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54）

我美丽的疯子母亲

原创 白朵 真实故事计划 2020-09-16

 

 

 

1

 

今年5月，医院来电话说，母亲已瘫痪在床，晕过去好几次，随时会走。

我去接母亲的时候，她被医院安排在重症病人呆的病房，医院医疗条件差，没有护工，母亲下体裸露着，只能旁边的人搭把手伺候屎尿。我感觉我的下体也被裸露在大庭广众下。

“好歹我是个女的，我也知道羞啊！”母亲偷偷对我说。“早就该接出去，太不孝！”一个男病人也厌恶地嘀咕道。

此时，母亲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可以扎针，脸部和针扎的淤青一个颜色，常年张着的嘴巴，如同腐烂的深渊，她已经不像人类。

母亲今年54岁，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从我出生起，母亲就病了，她具体什么时候犯病没人知道，那时没有精神病的观念，母亲会一直听见各种声音，但是没有人相信，父亲常找村里的阴阳先生给家里做法，却不顶用。1998年，常常犯病的母亲干脆离家出走，开启了她流浪的人生。隔了两年，母亲仿佛从人间蒸发，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

母亲没有任何身份，她仅用双脚，走遍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大半个中国。我在县城读高中时，母亲正是来去无影踪的时候，她可能随时出现，也可能随时消失。

一个春天，她出现了，从学校把我牵出去。我跟着她一路小跑，最后她带我到一个荒芜人烟的河滩，那里有条河，流着整个县城下水道的肮脏，却长着一些异常清翠的草木。

“妈，那么多地方，你干嘛带我来这么脏的？”

“其他地方都是人，太吵了，我跟你说两句话就走。”

我和母亲坐在河滩边，我瞅着那些异常美丽的花草，远望着缥缈的人间，听着母亲讲神神鬼鬼。在这个干旱的西北小城，除了在坟墓，我从未见过那么茂盛的花草。这个春天的阳光太漂亮了，我第一次以专注的神情，观看细微诡异的世界。

这是母亲给我带来的，我感觉她心里有那么明亮的东西，只是被人间的臭水河隔着，连我，她的女儿也被隔在岸边。母亲说完她的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2011年，母亲又忽然来了，父亲和继母领着母亲来到我的房间。她瘦得只剩一张皮，脸皴黑，只有两只眼睛亮着白光。她急急忙忙和我说：“我现在是神仙，能看到如来佛、耶稣、观音菩萨、毛主席。毛主席叫我打电话，把那些害我的人告到中央。你拿一支笔记下来号码，我叫别人帮我打，没人愿意帮忙。”

母亲眼睛盯着墙壁，把号码说出来，我数了数，是十五位。我拿我的手机拨出去，叫母亲说。手机传出空号的语音。

“那毛主席也骗我着呢……”母亲说完，背起一大包捡的东西就走。我拿起一点吃的喝的，翻出我所有的零钱追出去。母亲走得异常快，我小跑着才追上。

 “妈，你就不能等一下吗？”夏天那么干燥，她的嘴唇裂着口子。

“我给你说了，我今天晚上要走到县城！”

“我这有钱，给你买车票。”我把身上仅有的两百多块钱，塞到她手里。

“我不要，你又没挣钱，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再说，都是你爸的钱。”推来推去，母亲只要了一百多。她指着不远处的一片树荫对我说：“要不在这里坐一下，我想睡一觉，乏了。”

我们在一块大岩石上坐下来，母亲打开她的包袱，里面都是她捡的衣服和碎布，衣服是湿的。“昨天洗了没晒干，趁这个时候晒一晒。”

我们把衣服搭在岩石和树枝上，母亲拿出干的衣服垫着，瞬间睡着了。正是中午，乡村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树荫里连风都没有，我守着婴儿般脆弱的母亲。她小小地蜷缩着，那么瘦那么黑。对于她的苦难，我一点解救的办法都没有，只能守她一会儿，给她翻翻晾着的衣服。

醒来后，她包起衣物就要走。我一把抱住她，感觉到她一顿，不说话了。很快，她安慰似的，拍一下我的背说：“不要哭！”然后她背着包袱，飞也似的，消失在白杨树夹道的转弯处，不见了。

2

 

和母亲的联系，就这样断断续续。2013年3月，我正在准备大学毕业论文，忽然警察告诉我母亲车祸的消息。这些年，我一直努力读书，想等自己有能力了带母亲治病，没想到她等不及了。

母亲在银川的高速路上被车撞了，负主要责任。几万的医药费，让身无分文的我开始到处借钱，结果亲戚都变成仇人，只有几个我大学认识的朋友和老师帮了忙。我也祈求老师们让我提前答辩，迅速结束了大学生活。

我跑了好多趟路给母亲补办身份证，当一切处理完，我们回到老家，我和父亲的关系也恶化了，他认为我不应该插手，就让政府去解决。但母亲腿骨折那么重，我不能扔下她不管，于是在县城偏僻的地方租了间房子照顾她。

在母亲养伤期间，我问她一些小时候的事，以找到她的病因。母亲一直罗列着她少有的愉快场景，忽然有一天，她悄悄和我说，她在7岁的时候被继父侵犯了。一直到现在，她小便失禁。母亲说：“这是我唯一的秘密。”

 

图 | 母亲骨折时住的地方

等在北京找到图书编辑的工作，我将母亲从老家的医院接到北京。工作地点在北二环，工资3000元出头。我选择住在北五环外回南路一家自建的公寓里，房租每月600元。

虽然交通不便，每天路上通勤要花去三个多小时，但这地方人少，我可以整租十几平米的单间。每天上班前，我把房子锁了，把母亲和她的世界全关进小屋里。母亲不喜欢见人，也从没嚷着要出门，她好长时间都不知道我把门锁着。

母亲记忆力好，为说服她好好吃药，我用尽所有谎言，后面说话还要注意圆谎，为此我写日记记录。很多时候，母亲在仰头大骂，我心烦意乱地做饭、打扫、看书，尽量避免说话，我太害怕成为她的仇人。

 

慢慢的，母亲不好好吃药，生命的鲜活回到她身上，她不再反应缓慢，越来越密集的咒骂在空气中震荡，我像一面被不停敲打的鼓。母亲幻听中的世界，越来越真实地发生在周围。

“你听，那个嫖客骂我是骗子，旁边的*****在帮他。她笑得开心死了。楼下的人听了这个男人的话，信了，也一同骂我是骗子。没人相信我了。”

“我相信你，也许人家不是在骂你。这里没有人见过你，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住着你……”我试图小心翼翼引导她。

“你不帮我骂！就知道大声跟我喊，骂你妈……”

我的世界轰然倒塌，什么也不敢说。母亲骂累了，睡去了。醒来后，她或许忙着应付骂她的人，我感觉我们的敌意淡化了。

“妈，你看阳光多好，出去转转吧！”我对已经有些臃肿的母亲说，她发胖得太快了。给母亲戴好帽子，穿好冬衣，我领着她像准备打仗一样出发了。这是母亲来北京第一次出门。

我们走进还未建成的公园，还带着野性的树木，将太阳光像波浪一样迷离地呈现，让人一下子得到快意。

我也看到了母亲的快意，她慢慢地走着，也许正在回忆曾经行走的酣畅。她说过，骨折后，腿不再像以前那么有力量。北京的楼太密了，这也使她害怕。

我和母亲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几乎看不到人影，世界显得安静、宽大。我们坐在风里，慢慢感觉到自身的消失，乌鸦、麻雀们的声音异常宏大。

3

 

许多租客投诉了，房东终于不愿意收留我们。

我开始一日一日地找房子，北京那么大，哪里能找到没有人的地方？终于，我在广告栏上看到一辆房车出租，我很快去看了房。它在北五环外一个破败的园子里，园子深处藏着一栋栋独立的房子，一个月房租一千。房子前还有院子，可以种花种菜。

这里基本上是偶尔度假的人，才会住一段时间，我感觉它是为我定制的。没有人的地方，才是属于我们的。

通勤的路更长了，每晚我从繁华的北京二环一直北上，在路灯和车灯的转弯处，一下子进入猝不及防的黑暗、一条由葡萄架搭满的通道。

 

图 | 葡萄架长廊

穿过葡萄架，我来到母亲睡着的窗口，轻轻地呼唤“妈，妈”，然后便听见“咚咚”的声音，像熊一样的脚步声，由卧室来到门口。母亲不开灯，她的两只眼睛就是灯。

我走进屋，打开灯，天气一天天暖和，母亲只穿着内裤，赤裸着身体。我拥抱她，吻她年老而幼稚的额头。她笑着，迫不及待与我对话：“我一个人心急，你来了就好。听到你的声音，我就高兴。”

她从厨房端来凉拌苦苦菜，是她白天从园子里摘的。她还在门前种上了几棵黄瓜，黄瓜很快爬上了小露台的木栏杆。

“今天老家的那个*****不停骂我，我真想去杀她……我附体的毛鬼神今天说，你要结婚的对象在南方……”母亲照例无边无际地说着。

周末的时候，我们钻进树林里，母亲摘野菜，我躺着看书。我总是对着蓝天祈祷，母亲的病不要再恶化下去，我愿意永远陪着母亲走下去，愿意一生不婚不育，把她当做我的孩子。

 

图 | 租的房车

可母亲的药断断续续吃完了，病情不可遏制地恶化。我带母亲到回龙观医院看医生。医生随意检查了下，就开了药。我了解到在这住院的话，押金五万，每月得交八千。

刚取的药一吃，母亲的腿就抽筋，她马上翻脸，医院也不去了。我自己跑到医院，医生也不给换药，必须要母亲本人去。

母亲的幻听以迅雷之势加剧，我的话她听不见了，跟她吵架的人实在太多。一次，我还发现母亲睡在地上，她说：“来的神仙太多，床上睡不下了。”

有一天我回到家里，母亲正在门口对着天空磕头，她一看到我就喊：“赶快磕头，神仙发怒了，要杀了你。你买的《圣经》我也烧了，神仙现在不让我信基督，快磕头，跪两个小时。我已经磕了两百个头了。”

我被“烧了”这两个字惊到了，她要是放火把房子点燃了怎么办。见我愣着，母亲一把抓了我过去，叫我跪下。我怒了：“*****的神仙，有种你把我现在就打死。”

母亲比我更愤怒，雨点般的拳头砸在我身上，抓着我的长发往地上撞。一瞬间，我所有的委屈、黑暗，都爆发了。我推倒母亲，掐住她的脖子，吼道：“不要活了，都不要活了，掐死你，我去自杀。”

我一直掐到母亲翻着白眼，流出眼泪，反抗的力气弱下去，忽然松了手。我久久地哭着，把到北京一年来的痛苦全都往外倒，像遇到车祸一样尖叫。

辞职后，我带母亲回到老家，把她哄进了医院。县城没有精神病院，母亲住进的医院是福利院性质的，住院费可以报销，家属只出生活费。

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便去了远在西藏阿里的男朋友那里，半年里谁也不见。

4

 

2016年，我到拉萨工作生活。有位朋友告诉我，他的父亲也是精神病患者，曾经也跟我一样跑了各种医院，没能治愈疾病，后来遇到一种营养学疗法，他父亲吃了两年多药，出现奇迹，现在可以正常生活。

这时我本对母亲的病不抱任何希望，忽然的光亮，让我又做了一次大胆的决定，把母亲接到拉萨来。结了母亲的住院费，取了上万块的保健药，我再一次身无分文，带着母亲坐上去往拉萨的火车。

“我已经来过西藏，好像是2008年吧，被一个男人带到他家里做女人，我不喜欢那个地方的风景，就走了。我没有身份证，班车不要我，火车也不要我，我只能步行走出西藏，走出青海，又去了我熟悉的银川……”母亲有点骄傲地说。

刚从医院出来，她还处于治疗后的呆滞状态，还没有更多的幻听幻觉占用她。

 

图 | 母亲在拉萨

根据营养医生的安排，我每天准时给母亲喂药，并撒谎：“妈，这是我给你买的营养药片，帮助你恢复精神病药后遗症的。”她对利培酮、奥氮平、氯氮平等白色小药片很熟悉，看到我给她花花绿绿的好看药片，没有反抗地吃了。

大概一周左右，药物反应出现，都是医生所提前告知的状况，腹泻呕吐、头疼昏睡。母亲很快不吃不喝，说我在谋杀她。

我工作的地方距家有8公里，午休的两小时，我也要跑回去照顾母亲，晚上也不得安眠，很快我撑不住了。

看着迟迟不见好的母亲，我把她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这是西藏唯一有精神科门诊的医院。西藏不相信精神病，这是一个充满了信仰的地方，但是信仰拯救不了母亲。

我拉着骂人的母亲，来到精神科女医生面前，女医生笑眯眯且同情地听了我的叙述，说：“可能这是高原反应，我建议你去先检查排除一下。再说我们这里几乎没人看精神病，也没有住院部，我也只能给你开点药。”

在拍了肺部和脑部CT后等待的几个小时里，怕影响别人，我带着母亲到医院一个长满荒草的大坑里，她一会坐着，一会躺着，不停地对着天空咒骂，引来无数惊奇的目光，我局促地待在她身边。

 

医生反复看了片子，说：“什么事都没有，但我总不能不开药吧，那开几片健胃的药调节调节。”

为了说服母亲吃药，我开始和母亲同时服用。晚上工作完回来，我在小区门口就能听见母亲狮子般的怒吼，她想睡就睡，睡醒了就骂人，嗓子哑了，幻听却一日强似一日。她开始跟越来越多的神仙鬼怪吵架，跟所有的动物说话，唯独听不进去我的话。

吃饭前，一定要给她的众多神仙献上饭，如果不小心忘了，结局都是我跪着给她的神仙磕头赔罪。

总是在夜里，她忽然推门而入，叫我不要去上班，她听见周围有人要杀我。

总是在夜里，她忽然叫我给中央领导，给她的情人、仇人写信。

 

到2017年3月，我害怕自己变成母亲的样子，将母亲再次送回老家的医院，去北京给自己做了检查：中度抑郁症、中度强迫症。

吃药吃到月经不来，我立马丢掉所有的药，也决定让母亲在医院过完余生，我要调整好自己。

5

 

今年再次接到医生电话时，母亲已经在医院待了三年多。

每次去看她，我都很害怕，她必定要我接她出去，说有人要杀她，我只能找各种理由拒绝，带着被撕开的旧伤回家。母亲在只能看见水泥和灰色天空的每一天，都想着出院，现在终于要实现了。

救护车开了一百多公里路，颠簸着又痛苦又兴奋的母亲。经过父亲和继母的同意，我将母亲接到荒败已久的老家。家里的房子还是母亲在的时候盖的，二十多年了，现在它长满了青苔，长满了伤口。

我将母亲放在朝南的房子里，那里可以看见对面的青山，墙头的草，院中的梨树。母亲躺在我给她买的护理床上，看着玻璃外面说：“这里可以看风景，真好！”

 

图 | 老家院里的梨树

母亲要吃什么，我给她做什么，但是她能吃的东西太少了，我只能给她煮得很烂，剁碎，用勺子小口地喂。她所有的力气只够她转动脖子。

我曾经想，母亲跑不动的时候，才是我最轻松的时候。现在我确实轻松多了，但母亲却痛不欲生。她大小便失禁，因为小便疼，她不敢喝多水。我给她擦屁股的时候，她更是疼。母亲总是说，她晚上难受得睡不着。

但我相信，只要好好照顾母亲，她会一天比一天好的。我快速地拔掉院子的荒草，种上各种蔬菜，就像小时候母亲种菜给我一样。

母亲并没有等我，在出院的第24天，她吃早饭的时候对我说：“今天是我的日子，你不要怕，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我该走了。不要把我送到医院。”黄昏时，她忽然没有力气说话。我在慌乱中叫来村医，村医给母亲量了血压，说：“准备后事吧，熬不过今晚。”

我在该不该送医院中煎熬，终于等来了父亲。父亲只是默默地开始准备人死前的仪式，我们这里，人死在医院是不吉利的。最终我选择让母亲解脱。她受了那么多年的罪，我不想再延长几天。

这次，她可以做回快活逍遥的神仙，不用在常年的流浪中，捡垃圾卖钱，不用在风雪地里的洞里过夜，被光棍的男人带回家。

她出院后没有好好睡过一晚，那让她现在好好睡吧。

 

 

白 朵

爱草木，爱写诗，爱自由

 

 

 

 

 

成为贼

原创 张子鲤 真实故事计划 2020-09-26

 

 

 

 

大盗

 

 

 

2019年7月，张子鲤因酒后闹事，获寻衅滋事罪，被送进了昌平看守所。

欺凌、侮辱、体力劳动，起初，他跌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在这个聚集着诈骗犯、纵火犯、盗窃犯、毒贩的看守所里，他也收获了一些狱友的帮助、友谊，和他们的故事。一个博士强奸犯向他建议，不如进行一场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

2020年7月，即将出狱之际，他一共收集了522名犯人的数据。监狱里的信息几近透明，他在不停更换的狱友嘴里获取到了看守所近一半犯人的信息。

其中一项有趣的发现是：在他所统计的60余种罪行中，盗窃罪人数最多，占比14.75%，盗窃犯前科次数最高达到15次，有前科的占比55.84%——这代表了二次犯罪、职业犯罪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在监狱的一年里，他慢慢知悉了江洋大盗们的前半生。

1

“在你这个年纪，我就从没为钱发愁过，真的。”45岁的刘明海看着我，以为我不信他，一连说了几个真的。

2020年5月，在昌平看守所4区9号，对我讲起往事，刘明海掩不住兴奋。

夜深人静，刘明海和团队摩拳擦掌，他们闯进钢铁厂，运走钢条、铁块、成吨的铁粉；翻进电器厂，将尚未封箱的电视录音机一箱箱装上车；溜进汽车厂，一点一点，蚂蚁似的搬空所有零件……

有一次，在一个极其破烂的厂子里，他们发现了金疙瘩。其中一个同伙，仅仅将他们遗弃的金皮偷偷带走，就卖了五六万。

他记不得偷了多少厂子，多少次翻墙进入却发现空无一人，便像主人一样大摇大摆走出去，也算不清到底赚了多少钱。也许得有数百万，或者更多。

这次入狱，却是栽在一桩作案价值7800元的小案上。他是因为偷工地的卡扣进来的。他叹了口气，向我解释这次“失误”：“如果不是那傻娘们，根本进不来。”

卡扣有三千多个，一辆金杯车装不下，他不得不骑三轮车来装。结果，空的三轮车被监控拍了下来。两个同伙早刘明海20多天被捕。依他的判断，光凭空三轮车是不能定罪的，只要咬牙撑着，37天取保期一过，一定能无罪释放。

但人算不如天算，警察攻陷了同伙的老婆。警察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没多大的事儿，要是不说，那性质就严重了。

“傻娘儿们不懂”，刘明海说，刚一下车，就被抓了。当时，他刚刚回到河南固始县的老家。警察在他村上布控，惊动了村长，村长赶来替刘明海说好话：“这人在大牢里待了十几年，老娘80多了，一定要少判点，否则出来都见不到人了。”

按照市场价格，他盗窃的卡扣价格在7到8元，6000多个卡扣，大概在5万元左右。

固始派出所将村长的话带给了昌平派出所，昌平派出所又递到了检察院，检察院同情他，在刘明海的起诉书上打了7800块的作案价值。

法院开庭，宣判。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刘明海很高兴，刑期10个月，很少，按他的预期，至少得判一年半。

 

2

对成为贼这件事，刘明海刚开始只有朴素懵懂的感受：“那时候哪知道这个，家家都穷，都出去干……”

老家固始，河南省人口最多的县，承载着近2000年的厚重人文历史，被刘明海情绪化地表述为：“全县人都出去干。”

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这不妨碍刘明海做出选择。

从河南固始县到北京莲花池客车站，行程1227公里，用时11小时56分。上世纪80年代末，刘明海被邻居带上这趟客车，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淘金之路。邻居说，带他奔前程。前程，是钱程，也是贼程。

此刻，刘明海既紧张又兴奋，迷迷糊糊地，他似乎知道人生将翻开新的篇章，而其中书写的，并不是一个普通人该有的生活。

两个哥哥比他早几年来北京，干仓库管理员。1987年，他们偷走了厂里的8台进口电子设备，包括录像机和录音机。回到村里后，他们得到了一致的羡慕和赞美，不出意料地成了英雄。

到达北京，刘明海没有心情欣赏首都的名胜古迹，他必须开始打拼自己的前程了。

“害怕呀，能不怕吗？”回想起第一次工作的情景，刘明海至今仍心有余悸。

朝阳区的呼家楼、国贸，是他们的主业务区。邻居和刘明海分工明确。邻居负责撬开自行车的车锁，刘明海骑车离开。

“一直骑，别回头。”邻居对他说。

骑着自行车，刘明海的速度越来越快，树木被一棵棵甩在后面。心脏胸腔里剧烈跳动。他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便默默重复着邻居的话：别回头——其实，“也不敢回头，感觉有很多人在看。”

等发现回不了头，他只能那样过下去。他说服自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县出*****，那个县出毒贩，这个县专门造假鞋，那个县专门干盗窃。做生意、讨生活罢了，违法不违法的，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全村人”、“全县人”都干，抓得了吗？抓得完吗……

等远离了密集的人流，车停下来，刘明海才松了一口气，擦擦浑身的汗。这次盗窃，价值一百。他还年轻，拿得少，但能挣到钱，这让他感到高兴。干了几次，钱像雪球似的越来越多，习惯了，就不怕了。

“哪天能少得了十辆八辆？”他有些得意。

普通自行车转手卖只能拿到一百左右，而山地车可以拿到双倍的价格，干了一年多，刘明海和邻居的主营业务从普通自行车拓展到山地车，收入一下子翻了两翻。

但随后的一次同乡同行聚餐后，刘明海跳槽到另一个团队，目光转向国营、集体、民营的工厂，开始了另一种生意。工作地点由国贸、呼家楼面向全北京，时间从朝九晚五调整到半夜三更。

人往高处走，没什么能拦住刘明海由小偷的“小”变成大盗的“大”。

小大的变化，不是文字游戏的切换。二者之间，在业务方向和产出利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自行车、手机、电动车、钱包等业务本身价值低，偷一个，”撑死了也就一万”；而工厂、字画、奇珍异玩、保险柜、轿车等业务，利润可能是前者的数倍、数十倍。

“没有人管，随便拿。”游荡在北京城的90年代，刘明海很难用挑剔的词汇形容它。在他的脑海中，这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束缚，只能靠纯粹道德去约束个体的时代。

野心肆意生长，欲望遍地开花。

 

3

2020年6月6日中午，刘明海在生日这天等来了一碗寿面，吃了一口，便再没有动筷子。

他想起80多岁的母亲，她曾开过早餐铺，能蒸人间最美味的包子、做最好吃的面条。

但让刘明海记忆深刻的是她的性格，慈悲、宽容，这也为家族中的许多孩子带去了幸福和温暖。受母亲影响，成为贼后，刘明海依旧把慈悲、宽容当做箴言。

1995年，团队的钱越赚越多，野心越来越大，偷了那么多工厂，不仅没有被抓住，甚至连最初的冒险气息都消散得无影无踪。

有人便觉得，什么都偷，业务太过分散，光是踩点就耗去大量的人力成本。

有人提议，只撬保险柜，搞入室、抢富人、生意人的钱，提议得到了赞同。

保险柜业务的对象依旧是工厂、公司，工作时间定在半夜。而入室业务相对特殊。如果趁着做生意的主人不在家，那依旧是盗窃。

团队对该业务的定位是抢劫，只能趁着主人在家去。后来，经过实践，他们将入室的时间定在了黄昏晚饭时，偶尔中午也工作。

从95年到被抓，在撬保险柜和入室抢劫的来回切换中，刘明海和团队陷入了疯狂。

团队在业内有了名气，昌平某中学的混混也想加入。他们20岁左右，正处于荷尔蒙无法发泄的阶段，不要钱，“给钱也不要”，只是想让刘明海带着他们玩，包吃包喝包打台球就行。

“这几个小子下手狠，一进去就打。”刘明海对他们的业务能力勉强肯定，但采取暴力的方式违背了他的原则。

“只要我一去，就让他们别打。”在无数次工作中，刘明海恪守着母亲对自己的教育，慈悲、宽容，少用暴力。

正因为此，1999年末，北京中院在对其团伙的审判中，判处其中两人死刑、1人死缓、3人无期，刘明海是团队骨干中唯一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的。

看守所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刘明海会将一段人生、一个往事截断成好几个部分，每周说一点。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听他的故事，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他。

95年到98年，三年时间，刘明海的团队还是积攒了3条人命。

“有一次，翻进一家工厂，我们被一个看大门的发现了，老头，我们几个打他，往死了打他，让他别喊，又不是他家的东西，可这老头越打他越喊，我同案就拿起钢管，这么粗——”刘明海比划着，大概大拇指粗，“从他后脑勺敲，敲了两下，敲死了。”

又一个晚上，他们摸进一个宿舍，进了屋，就发现一排武警衣服。灯突然开了，队长坐了起来。他们这才发现里面睡着五个人。“我的同案上去一刀，就把这个队长捅死了，然后对其他人说，‘没你们的事，都躺下。’剩下的四个人就躺下了。我们关了灯，走了。”

回忆到此处，刘明海微微低垂着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的眼睛不大，朦朦的黑褐色，浑浊，这一笑，混沌的眼睛里多了几丝诡谲。

我忽然警觉，一个将慈悲、宽容当做人生信条的人，在同案残忍地屠戮生命之时，为什么无动于衷。

几分钟后，刘明海又走过来，脸上重新露出讲述老头被同案敲死的愤怒，看着我说：“真的，那老头就该死，多管闲事。”

我陡然一惊，浑身哆嗦起来，那之后的几天里，我都没有敢再和他说一句话。我深刻地感觉到，我们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图 | 看守所

4

在看守所，刘明海生活得很不舒服：“跑马都要被骂。”

跑马是看守所的术语，即遗精。那个晚上，刘明海跑马了，他脱下内裤去洗。因为只有一条内裤，洗完后，他光着身子上板睡觉，这一幕被监控发现了。监控室传来声音，命令他穿上内裤，他想解释自己没有内裤，会裹紧被子，但口音太重，对话在“什么”“啊”“听不清”的词汇里变成争吵。

“屁大点事儿都管。”刘明海很生气，他怀念在长春铁北监狱的生活。

1998年，团队中有人被抓，刘明海嗅出危险的信号，为了隐藏身份，他逃出了北京，投奔在长春扎根的二哥。

躲了半年，他还是被抓了，关进了看守所。他很后悔，一个商机和他擦肩而过——在收破烂中，他发现塑料瓶用机器打成塑料粒，从长春运到北京，两毛变成8毛，可以卖出4倍的价格，而长春汽修厂专用的塑料箱，两毛收6毛卖，利润有3倍。

干了半年，他已经赚到不少钱。“要不是进去，现在至少有几千万了。”刘明海唏嘘不已。当时，在长春，只有他一家做这生意。1999年末，刘明海被投送到长春铁北监狱服刑。

“跟家似的，除了没有自由和媳妇。”刘明海多次这样形容长春铁北监狱。

刚进去的头五年，他不想减刑，什么活都不干。躺在监室里，饿了，就下去拿现金买早点，包子、油条、豆浆、豆腐脑、馄饨，什么都有，楼下有两家摆摊的，互相竞争，所以东西做得很不错。

图 | 看守所里的食谱

吃完东西，他就睡，心里想20年怎么过，睡不着就起来看录像，看完了接着睡。

2004年，妻子寄来离婚协议书，他签了，没什么感觉，像行尸走肉一样。 

2005年，一个死缓犯成功越狱，夺车杀人，轰动一时。之后，监狱从严管理，刘明海也开始了两点一线的减刑生活。

电焊、炼钢、打磨钻石，他都干过，工作生活的状态，“就像在富士康。”和富士康不同的是，监狱里似乎更有人情味。

监狱里开运动会，得了名次能挣分，挣来的分能减刑。每年两次，监狱里请女子监狱的犯人来表演节目，又唱又跳，搞得跟联欢会似的，很温馨。管教对他也挺好，少减了半年刑。

高墙和铁网围成的这一方世界里，大盗刘明海，从最初的绝望、抗拒转变为接受、融入，继而习惯、依赖，完成这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蝶变，总共花了六七年时间。

正当他试图享受监狱生活带来的乐趣时，2008年，家人探视带来消息：父亲去世了。

5

父亲去世，在他混沌麻木的心中狠狠划开一刀，伴随着鲜血淋漓的疼痛，他总算活明白了，决心出狱之后，踏实做人，正经做事，平淡生活。

然而，2014年末，真正出狱后，他再次陷入了混沌，现实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变化太大。

他无法适应。

兄弟姐妹给了他8万，让他先不要工作，好好放松放松。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刘明海不知道把钱花到哪里去；儿子已经成年，他缺席了儿子的整个童年、少年期，该好好补偿补偿，可儿子似乎不愿意和他说太多的话。

北京城到处是高楼大厦，到处是噪音，到处都人满为患。他去了呼家楼，去了国贸，那是他确立贼的身份的地方。

但，那里已经变成CBD，首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曾经，他是这里干盗窃最出色的那个，人人最恨的那个。现在，他被时代抛弃了。

刚出狱时，头上还是密密麻麻的黑头发，两三年过去，天天发愁，一把一把掉头发，中间秃了顶，剩下的几缕头发也全白了。

盗窃不能再干，他只好先跟着姐夫，做收破烂的工作，姐夫给他开工资，每个月一万五。

干了不长时间，他觉得又苦又累，最重要的是收入不高。干脆自己单干，收矿泉水瓶、铁皮、酒瓶。二锅头酒瓶利润最大，一毛五收，三毛五出。足足九个月，累得脱了相，总算赚了十几万。

儿子还没到结婚的时候，钱留着手里，似乎变成了负担。他的同行、同乡陆续找上门来，推筒子，斗地主，很快，他将这笔钱挥霍得一干二净。

一天晚上，刘明海正在睡觉，手机突然响起，他接过，是同行的电话，让他赶紧过去，干票大的，发财。

时间定格在凌晨一点半，收破烂的刘明海，重新回到了大盗刘明海的躯壳。

新的团队依旧以地域为纽带——都是老乡。拉石头，在一个破旧的厂子里，团队有人发现了两块奇石。石头拍照，接收方鉴别后，一块为真，一块为假。

石头很重，不得不用圆木棍垫在石头下，靠最基础的物理运动，让它更快地滚进车里。开车，拉到指定交货地点，那边车已经在等待。

从偷窃到完成交易，走的是流水线。

事后，这个大家伙卖价22万。刘明海抿着嘴一笑。

他们曾经去偷一个价值百万的大石头，因为太重，叉车也弄不上去，

“只能算了。”刘明海不无遗憾地看着我，我则从他眼睛里看见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很难说清楚黑洞里隐藏着什么。

直到盗窃卡扣，他又被扔进了监狱。对当前的中国形式，他做出了两个判断：

一．现在是经济社会，没啥别没钱；

二．现在是法治社会，干啥都别犯法。

以前在铁北监狱，刘海明吃了14年零10月的馒头，他曾发誓，再也不吃馒头，没想到，这次进来，又吃了10个月的馒头。

“再也不能犯法了。”刘明海对我说。

他喜欢做生意。当初被邻居带上那辆客车，他原本以为就是去做生意。不过，做生意赔本——坐牢，也没什么关系，做生意嘛，谁没个起起伏伏？

刘明海无数次劝儿子，“哪怕赔了，也是经验啊。”可儿子就喜欢上班，“一个上班族，能挣几个钱？”

他也想把亲侄子拉来做生意，侄子本科毕业，在山东一家国企工作，1个月工资七八千。他气不过：“这么点钱，大学都白上了！”

侄子有点犹豫，哥哥始终不同意，说国企稳定，但刘明海觉得，自己的观念才是现在的主流。

出去之后，他要先回趟固始老家，陪陪老母亲，养身体。3个月后，重新杀回北京来，做生意。

不过，现在是疫情期间，生意不好做。临出狱前，这个残忍又善良、精明又坦率、狡诈又真诚的大盗犯起了愁：

“嗯……看看吧，做点啥好……要是都不好做，就再狠干1年，攒够了，就再不干了。”

他眼里的黑洞从没有消失过。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 未完，明日继续更新

 

 

张 子 鲤

总是走在岔路上的人。