够的下线是有返利的，他们一定会把你挂在某个人的名下。你把钱交给了谁？”

 

“不记得了。”

 

“转账记录给我看。”

 

“现金支付。”

 

回家前，我罗列了一份关于传销组织如何运作的提问清单，希望父亲能配合我捋顺。经过单位的两天审讯，我发现这个传销组织虽然经营模式简单，但采取了复杂的发展下线模式。

 

法律规定的“三层30人”，不是随便抓三个层级、30个人就可以构成的，必须是处在一条线上、互有上下线关系的三个层级和30人。这伙人为了规避刑事打击，建立了一套“按城市划片组织，但上线与下线不能处在同一座城市”的管理方法，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任何一地的警方采取行动，都不能满足“单条线上三层30人”的立案条件。在没有发现他们使用网络智能的前提下，这是一项庞大且繁琐的工作，一定有某种规律，也一定有更重要的成员尚未落网。

 

可把办案的那套东西用在不配合的家人身上，感觉其实很糟，父亲曾经应该深有体会。我败下阵来，沉默地看着他，组织了千万遍的语言最终只变成一句“不帮忙就算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希望‘儿子抓老子’这种狗血剧情发生在我身上。”

 

四

 

“三层30人”的标准最终还是没有达到，但经过检察院提前介入，通过现场200多份笔录材料的指认，以“组织传销活动”为由勉强刑事拘留了坐在舞台上的五个人。背后高层没有落网，身份未知，他们收到风声后纷纷解散了外市的组织和参与人员，前期摸排中发展会员较多的参与者也没能找到足够的下线来佐证。

 

半年后开庭，刑拘的五人中一人因情节轻微，免于起诉。剩下四人最短的只获刑6个月，判完就去办释放手续了。最长的也不过11个月，因为刑期不足一年，甚至不用转去监狱，留在看守所服完剩余刑期。该抓的人没有全部抓住，该摸清的犯罪手段没有摸清；没能让保健品购买者意识到传销的危害，反过来还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指责公安“乱抓送健康的好人”。一个案子办完，除了年底统计破案数的时候为我加上一个尴尬的“1”，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大队长虽然没有当面责怪过我，但他向局里领导坦诚，“案子办得不漂亮”。

 

好在父亲那边似乎听了我的话，老老实实遵医嘱吃药，没再关注保健品市场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偶尔提起一句“保健品案有没有新的进展”，被我用“少管闲事”打断。

 

一年后，经侦走起当年刑侦打造专业中队的路子，组建金融、税务、商贸和情报四个探组，我在金融，其中一项工作内容是跟银行对接业务。银行会定期送来一些动态异常的账号，让我帮忙核查；我也会从未办结的案子里筛选一些的涉案账号，送去银行实施临控。大多数的临控都是走个过场，可以作为证明多部门合作预防犯罪的宣传卖点，毕竟没有哪个嫌疑人会笨到使用已经被警方掌握的账号进行交易。

 

某天银行突然电话告知我，有个一年没动静的账户近期新增了多笔交易，且每笔交易金额为固定值，属于比较反常的资金往来。我翻了翻档案，竟然是保健品传销案中被判了11个月的嫌疑人曾经使用过的账户。从时间上算，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应该于两个月前刑满释放。

 

在对公窗口等待办理业务的时候，有种“柳暗花明”的兴奋感在滋生。这个账号的详细流水印证了我的预感，短短50天里转出、转入记录超过1000条，平均每天接近20条，不符合普通人的使用规律。并且几乎每一笔钱都是3800元或3800元的整倍数，而传销案中一个疗程保健品的单价正好就是3800元。

 

通过排序挑选出转账次数最多的几个交易对手的账号，进一步调取身份信息，我仿佛坠入冰封的湖底，喘不到气：一个多达17条转入记录、总金额79800元（21单）的交易对手账号，开户人姓名是我父亲。

 

这一次我没惊动父亲，绞尽脑汁琢磨了一周，设想过各种可能。

 

比如，会不会是父亲骗了我，他其实发展了不少下线，这一年来偷偷跟背后高层保持联系；或者这个传销团伙得知了父亲与我的关系，借用这种方式笼络他，最终达到捆绑我的目的；又或者父亲遇到了困难，需要一笔钱，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赚钱。

 

不管哪种理由，我都无法接受，因为父亲曾经也是警察，不该是这种觉悟。

 

详细流水中的其他交易对手账号都在外地，说明时隔一年，传销团伙又开始活跃起来，但这一次他们放弃了我所在城市，转战其他市场。

 

我跟外地经侦取得联系，将案情通报给他们，建议他们排查是否有场所举办保健品的推广会，却没能引起对方重视。

 

一筹莫展之时，父亲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家待着闷，想出去旅旅游。我问他带不带妈去，他说不带，妈要留在家里帮我照顾孩子。

 

我又问去哪儿，去多久，他回答我，“看心情。”

 

五

 

我从系统查到父亲购买了次日开往邻市的火车票，掐着时间差不多了又查到他入住酒店的信息。我之所以没有跟过去，一方面是还相信父亲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另一方面在电脑上查他就足够让我感到羞耻，更不用提跟踪了。

 

给父亲打电话问他在哪，他编了一个沿海城市。我说视频吧，他说赶路累了，准备早点睡。

 

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刻意反侦查，他账户上的进账，都是他在柜台存入的。也就是说，他在下线那里只收现金，这样我就查不到他的下线信息，而他汇走款项的账户持有者——那个被判11个月的成员——并不是他的上线。

 

半个月内，父亲去了四个城市，期间回来一次，稍作歇脚又出门了。我又过了一遍他的账户，新增三条3800元的转账记录，总计24单。按照这个传销组织之前的奖惩制度，父亲现在快要晋升区域经理了，而他发展的这些下线又分别发展了多少下线是个未知数，倘若那些下线也如他一般勤奋，仅仅他这条线上就有可能是个巨大的数字。根据追诉标准，单条线上超过120人足以构成情节恶劣，这让我有些坐不住了。

 

我跟单位请了年假，带上传销案的卷宗，按照父亲出行的先后顺序前往他去过的城市和住过的酒店，得知他入住的时间段里，酒店同时举办过保健品的推广活动。

 

追到第四个城市，在酒店遇见几名穿制服的同行正跟前台沟通。我凑过去听了一会儿，得知是当地经侦接到了我的协查电话，后知后觉认识到有必要认真对待，于是把任务下派到派出所，几天前了开始排查。

 

酒店前台向民警解释，确实承接过一场保健品的推广会，不过一天之前临时取消了。我插嘴表明身份，并把随身携带的证件和法律文书拿给派出所民警看，告诉他们我就是打协查电话的那个外地经侦民警。派出所民警质疑我怎么一个人出来查案，我借口线索太多，和同事分头跑，他们没起疑心。

 

在派出所民警的协调下，前台帮我查了父亲的入住情况，他还没有办退房手续。我上楼敲门，却没有回应。调看走廊监控，父亲于前一天下午外出，没带行李，之后一直没有返回。

 

推广会是前一天取消的，而父亲外出彻夜未归。

 

我赶紧拨打父亲电话，一个没有感情的女声告诉我，关机。我背脊发凉，猜想会不会是当地警方展开排查的行为刺激了传销组织，他们终于撕破脸，控制住儿子是主办民警的父亲，以此渡过困境。

 

不能把时间花在胡思乱想上，当务之急是找到父亲的落脚点。

 

酒店大门外的监控拍到父亲是乘坐出租车离开的，但看不清车牌。顺着行车轨迹往前找，隔两个十字路口的高清摄像头拍到了出租车的牌照，之后经过的路段有摄像头维修，轨迹断了。我找来司机，给他看父亲照片，司机说很少回头看乘客长相，但记得在这家酒店门口拉过一个乘客，不过每天乘客太多，想不起来在哪儿下车的。

 

父亲不会使用手机支付，我提醒司机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使用现金支付的60岁左右的老头。司机一拍脑门，还真有，30块打车费硬是用一毛面额的硬币凑齐了其中的两块。这个乘客一走，司机就去路边小店把20个硬币换成了两个一块的，所以记得地址。

 

父亲下车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的马路边，四周没有像样的酒店，我朝四个方向跑了一阵，没找到线索。

 

我蹲下来靠着一柱消防栓大口喘气，开始感到后悔，应该在父亲撒谎外出旅游的时候戳穿他、制止他，不该玩什么“暗中调查”。

 

就在喘气声快要变成呜咽，口袋里的电话响了，居然是父亲打来的。
 

“你打我电话了？”父亲问得云淡风轻。

 

“你在哪儿？为什么关机？”

 

“在酒店啊，刚给手机充上电。”

 

六

 

我赶回到酒店，进门看到父亲的行李箱内摞满了分门别类夹好的材料，出行用具反而不多。他从其中抽走一张对折了好几次的大纸，“还差挺多事没完成的，既然来了，就给你说说吧。”

 

退休后，父亲感到失落，睡眠质量不好，导致那段时间血糖的控制情况不理想。散步时碰上保健品搞活动，宣称有降低血糖的功能，就买了几盒。吃完觉得没效果，心疼钱，就打算去推广会现场要求退钱。换到前排坐，是为了能第一时间堵住负责人，结果碰上了儿子的单位在办案。他觉得挺丢人的，悄悄溜了。但有一点他说的实话，那时候他确实没有上线和下线。

 

案子开庭审完，父亲听说我因为这起案子办得不好，情绪低落，所以想帮我一把。跟他同期买保健品的老伙计告诉他，这伙人其实没撤，风头过去又开张了，只不过放弃了本地市场。

 

父亲从以前的同事那里打听到获刑11个月那人的释放日期，在看守所外把他截下，原本是想给那人点好处，让他帮忙牵个线。

 

谁知那人根本没死心，早就计划好出来接着干。

 

不过被我那起失败的案子一闹，这伙人汲取了教训，在宣传方面做了些修改。高层只组织发展下线超过二十人或成交超过二十单的人见面，各地的推广由这些发展下线达到一定数量的人自行负责，这样既能保证与高层接触的人都是实际参与者，又能转嫁法律风险和责任。

 

为了融进圈子，父亲借来以前部队战友的身份，自己掏钱购买了超过 20单的产品。为了能够不断参加传销组织举办的会议，他又陆续加购了几单。我一边听父亲说，一边翻看他行李箱内的材料。

 

那是这个传销组织高层和发展下线人数较多的成员信息，我问他是如何查出来的，他卖关子，“好歹我也是警察，比你当的时间还长。”

 

父亲摊开手中那张大纸，铺在床上。那是用几张A3纸拼凑而成的大纸，连接处用透明胶在正反两面整齐粘好，接着又在透明胶上覆了一层可供书写的涂改纸，这样就可以将几张纸上的内容连贯起来。

 

纸上是一幅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图，从中心向外扩展，密密麻麻，但线路清晰，右下角有对各种箭头的注解。不少线条的指向仍有留白，父亲解释说，还没确定的上下线关系就没往上写。

 

类似的图，我在之后几年的工作中制作过多次，常常出错，需要极度的耐心和缜密的逻辑。各地经侦为了解决这种耗时耗力、容易出错却又不可缺少的办案难题，研发了不少智能建模的分析软件。而父亲画的图，涉及各市七个层级、60多名主要成员和300多名下线，无一纰漏，为我们经侦捣毁这个横跨五省的传销团伙提供了巨大帮助。

 

那天我收起父亲的图，不记得有没有跟他道谢，但我记得我抱了抱他。

 

父亲为了凑够下线数量而垫付的购买保健品的费用，他居然一反抠门常态，从未提过，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心疼的。局里还没解决这笔费用之前，我把钱补给了他，骗说是单位报销的，按照“线人（特情）费”走的账。他叫我少扯淡，“公安局的保险柜有多紧我比你清楚多了”。

 

末了又补上一句，“真要有，就留给你吧。”

 

局里有想法给父亲颁个荣誉，毕竟退休的警察父亲给现役的警察儿子当线人，是个难得的宣传素材，但是被他婉拒了。在单位食堂跟局领导坐一桌吃饭时聊及此事，领导告诉我当时父亲是如何婉拒的。父亲说，天下所有当老子的，一生都在给儿子当线人，为他们的长大成熟、安家立业提供线索和指引方向，本职工作，不值一提。

 

 

作者张强，人民警察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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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丧偶式育儿的母亲，决定不催婚

Original 何小荷 看客inSight 2021-05-26

 

 

父母不再催婚，

因为他们看懂了婚姻

 

 

说起催婚，我们通常想到的是在公园相亲角里举着自家孩子资料、愁容满面的父母，是电话不敢接、有家不敢回、过年要租对象，甚至感叹“人间不值得”的年轻人。

 

催婚相关的小组里充斥着未婚男女与催婚父母之间博弈的精彩故事。在父母眼里，似乎婚姻家庭才是一个人幸福的唯一来源。他们会尤其操心女儿的婚姻大事，担心“女孩大了不好嫁人”。

 

但在这些充满怨恨和眼泪的催婚故事之外，还有一些父母，并不急于催女儿结婚。

 

在焦虑的婚姻市场上，这些父母，也许给了我们另一些答案。

 

 

一

 

“婚姻本来就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一种必须”

 

唐安娜的前半辈子几乎是中国时代变化的缩影。

 

她成长在一个非常严格、规矩管束都很多的东北家庭中，但她骨子里热爱自由。为了脱离原生家庭的管束，她二十出头就和同单位的同事加同学结婚了。夫妻双方都是铁饭碗，还有福利分房，日子过的不错。

 

改革开放后，夫妻双双下岗失业时，丈夫适应不了从安逸到动荡的环境变化，也抹不开面子去为家人生活作出牺牲，于是唐安娜和老公很快离婚了。

 

为了养女儿，唐安娜做过很多辛苦的工作，摆过地摊、卖过袜子、做过冷饮批发。最后带着女儿去南方打工，拼搏多年总算衣食无忧。

 

因为自己的成长过程束缚太多，唐安娜一直都给女儿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我不想我女儿活在一种被束缚，被禁锢的环境里。我喜欢她去思考，去选择，我会尊重她。她找了一个她喜欢的，她愿意为了这个人走进婚姻，去吃一些哪怕是苦或者甜蜜的话，那我也会支持她。人生就是要不停的去体验去经历，才能去成长嘛。你看我摔得遍体鳞伤的，我还是觉得要去体验。”

 

1984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对情侣坐在摩托车上约会。男女关系是获得亲密关系的方式之一，我们在这段关系中被爱，同时也更加懂得如何爱人

 

“我觉得人在一生成长的过程中，很多情感是不能被替代的，我希望她去更多的体验这种感情，包括男女的感情，都是让人完整和成熟的一部分。”

 

当大多数家长觉得我孩子得找一个条件好、对她好的人时，唐安娜觉得“人的情感不能太狭隘了，还是要学会去爱去给予，不应该老是设心防，去看负面的东西。”

 

体验各种情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走入婚姻。“要尊重女儿的选择，婚姻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须。”

 

更何况，婚姻会带来很多现实层面的担忧。

 

“就我所看到的大部分婚姻的样子，一个女人在婚姻中付出更多。在中国，尤其她们这一代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男孩子缺乏自律性，独立性和责任心。我们的教育可能除了教你考试学习外，别的能力你都不要学的，然后突然就把你推向社会。读了本科硕士，你的目标就是找个好工作进个好单位挣个稳定的工资，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不代表你有成家的生活能力和情感担当。”

 

2007年9月27日，贵阳，大庆市场，妈妈背上的“流动儿童”

 

她也注意到了婚姻中的经济压力。“我周围所有80后、90后结婚的，家里都是4个老人帮忙照顾孩子，他们双职工要上班。你如果没父母帮忙，靠2个人的努力抚养一个小孩我认为很难，生活成本非常高。更多的人根本扛不过生活的柴米油盐。”

 

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婚姻的利弊后，唐安娜还是觉得“要尊重女儿的选择，婚姻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须。”

 

 

二

 

“女性一个人过日子

不要太舒服噢”

 

对于在婚姻中受挫的女性而言，婚育的意义更显得没那么大。

 

赫小英，离异多年，现在独居。

 

离婚前，赫小英的婚姻是典型的 “丧偶式婚姻”。虽然有丈夫，但几乎是个“摆设”、“甩手掌柜”，一切家庭开支、家务劳动，女儿的照料和教育都是她在负责。

 

离婚后，赫小英独自抚养女儿，反而轻松了不少。

 

说起女儿的婚育问题，她一点也不焦虑。“我把婚姻生活看的太透了，觉得女性一个人过日子不要太舒服噢。”

 

她接着补充道，“不过也看女人追求什么，如果就希望男人事业有成，自己享受生活，那也没问题。但是我女儿不是这种想法，她会追求很多精神上的东西，想要情感上的回应，这个我觉得在婚姻中就更难得到了”。

 

2019年3月10日，成都，12岁就爱上旗袍的叛逆少女做设计师，即使是外出用餐，她也会用心挑选一件合适的旗袍。现如今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想要的生活

 

赫小英的女儿在外地工作，30岁孑然一身，并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赫小英说：“我觉得我女儿说的很对，她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她考虑的比我这个年代的人更清楚，我们这代人更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到年纪就要结婚生孩子。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她想过什么生活我都能接受。”

 

“我仔细想想女孩不结婚也很正常，人家为什么要结婚，自己过的好好的，干嘛给自己找个负担。现在说来，水管子坏了，打电话让物业来修，换灯泡物业也管，哪里出问题了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我干嘛要找个人，还得适应男方的家庭。可能男方家催着儿子早点结婚抱孙子，女方家，结婚了对女儿有什么好处吗？”

 

赫小英这态度也有为自己打算的考虑。她觉得不催女儿结婚，自己就不用考虑隔代抚养的问题了。“我肯定不是那种特别伟大，特别无私的妈妈。我自己养大女儿太辛苦，操心太多了，她不生孩子的话我也不用帮忙带孙子了，多好啊。我就不理解那些上赶着帮忙带孩子的家长。”

 

赫小英的看法在情路坎坷的女性中很有代表性，甚至就是很多年轻女性不婚的原因。早有研究表明，单身女性比已婚女性更快乐更自由就是因为她们不用平衡家庭工作的多重角色。

 

 

图源：豆瓣

 

 

三

 

“我们是女儿嘛，

也没有传宗接代的想法”

 

姜山和单玉珍生活在富庶的长三角地区，女儿30出头，在市里上班，日常跟他们住在一起。三代同堂，家庭关系非常和谐。

 

单玉珍对自己的老公非常满意，骄傲地说“我老公有一点好，就是随叫随到，使命必达。村里人都说我是上辈子敲木鱼敲来的老公，运气真好，我可是村上人羡慕的对象。”

 

这一家人之间没有秘密，天天在群里聊天。女儿每天都会分享今天哪个同事又介绍了相亲对象，哪个同学又约她去饭局。

 

说起女儿的婚姻大事，一家人也是乐呵呵的，都知道女儿从来没正式交过男朋友，但似乎都不太着急。“有相亲的就给她把把关，参考参考，也不逼她。”

 

2021年2月27日，甘肃金昌，雪花纷纷，一对情侣打伞走过。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两个人在一起能够相互关心、相互扶持

 

姜山开门见山，“因为我们是女儿嘛，也没有传宗接代的想法，就是想让她完成人生大事，未来也有个人照顾。毕竟我们也不能陪她一辈子嘛。”

 

单玉珍在一旁附和道，“对的对的，我也觉得就得找个像她爸爸一样，对她好的，爱她的多过她爱的就可以了。”

 

姜山和单玉珍的看法很大程度受到“独生子女政策”和婚姻关系的影响。

 

很多开明的家长早已经接受了“生儿生女一样好”的观念，如果夫妻关系和睦，婚姻就是滋养，因此他们理所当然觉得还是结婚好啊，女儿要是能找个像爸爸一样靠谱的对象，一生就无忧了。

 

因此，对于女儿的婚育期待不再是为了延续香火，只是希望有个靠谱放心的人能代替自己好好照顾女儿。不执著于生育，也就不用那么着急地进入到婚姻中。

 

 

四

 

“找对象

也不是买个东西那么简单”

 

当然，也有的父母是在催婚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件事情急也没办法。

 

王军生于山东，工作体面，衣食无忧。和妻子感情和睦，生活幸福，唯一发愁的是女儿的婚事。

 

王军的女儿35岁，在人生的所有节点上都很顺利，一路读书到硕士，考上公务员，唯一的遗憾就是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该做的努力都做了。“她妈妈定期去相亲会上帮她找对象，网上也帮着看。熟人同学朋友同事有合适的也帮她介绍。毕竟我们这地方很传统，到年纪还没成家都会帮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但是总是匹配不上，要么人家看不上她，要么她看不上别人。”

 

王军的压力也很大，毕竟同龄人大多数都抱孙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观念在山东的孔孟之乡依然很有市场。

 

2017年8月24日，石家庄一相亲角，两位母亲很聊得来，三观一致、门当户对。“先扫一扫留个微信，交个朋友慢慢发展。”

 

“我们这代人觉得有一个传统的责任和习惯，大家都是那样的。像我的父母看待未婚未育这事，会觉得大逆不道，我们已经缓和了一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小城市，不太好接受不婚的观点，传统习惯上还是有压力。我也知道大城市肯定好一些。”

 

但王军无法像很多催婚父母一样逼迫女儿随便找个人完成婚姻大事，为这事一家人吵了无数回。女儿并不接受随便找个人为结婚而结婚，她想找个有共同语言能聊得来的。王军也理解这一点，“毕竟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认识，我女儿读到硕士也有她自己的思想，我们并不能把想法强加给她，这不现实她也不接受。”

 

而且，“今日婚姻已不同往时，离婚率太高了，要是女儿结了婚生活不幸福，我们也过意不去。我们只能尊重她的想法。这也不是买个东西那么简单……可能缘分不到吧，我们也没办法。虽然着急是着急，但是这是后半生的事情，也要看她个人的意愿。”

 

像王军这样想催又不敢催的家长在“催婚一族”中也很普遍。

 

他们通常找不到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尽量给女儿营造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再去化解自己的纠结和压力。

 

 

 

这四类父母都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催婚父母。

 

在这些非典型的父母身上，传统和现代，个人经历，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变化共同在他们身上留下烙印。

 

催婚的父母原因各不相同——有人希望女儿被照顾，有人则觉得大龄未婚女儿让家庭蒙羞，有人将之视为理所当然，有人则觉得不结婚就是不正常。

 

而对那些没有催婚的父母来说，婚姻已经不再是女性生活难题的唯一解答。将决定权交给孩子，也许她们能找到更多的出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何小荷  |  内容编辑  程渔亮  |  微信编辑  菠萝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